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無殼蝸牛的居住正義，對上有房族資產貶值的疑慮，社會住宅帶來的兩難與對立，真的沒有兩全其美的解方？

解方一：荷蘭GWL社區善用政策優勢，社會住宅也能變豪宅

你相信，現在被台灣人視為「嫌惡設施」的社會住宅，能成為帶動當地房價翻倍的指標豪宅，想住還得排上十年？

在全球社會住宅最普及的國家——荷蘭，這件事天天都在發生。

在當地，社會住宅普及率超過三四％，因此，社會住宅不只是尋常風景、與私有住宅無異，在首都阿姆斯特丹，還出現全球最成功的社會住宅典範。

位於阿姆斯特丹西邊的GWL社區，改建自廢棄的自來水廠。在占地六公頃（約大安森林公園四分之一）的社區裡，低矮的紅磚建築，與前衛的玻璃帷幕公寓相互錯落，沿路上，不時穿插手工藝品小店、工業風裝潢的咖啡廳與小型花園等，乍看之下，整體氣氛和台北松菸文創特區、高雄駁二藝術特區沒有兩樣。

想成為這裡的住戶，要付多少錢？三十坪的公寓，一個月租金不到兩萬元，是當地行情的三分之一。若是想買，落成已十七年的中古屋，一坪仍要價超過六十萬元，約是同區類似物件的一．五倍。

價格如此天差地別，原因就在GWL共六百個住宅單位中，一半規畫為社會住宅，供年所得在四○％分位點以下的家庭承租，四分之一為補貼式自用住宅，讓中所得家庭可以較低房價購買。剩下的四分之一，則是對外公開販售的高級住宅，售價隨市場機制浮動。

當台北市長柯文哲提倡的混居，在台掀起階級對立時，豪宅與社會宅「混搭」的GWL則是供不應求，高級住宅售價十七年間翻漲一倍，想承租社會宅，還得排上十年。為什麼，這裡能讓有錢人、中低收入戶的需求同時獲得滿足？

荷蘭人、新加坡國立大學設計與環境學院客座教授羅斯曼（Jurgen Rosemann）認為，關鍵在GWL的特殊性，即善用政府權限，提供一般社區沒有的「獨家」誘因。

除保留具歷史特色建物、營造社區特色外，受政府支持，GWL也是全球最早實施無車化的社區之一，被釋放出的車道空間，轉化為八十個大小不一的花園，出租給住戶種植花草作物。由於整個社區只開放腳踏車通行，非常適合育有幼兒的家庭，對有錢人來說，這可是用錢都買不到的居住條件。

解方二：香港藍田?抓違規扣分，九年間只有六戶遭驅趕

華人崇尚「有土斯有財」，將房屋視為資產、商品，導致大多數華人社會的房價皆居高不下。但是，這並不代表社會住宅就因此窒礙難行。

在和台灣背景相似的香港，當地人稱為「公屋」的社會住宅普及率達三○％，為亞洲最高。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辦公室主任林育如認為，背後原因，除香港面積狹小、高房價，導致公屋發展較鄰國早之外，完善的管理制度，也是避免公屋遭污名化的關鍵之一。

二○一○年，港星劉德華出席位於香港九龍的公屋、「新藍田?」重建落成儀式，他年少時曾在此居住，也是香港無數出身公屋的名人中，最知名的例子。

與台灣人對「貧民窟」的刻板印象相反，香港公屋能成為許多成功者的搖籃，在於經過六十年發展，管理制度日漸成熟，讓公屋租金雖然只有市價的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但透過二十八條禁令，約束承租者的行為，讓居住環境還是能維持在一定水準之上。

這二十八條禁令，小至吐痰、於窗台上放置拖鞋、冷氣機滴水，大至亂丟垃圾、非法賭博、寵物隨意便溺等，全都要管，並交由民間物業管理公司執行稽查。這等於在香港七十八萬戶公屋中，設置糾察隊，依情節嚴重性，區分為三、五、七分，逐次扣分。若租戶在兩年內扣分累計達十六分，則租約中止、必須立刻走人。

但即使如此，自二○○三年起九年間，香港公屋超過兩百萬居住人口中，扣分累計達十六分、遭強制驅趕的，只有六戶。

不過，林育如強調，香港公屋制度，早期也曾因管理不善、帶給社會負面觀感，歷經不斷修正而來。才要開始的台灣，因可直接吸取鄰國經驗、縮短摸索期，相對有利。或許，社會住宅，有一天，會成為你意想不到的好鄰居。

【延伸閱讀】台灣社會宅又貴又少！—亞洲各國公營住宅比較

台灣˙普及率：0.08%（最低）˙主導單位：地方政府˙出租對象：家庭年收入水平最低40%者（台北市）（門檻最低）˙租金：月租約1萬～2萬元（最貴）

新加坡˙普及率：4.5%˙主導單位：建屋發展局自行興建˙出租對象：家庭月收入不超過新台幣3.6萬元˙租金：依承租者條件，月租約在新台幣624～6,600元間

韓國˙普及率：5.1%˙主導單位：政府擬定政策，公法人執行˙出租對象：依住宅類型，分家庭年收入水平最低10%以下、20%～40%兩種）˙租金：低收入戶租金在市價30%以下，中收入戶為80%以下

日本˙普及率：6.1%˙主導單位：中央政府立法、地方政府執行˙出租對象：家庭年收入水平最低25%者，弱勢者放寬至40%˙租金：依據區位條件、住宅面積、家庭收入等係數來計算

香港˙普及率：30%˙主導單位：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自行興建˙出租對象：家庭月收入水平最低30%者˙租金：月租約新台幣6,000元。對收入更低、年長者家庭再減免

資料來源：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整理：郭子苓

這個國家，早在一九八四年就發動年金改革，並被世界銀行當成年金改革的典範。經歷十四年的大改革，竟能讓全民信服，還能兼顧公平及永續。它究竟厲害在哪裡？

台灣現在呼之欲出的年金改革，是由準政務委員林萬億幕後策畫，而他的改革核心，就是來自瑞典在九○年代的年金改革。其實，瑞典的年金制度，出了兩個「世界第一」。

一九一三年，瑞典就是全世界第一個採用全民強制性年金制度的國家。在原本的舊制中，勞工一毛錢都不用出，老年給付都靠稅收財源，是完完全全的社會福利。

然而，瑞典的福利不是白吃的午餐，原本制度下，八○年代租稅負擔率（稅收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平均高達五成（台灣當時約為一八％）；而且，靠稅收退休能領到的錢不多，雖然政府在原本制度上疊上一層隨收隨付制的補充年金，退休替代率也只能撐到五○％左右。

最重要的是，瑞典政府發現，當人口結構開始老化、經濟成長降低時，這個仰賴稅收及隨收隨付制的年金制度，如果未來不做調整，財務可能就會出問題。

選後的迫切危機

推翻舊制 七黨聯合起草法案瑞典退休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桑丹（Annika Sundén）曾指出，當時瑞典退休金的計算薪資基礎，是退休前收入最高的十五年平均薪資，雖然比起台灣的計算方式已很嚴格，「但仍然造成退休金支付上的不公平，再加上提早退休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因此也引發了社會討論。這可說是年金改革的起點。」她說。

一九八四年，政府便著手開始研究年金改革的可能性，桑丹也是瑞典第一批研究者。「如果當時沒有開始討論，依照預估，我們的退休金在去年（二○一五年）就會破產。」她說。相較於瑞典在擔心三十年後的事，距離人口老化的高標「超高齡社會」也還早，台灣的退休基金都將在未來十年陸續虧損、破產，並進入超高齡社會，瑞典人真的想得很遠！

一九九○年，瑞典經濟衰退、失業率增加，再加上原本年金設計上的缺點，年金改革已是全民期待。

一九九一年大選時，原本執政的社民黨下台，勝選的四大黨，組成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在當選後，就以改革年金制度作為最優先的政策。

而聯合政府的目標，就是完全翻新舊制度，他們當選後，馬上成立「國會年金改革工作小組」，研擬方案。這個小組，也就是台灣新政府五月將組成的「年金改革委員會」原型。不過，瑞典的改革團隊，主要由執政的四個黨派與在野的三個黨派，總共七黨聯合起草法案。

仍遇反對聲浪

光尋求共識 就花了三年討論然而，瑞典的年金改革，在當時仍然引起國內少數批評，因為年金改革工作小組拒絕讓利益團體參與討論，把退休者團體擋在門外。瑞典紀錄片導演尤瑟森就拍了一部《誰想要退休？》的紀錄片，指責年金改革是「黑箱作業」。

面對社會不同的聲音，工作小組在討論上也遇到困難。「一開始，每個黨要的東西都不一樣。」當初主導工作小組的自由黨議員康伯格，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但是，經過一番痛苦漫長的討論，我們終於達成共識。」多久？這一討論，就是三年。

一九九四年，康伯格終於完成改革方案的起草，送至國會審議。「但那都是形式了，因為這法案就是我們七黨一起討論出來的，全國的意志都在上面了。法案最終以八五％的高票數表決過關。」康伯格說。

改革一：確定提撥制

費率一致 以終身平均薪資計算這個瑞典四百多萬保險人期盼的新制度，維持隨收隨付制的精神，但把第一層原本「確定給付制」（如台灣勞保和退撫）改為「確定提撥制」（如勞退新制），變成「所得年金」及「附加年金」。

只要是有工作的人，不分公務員及勞工，都依個人薪資所得繳納一八．五％的總保險費（其中勞工負擔七個百分點，雇主負擔一○．二一個百分點，政府補足尾數），存在每個人的帳戶。

而你的個人帳戶，會透過每年寄發橘色信封來向每一位公民解說。在這個橘色信封裡，有保險人個人帳戶內累積的存款及利息，未來退休後每個月可領退休年金；若想拿到五五％所得替代率，必須工作到何時，還有基金操作績效等資訊。現在瑞典民眾更能在網站上查詢，也提供了各種預測工具，幫助民眾規畫退休。

瑞典新年金從確定給付制，改為名義上的確定提撥制，不僅讓國家財政從原本下一代養上一代的沉重負擔中解放出來，同時也對退休給付的條件改得更嚴格。

原本計算薪資是以十五年最高平均薪資計算，瑞典改為十六歲後到退休的終身平均薪資。同時，基金也對全國所有人公平對待。「不論你是誰，同一世代，大家投進去的錢一樣多，退休後拿到的也會一樣。」康伯格說。

瑞典在設計新年金時，為了確保基金財務能長長久久，不用每隔幾年就年金改革，還幫基金裝了一個「自動導航裝置」。

改革二：自動平衡機制

每年計算 兩年未達平衡就調整

這是瑞典的另一個世界第一。它是全世界第一個採用「自動平衡機制」（Automatic Balancing Mechanism, ABM）來調整退休金給付的國家。基金每年會計算資產、潛藏負債，並納入經濟情況的變化，和國民平均壽命、退休年齡、薪資成長等變數連動，看財務是否能夠平衡。當連續兩年平衡率低於一（年金潛藏債務超過資產）時，就會自動啟動平衡機制，調低該年度退休金的給付，直到年金財務恢復平衡為止。

「會這樣設計，是因為我們經歷過痛苦的政治協商。所以，大家都想省事一點，讓年金的運作『去政治化』。」康伯格解釋。

這個機制，成為瑞典基金永續的一大關鍵。當台灣卡在年金改革的政治角力中，誰也不肯退讓；瑞典的自動平衡機制，配合原本就公平的給付制，讓全民真正共同承擔，還能維持世代平衡。

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按照基金統計，在一九九○年出生的瑞典年輕人，將比一九四○年出生的老人，少領一四％退休金，多工作兩年。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年輕人吃虧，但按照預期壽命統計，他能比現在退休的老人多活四年，因此還能多領兩年退休金，算起來，並沒有吃虧。

「身為福利國家，我們需要每一個人盡可能地工作，國家才有稅收。因此，我們在設計退休時，也盡量鼓勵老年工作。」康伯格說。

改革三：漸進式退休

老人工作領薪資 還可領年金當時除了將退休年齡從原本的五十五歲延後到六十一歲（現為六十五歲），新年金還引入漸進式退休制度。如果在六十七歲前都繼續工作，漸進式退休者可一邊工作領取薪資，並領取部分年金，還可累計額外的年金權利，讓老人樂於工作。

瑞典的年金改革，因為公平，社會在團結氛圍下沒有分裂；又因應人口老化客觀條件，能夠永續。世界銀行把瑞典的經驗，當成年金改革的教科書，稱讚它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例子。從流程到制度的設計，也都值得台灣學習。

二○一六年，台灣已有如瑞典當時期待改革的社會氣氛，但我們沒有瑞典當初充裕的時間，可以慢慢討論。政府能否善用機會，打造讓全民安心退休的新年金制度，就看台灣版的年金改革委員會，能否順利。

撰文 / 楊卓翰

如何塑造高品質的政務官？反貪腐一定要公開個人財產嗎？ 從人才培養到與立法院的互動，歐美先進國家這樣做。

政府政務官難找，不只是台灣的問題，許多先進國家也都碰到過。事實上，國際許多先進民主國家，從人才培養到與立法院的互動，都有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塑造高品質的政務官。

人才池不足

英國解方：延攬學者、商界人士，建立影子內閣培養政務官，近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地英國有解方。內閣制的英國，行政首長都是由資深的下議院議員擔任，而幕僚及團隊則由資淺的議員組成。這樣的好處，是「不會發生政務官雖然是社會專業人士，行政經驗卻無從培養，難以融入政治環境的窘境。」英國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資深研究員萊道爾（Peter Riddell）說。

但面對人才匱乏的現象，英國還是要找出解決之道。萊道爾舉例，面對人才池越來越小，二○○七年，英國前首相高登遂大舉用才，以「廣納賢能」（Government of All Talents）為號召，擴大非議員閣員，納進許多沒有政治經驗的學者及商業界人士進入內閣。

除此之外，英國的在野黨也有正式組成「影子內閣」（反對黨監督執政黨）的傳統，由卸任的政務官及議員、專家、學者集結而成，對執政黨提出批評及反對政策。國內不少學者也建議，國民黨團應趁著在野這段時間，組影子內閣，重新建立起台灣的政務官人才池。

財產公開趕跑人

美國解方：官員安全堪慮，陽光法案急轉彎一二年，為了加強政府透明化，美國通過《STOCK法案》。其中一項最受爭議的規定，就是高階官員與政務官申報的財產資料，全部都要在網路上公開，曝光程度相當於台灣的《陽光法案》。

然而，在一三年四月十五日，法案生效前，國會卻通過了法案修正案，取消網路上揭露財務資訊的規定，讓財產申報回到原本封存，民眾僅能書面申請調閱的流程。

為什麼？美國國家公共行政學院出了一份報告「《STOCK法案》公開財產對政府影響的獨立研究」，明確反對法案網路公開財產。報告指出：「法案如果施行，會對官員人身安全造成問題」，「高階官員的人才庫已經逐漸縮小，公職吸引力和其他民間職位競爭已失去吸引力，法案對政府吸引、留住人才，將會有長期且負面的影響。」事實上，若分析國際透明組織的「清廉印象指數」就能發現，在主要國家中公開官員財產與不公開之間，並無直接關聯。美國撤除《STOCK法案》網路公開的議案，獲美國參議院全數同意，毫無異議。

對照美國，看看台灣，我們是否也能在反貪腐與政務官人身安全中間，找到平衡點？

不讓立院作秀

德國解方：五天前提問，一小時答十八題如果台灣立法院質詢是歹戲拖棚，那麼德國議會質詢就是字字珠璣。根據《德國議事標準》，黨團質詢的問題，必須由五％以上的議員連署提出，且所有問題都要五天前先提交，禁止脫稿演出、減少重複。此外，議員個人還是有機會獨秀，每周三有一小時，議員可以向各部會部長做「口頭質詢」。

一周一小時的時間怎麼夠質詢？台灣民眾看慣立法院時間又長、戲又多的質詢方式；在德國議會，一五年一整年下來，總共只有五十個小時的口頭質詢，卻提出了九百多個議題，平均下來，一個小時可以問答十八個不同議題。

如此高效率，是因為德國議會就連議員事先交的問題格式都有嚴格限制，問題必須提出數據及前提，方便回答。而問題主要由書面回覆，口頭質詢僅是補充，因此快問快答，效率極高。

如果台灣要擺脫立法院的作秀文化，提高政務官在質詢時的效率，德國議會的質詢規定，值得參考。

撰文 / 楊卓翰

新創籌資不易，新加坡大手筆支持創業家；韓國為鼓勵教授創業，設大學讓教授開公司。而台灣，「亞洲矽谷」喊得火熱，但缺乏配套，連本國人都不想去，何況是外國人。

今年六月，新政府列為五大政策之一的「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在行政院院會議程上被臨時撤回。原因來自新創圈的強力反彈，新創圈認為，若要打造理想的創業環境，人才、技術、資金、法規缺一不可，而最不缺的就是圈地招商的舊思惟。

創造好環境 人才自然會想來台灣高喊亞洲矽谷，就必須先了解矽谷成為創新代名詞的背後原因。和沛科技董事長翟本喬曾以自身經驗說過，當初他離開紐約貝爾實驗室，跑到矽谷谷歌時，有些同期的工程師卻不願離開紐約，但「谷歌為了攬才，索性在紐約開設辦公室，」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西雅圖、匹茲堡。

台灣真正要做的，是配合人才的需求，打造吸引國際人才的環境，有人，才能帶來技術和創新，進而吸引資金及國際企業，造就亞洲矽谷。因此，政府把亞洲矽谷園區設在桃園，管理單位卻是桃園市政府，缺乏一級單位和統一窗口；相較之下，新加坡標新局（SPRING）提供一站式服務，從申請創業家簽證到補助資源等，一天就能搞定公司成立程序。

打造亞洲矽谷，關鍵還是如何吸引人才。為了鼓勵國際創業人才來台，政府去年七月新開辦了創業家簽證，立委蔣萬安就公開表示，原本一年預計發出的兩千張簽證，至今年五月止，卻僅有二十一人申請、十四人通過，不到預期的一％。他認為問題出在配套不足、審核標準欠缺彈性。

簽證變友善 家屬也要一起受惠「若要吸引國際創業人才，不能只有創業家本身，必須連同其家屬一併考量。」包括創業家的配偶及小孩來台的就業和就學問題，都需要配套。

以新加坡為例，只要取得創業家簽證，就可申請家屬簽證，使配偶能申請在當地工作，小孩直接入學新加坡中小學，甚至可以全家一同申請永久居留證，享有當地居民的權利與福利。

相較之下，台灣的創業家簽證顯然過於苛刻，創意工場執行長王仁中更直言，「按照現行的資格要求，若老外已經拿了許多獎，怎麼還會想來台灣，台灣又沒給他們錢。」另外，聘雇外籍白領的規定也不合理，「台灣在吸引外籍白領的心態還是很保守。」蔣萬安強調，對於外籍白領薪資、聘雇公司資本額、營收都設下最低門檻，政府心態還是在管制，而非鼓勵。

政府多資助

配合稅負優惠

在新創融資方面， LIVEhouse.in創辦人程世嘉認為，台灣新創最欠缺的是早期投資。固然國發會透過國發基金與民間創投共同對新創出資，但與鄰近的新加坡、韓國一比，台灣的政府出資比例卻明顯偏低，就連新加坡都祭出稅負優惠。台灣應該提高政府相對投資比例和稅負優惠，增加國際創投來台投資的誘因。

依照現行作法，不僅將國際人才擋在門外，連國內擁有技術能量的教授也被法規綁死。根據教育部的「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僅允許教師擔任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的董事，卻不得參與其他新創事業。

法規要鬆綁 別限制學界創業反觀鄰近矽谷的史丹佛大學，從三○年代至今，校友、教員共創辦了三萬九千九百家企業，並帶來五四○萬個就業機會，每年產生的營收高達二．七兆美元。這麼強大的創業能量，正是來自該校對師生創業的支持。史丹佛不僅不限制教授到業界任職，甚至允許教授留職停薪創辦公司，所有教授均可申請兩年的「創業假期」，這讓教授更能看清社會的真實需求，也幫助學生更能結合實務對比台灣，創投公會祕書長蘇拾忠認為，「美國教授要創業很容易，擁有好技術的教授，即使創業失敗回去教書，別人會覺得他很有經驗；但在台灣失敗了，連學校也回不去。」若借鏡鄰近亞洲國家，可發現台灣不僅需要調整法規，思惟也須改變。對吸引人才的戰略、投資誘因的設計等，都值得政府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