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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梁：官場“重災區”艱難重建

“沒想到這小子（丁雪峰）還有這問題，他從來沒說過他還認識這麽大的人物。”

“問題已經暴露出來的那些幹部，就不說了，下一步我們重點要盯那些還沒暴露但家產幾百萬甚至千萬的幹部。”

“換不換辦公室，這個事情雖小，但全縣幹部都看著我呢，他們要看我究竟信什麽。”

自從被定性為腐敗重災區後，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摘掉這頂帽子。

經歷官場塌方式腐敗後，下轄13個縣市區的山西呂梁人事全部凍結。因為官員貪腐落馬、與高層貪腐案有牽涉，以及一些官員表現平庸及到齡退休，呂梁一度空缺的市委常委、縣委書記和縣長總數多達十多人。這段時間，山西正舉全省之力，為呂梁配備空缺的市委常委、縣委書記。

如何對待“面目模糊”的在職官員，如何穩定“災後”的官場，如何防止新提拔的官員“生病”，呂梁官場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災後重建”。

“腐敗重災區”

自從市長丁雪峰被帶走後，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就開始感覺到了壓力。

2013年12月，擔任呂梁市市長的丁雪峰被帶走調查。被帶走前，丁雪峰已經知道消息，高衛東曾多次與他談話並穩定其情緒。

“沒想到這小子還有這問題。”2015年4月24日，高衛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一直覺得他人不錯，也年輕，可惜了。”

丁雪峰被帶走後，曾相繼擔任過呂梁市委書記的山西省委常委聶春玉、杜善學和擔任過呂梁市委副書記的省委常委白雲相繼落馬。呂梁因他們被定性為腐敗重災區。這讓高衛東意識到呂梁基層官場將有不少官員涉案。

高衛東的判斷是正確的。繼丁雪峰之後，呂梁地方官員不斷有人落馬。2014年5月，副市長張中生被調查；8月，呂梁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明珠被調查；9月，呂梁市委常委、離石區委書記閆剛平被調查；12月，呂梁市政協副主席劉廣龍和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良森被調查。

呂梁縣級官場，也不斷有縣市區委書記和縣市區長落馬。2014年9月，柳林縣委書記王寧被調查。12月，孝義市市長王建國被調查。此外，還有多名現任或曾擔過副縣長、縣委副書記職務的縣處級官員被調查。

2015年3月，呂梁市有6名省管幹部（省管幹部指廳級官員和縣市區委書記，不包括縣市區長）被免職，其中多人沒有被雙規也不到退休年齡，免職後沒有安排新職位。高衛東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其中有些官員存在違紀行為。

呂梁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張穩科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目前，呂梁有十多名接受過中紀委和省紀委專案組調查的涉案處級官員仍在任，等待處理。

呂梁官場此前嚴重的買官賣官、跑票拉票之風，給現任市委書記高衛東留下不少麻煩。

2012年，時任文水副縣長王輝被舉報吃空餉。南方周末記者當時調查獲知，王輝從一名商人變為副縣長，與當時任山西省委常委的聶春玉和杜善學有關。一名知情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當時山西省委一名高層批評呂梁官員處理得不夠快，“你們就是想把兩個常委鬧下去，你們自己想當常委。”

當時在呂梁，甚至出現了非公務員者當上了副縣長。呂梁一名知情官員透露，“有錢了，都想弄個官當當。”最後，這名不是公務員身份的副縣長被免職，調到事業單位工作。

2014年9月，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呂梁調研時將呂梁定性為腐敗重災區。高衛東對此表示接受，“涉及幹部多，面積大，涉及的金額也比較多，幾乎有名的企業家都涉案，所以呂梁是腐敗重災區之一。”

市委書記的反思

作為腐敗重災區，2011年到任的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沒有被追責，但他自認為有責任。

2014年10月，山西省紀委書記黃曉薇與高衛東有過一次對話。在現場見證的呂梁市紀委書記張穩科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兩人的對話頗有意思。

“黃書記問我，‘讓你說說某個縣的重點項目，估計你能說得上來，那這個縣的縣委書記怎麽樣、有沒有什麽問題，你知道嗎？’”高衛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被問住了。

2012年初，高衛東從山西省運城市委書記調任呂梁市委書記，在山西的地級市委書記中，算是資歷較老的市委書記。但是，他一度不了解下轄各縣縣委書記是否有問題。

“我心里想，縣委書記是省管幹部，是省委選拔考察任命的幹部，他們怎麽樣我怎麽會知道。”高衛東說。

在高衛東心里，所謂黨風廉政教育的“主體責任”，就是他作為一把手要帶好頭，召開會議布置強調，“我做到了，自己很註意，也開會多次強調。”

張穩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高衛東當時的回答讓黃曉薇不太滿意，“高書記說，你要問我縣委書記的工作情況，我都知道，但你要問我其他方面的問題，我真不敢跟你說我知道。”

現場，黃曉薇當眾認為高衛東的主體責任認識有偏差，“她說，不了解身邊的幹部，就是主體責任不到位。”

“我這才覺得，人家說的是對的。過去我當市委書記，總認為班子成員都是省管幹部，不歸我管，我自己做好樣子，該開的會也開了，該強調的強調了，這樣就行了。”高衛東說，經歷過這次談話，他此後問起縣委書記們對主體責任的落實情況時，也會問他們除了開會傳達實際中還做了什麽，比如是否掌握手下官員的問題。

“我要把這種主體責任的壓力，向下傳下去。”高衛東說。 過去，高衛東不打聽手下官員八小時外的事情，如今他會找人詢問一些市委常委和縣委書記的情況。“我找人打聽某個縣委書記的情況，他事後會告訴這個縣委書記。這樣，這個縣委書記知道我在打聽他，就會註意很多。”

認識到自己過去主體責任履行不夠後，高衛東有些痛心，“如果我早點這麽做，可以挽救很多幹部 張穩科稱，高衛東到呂梁後，當地官場風氣已經開始好轉。經過此輪反腐風暴，現在呂梁基本沒有跑官要官、買官賣官。

“幹部狀態”的真相

官場地震後，呂梁市的官員們開始關心當地公務員整體究竟是何種狀態。

4月上旬，呂梁市多名官員手持《關於開展“全市幹部隊伍狀態”集中調研的工作方案》奔赴各縣市區明查暗訪。

呂梁市司法局紀檢組長葛海亮負責調研柳林縣。他與柳林縣官員座談時發現，基層公務員對官場腐敗極為關註，他們眼中的官場腐敗是：系統性腐敗問題突出，呈塌方式腐敗，一查一大片，小圈子、小團夥現象突出，一把手腐敗突出。

這一調研結果顯示，呂梁基層公務員對腐敗的嚴重程度心知肚明。那麽，他們的工作狀態是否受到影響呢？

來自柳林縣的調查顯示，“31.4%的幹部認為當前幹部對未來充滿信心，28.5%的幹部認為當前幹部對未來信心不足，預期有些不明，還有25.7%的幹部認為幹部們對未來感到迷茫和恍惚，看不到前景的光明。”

葛海亮還在調研中發現，“有7.1%的幹部認為，當前幹部隊伍在主觀和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作為問題。”

呂梁市園林局科長薛林旺，也參與了“幹部隊伍狀態”的調查。在他調研的縣，調查數據顯示，有約3%的幹部在處理日常事務方面選擇“放一放、等一等”，在經濟發展工作方面選擇“放一放、等一等”的約11%，在改革創新方面選擇“放一放、等一等”的則達到27%。與企業打交道方面，有32.9%的幹部不敢和企業打交道了，5.7%的幹部認為上級幹部人難見、事難辦。

不過，葛海亮也認為，“為官不為”的現象在社會上被誇大甚至誤讀了。“幹部規矩意識提高了，辦事講規矩講程序，隨意表態少了，隨意決策也少了，致使一些群眾誤認為是幹部不作為。”葛海亮在調研報告中說。

葛海亮在報告中建議，為了穩定公務員隊伍，繼續保持高壓反腐時應對部分問題官員寬大對待，“對十八大以前的、情節輕微、知錯能改的幹部可以以教育為主，使其放下包袱，輕裝上陣。”

呂梁全市公務員的狀態究竟如何？南方周末記者向負責調研的呂梁市委組織部詢問，遭到拒絕。該部一名副部長稱，“結果已經報給省里了”。

地方縣處級官員們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出現部分官員不願被提拔重用的情況。有的官員，甚至主動要求放棄權重的職務。

高衛東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選用縣委書記的考察中，有些官員不願參加，“再看看，觀望一下”，甚至有人找他提出退出一把手位置。“我跟他講，‘你這個時候不幹，別人會說你有問題，心虛。’他說，‘既然這樣說，那我就繼續幹。’”

寬心與嚴查

2014年12月6日，曾任呂梁市城建局局長、時任呂梁市城市投資總公司董事長的王若東墜樓身亡。2015年2月12日，呂梁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向前從管理局辦公樓四層墜樓身亡。

災後重建，免不了心理重建。高壓反腐之下，如何減輕官員們的心理壓力進行“心理重建”，也成了呂梁官場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市委書記高衛東註意到了下屬的情緒波動，並投入大量精力給手下官員們“寬心”。所有被中紀委專案組找去問過話或者查過的，高衛東都一一談話，勸他們放下心理負擔，做好手頭工作，“2014年有段時間天天在辦公室，跟這些幹部談話”。

“死的幹部中，也有我談過的，但是沒有用。”高衛東說，有些情緒不正常的官員，是被找去談過話的，有些則確實是有抑郁癥，“平時這些人就是靠吃安眠藥，我還給他們聯系過醫院，讓他們去看病。”

在幹部大會上，高衛東還公開勸一些官員，“如果有問題，收了錢的趕緊退還給別人，紀委將來查不到錢，也可以作為從輕處理的情節。”

紀委書記張穩科介紹，高衛東做了不少工作，“反複在會上告訴他們，不能再出現新的問題。再出現新問題，那就嚴重了。”

並非所有官員都聽高衛東的這番話。陸續有一些抱著僥幸心理的官員被帶走。

給下屬寬心的同時，高衛東發現，當地有些官員家產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這些錢怎麽來的？中央的高壓反腐就算過去了，我也要讓紀委盯著這些人。”

他囑咐紀委書記張穩科，“問題已經暴露出來的那些幹部就不說了，下一步我們重點要盯那些還沒暴露但家產幾百萬甚至千萬的幹部。”

不過，如何在呂梁查辦貪腐案件曾讓張穩科很頭疼。2014年5月30日被任命為呂梁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的張穩科，曾在山西省紀委工作十余年。到呂梁前，他是山西省供銷社的紀檢組長。

“我沒在案件室待過，沒有辦過案子，所以完全要重新學。”張穩科說。

最讓張穩科頭疼的是，呂梁市紀委的官員們因為過去數年很少辦案，“很多人根本不會辦案。”

2015年3月，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全國兩會上透露，有個重災區市從2010年到2014年9月，連續5年重處的案件只有4件，移送司法機關僅1人，涉案僅5萬元。

“王書記說的這個市，就是呂梁。5年只辦了4個案子，紀委的幹部都不會辦案了。”張穩科說。

張穩科介紹，新任省紀委書記黃曉薇和省紀委副書記辛旭光就辦案對呂梁市紀委進行了大量的指導，“辛書記多次到呂梁，參加案情分析會，直接參與辦案。”

在山西省紀委指導下，張穩科經過數月學習和熟悉，2014年8月開始辦案，“8月到年底，撤職的處級幹部有9個，移送司法雙開的有7個。今年頭三個月，又雙開了5個處級幹部，還有1個留黨察看。”

經過一段時間的操練，張穩科覺得手下的辦案能力有所提高了。而高衛東覺得，經過談話和調查，他對手下官員更了解了，“這是好事，我對呂梁的幹部究竟怎麽樣心里有數了。現在來看，幹部隊伍的主體還是好的。”

新幹部的做派

在呂梁市柳林縣黨政大樓內，1616號房是原縣委書記王寧曾經的辦公室。2015年2月15日，山西省紀委發布消息，王寧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並移送司法機關。

3月23日，新任縣委書記郝繼平到任。當晚，柳林縣委辦有官員悄悄問郝繼平，是否需要另換一間辦公室作為新書記的辦公室，郝拒絕了。

4月21日，南方周末記者在這間辦公室見到了郝繼平，辦公桌、椅子、文件櫃都是王寧用過的。

“換不換辦公室，這個事情雖小，但全縣幹部都看著我呢，他們要看我究竟信什麽。”郝繼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究竟是信風水還是信事在人為，將是他給柳林官場傳遞的第一個信號。

郝繼平的另一個想法是，“我就要坐在這把椅子上，時刻警醒自己這間屋子里曾抓走一個縣委書記。”

當天的采訪，持續到晚上7時50分。當郝繼平和南方周末記者準備開門離開時，三撥上訪的當地民眾湧入圍住了郝繼平。工作人員們有些尷尬，郝繼平則逐一簡單交談。

“我現在沒法跟你表態，也沒法給你撥錢，你把材料留下，我一定認真看，敦促相關部門認真辦理。”郝繼平說。

在地方官場，每換一任縣委書記都會引發一輪上訪潮。郝繼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為了化解矛盾，該縣黨政大樓允許上訪民眾進入，“能見一見新來的縣委書記，他們心里可能就好過一些”。

郝繼平的晚餐，是在柳林縣機關食堂吃的。墻上的公告欄說，官員們私人請客吃飯必須自己掏錢。這個規矩是已經落馬的前任縣委書記王寧定下的。柳林縣委常委、組織部長李根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前任縣委書記王寧還推行了車改，他作為縣委常委的專車改沒了。

“雖然他被抓了，但人家留下的好制度還是要沿用。”郝繼平說，王寧定下的這兩條制度他將繼續推行。

4月22日，呂梁市孝義市新任市委書記馬文革格外忙。本來約好上午的采訪，一直推到了晚上7點半。馬文革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事情太多，一泡尿一憋就是半天，不斷有人來說事。”

這種忙碌，在馬文革上任後漸成常態。4月1日，馬文革第一次以市委書記身份接訪，上午8點半開始，他一直和訪民們談到晚上7點多。

基層官場慣例，縣市委書記一般會配有秘書。因為按規定縣處級官員不夠級別配備秘書，有些地方把書記秘書稱為“通訊員”。兼任呂梁市委常委的馬文革上任滿月了，有人提出給他配秘書的事，馬文革說，不打算配秘書了。

前兩任市委書記相繼落馬後，有老幹部跟呂梁市委書記高衛東說，“前兩任都進了省委常委，市委門前的路一改，他們都被抓了，你也沒進常委。”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獲知，呂梁市委門前的馬路，過去雙向行駛，因為經常堵車去年被改成了單向行駛。

“他們說，風水壞了，現在車子走的方向直通秦城監獄。迷信，我才不信呢。”58歲的高衛東說。

不過，新官們面臨的困境，顯然不是這些細小做派可以解決的。2014年，呂梁GDP增幅-2%，財政收入增幅-20.4%，一些重要指標在山西省都處於末位。

嚴峻的現實面前，呂梁官場的“災後重建”只是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