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農場，一個充滿著美好生活想像的詞語，在現實中卻面目模糊，並遭遇產權、資金等諸多難題。
不管什麼形式，如何讓家庭農場聯結農業與各路資金，使農村土地煥發出農業意義的生命力，是關鍵所在。
「家庭農場」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一號文件」中。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
這個充滿著浪漫美好氣息的詞語，迅速流行開來。農業部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土地流轉面積約2.7億畝，佔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21.5%。全國33個農村土地流轉規範化管理和服務試點地區，家庭農場已超過6670個。
家庭農場到底是什麼？現實狀況又如何？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發現，由於中央並未作出明確規定，家庭農場依然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而各地興起的熱潮，主要分為三種，一是農民自己成為農場主，二是城裡人下鄉圓農場夢，三是城市資本下鄉。
城裡人下鄉記
「這能讓我內心安靜。」王菲（化名）喜歡站在自己的農場裡，聽著風吹松濤的聲音。這裡有花，有樹。周圍環繞著青石板壘起的牆。
2007年，重慶人王菲退休後，一次市郊徒步時發現了西山村天子寨。童年的農村生活記憶被當地情境激活，她與另三個朋友一起租下了這塊地。
擁有一個農場，這簡直是無數城市人的夢想。尤其是，隨著近年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嚴重，越來越多城市人開始像王菲一樣，反向向農村流動。
有趣的是，自從6年前重慶被批准為統籌城鄉綜改試驗區以後，這裡對於各路資金進入農村一直保持著相對寬鬆的氛圍，各種試驗一直十分活躍。家庭農場自然也不例外，王菲身邊就有不少人以各種方式下了鄉。
不過，當初想像中的浪漫，很快遇到堅硬的現實，首當其衝的便是「錢」。
當時他們與村委會談妥，租地40年，租金35元/畝。44畝地，一次性繳納20年，約3.2萬元。沒想到，第一年，修路、拉電線、做水塘、買樹苗，花了約40萬，但果樹死亡近80%，損失15萬。
2009年，重慶市政府提倡全市種樹，於是他們改種香樟、水杉、桃樹等。這次又投入十幾萬，樹苗至今成活了約八成，但還需三四年，才能長成。花了十幾萬打井，卻不出水，導致高價做的水池也荒廢掉了。
現在，光農場一年的正常維護費，就要幾萬元。而其他股東心灰意冷，不肯再投入，就靠王菲夫婦每月不到五千塊的退休工資支撐。貸款的念頭也曾有過，但很快就放棄了，能不能貸到不知道，即使貸到了，也付不起利息，因為農場沒產出。
而陌生的農村，也讓城裡來的這些人充滿了不安全感。王菲的樹苗時常被偷，連雞、狗也難逃厄運，「最初一年，我們有200隻雞，到年底只剩六十多只了。」
想建生活用房，地方說政策不允許。好不容易村裡口頭答應，三個村幹部搶建房生意，搞得沒法動工。
更讓他們擔心的是林權和地權。
「希望辦下林權證，這樣才有安全感。就像蓋了房子要有房產證。」7年間，他們種樹花費了近20萬。但相關部門告知，需要先認定退耕還林，才可能爭取林權證。2011年，林業部門來調查取證後，卻一直沒有下文。
從村民手中租來的地，則是更大的麻煩。
2011年冬天，一名股東在山上被一個顫巍巍的老村民攔住要求還地，理由是當時是兒子簽的字，他沒同意。這個股東請他喝了酒抽了煙，才平息下去。
事實上，從2010年開始，就陸續有村民找上門要收回土地，即使當時明明已經簽過協議。
這讓沒有地權的股東們變得迷茫，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號文件』已經出台」，王菲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即使她並不知道家庭農場到底是什麼，她所註冊的也並非是家庭農場，「希望重慶快點出台家庭農場政策，幫幫我們」。
什麼都得自己幹的農場主
與王菲們不一樣，張澤城是土生土長的農民。而且，張是重慶首家工商註冊的微型企業家庭農場主，經營著20畝土地。
2012年3月以前，張澤城還在東莞做保安隊長，每月近4000塊收入。公司倒閉後，打工多年的張決定回家——一個距離東莞1700多公里的村莊，重慶市萬州區長嶺鎮涼水村7組。在外打工多年，他整天看家鄉的新聞，「電視裡說惠農政策很好，家鄉發展得很快」。
回家後，他準備種蔬菜，父母也來一起幹。
「最初的投入約3萬元。」張澤城說。包括購買菜種、建沼氣池、買肥料等等。其中政府給予微企補貼24000多元。
最大的成本則是土地流轉金。20畝土地，租金平均300元每畝，近6000元。一開始，即使願意掏錢，也租不到地——有人嘲笑他，「這年頭還回來種地，怕你虧得租金都付不起。」
後來，父母親出面，地總算租下來了。但地裡所有的活，幾乎都得張家人自己來幹。
2013年3月的一個早上，8點鐘，張澤城起床幹活了。他推著1400多元買來的耕田機下了地。在外打工多年，張澤城對農活早已生疏，「回來複習了近一年」。
初春的上午，陽光灑在地裡翠綠的油麥菜、萵筍上，他和父母正在地裡施肥。中午睡上一會，下午接著幹活。半夜他就得起床騎著摩托車去市場上賣菜。
這就是這位農場主的日常生活景象，幾乎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動手。雖然中央與地方都並沒有具體規定，但這樣的職業農民的農場，顯然毫無爭議地正是「一號文件」所鼓勵的家庭農場。
不過，這樣的家庭農場，卻普遍十分脆弱。
讓張澤城最為擔憂的是，即使他勤奮勞作，即使他努力去參加政府組織的種菜技術學習，也難以避免風險。
2012年6月，他種的娃娃菜沒有生長，他認為買了假種子。現在，他又發現地裡的香菜不見長，損失已是必然。2012年，張澤城的農場每月收入約1萬塊。平分到5個人，才2000多元，「這比打工累，也賺得少」。
3月9日，凌晨2點多下起雨，隨後是冰雹，眼看要收割的油麥菜和萵筍被打得千瘡百孔，「就像被雞啄了一樣，全報廢了。」張澤城說，「損失3000塊吧。」
資金之困
除了風險，對這些由個人來支撐的家庭農場主們來說，另一個發愁的問題是資金。
即使是在最早發展家庭農場而且民間資本實力雄厚的寧波，這也依然是個普遍的難題。
寧波家庭農場主吳家輝養了500頭豬，現在維持豬場運轉的資金主要是來自早年做建築生意的積累，他用「勉力支撐」形容。
如果豬價很好，資金尚能周轉，可是一遇到豬價不好，錢就不夠用了。
一頭豬養到兩百斤的成本是一千五百塊錢，也就是說成本七塊五毛錢一斤，但最近豬價只能賣到每斤七塊一左右。「每賣一頭豬我要虧一百塊，賣出去越多虧得越多。但不賣會虧得更多，豬要吃，也可能得病。」吳說。
如果要擴大規模，錢的缺口就更大了。
吳家輝算了一筆賬。首先是造房子，基礎設施建設，然後需要引種。引種之後還有前期的費用，比如說產仔。從引種到豬出欄要花去一年時間，這一年完全是投入期，沒有盈利，第二年才可能收回成本。
吳家輝想去銀行貸款，第二年就能還回去。但是銀行需要房產證作抵押，而吳的農場雖然有十幾畝地，卻沒有產權證。他很羨慕周邊的工廠，「工廠廠房能辦產權證，可以用作抵押」。
寧波農業局經管處辦公室主任趙立新介紹，「寧波市政府目前還沒辦法，但區縣一級有。例如餘姚，政府出面擔保由銀行向農場主貸款，最高20萬元。」
不只是寧波，在全國各地都還沒有好辦法。即使偶有突破，也只是很小規模。
在家庭農場試點較早的武漢，允許使用土地承包經營權做抵押申請貸款。但是銀行對規模較小的企業，特別是農戶不願意放貸。因為現在農業風險很大，生產週期長，效益產出慢。
武漢市農村經濟經營管理局農村土地承包管理科科長王文才說，「我們與銀行協調過，也向上級部門反映。政府要求銀行對農戶予以扶持，但銀行有難處，只能繼續協調。」
而張澤城則把希望寄託在政府補貼上。
他所在的重慶萬州區，不僅農場成功申請註冊商標就能補助2000元，而且對微型企業家庭農場還有補貼傾斜。
「成立一個微企家庭農場，財政會補助30%-50%。」萬州區工商分局副局長向俊說，「一般農戶缺少抵押物，銀行這條路基本走不通。只能從微企扶持資金上想辦法，但最多只能有15萬元。」
資本下鄉悖論
渴望資本的農業，在「一號文件」的春風裡，盼來了各路工商資本。
咖啡館裡，杜敏穿著一雙布鞋，盤坐在沙發上，體型看上去像一尊佛。他的對面，一位諮詢者正說明來意：「現在大多數做農業的公司都是外行，所以必須找你幫忙。」
杜敏是重慶市碧天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的負責人。2008年開始，他與弟弟、弟妹、岳父母5人成立公司種蔬菜。到現在，他已有了3個蔬菜基地，在當地頗為出名。
這些天，找他合作的公司很多。他感覺到，「農業迎來了春天」。
據當地媒體報導，2012年重慶市就有一千多家企業涉足農業，資金規模約300億。
不過，農業的錢並不好賺。重慶市統籌辦對10家農業企業進行抽樣分析，發現這些企業累計投資已達25億元，累計利潤僅2.5億元。相當於投入10元，目前只掙回1元。
在杜敏所在的璧山縣，他眼見著身邊的同行「死了」一批又一批，從2008年到現在他是唯一的「倖存者」。
一大難題是找不到人幹活。這些資本下鄉之後，往往需要僱用許多農民幹活，可是農村留下的人並不多。杜敏的第一個蔬菜基地璧山農場，需要13個工人。但招了5年，也只招到12個。
現在，他的幾個農場裡僱用的工人加起來超過150個，但90%以上的年齡都在50歲以上，因為年輕人多進城打工去了。
更大的風險則在於價格波動，不過杜敏用直銷解決了這個擔憂。
他借鑑了美國的社區支持農業模式，客戶交納一年數千元的費用，公司將蔬菜直接配送到客戶家中。在連虧了兩年之後，直到第三年客戶超過400家時，公司扭虧為盈。「直銷避開了蔬菜價格波動，只要能壓低生產成本，就能賺錢。」杜敏說，「現在我們每公斤成本在6毛錢。」目前，其公司每年毛利約180萬。
但是，這些大資本，對於農村來說，又盼又恨，因為農業也往往容易被資本所傷害。
「如果只做農產品的話，效益太低。」李斌（化名）說。他是一家農業公司老總，其所在的公司屬於當地一家大型房地產企業。
李斌在重慶郊區「流轉」了近3000畝土地，準備搞觀光農業，而且計劃生產有機農作物供給高端市場。但他們也打算在這些地上再建一個高檔酒店。
對農業附屬設施用地規模，國土資源部、農業部規定最多不超過20畝。為了獲得更多的土地，李斌們的辦法就是「增減掛鉤」——如果將農民集中起來蓋樓房居住，退出的宅基地復耕為耕地，就能按一定條件「兌換」農村建設用地指標。「我們把整個流轉地的農民都遷出去，騰出來的指標，除了給他們蓋樓房，剩下的就能用來蓋酒店。」
早在2001年，《中共中央關於做好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工商企業投資開發農業，應當主要從事產前、產後服務和「四荒」資源開發，不提倡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和經營農戶承包地。
但資本下鄉圈地的衝動難以遏制。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達到2.7億畝，佔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21.5%。其中，流入工商企業的耕地面積為2800萬畝，佔流轉總面積的10.3%。
資本就像雙刃劍，為農業帶來動力的同時，亦帶來問題。
農業部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回覆中稱，工商企業直接經營農地後，為了贏利，多數會搞「非糧化」生產，有的甚至進行「非農化」建設。針對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導致的「非農化」和「非糧化」問題，2013年「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提出，「探索建立嚴格的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監管制度」，規範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的經營行為。
重慶市農業委員會對外合作處負責人方玲介紹，目前，市裡並沒有出台工商資本下鄉准入制度。只要求企業要從事農業產業，而且充分尊重農民的意願。
她強調，下鄉企業必須進行農業生產，不能以農業名義從事非農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