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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投資者偏愛金融債房企債，評級與處置邏輯大不同

今年以來，中國內地市場債券違約事件頻發，相較於過去幾年的國企、地方融資平臺違約，這一輪”違約潮“以流動性管理能力較差、負債率高企的民企為主。這也帶動了一波趕赴離岸發債的浪潮，所幸離岸投資者對於中資債券的熱情並未全面熄火。

“過去幾年境內企業到離岸發債，投資方多為中資機構，而如今隨著內地去杠桿、流動性趨緊，反而是‘不差錢’的境外投資機構在買入中資債券，其中以中資房企、金融機構美元債為主，即使是B1、B2評級的債券仍會吸引投資人，這主要由於這類債券回收率高，但隨著離岸債券發行放量，投資者會更為挑剔並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在穆迪－中誠信國際2018年中信用展望研討會期間，穆迪大中華區信用分析研究主管鐘汶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相比之下，境外投資人對於內地的信用債市場則尤為謹慎，配置更多的仍只有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這與內地的評級體系和債務違約處置體系仍不完善不無關系。

中資境外發債放量

2018年至今，債券違約潮從央企、地方融資平臺轉移到了民企，目前已有近20只債券出現違約，涉及公司包括四川煤炭、大連機床、丹東港、億陽集團、神霧環保、富貴鳥、中安消等，合計金額近200億元。同時，債券棄發以及認購不足的現象也屢有發生。

這一現象也推動了境外發債的浪潮。自今年開始，房企借道境外融資的現象突出。例如，國家發改委網站的外債管理板塊公示信息顯示，對融創、萬科、首創、金科、華遠等多家房企的境外發債予以備案登記，如計算上此前批複的萬達、旭輝、陽光城、富力等多家房企的境外發債備案，已有超過10家房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行境外債券。

境外發債利率偏低、發債難度系數較內地小、認購熱情稍高都是主因。同策咨詢數據顯示，光是4月，房企境外融資總額折合376.12億元人民幣，相比上月的193.44億元大幅上升。從幣種來看，4月房企融資仍以人民幣為主，美元次之、新加坡元第三。

中誠信國際副總裁楊蕾提及，事實上，美元債市場在2017年就呈現了井噴態勢，發行的只數和規模都較2016年翻番，中資企業在境外發債最主要的發行人是銀行類、房地產和城投類。盡管美聯儲加息、歐洲央行或逐步退出QE（量化寬松）、中國內地去杠桿等進程將使離岸債市場流動性萎縮、中資發行人收益率上行，但目前對於境外發債的監管相對寬松，且境外融資的渠道還不會收緊。

目前，中資美元債在離岸債市場上屬於高收益債範圍，發行期限多以3～5年為主，短期和永續債的發行數量也明顯上升。盡管在境外發債，評級並非必備要求，但是過去兩年以來，有評級債券占比也在逐漸提高，且越來越多的中資美元債對發行人需要以擔保的形式進行增信。

不過，當前購債的投資者群體、對風險補充的要求都較過去幾年有所不同。鐘汶權告訴記者，“早前幾年購買離岸中資債的機構以中資背景為主，加之美元升值所帶來的匯率收益，即使非投資級的債券也大有市場；現在隨著內地去杠桿，反而是境外投資者購買，但會要求較高的收益率，畢竟離岸中資企業的債券發行量越來越大，加之還有其他如印尼等新興市場的債券加入競爭。”早在2010年，恒大的離岸債券收益率就曾達到10%。

而之所以房企債仍有需求，“這也與房企跨越信用周期、流動性管理能力較強有關。近期違約的公司中，除了富貴鳥，其他民企違約前的季報顯示其現金對短債的覆蓋率幾乎都不到100%，這意味著每天都可能存在違約風險，而房企該項指標基本都在200%～300%。”鐘汶權告訴記者。

評級體系待與國際接軌

相較之下，外資機構對於在岸信用債的避險情緒仍然較重，這與國內評級體系的脫節也不無關系。

富達國際中國債券基金經理黃嘉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市場的違約率目前只有0.1%~0.2%，仍然低於許多地區和市場。比如，以美元計價的亞洲高收益債券違約率大概能達到3%~4%。”

然而，在低違約率背後是剛性兌付以及早年較為寬松的流動性環境，就債券存量和只數來說，境內債券還是集中在3A、2A+、2A這個水平，較低的區分度導致整個債券市場定價趨同。在今年的民企違約潮中，眾多債項的評級仍屬3A。

在海外的評級體系當中，“比如3個B，有加減平，A有平加減，每個評級都有三個區分度，這樣可能對於市場不同的定價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法國巴黎銀行交易策略和研究主管單坤表示。

鐘汶權也對記者表示，根據穆迪評級的10年累計違約率，AAA評級十年的違約率為0.71%，B評級的十年後違約率則高達32.01%；穆迪AAA評級一年後降為AA的概率為7.77%，降為A的概率為0.79%；主體違約前20個月的評級中位數是B3或以下，而當評級達B3水平，發行人占各信用警號比例大幅提高，包括高杠杠、股價或債券或CDS（信用掉期）價格大跌、營運表現快速惡化 (主營業務收入和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大幅下降)等。就歷史平均違約率而言，最高的為媒體行業、博彩業、金屬和采礦業、林業、紙制產品、非耐用消費品 、環保工業等。如上的各項指標都有具體的歷史追蹤記錄，可以為未來提供借鑒。

就中國內地的信用分析來說，隨著債市有了更全面的違約率、回收率，做信用風險定價就有更加合理、更強的依據，這是債市升級的體現，當然對信用風險管理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違約處置機制尚待完善

此外，國內債券違約前後的處置機制也有待完善。

中債資信的研究顯示，目前國內大部分債券發行文件中對於發行人發生重大事項時常見的協議安排是召開持有人會議，保障條款的設置尚顯單薄，同時，實踐中不乏發行人發生重大變化而影響企業償付能力的風險事件。

相比之下，國際債券市場設計精細的債券條款可以使債券持有人充分認識投資風險，約束發債主體的行為，最終有效保護債券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境外發行債券使用的償債保障條款主要是事件發生類條款，最常見的包括控制權變更限制、核心資產出售限制、負債限制、支出限制、抵押限制、並購限制、售後回租限制條款等。

此外，交叉違約條款在海外較為多見，即指一項債務合同下的債務人，在其他合同或類似交易中出現了違約，那麽本合同也將視為違約。與普通違約條款相比，交叉違約條款的設置使得債權人可以在本合同到期前能提前尋求救濟措施，從而使自己不至於處在更不利的地位。

同時，獨立的受托人（Trustee）此時也至關重要。“就海外市場而言，觸發違約後，受托人會通知債權人開會以尋求解決方案，如主張債券立即到期並進行清償，受托人可采取相應的法律救濟手段。但問題在於國內的受托人多數並非獨立的第三方，多為債券承銷商，存在利益沖突的問題。”鐘汶權告訴記者。

韓國確認出現口蹄疫疫情 預警級別上調至“註意”階段

2月6日消息，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禽流感疫情剛趨於平穩，一養牛場又出現口蹄疫病例。為阻止口蹄疫疫情進一步擴散，防疫部門宰殺了出現口蹄疫癥狀的195頭牛，加強該農場周邊地區的消毒工作。

位於韓國忠清北道報恩郡的一養牛場昨日向地方政府申報農場里5頭牛出現水泡，後經鑒定確定為口蹄疫病例。這是自2015年3月以來，忠清北道地區時隔8年再次發生口蹄疫疫情。

韓防疫部門已宰殺195頭牛，暫停位於該農場半徑3公里之內所有農場家畜的調運，還把口蹄疫預警級別由“關註”上調至“註意”階段。忠清北道政府將對報恩郡內養牛場和養豬場飼養的所有牛和豬接種疫苗。

廣東電改降低用電成本12億 用戶稱“有了真正甲方的感覺”

作為電力改革“試驗田”，目前廣東電力市場交易活躍，市場主體迅速增加，價格也日趨合理。

南方電網公司副總經理楊晉柏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相對獨立的電力交易中心確保了交易的公正公平公開，激發了市場活力。南方電網公司區域包括廣東在內的五省區，通過輸配電價改革、落實煤電價格聯動、開展市場化交易等，累計為用戶節約用電成本241.5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實地走訪了廣東電力交易中心，采訪了售電公司、發電廠、用戶和交易中心各個市場主體，了解到售電側改革的紅利得到釋放，對降低成本、結構調整、產業轉移、效能提升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直接競爭交易增加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廣東電力交易中心將完善市場主體準入和退出、違約懲罰、信用管理等機制等。

電力市場交易活躍

楊晉柏表示，廣東電力市場建設成效初顯，改革紅利得到釋放，用電企業通過市場交易降低用電成本，有效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2013年以來用戶累計降低用電成本12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符合產業政策、行業領先的大型骨幹企業優先進入市場，涉及醫藥、機械、電子電器、石油化工等行業共73家大型骨幹企業大用戶先期進入市場，總用電量約170億千瓦時。

此外，在產業轉移方面，省級產業轉移園區企業優先進入市場,促進粵東西北地區發展,共有569家園區電力用戶進入市場。依托售電市場和售電公司,提供綜合能源服務,提高企業用電效能。

廣東電力交易中心主任楊駿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廣東電力交易中心設定了一定的機制來促進節能減排。具體而言，在機制引導方面，引入調節機制,煤耗越低可申報的市場電量上限越高,煤耗每降低1克,市場電量小時數可增加2-4小時。在準入條件方面，節能環保機組準許進入市場交易,30萬千瓦及以上煤機準許進入。

在合約轉讓方面，發電企業之間合同電量轉讓交易須符合節能減排原則,原則上只允許煤耗高的機組轉讓給煤耗低的機組。在成交順序方面，月度集中競爭市場,申報價差相同時,機組能耗低者優先成交。

楊駿偉向第一財經記者展示了一組數據，截至2016年11月底,進入廣東電力交易市場的市場主體共1297個。其中電廠38家,全部為30萬千瓦以上煤機,共計101臺,裝機5271萬千瓦,達全省統調裝機的51%。大用戶613家(可直接參與市場交易)、園區中小用戶436家(11個園區,需售電公司代理參與市場交易)。售電公司210家,數量全國最多。

2013年以來,累計成交電量840億千瓦時,單位價差-21.02厘/千瓦時,其中年度雙邊協商累計成交電量550億千瓦時,單位價差-9.65厘/千瓦時,月度集中競爭累計成交電量290億千瓦時,單位價差-42.58厘/千瓦時。

按照《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下稱中發9號文)的要求,在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及省政府的指導下,2016年6月28日,公司制的廣東電力交易中心掛牌。該交易中心不以營利為目的,在政府監管下搭建公開透明、功能完善的交易平臺,為市場主體提供規範公開透明的電力交易服務。

廣東電力交易中心有兩大交易品種,交易規則特點主要是價差傳導及價差對撮合。年度雙邊協商是按照自主自願原則,雙方線下協商,線上申報並生成合同，每年末開展。月度集中競爭是線上集中報價,價差對撮合成交，每月中旬開展。

楊駿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廣東電力交易市場交易活躍,隨著市場交易平穩有序開展,市場主體參與交易的熱情被不斷激發，形成了電網企業、發電企業、售電公司、電力用戶為主體的多買多賣的市場結構。

價格趨於合理

廣東電網公司副總經理陳曄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市場主體對交易規則和供求關系理解更加深入,市場價格逐步趨於合理水平。2016年上半年月度集中競爭市場利益分配波動相對較大,但隨著市場逐漸成熟,市場信息更加透明清晰,利益分布更加合理,通過市場無形之手的自動調節使市場交易逐步趨於理性。

廣東粵電集團有限公司沙角A電廠經營部部長李海雲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電力市場化改革是大勢所趨,對參與的市場主體來講，競爭推進發電企業實施全價值鏈管理、降低成本，由於電能是高度同質化的特殊商品，發電企業參與市場競爭不存在“產品性能差異”，價格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要爭取客戶，就必須苦練內功，通過企業的全價值鏈管理來降低每一個生產經營環節的成本、形成價格上的優勢。

李海雲表示，沙角A電廠雖然是老電廠，但近幾年來一直堅持不懈地加大科技、技改投入，機組全部進行了增容改造，燃料管理實施精細化配煤摻燒，設備檢修推行狀態檢修和精密點檢，以確保企業的管理水平、市場意識、機組的可靠性、能耗水平等在同類型機組中領先，力爭保持較好的綜合競爭力。

華潤電力銷售有限公司總經理程誌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電改對售電公司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在電改的推進中，售電公司作為新的市場主體參與到直接交易中，這對售電公司來說是一個積極參與到電改中的重要機會。其次，售電公司在市場中不斷摸索和積累經驗，為後續現貨市場的推出奠定了基礎。

華潤電力(廣東)銷售有限公司2016年簽約用戶共計141家，年度簽約電量約31.57億千瓦時，是廣東省簽約用戶數量最多的售電公司。結算率100%，和用戶結算全部兌現。

程誌偉介紹，華潤電力搭建了基於客戶需求的專業售電業務平臺，對接交易中心，並提供高質量的客戶管理和競價輔助服務。

“一方面交易中心的最新信息及時傳遞給售電公司，售電公司從改革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並把意見和建議反饋給交易中心。同時，我們也積極參與到經信委和能監局組織的規則討論會。另一方面，交易中心搭建的交易系統平臺，涉及到信息系統、技術支持等工作，通過信息發布渠道，及時向我們提供最新信息。”程誌偉說。

對成本主要是電力的公司用戶來說，售電側改革的紅利更為明顯。空氣化工產品(中國)投資有限公司高級戰略采購經理張獻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過參與電力直接交易，不同程度上降低了生產中所使用的電力成本。電力像其它商品一樣也走向市場了，用戶購電除了電力公司外有了向電廠直接買電的新選擇。

“購電價格也降低了，這也與電力供需形勢改變和煤炭等初級能源價格降低直接相關。用戶有了真正甲方的感覺。”張獻忠說。

完善市場管理機制

李海雲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售電側改革也給各方主體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沙角A電廠的經營模式由原來的以產定銷轉變為現在的以銷定產、企業必須“安全、環保、經營”並重，更加關註市場、客戶、服務和決策。

李海雲表示，2017年度雙邊協商簽訂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下半年以來，由於煤炭價格大幅上漲，發電企業的贏利空間大幅收窄，剛開始進行2017年雙邊協商洽談時，很多發電企業首先核算自己的成本、盈虧平衡點、邊際貢獻率等指標，設定洽談的價格底線，但談著談著發現客戶需求、市場行情超越了自己的指標，成為發電企業和用戶洽談的重要決策依據，如果僅看著自己的賬本算賬，很難簽到客戶。

程誌偉表示，對售電公司來說，電力采購變複雜了。要積極學習研究市場規則和規律，了解電力產品的特點、價格趨勢，自己公司的電力需求曲線、需求預測。只有這樣才能在市場浪潮中走為人先，為自己公司規避風險和創造價值。

張獻忠對第一財經記者，既然是市場，就會有漲跌，對用戶來說，要做好心理準備，不能期待電力市場改革就是降電價，對市場的風險要做好預判。

楊駿偉表示，廣東電力交易中心接下來也會進一步完善市場管理機制，配合政府及監管機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完善市場主體準入和退出、違約懲罰、信用管理等機制。按照國家和省電力體制改革文件的要求,不斷放開發用電計劃,逐步有序擴大市場交易電量規模。此外，還要建設更強大的交易信息平臺，提供更豐富的交易品種體系。不斷完善功能,建設安全、可靠、高效、支撐多交易品種的交易平臺。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三：基建、圍墾成為“防洪海綿”濕地減少兩大主因

今年入汛以來，長江流域經歷多輪強降雨，多地發生嚴重洪澇災害。

造成洪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長江中下遊濕地的大幅減少和弱化，成為一個不得不引起重視的問題。濕地被稱為“天然海綿”，在蓄水禦洪、調節徑流上意義重大。

但“相較於上世紀50年代，長江中遊70％的濕地已經消失。”國家濕地科學技術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雷光春曾直言。

《第一財經日報》曾報道，長江幹流濕地共5類20型，總面積561.69萬公頃，濕地率9.99%。由於長江流域養育著全國33.7%的人口，因此，圍墾、汙染、過牧、基建和城市化占用的威脅影響處於高發態勢，濕地受威脅影響大。

此次洪災嚴重的湖北省，100公頃以上的自然濕地面積減少了10.94萬公頃。濕地減少原因主要是圍墾和基建。圍墾主要發生在大江大河的兩側以及湖泊的周邊地區；基建占用主要發生在城市濕地。

“地球之腎”在衰竭

目前，世界上對濕地的定義超過50種。其中，《國際濕地公約》對濕地對定義是，天然的、人工的、永久的或暫時的沼澤地、泥炭地和水泥地帶，帶有靜止的或流動的淡水、半鹹水及鹹水水體包括水深不超過6米的海域。

國內有專家對濕地的定義做了延伸：濕地是位於陸生生態系統和水生生態系統之間的過渡性地帶，是地球上水陸相互作用形成的獨特生態系統。其功能是，在蓄水禦洪、調節徑流、補充地下水、改善氣候、控制汙染、美化環境和維護區域生態平衡等方面有著其他系統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濕地如此重要，以致人類對其冠以“淡水之源”、“地球之腎”、“氣候調節器”、“生物基因庫”、“物產寶”、“地球的碳庫”等諸多美稱。但濕地卻是目前受到人類威脅最大的生態系統。在人口爆炸和經濟發展的雙重壓力下，20世紀中後期大量濕地被改造成農田，加上過度的資源開發和汙染，濕地面積大幅度縮小，水旱災害頻繁。

通過動用兩萬余人在全國各地進行了為時5年的調查後，2014年1月13日，國家林業局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下稱“濕地調查結果”）果顯示：全國濕地總面積5360.26萬公頃，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率為5.58%。與第一次調查同口徑比較，濕地面積減少了339.63萬公頃。這相當於減少了兩個北京市的國土面積。

“造成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的主要原因，除了氣候變化等一些自然因素外，人類活動占用和改變濕地用途是其主要原因。”在調查結果公布當天，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張永利表示，這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圍墾和基建占用是導致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的兩個最關鍵因素，而且受影響的濕地範圍仍然占有較大比重。兩次調查結果的數字對比顯示，近十年來受基建占用威脅的濕地面積增長了近10倍。他提醒，這“必須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長江經濟帶濕地在中國乃至全球生態保護中處於極其重要的地位。資料顯示，長江流域由金沙江等11大水系構成，西自發源地青海，東至上海，流經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長江濕地面積約2500多萬公頃，其中自然濕地850萬公頃。

在上述長江濕地保護網絡年會上，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歐陽誌雲說，過去十年間，長江流域生態退化嚴重，水土流失面積占長江全流域的32.3％。長江流域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利用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沖突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

中國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別出臺的《長江中遊城市群發展規劃》和《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顯示，到2030年，長江中遊城市群要發展成為“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則發展成為“全球一流品質的世界級城市群”。但這兩項規劃文件也分別提出警示：要“加強濕地生態修複”，“實施濕地修複工程和完善濕地生態功能”。

保護條例難產

1998長江洪災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的32字政策措施。其中“退田還湖”雖與濕地保護相關，但字面意思上並未直接表達出加強濕地保護的內容。業內人士建議，濕地保護應該提升到國家防洪的大政方針高度。

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面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濕地面積減少、功能退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我國濕地生態狀況依然不容樂觀……如果將濕地生態狀況按照好、中、差三個檔次進行簡單分類的話，我國的濕地生態狀況總體上處於中等水平。”張永利在濕地資源調查結果發布會上介紹，此次調查結果反映出，中國濕地保護還面臨著濕地面積減少、功能有所減退、受威脅壓力持續增大、保護空缺較多等問題。

從法律監管角度來看，張永利說，國家還未出臺《濕地保護條例》，濕地保護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科技支撐十分薄弱，全社會濕地保護意識有待提高。

在調查結果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問道：多年來，一直被業寄予眾望的《濕地保護條例》為何遲遲沒有出臺？

“濕地是多要素組成的綜合體，濕地保護管理是林業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協作共同管理濕地的一種制度。換句話說，濕地里面，比如水、植物、魚、動物，包括水里的動物和空中飛行的鳥類，都是不同部門在進行管理。”國家林業局濕地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回答說，“實際上，我們覺得這個路走下來也很難。”他表示，國家林業局正在和有關部門就有關的條款進行磋商，可能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才能形成共識。

多年來，在每一年的全國“兩會”期間，總有代表呼籲加快國家層面的濕地立法。比如，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傅克誠指出，地方立法的管理規定各不相同，濕地保護所涉及的多個部門權責不清，職責交叉，互相推諉嚴重，為此建議國家盡快出臺國家濕地保護條例，對全國濕地的保護、管理、合理利用以及法律責任等作出明確規定。       

最近十年，中國更加重視濕地保護工作，國務院批準了2002—2030年的全國濕地保護工程規劃，專門下發了加強濕地保護管理的通知。連續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都對濕地保護提出了具體要求。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擴大森林、湖泊、濕地面積。

1月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林業局報送的《關於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果有關情況的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濕地是重要的生態資源，此次調查摸清了“家底”。有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完善濕地保護制度體系，依靠科技多措並舉，遏制濕地減少、退化勢頭。

具有天然蓄水防洪功能的濕地、湖泊與人力措施共舉，洪災的防範才能有更顯著效果。

第一財經記者曾報道，由國家林業局近期出版的中國濕地資源系列圖書《湖北卷》稱，湖北省濕地保護中存在的四個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濕地資源過度利用。

有關調查發現，湖北省對濕地資源的利用逐漸透支或過支。湖北四湖地區原有的三湖和白露湖現已全部圍墾成糧田，僅存長湖和洪湖。省會城市武漢市，曾因一些商家追逐短期的經濟效益，而政府有關部門又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度出現過度圍墾、填湖造陸現象，致使一些湖泊萎縮甚至消失，即便是城中最大的湖泊——武漢東湖，也曾有被圍填的經歷。“省會城市尚且如此，地級市、縣級市情況更是不容樂觀。”

《湖北卷》建議湖北省“樹立科學發展觀，統籌經濟發展與濕地保護的關系”“積極推進濕地地方立法”“完善濕地保護網絡體系建設，加大濕地保護力度”。

書面建議的力度顯然無法比擬立法的強制性。濕地保護只有上升到法律層面並嚴格實施，同時納入到地方政府績效考核之中，方可能有效遏制濕地大量減少對的局面。

金墉成為下屆世行行長唯一提名人選 連任幾無懸念

據新華社消息，世界銀行14日宣布，世行執行董事會確認提名下屆世行行長人選的時間於當天晚上6時截止，現任世行行長金墉成為唯一提名人選。

世行當天發表聲明說，根據之前宣布的行長遴選流程，世行執行董事將與金墉在華盛頓會面，預計將在今年10月初的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時結束遴選流程。

美國、中國等世行主要股東均已表示支持金墉連任，這意味著金墉再次當選世行行長幾乎無懸念。

金墉1959年生於韓國首爾，5歲隨家人移居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醫學教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顧問、達特茅斯學院校長等。2012年，金墉獲得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成為世行行長候選人，並最終當選世行行長。他的本屆任期將於明年6月30日結束。

金墉

世行8月23日宣布，世行執行董事會收到現任行長金墉提出的連任意向，並決定啟動下屆行長遴選流程。世行執行董事可於8月25日至9月14日提名人選，後由執董會確定至多3名行長候選人，並最終確定行長人選。

根據世行章程，世行行長在執董會指導下開展世行的日常業務。行長對機構、官員和員工負責，受制於執董會的總體管控。行長在履行其職責時，完全對世行而非任何其他權威承擔義務。同時，行長還擔任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協會執行董事會的主席。行長當然也是國際開發協會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董事會主席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

經濟學人智庫：2030年3/4中國人成中產 重慶高收入人群增10倍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本周三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將在2030年前成為中產階層社會，3/4的中國人將成為中產。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和出口陷入了低谷，但城市居民消費將扮演中國經濟的主要貢獻者，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

居民消費年均增長5.5%

如今中國在人均消費方面則處於早中期階段，相當於馬來西亞在2000年的水平。

據去年的數據顯示，40%的中國人屬於低收入人群，年可支配收入低於2100美元（約合人民幣1.4萬元），然而到了2030年這一比例將下降到11%，這部分人口將進入中等收入初期階段（年可支配收入為2100~10800美元，約合人民幣1.4萬元～7.2萬元）。隨著低收入人口比例的縮小，在未來15年中，約3/4的中國人將成為中產。

收入水平的上升直接影響到居民的消費能力。據經濟學人智庫的報告，居民消費將在2016年～203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5.5%，最終在經濟總量中占據近50%的份額。

高收入人群比增長最快

與此同時，中上收入階層（年可支配收入1.08萬~3.21萬美元，約合人民幣7.2萬元～21.5萬元）的人口比例將從2015年的7.1%上升到19.7%。而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增長速度最快，將從2.6%增長到14.5%。

“過去，中國的經濟增長依賴於國家雄厚的金融投資，但在未來，中產階級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將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動力。”上述報告也提出，“但貧富差距將繼續存在。”

高收入人群仍將聚集北上廣深

了解中國未來收入的地理人口對於投資者來說至關重要。上述報告還指出，未來中高收入人群仍將聚集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比如北京、廣州、上海和深圳。

該報告稱：“在未來的15年中，年可支配收入超過20萬人民幣（大約3萬美元）的城市居民數量將翻倍，上海地區的數字將會突破1000萬大關（相當於43.2%的當地人口）。”

與此同時，內陸城市的增長勢頭將同樣強勁。在未來的15年間，重慶高收入人群將以10倍的速度增加。內陸省會城市比如成都、西安和長沙也會有不俗的表現。

2030年前，作為中國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廣東珠海和浙江紹興的高收入人群將分別占到當地人口的36%和26%。

這些行業將顯著受益

當前中國消費的主體仍然集中在生活必需品領域，如食品、飲料、服裝和鞋類等。但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費重心將進一步轉移到汽車、奢侈品、金融服務和健康領域。

由於中國在交通和通訊領域的消費水平依舊低於同時期的馬來西亞，因此這兩大領域也將表現出巨大的潛力。

經濟學家智庫中國分析學家王單（音譯）表示：“隨著中國消費者變得越來越富裕，他們對於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實習生王筱麗對本文亦有貢獻）

乘歐元區之危，特朗普“點燃”美歐貿易戰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特朗普團隊近日宣稱的“歐元被操縱”一說顯然另有圖謀。

歐元區當前正面臨核心國選情告急及新一輪希臘危機的雙重“夾擊”，而得到特朗普認可的美國駐歐盟大使候選人馬洛赫日前卻表示，希臘最好脫歐。他甚至放下狠話，“歐元撐不了18個月就會崩潰”。

這並非特朗普團隊中的高級官員第一次就匯率問題攻擊歐元及有高貿易順差的德國，特朗普早在2012年就認為希臘應該脫歐，並在當選美國總統後對媒體稱“歐盟是德國的工具”，其團隊也在總統大選期間宣稱“德國令歐元區變成德國的貿易區”。

但就如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及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制定歐元匯率的是歐洲央行而非德國，考慮到通脹壓力，德國本身也不希望看到弱勢歐元。

顯然，特朗普及其團隊“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各方都擔心他會掀起新一輪貿易戰，而給貿易出口大國德國制造“麻煩”是必要手段之一。從墨西哥、日本到歐元區，“特朗普式”的貿易戰已經打響。

荷寶首席經濟學家可奈立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朗普經濟學”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將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僵化，不利於全球經濟發展。

特朗普樂見歐盟解體

屋漏偏逢連夜雨，核心國選情告急的歐元區又將面對另一場希臘危機，而德國再次排除了削減希臘債務的可能。按照國際貨幣組織(IMF)之前測算，除非對希臘債務實行重大重組，2060年希臘債務將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5%。

歐元區困難之際，正是特朗普團隊展開“攻勢”的良機。馬洛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特朗普不是歐盟的粉絲，且鼓勵其他歐元區國家學習英國，盡早舉行公投脫歐，令2017年成為歐盟解體年。

馬洛赫還指責德國通過操縱歐元匯率的方式獲得了競爭優勢，並導致對美產品價格低廉，“大量產品湧入美國市場，對極其美國不利。”

顯然，特朗普團隊並沒有過多在意德國產品的競爭力，而是將德國的順差歸功於歐元的走弱。特朗普新設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彼得·納瓦羅近日對媒體表示，歐元就像是一種“隱性的德國馬克”，其偏低的幣值使德國相對於主要貿易夥伴具有優勢。

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即回應，德國不會操縱歐元匯率，歐元匯率屬於歐洲央行的職權範疇，德國一直支持歐洲央行的獨立性，並且不會改變這一立場。

在全球財長界最為資深的朔伊布勒2月5日表示，相對於德國的競爭力，歐元匯率確實太低了，但這是由歐洲央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造成的，該政策還推高了德國貿易順差。

“在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開始制定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我就告訴過他，這將推高德國貿易順差。”朔伊布勒表示，德國無法制定匯率政策。言下之意，且美國人也明顯怪錯了對象，匯率問題應該去找德拉吉。

德拉吉則在2月7日回應稱：“首先，我們不是貨幣操縱者。第二，我們的貨幣政策反映了歐元區和美國(經濟)周期的多樣化狀態。”

實際上，德國財政部一直都對歐洲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沒有好感。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執行總裁馬爾什就指出，如果德國在貨幣聯盟之外，目前的歐元價值肯定要低於德國貨幣本應具有的價值。

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一份圖表證實，在購買力平價(PPP)基礎上，對於德國來說歐元被低估超過40%，然而對歐洲許多外圍國家來說，歐元仍然是很貴的。因此，據此認為德國可以從弱勢歐元中得到競爭力受益是錯誤的。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也顯示，以實際單位勞動力成本衡量競爭力的話，德國的競爭力自2010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而美國的競爭力則減少了20%。

弱勢歐元仍將持續

特朗普對歐元區的強硬施壓，是否會使得歐元出現反彈?顯然市場基本面的力量永遠大過“嘴皮子”，更不要說歐洲是全球流動性最好的外匯市場。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位交易員後發現，就基本面而言，2017年歐元可能難逃弱勢的命運。

在經濟實力懸殊的歐元區里，貨幣卻是統一的，這就催生了一個經濟學矛盾——匯率一般反映的是一國的經濟基本面，匯率也由一國的勞動生產率決定，會因為該國經濟的走強而升值，反之亦然。照此邏輯，德國、法國的貨幣匯率應該顯著高於希臘，否則德法就享有了弱勢貨幣所帶來的出口優勢。然而，業內又普遍認為，美國的“匯率操縱指控”又是毫無根據的。

在德拉吉看來，歐盟貨幣政策反映了歐元區和美國經濟周期的不同狀況。持續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歐盟單一市場將無法存活。

就貨幣政策分化而言，美國在2014年10月就開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QE)，並在2015年12月正式啟動加息;然而，歐元區的萬億QE計劃從2015年3月剛剛開始。2016年3月，歐洲央行更是將QE資產購買規模從每月600億歐元擴大至800億歐元。同年12月，歐洲央行宣布延長將於2017年3月到期的QE，並從今年4月到12月每月購買600億歐元資產。

歐元對美元近一年走勢

多名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就當前的市場交易情況而言，歐元2017年的總體趨勢是下行的。隨著德國、法國和荷蘭等歐洲多國大選的臨近，政治風險成為市場開始定價的一股重要推力。此外，希臘再爆違約危機，歐元區主權債權人與IMF就希臘救助條款產生新的分歧，令市場擔憂希臘能否獲得下一輪援助。

“基於這些風險，歐元成為近期表現最為疲弱的貨幣，歐元對美元的‘平價論’也再次浮出水面。”富拓中國市場外匯分析師鐘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部分機構預計歐元對美元將在6月份跌至平價1.00，主要依據依然是未來歐洲政治走向的不明朗性以及歐央行擴大並延展購債計劃的可能。

德拉吉本周再度重申，在2019年之前將繼續執行QE，這意味著在歐元區經濟增長極不平衡的情況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該央行都將保持寬松政策立場，是歐元貶值論的基礎，尤其是對已啟動加息周期的美元。

為何緊盯德國不放?

既然動搖不了歐元匯率，特朗普為何盯著德國及歐元區不放?

其實，特朗普團隊在總統選舉期間就已經盯上了德國。在由美國商務部長提名人羅斯(WilburRoss)和納瓦羅共同撰寫的選戰經濟計劃白皮書中鮮明地指出：“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一半都來源於六個國家：加拿大、中國、德國、日本、墨西哥和韓國。”

德國2015年對外出口數據

白皮書稱：“如果審視美國與上述國家的雙邊關系，如美國進行一些艱苦但聰明的談判，可以通過增加出口和減少進口的一些組合來改善我們的貿易平衡情況，而談判明顯是特朗普擅長之處。”

特朗普的經濟團隊認為，令美國實現GDP增長的重要方式是治理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其手段就包括關稅、加強貿易措施執法以及匯率手段等。

在對待加拿大和墨西哥方面，特朗普方面表示要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於韓國，特朗普批評韓美自由貿易協定令美國汽車行業的就業崗位減少;對於日本，特朗普指責其操控匯率，要求日本車企豐田在美國建廠，否則將對其墨西哥工廠所產出口美國汽車施以重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預計於10日抵達美國向特朗普當面陳情。

“歐洲也沒有遠離這種壓力。”可奈立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根據德國IFO經濟研究所的數據，2016年德國回歸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經濟體，其貿易順差再創新高，達到2970億美元，而美國在2016年的貿易逆差為4780億美元。除2015年外，德國自2010年以來一直是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經濟體，這自然會引起特朗普團隊的重點關註。

美國戰略預測智庫Stratfor則在最新一期簡報中點破美方深層次考量：盡管特朗普方面可以叫嚷對德進行貿易戰，但在國際貿易法的框架下，其可以施展的空間有限，而特朗普方面對於歐元的攻擊有可能擴展為對整體歐元區的攻擊，並引起區內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回潮，這才是真正令德國感到焦慮的。不過為了避免成為美國下一個懲罰性貿易措施目標，“德國將采取措施保衛其巨額貿易順差”。

馬爾什則指出，美國對德國的指責將鼓勵其他國家指責“德國自私”，這將持續分化歐洲，阻礙歐洲大陸尋找到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不過，正如可奈立森所指出的，惡化貿易關系對全球經濟增長並不是個好征兆，並有可能令美國增長前景受到傷害，並推高通脹。與此同時，強勢美元會令貿易赤字變得更加龐大，“而這一事實將或招致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可奈立森說。

恒生電子澄清：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增資擴股事宜與公司無關

恒生電子12月20日晚間發布澄清公告稱，2016年12月20日，新浪網發表題為《曝國安擴股後最大股東已易主，未來話語權或旁落》的新聞，提到“中信國安、恒生電子(螞蟻金服)以及西藏的一家投資公司(IDG)代表出現在中國足協，主要目的就是咨詢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增資擴股方面的事宜。北京國安以及恒生電子各自占36%，IDG合夥的那家西藏投資公司占28%”。

文中另有描述稱：“可以從恒生電子的十大股東各自的投資關系進行查看，其第一大股東是杭州恒生電子集團有限公司，該集團的大股東是浙江融信，浙江融信的股東是螞蟻金服。”

公司表示，經與公司各部門確認，以上所述國安相關事項與上市公司恒生電子無關。

農業無人機飛過新疆的田野

無人機從民用向商業領域發展的步速之快就好像上世紀80年代蘋果電腦的產生——不僅滿足了愛好者的需求，也在專業領域產生商業價值。

到新疆，天山腳下的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碩縣，這里沒有一望無際的沙漠和草原，只有遼闊的農田和莊稼。

一號機待命、一號機起飛、一號機返航、一號機完成作業，這是這幾天在農田里出現最多的聲音，來自一個小小的無人機操控屏幕。

通過與當地農戶面對面地談話，看過新疆農村真正的模樣，了解到農民的實際需求，你才理解為什麽無人機農業植保擁有廣闊的市場。

農民：從不相信到依賴

從尉犁驅車至食葵主要種植地巴音郭楞的和碩縣烏什塔拉鄉約一個半小時，中途沿著戈壁走好幾段荒路才能抵達。這樣偏僻的農村，似乎很難能夠和高科技聯系起來。

“用無人機打藥”，兩三年前對於當地的農戶來說，還是一個非常新鮮的事，很多農戶表示“當時我們都不相信”。從去年開始，田間地頭已經隨處可見無人機的蹤影，農戶對於高科技的接受程度，反過來令農業無人機制造服務企業直呼“不相信”。

烏什塔拉新成立的一個合作社由6個種植大戶組成，擁有8萬畝農田。農戶王鐵軸負責其中的500畝食葵地。食葵是向日葵的一種。作為當地的主要作物，又有較高的經濟價值，一些原先種植棉花的農戶也開始大量種植食葵，這令食葵的植保需求迅速增加。

30年前，王鐵軸從河北來到新疆做工程，卻因客戶付不了錢拿田做抵押而當上了農民。他放棄了幾年前的棉花種植，轉而種食葵。對於選擇使用無人機做植保，王鐵軸的想法很開放：“技術總是越來越進步的，我想試試。”

第一次用無人機打藥，是因為王鐵軸發現自家食葵地里犯了棉鈴蟲，大葉子被咬得都是窟窿。於是王鐵軸買了2萬多元的農資藥物殺蟲。但是，向日葵已經長得有一人高，而且非常密集，人很難進去，更別說拖拉機了。這時他聽說“鄉里來了好多UFO(無人機)，打藥效果非常好，能夠進入到人進不去的地方”。為了不浪費2萬多元的殺蟲劑，王鐵軸決定試一下。

第一次打藥後，王鐵軸跑到地里一株一株地檢查食葵上的棉鈴蟲，結果發現治蟲效果不錯。這以後，他開始依賴於無人機打藥。

“農民的訴求很簡單，就兩個：一是無人機打藥有沒有效，二是價格是不是便宜。”極飛無人機首席運營官鄭濤說，“每畝地打藥多少錢，用無人機劃算還是用人工劃算，他們一算就明白。”

目前極飛的無人機打藥費用是8元一畝地，以一戶200畝地的農戶為例，打一次藥的成本是1600元，不到兩小時就能搞定。如果用人工，200畝地至少要4個人作業3天才能搞完。以每人每天工錢100元來算，也需要1200元。雖然無人機打藥的顯性成本略高，但是一方面效率高質量好，另外一方面也避免了人進入農田對作物的損傷，這種人為的損失一般會影響作物總產量的百分之十。

常紅善是另一片食葵地的承包戶，經營著1500畝地。這兩年每年凈收入都過百萬，毛收入能超過300萬。老常對打藥的事絲毫不敢怠慢，一年固定兩次無人機打藥。他唯一的擔心是“忙季時無人機約不到，要提前很久預訂，而且不能保證準時”。

“病蟲一來根本等不起，別說晚兩三天，就是晚兩三個小時作物都可能面臨絕收。”老常說，明年還要種植進口食葵，每畝地的成本高達5000元，比現在高了幾倍，收益自然也高了。老常已經預訂了明年的無人機和藥水。

“無人機打藥雖然比較貴，但是不用無人機你根本沒法打(藥)，只能讓蟲子吃，吃剩多少就只能賣多少，而且用無人機藥效也更好，每年能增產20萬至30萬元，多的時候甚至能到50萬元。”老常心里的一筆賬算得一清二楚。

企業：摸索新模式

“農戶口口相傳的力量特別強大，看到一家在用無人機打藥，鄰居就會觀望，下次來的時候，也都要求要打，經常我們出去作業一戶人家，結果被農民拉著不讓走，挨家挨戶打過來。”極飛的鄭濤無奈中透著驕傲，“我們一開始低估了農民的接受度，在新疆只雇用了40名員工，現在我們的員工人數已經增加到了500人，根本打不過來。”

鄭濤自曝三年前還對農田一無所知，還差點農藥中毒。但不到兩年，他就把極飛在新疆的運營從南到北逐漸鋪開。“當時我們去考察農田的時候，農民真的是每個人背個打藥壺在地里面走。我們就想既然我們有無人機，能不能試一試改變這種老土的方法，解放勞動力呢?”

2015年，極飛全年在全國無人機作業面積達56萬畝，隨著極飛與支付寶的合作深入，也將成為幫助支付寶在農村推廣的有力夥伴。目前農戶已經可以通過“滴滴打無人機”的在線呼叫方式預訂無人機植保服務。

極飛摸出了一條只屬於自己的獨特的生存發展之道——盡管一架無人機售價高達10萬元人民幣，但是它專註於無人機植保服務。

無人機一次最多裝藥6L，按照每畝300ml計算，最多能噴灑20畝，如果能夠完成既定500萬畝次的目標，預計收入為4000萬元，而極飛今年的目標是通過2000架無人機的服務實現1.8億元收入。

極飛的服務費是8~10元/畝，考慮到農業生產是高密度、低頻次、周期性的工作，作業量隨季節變化，主要集中在5~10月，為了讓員工在農閑時間“有活幹，有績效”，極飛采取了跨區域、跨緯度調度作業的方式延長作業周期，冬季在全疆無作物的時候，極飛新疆基地也擔負起大規模培訓和規範全國植保作業人員的任務。

“事實證明專註於小農戶，由點及面是目前最為可行的模式。小農戶風險成本低，更願意嘗試，而大農戶更多采取觀望態度。把小農戶連成片了之後，我們的運營成本就自然降低了。”鄭濤說。

極飛還在探索更加智能的機型，如何做到更快速和精準地調度作業設備和作業團隊，也是極飛正在探索的方向。在鄭濤看來，現在的無人機還需要運到某個地方，扛到地里，都是因為飛機還不夠智能。他設想未來只要設定地點，無人機就能自己找到作業的農田。

據鄭濤透露，電池技術對未來無人機的智能化起到關鍵作用。目前極飛的無人機續航時間約25~30分鐘，未來續航里程如果增加的話，能夠更加有效地去運營管理整條服務鏈，節省物流成本。

深入田間地頭，了解農民的實際需求，目標就是用科技的力量真正地改變農業，這是極飛希望實現的目標。

農業無人機的技術核心分為飛行技術和植保技術兩塊，極飛在無人機飛行技術方面的積累時間較長，但在植保相關技術和核心噴灑系統的積累時間才3年。要建立一套不同作物在不同防治時期的無人機定量防治的規範，需要專業的農業技術人員做大量的試驗，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去完成。

極飛在新疆一共有10個無人機作業隊，每個隊有10個小組，平均每組4~5人，在每年4月初到9月底的忙季每組每天能打上500畝地。

由於農藥對溫度有要求，大多數的打藥都從傍晚開始，有些藥需要在太陽落山後才能打。這也決定了“晝伏夜出”是服務隊的工作性質。

“我聽說有玩無人機還能賺錢的工作，就很想試一試。”王宇邊開車邊說。但是加入極飛後每天駐紮在地里，晚上沒有地方睡，只能睡在農民家的院子里打地鋪的生活和他當初的想象天壤之別。“我覺得現在也挺好，雖然辛苦，但是在外面也比較自由，漸漸也就習慣做一個農民了。”王宇說。

來自城市的王宇以前對農業幾乎一無所知，通過半年時間的培訓，他不僅會調配農藥的濃度，而且能夠給農民建議什麽樣的作物應該用什麽藥劑殺蟲，在什麽時間噴灑效果最好。

和碩的向日葵地到了下半夜就開始被漫天的繁星覆蓋，月亮下去後，晴朗的夜空可以看到銀河。

漆黑的夜里，如果你用相機對著田間正在飛行的無人機長時間曝光，就能看到畫面中兩道長長的、筆直的紅色飛行軌跡。這是無人機兩側的紅色信號燈飛過後留下的痕跡。

彎道超車現實嗎？ 芯片產業火熱背後還需務實前行

芯片無疑是2018年最火的話題之一。中興事件之後，更是全民關註、討論芯片。

不久前，在半導體產業高端論壇上，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下稱“大基金”）總裁丁文武稱，全國老百姓都知道芯片，即使不知道芯片是什麽，也都知道芯片產業差距很大。

有人欣慰這一行業終於引起了大眾關註，也有人擔心只是表面繁榮、虛火過旺。

僅在最近三個月里，就有多家公司發布AI芯片或模組，不僅有百度，也有寒武紀、雲知聲、出門問問、Rokid等初創企業。

但芯片從來不是賺快錢的產業，對於AI芯片可實現彎道超車的觀點，不少業內人士持懷疑態度。

由冷到熱

在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上，第一財經記者看到，一些芯片廠商的展臺周圍到處都是駐足觀察和拍照的觀眾，展臺的講解員則一一為觀眾進行科普。

“集成電路的話題越炒越熱。”賽迪研究院集成電路產業研究中心總經理韓曉敏告訴記者，“這兩年行業發展也好，國內資金支持力度也好，半導體這個行業整體景氣度上來了。”

根據賽迪顧問提供的數據，2007年到2017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5.8%，遠遠高於全球半導體市場6.8%的增速。

元禾華創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執行合夥人劉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芯片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行業，“20世紀八九十年代，集成電路在矽谷是最火的，大量資本進入集成電路企業”；在中國，目前這一行業仍處於快速發展期。但由於芯片是高投入、高風險、慢回報的行業，中國投資者更偏愛互聯網企業。

根據《集成電路設計業的發展思路和投資建議》所述，一款28nm芯片設計的研發投入約為1億到2億元，14nm的約為2億到3億元，研發周期為1到2年。芯片制造更是資本密集行業，一條28nm工藝的集成電路生產線投資額約為50億美元，20nm的高達100億美元，更不用說14nm、10nm和7nm先進制程的投資額度了。

不過，今年在中國，芯片也成為了繼區塊鏈之後的又一投資風口。除了中興事件引發的關註，也離不開最近幾年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大基金的介入。

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集成電路被放在實體經濟發展的顯著位置。李克強總理提到，加快制造強國建設。推動集成電路、第五代移動通信、飛機發動機、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產業發展，實施重大短板裝備專項工程，推進智能制造，發展工業互聯網平臺，創建“中國制造2025”示範區。

2014年國家設立了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丁文武表示，經過近4年的工作，目前進展順利，大基金布局了集成電路整個產業鏈，實現了產業的全覆蓋。

目前，包括北京、天津、西安、重慶、成都、武漢、合肥等20多個城市都有芯片產業項目。中芯國際創始人張汝京預測，到2020年，建成的200mm（毫米）和300mm集成電路生產線產能可以達到每月200萬片。這一規模比現在至少翻了一倍。

根據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數據，預計2017年到2020年間，全球投產的晶圓廠約62座，其中26座位於中國，占全球總數的42%。

這種“集體作戰”的模式是一種探索市場的路徑，國內如海思、展訊的局部崛起，意味著國產手機正在逐步走出芯片依賴進口的困境。根據市場研究公司IC Insights發布的2017年全球十大IC設計公司排行榜中，華為海思排名第七，比上年營收增長21%；紫光展銳排名第十，同比增加9%。

中科院微電子所所長葉甜春打了個比方，如果把集成電路產業比作金字塔，過去中國連底座都不全，如今高度雖然還和發達國家有差距，但底座已經建立起來，形成了集團軍，整個產業有自身發展的能力和後勁。

投資過熱與人才缺口

看似繁榮的場景並沒有讓芯片從業者感到輕松。

一個原因是人才缺口。

“即使是清華大學微電子所畢業的學生都會轉金融或從事互聯網。做芯片很辛苦，來錢沒那麽容易”。地平線芯片一位內部人士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做芯片等硬件太苦，收益不高，不少優秀學生畢業後選擇金融和互聯網業。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特聘教授、核高基專家陳軍寧表示，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速度很快，進步也很快，但總體水平處於中低端。人才作為該行業發展的第一資源，對於產業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稱，“根據國家的產業推進綱要，預計到2030年，我國將需要70萬人，這個缺口還有40萬。”

另一個原因是對投資過熱的隱憂。

地方希望通過項目投資聚集產業，拉動GDP；一些投資人和創業者將此看作一風口，但也有業內人士認為，芯片行業的熱鬧只是暫時的。

中國工程院院士許居衍近日在一場行業論壇上表示，目前半導體產業實際存在著無效益的繁榮、產品（硬件）難度增大、產品研發費用增高盈利空間下降等三大問題，中國廠商想要突圍首先需要反思盈利模式，開啟基於硬件的軟服務能力，同時提升半定制技術能力。

芯片產業鏈包括設計、制造和封測。在設計和封測領域，中國與美國等先進企業差距已經逐步縮小。目前，中國有近1400家左右的設計企業，但在芯片設計公司“遍地開花”背後，卻隱藏著“整體實力不強”的尷尬，和美國頭部芯片企業超過80%的份額相比，我國前十大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的銷售額占比剛剛超過30%。

一名半導體產業人士表示，過熱的資本開始幹擾到正常的產業投資規律，現在各地的芯片項目未來可能會造成地方沈重的財務負擔，依靠借貸來發展半導體的模式能夠支撐多久，都是未知數。另一方面，快速投產下的芯片成品是否滿足市場需求，低端產品如何盈利，如何解決人才缺口以及研發費用？這些都有待解答。

紫光集團聯席總裁刁石京此前對媒體表示，各地爭相上馬相關項目，如果缺乏有效的統籌，可能會形成惡性競爭。他指出，鼓勵市場競爭，但不應一哄而上，最終傷害整個產業。因為集成電路投入非常大，需要技術和人才等多方面的積累。

“集成電路產業從來就不是賺快錢的產業。”北京盛世宏明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羅棟表示，做產業投資還是應該回歸到產業本身的發展規律。

彎道超車？

隨著新興產業、技術和產品不斷湧現，大數據、雲計算、5G通信、人工智能等技術也為芯片提供了巨大的市場。

在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發布《2018年中國集成電路上半年形勢分析和下半年的走勢判斷》中，半導體市場需求依然旺盛，市場的驅動力分化。5G即將到來，5G成為2018年上半年各家企業的關註重點。3月，海思發布全球首款5G芯片“Balong 5G01”；6月，紫光展銳宣布5G芯片將在2019年實現商用。
雖然在虛擬貨幣市場，礦機芯片需求下滑；同時，人工智能概念火爆，AI芯片企業估值大漲。此外，數據中心建設加速，存儲器需求主力轉變，2018年服務器存儲市場增速超過智能手機存儲市場，成為全球存儲器應用市場增長的主動力。
 

在CPU、GPU等高端芯片與國際差距較大的情況下，不少人期待通過AI芯片，中國能實現彎道超車，但一些業內人士對此持質疑態度。

“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帶來近百億美元芯片市場需求。”工信部賽迪研究院賽迪顧問副總裁李珂稱。

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不僅國內BAT紛紛布局這一領域，也誕生了寒武紀、地平線等AI芯片公司。一些AI初創企業通過一輪輪融資獲得資金後，也紛紛發布自己的AI專用芯片。僅僅最近兩三個月，就有多家公司發布AI芯片或模組，雲知聲推出物聯網AI芯片及解決方案；出門問問正式發布了AI語音芯片模組“問芯”；Rokid發布KAMINO18AI語音專用芯片；思必馳也宣布將在下半年推出AI芯片……

AI芯片公司估值也一路飆升。6月20日，寒武紀科技宣布完成B輪融資，公司估值達到25億美元。深鑒科技估值超過10億美元。

杭州國芯AI事業部總經理淩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中國而言，AI芯片是一個突破口。在這一領域，中國公司介入較早，改變了此前大部分時候中國芯片追著美國人跑的局面。

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和機會，但也有人潑了冷水。

此前，丁文武在上海的一場行業論壇上表示：“中國芯片行業彎道超車的策略不現實，彎道超車的前提是大家在同一起跑線上。”

安芯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常務副總裁王永剛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稱“這（芯片）一塊還是要務實，蓋樓一塊磚一塊磚地砌起來。”

而在Imagination Technologies副總裁、中國區總經理劉國軍看來，現在的先進技術都是全球化的運用，不存在誰戰勝誰的問題。中國有應用和數據的優勢，“可以快速獲得運用數據的學習、訓練。在美國，數據沒有那麽容易（獲取），本身也沒有大的應用場景。但是人工智能不管是哪個領域，（西方的）基礎研究比我們深得多。”

在不久前的一次公開場合上，經濟學家許小年在談到企業的技術升級時說，我們追逐新名詞，發明新名詞的速度，遠遠快於我們能做到的。“我最反感的一句話就是跨越式發展、彎道超車。我看了多少彎道翻車，我沒看到過彎道超車。不老實，投機取巧，這是我們很多企業的毛病。”

責編：胡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