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1991年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系列座談會
作者：郭樹清 本文來源：陳君、洪南編《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年回顧》，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12月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距今已經整整20年。這個目標的明確提出，是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鄧小平理論，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和實踐，大膽展開理論探索的結果。其中，1991年江澤民同誌主持召開的系列座談會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根據我自己的筆記和其他有關資料，對會議的情況作一概略回顧，細節未必記得準確，歡迎其他同誌斧正。
1991年屬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挫折時期。之前兩年經濟增長緩慢，國內市場疲軟，國外受到西方制裁，蘇聯“八一九”事件之後，國外一些人更以為中國垮臺指日可待。年初，鄧小平同誌在上海談話時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麽回事。然而，國內經濟界、理論界和宣傳輿論界，對改革的看法並不一致，出現了不少迷惘、模糊和錯誤的思想。一部分真誠的具有理想的黨員、幹部，包括我們的父輩和同事，認為市場化就是資本主義化，繼續開放無異於繳械投降。在這種氛圍內，不要說實施改革的行動，就是理性平和地討論問題也比較困難。10月中旬，正是秋風落葉時節，我們接到了江澤民同誌召開座談會的通知。
一定要睜開眼睛看世界
10月17日，江澤民同誌在會議一開始就說，我們這個會是內部研究，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實事求是，怎麽想的就怎麽說，會議也不做結論，主要是聽大家的意見。隨後他明確指出了會議的三個專題：第一，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第二，蘇聯東歐劇變的原因和教訓；第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座談會為什麽從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開始？江澤民同誌點明了要害，研究資本主義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列寧說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但是二戰結束以後，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生產力還有了很大發展，這個問題不能回避。
劉國光首先發言說，1950—1990年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平均達到約4%，比1870—1949年高出約2個百分點。吳敬璉接著指出，在1890—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劃一條線，二戰前波動很劇烈，二戰結束後比較穩定。王慧炯介紹了美國資本集中浪潮所采用的水平兼並、垂直兼並、傾斜式兼並三種模式。張卓元著重從經濟目標和社會策略的角度作了分析。一些與會同誌認為，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於，戰後西方國家總結吸取了歷史教訓，對經濟體制和宏觀政策作出了調整，充分發揮了市場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認真對待社會主義制度挑戰、加強福利、緩和社會矛盾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
王慧炯指出，在發達國家，新技術的應用使大企業獲得了“技術租金”，改變了資本收益與工資開支的比例關系，促進了世界一體的市場形成。江澤民同誌十分肯定大家對科技進步作用的強調，他說：科技的重要性，我們總是認識不到位。比方說，電子工業，我看全國至今還沒有認識到其重要性。領導幹部知識水平不提高，對此就很難認識到。技術革命特別重要。二戰結束以後，科學技術發展太快了。上大學我學的是電機系，當時教科書還都是電子管的內容，沒有晶體管。現在呢？發展太快了。現在科技作用更重要了，不承認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不行。
林毅夫認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興起是戰後資本主義最引人註目的成就，但這並不代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成功，關鍵仍在於經濟發展戰略。楊啟先談到西方發展對我們的啟示，認為必須解決好穩定與競爭的關系，按照客觀要求及時調整有關改革和措施，社會主義也可以采用一些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做法。甄炳禧分析了戰後世界經濟超出預料的發展趨向，認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日益減少，貿易和投資的絕大部分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倪立羽談到，根據倫敦戰略研究所的資料，布熱津斯基預計，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四大經濟體之一，即中國、美國、歐洲和日本。將來亞太地區的安全由中國的興盛而改變，歐洲的衰敗將隨著蘇聯的衰敗而改變。大家對此進行了充分討論，多數人認為，要認真對待經濟國際化（少數同誌還提到全球化）趨勢，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經濟貿易活動。
我在發言中指出，戰後西方，人們的經濟社會地位發生很大變化，總體分布結構從“金字塔型”轉變為“洋蔥型”，收入分配則從“倒金字塔型”轉變為“倒寶塔型”。富人比從前多了，但是特別富的人少了；物質性、金融性資本的影響削弱了，勞動力資本特別是高級專業人員的勞動力資本的地位大大上升了；國家日益從市場經濟體系之外進入到市場經濟體系之內，宏觀管理成為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世界格局中兩極化和不平衡依賴迅速發展。啟示有四點：（1）經濟現代化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而科技的基礎是教育；（2）在不破壞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前提下，緊緊控制住總量關系的變化方向；（3）公平合理的競爭才能帶來高效率；（4）同種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
討論中，江春澤引用了智利中央銀行行長的一句話：在封閉的環境下搞現代化只能建成“烏托邦”。不少與會同誌指出，我們千萬不能把剛剛打開的門關上，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國，爭取最有利的國際環境。研究中國的任何問題，都要有世界眼光、戰略思維。事實上，江澤民同誌首先讓大家來分析研究外國，就是讓大家再一次睜開眼睛來看世界，資本主義為什麽沒有像我們預期得那樣走向滅亡，反而不斷攀上經濟發展的新高度？我們無法回避，而且作為局外人，觀察和評論可能更少一些主觀的東西。毫無疑問，這也貫徹了鄧小平同誌一貫倡導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基本方針。如果把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戰後的發展及原因搞清楚了，接下來，中國應當怎麽辦的問題也就更容易理清楚了。
如何吸取蘇聯東歐的教訓？
12月6日，會議開始進入第二個專題，討論蘇東劇變及其教訓。江澤民同誌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主持詞：我們一定要牢牢扣住一個問題，為什麽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經濟沒有搞得很好？蘇聯、東歐國家過去的經濟基礎比西方怎麽樣？有的差，有的還不差，為什麽後來都不行？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我們研究蘇東問題，怎麽能夠真正總結蘇東的經驗教訓，把社會主義理論搞清楚，這是很大的問題。
留蘇學習過的劉國光對蘇聯比較了解，在他看來，蘇聯垮臺有多方面的歷史深層原因，理論僵化、不改革、政治關系處理失誤、民族政策不當、黨的幹部腐敗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蔣一葦發言道：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經歷了重大挫折，有近因、遠因、次因、主因，“和平演變”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想一想，1950年代東方和西方究竟誰怕誰？蘇共覆滅根本原因是兩條，一是經濟沒有搞上去，這是根本的；二是黨脫離了人民群眾。中國為什麽能頂住，因為十多年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老百姓說：“左不滿，右不滿，回到家里還是滿。”他對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議，對中央工作也提出意見，非常坦率、真誠。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蔣一葦就曾經去南斯拉夫考察所謂“工人自治”，長達一個月時間。他主張企業本位論、職工主體論，提倡民主經濟或者經濟民主，更堅信共產主義理想。他對於把商品、資本、股份制和市場經濟都貼上資本主義標簽很不以為然。同樣的話，他說出來具有莫大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其時他已罹患絕癥，是從醫院病房直接來開會的。
吳敬璉、王慧炯等認為，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沒能把經濟搞上去，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傅豐祥列舉了許多財政經濟數字，說明蘇聯經濟惡化的原因在於體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戰剛結束時，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奧地利高10%，東德有一段時間比西德恢複發展得還好，匈牙利曾經也與西歐其他國家相差不大。崔琦說，蘇聯的演變與東歐不太一樣，是蘇共自己領導下發生了政權更叠、國家解體、經濟崩潰。千百萬人的價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根子是體制問題、結構問題，不是工作問題。蘇聯對科技不重視嗎？不能說不重視。對農業不重視嗎？從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蘇共中央就農業問題發了200多個文件。
周小川對比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思維邏輯，在他看來，資源配置和激勵機制是分不開的，必須要靠改革開放把社會主義經濟搞上去。江春澤認為，蘇聯沒有把資源配置方式與社會基本制度區分開來，總是把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看作是社會主義。宦國英、張卓元等同誌認為，蘇聯經濟建設失敗根本上還是體制效率低下，計劃分配資源。聽到這里，江澤民同誌說，社會主義如何把勞動生產率搞得比資本主義還高，這是個大問題。蔣本良特別強調了黨的建設問題，他認為蘇共長期沒有從革命黨、國際黨的定位轉出來。
有同誌結合蘇東的政治問題談到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蔣一葦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沈晉福明確提出，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和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的，但是現在感到提經濟改革，內容比較豐富，說政治改革，文件中話很少。實際上，鄧小平同誌1986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有三個方面，一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三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鄧小平同誌當時就指出：“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江澤民同誌作了積極回應，他說，外國人來中國，特別是西方人來，總問我們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我回答說，中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他們許多人都不知道中國還有民主黨派。我們搞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當然要不斷發展。緊接著，江澤民同誌又談到腐敗問題，引用了古話，“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他說，我對腐敗問題感到十分沈重。“七一”講過反腐敗問題，十四大還得講。“七一”講話中，最得人心的就是這一段。
我發言談了蘇聯東歐經濟停滯的歷史教訓。主要看法是，革命和戰爭之後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基於政治熱情和軍事熱情，持續時間一長，信息、利益和動力都成了問題，整個社會都養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啟動改革，根本的矛盾已無法自己解決，社會各個領域都失去了對商品經濟的記憶。所以，必須堅持解放思想，不斷創新，如果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詞句上，我們的事業將沒有任何前途。堅持社會主義必須抓住根本，就是生產關系更適應生產力發展，創造更高生產率，按照最符合人類本性的方式來組織生產和使用資源，在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上能夠為全體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條件。離開這些實質性規定，去追求這樣那樣貌似有道理的東西，必將走入歧途。
在總結蘇東教訓的會議結束時，江澤民同誌有感而發地講道，這次會議我們大家都暢所欲言，開得很好。我們要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過去的歷史和經濟。蘇聯、東歐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只要我們真正吸取其教訓，堅持改革開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核心問題是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在討論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江澤民同誌始終強調，計劃與市場是核心問題。他說，總的感覺是，我們該放的必須放，該集中的必須集中。現在是應該放開市場調節的沒有放開，應該用計劃集中的沒有集中。我們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具體怎麽做是關鍵。我們有些東西該計劃管的沒有管，不該政府辦的事管得太多。
劉國光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著述頗多，他在詳細回顧了黨和政府各個時期就此問題的各種提法後說，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我們改革以來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我們改革最重要的基礎。楊啟先結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分析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認為，計劃與市場不是誰為主、誰為輔的問題。吳敬璉談到蔣一葦所總結的中國改革的兩個突破：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二是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他表示贊同。他希望中央把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定下來，應該恢複到鄧小平同誌、陳雲同誌改革開放初期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用的提法，強調兩者的結合，以此對新體制的基本特征和改革的基本經驗全面總結。經過討論，多數與會者認識到：現代商品經濟是有宏觀管理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在宏觀調控下發揮對經濟資源的配置作用。江澤民同誌非常認真地傾聽大家的發言，他敏銳地抓住一個要害問題：“十四大要把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內容說清楚。”
一些同誌還提出，應當由國內外市場信息來對經濟活動發揮引導作用，不能把責任都放在計委和信息中心。周小川巧妙地觸及到了姓“社”姓“資”的敏感話題。他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一是要改進並收縮計劃，二是要擴大市場調節的範圍，要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的同時，不斷發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他還結合國內形勢，談到重複建設、中央地方關系、財稅改革、工資獎金膨脹等問題。在這個時候，江澤民同誌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國家的大賬是誰來算，誰來管？是國務院還是計委算的？按道理計委要算這個賬。為什麽算不了？江澤民同誌嚴肅指出，各部門都從部門利益出發，無法搞好。
會議討論到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問題，吳敬璉轉引國家計委一位負責同誌的話說，現在的計劃不是牽牛鼻子而是擡牛腿，計劃不能和市場規律、價值規律對著幹。江澤民同誌尖銳地對亂上項目的現象提出批評，首長批項目是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遺毒。我認為，我們本事再大，也不能簡單一批就定項目，誰有這個本事？還有，研究要搞成真正的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可批性研究。首長批項目，往往有貪汙腐化，流弊叢生。他說，至少有兩點，一是首長批示上項目要堅決反對；二是地方的利益驅動上項目，問題也很大，要解決。
12月12日，我發言說到，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現在，一個符合現代商品經濟規範的新體制的基本輪廓，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這個新體制里，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通過市場，一切市場關系都受計劃調節，市場成為協調經濟關系的基礎機制，計劃就是間接型的宏觀管理。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勞動者參加生產活動並獲取與其勞動成果相符合的報酬；而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責是，提供包括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在內的非盈利性公共服務，開展宏觀調控及對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當前的條件非常有利於加快改革步伐，一定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時機，爭取用5年時間完成基本轉軌。
從多個角度研究經濟改革的市場取向
江澤民同誌特別註意從實際而不是概念出發來研究改革的目標體制問題。座談會涉及許多具體的經濟問題，多次提到農業問題、糧食問題、鄉鎮企業問題、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工業生產的質量問題、庫存問題、外貿問題、利用外資問題、投資項目的審批問題，以及民營資本投資問題、出口信貸問題，等等。在看似非常分散的議論中，江澤民同誌總會抓住問題的要害，最後總要回到政府和企業、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上來。
“你們猜猜看，巧克力上長了白霜還能不能吃？”一次會議上江澤民同誌向大家拋出這樣一個問題。早在解放前，他大學畢業就到一家食品廠工作，對生產、營銷、市場調研、客戶服務早有體驗。後來又到一家肥皂廠工作，再後來到輕工產品設計、汽車、電機和核電等單位及部門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濟政治工作經驗。當問題具體化之後，思想就容易統一，傳統觀念就容易轉變。
江澤民同誌十分重視農業和糧食問題，座談會上多次涉及這些方面。江澤民同誌說，糧食產量從8000億斤到9000億斤，用了6年時間，也就是1984—1990年，畝產增長率出現下降趨勢，而且幅度很大，這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林毅夫發言說，糧食問題不能放松，中國的糧食產量歷史上的波動大都在上下5%，最多是1959—1961年，達到15%，這是“大躍進”造成的。所以正常情況下，安全儲備最多占5%，也即500億斤。加上中國還有二季、三季產量，所以300億斤就足可以了。總之，許多方面是要由市場來調節，但是也有一些方面要由計劃來調節。江澤民同誌提到不久前開另一次會議時，發現現在人們說糧食太多了，我給他們潑涼水，不要說糧食多了。今年安徽水災，外國人就準備要看笑話，沒想到我們有幾百億斤糧食儲備。研究糧食儲備問題，多儲備，就得多拿錢。到底國家應儲備多少？我看我們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中央、地方都要有儲備，都要有責任。將來要各級負責，適量儲備，然後把價格放開。
能否提高實際效益，涉及庫存問題。江澤民同誌說，過去我搞過清產核資，庫存里有許多東西是廢品，沒什麽用處。生產了賣不出去，質量好的東西也經不住放。收音機、電視機，放上兩三年，可能就不能用了。由於江澤民同誌工作過的行業、企業非常多，他對我們自身體制和政策的優點缺點、利弊得失，有著一般人所沒有的深切體會。這段話對大家很有教育和啟發意義。對庫存的態度，差不多可以說是區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一個標尺，因為計劃經濟下人們只重視生產計劃的完成，不會重視銷售結果。國有企業真正做到銷售導向、按訂單生產，差不多花了20年的改革探索時間。
周小川發言談到就業問題時說，中國人口多，就業壓力大，但是潛力也不小，第三產業發展余地很大，目前的企業通過優化勞動組合也還有很大余地。這一問題引起了江澤民同誌的關註。他批評了科技人員隨意改行的現象，他說，青年知識分子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要到基層去，深入搞專業，要解決都想留在大城市的問題。他問道，我們過去大學畢業，都想到適合自己專業的地方，現在怎麽大家都想留大城市，都不怕改行呢？吳敬璉等回答說，關鍵還是個競爭機制問題沒解決，是一個制度安排問題。
也許與早期參與經濟特區和外貿外資工作有一定關系，江澤民同誌對於擴大開放的建議十分支持。在一些當時看來非常敏感的問題上，他的態度也異常鮮明。有同誌發言提到，現在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對我們貸款，提出要有改革開放內容的要求，一些部門一些同誌認為這不能幹。江澤民同誌說，這沒關系，我看可以幹，他們什麽目的企圖不要管，我們是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於我們有利，為什麽不幹？不要因噎廢食。有同誌談到對外援助，江澤民同誌說，我看以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就應當多用買方信貸或賣方信貸。我有一些實際的體會，例如1976年我就在巴基斯坦搞過電力工程。我看多搞外貿信貸比較好，推動我們的機電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有同誌插話說，對提供信貸出口機電產品給落後國家，各部門看法不一，計委、經貿部、機電部和銀行評價不一。江澤民同誌特別囑咐，這個事情可以協調一下，有個總的政策。我也可以做這個工作，大家一起商量，是可以解決的。
座談會上對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進行了深入討論。張卓元強調，要建立合理的價格結構，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總體上要堅持漸進改革，但分領域、分地區應當加快。李琮重點談了企業改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企業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而不是人為選擇的。陳東琪、劉國光等同誌談到，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公有制為主體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豐祥認為可以搞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特別要發展公有為主的股份制，調整稅收結構，研究擴大稅源；要搞活大中型企業，減輕國有企業包袱；加強股份制改造，因為這不僅僅是一種籌資方式，而是涉及計劃、投資、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產權清晰，企業才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
傅豐祥還特別指出：我國證券占GNP比重不到10%，主要是國債，股票才有40多億。但是，證券業要和銀行業分開，政府要設監督管理體系。交易所要打破地方限制，上市股票不僅要在股民之間流通，也要允許在法人之間流通。應當培養和建立一批投資合作社。交易開放程度要逐步擴大，先讓基金進來，然後機構投資人，然後個人，對外國人更要如此。關於股票和證券市場，江澤民同誌作了一段評論。他說，證券怎麽個搞法，我們要好好研究。目前定下來的是上海和深圳兩個市場。證券市場發展的幾個階段我都見過。解放前，我在上海就看過證券交易。芝加哥期貨市場，我也去參觀過，有1000多人，吵得不得了，比紡紗車間還鬧。股份制問題，現在不好簡單說什麽，恐怕將來要好好研究。在上海時，我專門開過幾次會研究股份制。上海當時搞的股份制都是些小打小鬧。我當時就提出過，搞大的行不行？我曾找過上海電機廠廠長談，研究能不能試驗股份制。要搞就搞幾個大的企業試一試。弄幾個比較有名的大企業試一試，我看翻不了船。
處理好著眼長遠的發展戰略問題
經濟體制選擇必然會涉及相應的發展戰略問題。大家在立足於中國經濟社會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的同時，也介紹了許多世界上的新理論、新概念。更重要的是，與會同誌都贊成，一定要面向未來，處理好改革、開放、發展、穩定等多方面的關系。
多數與會同誌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具有許多有利條件，如果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八五”時期的經濟增長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六五”、“七五”的速度，而且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都將處於“起飛”時期。但是，不少同誌在發言中也指出，政府不宜人為地追求高指標，過去已經吃過很多虧。江澤民同誌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意見，並且作了進一步的總結和概括。他說，經濟增長速度要有一個恰當的把握，既不能過慢，也不能過快。過慢不行，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慢了吃飯和就業都有問題，更談不上趕超發達國家；過快也不行，快了就會出問題，質量滑坡，能源交通都跟不上。江澤民同誌最後指出，關鍵是效益好不好，效益好，速度高點是好事，效益不好，速度很高，沒好處。
會上有人發言提到，西方發達國家白領雇員早已超過藍領工人，腦力勞動取代了體力勞動的主體地位，這與馬克思、列寧所處的時代已很不相同。陳東琪特別指出，西方發達國家共同的特點是對人才的重視，對發展教育和人力資本的重視。有的同誌在分析戰後西方國家發展時得出結論：由於人力資本的地位不斷提升，人們會越來越把教育費用看作是投資，對社會對個人都是如此，而且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資。然而，最終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培養出源源不斷的人才，能夠具有自己的創造能力，實現創新發展。江澤民同誌特別強調，國家必須尊重人才，個人必須奮力拼搏，要鼓勵青年到生產科研第一線，要教育留學生回國施展自己的才能。
許多同誌在發言中強調要增強競爭、鼓勵創造、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市場發揮更廣泛的作用，同時也關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和做好公共服務，江澤民同誌對此很贊賞，他後來回憶也說到，為什麽關於改革的目標選擇了那樣一個表述方式，在市場經濟體制前面堅持要加上“社會主義”，這不是可有可無。社會主義說到底，還要堅持按勞分配，互相幫扶，共同富裕。李景賢發言說，多年實踐證明，社會主義不是唱出來的、叫出來的。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很實惠，不能不看到西方的物質財富對老百姓的心理影響。與此同時，不少同誌也指出，必須看到西方國家高工資高福利帶來的消極後果，與會者一致贊成社會保障改革一定要早起步，要從國情出發。一些同誌還提到，從西方的經驗教訓看，在物質生活條件普遍富裕了的國家，人們在心理上並沒有增加多少幸福感，反而是精神疲勞代替了肉體疲勞，心理疾病、自殺、吸毒、社會犯罪、環境等問題十分嚴重。與會同誌提出，中國一定要盡可能地避免重複西方的錯誤，努力開辟新的發展道路。
倪立羽認為，要正確估計自身，抓緊時間把經濟搞上去，這樣才能真正防止“和平演變”。對此，江澤民同誌講了一段很重要的意見。他說，要做到胸中有數，要清醒，“和平演變”是危險的。但是絕不能有兵臨城下、草木皆兵的印象。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把經濟搞上去。一句話：財大才能氣粗。把經濟搞上去，就需要穩定，不能亂。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地區差別問題，經濟發展戰略一定要充分考慮地區之間的協調和平衡。當有同誌談到蘇聯國內聯盟與共和國關系時，江澤民同誌特別指示說，應該認真研究這個問題，一定要從中吸取教訓。有同誌介紹說，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蘇共領導人，長期生活在一種錯覺之中，他們以為蘇聯的民族問題解決得很好，其實正好相反。還有同誌提出要註意蘇聯解體對我國可能帶來的沖擊。江澤民同誌說，新疆、西藏、內蒙古、雲南，我都去了。我們的有利之處是，這幾年改革開放，邊疆地區經濟也有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不過，我也看到，比較下來，還是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更高一些，差距大了也是問題。可以看出，從一定意義上說，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醞釀了。
溫故知新有利於迎接挑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是貫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探索過程，也是一個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經典範例。歷史經驗再一次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始終富有飽滿的理想和熱情，擁有強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必須敢於正視現實問題，從實際出發，大膽創新。始於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經過10年的順利推進，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1988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雙重體制並存導致經濟秩序陷入嚴重混亂，1989年又發生了社會動蕩和政治風波，中國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進入了一個調整期，需要認真總結、反思，明確新的目標。這個歷史性的任務落在了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肩上。在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下，江澤民同誌從一到中央工作開始，就立足實際，認真研究思考如何繼續堅持改革擴大開放。在主持座談會的過程中，他緊緊抓住如何提高經濟效率這個中心問題，不時就一些體制和政策問題發問，有些時候甚至是自問自答。這個系列座談會是又一次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務虛會。
1991年是國際形勢動蕩的一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海灣戰爭使得國際時局變得愈加錯綜複雜，國內經濟、政治、社會面臨許多挑戰，內政、外交、國防工作頭緒極多。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江澤民同誌要處理的日常公務十分繁重。但盡管如此，他依然十分掛念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提法，以及如何進一步明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指導原則，在百忙之中堅持“抓大事、議大事”，在不到兩個月內總共抽出11個半天的時間召開座談會，無疑是非常不易的。同時，在一些重要的方針政策性問題上，他有意識地引導大家進行反複議論和磨合，真正做到了陳雲同誌所倡導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和“交換、比較、反複”。江澤民同誌也非常註意聯系學者專家，包括體改部門和研究機構。他曾經親自給國家體改委主持工作的常務副主任賀光輝打電話，了解國內外有關經濟改革的情況。江澤民同誌還前後幾次給陳錦華打電話，專門布置有關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調研。
江澤民同誌重視不同意見，善於溝通和交流。在會議的一開頭，他就告訴大家，咱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允許各種不同觀點，可以爭論。這樣做，不僅減少了認識上的差異和對立，而且讓人感到心理上比較放松。歷史經驗證明，黨的領袖和領袖集團，要正確把握大局，作出重要決策，必須密切聯系群眾，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善於傾聽各種意見。在廣開言路、從善如流方面，江澤民同誌、胡錦濤同誌都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整個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具有勇於探索、大膽創新的精神，真正做到繼往開來，與時俱進。胡錦濤同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為我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確定了基調。
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這為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指明了方向。
隨著黨的十八大的勝利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即將翻開新的篇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的歷史起點的時候，重溫21年前江澤民同誌主持座談會研究一系列重要問題的過程，給我們以許多新的啟發。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必將取得更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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