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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張維迎現場火爆PK 產業政策該不該存在?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758

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圖)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學校園里,到處都能聽到師生們在談論美國大選。但在北大國發院所在的朗潤園里,大量師生正排隊進場,在這個曾經的晚清內閣軍機會議處圍觀兩位經濟學家的辯論會。

當天下午兩點,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在朗潤園萬眾樓二樓舉行。這次思辨會的兩位主角都是北大國發院教授——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國發院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

過去二十多年,這兩位北大國發院的創始人一直就國企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話題,在紙面或會議上多次展開辯論,誰也沒能說服誰(參見本報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以及2016年9月25日《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一文)。

今年以來,林張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再次爆發論戰。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後發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則呼籲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這場辯論引起了經濟學家吳敬璉等著名學者的廣泛關註。

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學者間的辯論應該面對面進行,通過媒體“隔空喊話”不可取。這或許是本次“產業政策思辨會”得以舉行的原因之一。

當下的中國,諸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都涉及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之爭,林張對於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也因此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以下是林毅夫和張維迎在這次思辨會上的部分對話實錄,系南方周末記者現場摘錄整理,未經林張二人審定。

林毅夫:產業政策就像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

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產業政策,我去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產業政策的時候,一千多個經濟學家都反對,理由是二戰後很多使用了產業政策的國家,效果很差,包括日本,很多產業政策是不成功的。

但我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實現超趕的,除了石油輸出國。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保持發達經濟體地位的。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就不要產業政策,那樣做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們能做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減少失敗的概率。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敗。失敗了他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認為這是新的產業和新的技術,後面跟隨者來了,競爭者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就沒有壟斷利潤。

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做法是,給第一個吃螃蟹企業家做專利保護,用這種方式來補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補貼先天不平等。發展中國家是在世界技術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采用的新技術很可能是成熟的,沒法給專利,但依然面臨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問題,所以政府要給一個合適的激勵補償。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是否能成功,除了取決於他的企業家精神和產品外,還取決於產業軟硬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對這個基礎設施,第一個吃螃蟹的基本無能為力,需要很多企業家一起來做,形成一個產業集群,才會引來比較好的供應鏈。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協調供給。

媒體上說,我講有效的政府,不講市場。說我是政府派,維迎是市場派。我希望媒體朋友能幫忙把我的完整的觀點傳播出去,我是強調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

但為什麽產業政策用意很好卻失敗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普遍失敗。一是發展中國家容易有趕超的心態,想要三年趕英五年超美,好心辦了壞事;二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也經常有失敗,支持基礎科研,本身成功概率很低,95%以上是失敗的;三是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了就業需要繼續補貼,比如美國和歐洲的農業政策。歐盟每天要給一頭奶牛補貼2歐元,其實應該退出了,但不願意退出。如果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政府還是繼續補貼,會導致資源重複配置和尋租行為。

合適的產業政策特性,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個行業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已經處於世界最低,具備比較優勢。但它的交易成本太高,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總成本過高。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些不成功的產業政策,通常瞄準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是你的5倍、10倍甚至20倍的國家,比較優勢變成比較劣勢。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基本都是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的一兩倍,最多三倍的國家。

也就是說,要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異不大,要素稟賦大致相當的國家,看看他們成熟的產業是什麽,這一步很重要。政府經常想要太先進的國家的產業,要避免政府的過度趕超,也要避免沒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發展中國家普遍軟硬件基礎設施弱,但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資源,國內有些企業發現了這個資源,政府可以幫著做大做強。比如印度過去沒有服務業,但印度企業發現了這個機會,印度政府幫忙改善地面傳輸設施,成本大大改善,印度的服務業變成世界上的領先產業。

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一定的保護,沒有專利的話,可以稅收保護,進口機器設備時優先得到外匯等,這種激勵力度比較小,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擔心政府的激勵會尾大不掉。

對國際領先的產業,跟發達國家一樣,政府要支持基礎研究。對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幫忙宣傳,比如過去智利紅酒是上不了餐桌的,後來智利總統到國外出訪,都是帶著智利的紅酒去辦酒會。加工產業等失去比較優勢的,要轉移到國外去創造“第二春”,政府要對轉型的產業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

政府不是要幫企業做決定,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協調問題,完善基礎設施,也就是我一直講的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相應的軟硬件基礎設施?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這是產業政策的要義。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其實如果你有資源,應該全都做,只是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讓一部分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先完善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的競爭優勢,這樣就可以創造更多可用、可支配的資源,把其他地方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完善一下,這是產業政策要達到的目標。最後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張維迎: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企業吃偏飯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對日本做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

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19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發、模擬技術、移動通訊等方面,都被產業政策帶入歧途。通產省神話由此破滅。

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鑒於當時電風扇生產“一哄而上”的局面,機電部約請了若幹國內有名的生產技術、市場分析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商討對策。在大量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專家們認為,中國電風扇行業的年生產能力在今後若幹年保持在1000萬臺左右為宜,主張選擇若幹實力雄厚的企業“定點”生產,主管部門還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然而實踐證明,專家們的預測與實際狀況有很大差距,電風扇的市場容量和生產規模不斷迅速擴張。在數年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電風扇行業的組織結構也趨於合理,生產集中於幾個名牌企業集團,但並不是原來設想的布局模式。這種使用了“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卻沒有得到“科學結論”的情形,在許多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都出現過。

說到電風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講過的他自己的故事。當年回國時他用配額買了4臺電風扇,全家每人一臺,因為當時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

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著一個。

概而言之,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因為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使他們將資源投入不該投入的領域和不該投入的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嘗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麽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

進一步講,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里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

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他說:“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他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說“沒有產業政策,經濟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 “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說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麽不看看那麽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

辯論交鋒環節的發言摘要

林毅夫

我說的產業政策沒有假定政府是全知全能。張維迎教授說汽車產業的成功不是因為產業政策,他對日本的經濟研究不夠清楚,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汽車產業一直是高關稅。只要有關稅,有這種進入的障礙,都是產業政策,是保日本的產業。

我基本上是反對補貼的,除了對先行者的激勵機制者的補貼,基本上可能就是稅收優惠幾年,量非常少。維迎說產業政策必然失敗,中國政府有很多產業政策,所以中國必然失敗,按照這樣推論,中國怎麽能維持這麽長時間的穩定跟高速發展呢?

如果維迎拋開書本到各個地方去走走看,就會發現政府在幫助產業集群的發展過程中,起到的因勢利導的作用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張維迎

林毅夫在反駁我產業政策註定失敗的結論時說,因為我主張產業政策註定失敗,中國政府有很多產業政策,所以中國必然失敗,這是什麽邏輯?

我不是說政府不應該幫助企業解決問題,而是政府不要給企業設置障礙。

如果老百姓吃的雞蛋都是政府供應的,難道由此證明沒有政府大家就吃不上雞蛋?為什麽雞蛋必須由政府供應,因為你不讓企業家供應,你反過來說,這就證明政府供應是最有效的,沒有這樣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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