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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隱秘的商幫。
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從東北興安嶺到中國西南的林區，再到俄羅斯、東南亞、非洲和北美，他們把木材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全國各地，壟斷了全國90%的木材交易。
他們來自福建莆田秀嶼海濱一個叫忠門的小鎮，這個鎮子幾乎家家戶戶和木材有關。在這個同樣由南方式草根資本支撐的行業，他們幹得和東莊鎮走出的游醫群體一樣出色。他們有自己的家族網絡和生意信仰。他們還正在向產業鏈上游及國際化延伸。
一座邊城和一個商幫
綏芬河號稱「中國木業之都」，也是忠門人最早經營從俄羅斯進口木材的口岸，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忠門人來來去去。在這個只有十幾萬人口的小城，曾有「十個人中有一個福建人」的說法。
故事要從黑龍江太平嶺東麓的邊城綏芬河說起。
10月17日，綏芬河下了今年第一場小雪。晚上7時許，住在火車站北側貨物小區的人們，三三兩兩地走向站內密密麻麻的鐵軌線。火車的轟隆聲已經迫近，幾分鐘裡，鐵軌線間已經聚集了五六十個人。
火車滿載從俄羅斯那邊運來的原木。當火車開到跟前，人們忙不迭地用手電筒掃射裝滿原木的車廂。很快，當火車在站內停穩，人們卻又開始陸續散去。整個過程前後不過十來分鐘。
張國林帶著他的小侄子張建東走在人群中，聚散的情景讓他們想起在莆田鄉下看土檯子的莆仙戲。不過，這晚的場景遠不是一年中最壯觀的。「年頭搶貨 的時候，站內不到三百米長一段，擠了四、五百人，黑壓壓的。大家搶著打火車皮上的電話，把貨主的電話都打爆了。」張國林對《創業家》記者說。至於最後木材 的交易，就像日本海鮮市場裡拍賣金槍魚，誰出價高誰成交。有所不同的是，貨主只需坐在家裡，從電話那頭聽木商們競價。
從凌晨五點開始，這是張國林伯侄兩人當天第16次進站看貨。「火車快到的時候，火車站的服務台會用飛信通知我們。如果有我們訂的貨，飛信會告知 車廂號，在哪個貨站卸貨。」張建東說。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所訂貨物到站的準確時間。「有時候五六天就到了，有時候十多天也沒到。」通常，這樣一列從西伯利亞 始發的火車，要在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遊蕩十天左右，逐站加掛載原木或木方的車廂。到綏芬河車站時，已經攢到長長的三十多節，要用三個火車頭才拉得動。由於列 車收貨的時間彈性較大，不太準時是正常的。但一年到頭，張家伯侄不會錯過任何一趟車。
進入十月份，對木材尤其是建築用木材的銷售來說已經是淡季。因為冬天將至，全國各地的建築工地往往都臨近停工了。不過，這時候卻是木材商們囤積 木材的好時候。冬天是俄羅斯的伐木季，木材貨源最豐富，價格也更低。看了十多年木頭，張國林對俄羅斯來的「好料」還是忍不住嘖嘖稱讚。
第二天上午，張國林在車站貨場教記者辨認白松、白樺，什麼是落葉松、水曲柳、柞木、榆木，指著大水曲柳斷面上的年輪對記者說：「這樣的木頭起碼 有六七十年了，在興安嶺都找不到了。從俄羅斯過來的，真是要什麼料有什麼料。」俄羅斯木材大部分是建築用材，但水曲柳屬硬柞木，是做家具的材料。
今年49歲的張國林不識字，更不會發短信。聯繫他時，濃濃的莆田口音讓記者只能根據發音，請當地的出租車司機幫忙找到他。不過，讀寫能力顯然沒 有成為他做生意的障礙，「大伯之前在北京朝陽四季青的貨場裡看了十年鋸台。對木材比誰都懂。火車上的木頭好不好，他老遠就能看出來。」張建東說。張建東是 去年初來綏芬河的，在北京和莆田老家唸完了初中，他的學力足夠幫助伯父解決生意中涉及的書面問題。
關於語言，怎樣和俄羅斯人溝通的問題。木商們需要在綏芬河當地雇俄語翻譯。說到翻譯，張國林馬上感嘆「老闆不好當」，一方面，是因為翻譯公司的收 費不低，到今年，業務季的翻譯月薪比去年高了近2000元，達到了近7000。「他們去俄羅斯，除了工資，吃住都由我們管。平時用不著他們的時候，照樣也 得開每月3000塊的工資。」張國林說。另一方面，無法鑑別翻譯得好壞也讓他有點頭疼。隨身的「翻譯官」往往是20多歲的年輕人，有的在俄語方面也是二把 刀，「他們表達不好我們就完蛋。」張國林說。
和1995年就到綏芬河的二弟張國泰相比，張國林做進口貿易並不算老手，他所經營的聚鑫木業公司是2005年和三、四個股東合開的。大股東是一個叫潘文春的莆田忠門鎮同鄉。張國林說他手頭只有幾百萬，佔的股份很少。股份制是忠門木商們基本的組織形式。
除了貿易公司，張國林還在綏芬河和同鄉合資開了木材加工廠。他領記者參觀了鋸房和烘乾房，「大家都有股份，哪怕只有一點點，都會拚命地干，賺到錢就可以找人搭伙做別的。」
張國林一共雇了七八個固定員工，其中的「骨幹」大都是莆田來的親戚朋友或忠門鎮同鄉。他們往往從事的是一些帶有專業性的崗位，比如叉車、抱車司 機、鋸手和烘乾房主管。這樣的工作是同鄉們進入這個木材行當的起點。員工吃住由公司負責，另外可以拿到每月3000多的淨工資。其他崗位，比如發貨時才需 要的捲尺(量木方尺寸)，則臨時雇東北當地人來幹。
綏芬河號稱「中國木業之都」，也是忠門人最早經營從俄羅斯進口木材的口岸，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忠門人來來去去，像張國林這樣的莆田籍木材商目前有幾百人。在這只有十幾萬人口的小城，曾有「十個人中有一個福建人」的說法。
近幾年，隨著其他對俄貿易口岸的開放，原駐綏芬河的忠門人開始分散到滿洲裡、黑河、二連浩特以及新疆的阿拉山口。綏芬河的木材商的人數也從前幾 年的幾千人銳減到了幾百人。不過，隨著資本的擴大，人數的減少並沒有削弱這裡的木材交易，根據當地的數據資料顯示，這裡的木材進口量目前仍佔全國的 1/3。每天從俄羅斯開來的列車絕大部分裝的是木材，只有夾掛的少量裝礦沙和化肥的車廂。
張建東說，和「佔車站貿易80%」的木材相比，綏芬河的街店生意「不叫生意」。在許多當地人的眼裡，木材也的確是綏芬河的主業。帶記者找到張國 林的那位出租車司機沈全海，在綏芬河開了20多年出租車，對綏芬河每一家木業公司的位置瞭如指掌，能說出許多莆田木材商的姓名。在他看來，莆田人之所以能 壟斷當地的木材貿易，在於兩條：一是比當地人更能吃苦，二是有資本。實際上，資本也是在吃苦中積累的，「他們剛來的時候，城市還沒開發，很艱苦。」沈全海 說。綏芬河的市容的巨變是近兩年的事，從牡丹江到綏芬河的高速公路也是前不久剛剛通車——公路運輸對木材商很重要，「汽車兩天就到了北京，火車還要訂車 皮，前後要七八天。」張國林說。
忠門人這種徹底的行商精神的確少見。張國林給記者的印象是生命力旺盛。他不會開車，每天在火車站和貨場之間走來走去;聲量大，胃口極好，晚飯時 規律性地喝上一瓶半斤裝的「牡丹江」白酒。而張國林伯侄偶爾去打打麻將的春雷貨運站裡那個叫潘木英的老闆也是個小小奇蹟。她每天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一邊打 八十分，一邊用電話調配車輛，做著木材聯運生意。她今年39歲，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和張國林一樣不識字，帶在身邊的11歲的小兒子是她的助手，每當要簽合 同的時候，就由小兒子代筆。她對記者說，住在綏芬河比住老家還習慣，因為這裡的冬天有暖氣，老家沒有。
木商家族和壟斷生意
木材幫的最早起源，是莆田忠門鄉下的蒸籠生意。從1990年代以後，整個中國成了一個大工地，木材的需求進入了高峰期，莆田商人也隨著各地城市發展的步伐，形成了覆蓋全國的銷售網絡。
在綏芬河車站附近的一家沙縣小吃，張建東用向大伯臨時要的一百元錢請記者吃了一頓早餐。他今年18歲，身量比伯父小得多，是張家四兄弟中的第10個孩子，來綏芬河之前在北京呆了10年。
關於童年，張建東對在北京石景山黃莊度過的那一年印象最深。那裡的木材廠規模很大，烏泱泱都是說莆田話的人，他常常在廠裡的大圓木和木方垛上爬。一年後，他跟著大伯搬去了海淀的西北旺，在那裡開始上學。
張建東記得，小時候家裡只有一套鋸，不像現在，公司的每個鋸房都有三套。他把北京本地的同學稱為「千金、少爺」，「和他們不一樣，我們從小就有 自食其力的想法。」從小學三年級起，他都是在學校裡做完作業再回家，然後跟大人一起幹活，「原木我還搬不動，就搬木方，天天碼來碼去。」跟妯娌們一起去北 京的母親幾乎不監督他做作業，只說，不好好上學就得幹活。「莆田人的孩子從小就懂木頭，看樹皮，看結疤就知道木頭好不好。」
上完初中，他的父母和叔伯幫他做出了抉擇：「學習成績不算太好，可能考不上重點大學，那就直接去做生意。」他身上有農家孩子的淳樸氣質，他說綏芬河最好的慢搖吧是莆田老鄉開的，「我是小孩子還不能去」。不過，他也知道做生意要和政府打交道，知道綏芬河剛剛換了市長。
以家族為單位，上下游聯動，張家是莆田典型的靠木材起家的商業家族。
上世紀90年代初，張家四兄弟一起到了北京，從跑工地及和同鄉合作採購木材起家，從販賣興安嶺的木頭開始，在興安嶺資源枯竭後又轉向從俄羅斯進 口木材。今年初，老二張國泰有從綏芬河回到北京，開始兼營和木材生意相關的鋼材;張國成則轉行在北京朝陽開了一家閩式海鮮酒樓。老三張國中，也就是張建東 的父親，留守忠門供養母親。部分地依靠兄弟那裡拆借的資金，張國中和別人合夥買了一條200多萬的漁船，幹他打漁的老本行。
如今，張家的生意已經向下一代延伸，且不提剛剛上道的小侄子張建東，大女婿是張國林的驕傲：「他在北京做鋼材生意，有6輛好車。」
從北京發家，北京堪稱莆田木材幫在北方的大本營，儘管如今的很多木商去了山東、天津或者內蒙、新疆，他們的家眷往往大都住北京。「我媽媽、老 婆，孩子、小孫子都在北京，我們只有到年底才會一起回莆田過年。」張國林說，「莆田的元宵節是全國最熱鬧的，去湄洲島拜媽祖，初六開始到處搭台唱莆仙 戲。」
這種鄉情在莆仙話裡有一句話概括得很熨帖：「長安雖好不如久居(舊居)。」 這話是潘文春對記者說的。在北京朝陽管莊的一處院子裡，記者見到了潘文春，他就是被張國林稱為公司幕後「大老闆」的人。說起木材幫的來龍去脈，他比張家伯侄追溯得更遠。
木材幫的最早起源，是莆田忠門鄉下的蒸籠生意。
1980年前後，三三兩兩的忠門人開始背上幾個蒸籠走南闖北，跑遍了國內很多地方的機關和各種單位的食堂。忠門蒸籠是一門有著200多年歷史的 手藝。「蒸籠一開始都是用竹片編的，木頭料的應該還很少。好的蒸籠師傅能把不到一公分厚的竹條薄成很多片。」潘文春說。在三十多年前，一年能在外頭掙到三 四千塊錢的蒸籠師傅，會興高采烈回家。「70年代末，在咱們老家跟包工頭打工，一天才掙兩三塊錢。」
關於蒸籠生意向木材生意的轉換，北京福建木業家具商會的秘書長唐榮耀補充道：「很多莆田木材商都有過賣蒸籠的經歷，從莆田出發，一路跑到上海、 北京、東北、內蒙。」而通過做蒸籠，忠門人和毛竹、木材打起了交道。而在全國各地找到毛竹和木材的貨源後，他們把眼光投向了建築工地，開始販賣竹膠板和木 頭。不過，木材屬於國家控制的資源，在各地的砍伐和交易需要指標，莆田人的辦法是，花錢找以各種機關、單位的名義，找林業局買指標。
45歲的潘文春是1984年到北京的。這年中秋後，他揣著父親給從信用社貸的500塊錢，到福州上了去北京的火車。「44塊錢買了一張站票，到 北京已經花掉了100多。冬天快到了，我根本買不起毛衣毛褲。」他到北京的第一站是朝陽東面的老八里橋，住在三堂哥潘文龍租的當地老百姓的一處菜窖。
「就像偷渡到國外打工，你去了得有一個落腳點。出來做生意沒人帶不行。」莆田人都是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慢慢在一個地方人越來越多。「我來 的時候，在北京做各種生意的莆田人頂多有一兩萬，到現在，連家屬在內，已經有15萬人，大家分散在北京的東西南北各個方向。」潘文春說。
對於初來乍到的窮小夥來說，完全沒有資金門檻的工作就是跑業務，他開始跟著堂哥一起跑工地和機關單位，兜售同鄉的加工廠裡生產的竹夾板、工地防護欄和木花盆。如此一干兩年。到1986年，手頭有了三五萬塊錢的潘文春開始正式進入木材行業。
潘文春家有兄弟四個，另外還有三個堂哥，全都在做木材生意，和張國林家一樣，潘家的7兄弟也是個聯合體。「大堂哥比我大二十來歲，他名聲好，在老家一個包工頭那裡幫我借了點錢，當時是三分息。」就這樣他和潘文龍搭伙，兩人一起湊了二三十萬，就往東北跑。
那時候的興安嶺木材資源很豐富，所謂「火車一響，黃金萬兩」。塔河的加格達奇在當時是莆田人在興安嶺的據點。從那裡開始，潘家兄弟坐上林區火 車，差不多把興安嶺的每個縣林業局都跑遍了。當時的樺木、落葉松的價格遠比現在便宜，是三四百塊錢一立方，一個車皮裝50-70方，兩三萬塊錢。潘文春 說，當時，他們一個月也就是發三五個車皮，而不是像現在，一個月有二三十個車皮的量。他的第一桶金來自1988年起和北京東城古建公司的合作。在當推銷員 時他認識了其中的一個經理，雙方生意開始的第一年，他賺了二三十萬。
1992年，潘文春在管莊跟那裡的村委會租了6畝地，接連蓋了三個平房院子，用做辦公室和木材樣品堆場。最初是4000一畝，現在則漲到了1萬一畝。近20年來，房子沒有翻建過，只是在裡面改裝修。
記者見到潘文春是在一個早晨，他剛剛在辦公室旁的佛堂做完早課。他的法名叫長青，拜深圳弘法寺主持釋本煥為師。那個不到六平米的小佛堂裡，可以 看到莆田商人那種糅合起來的信仰。正面供著淨土宗的西方三聖，旁邊供有商人保護神的海神媽祖，以及在佛教裡鎮財殺小人的關公。此外，佛堂裡還有用昌化田黃 雕的「日出泰山群賢聚會圖」擺件。「佛家說廣結善緣，我們做生意也是要廣交朋友。按照我的佛門觀念，錢要去賺，但不能看得太重。」
生意歸生意，更大的機會需要資金實力做支撐。潘文春說，在1990年代，很多項目也還都是幾個人搭幫做。「有的工地需要個五六百萬的木頭，我一個 人都能拿下;但賣鋼材給工地，人家一天就要幾百噸，就要有一兩千萬資金，我一個人吃不下。而且，我客戶很多，不止一個項目要運作。」
潘文春說，在建材這一行裡，找不到不需要扎帳(墊資)的生意。「地產項目大的時候，一個盤幾十萬平米，一百萬平米，幾千萬就墊進去了。如果找不 到合作，你做不了。」客戶的競爭是資金實力的競爭，「幾百萬你都扎不住，對方看你沒實力，你就被淘汰。客戶關係自然也慢慢疏遠了。」
合資的各方往往是清一色的莆田同鄉，「我們很抱團。我做生意20幾年，沒有和哪個同鄉鬧過矛盾。」潘文春說。採訪中，潘文春頻頻提及的一個詞是 「做人」，所謂「做人」，實際上是一種公關模式，「你不去矇騙，朋友和客戶對你放心。否則，搞木材又不是什麼高科技，別人有錢也可以做。」
按莆田當地的統計，常年在外做木材生意的人近20萬，經營著8萬多家企業。北京的莆商組織做過估算，目前，莆田人已經控制了國內90%的木材貿易。
從1990年代以後，整個中國成了一個大工地，木材的需求進入了高峰期，莆田商人也隨著各地城市發展的步伐，形成了覆蓋全國的銷售網絡。由於在早在20多年前就在這個行業的上下游卡位成功，莆田木材幫在全國各地逐步形成了壟斷。
薄利和暴利
由於莆田木材幫對進口木材從上游伐木、國際貿易到下游銷售的全產業鏈掌控，所謂暴利在某種意義上是完全可能的。
從根源上說，促使莆田人外出經商的原動力，是當地糟糕的農業條件。潘文春說，在老家，5分鐘就能走到海邊，但靠海未必能吃海。莆田海濱的地理稟 賦，和浙江溫州及福建泉州一帶極為相似，山多地少。潘文春記得少年時，一大家子十幾個人靠五畝地過活，根本吃不飽，地瓜干是主食，米面則是一種奢侈。「我 們不出來經商，能把地下樹根都挖來吃掉。」
經商最初是為求生存，因此，那種野性而堅韌的沿海農民性格也體現在了生意上。說到借錢，張國林很有一股子豪氣：「我到北京的時候，在家裡不要說 三分息，五分息都借過，不冒點險我怎麼發財?」同時，在外地的木材商之間借貸利率，也沿襲了老家的標準，三分息屬於「很公道」。
好消息是，融資變得越來越容易。在北京，由北京福建總商會牽頭成立了兩家融資擔保公司，包括2006年成立的閩商投資擔保公司。到今年上半年， 這兩家公司至今共為115家企業貸出了12.52億元。記者在採訪潘文春時，正趕上擔保公司來拜訪，「以前銀行都不相信小企業，現在，連老家的房產都可以 拿來做擔保。」
融資成本下降，普通木材的利潤也在降。特別是今年，隨著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對建築用木材的需求也減少了。「賣木頭的賬面利潤看起來有百分之二十幾，但刨掉利息，工資和其他開支，就不多了。如果扎賬時間太長，利息都掙不回來也有可能。」潘文春說。
要賺錢得儘量從上游起精打細算。一部分木材商做到了產業鏈的最上游。
張國林跟記者說起一個叫張文順的木材商，今年44歲，1995年就去俄羅斯承包了山頭。俄羅斯歡迎中國人去投資伐木。具體的操作方式是，伐木商 找俄羅斯當局審批一個砍伐量，然後帶自己組織的伐木隊上山作業。張文順因此在俄羅斯兼做批發商。在綏芬河的貿易商儘管在國際結算方面必須開美元賬戶，但實 際上，在俄羅斯和自己的打交道批發商的也往往是莆田同鄉。
伐木是莆田木材幫生意中更隱秘的層面，也是最暴利的一塊生意。北京奧斯迪爾家具公司的總經理鄭功強對《創業家》記者說：「在東南亞、非洲，甚至加拿大、新西蘭，都有由莆田木商組織的伐木隊。」
隨著木材幫的國際化，在木材進口貿易方面也出現了行業巨頭。「有的一年能走幾十億甚至更多。木頭批發商玩得大的，從海外一船就是好幾萬立方。」潘文春說。
和俄羅斯進口木材大部分是建築木材相比，莆田人從東南亞、非洲等地進口的，則大部分屬於名貴木材，這是一個利潤高得多的領域。但需要的資金量自然也大得多。「商人誰都想做高利潤的生意，這要看自己的實力和機會。」潘文春說。
在木材幫中，北京永輝木業的老闆陳雪峰是最早實現轉型的人之一。1995年，民航總局要建一個五星級酒店京瑞大廈，開發商的總承包商找到了陳雪 峰，使他獲得了一個涉及資金上億的項目。當時，陳雪峰和其他同鄉一樣，經營的都是國內木材，但酒店的後期裝修需要大量的高檔進口木材。當時進口高檔木材國 內需求量小，需要的資金量也大，少人問津。
拿了這個單後，陳雪峰幾乎放棄了低端的國內木材。他的永輝木業成為了當時北京三家專營進口木材的企業之一。
在朝陽區東壩名貴木材市場內，陳雪峰的永輝木業有一個兩千多平米的展廳，每年從那裡出去的流水大概是4個億。東壩市場是華北和東北最大的名貴木材市場，一年的銷售額超過200億，而1000多戶商家中，大部分是莆田人。
在這個市場中，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國內外名貴木材。高端木材自然有比普通的建築木材高得多的利潤，由於莆田木材幫對進口木材從上游伐木、國際貿易到下游銷售的全產業鏈掌控，所謂暴利在某種意義上是完全可能的。
從東壩市場的木材品名可以看出，其中不乏被市場稱為紅木的品種。紅木是今年木材市場的大熱門，它已經成為了奢侈品甚至金融工具。其中雖有炒作的 成分，但全球範圍內紅木資源的枯竭則是事實。「紅木的成材往往要五六百年，相對於一代人來說，它已經是不可再生的資源。」鄭功強說，如今在緬甸、海南、越 南等地，很多木材商都去種植紅木，但這更像是一種儀式，用以表達對那些神奇植物的敬意。
像其他行業的投資熱一樣，有著30多年經營史的木材幫，其中一些資本雄厚的商家已經實現了從木材經營到投資的跨越。作為北京福建木業商會的會 長，陳雪峰的生意是一個風向標，除了木材貿易，他還是北京中騰時代投資公司的董事長，這是一家經營房地產業和鋼材的企業;另外，他還成了瑞祥安古典家具公 司，進軍紅木家具生產領域。
從上世紀70年代末起家，在30多年的經營裡，上游資源到下游的銷售網絡，莆田木材幫的行業地位已經根深蒂固，外人已經很難插足。和讓人驚訝的 莆田醫療幫的崛起一樣，木材幫也有著同樣顯著的草根氣質，但在過去三十多年以及更遠的將來，他們在大興土木的中國，大有用武之地。「現在，中西部在大開 發，我們的很多老鄉早已經把生意做過去了。」潘文春說。莆田木材幫的故事就像濾去了水分的鋸木，「那是豐富的祈禱，是一層一層渾厚的敘述，像石磚一樣被堆 砌，進而成為一種建築」。(關於大提琴家卡薩爾斯的樂評)
（來源：《創業家》雜誌 作者：劉鶴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