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擔任公司負責人的年 輕媽媽來找我,她離婚後爭取到女兒的監護權,因平時工作忙碌,盡量安排假日時帶孩子去餐廳吃飯,增加親子相處的機會。幾次後,女兒說媽媽自己去吃就好,她只想在家吃泡麵配肉鬆。 最近快過年了,媽媽想安排一起度假的行程,孩子回答一個也不想去。看著女兒平時與朋友講電話時有說有笑,對照與媽媽相處時的省話、冷淡,更讓她難過。 這位媽媽在爭取監護權時曾與前夫家族發生不愉快,基於安全考量,要求女兒課後的行蹤都要回報。女兒照做了一段時間就不再回報,引發媽媽連串不滿,母女關係進入冰原區。又看到孩子目前只顧著電腦玩社群網站,媽媽心裡有太多的擔心焦慮。 我問媽媽擔心的是什麼?她說:一、功課會耽誤:二、眼睛會受傷:三、會交到壞朋友:四、以後怎麼辦?上網不能賺錢……。 我說,媽媽你過去沒時間陪伴她,電腦讓她專注、安靜留在家中,現在她和電腦已產生密切連結,不太可能切斷,除非能想出更有趣的項目吸引她。現在資訊發達, 不是用阻擋、隔離的方法,就可避免眼睛受傷和交到壞朋友,父母能做的是陪孩子聊天、引導思考、分享自己的經驗,讓孩子明白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是自己的責任, 而且只要願意,一定找得到力量保護自己。 至於以後怎麼辦?一定要設法讓孩子自己想:以後怎麼辦?當孩子想到了,就會找到方法達成他想做到的目標。至於如何幫助孩子想到自己未來?關鍵就在於提供合適並且專注的陪伴。 聊天從傾聽開始。要聽到、聽懂孩子說的,不明白更要問清楚。兩個月前,這個女兒興沖沖對媽媽說,她的FB粉絲團人數超過四千人了!媽媽回應:這麼多粉絲能當飯吃嗎? 孩子聽了,冷冷回瞪媽媽說:「當然可以,反正你不懂!」掉頭回房。這樣的對話,孩子興頭被打壓了,怎會想說話? 我問媽媽,如果重來一次會怎麼說?經過多次練習,她終於對女兒說出:「經營沒多久就有這麼多粉絲,真不容易,你是怎麼做到的?」之後又延續了很多的對話。這就是「開啟空間的對話」,也是練習「陪伴功」的重要方法之一。 夏惠汶粉絲團:http:goo.g、、E5xYr8 (本專欄由小野、夏惠汶筆) |
民眾從網路上購買三份白色恐怖時期的「待銷毀」機密文件,遭憲兵登門搜索,引發爭議;由於賣方宣稱手上還有近一千份同一時期重要文件,因此整起事件除了執法失當,另一值得正視的問題是:為何有這麼多國家檔案流落民間? 「政府對檔案管理沒當做核心價值來保護,才會在銷毀過程中流失出去。」立委管碧玲說。事件中,檔案「應銷毀卻外流」可能涉及作業疏漏,但衍生的問題,包括解密之後,是否就該銷毀?檔案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銷毀合理嗎?這些問題,無論《檔案法》或《機密檔案管理辦法》,規範並不完善,立法顯有疏漏。 「避免選擇性銷毀檔案,有必要修改《檔案法》,逐條植入甚至另立專章,建立機制,確保有史料價值的檔案不會被銷毀,決定與銷毀檔案,需有更客觀的處理過程。」管碧玲說。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則建議,應針對目前已流落在外的檔案處理進行修法,不能因擁有這類檔案就屬違法,同時也應建立相關單位編預算買回史料的機制。 在社會對推動轉型正義有共識之際,威權統治時期各種檔案更應妥善保管,這,正是轉型正義的基石。(郭淑媛) |
近年來,國家大力提倡普惠金融,希望通過政策引導扶持,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的、有效的金融服務;同時,確定農民、小微企業、城鎮低收入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其他特殊群體為普惠金融服務對象。
然而,隨著普惠金融一詞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大眾視野,對其含義的理解也有所偏差。
“普惠金融聽著很好聽,但有點變了味。搞這一行的人也多,做普惠金融中心的也不少,但‘普惠’仍然被很多人誤解為‘優惠’,甚至有些業內人士都公開稱‘普惠’就是以優惠的條件向廣大人民群眾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近日,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前首席經濟學家,中歐-世界銀行中國普惠金融中心主任王君說道。
普惠金融應上升至國家戰略
普惠金融是根據英文inclusive finance翻譯而來,因此王君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普惠金融”也可以被稱為“包容性金融”。
“普惠金融的本質是向原來正規、傳統金融機構服務未能覆蓋到的群體提供金融服務。”王君分析稱,這類群體往往具備一些共同特點:地域上主要分布在邊遠地區、農村、城鄉結合部;對象主要是微小企業甚至個人;從資質方面來看,通常這類對象不能提供正規的資產負債表。這些特征使得他們無法進入需要財務數據“背書”的傳統金融體系。
但從目前情況來看,普惠金融服務對象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並未得到有效解決。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大型國企和中型企業等均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取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但小微企業以及部分低收入人群獲取資金困難的問題卻一直難以解決。
因此,王君認為,中國迫切需要制訂普惠金融的國家戰略,澄清一些重大問題,比如,普惠金融為哪些人服務?這些人有什麽特征?按什麽原則滿足其需求?用什麽樣的方法和政策措施?怎樣確定重點,分清優先緩急?在多長的時間內實現目標?除了要了解當前的相關現狀和市場需求外,建立普惠金融戰略還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和客戶群的定位。
“近年來,一些政府部門出於善意,在很多不需要補貼的地方去補貼,不需要引導的地方去引導,抑制了民間機構和市場發揮作用。政府過多地關註直接提供金融產品,忽略了公共基礎設施,造成很多資源浪費。”王君建言,要實現普惠金融的目標,各級政府的職能需要重新劃分,重新定位。在金融服務領域,也應該分清楚哪些是逐利的金融機構願意去做的,而政府則集中精力去加強金融體系建設、健全金融基礎設施。
規範互聯網金融為“普惠”助力
值得註意的是,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金融的普惠性得到了極大延伸, 通過互聯網技術降低了金融服務的成本,恰好提升了普惠金融服務群體的金融消費能力。
上海銀監局局長廖岷在參加中歐世界銀行普惠金融沙龍時表示,互聯網金融或者金融科技(FinTech)可能會顛覆一些服務的方式,但無法徹底顛覆金融規律。
不同規模的企業對於互聯網金融的需求有明顯區別,大型企業信貸需求很容易通過傳統的金融機構實現,它們的問題是如何借助互聯網提升資金管理效率,而小型企業主要集中在融資需求,如何通過互聯網拓寬融資渠道。這意味著互聯網金融在金融服務“普惠”上,仍有創新的空間。
但不容忽視的是,在村鎮銀行、網貸機構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也暴露出效率與監管存在的一些問題。
為了讓我國的Fintech能夠真正在普惠金融或者包容性金融的發展中發揮作用,廖岷提出應該遵循金融穩定理事會(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簡稱FSB)提出的“對於金融科技的監管評估框架”,該框架為各國監管部門評估金融科技提供了良好的借鑒,我國也在逐步實施。
廖岷分析稱,該框架可以分為“三步走”。首先,國家監管當局要評估金融科技領域的某種產品或者服務究竟是不是創新,其創新之處以及創新機構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征。第二步,評估創新業務、創新產品背後的原因,是為了降低成本、優化風險管理還是為了規避監管?其發展是因為金融市場本身的自然衍化結果,還是有新的市場出現?等等。第三步,則應該評估新業務、新產品對金融穩定的影響,包括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
“希望這個框架的應用能夠為規範我國FinTech或者互聯網金融發展提供一個契機,推動公司用其創新的技術手段,為我們國家的包容性金融做出應有的貢獻,這樣我們才能實現很多人期待的彎道式超越” 廖岷說道。
中國過去30多年,基本上都是套利型的企業家,但是現在的套利空間越來越小,前一代人已經把能夠套利的做得差不多了。
一、從亞當·斯密——熊彼特模型
看企業家精神
今天我坦率告訴大家,大部分經濟學家對於企業家精神是沒有理解的,因為我們主流經濟學里是沒有企業家這個概念的。經濟學的教科書里也不會講到企業家這三個字的,在西方也是一樣的,不光是中國。因為,經濟學大量的假設里面已經假定這個社會不再需要企業家。
1.亞當·斯密的理論:分工與市場規模
“亞當·斯密——熊彼特”經濟增長模型這張圖(註:亞當·斯密,《國富論》作者,經濟學的創立者之一,公認的經濟學祖師;“創新理論”之父和“商業史研究”的奠基人,據統計,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在西方世界的被引用率僅次於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與我們教科書上,或者一般經濟學給大家講的不一樣。一般經濟學會探討增長分析,新古典理論模型會講資本積累了多少,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等等。這些我都不用講,我們回歸到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理論。
這個圖其實概括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提出來的一個核心觀點:一個國家是怎麽變得富有的?
比如我們國家過去三十多年變得富有,依靠的是每個人的生產能力提高。而勞動生產提高靠什麽?我們借助新的生產工具,可以生產更多的東西,現在講究要創新,有了創新才有生產力的提高。
而創新引發的技術進步依賴於分工。假如沒有分工,每個人都要做好多事情,每件事都做不好。分工意味著每個人只專註於做一點點事,這時就會琢磨它怎麽做得更好。
進一步,由於有了分工這個基礎,才能實現所謂機械化、自動化。再複雜的東西,其實都是一個簡單的東西組合而來,都是在分工的基礎上形成的。比如包裝一個箱子,如果分工,就不是一個人在做,而是一個機器的幾道工序。
亞當·斯密最具有創新意義的理念是提出了分工依賴於市場規模。這個事情非常重要,市場規模由什麽決定?人口質量、人均收入質量,這兩個疊加起來就是市場規模。
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資產規模不好的話,它養活不起分工。專業化地分工做一件事,必須依賴於資產足夠大。
這就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經濟發展了,資產規模越大,分工就會越細,分工越細,技術進步就越快,技術進步越快,財富就越多,財富多了之後又形成新的市場,新的市場就再形成進一步的分工、技術進步等等。
我再強調一下市場規模。好多事情為什麽只有中國做得起來,其他國家做不起來,就是因為我們市場太大,其他的國家只能借鑒美國的互聯網公司,中國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獨立特色的互聯網公司。
2.企業家的眼睛不要只盯著GDP,而要關註新技術的出現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一般我們強調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幾。其實比GDP更重要的是不斷地有新產品、新技術、新市場在出現。
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經濟發展了,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爺爺、奶奶在你這個年紀時,他們在消費一些什麽東西;再看你爸爸媽媽在同樣年紀消費什麽東西;再看你自己消費著什麽,這樣對比就能看出來經濟有沒有發展。在中國幾十年前,我問這個問題的話,從爺爺到爸爸消費的東西幾乎沒有差別,所以經濟發展就是停滯的。
經濟增長就是不斷地有新東西出現。
我們看一下糧食消費,中國1981年人均消費糧食145公斤,2012年是79公斤,下降了40%。原來的食品消費少了,新的消費多了。出現了很多新的東西,汽車、手機、電腦都是原來沒有的。原來有的,我們現在不重視了,比如作為上世紀80年代消費品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車,現在騎的人就少了,擁有一輛自行車也不再意味著你很富有。
我們做企業的人,看經濟發展不要只盯著GDP,而要看是不是有新技術不斷地出現。自己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要看你是不是給社會創造了原來沒有的新東西,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回到這個圖來講,亞當·斯密當時沒有看到這個問題。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奧地利經濟學家,後來移民到美國當哈佛教授的熊彼特,也就是創新之父的熊彼特,提出了增長的核心就在於企業家。所以我把這張圖叫做“亞當·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
3.企業家要去創造市場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市場不是一直存在在那里,等待著你去滿足它的,市場是由企業家創造的,沒有企業家就沒有市場。最簡單的,不是由於消費者需要手機,然後才去生產手機。而是因為生產者生產出手機,然後給消費者推銷。每一個新產品都是這樣的過程。
據說亨利·福特(福特汽車創始人,也是流水線大批量生產的開創者)講過,如果我問消費者他需要的東西,他肯定會說給我一輛更好的馬車,他不會想到他需要汽車。所以企業家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現甚至創造一個市場,原來沒有的市場。
這時,企業家對人性的理解就變得非常重要。最偉大的企業家甚至不做市場調研,比如喬布斯就從來不做市場調研,他的成功就源自對人性透徹的理解。
但市場經濟很有意思,消費者之所以是消費者,就是因為他不懂。企業家需要創造一個東西,然後告訴消費者這個東西好,最好的才有發言權。消費者可以拒絕你,如果消費者拒絕你,你就失敗了。創造市場的過程是非常微妙的,在座的各位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可大可小。但其實都不是簡單地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不要聽那些管理學教科書上說的“客戶就是上帝,上帝無所不至”。其實客戶很傻的。
現在聰明人要伺候笨蛋,因為最後是笨蛋說了算。你們做企業就是要伺候人,你伺候的人越多,賺錢越多。
4.最偉大的企業家創造一個新行業,創造行業必須創新
分工是如何出現的呢?並不像教科書寫的,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分工都是企業家創造的。目前我們有多少個行業,需要看用什麽標準來劃分。可以有幾千個、幾萬個行業,每一個行業都能找到最初的創始人,比如說比爾·蓋茨創造了電腦操作系統軟件行業。
最偉大的企業家,是要創造一個產業的。當然行業的創造需要依賴於對市場的判斷以及創新的能力。沒有創新不可能創造一個產業,沒有創新只能在傳統的產業耕耘,也能賺點錢,但不可能創造一個新產業。
比爾·蓋茨之所以能夠創造一個產業也是因為創新,創新與技術發明不一樣。技術上的發明是做出原來沒有的東西,商業上創新,簡單來說,就是得有人願意為創新買單。
企業家重要的功能就是如何創新。比如日本人創造的方便面,如果沒有生產方便面面條的烘幹機器這樣的創新,不可能創造方便面產業。當你要做很大的事業時,一定要包含著重要的創新。
經濟發展而且富有了,富有了以後,人們的消費就跟原來不一樣。原來人均145公斤的糧食,現在只是79公斤。新的財富意味著新的市場,但這個過程不是自動產生的,也需要靠企業家創造。
中國現在所謂“產能過剩”的問題,簡單來講是因為中國的企業家沒有把中國新增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只是在原來的市場上重複生產,當然就會導致產能過剩。
以企業家為核心去理解經濟,就會比很多經濟學家要透徹的多。經濟不是投資、消費的問題,真正的經濟增長核心是企業家。
5.國家要創造讓企業家精神得以發揮的制度
企業家的出現依賴於制度與環境。計劃經濟時代是沒有企業家的。用一句話定義“計劃經濟”,就是“扼殺企業家精神”。
人類從古到今從來不缺少企業家精神,缺少的是促進企業家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條件。在海外的中國人為什麽做企業的很多,臺灣、香港人為什麽做企業的成功,因為中國人到海外沒有其他路可走,只能做企業。在國內可以當官,大家就不會做企業。不是中國人本性沒有企業家精神,而是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被導向了不去創造財富的方面。
對我個人而言,研究怎麽使得這個國家創造一種企業家精神有效發揮的制度,這是我的任務。
二、 企業家的兩個基本職能:
套利與創新
市場經濟其實就只有兩個重要的功能:
功能一:怎麽配置資源,這是傳統的經濟學關註的問題;
功能二: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比資源配置要重要得多。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靠資源配置,達到最優之後就不會增長了。但是技術進步意味著最優從來不會停止變化。有了新技術以後就不是最優,就得重新配置,所以只有技術進步,才是導致經濟持續成長的真正原因。
而市場經濟的兩個功能,其實就是企業家的兩個基本職能:
1.套利
什麽叫做套利呢?就是當你發現市場當中哪些資源沒有有效配置,或者資源配置不均衡的時候,你發現了它,利用它就可以賺錢。有一些東西,有人要,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生產,你以為這些東西不會有人要,有人發現這東西有人要,那他就可以套利生財;有一些東西你生產了,你以為有人要,其實沒有人要,那你就虧損。套利就是使經濟不均衡、不協調變得相對協調、均衡一些。
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講,如果一個經濟達到均衡之後,那就沒錢可賺了。所謂均衡就是所有的收入都是由成本構成的。你拿到銷售收入100萬,付了工資、地租、利息、原材料,什麽都沒有了。可能你會計算出賬面上賺了10萬塊錢,但其實你沒有賺,因為沒有給自己發工資,你打工也許賺20萬。這一算其實還虧了10萬。
這一部分經濟學家叫“機會成本”,比如說你的工資沒付,或者你自己的房子租金,把這些剔除以後剩下的那才是企業家利潤。企業家利潤完完全全就是付了應付的東西還能剩下的。所以我們講在均衡的情況下,沒有利潤,是沒有企業家利潤,不是沒有會計利潤。
2.創新
在經濟達到均衡以後,沒錢可賺了。賺錢就需要打破這個均衡,就是創造新的,別人原來完全沒有的東西。這就是熊彼特講的創新:
包括:
創造原來沒有的產品;
或者引進原來沒有的生產方式生產同樣的東西,這樣會使成本更低;
或者發現了原來沒有發現的市場、供應渠道,使得供應成本降低;
也可以通過改變企業要素的組織方式,或者組織形式。
企業家的職能大體就這兩個。在現實中套利和創新不是截然分開的,每個人和企業身上都有一定的創新因素和套利因素。
舉一個例子:在上世紀80年代計算機剛剛興起時,柳傳誌是套利的。當時香港賣1萬元的計算機,北京要3萬元,這就是套利機會。柳傳誌發現了這個機會,但香港的計算機使用的是繁體字,這樣賣到北京肯定不好賣,所以他就發明了聯想漢卡,這又是創新。有了聯想漢卡這個創新,通過計算機套利就容易多了。
另外一點,在現實中有一些人總是在創新,有一些人總是在進行套利。所有創新的人都給套利的人提供了新的套利機會。喬布斯推出iPad是創新,而由此使更多人可以模仿生產平板電腦來進行套利。所以說創新的企業家為套利的企業家提供了一個套利空間。
創業者也需要思考一下,你現在做的是套利還是創新?我相信現在大部分人跟80年代的企業家比已經不一樣了,80年代的企業家基本上都是套利。現在創新的成份會更多。
美國的矽谷和華爾街最大的區別,矽谷的企業家基本上都在做創新,華爾街的企業家都在套利,主要是從股票市場、債權市場、貨幣市場利用金融資產套利。在金融資產上實現套利,要有很高的計算能力,然後看市場有沒有套利的空間。當然這種對比並沒有對錯之分。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點:套利也分為創造價值的套利和不創造價值的套利。
我剛才指的是生產性套利,哪怕你搞投機倒把,也是給社會創造價值的。因為你把便宜的東西買進,然後在貴的地方賣出,增加了產品的價值,價值就是人們的效用,經濟學稱為感受、評價。價值並不是實際上重量多少。
但還有很多不創造價值的套利,特別是一些政策性套利。由於政府的管制導致的這些套利行為的產生。如果有人做政策性套利,我建議盡量不要做。盡管你能夠賺錢,但是價值觀念上我不認同。
什麽叫政策性套利呢?比如最近國家設立了一個新能源汽車補貼,你有關系,你可以很容易做出資質來,然後你就註冊成立一家公司,你找我,我幫你申請資質,這就叫政策性套利。
企業家要做的套利一定是要給消費者帶來價值的東西。如果不能給消費者帶來價值,只是在瓜分財富是沒有前途的。中國過去的企業家很多都是這樣起來的,我不是責備他們,但希望到今天,大家至少不要單純地做政策性套利的事情了。
創新也分兩種:
1.顛覆式創新,破壞性創新
2.改良式創新,延續性創新
“顛覆式創新”是熊彼特講的創新,從0到1。原來沒有的東西現在變得有了。改良式創新是原來有的東西,怎麽把它的性能、質量改進,成本降低。汽車工業發展130多年,卡爾·弗里特立奇·本茨(註:德國著名的戴姆勒-奔馳汽車公司的創始人之一,現代汽車工業的先驅者之一,人稱“汽車之父”、“汽車鼻祖”)發明汽車是革命性的創新,福特自動生產線也是革命性的創新,之後全部都是改良式創新。直到最近的新能源汽車、無人駕駛汽車,又出現了革命性創新。
所有新的創新剛開始出來,性能都不如老產品。汽車剛出現的時候不如馬車的,微型計算機剛出來時無法跟大型計算機比,VCD出來時不能和錄像機比。創新一開始時,性能都不如老的,但是它是革命。經過後續一系列的改良就能實現超越。
像平板電腦很快就被手機淘汰了,也不是完全淘汰,但因為手機基本上能完成平板電腦的工作,所以平板電腦的使用率大大降低了。
改良式創新基本上是現有的主導性企業做出的,革命性創新大部分是名不見經傳的企業做出來的。計算機領域,大型機是IBM發明的,在連續錯過微型機和臺式機之後,IBM在筆記本電腦時代才迎頭趕上,因為它畢竟還是大公司,但後來的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又沒有IBM什麽事了。
圖中橫縱坐標分別代表一種產品,比如說玉米和大豆。
無論生產大豆、玉米,最大的產量都是受制於產能和技術不可能超越的。當然你可以既生產玉米、又生產大豆。中間這條線是生產兩種產品的組合,假如經濟達到C這個點,就達到了均衡。剛好生產的東西,資源得到最優配置,消費與需求在市場上是剛好平衡的狀態。
但現實的經濟中可能會在A點,就是資源錯配了。該種大豆的地方,種了玉米,該種玉米的地方種了大豆。或者會在B點,盡管生產是最有效率的,但是不均衡,因為生產了太多的大豆、太少的玉米,大豆虧損,玉米賺暴利,這都是不均衡的。
企業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發現不均衡點,然後調配資源,讓經濟最終往C點走。但前面講過,在C這個均衡點是沒有辦法賺錢的。所以企業家就幹的第二件事就是想辦法創新。把生產可行性邊界向外移,創造新的潛在均衡。圖中的E點就是新的創新信號。
中國過去30多年,基本上都是套利型的企業家,但是現在的套利空間越來越小,前一代人已經把能夠套利的做得差不多了。這是現在創業面臨的問題,現在賺錢比過去更有難度,中國企業家整體面臨轉型,就是從套利型企業家轉成創新型企業家。未來依然會存在套利型企業家,但要等待有創新型企業家給你創造套利機會。過去是外國的創新企業家,給中國企業家創造了套利的機會,未來當然也可以等。
這張圖告訴我們整個國家在如何轉型。這也是創業的背景。並不是說現在沒有套利的空間,但創業更多可能是創新,至少創新的含量比原來大得多。
這樣圖橫坐標代表時間軸,周期從短到長;縱坐標代表不確定性,從低到高。套利也有不確定性,但不確定性低,周期也特別短。最短的套利周期,金融市場幾秒鐘就可以實現套利。但我們看顛覆式創新,則屬於高不確定和長周期的。所以適合套利的體制不一定適合創新。中國的整體體制我認為仍然是適合套利,不太適合創新的。我不是說企業家由此被動了,企業家爭取要做別人認為不可能做的事情。
三、創新和套利有2點不同
1.不確定性
創新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概率統計、大數據能告訴你能不能成功。所有關於電影的大數據,都不能告訴你觀眾下一部喜歡的電影是什麽;所有有關馬車的大數據,不可能告訴你應該生產汽車。大數據代替不了企業家,創新就是這樣一個不確定的事業。
如果你的意見,大部分人反對,包括像周鴻祎他們都認為你不可能成功,不要聽他的。因為周鴻祎當年做事的時候,大部分人也認為他不能成功。真正的企業家做的事就是大部分人不認同的事。不要因為別人的不同意而煩惱,恰恰因為你是企業家。如果你做的事情大部分人都同意,沒有什麽可自豪的,那恰恰說明你只是一個普通人而已。
企業家需要去創造市場。這時沒有任何數據,市場調研可以告訴你新市場是什麽樣的。這就是企業家精神,在面對高度不確定時,有時候更需要靈性。
2.周期
剛才提到顛覆式創新需要周期比較長。但現在好多創新周期很短,這會引起好多人的誤解,以為做出東西來就是創新。其實有了專利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好多企業都是在拿到專利之後才垮掉的。要把專利產品變得有市場,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蒸汽機在1769年就拿到專利,但專利的贊助人在1773年卻破產了。甚至一些很簡單的東西,小孩用的一次性尿布,寶潔公司花了10年時間才做出來。不是沒有專利,只是因為成本降不下來,所以會把更多時間投入到產品成本的降低上。
當你出現革命性的創新,後面還有很多改良式的創新,才能使它變成一個真正成功的創新。
這張圖對比了兩種不同類型企業家賺錢的差異。橫坐標是時間、縱坐標是利潤。套利型企業家一開始賺大錢,然後錢越來越少,最後沒有錢賺了;創新型企業家一開始是虧損狀態,到現金流可以彌補成本的時候,之後賺錢會越來越多,但沒過幾年,市場開始出現模仿者,這時候利潤又開始下降。
這張圖告訴我們,一開始就賺錢的事不是創新。如果你去年剛辦的企業,今年就盈利了,這絕對不是創新,就是套利而已。創新一定是一開始不能賺錢的事情。
但一開始不能賺錢,企業要怎麽活下去?所以要有投資者、VC、PE,當消費者不願意給你買單的時候,要有投資者給你墊錢。投資者都很精明,他也是企業家,他憑什麽給你墊錢?賭、猜,他會判斷。同樣的人,你找這個投資者人家就拒絕你,但也許不斷地找,總有一個人就不拒絕你了。
因此資本家也非常重要。純粹的企業家精神當然不依賴於資本,只要有本事,錢會很多。但在現實中,你有沒有本事,誰知道,人家不知道,你說個天花亂墜別人也不會相信,所以企業家首先得自己有讓人家相信你的本領。
假如說你需要100萬,你不能只拿別人的錢冒險,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房產抵押一下,哪怕只有50萬,剩下50萬人家就願意給你。你敢自己拿50萬進去,就表明你對自己有信心,如果企業家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讓別人對你有信心是不可能的。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兩周前,作為華為消費者BG的最高領導者,余承東也許並沒有想到事態會繼續發酵到這一步,在他“解釋”了外界關於P10的幾個異議後,卻引發了更多的負面評論。
此前輿論的焦點原本在於華為P10是否在閃存上存在“混搭”等行為,而在華為終端官方“默認”使用了UFS和EMMC兩種內存方案並把原因歸結於上遊供應鏈缺貨時,卻開始遭遇更大的信任危機,有消息稱下遊終端甚至以此為由開始為部分使用了UFS的P10產品加價。
顯然,事態的發展讓這個連內部批評都不怕的終端一把手有點坐不住了。27日20:54分,余承東發布微博再次對事件發聲,稱此前“太過急於表達,造成了不合適的回應”、“態度傲慢,缺乏謙卑”。他表示,“這讓我們反思這幾年是否跑得太快了?我們是否認真踐行了公司的核心價值觀,以客戶為中心?
說到“以客戶為中心”,這幾乎是華為人的口頭禪,在過往激烈的通信市場上,華為借助此道攻城拔寨,在市場份額上獲得勝利。
終端的發展也是如此,短短幾年,華為手機幾乎成為了國產手機中跑得最快的選手,並且在高端市場上敢於向三星、蘋果叫板,價格上也是年年推高,某個型號的產品價格已經接近9000元。
即便在價格上有些“激進”,但從供應鏈的能力和研發投入上看,華為應該稱得上是國產手機品牌的領航者,並且具備成為全球第一手機品牌的實力。
那麽問題到底出在了哪兒?“元器件混搭”既然是一個業內公開的秘密,那為什麽輿論卻要向華為發難?
這個問題也許出在華為自己身上。
雖然余承東在一開始把閃存門的起因假想為對手的“汙蔑”,但事實上不少“友商品牌”在供應鏈上卻是“挺華為派”。
應該說,華為等國產品牌近年的崛起帶動了不少新興供應鏈的興旺,促進了國產供應鏈的技術發展的同時,也讓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話語權逐漸向中國廠商傾斜。也許這不是華為一家的功勞,但國產手機廠商們對此不能不感謝華為的貢獻。
所以從長久發展來看,競爭和合作同在,只要國產手機不犯昏招,一家兩家超過三星蘋果並不是癡人說夢,在技術力的追趕上,團隊奮戰也許更加有利。
但華為也許是跑的太快,在領導者上容易出現的“傲嬌”在這幾年也逐漸出現在終端部門中。一連幾級的跳躍式升職,瘋狂加班背後的百萬年薪,手機部門成為華為幾個業務中最能吸引人才的地方,但並不是最讓人尊敬的地方。和老的華為人相比,終端好像有那麽一些說不出來的不同。
另外,無論是終端的內部,還是外部合作供應商,經常能聽到一些“相互較勁式”的溝通方式。華為內部把這種方式玩笑似的稱為“吵架”,當然,獨斷獨行的方式也讓華為終端在一些決策上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在上升通道時起到了加速作用。
但這種傲嬌如果被放大,也許就會出現更多的“閃存門”事件。
手機市場遠比想象中激烈,消費者經過幾年的教育,對於手機的參數已經不僅僅停留在什麽芯片品牌什麽內存大小上,與節節攀高的價格一樣,消費者的訴求也在發生著不同的變化。在知乎上可以看到,UFS和EMMC兩種內存方案從參數到性能,再到價格,被羅列的非常詳細,產品的差別在技術人員身上也許覺得是小事,但在使用者身上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忽略的細節。
當官方又擺出過於生硬的態度時,難免會出現消費者不買賬的結果。
總而言之,華為正在高端產品線打基礎的關鍵時期,無論華為給出什麽樣的解釋,顯然都有些草率。華為從Mate7開始,在短短三年時間站穩了國內中高端市場,但比起三星和蘋果這些具有國際頂尖水平的廠商時,所暴露的危機公關能力和品牌意識還有較大的差距。畢竟,品牌形象建立不容易,且行且珍惜。
當然,這件事也反映出要真正成為蘋果三星的挑戰者,華為需要彌補的不僅僅是銷量,還有全球知名消費者品牌應有的規範,當然,此前所說的供應鏈缺口也是問題之一,其影響力往往與品牌影響力息息相關,也相輔相成,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
碰巧的是,在華為終端第一次為此事發聲的前一天,華為內部召開了一個戰略預備隊的座談會,在內部員工質疑一些主管“不以客戶為中心,而是完全以領導為中心”的背景下,華為CEO任正非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問題:華為會不會是下一個美聯航?
也許,正如余承東所說,“是不是真的以消費者為中心”是此時的華為消費者BG內部最需要正視的問題。
“我一般新裝一個APP會把權限全禁了,有時候真搞不懂一個APP要那麽多權限幹嘛。”小王(化名)對記者抱怨道。為了方便日後升級更新,很多APP即使功能簡單,開發者也會申請多個權限提前占坑。
有關中國電信旗下一App索要70多項權限並修改通訊錄的報道再次引發了網民對APP過度索權、隱私泄露話題的關註。隨後,中國電信回應稱,“在用戶同意的前提下,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該App采用統一申請用戶授權的方式,以便根據用戶需要及時提供所需服務。”當用戶同意授權後,該App才能使用這些權限。”
“不管是手機APP還是PC端,一些企業肆無忌憚地收集大量的用戶信息,但是用這些信息就能有效實現商業價值嗎?也未必,有可能他(企業)也不知道真的能做什麽,或者一直沒用上。”火絨安全聯合創始人馬剛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數據是石油的時代背景下,不少企業認為數據越多越好,過度獲取用戶數據。一方面,是企業對用戶數據的極度渴望,另一方面,企業並未妥善保管這些數據,甚至進行地下交易,導致網絡黑灰產業已相當龐大。
提防過度獲取權限
從年初今日頭條麥克風權限“偷聽”隱私事件,支付寶2017年度賬單默認勾選《芝麻信用協議》,到微信是否會存儲、讀取聊天記錄的探討,再到最近李彥宏“願用隱私換便捷”言論引發爭議,一次次事件不斷刺激著用戶敏感的神經,中國用戶真的不在乎隱私嗎?
根據新京報和清研智庫最近的調查顯示,近七成受訪者“用隱私換便捷”是“被自願”,七成以上的人認為網絡平臺在尊重和保護用戶隱私方面做得不好。北京市消費者協會3月7日發布的手機APP個人信息安全調查報告也顯示,有近九成的人認為手機APP存在過度采集個人信息,近八成的人認為手機APP上的個人信息不安全。
以安卓市場手機APP索權為例,小王對記者表示, 大部分APP在下載安裝時,都會申請開通多項權限, 包括使用電話權限、使用位置權限、使用通訊錄權限等。如果不同意,則無法使用APP。
手機APP過度獲取用戶權限與APP開發者的立場和企業商業邏輯有關。一位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如果操作系統不做強制性設定,開發者基本不會管。很多互聯網企業不會給自己設限,因為很多剛開發的APP只提供相對簡單的功能,發展到一定階段會提供更多功能和服務,需要一些新權限。“很多開發者不知道未來這個軟件需要哪些權限,在開發第一個版本時就會申請很多權限,方便以後升級更新。但是很多功能,它即使申請權限也不一定用,這種占坑的情況非常普遍。”
今年年初,騰訊社會研究中心與DCCI互聯網數據中心聯合發布了《2017年度網絡隱私安全及網絡欺詐行為分析報告》(下稱《報告》)。報告顯示,通過手機應用獲取用戶隱私現象十分普遍。2017年下半年,有98.5%的安卓應用在獲取用戶隱私權限。其中,有9%的手機應用存在越界獲取用戶隱私權限的現象。
如何界定過度獲取信息?馬剛對記者表示,“夠用就好,不能收集更多”。對於有些軟件而言,強制授權有一定合理性,如地圖類、出行類軟件需要獲取用戶的位置信息。但是更多的情況是,APP在初次安裝打開時只通知用戶一些敏感權限,實際會獲取更多的權限。記者查看手機權限管理時發現,絕大部分已下載的APP都會默認讀取已安裝應用列表。據悉,目前不少大數據公司都通過獲取已安裝應用列表權限,掌握用戶同時安裝的其他軟件,借此分析競品的市場份額,並對用戶標簽化,為商業企業提供精準營銷服務。
一位網絡安全專家告訴記者,在判斷手機APP是否過度申請權限時,用戶需要結合自己的需求,“假如一個非常簡單的工具類APP,如手電筒、小遊戲要獲取較多權限,就可以把較為敏感的權限,如聯系人、定位等關了。”在應對強制授權問題時,該專家表示,目前這需要手機系統層面解決。對於用戶而言,在安裝時如果被迫選擇授權,彌補措施是,安裝後再用權限管理軟件關閉相應的權限,“你可以保留你需要的、無風險的,然後把有風險的權限關掉。”
打響個人信息保衛戰
獲取權限不是作惡的第一步,判斷一個軟件是否真的惡意不能僅看權限,普通用戶也很難分辨,可以通過依靠安全軟件對所有的APP進行行為分析,“分析的過程當中並不會只看權限,會看這個程序調用的代碼是不是真的有問題,涉及到竊取用戶的數據。”網絡安全專家說。
山寨APP是一大公害。不少山寨APP有和正版APP一樣的圖標、文字,難辨真假。這些APP多含偷跑流量、隱私泄露等惡意代碼。過度索權、山寨APP還只是APP亂象的一部分。而除了手機APP獲取,上述《報告》顯示,移動網絡隱私的泄露還有免費WiFi竊取、舊手機設備泄露,以及黑客盜取企業大數據等渠道。
造成用戶信息泄露原因眾多,APP只是其中的一個入口,還涉及到信息數據的管理,網站本身的原因,或者黑客攻擊等,“其實手機APP過度索權問題沒有想的那麽嚴重,如果大家都把眼光只看到APP行為本身,或者是只盯著APP的權限上這個是不夠的。”
2017年6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正式開始實施。上述專家表示,國家公務人員或者某些掌握數據的人員泄露用戶數據,已經可以通過法律制裁,但個人隱私保護的相關法律不夠完善,“相關的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已經公布了,但是目前也沒有定下來”,而要靠行業規範難度也不小,“各個廠商、各個APP開發者對APP申請權限都有自己的理由。你很難讓各家公司或相應的開發者達成共識。現有的這種這種情況下,可能還是需要依靠操作系統本身的改進來解決這個問題。”
網民在無意中泄露自己信息的情況也極其普遍。以現金貸為例,一些現金貸企業對信息的獲取沒有指定,也完全沒有底限。參與現金貸的人毫無隱私可言,“這些人去申請貸款時,通過APP提交非常詳細的個人信息,還有包括同學、朋友、親戚等信息。這些現金貸公司三天兩頭倒閉,他們的數據在地下買賣,互通,不停地流轉。”
由此衍生的黑灰色產業已相當龐大。此前,阿里巴巴集團安全部副總裁杜躍進曾對媒體表示,中國現在網絡黑灰產業一年的產值已達千億,而網絡安全的全部產值不到300億,其中黑灰產業造成的損失至少乘以20倍。他稱,很多黑灰產業從業者利用大數據的能力甚至超過一些知名互聯網企業,能夠精準獲取數據,進行精確詐騙。
信息的售賣對象包括詐騙、盜竊等行業,以及金融、精準營銷等。被兜售最多的信息便是用戶的聯系方式、賬號密碼。馬剛告訴記者,通過賬號密碼等個人信息真正盜取用戶的資金或財產的情況比較少,“這些明顯違法的很少,一般大家都不敢幹,更多的主要就是用來推銷、做廣告。”由於目前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很多所謂向用戶推送商業信息、廣告的精準營銷處於灰色地帶。“雖然知道這好像不對,或者涉嫌侵權,但是沒有明確規定,處罰也不是很明確,處於灰色地帶,就會放開了幹。”
為防止個人隱私信息泄露,《報告》建議,用戶可從以下五點著手:一是下載軟件選擇正規渠道,如安卓市場等;二是謹慎填寫個人隱私信息,防止信息被無謂的采集;三是管理手機軟件中的隱私權限,了解軟件權限行為,關閉不必要的授權;四是防範公共Wi-Fi,轉賬與支付時改用數據流量;五是通過“恢複出廠設置-格式化-反複拷入大文件並刪除”三步驟,徹底清理舊手機信息。
過去幾年,“打破剛兌、去杠桿、促進信用債合理定價”的呼聲不絕於耳。而在近來信用事件頻發、信用債市場情緒遭受沖擊後,一些投資機構陸續開始寄希望於貨幣政策放松。但在多家券商看來,年初至今,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體偏寬松,“違約潮”並非由於狹義流動性缺乏所導致。另外,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無法也不能用來對沖當前的“融資渠道缺口”。
同時,隨著近年來中資美元債市場提速擴容,中資美元債的違約也有所發生。盡管如此,由於大量高收益債投資者的存在,不少低評級的中資發行人仍能順利完成美元債的募集發行。相比之下,境內債券市場的主要投資人風險偏好則過於集中,培養高收益債投資者群體顯得尤為重要。此外,信用事件的出現、處理也是打破剛兌背景下機構必須面對的”成長的煩惱“。
從離岸市場看高收益債投資
5月27日,中國國儲能源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儲能源”)公告稱,由國儲能源全資子公司發行、國儲能源擔保的美元債未能償還3.5億美元本金,目前已經構成實質性違約。幾位從事美元債發行與投資的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並不是第一只違約的中資美元債,在美元債市場上違約早已是常態。
浦銀國際跨境業務部高級副總裁尹哲對記者表示,當償付出現困難時,香港的中資美元債發行人通常都不會采取剛性兌付,此前就已經有一些發生違約的公募債,私募債違約則更為常見。
盡管如此,在美元債市場中,不少低評級發行人也能順利完成募集發行。尹哲介紹稱,這類發行人的國內評級往往在AA及以下,國際評級通常在B+以下,按照國際評級的標準是可以被歸類到垃圾債範疇的。
“這類發行人在境內即使獲得了發行核準也不一定可以找到對應的投資人,但是不少這類企業在香港往往能成功發行高收益債,背後的原因在於,境外有一批真正有能力有意願去買高收益債的投資人。”他稱。
相比於境內的投資機構,為什麽境外投資者對於高收益債的風險承受能力更高?尹哲認為,並不是由於境外投資機構獨特的資產處置的能力。相反,一旦債券發生違約後,投資者第一時間要做的就是司法凍結公司資產,走仲裁或者是訴訟的法律程序,而境外的這些投資人通常不如境內的投資人執行起來更方便。
他進一步分析,境外金融機構之所以敢持有這些高收益債,其一是在境外資產管理經歷了多年的完善和發展的背景下,已經有不少資金方願意委托管理人去做這類高收益債的投資,對低等級發行人債券的投資主要是由於這些金融機構的投資文化和投資風格使然;其二,國際評級在B+以下的高收益債利率往往高達9%,而在大數法則下,只要投資組合中大部分債券完成兌付了,投資經理就可以保證債券組合投資不受損失。
境內“違約潮”如期而至
反觀境內債券市場,為何高收益債時常陷入無人問津的窘境?滬上一位券商資管固收投資人士對記者表示,投資機構風險偏好過於集中,極容易形成“羊群效應”。盡管市場中也有些熱衷於投資高收益債的私募基金,由於機構規模通常較小,很難形成有效的力量。
一位資管市場部人士對記者表示,投資偏好集中是信用債市場的生態決定的。有些銀行會對委托外部投資進行大量的負面清單式的限制,例如市級以下城投公司、非龍頭房企以及“兩高一剩”發行人的債券都經常被排除在外。前述券商資管投資人士也對記者表示,委外投資往往也要按照委托行的授信政策進行。
中金公司固收部還分析,由於銀行理財和同業部門需要納入全行統一授信管理,導致風險偏好與表內一致。諸多投資者不是從風險收益比去考慮問題,而是試圖完全規避風險。
早在2017年,一些業內從業人士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預計2018年二季度將是信用債違約的高發期。一方面,由於公司債市場在2015年開始提速擴容,不少公司債采取“3+2”的方式發行,在第三年後將面臨回售或者到期。另一方面,金融市場在經歷了2017年的去杠桿和嚴監管後,企業發債融資已經明顯減少。
盡管對於違約現象早有預期,但當今年信用債市場新增了8個違約主體後,市場的反應還是超出不少業內人士的預期。一方面,由於債券人的信用風險產生了一定外溢效應。以東方園林為例,在發債失利後股價持續大跌甚至帶動了PPP板塊下跌;另一方面,不僅是低等級發行人再融資,大量AA+級民企發行人發債融資也受到一定影響。
別讓破剛兌成了“葉公好龍”
回顧過去幾年,“打破剛兌、去杠桿、促進信用債合理定價”的呼聲不絕於耳。
去杠桿本是針對一些產能過剩的國企,而信用事件卻對民企形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在信用事件頻發、信用債市場情緒遭受沖擊後,市場已經開始寄希望於貨幣政策放松。不難發現,利率債市場已經開始“用腳投票”,十年期國債利率收益率也較5月中旬回落了7個基點。
光大證券首席固收分析師張旭認為,貨幣政策對化解“違約潮”的作用相對有限。年初至今,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體偏寬松,DR007和R007的均值分別為2.83%和3.26%,均低於去年四季度的水平。很顯然,“違約潮”並非由於狹義流動性缺乏所導致,而且進一步寬松狹義流動性對化解“違約潮”的作用非常有限。相比之下,結構性的信貸政策對於化解本輪“違約潮”會產生積極的作用,事實上,今年以來政策主要發力在“調結構”上。
張旭認為,狹義流動性向廣義流動性轉化的效率更值得關註。商業銀行的信用派生主要受限於資本金、存款、信用投放的意願這三個要素。資本金的匱乏仍是一個顯著的制約因素,此外,在目前的信用環境下,商業銀行的風險厭惡情緒很難因為資金寬松而實質性改善。
中金公司也認為,貨幣政策難以包治百病。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無法也不能用來對沖當前的“融資渠道缺口”,政策的選擇也要考慮“成本”和“副作用”。但貨幣政策應該轉為更靈活,保持銀行間流動性的合理穩定、
在中金看來,為了避免違約潮惡化,資管新規細則盡早落地,並考慮市場承接力合理設置老產品規模壓縮節奏。另外,應避免銀行集中抽貸行為,亟需培養高收益債投資者群體,並加強政策協調,做好打破剛兌後的風險防範機制。
在充滿剛兌的市場當中,信用風險定價被極度扭曲,並激勵了杠桿操作,投資者承擔的是流動性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信用事件的出現、處理是市場走向成熟必須經歷的“成長的煩惱”,更是形成風險合理定價機制的必由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