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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新立：城鄉亟待融合發展，農村需改革提高市場化程度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多種因素，正在讓農村重新煥發活力。

4月21日，在2018特色小鎮發展高峰論壇上，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稱，城鄉融合發展是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

鄭新立認為，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在於城鄉兩個市場的行政分割，城市的市場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全要素的市場化，而農村的生產要素處在半市場化，或者完全沒有市場化的狀態。由於農村的市場化程度低，導致農村的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改革開放四十年，農村的勞動力、資本、土地三大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支持了城市的繁榮。

在他看來，發展特色小鎮將是城鄉實現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通過特色小鎮可以帶動農村的發展，帶動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農民的就業。比如，臺灣農村搞鄉村旅遊，農業觀光，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再比如，韓國通過上世紀70年代搞的新村運動，40多年的城市化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始終保持同步增長，差距保持在1：0.9左右。

結余建設用地指標的跨省調劑

值得關註的是，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也發生了變化。當前，在農村，承包地、宅基地都實行三權分置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推行的三塊地的改革，正在成為撬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強有力的杠桿。

他認為，若以這“三塊地”為質押，在“十三五”期間，將撬動20萬億的銀行貸款和社會資金下鄉，可以投入到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鎮建設上來，城鄉發展差距就能夠迅速的縮小。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管理辦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標、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機制，所得收益全部用於脫貧攻堅和支持鄉村振興。這意味著，農村結余的建設用地指標不僅可以在本省本地交換，而且還可以跨省交換。

鄭新立表示，如果將中西部騰退出來的宅基地作為建設用地指標賣給東部省份，在過去，一畝建設用地在縣域賣，根據經驗只能賣到7萬，在地級市可以賣到20萬，但在省域統一市場就能賣到50萬，如果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話，就可以賣到100萬左右。

他說，跨省域建設用地的調劑為建設全國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打開了一個缺口，將成為一個撬動特色小鎮建設，撬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強有力杠桿。要利用好這個政策，逐步的發展，從而建立全國統一的調節機制，使土地跨省域調劑所獲得的收入能夠更多的補償給退出宅基地和房產的農民，使他們能夠獲得更高的資產收入，從而在城市里面買房子或者租房子，有利於農民工的市民化。

市民下鄉的模式創新

此外，要想城鄉融合，自然無法離開城市資本和市民的下鄉。

在會議上，國開金融公司副總裁左坤認為，中國的鄉村要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就不應該就農村論農村，而且依靠農業、依靠農民工返鄉，通過搞鄉村旅遊、農家樂是很難取得大發展的，最終應該跳出農村來發展農村，通過引導市民下鄉，為日益空心化的農村註入新的發展動能。

他表示，市民下鄉有三重重大價值：一是短期的經濟價值。市民的投資消費在短期內有助於快速解決鄉村建設的大額成本問題；二是中期的民生價值，市民下鄉後將會產生巨大的生產和生活服務需求，在中長期內能夠解決農民的持續就業的問題；三是長期的社會價值，從長遠來看，這是最重要的價值因素，因為市民下鄉將為鄉村註入相當部分的市民階層，包括退休的政府公務員，以及企業主、藝術家、高級白領、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這些群體的下鄉重構鄉村的人口結構，改變鄉村老幼相守，缺少知識分子的社會架構。

近年來，在官方文件中也逐步出現了鼓勵市民下鄉的內容，涉及到鄉村旅遊、康養領域。對於有些地方發布了鼓勵市民下鄉租賃農村閑置農房的政策，左坤稱，這種讓市民和農民直接交易，分散下鄉的做法，短期內可能有助於部分農民增加收入，但從中長期來看，對鄉村的發展作用有限。

其中原因在於，一是這種做法受益農民的比例不大。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在鄉村盡管很多房子是空的，但是完全進城徹底空置的農房比例不超過20%，即便把這20%的房子都租給市民了，剩下80%的農戶也不會有任何的變化。二是市民租房的生活品質不高，很多市民租了以後重新裝修一番，但是時間一長，新鮮勁兒一過，煩惱就會來，比如鄰居和周邊的環境仍然很差，在鄉村很難有想要的生活服務配套功能，而且閑置農房的價值不高，環境和配套品質不高，農民最終獲得的租金收益也不高。農民土地資源價值並沒有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左坤認為，這種分散交易的市民下鄉的政策，導致的最終結果是市民和農民都不會太滿意，農民沒有得到普遍的全體村民的最大化的收益提升，市民也沒有得到高品質的鄉村生活的體驗，並將逐步喪失下鄉的熱情。從國開金融的實踐看，鄉村建設必須要有大企業、大資本、大謀劃、大運營，整體謀劃實施，才能讓鄉村的環境和價值得到顯著的提升，從而真正為農民獲利、市民積極下鄉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