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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是中國對外開放30周年，電視台播出有關改革開放的節目，勾起不少回憶。喜的當然不少，還記得跟家人回國內探親，大包小包接濟同胞，現在大部份親友都生 活安穩，自由是少了點，但生存權總還是有的。悲的當然是六四風波前夕，筆者與大群同學在倫敦Oxford Circus示威抬棺材衝入中國大使館，絕對比得上「長毛議員」。 資源掌於少數人手 我們這代人，總是忘不了六四的陰影，總是 記得血染的風采、梁振英在報章上的「痛心疾首」，現在不少民建聯要員那副同情學生的面孔，亦只有那短短的幾個月，他們才能保住獨立的人格，放棄做奴才的奴 才。最近《人民日報》發表一系列紀念改革開放的文章，當然對鄧小平推崇備至，認為改革開放無先例可循，無經驗可鑑，但30年過去，當前的發展是，中國已進 入二次大戰前德國納粹主義的所謂national capitalism。國有企業如銀行、電力、電訊、石油公司，掌握大部份資源於少數幹部手中，小資產階級（即香港的中小企）賺到的利潤，一方面以稅收納 入政府體系，另一方面通過石油、通訊、銀行等企業，成為政府的另類收入，加上國內的民粹主義，一般平民百姓使人驚嘆的「造假」能力，接近人類底線的道德 觀，這些都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床。海耶克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不是沒有道理。2009年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甲子的國慶，祝生日快樂。 Uncle [email protec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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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年，我有二十九年在香港。這二十九年也不是隔岸觀火，而是真切的體會。 從開始用手拉行李車，拉着電視機回內地送贈親友，每次回內地都要在回鄉證上登記甚麼牌子的手錶、帶多少外滙券、甚麼型號的相機，一直到在南京見到回鄉探 親的台灣老兵，見到內地開始出現「萬元戶」和之後的暴發戶，到內地同胞從需要香港人扶貧，到他們攜巨款在香港購物「扶貧」。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都見着了。不但見着，因為我兩地都熟悉，所以對於形勢的發展和位置的轉換，也一直了解得比較透徹。 三十年來，中國一直在轉變，由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從意識上到行為上，急速轉變。比之西方世界的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速度猶如放開了壓住的彈簧，以比誰都快的速度彈起。 二十多年前我在專欄裏寫：影響內地人生活的是香港，影響香港人心境的是內地。 到了今天，這句話只對了一半。香港已經不能影響內地人的生活了，無論是娛樂、文化還是港式生活，對內地人民的影響已經式微。內地人民已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時髦生活，燈紅酒綠得比香港更甚百倍，許多港人已經反過來羨慕他們，就像當年內地人羨慕香港一樣。 但是，影響港人心境的，依然是內地。 這一點三十年來沒有改變，而且愈來愈甚。 當然，三十年來，許多港人的心境也變了，尤其是回歸十一年，輸打贏要，要不到心情就差，就埋怨阿爺不打救。阿爺打不打救，都會影響港人的心境。 三十年前，港人沒指望誰來打救自己。在這點上，許多港人也「改革開放」了，「改革」了志氣，「開放」了胃口。 | ||||||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117/2061315.shtml
http://www.21cbh.com/HTML/2011-6-16/zMMDAwMDI0NDgzMA.html
6月15日，腾讯发布开放战略，其CEO马化腾要借此“再造一个腾讯”。
这听起来像在“喊口号”，马化腾要用“开放”把其变成现实。“喊口号”的不止马化腾一个人。5月31日，奇虎360主办的第一届互联网开放大会，亦发布了其“360°开放计划”。腾讯、360先后开放被视为3Q大战的某种延续，双方的“开放大战”刚刚开始。
搜狗CEO王小川认为，先后宣布开放的多家公司都拥有一个共同优势，即庞大的用户群，对于第三方互联网应用与服务提供商来说，与这些平台提供商共享用户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事实上，从用户规模的角度而言，腾讯的优势最为明显，因此腾讯的开放也更受关注。
“过去大家说腾讯不开放，什么业务都自己做，什么收入都自己赚，但去年200亿的收入中，约有40亿是分给合作伙伴的。”马化腾认为，“开放之后，更多收入将分给更多合作者，而不是现在这样只分给大型合作者。”
腾讯下的赌注也更大。马化腾宣布，腾讯产业共赢基金到目前为止的投资额已经突破20亿元，该基金的原计划规模为50亿元，在不久的将来，总规模将翻一倍，达到100亿元。
100亿元下注，马化腾押的是腾讯成功转型。马化腾说：腾讯过去的梦想是希望建立一个一站式的在线生活平台，今天想把这个梦想往前推进一步，就是一起共享的互联网新生态。
去年3Q大战中，正是这种所谓的“一站式在线生活平台”让腾讯备受外界指责，称其太霸道，不给别人活路。
6亿QQ用户对众多第三方开发者的吸引力不言而喻。马化腾透露：截至今年上半年，有近2万个合作伙伴已经或正在排队等待接入腾讯开放平台，而其合作伙伴一款应用拿到的单月最高分成已突破1000万元。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09-24/100308986.html
期貨業創新之旅再上新程。 繼期貨投資諮詢業務推出後，期貨公司外盤經紀業務開放成為業內討論的焦點。近日，監管層頻頻放風，表示加快開放期貨公司外盤經紀業務事宜。市場亦傳言，或將有3家-4家期貨公司成為期貨外盤業務開啟的首批試點公司。 所謂外盤經紀，是指期貨公司可以代理客戶投資國際期貨市場。 9月16日，中期公司董事長姜新在出席「2011中國國際期貨峰會」時表示，中國將取消執行了17年的禁令，允許國內經紀公司重新進入國際期貨市場。 他透露，證監會已批准中期公司、中糧期貨和永安期貨參與試點籌備工作。「證監會今年可能會頒佈試點計劃的相關準則。」 接近證監會的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確認，證監會已將期貨外盤開放事宜列入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不過，考慮到規則未明、外匯管制嚴格、部委協調工作未啟動等諸多障礙，期貨公司外盤經紀業務開放仍需時日。 美國洲際交易所集團（ICE）大中國區董事總經理黃傑夫表示，這次證監會開放中國期貨公司的境外代理業務，具有里程碑意義，給了中國的期貨經紀公司在國際平台上打拚的機會，因為要成為國際清算所的結算會員，需要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 試點開門 9月14日，接近監管層的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證監會期貨部於9月初邀請中糧期貨、中期公司、永安期貨三家期貨公司召開座談會，重點討論啟動期貨公司外盤經紀業務事宜。 「證監會希望這三家公司共同參與，起草外盤經紀業務規則。」前述人士表示，未來是否以此三家為試點，尚無定論。不過，從期貨業分類監管評級的角度看，此三家屬於目前期貨公司最高級別AA級，入圍試點的可能性較大。 今年2月，證監會曾就《期貨公司期貨投資諮詢業務試行辦法》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當時，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在期貨投資諮詢業務推出後，證監會將進一步深入研究期貨公司外盤經紀等期貨創新業務。 本月起，期貨投資諮詢業務已正式亮相。與投資諮詢業務並稱為期貨業「三大轉型領域」的境外期貨經紀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成為市場焦點。 姜新告訴記者，期貨公司重返國際市場，有利於中國進一步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幫助中國企業對沖全球商品市場大幅波動風險，並獲取更多定價權。 他透露，中期公司等目前正著手於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申請外匯投資額度。未來，中期公司將從包括芝加哥商業交易所控股公司、倫敦金屬交易所等全球主要商品期貨交易所以及美國主要金融集團中挑選戰略合作夥伴。 不過，國內期貨公司很難成為境外期貨交易所和結算公司的會員，成為一家期貨交易所的會員成本接近1000萬美金。而按中期公司近兩年每年僅1000多萬元人民幣的利潤分析，馬上申請直接成為會員並不現實。 「應該是作為二級代理，尋找境外的一級代理商為合作夥伴。」中期公司有關人士說。 「外盤開放的好處在於可為國企提供更多套保工具，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品種。另外，外盤交易有槓桿高、交易活躍、保證金和手續費比較優惠等優勢。」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 北京一位期貨公司高管表示，開放外盤業務，相當於提供一個代理窗口，允許國內期貨公司成為境外交易所會員，或自己找境外交易所的一級代理會員，承擔二級代理業務。「也就是說，國內的企業或個人，可以通過有試點資格的期貨公司，參與境外交易所的全球期貨交易。」他表示。 如果此次外盤開放得行，意味著期貨公司游離國際市場17年後，有望重操境外期貨代理業務。 1990年，中國期貨市場建立。當時，大部分國內期貨經紀公司均可以從事境外期貨交易。後因風險大、交易複雜等一系列緣故，1994年，國務院 叫停期貨公司境外期貨代理業務。此後，雖經多次整治，國內期貨市場邁入健康發展軌道，但監管層始終沒有重新放開境外期貨交易業務。 2007年頒佈的《期貨監管條例》明確表示，期貨公司除申請經營境內期貨經紀業務外，還可以申請經營境外期貨經紀、期貨投資諮詢以及國務院期貨 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期貨業務。該項規定，為符合條件的內地期貨公司代理內地投資者參與外盤期貨業務掃除了法律障礙，但實際操作中的外盤開放，卻一直未 得進展。 2007年後，證監會相繼放行中期公司、南華期貨、金瑞期貨、格林期貨、永安期貨和廣發期貨等六家在香港有分支機構並拿到特許牌照的國內期貨公 司，在港從事境外期貨交易。此舉被視為境內期貨公司外盤開放第一步。通過這六家期貨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內地的投資者可以轉道香港，進行外盤投資。 目前，業界對外盤開放的具體操作方案有諸多猜測。一種流傳較廣的版本是，境外期貨經紀業務將以人民幣來進行交易，即套保企業以人民幣在試點期貨公司開戶，然後由試點期貨公司在國家外匯管理局相應外匯額度內，將人民幣兌換成相應外匯幣種參與境外交易所的期貨交易。 「這將促使一些試點期貨公司轉化為大宗商品交易的大投行，對期貨公司利潤率有較大提升。」北京一位期貨分析師表示。 中國期貨業協會最新統計資料表明，1月-7月全國期貨市場累計成交量為57.6億手，同比下降29.62％。「隨著成交量的下降，期貨行業利潤下滑明顯。這種背景下，擁有香港子公司的期貨公司，相對來說財務狀況優於單純從事內盤經紀業務的公司。」胡俞越說。 無路套保 此前，根據中國證監會推出的《國企期貨業務管理辦法》，允許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等31家國企在境外開展外盤的套期保值業務。 「31家之後，現在再沒有新的企業獲批。」胡俞越表示，那些沒有獲得境外套期保值牌照的企業雖有龐大的業務量，卻無法試水套保。 國資委相關人士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 今年國資委下發了對中央企業衍生品交易臨時監管機制的通知，對於以前年度參與衍生品交易但沒有資格證的央企，給予事後追認，總共有7、8家央企獲得追認，包括用油的航空公司和一些原材料波動比較大的企業。 合法渠道不暢的現實，使得多數企業鋌而走險，或通過香港等渠道操作外盤，更有甚者，超越了套保的底線。 「當年中航油新加坡巨虧事件，已超越套期保值，實際做的是石油衍生品期權，風險自然較大。」胡俞越表示，中航油巨虧之後，國企參與境外期貨一度 偃旗息鼓。但企業自身仍有套保的需求，也有投機的衝動，如果沒有正規合法的套保規則、參與途徑，企業很難掌控國際市場波動的風險。 國企之外，地下炒外盤的主體多數來自民企。 「外盤套保的市場需求很大，我們接觸較多的民企，它們更沒有渠道，只能各行其是，比如地下炒金、炒白銀，或中轉其他途徑進行各種交易，風險非常大。」永安期貨上海地區總經理沈銘霞表示，如果有合適的外盤投資渠道，對於市場整體參與者的安全性、規範性都有較大幫助。 一位地方國企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雖然他們擁有在境外市場進行期貨套保的資格，一直在境外從事套期保值交易，但如果企業要推新的套期保值品種或者需要擴大額度，都需要進行審批。 「我們拿到的是銅套保資格，近幾年公司開始鉛鋅生產，有大量原料需要境外採購，境外保值，但這些新品種始終申請不下來。」前述企業負責人表示，像他們這樣困於品種、額度審批問題的同行非常多。 一些企業通過境外子公司，通過現貨貿易，現貨採購，借此完成套保，但無形中企業成本，及財務風險都有所增加。 「未來如能放行外盤期貨套保交易，對我們將是很大的突破，希望盡快實行。」上述企業負責人說。 障礙重重 9月16日舉行的中國國際期貨峰會上，諸多企業對於參與境外期貨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但提及參與意向，又表現出謹慎的態度。 旭陽集團曹江浩曾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參與過外盤交易。他表示，之所以選擇境外市場，一是歐美目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定價中心；二是歐美市場多數品種的價格連續性、市場流動性要優於國內市場。 不過，他認為，企業參與境外交易，將會面對更為複雜的市場環境，企業、經紀公司及監管層必須做好學習、培訓、內控制度等充分的準備工作。 接近監管層的人士介紹，根據以往經驗，期貨外盤試點需遵從以下流程：監管層召集各路參與者草擬規則；規則出爐後，徵求業內意見；各方意見收集完畢，出台修改意見。然後相關部門再出解釋意見，最後頒佈細則。 細則出台後，符合條件的期貨公司根據細則要求遞交申請，獲得監管層核准後方可開展境外期貨交易的試點。 「這些流程下來，一兩年的時間可能都不夠。」北京一位高管表示。胡俞越亦認為，年內推出的可能性不大。 「民間外匯量比較大，但在參與境外期貨交易時，外匯如何使用仍是個問題 。」胡俞越說。 高偉紳律師事務所法律顧問楊鐵成表示，此前外管局曾配合國資委，聯名下發過文件，對央企境外衍生品交易給予一定外匯額度，同時備案。 但中期公司一位負責人表示，作為第一家在香港設立子公司的期貨公司，中期香港可以代理全球投資者參與全球期貨市場交易。但因外匯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中期香港並沒有充分發揮作用。 北京一位央企負責人表示，「根據以前的規則，我們一般遵從國資委同意、證監會審批，之後到外管局備案，批出額度，即可從事套保交易的程序。」該人士稱，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企業每年去證監會申報次年原材料產量及外匯量時，均無人理會。 「證監會說，你們這是企業行為，應該找主管部門。我們只管國內證券市場，境外保值我們不管。」按照以前的程序，外匯局只有接到證監會的批文，才能給企業下批額度。證監會甩手不理，令企業無所適從。 「現在大方向確定了，但後面具體事還不知怎麼做。按我們估計，2015年也做不成。」該央企負責人表示，外盤開放日程取決於人民幣項目開放進程。 前路障礙重重，不過，境外國際商品期貨集團卻仍然樂觀。 CME集團總裁傅品德·基爾（Phupinder Gill）表示，如果中國取消外匯管制，實現人民幣的自由流動，屆時或將在中國設立清算交易所，滿足國內交易需求。 此前的8月底，新加坡交易所的商品期貨部總監王成專程來北京，向投資者推介新加坡交易所新產品LME-SGX迷你有色金屬產品。境外商品期貨交易所對中國投資者的熱情可見一斑。 胡俞越認為，不能因企業套保的一時失利而關閉開放之門，「我們的企業總是要走向國際市場。因而不能因噎廢食，保護雖必要，開放亦必然。」
http://content.businessvalue.com.cn/post/5231.html
運營商掌控產業鏈的2G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面對移動互聯網新戰局，運營商不僅要放低姿態，還需要構建新的價值體系吸引價值鏈上的合作夥伴。
開放，這個原本屬於互聯網巨頭的關鍵詞在2011年被三大電信運營商演繹了一把。
無論是2G時代的絕對霸主中國移動，還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挑戰者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在2011年關將至前都完成了自己移動互聯開放戰略的部署。
雖然全球運營商都在想辦法避免淪為管道，但卻始終沒有奏效的方法，不過中國的三家運營商卻始終沒有停止過嘗試。從最開始的應用程序商店，到搭建開放平台，吸引並聚合產業鏈合作夥伴。
在2G時代運營商是產業鏈上絕對的霸主，他們與內容提供商CP和服務提供商SP之間的關係用中國移動一句廣告語來形容最恰當不過：我的地盤聽我的。 CP和SP與運營商是一種寄生關係，他們本身並沒有用戶群體（這與今天的App大不相同——新浪微博和大眾點評這樣的App應用開發廠商擁有千萬級用 戶）。而是靠著依附運營商獲得分成，因此運營商向CP/SP提供能力開放平台是不可能的。
以往產業鏈上的霸主正在放低姿態，重新自我定位。對於開發者、用戶甚至是整個產業鏈而言未嘗不是件好事。
2011年8月中國電信先發出了開放平台的聲音，在舉辦移動互聯網應用創新大賽的同時，推出了能力開放平台，將向開發者提供互聯網業界通用的標準化API接口，以及虛擬真機、遠程測試平台，甚至通信能力、銷售渠道、客服等方面的資源。
雖然不如2011年末移動與聯通舉辦的大會如此大張旗鼓，但是電信的這一舉動讓外界看到了運營商轉型的決心，對於開發者的支持已經從最簡單的建立基 金、舉辦大賽，到將部分優秀App預裝在運營商定製終端，再到吸引開發者進入運營商的體系，「通信能力對合作夥伴開放」這一點也是史無前例的。
同作為競爭者，中國聯通要比中國電信的動作大很多。2011年12月，聯通發佈了WO+開放體系，涉及了四大平台：全媒體開放平台、智能通信開放平 台、分享傳播平台、社交生活開放平台。隨後在廣東聯通主辦的「珠江論道·2011移動互聯網領袖峰會」上聯通更具體地解釋了此番推出的四個開放平台。
與聯通前後腳舉辦的是移動全球開發者大會，雖然同樣盛況空前，但基本是承襲之前吸引開發者的一些做法，除了強調MM應用商場是「開放、合作、共贏」 三位一體的服務平台外，並沒有放棄以往的基地做法，反而更加重磅推出了九大基地，進而通過這些平台，將中國移動的優勢資源和能力對外開放，從而匯聚產業鏈 中各方力量。
目前來看，三家運營商中動作最大，相對而言開放戰略最徹底的是中國聯通。對於中國聯通而言，是急切希望促成2G用戶向3G網絡轉移。作為技術最出 色、產業鏈最完善的WCDMA牌照的持有者，中國聯通在端和管方面有較好的基礎，因此集中精力打造「云」，即應用和業務是聯通當下最為看重的。
與電信的開放試水不同，聯通在開放戰略的基礎上由廣東聯通首先對開放平台進行體繫上的梳理，將「Wo+開放體系」戰略細化落實為四大平台：社交生活開放平台、全媒體開放平台、分享傳播開放平台、智能通信開放平台。
據廣東聯通創新部副總經理李韓介紹：「這四個開放平台的初衷就是希望通過運營商開放能力平台為用戶打造更強大的應用。」
每個平台聯通都給出了具體的開放能力。例如社交生活開放平台提供的五個能力包括：用戶關係服務、基礎通信服務、渠道開發服務，精確運營服務，SNS 能力開放接口。分享傳播開放平台開放的六大能力包括：支持合作夥伴通過內容分發模塊直接調用平台內容、通過圈子分享模塊實現社交分享傳播、通過積分共享模 塊實現會員共享與資源互通、通過二維碼O2O支撐模塊實現線上線下融合互動服務、通過渠道共享模塊共享聯通全渠道資源、通過精準營銷能力模塊獲得用戶畫像 和精準推送能力。智能通信開放平台則是開放云通訊錄共享接口協議，提供聯通短（彩）信、語音、視頻、微博等各項通信能力。全媒體開放平台開放的十大能力包 括：短信彩信、精細化營銷、流媒體下發、手機直播、二維碼能力等。
聯通的這一做法大大升級了以往的應用程序商店模式，事實上，此前三大運營商都在嘗試做應用程序商店，但所取得的成績卻並不理想，其根本原因是運營商 始終跳脫不出2G時代「百貨商場」的思路：無論用戶通過手機購買任何服務、內容，都需要通過運營商，運營商從中抽成，曾經的CP和SP也不可能在運營商打 造的大資源池外獨活。日本運營商NTT docomo所提倡的i model就是這類模式的典型，而中國移動推出的基地模式也是希望複製i model所取得的成功。
以往這種打造大資源池的做法已經很難適應移動互聯網時代用戶的需求，2G時代SP和CP所提供的服務以信息類服務為主，其他衍生服務也是與運營商所經營的語音服務相關：例如彩鈴、手機來電鈴聲下載等等。
今天App的種類繁多，大多已經跳出運營商的話音業務，而是有獨立的內容、服務體系，甚至擁有自己的忠實用戶，像新浪微博、大眾點評本身就擁有千萬級的用戶，運營商企圖像當年控制SP\CP一樣已經不可能。
而吸引這類App廠商與自己結成利益共同體，最根本的需要就是用開放能力換取這些App廠商的用戶，將用戶對App的黏性延伸到網絡以及運營商身上。
與中國聯通重新打造開放體系不同的是，作為2G時代的寡頭，中國移動曾經打造了基地模式，作為運營其增值業務的載體。而此次的全球開發者大會又再次 重磅推出了九大基地：無線音樂基地、手機視頻基地、位置服務基地、電子商務基地、互聯網基地、手機閱讀基地、遊戲及12580基地、手機動漫基地和物聯網 基地。
而這幾大基地未來將是移動互聯網開放合作戰略的承載平台，基地模式與MM平台多少沿襲了此前的「百貨商場」模式，移動的開放似乎並沒有聯通徹底，而 這也與目前移動所處的環境相關：作為中國最大的運營商，移動必須順應開放的大勢，但是另一方面移動本身推進2G向3G網升級的迫切程度顯然不如聯通，拿到 TD-SCDMA的移動希望快速過渡到4G-LTE，而在等待的過程中大規模地調整自己的開放架構對於移動來說似乎還不是時候，畢竟在端和管的領域移動還 存在不少隱憂，此時大規模地鼓勵用戶使用3G網絡顯然是自曝其短，且做且等的心態決定了移動沿襲基地模式，沒有在開放能力平台方面做體系重建。
開放，對於運營商來說是陌生的。作為產業鏈的掌控者太久，運營商很難在短時間內徹底轉變，但轉變又是必須的，「再這樣下去運營商就快成為電網公司 了，沒人知道你是誰，人家只知道電視、冰箱的品牌，卻不知道你的品牌，最後你就淪為純粹的管道了。」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堅定地告訴本刊記者。
但是移動互聯網留給運營商的想像空間究竟在什麼地方？運營商真正的機會不是依靠歷史的財富，而是開創新的疆界，甚至在必要時需要放棄部分利益和自己以往積累的一些優勢，在產業劇變的時候往往也是優勢變為劣勢的時候。
在2G時代移動的基地模式或許很成功，但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有可能會成為移動的包袱。最簡單的例子就是12580基地作為開放平台的載體本身與大眾 點評和一些LBS類的App所提供的服務就有衝突，那它是否還能以開放的心態打開大門歡迎這些合作夥伴？如果答案是否定，畢竟生長在移動體制內的基地能否 具備移動互聯網公司的創新力？
在這方面反倒是沒有歷史積累的聯通更容易輕裝上陣，大眾點評資深副總裁龍偉表示此次和中國聯通合作推出「Wo」點評就是集合了大眾點評在用戶生活服 務信息方面的優勢，以及聯通在用戶號碼認證、net取號、用戶服務信息實時推送等方面的優勢。用戶數據的互相開放帶來的最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雙方共享用 戶，李韓表示未來通過合作還將帶來無限可能，Wo+開放平台的巨大價值2012年就會體現出來。
事實上，運營商的身份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像蘋果一樣靠賣終端賺錢，也不可能像開發者一樣靠賣App以及服務來賺錢，其收入的最大來源仍將是數據流量費用。
這一點在移動互聯網初級階段是難以改變的，因此如何吸引更多的用戶使用數據流量將會是這個階段運營商保證收入的唯一辦法。
至於未來運營商如何徹底擺脫管道的命運，卻任重而道遠，畢竟在云管端三位一體的移動互聯網時代，管道的身份可以說是運營商的宿命。
要想改變這一宿命運營商需要成功卡位，而打造開放平台應該是運營商在移動互聯網階段所要具備的基本能力，只有擁有更具體系的開放能力才能吸引更多產業鏈上的合作者，在關鍵領域中卡位成功。
畢竟在一些領域中，開發者與手機廠商並不能扮演大面積普及創新應用的角色，擁有眾多用戶的運營商卻具備這樣的能力：例如NFC的普及推廣，將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從互聯網移植到移動互聯網，都有可能是運營商施展拳腳的空間。
就像聯通與大眾點評的合作，如果僅僅是停留在開發者在運營商的平台上開放一個特殊一點的應用版本，那麼其意義就不大了，如果運營商放棄以往他們所經營的電話導航業務，徹底轉變思路，將點評這樣的合作夥伴請進門來，再結合NFC等新技術，其產生的聚合效果應該更為驚人。
雖然聯通與大眾點評方面都表示未來會拓寬思維令合作更為深入，但是這就涉及到了另一個問題：運營商的開放究竟會到什麼地步，打開院門歡迎大家到院子裡玩，還是打開屋門請大家在屋子裡共商大計？
http://news.imeigu.com/a/1327805343173.html
愛好自駕的劉強東在一次北京郊外之行中身陷泥潭，最後一陌生人將其拖出。在市場看衰電商之際，是否還有這樣的人拉他一把？如果自救，京東能上市嗎？
記者 徐英
劉強東好鬥，敢於挑戰行業老大。
在京東商城(下稱「京東」)成立7年後，他首先挑戰了支付寶。在絕大多數電商中，第三方支付平台首選支付寶，用噹噹網總裁李國慶的話說：「支付寶的江湖地位短期之內無法撼動。」可劉強東偏偏放棄支付寶「私奔了」。
「支付寶的費用太貴了，是快錢等的4倍。每年我們都要因為支付寶的費率多支付500萬~600萬元。京東對支付寶還沒到離開不行的地步。目前，在線支付在京東商城用戶支付中所佔比例並不高，只有10%，即使停掉影響也不大。」
內行人李國慶看出了門道：「京東私奔，那一定是另有考慮。」
事實上，惹到京東的不是支付寶，而是淘寶商城。淘寶商城和京東同樣是B2C，是直接競爭關係。京東使用支付寶，不得不擔心自己的交易記錄和用戶數據很容易被支付寶抓取，被競爭對手研究。這威脅到了京東的生存，劉強東絕不能手軟，不管對方的地位有多強悍。
臨近2011年終，劉強東再次挑戰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專門提供購物搜索服務的一淘網。他在微博上指責，有公司擅自抓取了京東的客戶評價信息，這是有違 商業道德的行為。隨後一淘網也彰顯出行業老大的強勢，主動承認被指責的對象就是自己，並回擊稱，這種做法是尊重互聯網的透明和公正。
短暫的交鋒之後，京東通過技術手段，拒絕了一淘的網絡蜘蛛抓取自己網站上的所有內容。此前，淘寶網也一直利用同樣的方法對百度進行屏蔽。
劉強東認為，一淘搜索抓取京東商城商品的用戶評價後，存在利用搜索的比價優勢最終變成超級電商門戶的可能，其對京東的最大威脅是「京東的客戶將被分 流，或者客戶流量入口被一淘所『箝制』，並和電商行業上演赤裸裸的價格競爭」，因此，劉強東要在「一淘用戶習慣未培養起來」之前拒絕一淘。
京東的做法成為電商屏蔽一淘的導火索，隨後蘇寧易購和噹噹網也加入了屏蔽一淘的陣營。
在拒絕一淘的同時，劉強東把矛頭直接指向馬云個人，「信息透明、為用戶服務？這種騙人的鬼話已經沒人信了，早晚誰給錢多誰就排在前面，別想得到公平的信息。相反只會加重電商負擔，最終還是消費者買單！」
一如挑戰支付寶和一淘網一樣，京東最初在網上賣電器，也挑戰了國美和蘇寧。當初李國慶公開調侃劉強東「你招國美幹嘛？」，李國慶的意思是，做家電上 游海爾太強大，你定不了規則；下游國美、蘇寧也太強大，也改不了規則。可劉強東卻偏偏要招惹他們，不僅如此，他還招惹了已經成為圖書銷售老大的噹噹網。在 2010年歲末，一場針對噹噹的圖書大戰由京東發起京東圖書頻道正式上線。彼時，李國慶還沉浸在融資的喜悅中，在紐交所上市的當天，他就以一副老大的口吻 說：「我們隨時應對一切價格戰，對一切價格戰的競爭者，我們都會採取報復性的還擊！」
接下來，噹噹斥資4000萬元促銷，京東就斥資8000萬元迎戰。京東的圖書音像以「折後半價」的價格出售當日，噹噹網就發起了一個「當當巨獻憤怒的年中慶！！」的促銷活動，圖書音像全場滿200返200，滿100返60。
李國慶叫板：「如果京東能拿到十倍於我的30億美元融資，我就繳械投降。」劉強東用微博回應，「本想忍住不說！可是實在難受。遇到十倍於自己的對手就繳槍，絕非創業者該有的精神！用3000萬幹掉3個億的企業，才是創業者該有的追求和氣質！」
劉強東從不服輸，雖然京東被馬云認為「這種低價買來東西然後在網上高價賣出去的模式，是個很愚蠢的模式」，但劉強東仍然做得有聲有色，2011年， 京東預定銷售額為260億元。然而，對外好鬥，對內專制的劉強東，並沒有使京東讓用戶滿意，供應鏈管理和物流仍是京東的短板，對這一點，劉強東稱「需要時 間」來改善。下一步，他打算把投資用在改善物流上。
電商一窩蜂似的崛起，讓這個行業充滿了泡沫，為了成為行業的整合者，電商們都不惜賠本賺吆喝，京東有多少底氣可以在資本市場看衰的境況下繼續擴充地盤？一直傳言上市，卻遲遲未見動作，京東能否熬過即將來臨的電商嚴冬？
模式之辯
2011年，劉強東與馬云正式交鋒。5月，京東商城宣佈棄用支付寶。10月，京東商城屏蔽阿里巴巴新推出的一淘搜索。這讓馬云直接批評京東商城：「我不看好這種低價買來東西然後在網上高價賣出去的模式，這是個很愚蠢的模式。」
雖然劉強東強調京東給行業和品牌商帶來價值的是供應鏈管理，因此自建產業鏈對行業更有價值，但京東商城也開始向更多的電商開放，此為何意？
《財經國家週刊》：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云認為，自建產業鏈的方式沒有出路，未來屬於平台商，而京東商城恰好是自建產業鏈，您怎麼看這個觀點？
劉強東：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平台運營有平台模式的價值和優點，我們是以供應鏈管理體現價值。老實說平台模式是沒有能力去管理供應鏈的，真正給這個行業和品牌商帶去價值的是你的供應鏈和管理能力。
《財經國家週刊》：
但現在京東商城也開始對其他電商開放了，說到平台開放，我還有一個疑問，10月份淘寶商城發生的事件，很重要一個原因在於，淘寶有幾百萬個賣家，但入口流量卻很有限，由此造成資源的分配不均。京東商城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劉強東：
這和我們開放沒有關係，京東不存在資源分配不均的事兒。我們的賣家數量是嚴格控制的，最多引入幾千至1萬個賣家，而且必須是品牌所有者或者品牌授權 商；我們從第一天開始就收取佣金，沒有廣告費、流量、關鍵詞推廣等問題，而是根據產品類別收取2%~10%不等的佣金，不是誰給的錢多就給流量，誰給的錢 少就不給流量。我們是根據用戶的喜好向首頁推薦的。
《財經國家週刊》：
有很多網友反映，京東產品在很多環節有問題，比如送貨慢、客服態度差以及產品質量經常會發生問題。雖然您說投訴中京東自有品牌佔比不大，但既然在你的平台上賣，你就應該統一管理、負責。
劉強東：
投訴中的大部分產品都是京東開放平台上的其他品牌，因為我們的平台剛剛開放，要做到和京東商城自己的品牌一樣，需要時間。
實際上，我們已經在逐步改善了，我們平台的賣家收到的投訴大幅下降，下降比例至少有60~70%，我們發貨的週期從原來的3天減少到1天，很快大家就能感受到了。我們希望平台賣家和京東是一樣的品質，不應該有差距。
成本之惑
2011年，在資本領域對電商變得更為謹慎之時，京東商城加大了廣告力度，還請國內一線男星做代言人，此前劉強東曾認為「把大把的錢放在廣告上的電商，將會遭遇生存危機」，既然如此，如何解釋2011年京東的做法？
《財經國家週刊》：
現在資本市場對電商的投資更加謹慎了，為什麼京東商城在2011年卻開始大肆做廣告，還請了身價不菲的孫紅雷做代言人？
劉強東：
廣告佔我們銷售額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也是電商裡最低的。我們每年的廣告額度與銷售額的比例是固定的，我們現在的銷售額已經達到了幾百億元。隨著我們的銷售額暴漲，廣告的額度也在增長。
《財經國家週刊》：
2010年京東商城銷售額突破了100億，2011年准備達到多少？如果要支撐這麼大的銷售額度，需要耗費的成本有多少？
劉強東：
我們公佈的數字沒有一分是虛假的。我們年初定的是240億到260億元，現在已遠遠超出了預定的目標。我們的成本，包括物流、研發以及廣告，這些成本與銷售額的比例是1:10到1：20。
《財經國家週刊》：
通常，電商的成本與銷售額的比例約為1:3或者1:4左右，京東為什麼比例這麼低？
劉強東：
這是因為我們的供給鏈條帶來整個交易成本的下降和效益的提升，這也是我們帶給整個行業的價值。
《財經國家週刊》：
能詳細算算嗎？比如說京東宣佈2012年將招收2萬人，這個成本就很高。
劉強東：
今年要招2萬人，包括倉儲、研發和客服人員等，其中配送員為1.5萬人。我們的人工成本佔到整個銷售額比例非常小。
我們最大的投入是在物流和研發上，公司每年花費中約有70%~80%在這個方面。我們在研發上的投入遠遠超過市場，無論是比例還是絕對值。我們現在 有1000多名研發人員，關聯的是200多萬個SKU(庫存量單位)，沒有一個強大的信息系統，公司早就垮了。我們是一個技術驅動型的公司，沒有龐大的技 術後盾來支撐運營體系的話，是支撐不了幾百億交易額的。
上市之謎
愛好自駕的劉強東在一次北京郊外之行中身陷泥潭，最後一陌生人將其拖出。在市場看衰電商之際，是否還有這樣的人拉他一把？如果自救，京東能上市嗎？
《財經國家週刊》：
現在電子商務被一些人看衰是出了什麼問題，你怎麼看？
劉強東：電商業務本身沒有什麼問題，行業依然保持著高速增長，有問題的是資本市場，是資本市場停止了對電商行業的輸血和投資。在這個時候，一些資金 準備不夠充足的企業，可能會遇到發展的困難，但這不包括京東，我們在市場看衰之前已經拿到了15億美金的投資，目前大部分錢都沒有花。
《財經國家週刊》：
電商洗牌會在何時到來？
劉強東：2011年是電商洗牌原年，包括從心理上和資金上。2011年已經死了一些電商公司，2012年將會更多，做電商要成功需花很長的時間，如 果你要賺快錢的話，想三五年就賺錢，我勸你千萬不要做電商。京東從進入的時候就很清楚，最少需要10年的時間，我們已經做了7年，還會繼續做下去，直到將 用戶體驗做到完美的程度。
《財經國家週刊》：
為以後長期的發展來考慮，上市會是最好的方式嗎？或者上市只是迫於投資人急於套現的一種方式而已？
劉強東：
京東要上市是一個企業發展的基本責任，我們把京東上市看作是向社會開放的一個必由之路。
《財經國家週刊》：
京東會在何時上市？現在市場環境並不好。
劉強東：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上市。我們能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讓我們的物流更完善。
(責任編輯：姜濤)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0/100350427.html
四年前，剛剛就任寶鋼集團董事長的徐樂江曾多次敲響警鐘，越來越多的外資控股中國優質 民營鋼鐵企業，將對中國鋼鐵業造成嚴重威脅。他或許沒想到自己的想法會發生180度的大轉變，2011年以來，這位中國最大鋼鐵公司的當家人不止一次公開 表示，中國的鋼鐵資本會走出去，國外的鋼鐵資本也會到中國來，外資進入中國鋼鐵業的門檻限制也將慢慢淡化，甚至取消。
這一揚一抑之間，是中國鋼鐵全行業從暴利到虧損的巨變。一片慘淡之中，中國鋼鐵政策第一次明確提出鼓勵外資參股國內鋼鐵企業，而不是之前的「限 制」。2011年11月7日頒佈的《鋼鐵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下稱規劃）中，有著與徐樂江相似的表述：進一步擴大鋼鐵工業對外開放程度，鼓勵國外先 進知名鋼鐵企業參股和投資國內鋼鐵企業和項目，在鋼材產品深加工領域投資設立企業和研發中心，提升我國鋼鐵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管理水平。
這個姿態性的開放並沒有贏得外商的歡欣鼓舞。安賽樂米塔爾（下稱米塔爾）中國區總經理鄧寧在接受財新《新世紀》採訪時表示，如果沒有具體的措施，這個鼓勵沒有意義，很難改變外國鋼鐵企業在中國的投資策略。
「放開」爭議
2005年7月，中國鋼鐵行業的第一個產業政策——《鋼鐵產業發展政策》（下稱產業政策）頒佈。產業政策對外資併購中國鋼鐵企業設定了諸多門檻，最主要的就是原則上不允許外資控股。
全球最大鋼鐵集團米塔爾在中國頻頻碰壁，是經常被提及的案例。從2005年起，米塔爾一直在尋找進入中國的機會。當年計劃控股湖南華菱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000932.SZ），因發改委發表不同意見，最後僅以第二大股東身份入股。之後，米塔爾又試圖入股萊蕪鋼鐵，控股民營鋼鐵企業東方集團控股有 限公司（00581.HK），均未獲批。
不僅僅是米塔爾，俄羅斯鋼鐵企業耶弗拉茲集團（Evraz Steel Group），以15億美元價格收購河北民企德龍51%股權的交易，也始終無法獲批。
對於當時外資控股中國鋼鐵企業受阻的原因，國家發改委一位主管官員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鋼鐵企業解決了近200萬人就業，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允許外資進入，就意味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場讓給人家。」
據一位接近國家發改委的權威人士透露，米塔爾還曾向中國方面試探，提出轉讓自己5%股份給中國，以換取中國市場的准入，仍遭拒絕。「用5%的股 份換中國市場，中國肯定不划算。全球鋼鐵行業的股價都不高，波動相當大。」這位知情人士說，米塔爾市值接近1450億美元，5%股份約值60億美元，中國 憑5%的股權也不能進入米塔爾的董事會。
產業政策限制外資控股中國鋼鐵企業，據稱是為了給中國鋼鐵行業一個喘息的機會。但幾年過去，中國鋼鐵行業已經發生了變化——產能增至7億噸；利潤率卻越來越低，從2004年的8.11％一路下滑到2011年底的2.55%。
「中國粗鋼生產世界第一，從利潤率看，競爭力不強。有一個原因是技術和管理相對落後。」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秘書長李新創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十二五」規劃提出鼓勵國外企業進入鋼鐵企業，就是要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以提升自身競爭力背景。
其實，2009年為應對經濟危機出台的《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下稱振興規劃）就曾提出要重新研究外資對中國鋼鐵企業的投資開放程度，但未 能達成一致。「當時持反對意見的部門認為，經濟危機正是兼併企業的好時機，這種兼併應由國企來完成，而不是外企。」上述參與制定規劃政府人士稱。
此次新的「十二五」產業規劃雖然明確提出鼓勵國外企業進入鋼鐵行業，但爭議仍存。該人士透露，工信部一直態度比較開明，但發改委卻遲遲不表態， 他們的理由是讓外資進來並不能改變中國鋼鐵行業重複建設、產能過剩等問題，而且發改委習慣於從規劃角度整體佈局，「外資進來可能打亂佈局」。儘管最終達成 了一個表述性的妥協，不過目前外資進來是否可以控股、股比高限多少、哪些企業開放、哪些環節開放，如何開放等問題都沒有明確。
外資的想法
國外鋼鐵公司顯然明了政府部門態度曖昧可能的政策風險。「沒有統一思想，也沒有具體鼓勵措施，我們不想冒險。」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外資人士說，「我們可不希望最後一個部門可以放行，另一個部門卡住不辦，投了那麼多資源、人力、物力最後回到原點。」
更何況在國際鋼鐵巨頭看來，目前的行業環境也經不起冒險。據中鋼協的數據，由於原材料價格一直處於高位，2011年11月中國鋼鐵企業虧損面超 過三分之一，若扣除投資收益，企業淨虧損9.2億元。1-11月，中鋼協會員鋼鐵企業產品銷售利潤率只有2.55%，遠低於同期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 水平。
一邊是全行業微利，另一邊是生產規模持續上升。國家統計局1月17日公佈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中國粗鋼產量達到6.8327億噸的紀錄高 位，較上年增加8.9%。中國冶金報近期的《鋼鐵工業「十二五」發展調查報告》顯示，82.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鋼鐵業未來十年將經歷殘酷的市場競爭。
「現在情況還不比2008年底，短期內不樂觀。」米塔爾中國區總經理鄧寧分析說，「2008年形勢不好，但有政策支持、投資拉動，現在則很難看到政策有鬆動跡象，行業本身產能過剩、供大於求的情況很嚴重。」
當然，外資鋼企的情況也不樂觀。米塔爾2011財年第三季財報顯示，當季淨利潤6.5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3.5億美元下滑51%，而且第 四季度「還面臨著銷售量和價格壓力」。新日鐵也表示，2011財年前三財季合併財務報表中將計提846億日元（約合70億元人民幣）股票資產減值損失。
鄧寧稱，「受全球鋼材需求下滑等影響，一家全球性公司要增加在中國的投資，就目前的環境看難度比較大。」
機會在哪裡
在中國冶金工業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海民看來，外資雖然很難進入煉鋼煉鐵層面，但可以在鋼材產品深加工領域展開合資合作，汽車板、鍍鋅板等高端產品完全可能實現雙贏式合作。
武鋼與新日鐵在取向硅鋼上的合作就是一例。早在1974年，武鋼就從新日鐵引進硅鋼生產線和生產專利技術，目前武鋼已成為中國最大硅鋼生產基地，年產硅鋼40萬噸。武鋼自主研發的新產品QRD低溫取向硅鋼已全面淘汰從日本引進的專利技術。另外， 寶鋼與新日鐵和阿賽洛、鞍鋼與蒂森的合作，都促進了國產汽車板的迅速提升和產業化。
劉海民認為，除了自主研發，與外企技術合作、合資建廠也是較好的途徑。「有些像市場換技術，還是比較划算。」據他所知，國家發改委在對國內企業與外資合資建立高端產品項目上還比較認可，一般在審批上不會為難。
在國外企業看來，鋼材產品領域的合資合作也遠比投資參股鋼鐵企業更容易和更划算。新日鐵海外業務部一位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與中國國內企業建立合資企業，審批起來比較容易，股比也不會有嚴格的限制。
2011年，中國最大的鍍錫板製造企業武鋼與新日鐵成立武鋼新日鐵（武漢）鍍錫板有限公司，投資約18.5億元，雙方各持股50%，項目計劃年 產20萬噸高檔鍍錫板和20萬噸鍍錫原板，開拓國內高端食品包裝市場。上述新日鐵人士表示，公司主要看好中國鍍錫板市場的增長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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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法令的關係，讓一九九七年就到中國設點的券商苦等十五年，錯過黃金發展期，現在中國券商日益壯大，就算簽了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協議），台灣政府也沒籌 碼與中國談判，台資券商商機何在？ 撰文‧許瀞文 古有蘇武牧羊十八年，現仍在中國苦等開放的台資券商首席代表，幾乎快成了蘇武牧羊的翻版，而卡住他們青春的，卻是兩岸政府遲遲不開放的法規。大規模的台資 券商如群益、元大等，一年要燒掉上千萬元，來等待一個渺茫的希望。 目前幾乎所有台資券商的首代在中國蹲點都有五年以上資歷，十年之上的更不在少數，回顧台灣開放金融業投資中國發展史，券商最早登陸，但十五年來，保險、銀 行都等到進入市場之鑰，只有券商連門都沒有。 前總統李登輝時期提倡一邊一國，接著陳水扁上台後，○五年時更規定台資券商投資中國券商持股必須高於二五％，但中國早在○二年明訂，單一外資持有內地上市 券商股權不得超過二○％，多個外資共同持有不能超過二五％，兩條法令根本沒交集。 再者，中國規定的外資參股內地券商條件只是表面開放，中國規定中資券商承銷部門必須拆出和外資合併，但有外資最高持股三三％上限，和台資要求「全資全照」 的落差很大。且台資券商的強項──Ａ股經紀業務，中國完全不開放，僅有全球配銷實力的歐美大型券商和中資合併，台資券商毫無競爭力。 在上海蹲點十三年的日盛證券首代成自龍說：「當年外派是一種榮耀，大家搶著來，現在聽到外派中國，沒人想來。」這群首代說，想回台灣工作也要有職缺才行， 想跳槽到中國券商，但中國只用自己人，左右夾擊下，他們已經被邊緣化，只能苦苦等待退休。 ○八年總統馬英九上任後，大幅修改兩岸政策法規，在同年八月廢除持股高於二五％的規定，但已錯失最好時機，「十多年前我們能拜訪到中國券商董事長，但現在 連一個部門主管都見不到，他們已經壯大了。」元富證券上海首代翁基能感嘆地說。 雖然台灣政府已放寬條文，但在投資中國證券上，仍使不上力，金管會證期局局長李啟賢就曾表示：「不是不努力，而是我們沒有談判條件。」等了十五年，還是一 場空，首代們逝去的青春或許事小，但台資券商提早進場的商機，已隨著中國證券市場日漸壯大，再也回不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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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09/100366098_all.html
日本當局擬購買中國國債的消息公佈已有一個季度。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日本當局正與中國央行及財政部談判落實購買中國國債計劃，即購買以人民幣計價的100億美元中國國債。 這是2011年年底中日簽署協議加強合作發展金融市場、支持人民幣債券市場發展的主要內容之一。當時央行官方網站宣佈，「日本當局投資中國政府債券的有關申請程序正在進行。」 「日本當局計劃分次購買中國國債。初期先購買2億至3億美元，不超20億美元。」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 至於擬購買的國債種類，一位商業銀行金融市場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就我們瞭解，日本方面還在瞭解中國市場，傾向於購買短期和長期國債，但還沒最終決定，因為看不懂中國國債市場的遊戲規則。」 「政策的不確定變量很多。」光大銀行資金部人士說。「這是境外機構尚未大規模參與中國債市的原因，門檻裡有很多『地雷』，加之管理機構很多，境外機構需要做足研究、充分評估各種風險。」一位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債登）人士稱。 此外，韓國央行也計劃從今年上半年開始購買中國國債。 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高佔軍認為，從全球國債市場的收益率看，中國國債市場的收益率是有吸引力的，一年期國債平均收益率在3%。而美國國債收益率約1%，很多國家國債收益率連1%都不到，比如日本國債。 「主要問題是中國的利率未完全市場化，套利空間太大。」上述中債登人士稱，市場利率受短期波動影響太大，很難用什麼模型預測，也缺少對沖工具，要麼都做多，要麼都做空。 「海外利率市場化程度高，境外機構一進來就能有3個點的套利，由此帶來的潛在風險也使得監管部門很謹慎，所以人家真來了，我們未必就那麼積極。」匯信資本董事總經理葉翔表示。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表示，由於中國至今未確立國債市場的核心金融市場地位，無法建立國債的無風險收益率曲線，這一定價基準的缺失已為宏觀調控、金融市場帶來諸多限制。 「貨幣傳導的有效性需要以發達的國債市場為基礎，包括人民幣國際化，中國當局必須有足夠的政策工具及完備的金融體系才能迅速反映市場變動。」 多位市場人士表示，如何完善國債市場，這取決於在中國金融市場體系中，決策當局對國債市場如何定位。 開放之必然 「國債的核心問題是對外開放，人民幣要成為區域貨幣，首先必須讓境外的新鮮機構進來，改變目前國債的需求結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表示，要使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在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之前，首先國債市場應先對外完全開放。 「境外央行進來，都是買國債，不買其他債券。」一位股份制銀行交易員告訴財新記者。自中國央行2010年8月允許三類外資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市，目前已有20多家境外機構獲准，包括境外央行。 在國外債市，短期、長期國債是流動性最好的品種。而在中國，短期、長期國債並不受市場歡迎。 「1997年之後，國債現貨市場已做得很紮實，作為基礎性產品，已成為市場的標竿，其核心期限品種從期限均衡角度看已基本到位，但從流動性角度，國債還差得很多。」此為受訪市場人士的一致看法。 不僅二級市場流動性疲弱。在一級市場，近年國債招標也很不景氣。比如，2012年2月15日財政部招標發行五年期280億元國債，機構認購不積極，最終中標利率3.14%，認股倍數僅為1.59，帶動二級市場迅速上行。 近年來，因信貸緊縮、資金成本走高，國債收益率走低，「國債不是我們的主要交易產品。」一位大行的金融市場人士稱，「金融市場培育不夠，國債的流動性還不如開行金融債。」 安信證券固定收益部人士認為，國債流動性不好，有兩個原因：一是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二是市場主力機構投資者都是國企，機構同質化，需求沒有差異，流動不起來，很多機構買了國債，基本放在銀行賬戶，交易賬戶量很少，換手率很低。 「流動性不夠，體現的價值發現功能都會受限，缺乏流動性的國債市場對宏觀調控的反應是遲鈍的，這是制約國債市場發揮金融功能比較緊迫的問題。」高佔軍評價。 「如果國債市場規模足夠大，中國大量貨幣可通過債市創造，而非通過貸款。」前述光大銀行資金部人士表示。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指出，一個流動性充裕的國債市場，有助於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資產價格就不會過度波動，央行作為最終貸款人的壓力無疑會大大減小。 「境外機構比較關注債券流動性、能否提供有效的報價制度，以及透明度、交易方式和市場的深度、廣度，包括機構投資者的參與程度；如果看不懂這個 市場，要麼不參與，要麼就是套利空間足夠大才繼續玩。就像A股市場，很多規則跟國外市場不一樣，但是還有不少QFII資金願意投。」摩根大通亞洲區投資銀 行副主席兼中國投資銀行首席執行官方方表示。 「價格扭曲使得金融系統的利益結構進一步扭曲，為市場投機者提供了很多套利機會，價格波動很大，成為金融風險的隱患。」國開行副行長高堅此前在 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稱，中國的利率管制使得利率並不反映真實風險，比如每次的投資增長過快就是由於中長期貸款利率低於市場利率，增加了企業的投資需求。這 不僅大大增加了長期債券持有人的風險，而且助長了投資過熱。 市場定位缺失 「短期國債發行不夠頻繁，建議（日本當局）購買央票替代短期國債。」李揚如此表示。 國債市場是金融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設施。通常而言，國債的金融功能包括：財政政策工具、無風險基準利率，以及作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手段（通過回購國債或逆回購）。但在中國，自1995年國債發行開始採用較為市場化的招標方式以來，後兩者功能長期缺失。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表示，雖然國債和央票都是最高信用等級，基於央票和國債建立的無風險收益率曲線理論上一致，但國債功能遠大於央票，因為國債必須定期發行，可不考慮貨幣供應；而央票發行更多需要考慮貨幣政策目的，在流動性緊張時，還會停發央票。 目前，中國貨幣市場短期利率是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簡稱Shibor）為基準，但因投資者參與程度不夠高，利率傳導並不通過Shibor；中長期利率則以一年期央票作為基準，都不是以國債的無風險收益率作為定價基準。 「所有金融資產的定價是銀行存款利率，不是國債，因為國債收益率、流動性都不如銀行存款，怎麼用國債定價？」一位券商固定收益部人士反問。 「與國外市場相比，中國的拆借市場限制太嚴，比如拆借餘額不能超過上月末存款的8%，拆借資金有限，意味著交易不夠充分，並不能真實反映市場價格和真實風險。」光大銀行資金部人士稱。 市場經濟國家管理利率的方式是央行通過操作短期國債來調控短期利率，中長期利率是放開的，由市場決定；中國情況相反，央行通過一年期央票確定中長期利率。 「通過一級市場高頻發行，也有助於形成中長期基準利率。不過，雖然財政部近年來每年都在完善國債期限、品種結構，發行頻率比以前增加了，進步很多，但與當前市場發展狀況相比，步伐還是太慢。」多位市場人士稱。 目前，中國中長期國債按季發，一年四次左右；長期國債則一年發一至二次，十年債一年發行三至四次。短期國債去年只發了六七次。 「頻率還是太慢，短期國債應每月發行好幾次，中長期國債應給市場定一個頻率。」中債登人士稱。美國十年期國債一年發行十次，三個月和六個月的短債一年52周每週都有。 「短期國債本應是公開市場操作特別重要的短期工具，中國在這方面是一個極大的缺失。」一位業內資深人士稱，這也是2003年央行在公開市場推出央票作為調節市場利率、對沖外匯佔款的短期工具的原因。 「國債長短期發行量、交易量都不夠，不足以支撐公開市場操作，因此才用央票替代短期國債。」曾剛說。 不過，「發央票減少流動性不可能長期存在。過兩年央票可能就沒有了，怎麼辦？」 宏源證券債券交易銷售部債券創新業務主管陳旭敏稱。 2011年央行累計發行央票約1.4萬億元，截至2011年末，央票餘額約為1.9萬億元。相對2010年的4.2萬億元，銳減約66.67%。 至於能否用貼現國債替代央票，「財政部實施國債餘額管理，央行則是通過央票調節公開市場流動性，國債是必須定期發行。所以我們多次呼籲建立國債無風險收益率。」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人士稱。 「中國的國債市場和國際上成熟債市差異很大，沒有考慮到其金融屬性，未將其定位為核心金融市場，而是更多作為財政赤字工具，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老問題。」李揚對此評價。 發行機制滯後 近20年來，中國國債發行已逐步建立起以一年、三年、五年、七年和十年期等關鍵期限為主的滾動發行模式，及較為豐富完整的期限結構。「已經進步 很大了，關鍵期限國債每年滾動發行，十年期限以上國債，如30年、20年期限的，偶爾也發；國債期限、品種、結構已經較為豐富。」市場人士如是說。 雖然市場人士普遍認為期限結構比較合理，但對其發行方式仍頗有微辭。「公佈和發行的間隔能不能再短點？發行越透明，越有利於反映真實的市場價格預期。」 中國國債招標方式也經歷直接發行、代銷發行、承購包銷與招標拍賣四種方式，不過，無論哪種方式改革，財政部始終圍繞著能否降低發行成本的目標。 「財政部認為發行短期國債成本高，管理壓力大。所以央行發明央票，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一位央行人士稱。 比如，從2003年起，財政部開始實行混合式國債發行招標，對財政部來說大大降低了發行成本，給了承銷商博取中間利益的機會，但也給承銷商帶來很大的風險。2005年財政部開始醞釀國債預發行方式，但至今未果。 「國債利率應完全市場化，但財政部往往選擇最有利於它的利率發行時間，達不到它的要求就不發，即便這樣還經常流標，而且連基本會計制度、稅收問題都沒解決。」一位市場人士稱。 此外，中國的國債市場分割為三個市場，即面向個人的櫃檯國債市場、面向機構的交易所國債市場和銀行間國債市場，櫃檯國債市場規模佔比不到2%，相較於機構投資為主的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所國債市場則相對弱小，三個市場的同期國債價格都不同。 「自2005年起，國債二級市場就未有任何創新。」一位保險公司資金部門人士稱。 「國債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發展不平衡，二級市場發展顯著滯後，應明確國債二級市場的牽頭管理部門，加強政府主管部門之間的協調與配合，提高國債市場監管效率，加快國債立法，替代沿用近20年的《國庫券條例》。」中國國債協會常務副會長張秉國認為。 國債規模爭議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認為，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國債市場，使國債利率成為金融市場上的基準利率，國債餘額必須佔金融資產的相當比重，無足輕重的金融資產利率不可能成為金融市場上的基準利率。 通常在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國債的發行數量、市場流通餘額也很大。國債資產約佔金融市場資產30%以上，國債市場流通交易數額約佔全部金融市場交易數額的一半以上。國債市場在金融市場上的權重很大。 但一些聲音認為，「中國的財政紀律決定了不重視國債的金融屬性的現狀。發行的國債量取決於赤字。德國正因謹慎的財政紀律，發行的國債規模小，才避免陷入歐債危機。」 多位市場人士亦認為，中國發行多少國債，第一取決於債務率；第二取決於財政部的意願。 李揚指出，「在現實中，有國債佔GDP比重很低而經濟發展良好的國家；相反國債佔GDP很低，經濟狀況不好的例子也不勝枚舉。」 李揚援引典型的東南亞危機稱，在危機發生之前，用各種標準來衡量，亞洲各國的財政狀況都算是較好的，有的國家甚至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誇獎為「財政十分健全」。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仍然發生。 「這意味著，無論是用哪一個指標來衡量，包括負債率、償債率、債務率等，國債的規模與國民經濟運行的相關程度並不高。」李揚說。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人士亦認為，「規模大小不是主要問題，國債市場是創造無風險收益率的定價基礎，赤字大小本身對定價有關係，發行量少，說明財政有盈餘，風險小、定價就低，關鍵是能否定時定量發行。」 對於中國來說，國債規模多大比較恰當？李揚認為，中國的國債規模在金融資產中的份額佔20%左右應該比較適中。據此計算，中國的銀行資產已膨脹 到約100多萬億元，則國債規模至少應在20萬億元左右。截至2011年底，中國國債餘額約6萬多億元。「缺口太大了。」一位大行金融市場部人士稱。 「中國的國債規模太小，很難想像以如此少量國債發行的市場，帶動整體金融資產價格走向市場化。缺乏有效和大容量的國債市場已產生了諸多限制，說明決策當局沒有把金融市場當回事。」前述光大銀行資金部人士評價。 「發展一個規模適當、運作有效的國債市場，是應有之義。」李揚說，國債市場是金融市場有效運作及金融穩定的「潤滑劑」，這需要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建立更為密切的協調機制。 方方告訴財新記者，「國債市場發展具有多重功能，絕對不僅僅是為政府籌集資金的功能。國外的國債市場有基準定價的功能，中國還沒有完全形成，但這是未來的趨勢，國債一定要形成一個市場認可的基準利率曲線。這個曲線不能僅靠財政部一家，也需要投資者及評級機構的發育。」 「國債早期是用於經常性項目、建設性項目，後來用於彌補赤字，國債市場的發展已經與金融市場的整體發展不匹配，應繼續往前走。」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人士稱。 李揚表示，發行國債在大多數國家是用於彌補財政赤字，同時在很多國家，其用途還包括籌集社會保障資金，以及一些不適合直接用財政手段籌資，但政 府兼有公共性、商業性和金融性的事務。他認為，諸如籌集解決國有企業不良資產的資金、為國有商業銀行籌集資本金、為社會保障體系籌集資金等等，也都可以成 為中國發行債券的合理且合法的理由和基礎。如果從這個角度考慮，就應當重新調整國債管理體系和管理政策。 「根本原因是國債發行理念沒變，仍然是降低發行成本。中國是一個大國，財政收入連續多年超收，近年財政增長均在30%左右，不能在乎這點利息錢，應從大局考慮。」前述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人士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