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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外資猖狂套利、債務餘額居 高、過度仰賴外銷,韓國即使經濟表現亮眼,卻仍淪為八月股災的重災區;只是韓股如果繼續下挫,那些大型財團股或許有機會再次獲得股神的青睞。 撰 文‧乾隆來 八月十一日星期四,韓國股市重挫,單日跌幅最高一度超過一○%,大邱市四十八歲的徐姓證券營業員,因為賠光自己與客戶的資產,從 十八樓的公寓大樓一躍而下,成了這次全球股災第一位自殺的股民。 韓國的自殺率一向位居工業國家之冠,平均每天有三十五人以自殺的方式結束生 命,二○○九年,卸任總統盧武鉉以戲劇化的跳崖方式自殺;最近幾年,韓國明星、模特兒自殺的新聞不斷見報。但即使自殺事件頻傳,大邱市徐姓營業員的跳樓事 件仍然躍上了國際媒體。大家都好奇,經濟表現搶眼的韓國,何以意外成為今年八月股災的重災區?不論跌幅與跌速,都遠遠超過亞洲其他股市。 韓 國綜合股價指數從八月一日的收盤二一七二點開始爆量崩跌,到八月九日最低跌至一六八四點關卡才反彈,跌幅重達二二.五%,遠超過港股的一五%、台股的一 八%、日股的一六%;外資連續七日賣超,而且迅速將資金匯出的結果,讓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快速貶值了三.六%,貶值的幅度也是亞洲各貨幣之冠,而這還是韓 國政府在股市宣布禁止放空,並且大力在外匯市場干預後的結果。 外資大賣 三星電子本益比跌破八倍 大 邱市營業員的自殺,反映了韓國投資人高度恐慌的心理狀態,韓國證券交易所編製、反映投資人恐慌心態的VKOSPI指數,突然飆升到三五.三點,一天之內暴 升了二四%,指數創下金融海嘯之後的最高紀錄。 而根據三星集團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韓國經歷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二○○三年信用卡透支風 暴、○八年的金融海嘯,每次都成為亞洲地區動盪最為劇烈的國家;三星經濟研究所針對全世界三十八種貨幣統計匯率穩定性,韓元匯率的穩定性位居第三十四位, 幾乎敬陪末座。 讓台灣廠商恨之入骨的三星電子,這趟股價也跌掉半條命。三星因為做「抓耙子」密告台灣面板廠商協議價格,搞到奇美電與友達的 高階主管在美國鋃鐺入獄,大家恨不得三星明天就宣布倒閉。三星股價從八月一日的每股八十七萬韓元,暴跌到八月十一日剩下每股六十九萬韓元,跌幅高達二 ○%。 三星電子是韓國股市最大的上市公司,占韓國所有上市公司總市值的一○%,被稱為「皇帝的股票」。今年元月,三星電子股價一度突破一百 萬韓元的大關卡,總市值高達一千四百兆韓元。但是若從本益比的角度來看,投資人並沒有給三星比較好的評價,在崩跌之前的本益比只有九倍,八月暴跌之後,本 益比更只剩下七.八倍。 三星電子本益比跌破八倍,並沒有減緩外資的賣壓,外資這波賣超三星電子金額高達三億三千萬美元,一口氣抽走近新台幣 一百億元的資金。 從短期的市場波動來看,外資是造成韓國股市劇烈震盪的因素之一。韓國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三一%握在外資手中,在亞洲各國 股市中僅次於台灣(三二%)。更重要的是,韓國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一度破產,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金援的同時,也仰賴外資金融機構進場拯救破 產的銀行與券商。歷史因素造成韓國金融市場對外資門戶大開,在承平時期展現國際化、自由化的面貌;在動盪時期則成為外資﹁上下其手﹂的最佳標的。 例 如八月十日,全球股市因為美國聯準會宣布將持續超低利率至二○一三年而大幅反彈,韓國本地的投資人進場,總共買超了一兆六千億韓元的股票,但是國內的買盤 卻被外資賣盤所抵銷,股市開高走低。收盤後統計發現,外資當天賣超一兆三千億韓元,本地的散戶成了外資倒貨的對象。 債台高築 抵 禦衝擊能力比印尼低 外資猖狂的避險套利交易,也加劇了韓國股市的震盪。期貨指數相對於現貨指數經常大幅溢價之後又大幅折價,創造了大量的套 利機會。韓國證交所針對電腦程式套利進行統計,以八月十日為例,當天電腦程式套利交易共淨賣超二兆二千億韓元,其中有一兆六千億韓元來自外資的賣盤。 不 過,除了外資上沖下洗的技術性干擾之外,韓國的確存在基本面的危機,國家外債居高不下,以及製造業舉債過度擴張,則是其中的關鍵。 美國投資 銀行摩根士丹利在八月六日發表了一篇關於亞洲國家外債風險的報告指出,如果發生全球「資金緊縮」,國家與金融機構爭相回收債權的流動性風險,在亞洲八個國 家當中,「韓國將是最脆弱的國家」!「韓國抵禦衝擊的能力,甚至低於菲律賓、印尼與泰國!」韓國的金融機構仰賴歐洲銀行的融資,發行的金融債券餘額是亞洲 其他國家的加總,萬一歐洲銀行發生系統性信用緊縮,韓國恐將成為首要收縮銀根的對象,衝擊會遠遠超過日本與台灣的金融機構。連韓國總統李明博最近都公開呼 籲,要韓國的銀行「盡快尋求中東以及其他地區的資金,減少對歐洲銀行的依賴。」 仰賴外銷 深受歐美需求下降影響 外 銷產業緊縮的危機,韓國也是首當其衝。去年韓國的外銷部門,貢獻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的比重超過五成,其中資訊產業的產品,有高達六五%的營業額 來自海外市場。 雖然韓國政府宣稱,最近幾年已經大幅降低對美國與歐洲市場的依賴,實際上韓國資訊廠商只是將生產外移至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 家,一旦歐洲與美國的需求下降,以三星電子為首的韓國資訊廠商,仍將受到嚴重衝擊;這也是三星電子拚命打擊競爭對手,本身卻無法獲得投資人青睞、本益比偏 低的根本原因。 以現代汽車為首的韓國汽車業,也可能掃到美國消費市場緊縮的颱風尾。現代汽車拚命打擊日本豐田、日產,搶奪美國市場成績斐 然,今年七月,現代汽車在美國售出七.二萬輛轎車,市占率逼近一五%,正式超越豐田的一三.七%。韓國現代汽車賣贏日本豐田,堪稱韓國發展汽車產業的大勝 利;但是,拚命擴張的結果,韓國車廠對於外銷市場的依賴度高達三八%。 敏感的投資人已經嗅到韓國車廠的利空,現代汽車雖然利多消息不斷,在 韓國股市的交易價格,卻從五月初的每股二十五萬韓元,偷偷下跌到目前的十八萬八千韓元,跌幅二五%,屬於跌幅超過市場的領跌股。 大 起大落 四個月前還被股神相中 韓國是個大起大落的國家,大邱市的徐姓營業員跳樓自殺,凸顯了韓國脆弱的市場結構 與基本面的憂慮;但是,僅僅在四個多月之前,大邱市還因為吸引到股神巴菲特親自造訪,成了全球媒體目光的焦點。 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巴菲特搭 乘他的專機在大邱市落地,為波克夏投資公司在大邱投資的工具機工廠舉行奠基剪綵儀式。韓國舉國上下振奮不已,雖然巴菲特強調不會拜見高層官員,各級官員還 是絡繹不絕於途。 巴菲特在二○○六年成了韓國浦項鋼廠的大股東,目前持有浦項四.五%的股權。浦項雖然是全球前三大鋼鐵廠,但是股票的總市 值只有三百二十億美元,約新台幣一兆元,本益比也只有八.五倍。浦項在○六年因為巴菲特的加持,在紐約證交所交易的存託憑證曾經在半年之內大漲四倍(五十 美元大漲至二百美元),但是隨後即回跌到一百美元的水準。 股神巴菲特曾經多次表示,波克夏公司目前現金飽滿,帳上有高達三百九十億美元的現 金,將會伺機尋找好的購併標的。而股神一向不喜歡電子股,偏好「大型、現金流量穩定、資產負債表健全、股價低估」的標的,巴菲特在大邱市曾經對全世界的記 者說:「我們在尋找購併大型企業的機會,韓國有許多大型公司,它是我們的狩獵場!」凡事有一好就有一壞,被外資上沖下洗,跌幅高居亞洲之冠的韓國股市,如 果在這波風暴中繼續下挫,那些大型的財團股,或許也有可能再次吸引到股神的關愛眼神,成為巴菲特採購的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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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基金總算盼來了一級市場的估值下調。
2011年的PE業,可謂「上半年火熱,下半年水深」。火熱使一級市場湧進無數的錢,這些錢四處找項目;下半年二級市場全線慘淡,PE基金退出渠道變窄、回報降低,但一級市場的價格仍高居不下。結果,投資人和企業家陷入僵持之中。
進入龍年,多位PE基金人士告訴記者,近兩個月,一級市場的估值明顯下降。上半年,私募基金獲得企業的股份時,給企業15、16倍市盈率非常常見,最近已經下降到10倍乃至10倍以下。
這一現象,在人民幣基金市場,更為明顯。
PE投資價跌量升
2011年最後兩個月,京滬深的私募基金投資經理們,又開始有強大的動力四處看項目了。
在此之前,二級市場下跌,一級市場本應跟著下跌,但由於滯後效應,一級市場的估值仍然很高。PE基金的人到處看項目,卻不投資——這讓業績和獎金直接掛鉤的投資經理們鬱悶得緊。當時不乏有投資經理私下跟記者抱怨:「跳到PE來做,本來就不指望賺錢,現在連經驗都賺不到。」
1月4日,一位財務顧問公司人士告訴記者:「我最近看的幾個公司,都是有利潤的那種,估值在普遍下降。從過去的15倍,降到現在的10倍左右。」
15倍降到10倍,在成長期和成熟期項目中非常普遍。降下來後,一級市場變得比去年三季度活躍。
某 人民幣基金合夥人私下告知:「像一些相對成熟的、兩年內能夠報會IPO的企業,如果是傳統行業,現在普遍的估值是2011年利潤的8-10倍。而半年前, 這樣的項目,很多企業方開價20倍,最終成交價往往是14-16倍。現在20倍是笑話,沒人這麼開。一些高成長企業,以後沖創業板的,估值會高一點,但也 不超過12倍。」
上述知名人民幣基金人士分析:「估值下調背後,不僅僅是一級市場資金供求關係的變化,還有個原因是對2012年經濟形勢 不看好。此外,目前這個時間點,從之前的以2011年利潤為基準估值,和現在的以2012年為基準估值,本來也會有所下調,畢竟2012年利潤應該高一些 但又不確定一些。往年也會降一點,但沒今年這麼明顯。」
然而,專注於醫療行業投資的聯想投資董事總經理王健,並不認同醫療行業估值下調這一說法。王健表示:「我是人民幣和美元的案子都看,看人民幣的案子還稍微多一點。沒有明顯的估值下調的感覺。」
估值下調重災區
從天堂到地獄,常常只有一步之遙。估值下調最嚴重,甚至乾脆融不到資的,都是去年上半年極熱的行業——光伏、LED、電商。此外,其他不盈利的TMT行業,估值下調也頗為嚴重。
去年初,幾家太陽能相關企業成功上市;上半年,太陽能組件的需求比較強勁,價格亦表現不錯,催生了新一輪的太陽能產業投資熱。由於多家做太陽能組件及前端產品的企業,皆已上市,且在2010年就大肆擴產能,所以一級市場的資金殺向光伏設備。
LED行業則更熱,競爭已經白熾化的芯片外延片,其生產商在去年上半年,都依然有資金源源不斷殺入。更有不少機構進軍產業上游,做襯底材料--到目前為止,只有國外幾家公司,具備將襯底材料產業化生產的能力。
1 月4日,一位主看清潔技術的基金合夥人告訴記者:「去年上半年,上述大熱的光伏產業、LED芯片外延片生產商,估值都有20多倍,甚至30倍,而且的確是 有機構去投。而作襯底材料的企業,一般是按照2012年的利潤來估值,市盈率倒只有十來倍,但對2012年的利潤預測很離譜,一家還沒實現產業化生產的企 業,可以預測2012年利潤是1,、2億。」
上半年同樣大熱的電商,估值下調非常厲害,「downround」(即後一輪估值比前一輪低)現象並不鮮見。參見本報2011年12月12日報導《拉手網樣本:電商融資估值「調低潮」》。
一位外資PE基金人士透露,電商公司很多項目都是downround,最大幅度較上一輪估值有50%的折扣。她指出,再折扣比不能融不到錢好。
其他TMT行業受衝擊也很大。但據記者瞭解,目前其他TMT行業尚無大範圍的downround現象。
中國證監會日前在北京召開「首次公開發行(IPO)在審企業2012年度財務報告專項檢查工作會議」,要求中介機構和企業進行自查,證監會抽查,以遏制財務造假。
根據會議要求,此次核查特別關注發行人是否存在自我交易、關聯方代為支付成本費用等、與利益群體(保薦機構、PE機構等及關聯方)發生交易往來、體外資金支付貨款、壓低員工薪金、調控期間費用等十二項粉飾或操縱利潤情形。
此次核查也被業內稱為「史上最嚴的IPO核查」。「《通知》只是提綱挈領式的,會議上監管機構的要求非常明確,創業板企業如果2012年業績出現下滑的情況,事實上已經不滿足上市條件,直接撤材料。」上述保代表示,「如果在3月31日提交不了自查報告,需提請中止審核申請,待核查完畢後再行申請恢覆審核,如果沒有在3月31日提交自查報告,在隨後的20個工作日內又沒有提交終止審核申請,證監會直接終止審核。證監會會在4月至5月間抽查工作底稿。」
該保代預計,創業板將成為撤材料的重災區。以保薦創業板等中小企業項目為主,且目前在審項目較多的券商,將會在此次核查令當中遭到重創。WIND統計顯示,目前,國信證券、廣發證券、平安證券、華泰聯合、華林證券等券商創業板項目較為集中。
「此次核查的目的非常明顯。一方面通過嚴厲核查提高信披質量、阻喝造假企業;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軟性勸退一些申報企業。」上海一家國有創投企業高管對記者表示,「由於目前IPO上市的門檻,不少企業為了能夠成功上市一般都有業績包裝的衝動,很多企業通過投資下一年利潤的方式偽裝成高成長企業,這也是不少IPO企業上市後業績變臉的主要原因。因此證監會此次財務核查可以說是給部分想渾水摸魚的企業敲響了警鐘。」
上述創投人士認為,最近一年來證監會進行的新股發行政策的改革一直強調市場化,此次利用嚴格財務審核來疏導「IPO堰塞湖」延續了這一理念。「市場恐懼新股並不是恐懼新股數量,而是擔憂那些只知道『圈錢』,而不知道回饋投資者的公司充斥股票市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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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 鄭道 文zhengdao.blog.caixin.com 鎘米風波自2013年2月起, 醞釀、發酵至今已超過三個月。 在此期間,廣東省官方抽檢廣東市場上流通的大米及米製品4600多批次,截至5月24日,總計公佈155批次鎘含量超標大米的名單。超過半數(至少85批次)的不合格大米產地為湖南省。 其中,來自湖南省攸縣的鎘米占34批次,為此次抽檢出的鎘超標大米產地之最,鎘含量最高批次被發現超過現行國家標準3倍,高達0.6毫克/千克。 作為傳統湖南產糧大縣,攸縣稻米何以至此? 官方解釋 攸縣,隸屬湖南省株洲市。在湘東南部,羅霄山脈中段,東臨江西萍鄉、蓮花,南通粵廣,西屏衡岳,北達株洲、長沙,素有“沿海的內地,內陸的前沿”之稱。 1997年,攸縣成為湖南省第一批小康縣,2000年,成為湖南省五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試點縣之一。資源採掘加工、建築建材、化工是攸縣三大支柱產業。2006年,其縣域經濟綜合實力躋身湖南省十強 ;2012年,全縣完成地區生產總值252億元。 2013年的春天, 攸縣卻被鎘米攪動。 攸縣多位米商向財新記者證實,早在3月份,攸縣有米廠大米鎘超標的消息,已從廣東傳回 ;彼時,由於廣東方面對涉事企業暫不公佈, “我們停了會兒(大米加工) ,又陸陸續續開機了。 ”一位米商如是對財新記者坦言。 5月17日,廣東官方首次披露了攸縣三家大米企業的大米鎘含量超標後,5月21日上午,攸縣多個部門召開聯合新聞通氣會,公開對該縣在廣州被檢出鎘米一事進行回應。攸縣官方稱,涉事的攸縣大同橋鎮大板米業、攸縣高和夏生大米廠、攸縣石羊塘田星大米廠,這三家米廠證照齊全。官方特別強調,涉事米廠10公里內無重金屬企業。 攸縣涉事的大米企業均持有湖南省質量技術監督局頒發的“食品安全生產許可證” 。但是,對大米質量檢驗的方式,要求都是“自行檢驗” 。據多位攸縣米商向財新記者證實,所有對稻穀(大米)的自行檢驗,無非是對幹濕程度、是否發霉等物理狀態進行判斷, “不可能檢測重金屬含量的,沒有這個要求,每次收稻穀都檢測,我們也承擔不起。 ”來自攸縣菜花坪鎮的一名米商說。 據攸縣食安辦主任曾葉新介紹,攸縣大同橋鎮大板米業成立于2007年8月,年生產量為2500噸,原材料稻穀主要是從攸縣大同橋鎮、上雲橋鎮各農戶家中收購,主要銷往廣州市和攸縣本縣;攸縣高和夏生大米廠成立于2007年10月,年生產量為1500噸,原材料稻穀主要是從攸縣菜花坪鎮各農戶家中收購,主要銷往廣州市和攸縣本縣 ;攸縣石羊塘田星大米廠成立于2004年8月,年生產量為3800噸,原材料稻穀主要是從攸縣石羊塘鎮、桃水鎮各農戶家中收購,主要銷往廣州市和攸縣本縣。 攸縣官方表示,大米鎘超標事件曝光後,已對存在問題的大米加工企業下達有問題批次產品的召回督辦通知,要求企業在規定的時間內將有問題批次產品召回、下架。同時,責令存在問題的企業停業整頓。 “這次事情發生以後,我5月19日上午得到通知,晚上我們就對三家企業進行了檢查,初步結果是沒有人為添加。 ”攸縣質監局局長唐新飛曾對新華社記者如是說。 “興工強縣” 實際上,作為對稻米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重金屬鎘,確實沒有人為添加的必要。 “如果我們往大米里添加了什麼東西,我現在早就在牢房里了。 ”攸縣大同橋鎮大板米業老闆劉湘驥對財新記者說, “稻穀是田里長出來的,我們怎麼知道鎘超標呢?”對於鎘超標的問題,劉直言米商也是受害者。 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石羊塘田星大米廠負責人王軍仔說,米廠周邊沒有化工企業, “我認為這個鎘,應該是從土壤裡面帶出來的。 ”鎘進入稻田再進入稻米,這是學術界的共識。然而,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鎘,其本身並沒有單獨存在於土壤中。鎘之所以進入土壤,是人類開礦、冶煉等工業化過程導致。 攸縣官方刻意強調,涉事米廠周邊10公里內無重金屬企業,卻忽略了化工多年來至今仍是攸縣三大支柱產業之一的事實。 對於攸縣的鎘米問題,據《南方日報》報道,湖南省環保廳法制宣傳處處長陳戰軍則傾向于認為是肥料帶入的。 但據財新記者在攸縣實地調查,攸縣出現鎘米,與其化工產業發展關係密切。 2006年,攸縣依靠發展工業躋身湖南省縣域經濟十強。2008年, 攸縣縣委、縣政府再次加大了推進工業化工建設力度。當年,攸縣官方堅持把“興工強縣”作為推進跨越發展的“第一方略” ,把發展工業、化工作為該縣推進經濟發展頭等大事。在這一背景下,據攸縣官方材料顯示, “全縣上下上項目、辦工業、抓發展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在官方助力下,2008年前後,包括化工企業在內的近百家工業企業,在攸縣各地拔地而起。 偷排亂放 在發展化工業的過程中,攸縣官方一直強調“以環境建設為主線” 。事實證明,這最終只是一個托詞。 2008年下半年,當攸縣坪陽廟鄉龍興村地界上的一家化工廠開工時,附近的村民就發現上當了。這家名為“華升化工廠”的企業,工業廢水未經處理即排放而出,汙水進入河流,再流入農田。 汙水滲透之深,導致龍興村附近多個村組的井水均無法飲用。 在菜花坪鎮湴塘村及小塘村,這裡的村民們早已經憤怒多時。湴塘村一位村民告訴財新記者,2007年左右,湴塘村農田附近的一家冶煉廠,廢氣、廢渣肆意直接排放。 “廢氣的味道好幾個村組的人都聞得到。 ”無奈之下,村民們只得找政府環保部門進行投訴。 “自從該廠建成生產後,本村村民種植的花生成熟後殼內根本無果實,顆粒無收。被其汙染的水稻在秋收時也嚴重減產,這是本村從未出現過的情況。 與其同時,其排放的廢水未經過處理滲透到地下水源。 ”在一封投訴書上,村民們如此寫道。 這家名為“攸縣源泰鋅品實業有限公司”的化工企業(下稱攸縣源泰公司) ,冶煉產品為次氧化鋅。在其排放的汙水中,經攸縣官方部門證實,為含有重金屬“砷、鎘、鉛” 。 距離這家化工企業約3公里處,正是此次被曝光的鎘超標的攸縣金元大米廠。如今,該廠王姓老闆已去貴陽經商,米廠也早已停業。 留守看家的老闆娘對財新記者說,“我們以前收的稻穀,大都是附近村民的。有時候,農民也會將稻穀送到我們這裡來。 ”據米廠老闆娘稱,由於行情不好,米廠去年早就關門, “給廣東供的貨是去年運過去的” 。 引發當地居民和企業矛盾的,不僅是前述兩個例子。據攸縣官方資料,由於該縣轄區內涉及“鉛、鎘、砷、鉻”汙染的企業(即“四涉”企業)引發的信訪投訴較多,2009年8月以來,攸縣按照全省環境安全隱患大排查統一部署和要求進行了全面排查。 排查結果查明,該縣“四涉”企業“存在較多環境安全隱患,嚴重威脅環 境安全、社會穩定和人民群衆健康。 ”為預防和遏制環境汙染事故發生,徹底消除環境安全隱患,攸縣政府于2009年10月20日開始至當年12月30日,在全縣範圍內開展環境安全隱患整治工作。包括前述提到的攸縣源泰公司在內,攸縣遠東金屬廠、攸縣建鑫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等29家“四涉”企業被列為攸縣環境安全隱患整治對象。 彼時,攸縣官方特別強調,將整治不符合國家有關標準和要求的企業、對未經環保審批群衆投訴集中的企業、對使用落後生產工藝設備的企業或實施限期停產整治,或予以淘汰、關閉取締,或堅決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鎘進稻田 如今,前述29家“四涉”企業,大部分被取締或搬遷。然而,短短三四年間的生產冶煉,肆意橫流的工業廢水已悄然流進農田。 “四涉”企業被關停後,稻田里卻留下了往昔偷排亂放的工業廢水、廢氣——這些廢水廢氣中,即包含當下在大米里被檢測中的鎘,其通過水流和空氣,進入土地。 財新記者獲得的當地官方文件,印證了這一事實。在29家“四涉”企業中,27家化工企業的主要汙染因子中即包括“鎘” ,並已對周邊環境造成了汙染。 如菜花坪鎮的攸縣源泰公司,攸州工業園的株洲市新興化工有限公司,存在的問題是, “少量廢水未收集處理、尾氣低空排放”;桃水鎮的攸縣千億化工廠、攸縣三和永信化工有限公司、攸縣氧化鋅廠,鴨塘鋪鄉的湖南港升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等,存在的問題是, “經初查,周邊土壤中鎘含量超標” 。攸縣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還顯示,黃豐橋鎮的攸縣遠東金屬廠,其直接排放的廢水的鎘含量超標倍數為1.4倍 ;桃水鎮的攸縣良泰鋅品廠,水鎘超標竟達28倍。 攸縣對前述化工企業進行治理整改的一個大背景是,作為湖南最大的流域,湘江的重金屬汙染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2011年3月,國務院批准了湖南《湘江流域重金屬汙染治理實施方案》 。 依據湖南省政府的相關要求,株洲市政府于2011年順勢啓動了“湘江流域株洲段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 。當年,攸縣得到的分解任務是,在2012年底,必須對20余家重金屬汙染企業,依法取締關 閉或淘汰退出。 重金屬汙染企業被關停,但鎘已經汙染土地、進入農田的事實卻鮮為人知。 廣東方面公佈了檢測的鎘超標大米產地名單後,包括米商、米農在內的攸縣居民總是強調, “這些大米,我們祖祖輩輩都在吃,怎麼會出現這個問題?”米商及米農們根本不知道,包括桃水鎮、菜花坪鎮等鄉鎮,部分土地鎘超標已是被確認的事實。官方對重金屬汙染的治理,並不涉及農田土壤治理修復。 農業埋單 作為一個新興工業城市,攸縣也是一個傳統農業大縣。早在1993年,攸縣即成為湖南省第一個糧食畝產過千公斤、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千元的“雙千縣” 。 依據攸縣官方數據,2012年,該縣全年水稻種植總面積99.5萬畝,總產稻穀45.28萬噸。據攸縣物價局的數據,該縣糧食出售占總產量的70%多。 在攸縣,大多數農民多是將稻穀賣給本地米商,米商經過加工後再將大米外銷。 “如果,明年他們還可以繼續種,那就可以再收一點。 ”劉湘驥說, “但是,能不能達標?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劉湘驥對財新記者說, “這次,我們出名了,但這個鎘超標到底是怎麼回事?政府現在也沒有什麼說法。 ”劉說,在廣東鋪貨的100多萬元貨款,至今沒有一筆回款。現在,雖已停產,米廠還要負責工人的工資等日常開銷。 攸縣米商們與廣東經銷商做生意的辦法,多是先發米鋪貨,等到經銷商售賣完大米後再回款。一些米商和經銷商之間往往不打欠條不簽協議,依靠的是多年的誠信。 “如果是我們加工中出現的問題,坐牢我都沒有意見。但問題不是這樣!”皇圖嶺鎮筆塘大米廠老闆江湘東對財 新記者說, “這次真的是啞巴吃黃連!”他稱,有170多萬元貨款無法回款。 “那邊的經銷商都說大米被扣了,但沒出示什麼扣留單,一些人就這樣不認賬了。 ”“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政府好歹也得有個說法,讓我們心服口服。 ”江湘東說,這些米還能不能做飼料?還是可以用作工業用糧?都得有個說法。依照攸縣官方要求,涉事大米必須召回,“但這麼運回來廣東那邊又不同意,要罰款,拉回來還要虧。 ”5月29日,江湘東去找攸縣糧食協會相關負責人,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找協會沒用,找政府也沒用。 ”“如果政府出一個政策,我們也好弄。現在這樣,搞得人沒有辦法。 ”江湘東說,米商還可以再扛一兩個月,但農民恐怕很難支撐。 如今,攸縣大小30余家米廠全部停產。今年早稻是否仍向農民收購,多位米商向財新記者表示毫無計劃。 “如果賣不出去,以後,種糧就沒有什麼興趣了。 ”大同橋鄉大嶺村農民劉玉德對財新記者說,刨除農資成本,種田每畝也就賺1000元左右。攸縣官方的調研結論亦表明, “目前,國家有關惠農政策,沒有能最大限度地調動種糧農民的積極性。 ”“如果土地不能種糧食了,那我們幹什麼?”5月28日午間,在菜花坪鎮高和社區,四五個農民圍住了財新記者。 農民們依舊一再強調, “我們世世代代都吃這田里的稻米,怎麼會出問題呢?”他們迄今還不知道,多年前20余家化工企業排放的含鎘汙水早已進入稻田,深度汙染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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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信部發布2014年有色金屬工業運行情況分析和2015年形勢展望及重點工作。其中,有色金屬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占全行業的6.5%,虧損額占全行業的67%,國有骨幹企業虧損額則占鋁行業凈虧損額的90%以上。
相比國有骨幹企業的沈重包袱,活躍在有色金屬行業的民企們,日子則相對要輕松一些。以鋁行業為例,盡管鋁價下跌、需求持續低迷,但國內很多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還是能賺到錢的。
從產量看,有色金屬行業去年的整體表現並不難堪。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十種有色金屬產量為4417萬噸,同比增長7.2%,除了鉛外,精煉銅、原鋁、鋅的產量均比前年增長,分別為796萬噸、2438萬噸和583萬噸,而銅材和鋁材產量也分別達到1784萬噸和4846萬噸,分別增長13.3%和18.6%。
在營收上,2014年有色金屬行業實現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4%,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7025億元,同比增長8.6%。
不過,受制於銅、鋁、鉛等主要品種的跌價,國內有色金屬行業利潤同比下降1.5%至2053億元。其中,常用有色金屬采選、冶煉分別實現利潤266億元和217億元,同比分別下降12.4%和13.7%。
2月12日,上海鋼聯我的有色網高級分析師李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有色金屬的產業鏈條上,各個環節的盈虧分布也是不均衡的,總體看冶煉環節是虧損較重的。像鋁冶煉虧損79.7億元,但有色金屬壓延加工實現利潤894億元,同比增加11.6%。
本報記者梳理發現,在業績上,國有企業的表現可謂“完敗”民企。改革步伐較慢,經營普遍困難,這些字眼,是工信部對有色金屬國有企業過去一年表現的概述。表現在數據上,有色金屬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僅占全行業6.5%,虧損額卻占全行業的67%,而在鋁行業,國有骨幹企業的虧損額甚至占到90%以上。
就在近日,曾在2013年實現盈利的中國鋁業(601600.SH)再次曝出虧損成績單,該公司預計2014年度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虧損為163億元左右,這個數額,也很可能是自該公司2007年重新登陸A股市場以來的最大一次年度虧損。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這幾年,國內幾大民營鋁企迅速崛起,規模產能不斷壯大的同時,也在經營業績上完勝中鋁。像山東魏橋鋁電、信發集團、東方希望集團成為這些企業中的佼佼者,它們也成為了中鋁旗下的地方企業學習和對標的榜樣。
“目前的鋁冶煉企業中,民營企業大部分都建有自備電廠,競爭力肯定要比國企強一些,國企大部分都是老牌企業,當時投資建廠的時候,沒有考慮這方面。”李旬說。
類似的說法也得到國有企業方面的佐證。
曾有大型國有鋁企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作為央企,無論是新上產能還是建自備電廠,都需要經過嚴格審批,沒有審批是不允許新建的,以中鋁為例,“它旗下的大多數企業沒有自備電廠,只能用網上的高價電,導致成本這塊很吃虧”。
據了解,在國內電解鋁的生產成本中,電價成本要占到40%以上,而這幾年鋁價持續低迷,網電價格和人工成本卻一直在漲,使得倒掛非常嚴重。
上述鋁企人士還認為,國企與民企在鋁業發展上並不平等,“很多民營企業的新上產能和自備電廠,之前是沒有審批的,並不合法,但這些違規產能也都逐漸合法化了,民企現在反而因為成本下降在受益”。
工信部同樣註意到了這一問題,“由於電力體制原因,煤炭價格下跌帶來的發電成本下降難以傳導到用戶,采用網電的國有電解鋁、海綿鈦等企業虧損嚴重”。
在2015年形勢展望及重點工作中,工信部已明確提出,鼓勵區域內現有電廠和電解鋁廠依產業鏈垂直整合,“結合電力體制改革,研究推動網電、自備電及局域網之間的電價公平,扭轉部分技術水平高、資源條件好的電解鋁企業長期因電價不公平造成的虧損局面”。
目前,隨著投資環境的變化,包括中鋁等國有鋁企也都開始嘗試打造煤電鋁一體化產業鏈,降低經營風險。其中,中鋁旗下的包頭鋁業有限公司就在去年陸續投產了2×330MW自備電廠項目。折算下來,僅自備電廠,就為這家公司的電價成本貢獻了2.6個億。
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前排右)在市氣象局調研。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將呂梁定性為腐敗重災區。高衛東對此表示接受,“涉及到幹部多,面積大,涉及的金額也比較多,幾乎有名的企業家都涉案,所以呂梁是腐敗重災區之一。” (山西省氣象局官網/圖)
“沒想到這小子(丁雪峰)還有這問題,他從來沒說過他還認識這麽大的人物。”
“問題已經暴露出來的那些幹部,就不說了,下一步我們重點要盯那些還沒暴露但家產幾百萬甚至千萬的幹部。”
“換不換辦公室,這個事情雖小,但全縣幹部都看著我呢,他們要看我究竟信什麽。”
自從被定性為腐敗重災區後,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摘掉這頂帽子。
經歷官場塌方式腐敗後,下轄13個縣市區的山西呂梁人事全部凍結。因為官員貪腐落馬、與高層貪腐案有牽涉,以及一些官員表現平庸及到齡退休,呂梁一度空缺的市委常委、縣委書記和縣長總數多達十多人。這段時間,山西正舉全省之力,為呂梁配備空缺的市委常委、縣委書記。
如何對待“面目模糊”的在職官員,如何穩定“災後”的官場,如何防止新提拔的官員“生病”,呂梁官場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災後重建”。
自從市長丁雪峰被帶走後,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就開始感覺到了壓力。
2013年12月,擔任呂梁市市長的丁雪峰被帶走調查。被帶走前,丁雪峰已經知道消息,高衛東曾多次與他談話並穩定其情緒。
“沒想到這小子還有這問題。”2015年4月24日,高衛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一直覺得他人不錯,也年輕,可惜了。”
丁雪峰被帶走後,曾相繼擔任過呂梁市委書記的山西省委常委聶春玉、杜善學和擔任過呂梁市委副書記的省委常委白雲相繼落馬。呂梁因他們被定性為腐敗重災區。這讓高衛東意識到呂梁基層官場將有不少官員涉案。
高衛東的判斷是正確的。繼丁雪峰之後,呂梁地方官員不斷有人落馬。2014年5月,副市長張中生被調查;8月,呂梁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明珠被調查;9月,呂梁市委常委、離石區委書記閆剛平被調查;12月,呂梁市政協副主席劉廣龍和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良森被調查。
呂梁縣級官場,也不斷有縣市區委書記和縣市區長落馬。2014年9月,柳林縣委書記王寧被調查。12月,孝義市市長王建國被調查。此外,還有多名現任或曾擔過副縣長、縣委副書記職務的縣處級官員被調查。
2015年3月,呂梁市有6名省管幹部(省管幹部指廳級官員和縣市區委書記,不包括縣市區長)被免職,其中多人沒有被雙規也不到退休年齡,免職後沒有安排新職位。高衛東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其中有些官員存在違紀行為。
呂梁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張穩科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目前,呂梁有十多名接受過中紀委和省紀委專案組調查的涉案處級官員仍在任,等待處理。
呂梁官場此前嚴重的買官賣官、跑票拉票之風,給現任市委書記高衛東留下不少麻煩。
2012年,時任文水副縣長王輝被舉報吃空餉。南方周末記者當時調查獲知,王輝從一名商人變為副縣長,與當時任山西省委常委的聶春玉和杜善學有關。一名知情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當時山西省委一名高層批評呂梁官員處理得不夠快,“你們就是想把兩個常委鬧下去,你們自己想當常委。”
當時在呂梁,甚至出現了非公務員者當上了副縣長。呂梁一名知情官員透露,“有錢了,都想弄個官當當。”最後,這名不是公務員身份的副縣長被免職,調到事業單位工作。
2014年9月,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呂梁調研時將呂梁定性為腐敗重災區。高衛東對此表示接受,“涉及幹部多,面積大,涉及的金額也比較多,幾乎有名的企業家都涉案,所以呂梁是腐敗重災區之一。”
作為腐敗重災區,2011年到任的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沒有被追責,但他自認為有責任。
2014年10月,山西省紀委書記黃曉薇與高衛東有過一次對話。在現場見證的呂梁市紀委書記張穩科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兩人的對話頗有意思。
“黃書記問我,‘讓你說說某個縣的重點項目,估計你能說得上來,那這個縣的縣委書記怎麽樣、有沒有什麽問題,你知道嗎?’”高衛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被問住了。
2012年初,高衛東從山西省運城市委書記調任呂梁市委書記,在山西的地級市委書記中,算是資歷較老的市委書記。但是,他一度不了解下轄各縣縣委書記是否有問題。
“我心里想,縣委書記是省管幹部,是省委選拔考察任命的幹部,他們怎麽樣我怎麽會知道。”高衛東說。
在高衛東心里,所謂黨風廉政教育的“主體責任”,就是他作為一把手要帶好頭,召開會議布置強調,“我做到了,自己很註意,也開會多次強調。”
張穩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高衛東當時的回答讓黃曉薇不太滿意,“高書記說,你要問我縣委書記的工作情況,我都知道,但你要問我其他方面的問題,我真不敢跟你說我知道。”
現場,黃曉薇當眾認為高衛東的主體責任認識有偏差,“她說,不了解身邊的幹部,就是主體責任不到位。”
“我這才覺得,人家說的是對的。過去我當市委書記,總認為班子成員都是省管幹部,不歸我管,我自己做好樣子,該開的會也開了,該強調的強調了,這樣就行了。”高衛東說,經歷過這次談話,他此後問起縣委書記們對主體責任的落實情況時,也會問他們除了開會傳達實際中還做了什麽,比如是否掌握手下官員的問題。
“我要把這種主體責任的壓力,向下傳下去。”高衛東說。 過去,高衛東不打聽手下官員八小時外的事情,如今他會找人詢問一些市委常委和縣委書記的情況。“我找人打聽某個縣委書記的情況,他事後會告訴這個縣委書記。這樣,這個縣委書記知道我在打聽他,就會註意很多。”
認識到自己過去主體責任履行不夠後,高衛東有些痛心,“如果我早點這麽做,可以挽救很多幹部 張穩科稱,高衛東到呂梁後,當地官場風氣已經開始好轉。經過此輪反腐風暴,現在呂梁基本沒有跑官要官、買官賣官。
官場地震後,呂梁市的官員們開始關心當地公務員整體究竟是何種狀態。
4月上旬,呂梁市多名官員手持《關於開展“全市幹部隊伍狀態”集中調研的工作方案》奔赴各縣市區明查暗訪。
呂梁市司法局紀檢組長葛海亮負責調研柳林縣。他與柳林縣官員座談時發現,基層公務員對官場腐敗極為關註,他們眼中的官場腐敗是:系統性腐敗問題突出,呈塌方式腐敗,一查一大片,小圈子、小團夥現象突出,一把手腐敗突出。
這一調研結果顯示,呂梁基層公務員對腐敗的嚴重程度心知肚明。那麽,他們的工作狀態是否受到影響呢?
來自柳林縣的調查顯示,“31.4%的幹部認為當前幹部對未來充滿信心,28.5%的幹部認為當前幹部對未來信心不足,預期有些不明,還有25.7%的幹部認為幹部們對未來感到迷茫和恍惚,看不到前景的光明。”
葛海亮還在調研中發現,“有7.1%的幹部認為,當前幹部隊伍在主觀和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作為問題。”
呂梁市園林局科長薛林旺,也參與了“幹部隊伍狀態”的調查。在他調研的縣,調查數據顯示,有約3%的幹部在處理日常事務方面選擇“放一放、等一等”,在經濟發展工作方面選擇“放一放、等一等”的約11%,在改革創新方面選擇“放一放、等一等”的則達到27%。與企業打交道方面,有32.9%的幹部不敢和企業打交道了,5.7%的幹部認為上級幹部人難見、事難辦。
不過,葛海亮也認為,“為官不為”的現象在社會上被誇大甚至誤讀了。“幹部規矩意識提高了,辦事講規矩講程序,隨意表態少了,隨意決策也少了,致使一些群眾誤認為是幹部不作為。”葛海亮在調研報告中說。
葛海亮在報告中建議,為了穩定公務員隊伍,繼續保持高壓反腐時應對部分問題官員寬大對待,“對十八大以前的、情節輕微、知錯能改的幹部可以以教育為主,使其放下包袱,輕裝上陣。”
呂梁全市公務員的狀態究竟如何?南方周末記者向負責調研的呂梁市委組織部詢問,遭到拒絕。該部一名副部長稱,“結果已經報給省里了”。
地方縣處級官員們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出現部分官員不願被提拔重用的情況。有的官員,甚至主動要求放棄權重的職務。
高衛東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選用縣委書記的考察中,有些官員不願參加,“再看看,觀望一下”,甚至有人找他提出退出一把手位置。“我跟他講,‘你這個時候不幹,別人會說你有問題,心虛。’他說,‘既然這樣說,那我就繼續幹。’”
2014年12月6日,曾任呂梁市城建局局長、時任呂梁市城市投資總公司董事長的王若東墜樓身亡。2015年2月12日,呂梁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向前從管理局辦公樓四層墜樓身亡。
災後重建,免不了心理重建。高壓反腐之下,如何減輕官員們的心理壓力進行“心理重建”,也成了呂梁官場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市委書記高衛東註意到了下屬的情緒波動,並投入大量精力給手下官員們“寬心”。所有被中紀委專案組找去問過話或者查過的,高衛東都一一談話,勸他們放下心理負擔,做好手頭工作,“2014年有段時間天天在辦公室,跟這些幹部談話”。
“死的幹部中,也有我談過的,但是沒有用。”高衛東說,有些情緒不正常的官員,是被找去談過話的,有些則確實是有抑郁癥,“平時這些人就是靠吃安眠藥,我還給他們聯系過醫院,讓他們去看病。”
在幹部大會上,高衛東還公開勸一些官員,“如果有問題,收了錢的趕緊退還給別人,紀委將來查不到錢,也可以作為從輕處理的情節。”
紀委書記張穩科介紹,高衛東做了不少工作,“反複在會上告訴他們,不能再出現新的問題。再出現新問題,那就嚴重了。”
並非所有官員都聽高衛東的這番話。陸續有一些抱著僥幸心理的官員被帶走。
給下屬寬心的同時,高衛東發現,當地有些官員家產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這些錢怎麽來的?中央的高壓反腐就算過去了,我也要讓紀委盯著這些人。”
他囑咐紀委書記張穩科,“問題已經暴露出來的那些幹部就不說了,下一步我們重點要盯那些還沒暴露但家產幾百萬甚至千萬的幹部。”
不過,如何在呂梁查辦貪腐案件曾讓張穩科很頭疼。2014年5月30日被任命為呂梁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的張穩科,曾在山西省紀委工作十余年。到呂梁前,他是山西省供銷社的紀檢組長。
“我沒在案件室待過,沒有辦過案子,所以完全要重新學。”張穩科說。
最讓張穩科頭疼的是,呂梁市紀委的官員們因為過去數年很少辦案,“很多人根本不會辦案。”
2015年3月,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全國兩會上透露,有個重災區市從2010年到2014年9月,連續5年重處的案件只有4件,移送司法機關僅1人,涉案僅5萬元。
“王書記說的這個市,就是呂梁。5年只辦了4個案子,紀委的幹部都不會辦案了。”張穩科說。
張穩科介紹,新任省紀委書記黃曉薇和省紀委副書記辛旭光就辦案對呂梁市紀委進行了大量的指導,“辛書記多次到呂梁,參加案情分析會,直接參與辦案。”
在山西省紀委指導下,張穩科經過數月學習和熟悉,2014年8月開始辦案,“8月到年底,撤職的處級幹部有9個,移送司法雙開的有7個。今年頭三個月,又雙開了5個處級幹部,還有1個留黨察看。”
經過一段時間的操練,張穩科覺得手下的辦案能力有所提高了。而高衛東覺得,經過談話和調查,他對手下官員更了解了,“這是好事,我對呂梁的幹部究竟怎麽樣心里有數了。現在來看,幹部隊伍的主體還是好的。”
在呂梁市柳林縣黨政大樓內,1616號房是原縣委書記王寧曾經的辦公室。2015年2月15日,山西省紀委發布消息,王寧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並移送司法機關。
3月23日,新任縣委書記郝繼平到任。當晚,柳林縣委辦有官員悄悄問郝繼平,是否需要另換一間辦公室作為新書記的辦公室,郝拒絕了。
4月21日,南方周末記者在這間辦公室見到了郝繼平,辦公桌、椅子、文件櫃都是王寧用過的。
“換不換辦公室,這個事情雖小,但全縣幹部都看著我呢,他們要看我究竟信什麽。”郝繼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究竟是信風水還是信事在人為,將是他給柳林官場傳遞的第一個信號。
郝繼平的另一個想法是,“我就要坐在這把椅子上,時刻警醒自己這間屋子里曾抓走一個縣委書記。”
當天的采訪,持續到晚上7時50分。當郝繼平和南方周末記者準備開門離開時,三撥上訪的當地民眾湧入圍住了郝繼平。工作人員們有些尷尬,郝繼平則逐一簡單交談。
“我現在沒法跟你表態,也沒法給你撥錢,你把材料留下,我一定認真看,敦促相關部門認真辦理。”郝繼平說。
在地方官場,每換一任縣委書記都會引發一輪上訪潮。郝繼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為了化解矛盾,該縣黨政大樓允許上訪民眾進入,“能見一見新來的縣委書記,他們心里可能就好過一些”。
郝繼平的晚餐,是在柳林縣機關食堂吃的。墻上的公告欄說,官員們私人請客吃飯必須自己掏錢。這個規矩是已經落馬的前任縣委書記王寧定下的。柳林縣委常委、組織部長李根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前任縣委書記王寧還推行了車改,他作為縣委常委的專車改沒了。
“雖然他被抓了,但人家留下的好制度還是要沿用。”郝繼平說,王寧定下的這兩條制度他將繼續推行。
4月22日,呂梁市孝義市新任市委書記馬文革格外忙。本來約好上午的采訪,一直推到了晚上7點半。馬文革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事情太多,一泡尿一憋就是半天,不斷有人來說事。”
這種忙碌,在馬文革上任後漸成常態。4月1日,馬文革第一次以市委書記身份接訪,上午8點半開始,他一直和訪民們談到晚上7點多。
基層官場慣例,縣市委書記一般會配有秘書。因為按規定縣處級官員不夠級別配備秘書,有些地方把書記秘書稱為“通訊員”。兼任呂梁市委常委的馬文革上任滿月了,有人提出給他配秘書的事,馬文革說,不打算配秘書了。
前兩任市委書記相繼落馬後,有老幹部跟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說,“前兩任都進了省委常委,市委門前的路一改,他們都被抓了,你也沒進常委。”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獲知,呂梁市委門前的馬路,過去雙向行駛,因為經常堵車去年被改成了單向行駛。
“他們說,風水壞了,現在車子走的方向直通秦城監獄。迷信,我才不信呢。”58歲的高衛東說。
不過,新官們面臨的困境,顯然不是這些細小做派可以解決的。2014年,呂梁GDP增幅-2%,財政收入增幅-20.4%,一些重要指標在山西省都處於末位。
嚴峻的現實面前,呂梁官場的“災後重建”只是剛剛開始。
在法官確認被告人身份時,站在受審席上的邵海容身份信息異常簡單:50多歲,初中學歷、沒有工作,來自溫州洞頭的農村,案發前不知“金融”為何物。
根據檢方指控,邵海容僅用9個月時間就吸收了167萬元的公眾存款。在該案的背後,可能隱藏了溫州民間金融的亂象。這一現象因為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或將引發更多的監管難題。
“標會”:古老的金融互助
2014年5月的一天,邵海容的家中,10多人圍坐在一張方桌的四周。在桌子的中間擺放著一把圓底的湯勺,十幾個人將手里標書放到桌上,只聽邵海容一聲“開標”,隨即就轉動湯勺,勺柄停止轉動時所指向的對象,就可以出價。各會員通過“競標”爭取每一次的會款。這樣的場景,當地百姓稱之為“標會”。
“標會”是起源於民間的一種古老的金融互助行為,曾廣泛存在於浙、閩、粵等地區。在古代,同一地域有較為親近的血緣關系,所以往往有紅白喜事,哪家人需要用錢,就會以個人名譽作為信用擔保,在宗族之內成立“互助會”。會主得到一筆來自各個會員繳納的會款,並在未來的互助運轉中分期償還。
隨著社會的變遷,“互助會”漸漸演變成了“標會”,而它的形式有點類似於“輪轉基金”。
按照標會的運轉模式,各會員通過“競標”爭取每一次的會款。競得會款後,該會員被稱為“死會會員”,未來無權再競標,但仍需按照約定每月支付全額會款,而其他的會員被稱為“活會會員”,可繼續參與競標,每次支付的會款,為全額會款減去當期競標成功者的所“出價”的標金。
在洞頭縣,許多50歲左右的農村婦女把“標會”當作天上掉下來的“金飯碗”,有的人甚至每月只用1000元的養老金,次月就可以連本帶利還回3000元。
它的高額利息又是怎麽產生的呢?
以小博大的“遊戲”
一位陳姓女會主告訴記者具體的參會方式,以她所持有的標會為例,一個50名會員的“標會”,以人均一次性1000元的“會費”,當月一共繳納5萬元。作為“會主”的陳女士分50期,以每期1000元償還給“會員”。
這種操作手法看上去平庸無常,如果不計算其中利息的話,不增加,也不減少任何價值。但是,“標會”引入了“競標”機制。
根據這一“機制”,假設之後第一期標會由某一會員以600元競標獲得,則其他會員需支付給該會員400元,“中標”的會員也被稱為“死會會員”,其他人稱為“活會會員”。“死會會員”要每月支付會主1000元。
通過計算不難得出,“中標”的會員當時得到的會款是2.06萬元,包括了會主繳付的滿額1000元及其他49名“活會會員”的每人400元。
之後,“死會會員”還要再支付49期的滿額會款,即4.9萬元,在參與期間得到了2.06萬元,實際上卻要付4.9萬元。計算中可以發現,“死會會員”實際承擔了近3萬元的費用,這筆費用叫作“會息”。
倘若這場“遊戲”中有人一直是“活會會員”呢?
如果“活會會員”從未競標,即一直處於活會的狀態,每次標會都是被各會員以600元競標獲取,那麽50個月下來,“活會會員”只支出了49次的活會會款和一次繳納給會主的會款1000元,也就是2.06萬元。假設其他會員均已成為“死會會員”,該“活會會員”最後50個月的收益可以達到近3萬元。計算其平均成本,“活會會員”每月只需投入約400元。
誰都想當這個“活會會員”。那麽即便對“死會會員”而言,為何敢於承擔如此巨大的會息呢?原因在於,他可以提前支取一些“出價”的資金,進而可以有資本加以“運作”。
記者在當地調查發現,很少有“死會會員”將這些資金投資到實業中,反而參與到利息更高的“標會”之中,期許未來獲得更大的財產收益。
洞頭縣金融辦主任呂建偉告訴記者,這種模式被稱為“以會養會”,相當於一種輪轉基金,參與者每個月需要支出,那問題來了,萬一資金鏈斷了怎麽辦?
然而,高額的利息誘惑讓這種方式得以延續。
上海交通大學金融法學院教授許多奇表示:“在高額利息的誘惑下,從低息互助籌資走向高利貸的情況屢見不鮮。當高額利息無法得到回報時,就會發生卷款潛逃的‘跑會’、‘倒會’事件,甚至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潛藏的風險:崩盤的“倒會”
“標會”看似有條不紊地運行著,盤子也越做越大。一場即將波及當地的金融風波,正在悄悄地到來。
當標會中的會員不能夠提供足夠多的資金來償還“會息”時,或者當大量的資金被會主、會員拿去進行日常消費,如購車、買房時,以及大量的標會資金被挪作他用、無法兌現時,標會就會走入絕境,最終的結果只有“崩盤”。
記者在洞頭縣調查了解到,1000元的標會在當地屬於較小規模的標會。當地目前普遍存在萬元會,10萬元會,甚至百萬規模的標會。
檢方指控稱,邵海容在2010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間,組織標會11個,吸收公眾存款97萬元。
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間,邵海容明知自己無償還能力,便利用9個月的時間吸收公眾存款將近167萬元,其最終鋃鐺入獄。
在法院今年5月28日作出的一審判決中,邵海容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非法集資罪而獲刑11年6個月,並處罰金10萬元,同時退賠違法所得共計220萬余元,並返還給多名被害人。
六億民間資本參與“標會”
當地金融管理部門認為,老百姓之所以對“標會”趨之若鶩,原因在於,一方面是百姓對投資收益有較大的期待,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農村金融體系尚在建設階段,服務面不夠廣泛,無法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理財產品。標會高額的利息承兌必然能吸引大批投資者的參與。
據洞頭縣官方提供的統計數據來看,全縣城區內有近6000戶居民參與了當地的標會,這一數字已經超過當地城區居民總戶數的1/3。
同時,很多人手中同時掌控數十個標會。這些投資者大多數是一些沒有多少金融知識,沒有較高收入來源,沒有其他投資渠道、卻對收益抱有期待的中老年婦女。
許多奇教授指出:“通過各地的案件匯總,縱觀過去民間標會倒會的歷史,‘以會養會’這種金錢遊戲不僅把標會越做越大、越推越高,倒會風險也日益增大,而且也使參會者的還款壓力越來越大,資金鏈越繃越緊,這鏈條就會隨時斷裂,風險極大。”
當地一位從事“民間融資形勢”分析的人士葉先生這樣告訴記者,通過他數個月來對洞頭民間標會參與人員的會單統計的結果來看,這一次洞頭的金融風波涉及的資金規模較為龐大,根據官方目前不完全統計結果,僅洞頭參與“標會”的民間資本規模已達6個億。
但多名接受采訪的會主表示,實際的規模可能超過這一數字。
然而,為什麽“標會”每次“倒會”都會給參與者帶來非常大的損失,卻又屢禁不止?
采訪中,洞頭縣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葉明鐵告訴記者:“由於區域實體經濟融資難,加上高利率誘惑等因素,就自然催生了各種民間的高息借貸形式。從2012年開始,政府部門就對‘標會’進行了調研,也通過各種場合發布了警示,但是這類民間金融行為往往監管難度比較大。”
互聯網“標會”挑戰監管
事實上,類似的標會引發的金融風波,在閩浙一帶已經不止發生過一次。記者了解到,今年5月,福建泉州市石獅縣也出現了“倒會”,並且標會的規模也將近億元。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現在,幾乎年年都有出現,並且規模和參與人數一直呈增長的趨勢。
譬如波及洞頭縣的金融風波中,類似陳女士這樣的出險並波及的人員有數千人,而這些出現民間標會的地區往往在地理環境上屬於山區或者海島。
相關人士告訴記者,人們渴望致富,卻因為地理方面的原因使得人們與創辦實業的願望背離。
然而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目前並沒有有效的管理手段。從以往多次的各地風波處置來看,面對頻繁出現的標會風波,政府通常只能做到對出險後的集資人全力追責,至於那些受損的對象,他們的損失往往都無法追回或者只能追回很少的一部分。
此案中,洞頭縣委、縣政府還是給予了應對,並出臺了《洞頭縣民間金融自行清算指導意見》,通過大量的排查摸底、登記接訪、調解化解、專案核查、登記清算、打擊非法、資產追查、信息發布和慰問安撫等各項工作。
在邵海容一案中,該縣相關人員試圖通過寬嚴相濟的原則,將債務的清償比例作為刑罰的重要參考依據,對主動清償債務,並取得債權人諒解的人員,減輕或從輕處罰,最終達到對債務人的威懾作用。
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指出,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標會網站”在當地應運而生,今後的“標會”或許會打破地域的局限,這會給監管增加更大的難度。
該縣的相關人員也表示了這層憂慮,“網上可不論你是在海島當會主,還是在山區入會,總之表盤都可以用軟件來代替了。”
“要是真的有這麽一天,老百姓參與標會的熱情不減,我們管也沒法管。”該人員憂心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