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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國有資本退出可使企業產能利用率提高10個百分點

“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首要任務是去低利潤、高汙染的過剩產能，但去的是誰的產能?

3月29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召開的宏觀經濟形勢季度分析會上，有專家表示，在這一輪去產能過程中，民間投資與政府投資相比，可謂“冰火兩重天”。國有企業受益最多。大型國企得以在去產能中存活下來，成為“剩者為王”的角色。它們不但在原材料漲價中具有更強的議價能力，而且在政府主導的基建項目中也是優先受益者。

但國有企業擁有的難道都是“優質產能”?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下稱“人大國發院”)最新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的產能利用率都低於非國有企業，低出20%-40%。

“總體上國有企業加權產能利用率只有非國有企業的70%左右。我們發現國有企業改革(國有資本退出)能夠提高企業的產能利用率。控制其他影響企業產能利用率的因素後，國有資本退出後企業產能利用率平均提高10個百分點。”人大國發院教授尹恒說。

產能利用率低(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運行中經常需要應對的難題。尹恒介紹，本世紀以來中國已歷經四次大範圍的產能過剩，政府制定的節能減排目標中提及到的產能過剩行業數目在逐年增加，從“十一五”期間的11個落後產能行業增至“十三五”期間的19個。

國有企業總是傾向於積累過剩產能。攝影/章軻

一些行業淘汰落後產能速度小於新增產能速度，產能過剩問題日益尖銳。例如，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2011-2012年全國新投產煉鋼產能約1.25億噸。同期淘汰煉鋼產能約3700萬噸，新增產能近9000萬噸。產能過剩浪費稀缺資源，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阻礙產業結構升級。

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可能更加嚴重，其根本原因在於政府控制著國企高管的任免和考核，傾向於將提高就業水平、穩定社會環境、增加財政收入和維持GDP高速增長等多重目標內化於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

尹恒說，說國有企業目標多元，而不僅僅是成本最小和利潤最大化。相應地，國有企業得到政府更多的關照，例如低價土地、減免稅收、更易獲取金融資源、較低的資金成本等等。這造成一定程度的國有企業軟約束問題，從而一方面生產要素的低成本扭曲國有企業投資行為，導致過度投資和重複建設;另一方面，政府的“父愛主義”使得國有企業並不能按照市場機制優勝劣汰，落後產能難以被及時淘汰。因此，國有企業總是傾向於積累過剩產能。

人大國發院運用1998-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逐一比較139個三位數工業行業中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產能利用率，並分析國有企業改革對產能利用率的影響。結果發現，所有行業國有企業的產能利用率都明顯偏低。

除了紡織面料鞋的制造9個行業外，其余130個行業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差距都十分顯著。逐年計算加權產能利用率，所有139個行業的結果完全一致，總體而言，國有企業行業加權的國有企業產能利用率只有非國有企業的70%左右，有些行業和年份這一數值更低，例如玻璃及玻璃制品行業國有企業的加權產能利用率基本上只有非國有企業的一半。從時間上看，1998-2013年期間國有企業整體的產能利用狀況的差距存在縮小的趨勢。

在世紀之交中國經歷了一輪以“抓大放小”為政策目標的國企改革，國有資本在幾乎所有行業都大規模撤離。

“我們的樣本正好涵蓋了這段特別的時期。這為我們總結國企改革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的影響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尹恒介紹，運用常用的政策評估方法(DID方法)分析這一改革對企業產能利用率的效應。可以看出，國有企業改革能夠有效提高企業的產能利用率。總的來說控制其他影響企業產能利用率的因素後，國有資本退出使企業產能利用率提高10個百分點。

如何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產能過剩問題，尹恒認為，對於商業類或競爭類的國有企業，應該回歸其利潤最大化目標，硬化其預算約束，讓國有企業成為一個與其它企業完全一樣的市場競爭主體。國家作為股東與其它股東的目標完全一樣，即實現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政府不應該將其它社會目標施加於這類國有企業，同時也不應該給予其要素和政策方面的優惠、照顧。

而對於公益類的國有企業，政府應該明確其社會責任、給予其相應的資源。政府應該對其實施嚴厲的監管，保證其掌握的公共資源嚴格服務於其承擔的公共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