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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峰會將至 匯市又生動蕩:“匯率協調論”再起?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8849.html

七國集團(G7)峰會即將於5月26~27日召開。在國際討論中,G7峰會被冠上了“無事之事”(non-events)的稱號,即會前大動幹戈,但最終卻無實質成果。然而,本次會議前夕,平靜許久的外匯市場再起波瀾,6月後更是風險事件高發期,且財政政策仍欠火力。G7峰會此次是否會有所突破?

當前,市場似乎逐步揮別了過去兩個月的平靜——美元重拾升勢,人民幣中間價在5月25日的下調幅度再創新低,前兩天在日本仙臺閉幕的G7財長會議也反映了美日對匯率的分歧不斷加大。此外,“英國退歐”的潛在影響仍讓全球市場揪心。

牛津經濟研究所(OE)首席經濟學家亞當(Adam Slater)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2月的G20上海會議助燃了市場各大央行在幕後進行匯率協調的猜測,但我們認為此次最值得關註的是——近期飆升的日元會否使得日本重陷蕭條?各界如何看待人民幣貶值問題?效果不及預期的負利率政策是否應該棄用?還有哪些國家能加大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匯率協調論”再現

當前,上海G20會議的“協調成果”似乎在慢慢消失,各界開始熱議G7峰會能否讓全球的狂歡再持續一會兒。

數據顯示,美元指數在上海G20後最大貶值幅度達9%,而5月至今累計反彈近4%,市場也隨之緊張起來。

“我們認為,通過G20或G20實現類似‘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的默契並不現實,盡管弱美元可能有利於美國出口,且新興市場動蕩可以暫時平息,也能減少美聯儲對於海外市場的擔憂,但是美聯儲監測國際動態與其貨幣政策受到束縛完全是兩碼事。”亞當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近日,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Bu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也表示:“盡管全球的聯動性加劇,央行獨立性仍至關重要,其不能受到政治或其他因素束縛,否則最終會導致一些問題。”

其實,這一所謂的“協議”最站不住腳的一點在於,並非所有國家都對於2月後的匯市走向表示滿意,典型的例子就是本國貨幣大幅升值的日元和歐元——歐元對美元升值1%,日元更是大漲近4%,這對於以抗擊通縮為使命的日本而言是致命的打擊。

2月上海G20會議前後,G7國家的匯率波動性曲線

無論如何,全球匯市都將在6月面臨更多挑戰,G7峰會更可能的或許是討論如何更好地應對。

當前,美聯儲6月加息預期繼續發酵,美元對歐元升至10周新高;CME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交易員預計美聯儲6月加息的概率為36%,稍早之前該概率為30%,7月加息概率攀升至58%,為今年3月以來首次突破50%;12月加息的概率則飆升至82%。

值得註意的是,面對美元等外部壓力,5月25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也下調191 BP至6.5693,變動率0.3%,創2011年3月以來最低。

“前日美元漲0.41%是表象,背後實際是歐元跌造成的。昨日美元對其余貨幣漲跌互現,並未出現普漲,因此並不是美元自身因素的主動升值,主要原因是占比美元指數權重高達57.6%的歐元大跌0.76%(影響美元指數變動約為0.4%),因此這次人民幣中間價波動的背後其實是歐元。”民生證券海外研究組負責人張瑜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負利率可行性或遭質疑

除了匯率機制,各國貨幣政策也大概率將成為G7峰會的討論焦點。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測算類似,OE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將在近幾個月繼續放緩,今年增速料僅為2.2%,或創2009年來最低。“鑒於全球低增速持續,G7可能會考慮是否要進一步協調貨幣政策,或要開始反思當前的哪些政策措施‘拖了後腿’。”亞當告訴本報記者。

近期全球央行貨幣政策決定

其實,所謂的“拖後腿政策”就是近期備受爭議的負利率政策。

2014年歐洲央行推出的負利率政策的確打壓了歐元,全球股市大漲,但同年9月再度調降負利率時則效果減弱;同年12月的第三次調降甚至因降幅不足而導致歐元大幅升值,與理想效果背道而馳。同樣的情況也在日本重演,日元自1月29日負利率宣布以來便大幅升值,甚至已經挑戰了首相安倍的底線。

正因如此,上周的G7財長會議上,日本財長麻生太郎認為,近期匯率市場出現了一些投機行為和單向波動現象,這種波動是不可取的,且匯率過度和無序波動將對實體經濟造成損害。但美國當時似乎並不以為意。

近期,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也撰文指出:“負利率政策並非如支持者們設想的那麽美好,有著明顯的負面作用。”

“一是對貨幣擁有者的剝奪。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實施負利率後,商業銀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轉嫁成本,對存款人收取負利率。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商業銀行對部分機構客戶實施了負利率,這直接侵蝕了存款人財富。財富的縮減有可能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下降,反而會抵消負利率政策擴大總需求的初衷。”她表示。

此外,負利率也可能會傷害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吳曉靈認為:“如果商業銀行選擇將負利率轉嫁給存款人,那麽會面臨損失存款客戶的風險,”她表示,即使真如央行所希望的,受負利率“逼迫”後,商業銀行將原先留存在央行的資金放貸出去,這部分新增貸款可能會以更高的貸款利率放貸給原先商業銀行沒有給予信用的企業,導致貸款利率不降反升。

財政政策有待發力

正如今年G20峰會的宗旨,鼓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三箭齊發”,因此G7峰會也將大概率重點討論各國進一步寬松財政政策的可能性。

相關研究顯示,2011~2015年,G20國家的財政政策立場有所收緊,這也拖累了經濟增速。盡管2015年和2016年財政政策有放松的跡象,但各界預計,2017年起又將收緊。

“收緊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可能是日本。其總負債占GDP的200%,預算赤字為GDP的7%,因此日本此前計劃在2017年再度提高消費稅,以維持財政可持續性,但這很可能會抵消QE產生的寬松作用。”OE指出。

G20國家的財政風險指數熱度圖

亞當預計,此次G7國家可能會提供一些讓日本推遲增加消費稅的理由。“但我們認為,即使日本能推遲到2019年再加稅,這對緩解G20國家2017年財政緊縮狀況而言作用也很有限,預計僅達G20國家GDP總值的0.1%。”

因此,他也表示:“更有幫助的應該是鼓勵各國一致采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不僅會促進增長,也將鼓勵私營部門投資者加大投資力度。”

然而,這也可能只是一個美好願景。OE認為,阻礙G7加大財政支持的最核心勢力可能就是德國。“盡管德國財政狀況遠好於其他國家,但該國對於財政寬松存在很大的政治壓力,主要因為德國擔心這可能會鼓勵那些在其看來不負責,且仍深陷財政危機的歐元區邊緣國家開始大肆揮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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