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百富榜變「殺豬榜」

2009-12-28 台灣商業周刊

在中國，當富豪的下場是什麼？

根據胡潤研究院的統計，在一九九九至二○○八年的十年間，總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位進入《胡潤百富榜》，曾經發生「變故」的富豪已經有五十人，其中被判刑的有十七人、尚未宣判者兩人、正在調查者十一人、下落不明者七人、曾被調查者七人、去世者六人。

有些被點名當上富豪的企業家，一聽到上榜，嚇得趕緊動用關係或是花錢，希望在富豪榜上除名，以免日後引來殺身之禍。

為什麼在短短十年之內，中國富豪多人落難？而為何《胡潤百富榜》也由富豪「榮譽榜」轉變為網友戲稱的富豪「殺豬榜」？《中國福布斯落馬榜》的作者、北京資深律師陳曉峰歸結了幾個原因：

禍因一：宏觀調控炒作過頭的企業，易成祭品

一、每三到五年，中國經濟必有一次宏觀調控，調控的主要對象都是民營企業。

例如，原德隆國際投資控股公司總裁唐萬新（二○○三年《胡潤百富榜》排行二十五），以股票炒作發跡，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間，入主新疆屯河、瀋陽合金、湘火炬等三家傳統國有企業，形成旗下公司相互控股的局面，再利用提升個別公司價值，進行炒股，在股市上實現鉅額利潤。

唐萬新甚至參股多家金融機構、控制更多金融資產；還透過這些金融機構，以高利率為誘因，向民間吸引資金，這種融資、收購、再融資、再收購的資本市場操作模式就如同老鼠會一樣，迅速將德隆集團旗下的資產吹得像氣球一樣大。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曾經在二○○○年就提出警示，唐萬新所經營的德隆的體系結構與斂財模式不可能持續，而投資德隆股票者必定血本無歸。

果然到二○○四年四月，三家國有企業股票崩盤，上海市法院也開庭審理兩起有關德隆的案件，各地債權人紛紛透過法律途徑向德隆索債，總計唐萬新違法吸收公共存款人民幣四百五十億元，此案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甚至被稱為「中國證券第一案」，像這樣因為誤判中國宏觀形勢，成為整肅對象的富豪例子屢見不鮮。

禍因二：區域鬥爭想往外發展，卻被發跡地整肅

二、中國地大，有著楚漢分明的特點，這讓試圖透過全國布局，整合各區域優勢的企業，無意間成為區域鬥爭中的犧牲品。例如原華晨集團董事長仰融（二○○一年《胡潤百富榜》排行第三），一九九一年與瀋陽市政府合資成立瀋陽金杯客車製造公司（簡稱瀋陽汽車），並成為中國政府推動第一家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的中國公司，還透過成立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控股，指定仰融全權經營。

但二○○一年，仰融打算將投資戰略從遼寧瀋陽轉向浙江寧波，對遼寧省政府來說，這個省級政府的重點龍頭企業是經濟的一大支柱，怎麼可以輕易放手？

於是在二○○二年三月，遼寧省政府宣布基金會所有股權均為國有財產，並解除仰融在華晨中國的總裁職務；同年十月，遼寧省人民檢察官以涉嫌經濟犯罪為由批准逮捕仰融。

這種中國區域間的隱性競爭，著實讓中國企業家成為鬥爭的犧牲品。

禍因三：體制轉變依附人脈若被清算，跟著遭殃

三、中國社會仍處變革期，變革意味著對現有體制突破，因此企業家不可避免的因為體制轉變而帶有「原罪」，而對「原罪」的清算也讓中國企業家陷入險地。

上海社保基金的案子或許可以做為這樣的例子。上海市社會保險基金是社會福利架構的一環，依規定任何人都不得挪用。

二○○二年，神秘富豪張榮坤（二○○四年《胡潤百富榜》排行三十九）崛起於上海商界，成立福禧投資有限公司，以人民幣三十二億元向上海市政府收購上海路橋發展公司九九％股權，獲得滬杭高速公路的三十年經營權。此後陸續競拍各地高速公路上海段的使用權，贏得「公路大王」的稱號。

不過這些收購資金全部來自上海社保基金。一個出身蘇州貧困家庭的小孩，為何可以取得這些資金？又如何能輕易標到政府的標案？最主要的理由是張榮坤有計畫的經營政治人脈。

在蘇州當地有一個五星級國有賓館——東山賓館，曾經是上海政府官員與國企高層的出入場所。張榮坤想盡辦法出入其間，進而熟識當時在上海電力公司擔任辦公室主任的韓國璋以及在上海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韓方河，進而搭上從上海電力公司出身、後來成為上海市委書記的陳良宇，以及後來在上海社保局擔任局長的祝均一。

二○○二至二○○五年間，上海社保局多次動用社保基金向張榮坤旗下的上海沸點投資公司放貸人民幣三十四億五千萬元。張榮坤則多次行賄韓國璋、韓方河、陳良宇、祝均一等人總計將近人民幣三千萬。

二○○六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黃菊罹患癌症，因此離職休養，中國中央將矛頭轉向上海幫，開始調查上海社保基金案件，涉案人數超過五十人，除了張榮坤遭判刑十九年，曾為上海首富的周正毅也受牽連。

原本企業家經營政治人脈，就是為了獲取重大財富，在依附的政治人脈遭到清算的時候，企業家變成為鬥爭下的祭品。

二 ○○九年《胡潤百富榜》上榜的一千位企業家中，有一百四十七位是中國全國人大代表或中央政協委員；一方面顯示中國積極發展經濟，認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卻顯示中國企業家為了生存，經營政商人脈成為不得不然的舉措。只是該與政治靠多近？就成了中國企業家不得不思考的難題。

中國富豪很難當？牛仔式資本主義，用槍解紛爭

美國《時代》（Time）雜誌在二○○八年曾經發表《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當富豪》〈Why not to be the richest man in China〉的文章，引用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茲威格（David Zweig）的說法，中國近年來對富豪的審判行為，反映的是「牛仔式資本主義」（cowboy capitalism）。牛仔式資本主義是指當發生經濟方面的爭端時（例如早期美國西部偷牛事件導致的糾紛），雙方只能如同西部牛仔一樣，以槍戰解決紛爭。

由於中國對資本主義並沒有完善的監管制度，而企業家又只能從透過與政府關係交好，或是利用不法交易來賺錢的情形下，登上《胡潤百富榜》、《富比世中國富豪榜》的富豪們，就如同西部牛仔般，紛紛尋找有利的政治背景當靠山，這點就可以說明，為何有一五％的富豪取得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等政治職務。

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就引進政治「尋租」這個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來說明這種中國企業家的政商關係。尋租主要是土地所有人把土地出租，而承租人從中獲取土地和勞動創造出來的行為。

吳敬璉認為，中國政府提高干預能力，卻不能提供相應的經濟和市場發展所需要的服務，這使得企業家積極從事尋租活動，促使企業家利用非法的手段，從握有公權力的官員手上「購買」這些服務，導致政治人物貪污、企業家行賄。

此外，中國共產黨以社會主義為基調，富豪們若沒有表現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慷慨解囊風範，例如誠實繳稅、慈善捐款等，就會引起中國人民的反彈，進而成為中國宏觀調控下的標靶。

中國著名的財經作家吳曉波認為，一個處理政商關係的高手，秘訣似乎是：與政府走得很近、但不要與特定官員走得很近，絕不形成金錢上的對價輸送關係。

首富幾乎年年換人，富豪中箭落馬，就像《時代》雜誌所觀察，中國企業家「留在富豪榜上可能比上榜更難」，凸顯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富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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