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0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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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S間公司係 私人公司,十分低調,佢唔講起自己背景,左丁山根本唔識。呢日地產S在上海總會請吃午飯,叫左丁山點一味餸,自己不假思索,叫咗「龍鬚桂魚」。呢款菜式, 上海總會做得好好,地產S吃得津津有味,連聲稱讚,左丁山問佢:「乜你未食過咩?」地產S話:「我本來係蘇浙常客,因蘇浙買咗中環中心對面嘅威亨大廈兩 層,不日搬遷,但由我寫字樓行去威亨要十分鐘,行嚟南華大廈只不過兩分鐘,所以咪加入上海總會做會員囉,目前來得少一啲,第日會時時嚟。」唔怪得,蘇浙在 萬年大廈好多年,長期交租,現在卒之自置物業,大概係趁住利息低,供樓好過交租之故。上海總會對於買樓一事,理財有道,十分精明,早在物業低迷之年,買入 南華大廈一二三樓,現時零負債,會員唔使交月費,乃會所之中十分十分罕見之舉。同枱吃飯之博士L係FCC、日本會、馬會會員,每月交會費三千幾蚊,聽到上 海總會不收月費,大嘆:「乜咁筍盤。」 食食吓,地產S收到電話,朋友來電告知女兒突然有事想話入跑馬地著名醫院,醫院竟然勸佢送女兒到瑪麗 醫院?又會咁嘅?名醫院可以收幾萬銀至十萬銀都唔制?地產S話十成係醫院已經爆滿,想收都收唔到。據佢所知,香港有名氣嘅私家醫院淨係做大陸產婦都做唔 切,其他本地病人要入院都冇辦法,所以政府先至批出四幅地作醫院用途!私家醫院收費咁貴都缺乏空置床位,醫院咪賺到笑?但醫院就話唔係,大部份錢係俾名醫 賺咗,但啲名醫反過嚟就話私家醫院房租、手術房租金太高。究竟邊個可信啲,好難講。 中文大學方面就話希望在大埔申請醫院用地開辦私家醫院兼 作教學用途,如果得到政府批准,相信會受到大埔粉嶺居民歡迎,不過「中大私家醫院」唔會好似其他私家醫院咁猛收內地產婦吖嘛?內地產婦雖係條財路,都要照 顧吓其他病人需要嘅。 |
http://www.21cbh.com/HTML/2011-5-12/yMMDAwMDIzNzgyMQ.html
繼國藥集團和復星醫藥後,又有一家大型藥企加入了投資醫療機構的行列。6日,華潤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000999)公告稱,已與中國中醫科學院簽署了合作意向書,雙方將共同合作興建醫療機構。
在國家鼓勵社會資本投資辦醫療機構的熱潮下,一批醫藥企業參與投資和興建醫院,延伸產業鏈並謀求利潤最大化。
「中醫科學院擁有6家附屬醫院,擁有一批醫生專家隊伍,在腫瘤、心腦血管、消化、兒科、婦科等多個領域擁有優勢。」華潤三九方面表示,華潤三九擁有三九腦科醫院,在醫療服務領域也積累了經驗。
事實上,三九介入醫院產業的投資要追溯到原總裁趙新先執掌期間。當年,三九投資版圖廣泛,投資參與了包括三九腦科醫院在內的數家中醫院,希望組建國內中醫院產業集團。但其後,三九陷入崩盤重組境地,其多元化投資也遭遇收縮。
2010年12月,國務院批准了《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鼓勵和支持社會資本舉辦各類醫療機構、調整和新增醫療衛生資源優先考慮社會資本。
「對於藥企來說,醫院是經常打交道的部門,比較熟悉對方的運作。所以醫院是個不錯的選擇。」中投顧問醫藥行業研究員郭凡禮指出。
此前,復星醫藥也通過戰略投資入股了和睦家醫院,希望在高端醫療市場分羹。
這與六七年前的投資環境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處在鼎盛時期的華源集團曾有意接管上海幾家醫院時,遭到了上海市衛生局的反對。理由是一旦大型藥企控制藥品、醫療器械的銷售終端,勢必會影響到終端市場的公平和良性發展。
美國醫療國際集團副總裁楊世春指,正規醫療機構,年利潤在20%左右,並不是暴利行業,這個行業最大的優勢在於是朝陽行業。雖然週期也較長,但收益穩定,回報可觀。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8/1042203.html
隨 著新醫改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的擴大,以及醫保報銷比例的提高,過去「小病上藥店」的人們開始「小病進社區」,這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過去靠「賣藥」為生的零售藥店開始面臨生存挑戰。
藥店難替藥房
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都已經放開醫保的「門診統籌」,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不僅可以享受住院報銷,到醫院門診看病也可以直接報銷了。但這一惠民政策的推廣,卻因為忽略了對零售藥店體系的考慮而導致零售藥店生存維艱。
7月初,《廣州市城鎮基本醫療保險普通門診醫療費用統籌辦法》出台,在社區醫院看病,只要在醫保覆蓋的醫療項目和藥品目錄內,看個小病花費100元可直接報銷75元。
這本來是惠民措施,但隨著新醫改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和報銷範圍的擴大,以及報銷比例的提高,過去「小病上藥店」的人們開始「小病進社區」,這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過去靠「賣藥」為生的零售藥店開始面臨生存挑戰。
而據廣東藥店聯盟的統計,今年上半年,廣東社會零售藥店整體收入降幅在10%~15%之間。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截至2009年底,全國藥品零售連鎖企業為2149家,下轄門店13.5萬多家,零售單體藥店25.3萬多家,零售藥店門店總數達38.8萬多家。
在中國藥品市場的分佈格局中, 由於醫藥不分家和以藥養醫的體制,醫療機構銷售的藥品佔了七成,零售藥店只有三成。
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中國藥店終端市場總規模達1761億元,增長率為15%,相對之前,增速放緩非常明顯;而2010年醫院終端市場總規模為 5283億元,增長21%,連續三年增長高於藥店終端。2010年,藥店終端在藥品終端市場佔比回落至25%,為近五年來的最低點。
廣東金康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董事長鄭浩濤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醫改政策中涉及到的醫療健康領域的方方面面幾乎見不到對零售藥店有所提及。「政策上不一視同仁,自然導致了零售藥店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
「零差率」衝擊藥店
正在實施的基本藥物制度,基層醫院執行基本藥物「零差率」,凡是《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內的藥品,由國家發改委統一定價,地方政府執行地方中標價,取 消醫院15%藥品加成之後,基層醫院享受財政補貼。不過,銷售同種藥品的零售藥店卻享受不了這個待遇。「賣基本藥物,藥店不賺錢,還可能貼錢。」江西開心 人大藥房董事長梁永強告訴本報記者。
另外,根據現行的醫保報銷政策,即便醫保定點藥店能享受基本藥物「零差率」的財政補貼,病人在藥店刷醫保卡也僅僅是個人賬戶基金而不是統籌賬戶基 金。比如在廣州,病人在基層醫院買10塊錢的基本藥物,只需個人掏2.5元,但到醫保定點藥店買同樣的藥品,即便刷醫保卡基金也需要掏10元。
不久前,在一次行業論壇上,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於明德說,目前,醫保定點藥店僅佔全國零售藥店總數的34%。「如果在未來,政府選擇了持續擴充醫保定點藥店的數量,選擇了充分發揮零售藥店在藥品供應方面的作用,也就是選擇了『便民』。」
而商務部市場秩序司藥品流通處處長王勝利則在近日「廣東藥店聯盟成立大會」上提出了他的看法:「藥店零售終端應該和基層醫療機構一樣享受醫保報銷費用,在那裡購藥享受同比例的報銷,至少大家有一個選擇,也有一種制衡。」
不過,從現實來看,放開零售藥店醫保報銷,解決社區醫院藥房與零售藥店競爭的問題,給零售藥店體系生產發展空間,這條路還很長。去年5月,商務部曾 在其公佈的《全國醫藥流通行業發展規劃(2011~2015年)》(徵求意見稿)中提出:「社區醫療機構藥房和現在的零售藥店要一體化,有零售藥店的地 方,社區醫療機構不應再建藥房。」
但在今年5月5日正式公佈的《全國醫藥流通行業發展規劃(2011~2015年)》中,原來「藥店代替藥房」的提法卻已經消失,只是提及「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深入和醫藥分開的逐步實施,鼓勵連鎖藥店積極承接醫療機構藥房服務和其他專業服務」。
業內普遍認為,即便這一政策能順利落地,零售藥店依然面臨醫保報銷方面的劣勢。鄭浩濤認為,應該把醫保門診統籌基金的一部分放到醫保定點藥店來,讓參保人在醫院和藥店享受同樣的報銷政策,同時藥店行業也能得到新的發展空間。
中小連鎖藥店轉型刻不容緩
由於深受新醫改政策衝擊,現在零售藥店已經進入了微利時代,梁永強向本報記者透露,除了海王星辰等大公司的毛利率還能保持在40%上,一般連鎖藥店的毛利率只有25%~30%。
同時,商務部「醫藥流通『十二五』規劃」也在積極推動零售藥店業的整合,王勝利向本報記者提及,「十二五」藥品零售行業連鎖百強的市場份額要達到60%以上,而現在只有39%。
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內零售藥店業呈現出兩種趨勢:大公司全國擴張或區域擴張,中小連鎖藥店區域結盟。
「現在連鎖藥店業大公司正在通過收購兼併繼續擴大,但對於一般的中小連鎖藥店而言轉型刻不容緩。」鄭浩濤認為,多元化經營是中小連鎖藥店轉型的必由之路。
而本報記者也注意到,近兩年中小連鎖藥店紛紛往多元化經營轉型,除藥品之外還開發了藥妝、保健食品等大健康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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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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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21日發佈的《2011年藥品流通行業運行統計分析報告》顯示,2011年,藥品批發直報企業資產負債率高達74 .1%,而中國醫藥商業協會對25個省市44家藥品批發企業2011年應收賬款情況開展典型調查的數據顯示:藥品批發企業對公立醫療機構的平均應收賬款周轉天數為131天,應收賬款總額434 .7億元,佔對公立醫療機構營業收入的36.3%。
商務部據此稱,醫療機構嚴重佔壓批發企業資金,不僅導致依靠銀行貸款採購藥品的批發企業承擔著沉重的財務費用負擔,而且嚴重影響了整個藥品流通行業現金流狀況,制約了流通效率的進一步提高。
拖欠貨款實是變相返利
社科院研究員朱恆鵬對此有更加直觀的分析,他認為,拖欠貨款事實上是變相返利,400億元拖欠半年意味著醫院可得10億-20億元的利息收益。
另有北方某藥企負責人對南都記者稱,有一些醫院是今年還去年的款,但同時今年又繼續進貨,這相當於醫院始終佔用著企業的一筆數額不小的資金,給企業的資金周轉帶來壓力。而作為企業來講,資金周轉關乎到企業生存,「還好銀行肯貸款給我們,碰上這種事情(指醫院拖欠賬款),實在不行還能找銀行貸款周轉一下,雖然要付點利息,但總比周轉不靈好。但是對一些小一點的企業,可能醫院拖著拖著就把企業給拖沒了。」該負責人坦言。
商務部的這份統計報告,並沒有把醫療器械納入其中,然而有不願具名的醫療器械供應商對南都記者表示,相對於器械,藥品的回款情況「已經是相當樂觀了」。他透露,某三甲醫院兩年前欠的兩台設備的錢,到現在還有50%沒有結清,而據瞭解,這種情況並不鮮見。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這兩年裡,該醫院建了新的大樓,「看到新樓,想到裡面有一部分是我們被拖欠的設備款,真是一種有苦說不出的感覺。」該供應商苦笑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該醫院落成新的大樓之後,又再度向該供應商提出設備購買。該供應商坦言,現在已經是騎虎難下了,「不賣吧,怕關係搞砸了,以後回款就更加困難了;賣吧,又怕跟之前一樣欠兩年,等於說我又得把一筆錢押在醫院裡面出不來」。
據瞭解,醫藥和醫療器械企業面對的這種「欠新賬,還舊賬」的問題並不鮮見,甚至在有些地方還成了「潛規則」。有經濟學家指出,這種行為實際上有點類似於非法集資的「旁氏計劃」,然而與後者不同的是,醫院佔用企業的資金幾乎是沒有成本的,相反地,有時候企業為了加速資金回籠速度,反而得付出額外的成本。(
醫院拖欠企業賬款,除了給企業經營帶來嚴重問題之外,還會帶來其他一些問題。有醫藥業內人士對記者透露,有些地方的基藥製度在實施過程中,遭遇到部分藥企停貨,這使得各地招辦承擔了各方面的壓力,只能以取消中標資格的措施強行使藥企供貨。出現這種情況,除了有個別藥企低價中標不供貨之外,也與基藥壓款有很大關係。據悉,雖然基藥的價格低,而且資金數目總額也不高,但是,基層醫療機構的拖欠情況並不亞於大醫院。
醫院回款監管無力
某藥企政策研究人士對南都記者分析,通常來說,民營醫院的欠款情況要比公立醫院好很多,然而,不管是民營還是公立醫院,碰上欠款問題,他們一般還是會採取「私下溝通」的形式,甚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廣東法院系統的相關人士也對記者證實了這種說法,他認為,大醫院,尤其公立醫院,大部分都有足夠的償還能力,之所以產生拖欠賬款的問題,是在於相關利益方,比如院長和科室主任等,能從其中獲得好處;而且對公立醫院的相關負責人來說,主要考慮的是購買藥品或器械前的程序合法,因為這涉及到國有資產的問題,但貨到後錢最終付了沒有,拖欠多久,這個對於公立醫院以及大部分公立醫院的主管單位衛生部來說,根本沒人管,也沒人有動力去管。
其次,很多企業跟醫院已經形成了長期的業務關係,而且,醫院通常在其中是處於強勢方,因為很多企業的很多產品,包括藥品和器械,同質化非常嚴重,因此,找誰買,對醫院來說問題不大,但對企業來說,除了北上廣深的這種大城市,一般來講,一個城市的大醫院就那麼幾家,不可能為了幾筆欠款而冒著斷絕長期業務關係的風險去告醫院。而且醫療機構其實是一個不大的圈子,假如某企業告了某地一家醫院,可能當地甚至其他城市的醫院,以後都斷絕與該企業的業務往來,這無疑相當於切斷了企業的生命線。
制度層面暫無解決方案
然而,對於目前的困局,似乎解決的方法不多。某藥企法務專員對南都記者坦承,制度通常是最有效的解決辦法,但目前似乎沒多大可能形成有效的制度,真正管事的部門在衛生部,然而讓它去負責制定解決醫院欠款的規定顯然不太現實,而真正與企業相關,有動力去解決這個問題的商務部,又與醫院屬於兩個系統,插不上手。
最近,中國民營醫院中的「老大」博愛醫療集團,準備在北京籌建一家心胸專科醫院,與其在上海的遠大心胸醫院形成「一南一北」兩大高端心血管醫院。
事實上不止博愛醫療,目前在政策進一步鼓勵下,境外資本、民營資本都嗅到了市場風向標,紛紛加入醫療服務業。6月26日,大陸第一家台灣獨資醫院上海禾新醫院正式開業。
讓社會資本振奮的是今年3月份國務院頒佈的《醫改「十二五」規劃》,裡面提及「到2015年非公立醫療機構床位數和服務量達到總量的20%左右」。
不過,目前公立醫院數量上的壓倒性優勢及政府扶持優先權兩大籌碼,佔據了九成醫療服務市場。對於民營醫院將來能否整體達到「20%」的市場空間,業內還是打了個問號。到底私立醫院能否推開那扇由來已久的「玻璃門」,走向與公立醫院真正同台競技的舞台?
少數人的生意
剛剛開業不久的禾新醫院,坐落在上海徐匯區,設計風格滲透著藝術、小資氣息,軟硬件設施皆非常人性化。每一層樓都設有專門的病人休息區,備有咖啡和茶點,儼然一間小咖啡館。
禾新醫院由台灣聯新醫療集團投資創建,一期投資1.5億元,建築面積達15000平方米,有300多名來自兩岸的醫護人員,30 多個科室。
「聯新集團2003年就來到大陸,跟上海的公立醫院合辦了辰新醫院。」 禾新醫院院長張煥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辰新醫院的患者群七成以上是在上海工作的台灣人,禾新醫院會從辰新分流一部分病人,預計患者群仍以台灣人為主。
張煥禎也想做本地高端人群的生意。相比上海的公立大醫院,這些外資醫院的優勢就是,有專家團隊,看病預約制,不用排隊。
不過,由於缺乏本地醫保資質等先天優勢,注定只能做少數人的生意。上海遠大醫療集團總裁助理童穎告訴本報,在上海有好幾家裝潢豪華的外資醫院,因缺乏足夠的客源,到目前還沒正常運營。「想吸引本地高端病人?等上海的大醫院把特需服務剝離出來還差不多。」
目前,上海的三甲醫院普遍設有特需醫療中心,同時有關科室也提供標準不一的特需病房,此外,幹部病房和外賓病房也普遍對外開放。業內人士估計,實際的特需床位數遠遠超過了衛生部所規定的10%的上限。
最近,上海方面已放出風聲,準備把特需服務從公立大醫院剝離出去。不過,「怎麼個剝離法,現在還沒有細節。」童穎說。
目前,中國私立醫院系統大抵形成了幾大陣營:一是做的最早最大的民企系,尤以福建莆田幫為主,例如博愛醫療;二是上市公司類,如復星醫藥、愛爾眼科、康美藥業、馬應龍等先後延伸產業鏈至醫療服務板塊;第三是外資醫院,如台灣台塑集團的長庚醫院,聯新醫療的禾新醫院等。
「到目前為止,通過對綜合性醫院的管理獲得較大規模利潤的只有金陵藥業。」瑞銀證券醫療健康行業分析師季序我告訴本報,金陵藥業2011年淨利潤1.65億,其中宿遷醫院貢獻4500萬,但是其他上市公司投資的醫院要麼虧損,要麼淨利潤停留在幾百萬到1000萬之間。
博愛醫療廣州現代醫院院長王懷忠告訴記者,綜合性私立醫院前期投入太大,回報週期長,至少都要5年以上才能實現盈利,至少要8~10年才能回收投資成本。
夾縫中求生存
私立醫院在國內只有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卻經歷了種種艱辛。
改革開放之初,國內只有很小部分人有醫保。在那些以製造業起步的城市,打工族聚集的地方,開始出現了最早的民營醫院。
在廣州,建於1983年的廣州益壽醫院是全國最早的民營醫院,由港資和內資合辦。廣州益壽醫院院長邵可立告訴本報,當時民營醫院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國內多元化的醫療需求,起碼打工族看病,不至於等太長時間。
不過,民營醫院出現之初,大多以專科小門診為主,整體誠信度低,社會評價低。
民營醫院傷不起,邵可立說。第一大傷不起就是稅收,現在私立醫院每年要交5.5%的營業稅,以前還要交企業所得稅等,這對淨利潤率平均只有10%左右的民營醫院來說是一大負擔,而公立醫院是免稅收的。
第二大傷不起就是人才,邵可立告訴記者,現在公立醫院的人才很難出來,私立醫院一般只能找退休的專家和初級職稱的年輕醫生。
現在國家有這樣的政策——放開醫生多點執業,這樣私立醫院就可以成為公立醫院醫生的第二執業點。不過,醫生申請多點執業需要經過第一執業點醫院的批准。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坦言,沒有哪家公立醫院的院長會放人。
第三大傷不起就是科研,民營醫院既缺乏專家,也缺乏足夠的業務量,加上有關部門在科研上對公立醫院的傾斜,私立醫院要做科研比登天還難。
「在醫院審批上,要找很多部門,蓋很多章。有很多硬件方面的要求,建築面積、設備、床位,其實對於私立醫院來說,床位數這些不是關鍵的。」張煥禎說,私立醫院審批應該「減負」。
一個體制內聲譽正隆的名醫,和一個在全國最有名的醫院工作的年輕醫生,在制度與社會環境變化的當下,同時選擇離開公立醫院,為尚在半途的醫改闖出另一條縫。
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只有從體制中解放醫生,讓他們自由流動與充分競爭,才能真正讓市場來為醫生定價,讓好醫生為醫院帶來高價值,從而改變醫院靠藥品供養的畸形現狀,最終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當一些探索者勇敢走出醫院,卻發現能否繼續走下去,依然有賴於體制內的變革——如果不能納入醫保範疇,如果公立醫院不接受他們開出的轉診單,他們就不會有多少病人。
2012年所謂「世界末日」這一天,上海東方醫院知名血管外科醫生張強,和北京協和醫院腎外科醫生朱岩,都選擇離開他們棲身多年的公立醫療系統。
一個告別自己業已積累二十年的體制內聲譽,一個告別有百年歷史的中國一流醫院,他們的選擇,在公立醫院依舊是醫療市場絕對主流、無數人打破頭擠入體制內的今天,成為一種罕見的標誌性事件。
張強和朱岩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瞄準醫療市場金字塔的頂端,進入外資背景的私立高端醫療機構;一個走向塔基,按國外的家庭醫生模式創建社區診所。有趣的是,他們都選擇了提供相對高端的服務,因為這裡管制最少。
無論何種路徑,他們想擁抱的都是一個自由醫生的職業尊嚴。
他們的個人選擇,為尚在半途的中國醫改闖開了另一條縫隙——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讓醫生從體制中走出來,才能讓市場真正為醫生定價,也才有可能讓醫院不再全靠藥品供養,從而讓醫生回歸為醫生,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所謂自由執業,就是醫生不再僅僅受僱於一家醫療機構,而可以在多個醫療平台之間自主選擇執業地點。目前衛生部的規定在幾經放寬之後,依然尚未批准完全自由執業,而是限定醫生在得到第一家執業點的允許後,最多在三家執業點工作。
「從單位人,到社會人」
2012年的最後一天,張強一大早趕到上海東方醫院特需門診部,辦理了最後的離職手續,年終獎和12月的工資都沒打算要。
47歲的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決定脫離體制,成為一名自由的醫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海裡泡了20年,終於上岸了」。
在體制內工作了20年,張強稱得上功成名就。他的專長是治療下肢靜脈曲張,是國內第一個把腹腔鏡技術應用到血管外科的醫生,東方醫院的血管外科在他任主任期間全國知名,患者絡繹不絕。體制內的各種榮譽,他也都享受過:五四勞動獎章,各種協會頭銜,專業雜誌編委。
正因為成功,他的出走顯得很「另類」。
自1990年代後期,社會資本逐漸進入醫療領域以來,也有少部分醫生離開體制,但大部分是退休的、在原單位「待得不好」的、想賺大錢的,或者難於找到工作的新畢業生。像張強一樣年富力強的「體制受益者」離開的,鳳毛麟角。
「已經觀望了半年,只是需要一個導火索。」張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把這稱為是一次「自我重新探索」。他在東方醫院曾經努力探索特需門診,也就是高端服務,掛號費300元,患者享受高質量服務,預約看病,至少半小時的問診時間,甚至在做手術時可以點自己喜歡的音樂。
這是張強理想的工作方式,「最好手術後還能來杯咖啡」。
然而,在公立醫院的平台上,發展特需醫療瓶頸頗多。
首先是政府統一定價,很難高收費,先進的技術和好材料不能用。公立醫院的就醫環境也使特需大打折扣,「只是病房好一點,護士漂亮一點,推到手術室,一樣要排隊」。而他想改進醫療質量而推出的當日手術理念,也受限於公立醫院緊張的病床和手術室而難以實現。
最根本的是,特需醫療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天然存在矛盾,特需發展到一定程度,會佔用普通患者的就醫資源。
「公立醫院無法滿足高質量的醫療需求。」張強早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市場上漸漸傳出的特需門診會從公立醫院剝離的消息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晚走不如早走」。
這種圈內人看來非常冒險的選擇,張強本人並不糾結。1992年剛從醫學院畢業時,他就已面臨過類似的選擇:當時,全套引入美國辦醫理念的浙江邵逸夫醫院剛剛籌辦,美方院長寫了一封信給他,期待他能參與創辦邵逸夫醫院的血管外科平台。這位當時浙江省唯一的血管外科碩士,已經拿到浙江一所著名三甲醫院的工作機會,卻不顧全家人反對,去了邵逸夫醫院,只因為「聽說美國先進。很好奇,還會去香港培訓,我很喜歡」。
在那個中國醫院還是綠油漆的年代,邵逸夫醫院被中方認為「像賓館,哪像醫院」,「老外們在大廳裡放盆景,椅子全是沙發」。
對張強來說更重要的是,那些本來只存在於想像中的醫療理念一下子鋪展在眼前,他第一次接觸了可以電動的病床,第一次看到氧氣管不用塞在鼻子裡,第一次知道要用簾子把病人隔開尊重隱私權,第一次看見美國人用筆記本電腦,用互聯網查資料——張強因此成為浙江省第4000個互聯網用戶,很早便用互聯網查閱國外免費的醫學文獻。
也是在這裡,張強學習了腹腔鏡技術,掌握他日後行醫的殺手鐧。
這種遠遠超前的眼界,奠定了他日後的興趣和所有選擇的取向。而他的自由能成為現實,還與一系列制度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有關。
1949年以來,公立醫院一直佔據著中國醫療市場的主流,也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醫生們唯一的「棲身之所」。在1990年代後期民營醫院大量出現後,出現了許多「醫生走穴」的狀況,曾一度備受社會抨擊。1999年,執業醫師法出台,醫生多點執業被明文禁止。
直到2009年,衛生部出台《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醫生在不超過三個醫療機構多點執業。
不過,雖然制度允許了,但現實卻依然是無法打破的一塊堅冰。多位受訪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沒有哪個公立醫院院長會同意讓自己的醫生出去執業。
「公立醫院是一個封閉體系,不讓人出去,也不讓人進來。」張強說,「習慣了小農思維,你出去執業他們會擔心帶跑病人。」
於是,隨著在公立醫院探索高質量醫療的空間日益狹窄,加上上海又將成立兩個醫療中心,讓他覺得醫改的氣氛越來越好,他終於決定走出來,「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
2012年12月12日12點整,張強正式確定了他的第一執業點:上海沃德醫療中心,這是一個外資背景的醫療平台。在這裡,他將名片上的「張主任」改成「smile醫生」,辦公室擺著家人的照片,病人送的超人肖像畫掛在牆上,一盒鮮豔的紅玫瑰擺在茶桌的一角。
幾乎同時,年輕的朱岩也選擇像張強一樣出走體制內。
「協和的醫生都非常嚴謹,有奉獻精神,在目前的體制下,勢必收入非常低,年輕醫生根本買不起房子,更不用說結婚生子養老人啦。」朱岩今年32歲,山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進入大名鼎鼎的北京協和醫院,但九年之後,醫生的尊嚴感卻一點點幻滅。作為腎內科主治醫師,朱岩在協和醫院的掛號費僅僅5元,每月工資獎金加起來稅後七八千。這樣的工資現狀在北京生活並不容易,醫生要不甘於清貧,要不就收紅包、拿回扣。
而且,這個龐大體系裡淤積著大量醫生——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龔曉明曾對媒體說,協和醫院婦產科正高職稱有30位,副高職稱的也有三十多位——從上到下一層層排下來,資歷越淺的醫生機會越少。
在這個體系裡,獲得認可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科研論文發表的數量,這也讓更注重臨床技能的朱岩並不喜歡。
「我身邊的醫生,一半以上動過走的心思,」朱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協和醫院很重視年輕醫生的培養,也一直在努力改善年輕醫生的收入,但體製出了問題。」2011年,僅協和醫院內科的住院醫師就有十餘人辭職,有的出國行醫,有的去了大型醫藥公司,有的回老家繼續當醫生。而朱岩自己,在2012年和幾個朋友一拍即合後,離開國內最好的醫學平台協和,辭職創業,打算走一段「很長的黑暗路」。
有趣的是,新的信息技術出現,無論對張強還是朱岩來說,都是一個福音。比如,微博的出現,使得醫生無論在哪裡都能被「粉絲」找到。10年前張強從邵逸夫醫院離職到另一家醫院時,深深感受到的痛苦是,病人沒有渠道知道你去了哪裡,最初一個月他連一個病人都沒有。而如今,他不僅在微博上發了公告,收穫許多轉發與評論,而且他一直參與的網絡診療平台「好大夫」網站,也在他加盟沃德後首次把私立醫院納入網站關注範疇。
對朱岩來說,微博也是一個推廣平台。他的新浪微博名是「回到明朝當醫生」,他說明朝只是一種虛指,代表理想世界,在那裡可以做一名有尊嚴的醫生,重建醫者與患者之間古老的信任。
兩條道路
同樣離開體制,張強和朱岩卻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走向醫療市場金字塔頂端——私立高端醫療,一個走向塔基——社區連鎖診所。
張強看好高端醫療市場,他認為市場需求有層次,醫療服務就應該有差異。他對未來職業的規劃也是立體的,計劃分三步走:先簽約一個高端私立醫療機構。再簽一個公立醫院,借助其大型醫療設備,建一個靜脈血栓學科的培養基地,也可給普通病人看診,履行醫生的公益價值。此外還會再簽約一個國際化的醫療機構,組建醫療團隊。
沃德是張強簽約的第一家機構。這家成立於2009年的外資高端醫療中心,意在打造一個醫療資源整合平台,提供行政、護士、設備,而各類優秀醫生則在這個平台上貢獻他們的醫術,但不隸屬於這個平台。上海沃德醫療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方瑞敏說,「不組劇團,只搭舞台。」
張強和沃德的合作,並非傳統的僱傭關係。他在沃德幾乎不拿底薪,而是按照歐美的一般標準,和沃德按一定比例分成。「如果拿個百萬年薪,我就又成了它的僱員,又要受制於它的指標壓力。」而分成制,除了相應承擔風險之外,所有的社會保險、公積金等,都由張強自己繳納,他戲稱,「自由的代價是很高的」。
在沃德醫療中心,醫生是一切的核心。每個樓層都設有行政總監,專門為醫生協調各種事務。一台手術確定後,沃德要為醫生提供手術室,護士、麻醉師也要配套。在這裡,診療費遠高於公立醫院,達到次均1600-1800元,醫生與醫院都無需再靠藥品回扣「養」——據方瑞敏介紹,沃德的藥佔比(藥物佔醫院收入的比重)不到10%,而公立醫院通常高達50%左右。
有一個下肢靜脈曲張的菲律賓女病人,當張強還在公立醫院時為其做了一條腿的手術,另外一條腿則在私立醫院完成。兩相對比,看出區別:公立醫院的手術室很冷,病人下半身暴露,男性醫生與護士進進出出,術後住院兩三天;而在私立醫院,雖然價格貴了一倍,但一切都很安心,手術日期確定,護士先開好空調,麻醉師提前和病人交流15分鐘,術後幾個小時就可以下地走路。
不僅病人,醫生也獲得了尊嚴感。「以前在公立醫院當主任,大量的醫藥代表來巴結,很多病人求著你,那種體制帶來的權力感很醉人,但自由的感覺更好。」張強說,「世界比原來的圈子更大了,我的出診和手術流程,都是精益管理專家的朋友幫我設計的,幾點出診,怎麼跳台,非常科學。」
不過,在朱岩看來,專科路線更適合那些功成名就的「名醫」,而像他一樣的年輕人,還要尋找新的道路。
朱岩的創業夥伴,都是三十出頭,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多年三甲公立醫院從業經驗但又不甘於在體制內熬日子的年輕人。反覆商討後,他們決定深入社區,提供高品質的家庭醫生服務。
「強基層」是過去三年新醫改的重中之重,但儘管政府向基層醫療機構投入大量資源,卻依然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多少好醫生願意去基層,導致基層醫療機構診療水平參差不齊,難以得到患者的認同和信任,成為醫療市場最底層最大的難題。
朱岩們正是瞄準了這個困局中的機會,試圖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社區醫療平台,推廣家庭醫生理念。他給診所取名卓正,是希望醫療服務卓越,為人做事正直。
三個合作者之一的王志遠曾在花旗環球金融和摩根大通的投資銀行部門工作多年,為卓正找來了河山資本做天使投資人。朱岩並未透露具體的投資額,但其稱資金不會是壓力。「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長久的事業而不是買賣,不會為了賺錢而降低服務標準,這點雙方都有共識和契約保障。」
經過八個月籌備期,2012年12月,首批三家社區診所在深圳開門迎客,第四家正在籌備中。選擇深圳,是因為這裡行政效率相對高,且離香港近,患者更易接受新的就醫模式。包括朱岩在內,卓正目前有五名醫生,三家診所均開在深圳比較高檔的商業區或社區,診療收費參考香港模式,每次380元,包括診療費、三天的常用藥物和基本的化驗。
不過,運行近一個月以來,形勢並不樂觀——每天兩三個人的就診量顯示,建立口碑尚需時日。朱岩說,「雖然做了最壞的準備,困難依舊比想像的多。」
比如,問題之一是,轉診渠道的建立困難重重:目前公立醫院在設備、專科診療等方面依舊享有社區診所不具備的優勢,必須要在醫療市場上建立從社區診所到大型醫院之間的轉診渠道。
另一個問題則是無法接入醫保體系。診所定位是收入較高人群,他們往往繳納社保,在公立醫院看病不用掏錢,在診所卻得全部自費。
無論張強還是朱岩,他們都認為個體探索的最大風險來自政策的不明朗,「不知道我們這個方式政府會不會持續支持」。
萌芽的力量
在醫生仍基本留守體制內的背景下,張強和朱岩等人的逆向流動,會給既有體制帶來多大觸動?
「很多醫生在觀望,有好的平台可能就會離開。」張強的前同事、上海東方醫院微創外科主任胡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若有更多的平台和機會,體制內也不是鐵板一塊。他舉例說,上海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醫療中心,已讓很多體制內的醫生躍躍欲試。
隨著新醫改的推進,社會資本投資醫療日趨開放,使更多比1990年代民營醫院品質更高的醫療機構開始出現,為出走體制的醫生提供了更多可選擇的平台。
「我們的探索若能成功,將給體制內的人走出來的信心。」朱岩說,這就撕開了一條縫,新的體系生成,會倒逼舊有體系改變。
不過,早在2010年就已離開公立體系到民營昆明同仁醫院就醫的周樂今醫生卻並不那麼樂觀。曾經以80萬年薪力邀他加盟的這家民營醫院,在管理層幾經變化後,和周樂今理念不容,合同期未滿就將其辭退。2012年12月14日,他和昆明同仁醫院的官司剛剛二審勝訴。
「雖然從戰略角度看,民營醫院一定會越來越多,但目前90%的本土民營醫院管理方式還是很落後的,好平台還是不多。」周樂今說。
除此之外,依舊偏向公立醫院的既有政策體系,使體制內外落差巨大,不僅不能幫助醫生走出來,反而處處形成束縛。比如,在社會資源、學術資源、研究資源多被體制內「壟斷」的背景下,出走成本極高。
「用身份保障換執業自由,多數人不敢『冒險』。」多年跟蹤醫改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恆鵬說。他舉了一個案例說明整個體制對自由執業權的束縛。
2009年,昆明曾在全國率先開展醫師多點執業,時任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兼心內科主任的李易,帶領二十多位醫務人員以「社會人」的身份在多家醫院自由執業。但現在這個團隊卻逐漸回歸公立醫院了,體制束縛是很大原因——教學、科研資源集中在公立醫院;更關鍵的是,能否獲得這些資源並不取決於你是否有能力,而是取決於你的「公家人」身份。自由執業的醫生評不了職稱,當不了研究生導師,更為要命的是,退休後能夠拿到的養老金明顯低於擁有國有事業編制身份的醫生,儘管前者繳納的養老保險並不低於後者。
不過,生性樂觀的張強把這些看得很淡:「國內的學術機構排斥你,可以到國外更好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像李娜一樣!」
不過張強也有對市場成熟度的兩個擔憂。一是國內的保險市場尚不發達,而這是醫生自由執業的一個重要前提,一方面提供埋單者,降低患者負擔,另一方面也提供對醫療機構的第三方監督。
另一個懸在自由執業頭上的風險則是醫患矛盾的處理機制。當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關係不再是僱傭關係時,醫療風險如何承擔?「在國外,有專門的責任險可以購買,而國內尚不成熟」,如何在醫生、醫療機構、保險和患者之間建立更有效的信任與制約,仍是自由執業面臨的一道難題。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張強醫生的樂觀和自信。」周樂今說,若想真正實現自由執業,不對舊體制動刀很難取得實質成功。雖然很謹慎,但已經走出體制的周樂今依然很讚賞張強與朱岩,「雖然目前還是萌芽,慢慢不失為一種力量」。
在醫藥健康領域的跨界革命移動醫療衝擊之下,中國創業者首先從醫療健康類App開始自己的夢想。如何在兩千多款醫療健康類App突圍,規避監管,尋找到成熟的商業模式,正考驗著年輕的創業者。
健康革命,從App開始
54歲的王琪要挑戰「80後、90後玩轉世界的方式」——移動互聯網世界。
在這個新的世界裡,她擁有雙重身份。一方面,她是專家——北京婦產醫院產科主任醫師,她像在醫院時那樣接受「備孕」「保胎」等患者諮詢。另一方面,她也是用戶——幾年前她升格為姥姥,試圖指導女兒喂養外孫女,可女兒怎麼都不肯接受她的專業意見。
智能手機上的App應用能保護健康、挽救生命?至少在互聯網時代長大的年輕人是這麼認為的。
一款名為「春雨掌上醫生」的App(智能手機第三方應用程序)成了矛盾調停者。這位「50後」醫生不得不拿著蘋果手機,在App上幫著諮詢關於吐奶、哭鬧、便秘等兒科的常見煩惱。
毫無疑問,智能手機已經實現每天24小時如影隨形,而這正是創業者所樂見的——他們設想了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就醫場景:
一個小小的外接設備能實時監控你身體的各項指標,一旦出現異常,就會發出信號。下一步,它將自動連接最近的醫院,幫你安排一輛救護車;在你到達醫院之前,既往的病史、心電圖、血壓等多項數據已加入到醫生的病例庫中。如果有必要,你的資料會被發送到地球的另一端,出現在某位全球知名醫生的手機上。
「這不是科學幻想,這是正發生的醫藥健康領域的一場跨界革命。」從事移動互聯網產業研究的艾媒諮詢CEO張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這場革命即為移動醫療。艾媒諮詢剛剛發佈的《2012-2013中國移動醫療市場年度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移動醫療市場規模已達到18.6億元,預計5年後,將達到125億元。
對於絕大多數創業者來說,夢想首先是從醫療健康類App起步的。
就在2013年4月12日,一款以女性生理期管理為主的App產品「大姨嗎」獲得了貝塔斯曼亞洲投資基金領投、真格基金跟投的數百萬美元投資。年輕的創業者喊出的口號是:打造全世界最懂「大姨媽」的公司。
「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醫生
想從移動醫療市場掘金者,不止「大姨嗎」公司。「春雨掌上醫生」早在2011年11月就開始描繪藍圖。
這款App的創始人張銳喊出的口號是「身體不適問春雨」。這一問診平台「專注於醫院圍牆之外的健康諮詢與簡單問診」,最早從兒科、婦產科起步,目前的3.0版本幾乎匯聚了一家綜合醫院的所有科室,最新上線的是禽流感科。
在公共平台上,一位患者即向北京同仁醫院呼吸科主任醫師張友平提問:「昨天吃了雞肉,後來就發燒了,會不會是感染了H7N9。」
春雨掌上醫生包括自診和問診兩部分。在問診環節,用戶可以通過語音、圖文等方式,向五千多名來自全國的三甲醫院醫生提問。
在接下來的手機對話中,張友平詳細詢問了從醫院檢測報告到雞肉烹調方式等諸多環節。最後他答了兩個字:「不會。」
據張銳介紹,目前春雨掌上醫生採用用戶自由定價機制,「可以根據病情從0-25元的價格來獲取醫生的解答」,報酬完全交給醫生。
這種模式解決了過去互聯網問診中「病人問診時醫生不在,醫生回答時病人不在」的就醫難點,可謂「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我們之所以能做成這個平台,就是因為技術革新,媒介不同。」張銳說,一旦有人提問,醫生通常會在幾分鐘之內做出專業回答,每個月都有勤勉的醫生因此獲得上萬元的收入。
如今這個平台的用戶數近800萬,每天回答問題近萬個,已完成第二輪700萬美元的融資。
和「春雨掌上醫生」一樣,目前在中國能下載的醫療健康類App有兩千多款,大致可細分為健康諮詢類、健康傳播類、健康管理類等。比如,「5U家庭醫生」即為用戶可以通過此平台簽約一位醫生成為家庭醫生;「掌上藥店」則向用戶提供包括疾病、藥品、醫生、醫院、急救知識等自我診斷服務;「口袋體檢」則包括測脈搏、心理自測、聽力測試等應用;「杏樹林」則定位為「為醫生服務」。
根據下載排名,上述均排名靠前。杏樹林的創始人張遇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第一款產品「醫學文獻」目前已經有30萬用戶,覆蓋了國內超過10%的醫護人員。
有零星商業機會,無成熟商業模式
無論下載量有多麼讓人鼓舞,創業者和投資人最關心的問題還是商業模式。
曾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深造的張遇升系統總結了美國移動醫療的商業模式,主要針對五個對象收費,包括保險公司、藥企、醫生、醫院和消費者。
比如,Zocdoc是一家成立於2007年的公司,融資總額已接近1億美元。主要根據地理位置、保險狀態及醫生專業為患者推薦醫生,並可在平台上直接完成預約。Zocdoc採取對患者免費、向醫生收費的商業模式。每個月醫生需要支付250美元使用這個平台。按照Zocdoc公佈的醫生數量,其年收入應該在千萬美元以上。
而WellDoc是一家專注於慢性病管理的移動技術公司,主要向保險公司收費,其主打產品是一個糖尿病管理平台。患者可以用手機方便地記錄和存儲血糖數據,並且為患者提供個性化的反饋。該系統已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醫療器械審批,且在臨床研究中證明了其有效性和經濟學價值,因此得到了兩家醫療保險公司的報銷。
但這些成熟的商業模式並不符合當前中國以公立醫院為主,商業醫療保險也不發達的醫療現狀。
目前最有可能付費的一方是藥企。
「藥企賣藥給病人,總要通過醫生。」張遇升拿自己創辦的「杏樹林」為例,中國目前的醫藥企業每年收入8000億元,其中15%用於營銷,這裡面包括召集醫生開會宣傳,派醫藥代表逐個去拜訪醫生。
「未來我們不是直接向醫生推薦藥,而是通過介紹最新的治療方案、臨床研究,這裡面會包括某個藥品信息。」張遇升透露,他的App已經在與幾家藥企合作。
「掌上藥店」的收費方式與之類似。其創始人王宏林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未來主要是向上游收費,而不是向用戶收費。比如給一些醫療服務方或者藥品零售方提供客戶,從中獲取分成。
「5U家庭醫生」的創始人鐘宏把他的產品概括為一個醫療保健服務C2C平台(用戶-家庭醫生),用戶購買家庭醫生服務,5U作為中介平台收取一定比例的費用。
「春雨掌上醫生」的盈利模式也在探索中,他們實行在線服務付費,但付費用戶比例僅5%左右,且全部交給醫生。而免費問答的部分也是要向醫生支付報酬,這塊一直在貼錢。其餘的收益則來自一些尋求目標客戶的企業,比如母嬰用品。
「我們有零星的商業機會,但尚未發現成熟的商業模式。」張銳坦言。
調研移動醫療市場長達半年的張毅指出,當前App創業者的運作要點主要是用戶積累,其關鍵點在於數據的採集和利用,而盈利模式體現在廣告、增值服務和在線問診等,大多數公司側重於夯實用戶基礎,然後再嘗試變現。
移動醫療創業者的「錢景」
作為一項新興產業,醫療健康App的未來之路並不平坦,首當其衝的是對其專業性的質疑。
科學松鼠會的創始人姬十三近期特地關注了App Store裡的健康類免費排行榜,這位「謠言粉碎機」的倡導者把這些應用稱為「謠言大全」。「真有人下那些東西,遵照其方法養生健康嗎?」姬十三問道。
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姬十三指出,除了丁香園、好大夫在線、春雨掌上醫生等具有專業背景的團隊,以及一些工具類(如跑步、計時類)產品,其他大部分有內容提供的App,其健康內容大都經不起科學推敲,這與健康醫療類圖書市場的亂象如出一轍。
另一個擔憂是,一些提供類似醫生患者對接的平台,該如何把握諮詢和診療的邊界。一旦跨過了診療和開處方藥那條線,遠程醫療的風險和監管都會隨之而來。2012年7月,美國已正式通過對醫療類App的監管法案。
中國會不會「跟風」出台類似法案,這對創業者和投資者都是一個考驗。春雨掌上醫生首席醫療官盧傑強調,現在公開發行的App裡面,大多不能稱為醫療App,而算是健康類App,而「Mobile Health」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移動健康,而不是國人常說的移動醫療。
另一個盲區是消費者究竟要什麼。張毅主持的一項針對手機用戶的調研顯示,當前用戶最期待的三大功能是電子病歷、預約掛號和用藥提醒。張毅建議,創業者可以先滿足這些基本需求,才可能增加用戶粘性。
張毅預測,未來5年內,在中國移動醫療市場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三大電信運營商將成為該產業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者,在整體市場上將佔據超過一半的市場份額。在這些國字號企業的主導下,中國的醫院才可能實現內部信息化,進而是整個醫療系統信息化,而創業者們如今更關注的是埋頭做好自己的產品,完善用戶體驗。
「我剛才在車上換了6個廣播電台,其中5個在放醫療保健品廣告。」出身傳統媒體的張銳說,「但這不是移動互聯的創業者們想掙的錢。」
名詞解釋
移動醫療由國外「Mobile Health」衍生而來,即通過移動通信技術,例如PDA、移動電話和衛星通信等提供醫療服務和信息。具體到移動互聯網領域,則以基於安卓和iOS等移動終端系統的醫療健康類App應用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