經濟失速、違約不斷 周小川是否還能頂住壓力？

一邊要保住政府7.5%的經濟增長目標，一邊要控制中國6萬億美元規模的影子銀行，兩難的困境考驗著周小川的智慧。

在過去的三個月中，從山西到福建，中國至少有10起信托產品徘徊在違約的邊緣。目前，影子銀行為中國一般的經濟增長提供者貸款，但7月的信貸數據暴跌反映出影子銀行業資金的緊張狀況。這就給周小川除了一個難題：要麽放松政策保持經濟增速，要麽守住底線。

彭博援引花旗駐香港的資深中國經濟分析師丁爽的評論稱：“央行如今進退兩難。一方面，央行是政府機構，必須盡可能保增長；另一方面，它比其他所有機構都明白信貸飆升的危害。這是一個棘手的平衡。”

今年，李克強總理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為7.5%。但由於工業產出和投資增長的下滑，房地產降溫以及制造業增速放緩，這一目標開始受到威脅。今天上午公布的7月工業產出同比增長13.5%，較6月的17.9%下滑了不少。

盡管沒有如預料地那樣大規模降息，央行近日在增加200億元支農再貸款額度的基礎上，還下調了支農再貸款利率1個百分點。這是央行兩度定向降準之後，首次明確提出“定向降息”。

據彭博，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曾表示：“進一步定向寬松，將廉價信貸提供給特定地區或類型的銀行，是最有可能的寬松政策。”

他評論說：“周小川是一個堅定地改革者，盡管很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都希望獲得廉價貸款，但周小川有拒絕他們的勇氣和政治擔當。他很清楚大規模的寬松必將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問題。”

近年來，在政府主導的大規模經濟刺激之下，影子銀行迅速膨脹。中國銀行業貸款占社會總融資的份額從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1%。

今年前7個月，銀行貸款的份額有回升至56.7%。今年7月，隨著委托貸款、承兌匯票等其他信貸的萎縮，銀行貸款甚至超過了社會總融資。

根據渣打銀行的研究，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的債務占GDP的比例約為250%，較2008年刺激之前的150%高出不少。

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評論稱：“中國央行正走在一條極細的鋼絲之上，當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矛盾的時候，他們會選擇保住短期目標，因為增長才是最重要的。”

巴克萊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常健也表示：“央行目前所做的還不足以支撐下半年經濟增長。如果危及到經濟增長目標，那麽降息是遲早的事。”

李克強對周小川尚福林稱：讓你們壓低利率是挺困難

繼國務院出臺政策加大扶持小微企業、中國央行一個多月以來首次下調中標利率後，中國領導層又釋放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信號。

中國銀行上海自貿區分行行長潘嶽漢透露，本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考察調研該行時對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和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說，讓你們把利率壓下來是挺困難的，但一定要通過改革來倒逼，讓跨境的資金有效流入以後，使得國內的資金成本加快降下來，這是最好的辦法。

今年中國政府更加重視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僅7月一個月內，李克強就四次提及“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問題，並在7月23日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確定了緩解企業融資難的十條舉措。本月1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出臺六條政策，在稅收、融資、財政、信息系統等方面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

李克強對周小川和尚福林上述講話當天，中國央行開展的100億元14天期正回購操作中標利率為3.50%，環比上期下調20個基點，這是今年7月底以來首次下調中標利率。

正回購是央行以一定規模債券作抵押融入資金，並承諾在日後再購回所抵押債券的交易行為。央行利用正回購操作可以達到從市場回籠資金的效果。較央行票據，正回購鎖定資金效果較強。

對於此次央行出乎市場意料下調中標利率，分析人士認為，釋放了引導市場利率下行、降低融資成本的政策信號，近期降息降準的概率下降。

上周末公布的8月中國數據普遍不如預期，“李克強指數”之一發電量年內首次負增長，工業生產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創68個月和13年來新低，主要行業工業增長均放緩。市場對中國央行降息降準的預期再度升溫。

但本周新華社評論文章公開批評外界期待降息的論調，認為是不信任中國改革。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也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貨幣政策要堅持穩健，不搞強刺激。

對於外界關心的會不會降息，陳雨露回應說，還沒有到下這個決心的時候。如果降息就是個強信號，對堅持新常態下貨幣政策預調微調大家會疑慮、混亂。陳雨露稱：

“（降息）能不這樣做就不這樣做，想點其他辦法，定向降準、公開市場操作等。讓廣義貨幣供應量M2保持在13%左右，預調微調的手段有的是。”

新華社發布陳雨露上述評論次日，市場傳出中國央行向工、農、中、建、交五大行進行各1000億元SLF的傳言。SLF是央行在2013年初創設的新工具——常備借貸便利，主要功能是滿足金融機構期限較長的大額流動性需求。

傳言稱此次中國央行期限為3個月。這類合計5000億元的短期貸款效力相當於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昨日建行董事長王洪章證實了上述傳言。

至此，通過以上下調正回購利率及5000億元SLF，中國央行已釋放維持資金面穩定與引導利率下行的信號，加之央行顧問陳雨露的不實施“強刺激”表態，預計中國央行近期全面降息降準的幾率較小。（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華爾街日報》：郭樹清或取代周小川 擔任央行行長

《華爾街日報》周三報道稱，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或將離任。前證監會主席、現任山東省省長郭樹清是新一任央行行長主要候選人。

該報道援引知情官員稱，中央高層正在考慮周小川的接替人選。前證監會主席、現任山東省省長郭樹清是主要候選人。

《華爾街日報》引述官員表示，該項人事變動預計將在下個月舉行的高層會議中確定。該官員特別強調，周小川是否離任還未最終確定。

公開信息顯示，周小川生於1948年1月。 從2002年12月至今，周小川一直擔任央行行長，是央行史上任期最長的行長。 2013年3月，周小川成為首位“三連任”的央行行長。當時，周小川已經正部級官員通常退休年齡。 

據《華爾街日報》，周小川“超期服役”的主要原因，是決策者擔心市場會出現劇烈波動。成功的央行行長離任時，市場往往會大跌。 

周小川任職央行期間，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改革，被海外媒體稱為“人民幣先生”。

美國智庫：即使周小川離任 中國貨幣政策也不會大變

多年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認為，即使未來幾個月中國央行會有新的行長上任，也不要期待中國的貨幣政策會有任何大的改變。

在中國進入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面臨持續的經濟下行壓力，市場人士大多猜測中國央行不會全面降息降準，而是將推出有針對性的定向寬松。是要增長還是要改革的爭論逐步升溫時，《華爾街日報》昨日傳出了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可能離任的消息。其報道稱知情官員透露，前證監會主席、現任山東省省長郭樹清是主要候選人。

對上述未經證實的消息，Lardy認為，即使高層確實在考慮替換人選，也不意味著周小川近期離任是板上釘釘的事。周小川的第三任央行行長任期本來就跨越了通常高層官員65歲退休的年齡門檻，如果這時離任倒有點讓人意外。

周小川的繼任人選方面，Lardy認為，郭樹清也支持改革，主張要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並且支持反腐。假如中國政府對當前貨幣政策的分歧很大，就不會選擇郭樹清這樣的改革派。郭樹清就任山東省省長以來從嚴金融監管，他青睞的經濟改革方式應該也是周小川青睞的那種。

Lardy指出，中國政府爭論的問題不是政府要看牢利率，而是利率應不應該更受市場影響。至於是否這次人事更叠體現出加快利率市場化之爭，Lardy認為，如果對利率市場化的速度存在巨大分歧，也不會選郭樹清出任央行行長。

從高層的立場看，Lardy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大力支持改革，即便經濟指標已普遍下滑，預計他也不會認同目前應全面貨幣刺激。當前的首要任務還是改革。而且周小川的看法也基本與他一致，周小川此前並沒有為外界對央行降息刺激經濟的呼聲所動。

假如郭樹清接任，Lardy預計中國央行的政策也會繼續保持下去，即更有可能體現政策的延續性。而市場可能要花一些時間適應央行行長的更叠。

Lardy認為，這對市場來說是略有點負面的消息，畢竟市場已經很習慣周小川，他傳遞了一種穩定的力量。不論是出席BIS的國際會議，還是和全球主要央行行長溝通交流，周小川都做得很好。郭樹清一時之間還難以立即起到和周小川完全同等的穩定作用。

雖然郭樹清上任後會稍有不同，但Lardy預計那只是短期現象，而且就貨幣擴張的速度來說，中國國內的貨幣政策還不會有什麽大變動。

何況，對中國經濟而言，更重要的是推行改革，不是央行的政策。Lardy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目標取決於多快推行結構改革，如果按日程推進改革，未來三到五年中國平均經濟增速可以達到7%-8%。（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周小川離任傳聞顯中國決策困境 高層或為穩增長放慢改革

（今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證監會主席肖鋼、央行行長周小川與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參加記者會。圖片來自中新社。）

近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被替換的傳聞凸顯了高層是先保增長還是推進改革的兩難困境。《華爾街日報》報道認為，為了保持7.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中國的決策者可能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

前晚《華爾街日報》爆出知情官員透露的消息：周小川可能要離任，中央高層在考慮他的接替人選。雖然央行迄今為止並未對此公開回應，但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清友的微博稱，央行辦公廳接近周小川的人士明確表態，易人報道不實。

此前多位經濟學家與官員認為，周小川不願為短期的經濟增長而影響推行利率市場化等改革措施。他抵制了此前市場降息等更寬松貨幣政策的呼聲，因為那樣做可能激化本已嚴重的國內債務問題，推遲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轉型。

無論周小川將要離任的消息是否屬實，中國市場的積極表現顯示，投資者預計，周小川離任可能意味著中國央行將啟動更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寬松的信貸環境通常是股市的利好。昨日滬深股指雙雙收複上周失地，上證綜指收盤創18個月新高。

與其說是周小川的去留牽動人心，不如說外界普遍關註中國央行未來的政策走向。分析人士對此看法不一。

華爾街見聞昨日文章提到，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專家Nicholas Lardy認為，作為傳聞中周小川的繼任候選人，郭樹清也主張要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如果對當前貨幣政策的分歧很大，就不會選他這樣的改革派。所以，即便央行行長換人，貨幣政策也不會大變。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則是提到，中國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張斌認為，

不論誰執掌央行，一切都要視經濟而定。如果經濟進一步疲弱，領導層也許不那麽願意推行可能產生更大系統風險的改革措施。

瑞銀經濟學家汪濤預計，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中國央行就會降息。她認為，

考慮到近幾年中國的杠桿和過剩產能大增，中國政府不願動用更強大的刺激手段也可以理解，但這種拒絕更有力刺激的決心可能面臨越來越大的考驗。

今年3月，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很可能在最近一兩年放開。可最近的經濟數據體現出，中國政府目前面臨比金融改革更緊迫的任務：穩增長。

本月公布的8月數據普遍不及預期，“李克強指數”之一發電量年內首次負增長，工業生產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創68個月和13年來新低，主要行業工業增長均放緩。

糟糕的數據顯示出，二季度中國政府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的積極影響大概只持續了一個月。6月中國經濟短暫企穩，7月又開始下行，8月的下行風險繼續加大。

華爾街見聞上周的文章援引彭博本月初的調查結果稱，23位受訪分析師之中，將近半數受訪者認為，中國政府將無法達到周小川今年3月設定的上述放開存款利率目標。

當時該文章提到了法國興業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姚煒的觀點：

“中國政府關切經濟急劇下滑的風險，這意味著利率市場化取得進展稍顯不那麽優先。取消利率的限制可能意味著，一些企業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而政府一直在竭力降低這類融資成本。”

而對於周小川可能卸任的消息，北京研究機構Gavekal Dragonomics的分析師Chen Long認為：

“無論周小川何時離開，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都有限。但它將不可避免地給金融改革的進程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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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針對性預調微調

據中國人民銀行官網，央行行長周小川在發布新年致辭時表示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有針對性地預調微調。

周小川稱，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有針對性地預調微調，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保持合理適度增長，信貸結構繼續優化，有力促進了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中國央行還稱，11月三次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操作，交易量1660億元資金。

華爾街見聞11月21日曾援引MNI消息稱，為應對流動性緊張局面，中國央行向中國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興業銀行提供了500億SLO操作。

民生宏觀研究團隊認為，釋放SLO的短期流動性主要是平滑新股對資金利率的短期擾動。

央行在2013年初創設SLO，並在當年10月進行了首次操作。SLO原則上在公開市場常規操作的間歇期使用，期限以七天期以內短期回購為主，遇節假日可適當延長，操作結果滯後一個月對外披露。可參與機構包括12家中國大中型銀行。

以下為周小川致辭的原文：

周小川行長新年致辭

2014年的日歷即將翻過最後一頁，我們將迎來新年第一縷曙光。在這辭舊迎新之際，我代表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向人民銀行系統全體幹部職工，致以新年的祝福！向節日期間仍堅守崗位的幹部職工及家屬致以衷心的感謝和誠摯的問候！

2014年，我們在改革創新的道路上奮力前行。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人民銀行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中央銀行各項工作都取得明顯成效。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有針對性地預調微調，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保持合理適度增長，信貸結構繼續優化，有力促進了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存款保險制度等金融重點領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邁出新步伐。金融市場創新發展明顯加快，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顯著增強。人民幣跨境使用進一步擴大。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風險防範切實有效。金融服務和管理水平穩步提升。國際及區域金融合作廣泛深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取得階段性成果，人民銀行系統黨的建設、作風建設和內部管理再上新臺階。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人民銀行系統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準確把握、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和防風險，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更加註重松緊適度，適時適度預調微調。加快推進金融改革和金融創新，維護金融穩定，防範金融風險，不斷提升金融服務和管理水平，努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貢獻！

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幸福安康！

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行長：周小川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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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央行一直在盡力保證流動性不要過量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瑞士達沃斯論壇表示，中國央行一直在盡力保證市場資金流動性不要過量。貨幣政策有時會對包括股市在內的資產價格產生影響，但投資者更應該關註公司的基本面。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依然相對較高，他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持樂觀態度。

周小川指出，中國央行一直在盡力維持穩定的貨幣供應，防止太多流動性進入市場。但經濟形勢時刻在變化，所以央行有時候釋放流動性，有時候回收流動性。有時候這就會對資產價格造成影響，比如說股市。投資者更應該關註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周小川稱，逆周期性的貨幣政策可能會讓通脹達到預期的目標，但這並不是一定的。因為經濟還可能有結構性，就業和低增長等方面的問題。

他同意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的觀點，貨幣政策可以為結構性改革提供空間和時間，但不是萬能藥。“在這個意義上，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周小川在發言中指出，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和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是近期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的主要原因。

周小川認為，中國目前仍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各地房地產發展還不均衡，有的地方供應過剩，有的地方需求過剩。但總的來說，整個房地產業正在經歷一場周期性調整，全國範圍來看並不很嚴重，央行仍應保持穩定的貨幣政策。

周小川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可能對國內有一定的影響，比如石油相關的企業。許多市場參與者可能會覺得不確定性很強。但總的來說，還是穩定的。

中國是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大國，國際油價下跌有利於提升中國的GDP，創造更多就業。不過，低油價傳遞的價格信號可能不利於中國在風能、太陽能等領域的發展。所以，中國希望國際原油供需能夠更加穩定。

在被問及中國2015年GDP是否會超過7%時，周小川表示中國人大將在今年三月份討論明年的GDP目標。但中國央行相信，中國仍然可以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速，並推動結構性改革。

在談及中國央行政策溝通的透明性時，周小川提到，不同的央行會采取不同的溝通策略。如果利率已經低到零，就沒有了進一步降息的空間，通過語言溝通來引導市場就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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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周小川：絲路基金起步運作

專訪周小川：絲路基金起步運作

第一財經日報 楊燕青 聶偉柱 李德尚玉 2015-02-16 06:14:00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條分縷析地解釋了將探求“一帶一路”的投融資機會和市場化定位精妙融為一身的絲路基金。

周小川：絲路基金起步運作 不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本文來源：一財網，作者： 楊燕青 聶偉柱 李德尚玉，一財網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2014年11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與互聯互通有關的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2015年2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9次會議上強調，絲路基金要服務於“一帶一路”戰略，按照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的原則，搭建好公司治理架構，盡快開展實質性項目投資。《第一財經日報》獲悉，人民銀行牽頭籌建的絲路基金已經起步運作。

絲路基金是否如外界所言，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其布局和定位背後體現了怎樣的戰略構想?其運營模式如何選擇?架構如何搭建?與中投、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如何協同實現共同目標?財務回報層面考量，對絲路基金又有何種要求?

圍繞上述問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條分縷析地解釋了將探求“一帶一路”的投融資機會和市場化定位精妙融為一身的絲路基金。

去年底已開張

《第一財經日報》：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各方都高度關註起初並不見經傳、但寥寥數月就迅捷步入實施階段的絲路基金。最初謀劃絲路基金是基於怎樣的設想?其定位是怎樣的?目前最新進展如何?

周小川：去年12月29日絲路基金正式註冊，今年1月6日召開了第一次董事會，這樣就已開張運作。

外界非常關心，絲路基金定位如何，有怎樣的特點?應該說，“一帶一路”有發展和投融資的機會，是因為其中有不同類型的多元融資需求：有的需要借錢，有的需要援助，有的需要股權，有的需要混合型的，有的需要PPP(公私合營)。從項目層面看，在投融資的兩端必然是需求方和供給方，需求方缺怎樣的資金?供給方有怎樣的資金?資金打算如何運用?關鍵是看雙方能否匹配起來。投行的角色就是在中間做匹配,通過恰當的金融安排讓兩方的需求和供給匹配起來。

大家都知道商業銀行是做貸款業務的，多邊開發銀行也主要是做貸款融資的。近年來，多邊開發銀行，包括區域性的多邊開發銀行出現了一些變化，雖然像過去一樣主要做貸款，但是，有一部分開始涉足直投這樣的投資方式。比如，世界銀行過去做貸款，同時有一小部分業務是減貧和援助性的，後來它的國際金融公司(IFC)也做直投。泛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都有類似的嘗試。

從資金的需求方來看，現在有些項目希望尋找股權投資。就股權投資(直投)而言，比較多的是PE(privateequity)，通常其投資期限是7-10年，對於一些發展中國家中長期的基礎設施建設而言，就嫌短了一些，最好有一部分資金的期限能夠到15年或者更長。因此，從項目需求的角度看，存在對比PE期限更長的中長期資金的需求，比如說公路、鐵路建設。

從資金的供給方來看，由於全球儲蓄過剩(savingglut)，相對而言不難尋找貸款形式的資金，但通常其期限比較短，價格也相對不菲。而私人PE盡管各有差異，但總體而言，期限不容易太長。因此，缺少的是中長期的投資資金。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出現了一些期限比較長期的基金，例如一些產油國的基金，其中有私人的，有政府的，也有準政府的，等等。

中國可以做一些做中長期的、以股權為主的基金。期限可以再長一些，瞄準一些有戰略意義的中長期項目。同時，股權投資基金也可以和別的融資模式相配合，例如，有了一定的股本比例，貸款也就相對容易獲得了。在“一帶一路”未來會有大發展的背景下，需要將一些可以做出中長期承諾的資金，用於“一帶一路”有關的項目和能力建設，包括相關產業行業的發展，也包括通信、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總之，有這方面的需求，絲路基金也就應運而生了。

是投資周期更長的PE

日報：絲路基金和國際上哪一類基金長得比較像?

周小川：要說和誰長得比較像?和世行的IFC、非洲開發銀行的共同發展基金、中國搞的中非發展基金有點像，當然這些基金往往來自少數若幹出資者，而不是向公眾公開募集資金。從行為方式上看，這些基金沒有太短期的需求，時間眼光上比較長一點，因此會偏重股權投資，且往往不偏重於股市中上市公司的股權，而偏重於較為初創(綠地項目、棕地項目)和未上市的項目。這些恰恰都是PE的特征。

日報：絲路基金走出去的時候，希望外部世界如何看待它?

周小川：外界可看它為PE。當然，也存在著我們自己怎麽看它，和它要求我們怎麽看它的問題。新加坡的GIC來中國的某些投資，就希望我們把它看做PE。絲路基金走出去，我們希望別人把它看作是一種PE，但是比一般PE回收期限要放的更長一些。

日報：絲路基金目前設計規模為400億美元，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中，外匯儲備通過其投資平臺出資65億美元，中投、進出口銀行、國開行亦分別出資15億、15億和5億美元。使用外匯儲備是出於什麽考慮?絲路基金歡迎怎樣的出資方?

周小川：誰有積極性來出資設立這樣一個基金，主要看誰有可做出中長期承諾的資金。中國外匯儲備比較多，可以拿一定量的小比例來做中長期項目直接投資。外匯儲備管理的大原則還是安全性、流動性、保值增值。但是既然多了，就可以拿出來一小部分用於一些期限比較長的投資。中投、口行、國開行也都有這個積極性，第一批也都加入進來了。

還要看誰有知識和經驗來做這個基金。有的機構可能也有直投資金，但在絲路這個領域沒有知識和經驗，可能就不會有參與的想法。而口行、國開行長期在周邊國家以及海外投資，多年來始終關註新興市場的投資機會，並且對情況有一定了解，他們看到這里有機會，就很積極。當然，他們的資金來源和外匯儲備、中投不太一樣。

其他機構如果願意加入，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拿出的資金和承諾是類似性質的就可以，可以在第二期、第三期加入進來，或者在子基金層面上形成合作。

日報：這樣看來，放諸時日，絲路基金的總規模不一定是個固定數?

周小川：這個事要動態來看，因為絲路基金的發展將是動態的。如果供求雙方有好項目，又有資金來源，就可以持續做下去。當然，PE在管理和計算回報時是按每期的資金分別來做的。絲路基金有一個特點是投資期限比較長，是需要有回報的，其做的項目也要有效益。只不過是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效益和回報，它目前不含有外援性或捐贈性的資金來源。

中長期體現合理回報

日報：那麽回報率介於PE和儲備之間?

周小川：主要是回報期限比較長，從回報率來講，要求不一定高，但是由於期限長，可以拿到長期的回報。一般而言，一些期限比較長的項目，初期可能拿不到回報，最初幾年是寬限期，但到了後期，回報可能會比較穩定。就比如中東的某些基金，也是需要回報的，只不過對回報的需求沒有那麽急切。絲路基金將來與這類基金也有合作機會。

從需求的角度看，傳統絲綢之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而“一帶一路”這個提法很有遠見，在地域界限上沒有嚴格設定，有靈活性，覆蓋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總體來看，這是一個使得中國更加開放，推動各國共同發展的機會。考慮到“一帶一路”的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較大，產業合作和發展的空間很大，也有創造就業的大量需求，這個戰略的推進符合大家的利益和共同努力的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了一些長處和經驗，若能將其用於幫助其它發展中國家，會助益大家的共同發展。此外，一些產品和服務的市場有區域性，但需要前期的開發，這種機會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較多，因此通過產業合作、分工、相互融合，當地的市場有機會就能發展起來，所以，絲路基金除了有供給，有需求，還體現了克強總理剛在冬季達沃斯上強調的開放包容和合作共贏。

日報：絲路基金是主權財富基金嗎?

周小川：絲路基金目前未使用主權財富基金的概念。主權財富基金有一定的國家色彩，它強調“財富”的增加，多數主權財富基金在股票、債券、並購上有顯著的配置。絲路基金可能會更註重合作項目。當然，也要避免概念上產生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別人說你是主權財富基金，你的錢給我，就算是國家援助了。絲路基金在外還是應大致上看作PE，是回收期限更長的PE。

日報：但是PE背後一般沒有國家戰略。

周小川：對中國而言，國家戰略並非只強調中國的利益，而更加強調對外開放，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也是全球經濟未來趨勢的重要組成部分。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的意義就是通過貿易發展，實現大家互利共贏，因此，未來絲路基金管理層在選擇項目的時候，顯然也會建立在互利共贏的理念之上。“一帶一路”已逐步在若幹國家領導層面上形成戰略共識，而對絲路基金來講，這是投融資的機會。為此，戰略是更高層面上制定並推行的，絲路基金則是抓住機會，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務。

不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

日報：有些人把絲路基金稱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這是否一個恰當的提法?

周小川：我認為這個提法不恰當，“馬歇爾計劃”是二戰之後美國特殊地位的產物。今天，中國人均GDP約7000美元，位於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在全球的情況和當年美國有很大不同。

中國的一大特點是儲蓄率高，這有一系列的原因，有人解釋為預防性儲蓄，有人解釋為文化價值觀所致。儲蓄率高，一部分資金就會走出去，外匯儲備就要走出去。這是由宏觀經濟恒等式決定的：儲蓄多，要麽用於國內投資，要麽用在國外投資，其中包括外匯儲備的運用。外匯儲備往往是通過凈出口的差額積累而來，從宏觀經濟恒等式看，其根源之一是儲蓄率高。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有人批評我們儲蓄過剩，這個批評是否成立暫且不論，儲蓄率高有其長處也有短處，但這是不是最佳選擇、是不是最佳資源配置?取決於你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既然儲蓄率已偏高，外匯儲備比較多，而且也不是短期能夠改變的，就需要有一部分用於走出去，把資金拿到國外運用，這就是絲路基金要做的事。

中國的人均GDP在全球才剛剛算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我們還在努力“奔小康”。因此，從本質上說，絲路基金和“馬歇爾計劃”不一樣。

日報：絲路基金運用外儲走出去，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人民幣也正在加速走出去，有沒有一些機制和安排可以讓人民幣和外儲結合走出去?

周小川：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如前所述，有貿易順差就可能會有儲備積累，儲備積累要麽在國家手里，要麽在民間。在國家手里，要走出去，在民間手里，民間也會走出去，這是同一道理。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勢頭也開始了。這時，就出現了新情況，多出來的儲蓄可以不表現為外匯順差收入導致的儲備積累，而是直接以人民幣的形式走出去，這中間會有一部分人民幣對外匯的替代。不過，目前總體來看，大邏輯還是從儲蓄偏多到國際收支順差，然後到外匯積累(包括民間和官方)，然後是外匯走出去投資的擴大，這是主線。

日報：在絲路基金的對外投資中，人民幣和美元可以共同使用嗎?

周小川：現在暫時走的還是兩條路，雖然背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人民幣走出去的基金目前有兩個，一個是上海的賽領基金，一個是雲南的雲盟基金，兩者都是人民幣直接走出去尋求投資機會的基金。不排除將來還會有更多人民幣基金走出去。從長遠來看，有一天中國的對外投資會不以幣種為主要特征。不過，目前來看還是有區別的，絲路基金是外匯為主的對外投資基金。

不謀求成為多邊開發機構

日報：絲路基金是否謀求未來成為多邊開發機構(MDB)?

周小川：目前沒有這樣的想法。第一，多邊開發機構以貸款為主，絲路基金以股權為主。第二，多邊開發機構在其架構下各國都要參與出資，但在PE類基金，由那些有資金且想投資的主體加入，往往主體個數有限;只需要接收投資的，可以拿好項目來吸引資金，就沒必要加入投資者的行列。PE的概念就是不搞公開募集資金，為此，結構上和決策上相對更加簡單靈活。

若是多邊開發機構，還會有國別覆蓋、政治考量等平衡因素，但PE類機構，就看哪個項目好，項目該做的基礎工作做到了，既對當地有好處，中長期來說也有合理回報，就可以投。清晰簡單，不需要太多的平衡術。

日報：國內外的類似投資者都可以通過市場化方式加入絲路基金?

周小川：對，道理上，資金可以來自不同主體，但相互之間會需要一段觀察期、磨合期，看是否誌同道合。不過，絲路基金不會刻意追求多邊國際組織的代表性和待遇，例如稅收、人員地位等方面的優惠。當然，一般PE都不會要求這些，主要靠技能，入鄉隨俗。當然，如有優惠政策我們也樂見其成。

未來可設子基金

日報：絲路基金如何匯集人才?高層人員來自何方?

周小川：首先，央行起了牽頭籌備的作用。絲路基金成立之後會獨立運作，企業化運作，包括其人才選用。首先它要回答要什麽樣的適用人才。我認為它需要優秀的混合類人才。絲路基金需要這樣的人才：第一，既然是做投資，就得懂投資、懂金融、懂財務;第二，主要做國際投資，就要懂國際，對特定國別有了解，有知識和關系積累。第三，還有很重要的一條，要懂點工程，特別是工程項目的財務，熟悉工程的可行性報告和財務報告等等;第四，投資的項目分布不會是天女散花，會集中在幾個重點行業，因此需要對幾個重點行業有一定知識或經驗;第五，最好有適用的外語，才易於出去打交道。

不難看出，目前在這些方面樣樣在行的人才稀缺，那麽當前只能靠拼盤，要想辦法把有不同特長的人湊起來，靠合作，靠互補，靠再學習。口行和開行這些年在傳統的絲綢之路一帶積累了不少經驗，在國別、政治、經濟、法律、人脈上有一定的基礎，同時也懂行業，了解項目融資和項目核算。人民銀行對國際業務有一定積累，有國際人脈，也懂金融，但是在項目方面基礎較薄弱。因此，絲路基金這個經營團隊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要綜合搭建。

即使匯聚了各方面的人才，也難以覆蓋所需行業對人才的各種需要，因此在某些行業的項目投資中，絲路基金可能會設立子基金。一種子基金是以某行業為切入點，例如，選擇電力方面的項目較多，就可以選用電力行業的部分人才，加上金融人士，還有了解國別的人才，組建電力子基金，直接負責管理一部分資金。另一種子基金可以基於區域，例如一些人才對某一區域非常熟悉，有相當多的當地人脈，就可以做一個該區域的子基金。子基金的好處，一是有利於搭建專門團隊;二是有利於財務核算，建立有效的激勵和考核機制;不需要把所有人都放到高層管理架構中去。絲路基金頂層可能偏重融資結構、財務管理、戰略布局和風險總控等。

日報：未來絲路基金和口行、開行主要是協同還是競爭關系?

周小川：是協同。口行和開行的業務仍以貸款為主，但這些年也發展了直投，例如開行的國開金融、非洲發展基金和口行的東盟基金等等，他們過往的積累有利於絲路基金未來的發展。

雖然競爭無處不在，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協同：一般項目都需要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相配合，設想一下，絲路基金聯合其它投資者共同投資股權，這時，一些本來因缺少資本金而難於獲得貸款的項目就容易啟動了，這時口行和開行可以跟進發放貸款。中投也可以附加參與一部分股權投資。將來如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啟動了，絲路基金也可以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安排做股權或債權投資上的合作。如此一來，未來大家之間更多是協同和配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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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郭樹清的崢嶸歲月：1991年世紀大討論

回憶1991年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系列座談會

作者：郭樹清   本文來源：陳君、洪南編《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年回顧》，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12月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距今已經整整20年。這個目標的明確提出，是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鄧小平理論，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和實踐，大膽展開理論探索的結果。其中，1991年江澤民同誌主持召開的系列座談會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根據我自己的筆記和其他有關資料，對會議的情況作一概略回顧，細節未必記得準確，歡迎其他同誌斧正。

1991年屬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挫折時期。之前兩年經濟增長緩慢，國內市場疲軟，國外受到西方制裁，蘇聯“八一九”事件之後，國外一些人更以為中國垮臺指日可待。年初，鄧小平同誌在上海談話時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麽回事。然而，國內經濟界、理論界和宣傳輿論界，對改革的看法並不一致，出現了不少迷惘、模糊和錯誤的思想。一部分真誠的具有理想的黨員、幹部，包括我們的父輩和同事，認為市場化就是資本主義化，繼續開放無異於繳械投降。在這種氛圍內，不要說實施改革的行動，就是理性平和地討論問題也比較困難。10月中旬，正是秋風落葉時節，我們接到了江澤民同誌召開座談會的通知。

一定要睜開眼睛看世界

10月17日，江澤民同誌在會議一開始就說，我們這個會是內部研究，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實事求是，怎麽想的就怎麽說，會議也不做結論，主要是聽大家的意見。隨後他明確指出了會議的三個專題：第一，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第二，蘇聯東歐劇變的原因和教訓；第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座談會為什麽從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開始？江澤民同誌點明了要害，研究資本主義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列寧說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但是二戰結束以後，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生產力還有了很大發展，這個問題不能回避。

劉國光首先發言說，1950—1990年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平均達到約4%，比1870—1949年高出約2個百分點。吳敬璉接著指出，在1890—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劃一條線，二戰前波動很劇烈，二戰結束後比較穩定。王慧炯介紹了美國資本集中浪潮所采用的水平兼並、垂直兼並、傾斜式兼並三種模式。張卓元著重從經濟目標和社會策略的角度作了分析。一些與會同誌認為，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於，戰後西方國家總結吸取了歷史教訓，對經濟體制和宏觀政策作出了調整，充分發揮了市場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認真對待社會主義制度挑戰、加強福利、緩和社會矛盾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

王慧炯指出，在發達國家，新技術的應用使大企業獲得了“技術租金”，改變了資本收益與工資開支的比例關系，促進了世界一體的市場形成。江澤民同誌十分肯定大家對科技進步作用的強調，他說：科技的重要性，我們總是認識不到位。比方說，電子工業，我看全國至今還沒有認識到其重要性。領導幹部知識水平不提高，對此就很難認識到。技術革命特別重要。二戰結束以後，科學技術發展太快了。上大學我學的是電機系，當時教科書還都是電子管的內容，沒有晶體管。現在呢？發展太快了。現在科技作用更重要了，不承認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不行。

林毅夫認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興起是戰後資本主義最引人註目的成就，但這並不代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成功，關鍵仍在於經濟發展戰略。楊啟先談到西方發展對我們的啟示，認為必須解決好穩定與競爭的關系，按照客觀要求及時調整有關改革和措施，社會主義也可以采用一些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做法。甄炳禧分析了戰後世界經濟超出預料的發展趨向，認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日益減少，貿易和投資的絕大部分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倪立羽談到，根據倫敦戰略研究所的資料，布熱津斯基預計，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四大經濟體之一，即中國、美國、歐洲和日本。將來亞太地區的安全由中國的興盛而改變，歐洲的衰敗將隨著蘇聯的衰敗而改變。大家對此進行了充分討論，多數人認為，要認真對待經濟國際化（少數同誌還提到全球化）趨勢，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經濟貿易活動。

我在發言中指出，戰後西方，人們的經濟社會地位發生很大變化，總體分布結構從“金字塔型”轉變為“洋蔥型”，收入分配則從“倒金字塔型”轉變為“倒寶塔型”。富人比從前多了，但是特別富的人少了；物質性、金融性資本的影響削弱了，勞動力資本特別是高級專業人員的勞動力資本的地位大大上升了；國家日益從市場經濟體系之外進入到市場經濟體系之內，宏觀管理成為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世界格局中兩極化和不平衡依賴迅速發展。啟示有四點：（1）經濟現代化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而科技的基礎是教育；（2）在不破壞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前提下，緊緊控制住總量關系的變化方向；（3）公平合理的競爭才能帶來高效率；（4）同種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

討論中，江春澤引用了智利中央銀行行長的一句話：在封閉的環境下搞現代化只能建成“烏托邦”。不少與會同誌指出，我們千萬不能把剛剛打開的門關上，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國，爭取最有利的國際環境。研究中國的任何問題，都要有世界眼光、戰略思維。事實上，江澤民同誌首先讓大家來分析研究外國，就是讓大家再一次睜開眼睛來看世界，資本主義為什麽沒有像我們預期得那樣走向滅亡，反而不斷攀上經濟發展的新高度？我們無法回避，而且作為局外人，觀察和評論可能更少一些主觀的東西。毫無疑問，這也貫徹了鄧小平同誌一貫倡導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基本方針。如果把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戰後的發展及原因搞清楚了，接下來，中國應當怎麽辦的問題也就更容易理清楚了。

如何吸取蘇聯東歐的教訓？

12月6日，會議開始進入第二個專題，討論蘇東劇變及其教訓。江澤民同誌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主持詞：我們一定要牢牢扣住一個問題，為什麽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經濟沒有搞得很好？蘇聯、東歐國家過去的經濟基礎比西方怎麽樣？有的差，有的還不差，為什麽後來都不行？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我們研究蘇東問題，怎麽能夠真正總結蘇東的經驗教訓，把社會主義理論搞清楚，這是很大的問題。

留蘇學習過的劉國光對蘇聯比較了解，在他看來，蘇聯垮臺有多方面的歷史深層原因，理論僵化、不改革、政治關系處理失誤、民族政策不當、黨的幹部腐敗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蔣一葦發言道：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經歷了重大挫折，有近因、遠因、次因、主因，“和平演變”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想一想，1950年代東方和西方究竟誰怕誰？蘇共覆滅根本原因是兩條，一是經濟沒有搞上去，這是根本的；二是黨脫離了人民群眾。中國為什麽能頂住，因為十多年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老百姓說：“左不滿，右不滿，回到家里還是滿。”他對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議，對中央工作也提出意見，非常坦率、真誠。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蔣一葦就曾經去南斯拉夫考察所謂“工人自治”，長達一個月時間。他主張企業本位論、職工主體論，提倡民主經濟或者經濟民主，更堅信共產主義理想。他對於把商品、資本、股份制和市場經濟都貼上資本主義標簽很不以為然。同樣的話，他說出來具有莫大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其時他已罹患絕癥，是從醫院病房直接來開會的。

吳敬璉、王慧炯等認為，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沒能把經濟搞上去，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傅豐祥列舉了許多財政經濟數字，說明蘇聯經濟惡化的原因在於體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戰剛結束時，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奧地利高10%，東德有一段時間比西德恢複發展得還好，匈牙利曾經也與西歐其他國家相差不大。崔琦說，蘇聯的演變與東歐不太一樣，是蘇共自己領導下發生了政權更叠、國家解體、經濟崩潰。千百萬人的價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根子是體制問題、結構問題，不是工作問題。蘇聯對科技不重視嗎？不能說不重視。對農業不重視嗎？從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蘇共中央就農業問題發了200多個文件。

周小川對比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思維邏輯，在他看來，資源配置和激勵機制是分不開的，必須要靠改革開放把社會主義經濟搞上去。江春澤認為，蘇聯沒有把資源配置方式與社會基本制度區分開來，總是把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看作是社會主義。宦國英、張卓元等同誌認為，蘇聯經濟建設失敗根本上還是體制效率低下，計劃分配資源。聽到這里，江澤民同誌說，社會主義如何把勞動生產率搞得比資本主義還高，這是個大問題。蔣本良特別強調了黨的建設問題，他認為蘇共長期沒有從革命黨、國際黨的定位轉出來。

有同誌結合蘇東的政治問題談到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蔣一葦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沈晉福明確提出，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和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的，但是現在感到提經濟改革，內容比較豐富，說政治改革，文件中話很少。實際上，鄧小平同誌1986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有三個方面，一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三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鄧小平同誌當時就指出：“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江澤民同誌作了積極回應，他說，外國人來中國，特別是西方人來，總問我們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我回答說，中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他們許多人都不知道中國還有民主黨派。我們搞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當然要不斷發展。緊接著，江澤民同誌又談到腐敗問題，引用了古話，“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他說，我對腐敗問題感到十分沈重。“七一”講過反腐敗問題，十四大還得講。“七一”講話中，最得人心的就是這一段。

我發言談了蘇聯東歐經濟停滯的歷史教訓。主要看法是，革命和戰爭之後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基於政治熱情和軍事熱情，持續時間一長，信息、利益和動力都成了問題，整個社會都養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啟動改革，根本的矛盾已無法自己解決，社會各個領域都失去了對商品經濟的記憶。所以，必須堅持解放思想，不斷創新，如果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詞句上，我們的事業將沒有任何前途。堅持社會主義必須抓住根本，就是生產關系更適應生產力發展，創造更高生產率，按照最符合人類本性的方式來組織生產和使用資源，在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上能夠為全體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條件。離開這些實質性規定，去追求這樣那樣貌似有道理的東西，必將走入歧途。

在總結蘇東教訓的會議結束時，江澤民同誌有感而發地講道，這次會議我們大家都暢所欲言，開得很好。我們要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過去的歷史和經濟。蘇聯、東歐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只要我們真正吸取其教訓，堅持改革開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核心問題是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在討論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江澤民同誌始終強調，計劃與市場是核心問題。他說，總的感覺是，我們該放的必須放，該集中的必須集中。現在是應該放開市場調節的沒有放開，應該用計劃集中的沒有集中。我們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具體怎麽做是關鍵。我們有些東西該計劃管的沒有管，不該政府辦的事管得太多。

劉國光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著述頗多，他在詳細回顧了黨和政府各個時期就此問題的各種提法後說，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我們改革以來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我們改革最重要的基礎。楊啟先結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分析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認為，計劃與市場不是誰為主、誰為輔的問題。吳敬璉談到蔣一葦所總結的中國改革的兩個突破：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二是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他表示贊同。他希望中央把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定下來，應該恢複到鄧小平同誌、陳雲同誌改革開放初期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用的提法，強調兩者的結合，以此對新體制的基本特征和改革的基本經驗全面總結。經過討論，多數與會者認識到：現代商品經濟是有宏觀管理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在宏觀調控下發揮對經濟資源的配置作用。江澤民同誌非常認真地傾聽大家的發言，他敏銳地抓住一個要害問題：“十四大要把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內容說清楚。”

一些同誌還提出，應當由國內外市場信息來對經濟活動發揮引導作用，不能把責任都放在計委和信息中心。周小川巧妙地觸及到了姓“社”姓“資”的敏感話題。他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一是要改進並收縮計劃，二是要擴大市場調節的範圍，要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的同時，不斷發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他還結合國內形勢，談到重複建設、中央地方關系、財稅改革、工資獎金膨脹等問題。在這個時候，江澤民同誌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國家的大賬是誰來算，誰來管？是國務院還是計委算的？按道理計委要算這個賬。為什麽算不了？江澤民同誌嚴肅指出，各部門都從部門利益出發，無法搞好。

會議討論到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問題，吳敬璉轉引國家計委一位負責同誌的話說，現在的計劃不是牽牛鼻子而是擡牛腿，計劃不能和市場規律、價值規律對著幹。江澤民同誌尖銳地對亂上項目的現象提出批評，首長批項目是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遺毒。我認為，我們本事再大，也不能簡單一批就定項目，誰有這個本事？還有，研究要搞成真正的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可批性研究。首長批項目，往往有貪汙腐化，流弊叢生。他說，至少有兩點，一是首長批示上項目要堅決反對；二是地方的利益驅動上項目，問題也很大，要解決。

12月12日，我發言說到，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現在，一個符合現代商品經濟規範的新體制的基本輪廓，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這個新體制里，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通過市場，一切市場關系都受計劃調節，市場成為協調經濟關系的基礎機制，計劃就是間接型的宏觀管理。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勞動者參加生產活動並獲取與其勞動成果相符合的報酬；而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責是，提供包括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在內的非盈利性公共服務，開展宏觀調控及對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當前的條件非常有利於加快改革步伐，一定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時機，爭取用5年時間完成基本轉軌。

從多個角度研究經濟改革的市場取向

江澤民同誌特別註意從實際而不是概念出發來研究改革的目標體制問題。座談會涉及許多具體的經濟問題，多次提到農業問題、糧食問題、鄉鎮企業問題、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工業生產的質量問題、庫存問題、外貿問題、利用外資問題、投資項目的審批問題，以及民營資本投資問題、出口信貸問題，等等。在看似非常分散的議論中，江澤民同誌總會抓住問題的要害，最後總要回到政府和企業、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上來。

“你們猜猜看，巧克力上長了白霜還能不能吃？”一次會議上江澤民同誌向大家拋出這樣一個問題。早在解放前，他大學畢業就到一家食品廠工作，對生產、營銷、市場調研、客戶服務早有體驗。後來又到一家肥皂廠工作，再後來到輕工產品設計、汽車、電機和核電等單位及部門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濟政治工作經驗。當問題具體化之後，思想就容易統一，傳統觀念就容易轉變。

江澤民同誌十分重視農業和糧食問題，座談會上多次涉及這些方面。江澤民同誌說，糧食產量從8000億斤到9000億斤，用了6年時間，也就是1984—1990年，畝產增長率出現下降趨勢，而且幅度很大，這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林毅夫發言說，糧食問題不能放松，中國的糧食產量歷史上的波動大都在上下5%，最多是1959—1961年，達到15%，這是“大躍進”造成的。所以正常情況下，安全儲備最多占5%，也即500億斤。加上中國還有二季、三季產量，所以300億斤就足可以了。總之，許多方面是要由市場來調節，但是也有一些方面要由計劃來調節。江澤民同誌提到不久前開另一次會議時，發現現在人們說糧食太多了，我給他們潑涼水，不要說糧食多了。今年安徽水災，外國人就準備要看笑話，沒想到我們有幾百億斤糧食儲備。研究糧食儲備問題，多儲備，就得多拿錢。到底國家應儲備多少？我看我們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中央、地方都要有儲備，都要有責任。將來要各級負責，適量儲備，然後把價格放開。

能否提高實際效益，涉及庫存問題。江澤民同誌說，過去我搞過清產核資，庫存里有許多東西是廢品，沒什麽用處。生產了賣不出去，質量好的東西也經不住放。收音機、電視機，放上兩三年，可能就不能用了。由於江澤民同誌工作過的行業、企業非常多，他對我們自身體制和政策的優點缺點、利弊得失，有著一般人所沒有的深切體會。這段話對大家很有教育和啟發意義。對庫存的態度，差不多可以說是區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一個標尺，因為計劃經濟下人們只重視生產計劃的完成，不會重視銷售結果。國有企業真正做到銷售導向、按訂單生產，差不多花了20年的改革探索時間。

周小川發言談到就業問題時說，中國人口多，就業壓力大，但是潛力也不小，第三產業發展余地很大，目前的企業通過優化勞動組合也還有很大余地。這一問題引起了江澤民同誌的關註。他批評了科技人員隨意改行的現象，他說，青年知識分子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要到基層去，深入搞專業，要解決都想留在大城市的問題。他問道，我們過去大學畢業，都想到適合自己專業的地方，現在怎麽大家都想留大城市，都不怕改行呢？吳敬璉等回答說，關鍵還是個競爭機制問題沒解決，是一個制度安排問題。

也許與早期參與經濟特區和外貿外資工作有一定關系，江澤民同誌對於擴大開放的建議十分支持。在一些當時看來非常敏感的問題上，他的態度也異常鮮明。有同誌發言提到，現在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對我們貸款，提出要有改革開放內容的要求，一些部門一些同誌認為這不能幹。江澤民同誌說，這沒關系，我看可以幹，他們什麽目的企圖不要管，我們是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於我們有利，為什麽不幹？不要因噎廢食。有同誌談到對外援助，江澤民同誌說，我看以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就應當多用買方信貸或賣方信貸。我有一些實際的體會，例如1976年我就在巴基斯坦搞過電力工程。我看多搞外貿信貸比較好，推動我們的機電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有同誌插話說，對提供信貸出口機電產品給落後國家，各部門看法不一，計委、經貿部、機電部和銀行評價不一。江澤民同誌特別囑咐，這個事情可以協調一下，有個總的政策。我也可以做這個工作，大家一起商量，是可以解決的。

座談會上對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進行了深入討論。張卓元強調，要建立合理的價格結構，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總體上要堅持漸進改革，但分領域、分地區應當加快。李琮重點談了企業改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企業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而不是人為選擇的。陳東琪、劉國光等同誌談到，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公有制為主體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豐祥認為可以搞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特別要發展公有為主的股份制，調整稅收結構，研究擴大稅源；要搞活大中型企業，減輕國有企業包袱；加強股份制改造，因為這不僅僅是一種籌資方式，而是涉及計劃、投資、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產權清晰，企業才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

傅豐祥還特別指出：我國證券占GNP比重不到10%，主要是國債，股票才有40多億。但是，證券業要和銀行業分開，政府要設監督管理體系。交易所要打破地方限制，上市股票不僅要在股民之間流通，也要允許在法人之間流通。應當培養和建立一批投資合作社。交易開放程度要逐步擴大，先讓基金進來，然後機構投資人，然後個人，對外國人更要如此。關於股票和證券市場，江澤民同誌作了一段評論。他說，證券怎麽個搞法，我們要好好研究。目前定下來的是上海和深圳兩個市場。證券市場發展的幾個階段我都見過。解放前，我在上海就看過證券交易。芝加哥期貨市場，我也去參觀過，有1000多人，吵得不得了，比紡紗車間還鬧。股份制問題，現在不好簡單說什麽，恐怕將來要好好研究。在上海時，我專門開過幾次會研究股份制。上海當時搞的股份制都是些小打小鬧。我當時就提出過，搞大的行不行？我曾找過上海電機廠廠長談，研究能不能試驗股份制。要搞就搞幾個大的企業試一試。弄幾個比較有名的大企業試一試，我看翻不了船。

處理好著眼長遠的發展戰略問題

經濟體制選擇必然會涉及相應的發展戰略問題。大家在立足於中國經濟社會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的同時，也介紹了許多世界上的新理論、新概念。更重要的是，與會同誌都贊成，一定要面向未來，處理好改革、開放、發展、穩定等多方面的關系。

多數與會同誌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具有許多有利條件，如果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八五”時期的經濟增長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六五”、“七五”的速度，而且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都將處於“起飛”時期。但是，不少同誌在發言中也指出，政府不宜人為地追求高指標，過去已經吃過很多虧。江澤民同誌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意見，並且作了進一步的總結和概括。他說，經濟增長速度要有一個恰當的把握，既不能過慢，也不能過快。過慢不行，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慢了吃飯和就業都有問題，更談不上趕超發達國家；過快也不行，快了就會出問題，質量滑坡，能源交通都跟不上。江澤民同誌最後指出，關鍵是效益好不好，效益好，速度高點是好事，效益不好，速度很高，沒好處。

會上有人發言提到，西方發達國家白領雇員早已超過藍領工人，腦力勞動取代了體力勞動的主體地位，這與馬克思、列寧所處的時代已很不相同。陳東琪特別指出，西方發達國家共同的特點是對人才的重視，對發展教育和人力資本的重視。有的同誌在分析戰後西方國家發展時得出結論：由於人力資本的地位不斷提升，人們會越來越把教育費用看作是投資，對社會對個人都是如此，而且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資。然而，最終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培養出源源不斷的人才，能夠具有自己的創造能力，實現創新發展。江澤民同誌特別強調，國家必須尊重人才，個人必須奮力拼搏，要鼓勵青年到生產科研第一線，要教育留學生回國施展自己的才能。

許多同誌在發言中強調要增強競爭、鼓勵創造、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市場發揮更廣泛的作用，同時也關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和做好公共服務，江澤民同誌對此很贊賞，他後來回憶也說到，為什麽關於改革的目標選擇了那樣一個表述方式，在市場經濟體制前面堅持要加上“社會主義”，這不是可有可無。社會主義說到底，還要堅持按勞分配，互相幫扶，共同富裕。李景賢發言說，多年實踐證明，社會主義不是唱出來的、叫出來的。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很實惠，不能不看到西方的物質財富對老百姓的心理影響。與此同時，不少同誌也指出，必須看到西方國家高工資高福利帶來的消極後果，與會者一致贊成社會保障改革一定要早起步，要從國情出發。一些同誌還提到，從西方的經驗教訓看，在物質生活條件普遍富裕了的國家，人們在心理上並沒有增加多少幸福感，反而是精神疲勞代替了肉體疲勞，心理疾病、自殺、吸毒、社會犯罪、環境等問題十分嚴重。與會同誌提出，中國一定要盡可能地避免重複西方的錯誤，努力開辟新的發展道路。

倪立羽認為，要正確估計自身，抓緊時間把經濟搞上去，這樣才能真正防止“和平演變”。對此，江澤民同誌講了一段很重要的意見。他說，要做到胸中有數，要清醒，“和平演變”是危險的。但是絕不能有兵臨城下、草木皆兵的印象。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把經濟搞上去。一句話：財大才能氣粗。把經濟搞上去，就需要穩定，不能亂。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地區差別問題，經濟發展戰略一定要充分考慮地區之間的協調和平衡。當有同誌談到蘇聯國內聯盟與共和國關系時，江澤民同誌特別指示說，應該認真研究這個問題，一定要從中吸取教訓。有同誌介紹說，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蘇共領導人，長期生活在一種錯覺之中，他們以為蘇聯的民族問題解決得很好，其實正好相反。還有同誌提出要註意蘇聯解體對我國可能帶來的沖擊。江澤民同誌說，新疆、西藏、內蒙古、雲南，我都去了。我們的有利之處是，這幾年改革開放，邊疆地區經濟也有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不過，我也看到，比較下來，還是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更高一些，差距大了也是問題。可以看出，從一定意義上說，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醞釀了。

溫故知新有利於迎接挑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是貫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探索過程，也是一個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經典範例。歷史經驗再一次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始終富有飽滿的理想和熱情，擁有強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必須敢於正視現實問題，從實際出發，大膽創新。始於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經過10年的順利推進，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1988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雙重體制並存導致經濟秩序陷入嚴重混亂，1989年又發生了社會動蕩和政治風波，中國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進入了一個調整期，需要認真總結、反思，明確新的目標。這個歷史性的任務落在了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肩上。在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下，江澤民同誌從一到中央工作開始，就立足實際，認真研究思考如何繼續堅持改革擴大開放。在主持座談會的過程中，他緊緊抓住如何提高經濟效率這個中心問題，不時就一些體制和政策問題發問，有些時候甚至是自問自答。這個系列座談會是又一次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務虛會。

1991年是國際形勢動蕩的一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海灣戰爭使得國際時局變得愈加錯綜複雜，國內經濟、政治、社會面臨許多挑戰，內政、外交、國防工作頭緒極多。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江澤民同誌要處理的日常公務十分繁重。但盡管如此，他依然十分掛念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提法，以及如何進一步明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指導原則，在百忙之中堅持“抓大事、議大事”，在不到兩個月內總共抽出11個半天的時間召開座談會，無疑是非常不易的。同時，在一些重要的方針政策性問題上，他有意識地引導大家進行反複議論和磨合，真正做到了陳雲同誌所倡導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和“交換、比較、反複”。江澤民同誌也非常註意聯系學者專家，包括體改部門和研究機構。他曾經親自給國家體改委主持工作的常務副主任賀光輝打電話，了解國內外有關經濟改革的情況。江澤民同誌還前後幾次給陳錦華打電話，專門布置有關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調研。

江澤民同誌重視不同意見，善於溝通和交流。在會議的一開頭，他就告訴大家，咱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允許各種不同觀點，可以爭論。這樣做，不僅減少了認識上的差異和對立，而且讓人感到心理上比較放松。歷史經驗證明，黨的領袖和領袖集團，要正確把握大局，作出重要決策，必須密切聯系群眾，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善於傾聽各種意見。在廣開言路、從善如流方面，江澤民同誌、胡錦濤同誌都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整個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具有勇於探索、大膽創新的精神，真正做到繼往開來，與時俱進。胡錦濤同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為我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確定了基調。

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這為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指明了方向。

隨著黨的十八大的勝利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即將翻開新的篇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的歷史起點的時候，重溫21年前江澤民同誌主持座談會研究一系列重要問題的過程，給我們以許多新的啟發。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必將取得更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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