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止步於十二連增，出現總產量的減少。不過，這一產量仍為歷史第二高位，屬於豐收年。
12月20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本次會議的主基調是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議指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把農業結構調好調順調優。關鍵在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
調好調順調優農業結構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1623.9萬噸，比2015年減少520.1萬噸，減少0.8%。
之所以今年糧食總產量減產，主要是受到播種面積減少和單產下降的影響。
其中，2016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比上年減少了472萬畝，因播種面積減少而減產34億斤，占糧食減產總量的33.2%;全國糧食產量因單產下降而減產70億斤，占糧食減產總量的66.8%。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高級統計師黃秉信解釋稱，糧食播種面積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各地針對糧食品種的供需矛盾，主動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適當調減非優勢區玉米種植面積，采取“玉米改大豆”、“糧改飼”和“糧改油”等措施調整農業種植結構。糧食單產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玉米等高產作物種植面積減少，二是2016年全國農業氣象災害較上年偏重，部分地區受災較重。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追求糧食高產量。在糧食短缺時，追求糧食高產是正確的。然而，當下出現的“三高”現象，意味著農業結構出了問題，社會生產出社會不需要的過多的糧食，為此就要調結構。
他認為，中國應從追求糧食產量過渡到追求糧農利潤最大化。這就要求農民生產出的糧食有最佳的質和量的結合，更好地滿足民眾對糧食的需求。
會議提到，要把農業結構調好調順調優。這一提法被業內解讀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舉措。“好、順、優”作為改革的標準，包括適應市場需求、為降成本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去庫存理順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優化區域結構和產品結構等。
調結構的“三個優化”
由於政策性收儲的存在，導致糧食最低收儲價成為市場最高價。業內稱，這種農產品定價機制的扭曲，使國內部分農產品出現了“高庫存、高產量、高進口”的矛盾局面。這種過剩與短缺並存的結構性農產品供應格局，造成資源及資金的巨大浪費。
而會議也提到，要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推進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值得關註的是“三個優化”，即適應市場需求，優化產品結構;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優化經營結構;立足比較優勢，優化區域結構。
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推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
樊明提到，糧食的價格應更多地交給市場決定，一定要讓糧食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獲得正確的價格信號，生產者根據正確的價格信號組織糧食生產，才能生產出消費者所需要的糧食，包括糧食的質和量。保護農民長遠利益並不是要無條件按最低收購價收購糧食，這會給農民錯誤的價格信號，導致進一步的過量生產，糧價終難維持，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葉興慶此前對本報記者表示，在2014年推行棉花、大豆目標價格試點的基礎上，中央這次深化改革玉米的價格形成機制，最終是將主要產品的價格逐步市場化，形成新的供需平衡點。
協同推進兩個政策的難處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對玉米推行收儲制度改革，原則是“市場定價、價補分離”，並建立了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盡管2016/2017玉米年度到明年4月才算正式結束。但是葉興慶評價稱，初步來看，改革的效果還是有了初步顯現。比如，理順了玉米上下遊產業鏈，搞活了玉米深加工企業。此外，還促進了農業的種植結構調整，促進了玉米品種以及種植地域的差價形成，這樣更符合市場規律。
他提到，相較於去年的臨儲價格，今年玉米市場形成價格顯然下降，跌幅為0.3元/斤。面對這一改革陣痛，價格下行所造成的農民利益虧損，中央有財政予以補貼，不過折合下來只能補貼50%的跌幅，剩下的50%則需要農民來承擔。玉米種植者的收入的確會因此受到影響。
針對本報提問，玉米為什麽不能跟棉花、大豆一樣實行目標價格收購，葉興慶回應稱，如果將損失都補貼給農民，那麽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目標就實現不了。因為玉米本就供過於求，需要調整種植結構，促進玉米改種大豆，籽粒玉米改種青貯玉米，以及鐮刀彎地區的調減種植面積。
他認為，這兩個政策需要進行協同推進，既要避免農民收入出現斷崖式下降的情況，但是又不能讓其跟前一年的收入完全一樣，缺乏調整的動力。所以兼顧這兩個目標確實很難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