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icai.com/news/2012/01/1376106.html
日,據有關媒體報導綠城在2002年進入浙江省舟山市房地產行業時,曾經向舟山市原市委書記、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張家盟行賄117.5萬元。
經過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證言,為感謝張家盟對舟山綠城項目支持和幫助,他以5100餘元/平方米的價格,將時價超過1萬元/平方米的面積達203 平方 米的一套杭州春江花月項目的商品房賣給張家盟。紀檢部門出具的價格鑑定顯示,認定張家盟以明顯低於市場購房價的方式收受宋衛平行賄款117.5萬元。
張家盟牽出宋衛平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區紫金公寓小區內,臨近河道,一幢帶院子的四層建築院門緊閉,透過門縫可見院內遍覆塵埃、落葉,已久未清掃。這裡曾經的主人正是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舟山市原市委書記張家盟。
從2010年4月3日,紀檢部門通報張家盟涉嫌違法違紀接受調查(參見《財經》雜誌2010年第8期「張家盟功與過」),至2011年歲末此案移送 福建 省廈門市中級法院,時間跨度近兩年,其間浙江舟山政、商兩界多位人士被帶走配合調查,包括張家盟髮妻繆咪紅。重獲自由後,繆咪紅偶回紫金公寓小院,但因房 屋封存無法入內,停留後悻悻離去。
2011年12月20日,廈門市中級法院一審認定張家盟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 產。事因張家盟任職舟山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綠城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下稱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舟基(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舟基集團)董事長黃 善年、浙江金湖集團控制人何春雷等五人在企業經營、項目用地、房地產開發和案件處理方面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共計735萬元。
而與當地富商巨賈利益往來背後不為人所知的是,張氏案發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為前「內地首富」黃光裕。以黃光裕案為導火索,時任浙江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王華元被查,牽出舟山商人虞松波,隨後「舟山首富」黃善年亦被帶走調查,張家盟應聲落馬。
在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少東、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及王華元之後,張家盟案成為黃光裕案「拔出蘿蔔帶出泥」後倒下的又一塊骨牌。
1956年出生的張家盟,生於舟山,浸淫當地政界數十年。他16歲起任中學教師,1974年就讀浙江大學,畢業後入仕,並步步陞遷,從舟山計劃委員 會副 主任到普陀區副區長,再任嵊泗縣副縣長、縣長,舟山市副市長兼市交委主任,直至2008年1月,由舟山市市委書記升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有魄力,也很獨斷,容易得罪人。」張家盟一位前下屬評價。在舟山當地,許多人對其落馬帶有嘆惋,蓋因其主政期間當地經濟的迅速發展。
司法判決書概括了張氏政商合謀的為官準則,這一準則貫穿其仕途,並滋生多起直接或通過親屬間接尋租的案例。
十天的上訴期過後,由於其並未上訴,案件至此已畫上句號,張家盟迎來的將是秦城監獄的服刑生涯。
綠城拿地享「關照」
依據2000年制定的《舟山市城市總體規劃(2000-2020)》,位於臨城新區的舟山市政府大樓所在區域,被規劃成中心城區。這個在張家盟治下建成,外形神似「盟」字的建築,亦一度成為當地百姓調侃的對象。
市政府大樓右側,一街之隔的是舟山市本島的第一個五星級酒店——舟山喜來登綠城酒店,酒店北面目前仍在施工的幾幢高層酒店式公寓,包括政府大樓左側不遠的房地產項目桂花城小區,都屬於起家浙江而蜚聲國內的綠城集團。
綠城集團成立於1995年,其董事長宋衛平少時隨父母由紹興嵊縣轉至舟山生活,1982年大學畢業後進入舟山市委黨校任教師,由此日後下海得到相關便利。宋衛平與張家盟早年亦已相識。
上述項目啟動於舟山市政府制定城區搬遷規劃後不久,張家盟時任市長,其間促成了宋衛平在舟山的第一樁「買賣」。
據判決書,2002年上半年,在張家盟的引薦下,綠城集團開始進入舟山市尚屬沉寂的房地產行業。綠城集團旗下舟山綠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舟山 綠 城)決定在臨城新區投資建設一個用地達150畝的五星級酒店,同時捆綁開發300餘畝的桂花城小區項目,張答應在用地和地價等方面給予支持。
項目建設初期,為解決上述項目土地審批問題,在張家盟過問下,舟山市國土資源局同意按桂花城項目分期繳付土地出讓金的進度,分批辦理兩個項目的土地使用證。同年12月,舟山市政府還以退還桂花城項目市政公用基礎設施建設費的名義,退給舟山綠城1568萬元。
2007年下半年,舟山市稅務部門對舟山綠城進行專項稅務稽查,發現該公司漏繳所得稅四五百萬元。為此,張家盟專門致電時任舟山市地方稅務局局長杜祖國,讓其關照,隨後舟山綠城僅補交數十萬元了結此事。
「交往」背後是交換。據宋衛平證言,2003年下半年,為感謝張對舟山綠城項目的前期支持和幫助,考慮到將來仍需獲得關照,在邀請張參觀綠城集團杭 州春 江花月項目時,建議張購買。後經時任舟山市政府駐杭州辦公室主任余宏忠協調,張家盟僅以5100餘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下203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該房產 時價超過1萬元/平方米,後登記在張氏夫婦女兒張翅名下。
張家盟落網後,紀檢部門參考浙江省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價格鑑定結論,認定張以明顯低於市場購房價的方式收受宋衛平賄款117.5萬元。
幾乎同期,浙江金湖集團控制人何春雷,同為土地而來。據其官方網站顯示,金湖集團從事塑料機械製造行業,總部設在舟山市,歷年產值均達數億元,工廠總佔地面積達900多畝。
何與張的「交往」始於2000年。當年金湖集團因擴大生產規模急需買地,經張家盟疏通後獲得舟山市經濟開發區120餘畝工業用地及相關優惠政策。2002年7月,在張的支持下,金湖集團再獲企業用地250餘畝。
半年後,張在土地劃撥上的慷慨獲得回報。2003年春節期間,何春雷以每平方米低於市場價7000元的價格,將其參股開發的上海古北國際廣場項目的一套商品房售予張家盟,後者由此獲利達126萬元。
張家盟的受賄款中,另有現金50萬元,來自華寶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舟山分公司原總經理張群力。
司法材料顯示,2001年1月,舟山市政府決定成立舟山擔保中心,經張家盟安排,這個極具政府色彩的機構由張群力擔任總經理。次年,在張群力要求 下,張 家盟再次推動市政府設立華力公司,並再次推薦張群力擔任總經理。此外,為提高擔保能力,市政府還在臨城新區劃出約100畝土地給擔保中心。
不過,上述機構、公司成立後,也就在2002年初至2004年,張群力聯合舟山市中輕原材料有限公司、舟山市中源貿易有限公司、舟山市元凱貿易有限 公司 等參與華力公司的增資擴股。隨後上述企業負責人退股,並將股份轉讓給張群力所指定的人。2004年4月,華力公司受讓舟山擔保中心42.96%的股份,由 此民營資本間接持有擔保中心約24%的股份。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擔保中心的土地進入市場,張群力即可通過土地增值收益獲利。為此,張群力多次要求張家盟幫 助爭取該土地的「農專用」指標,後者亦答應。
2007年下半年一天晚上,在聽說張家盟即將調往省裡工作後,張群力將一個裝有現金50萬 元的紙袋,送到張家盟位於定海區紫金公寓的家中。有趣的是,2009年10月張群力接受調查後,還特地趕到杭州告知張家盟夫婦,稱自己未交代送款之事。 2011年1月,舟山市國土資源局註銷了擔保中心的土地證並收回使用權。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24/100360423_all.html
年僅45歲的中共廣東省韶關市武江區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蘇力,於2月17日凌晨自縊而亡,如同演繹一段粵北山城的「官場魔咒」——就在不足兩年之前,該地前任區委書記鄔學新因個人經濟糾紛在卸任後自殺,後事正由蘇力參與料理。
韶關市政府2月17日上午即在網站發佈信息,通告蘇力身亡。 當日晚間,一份更為詳盡的政府通報稱,蘇力用睡袍帶子在其住宅陽台自縊,身體未發現外力暴力侵害傷,住宅沒有發現異常,並留有遺書。公安機關判斷蘇力為自殺。
通報對蘇力死因的初步分析是,其受工作上一些困擾,導致思想上產生很大壓力,出現悲觀厭世情緒,並且沒有很好化解而最終選擇自殺。
與同樣選擇自殺的前任不同,蘇力並非韶關本土幹部,其自縊消息傳出,家鄉廣東順德亦是嘩然,尤以塗料商界為甚。
2009年,為響應廣東省「雙轉移」戰略,作為省委選派幹部的蘇力牽頭,將順德塗料產業162家企業引入武江,成為他在韶關的政績重頭。故事與 慣常的招商引資並無二致。在蘇力主導之下,為吸引企業,當地規劃大規模的工業園區,承諾廉價的土地供給等優惠政策。然而,首次簽約兩年後,至今仍未有一間 企業實現轉移。
政策導向和社會環境正在悄悄變化。國家和廣東省對土地資源的使用趨向審慎,地方政府可控土地指標日趨緊張,徵地矛盾增多,成本劇增。武江力求一 舉建立的全國性塗料中心,未如蘇力和塗料商們的預期,正面臨徵地指標難以迅速下達、徵地推進緩慢等一系列問題,進展膠著。在韶關孤身走仕途的蘇力,突然以 死解脫,對本已波折不斷的塗料產業轉移而言,更如當頭一棒。
選調官員蘇力
對於蘇力的死,蘇力在韶關和順德的多位朋友都大呼「好震驚!」韶關市一名官員對財新記者表示,今年春節後還見他出席多項公開活動,未見異樣。
1966年11月出生在廣東佛山順德的蘇力,2008年調任韶關前,一直在順德當地任職。從教師做起,他先後擔任中共順德團市委書記、中共順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大良街道黨工委書記和人大工委主任。
2008年5月,廣東省提出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政策,欲將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實現地方產業升級轉型。同年7 月,為配合「雙轉移」政策,廣東省委選派30名優秀年輕幹部赴各市、縣任職。其中,從珠三角地區選派20名縣處級幹部到東西兩翼和山區擔任縣級黨政正職。 蘇力即在名單內,從順德大良街道黨工委書記調任至武江區擔任區委書記。
在蘇力的韶關下屬眼中,這位新領導對自己的形象很是重視,每每出現,西裝均熨燙得筆直,頭髮一絲不苟地向後梳起。其「做事較真」的印象也逐漸在韶關為人所知。其中一個細節是,蘇力每次發言的講稿,無論是否自己撰寫,都會親自謄抄一遍再用。
一位多次接觸過蘇力的當地媒體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蘇力做事謹慎,事必躬親,一個工業園的交通整治也會親自蹲點。 前述韶關官員告訴財新記者,蘇力到任後,其妻子和兩個女兒仍在順德。2月17日凌晨0點到1點間,其妻接到蘇力電話,發現其有輕生言語,就托蘇力司機前往他在韶關的住處查看。司機進門發現蘇力已經吊死在陽台。
蘇力自殺後第二天,在家屬的要求下,他的遺體被運回順德。武江當地政府出動了近30人的工作組陪同。蘇力在順德的追悼會哀榮之至,到場1000 多人,韶關市、武江區兩級政府200多人到場,包括韶關市紀委的領導人。佛山和順德市政府部門也有200多人到場。「800多個花圈啊,把整個順德的花圈 都買完了。」蘇力的朋友說。這被外界視為是為蘇力「仕途無污點」背書。
牽頭產業轉移
當過老師的蘇力,調任武江不久即提出「舉全區之力,創廣東省教育強區」的口號。然而,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更是「一把手」蘇力的執政重心。
武江區是韶關重點發展的新城區,區內重點開發的芙蓉新城項目是「新韶關」的所在地。蘇力的前任鄔學新在任時,引進了包括碧桂園在內的多個房地產 大項目,以房地產撬動經濟。但負面效應漸現,在國家統計局公報中,2011年韶關房地產價格相對升幅連續三個月位列全國前三。國家對房地產調控政策持續, 武江區依靠房地產獲得增長的模式將難以持續。
蘇力在廣東產業「雙轉移」背景下調任武江,承接順德產業轉移成為他順理成章的選擇。
2008年「五一」假期,已經到武江開展工作的蘇力,通過順德人梁志明找到了曾經的老領導,如今的順德塗料商會會長胡景釗,希望通過胡的牽線,引入順德的塗料產業。
彼時,順德塗料產業也正面臨升級轉型的瓶頸期。順德塗料商會會長胡景釗告訴財新記者,順德是塗料之鄉,全國50%的塗料產品來自順德。作為順德八大支柱產業之一,過去20年塗料產業和家電、家具等行業一起創造了「順德奇蹟」。
但順德塗料產業發源於上世紀80年代末,很多是手工作坊起家,大量中小塗料企業在安全生產間距、面積等均不符合2006年國家頒佈的《危險化學 品生產企業許可證實施辦法》的要求。在珠三角腹地的順德,土地資源緊張,很難就地擴大廠房,或者另闢園區。2009年是危險品安全生產許可證的換證期,按 標準,很多塗料企業無法換證。當年,順德塗料商會多方求情才暫時過關。
但和蘇力見面之後,各處考察的胡並沒有將武江視為轉移重點。當年6月,胡景釗在廣東鶴山參加一間塗料廠的奠基儀式,收到消息的蘇力,迅速派人到鶴山「劫走」了胡景釗和同去的好幾個塗料商人。
見面後,蘇力向他們介紹了武江發展的優勢,包括「大片的土地」,以及包括京廣鐵路、武廣高鐵、京珠高速、韶贛高速和正在建設的廣樂高速等在內的多條幹線通過該區。
此後,蘇力又組織武江區招商班子去順德招商,帶去了發改委、經貿局、環保局、安監局、科技局和銀行的多位一把手。
胡景釗告訴財新記者,2009年前後,廣東省內外很多地市均希望承接順德塗料產業轉入,「但沒有一個地市有武江的工作細緻、感人」。順德福派塗 料公司的總經理王志明說,雖然各地均給了相當優惠的招商條件,但蘇力出身順德更受信任,且蘇力和武江政府的熱情和執著,也讓很多企業感動。武江招商班子還 未離開順德,已經有很多企業表示願意投資武江。
2009年2月,在順德商會的組織下,162家來自順德、中山、廣州、高明的塗料以及配套企業和武江政府簽約轉移武江。武江區承諾提供多達8000畝土地作為塗料產業基地,首期1200畝土地,轉移27個企業。
「以往,談兩三年能談下來三五十個企業已經非常了不起了,」胡景釗說,「這次短短8個月,162家企業簽約,蘇力和武江區政府的效率非常高。」
簽約後,順德塗料產業「抱團」轉移武江的新聞成為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武江打造國家級塗料產業示範園區的表述不時見諸報端。
土地扼喉
讓蘇力和順德塗料企業沒有料到的是,產業園建設卡在了最基本也最關鍵的土地問題上。按武江的規劃,武江承接的順德塗料產業,將歸入東莞(韶關)產業轉移工業園(下稱莞韶產業園)。整個產業園分A區甘棠產業園和B區龍歸產業園。A區規劃用地9009畝,B區7723畝。
其中甘棠產業園,按計劃將劃出給塗料企業的首期1200畝土地,2010年底就該開始進駐廠家。然而,承諾的時限過去了,武江方面的反饋是:土地指標沒有下來。
韶關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財新記者,武江並不缺地。但目前,大規模的用地審批權上收廣東省。在「雙轉移」的背景下,廣東粵北各市都在努力 承接轉移,向省裡競爭土地指標是各地要務。韶關方面稱,緊鄰韶關的南雄市靠著引入精細化工產業創造了近年來為人樂道的「南雄模式」,也佔用了有限的用地指 標。
土地指標卡殼,企業無法進行廠房設計、設備購置等一系列升級或者轉移的準備。一位準備進駐的塗料商人說,當初簽約的企業,很多已經交了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的誠意金,有些企業主甚至已經在武江購買了房產。時間拖久了,企業主難免怨言,通過順德塗料商會催促武江給地。
「我們也一直在和武江區溝通,我和蘇力都很痛苦,但是土地下不來,誰也沒辦法。」胡景釗說。前述韶關官員透露,為了土地指標的事,蘇力還曾和韶關市的領導有過摩擦。
蘇力情急之下亦有行動。在土地指標尚未下發的情況下,莞韶產業園的甘棠片區(A區)的徵地已經實際開始。武江政府網公佈消息稱,至2012年2月,該片區的徵地、附著物清表、園區環評、園區安評等工作已完成。
甘棠村一位歐姓村民告訴財新記者,2009年到2010年,政府就開始在甘棠徵地,價格是3萬元/畝。但進展並不順利,一直拖到2011年年中才開始平整土地。
蘇力對此冷暖自知。武江區的芙蓉新城開發近十年,徵地推進緩慢,蘇力調任後也未能有所突破。而近年來廣東省因為徵地引發各類衝突不斷,地方政府想要複製早年以超低地價快速大面積徵地的模式,越發困難。
多次採訪蘇力的韶關媒體人士透露,因為徵地不力,蘇力在去年的工作會議上被韶關有關領導點名批評。
2012年1月,廣東省國土廳最終批覆了武江區2011年度第一批次和第三批次的城鎮建設用地,共計74.4公頃(1115畝),武江土地困局似有轉機。然而此時,塗料商人收到的消息是,塗料中心土地的出讓價格不得低於13.4萬元/畝。
順德塗料商會會長胡景釗透露,蘇力最初和企業談的土地價格,第一批為3.8萬元/畝,第二批4.8萬元/畝。可見蘇力預期的政府徵地價可能更低於這些出讓價格。
按照廣東省國土廳2010年調整後的徵地補償標準,武江區甘棠和龍歸的土地屬於六類土地。按批准土地面積和種類計算後,這些土地的補償費約2.8萬元/畝,若加上青苗補償費、安置補償等費用後,實際支出將更高。
13.4萬元/畝的土地出讓價凸顯了實際徵地用地境況的變化。企業主雖對土地價格上升早有準備,但一下翻了4倍仍難以接受。前述順德塗料商告訴 記者,為留住企業,武江官員向企業承諾,按規定先交錢買地,等投產後一個月,再將多交的土地金退還給企業。後來,又將退錢時間改為三個月。同時,武江的官 員還承諾承擔因退款導致的25%所得稅負擔。
按一期每畝退款9.6萬元計算,武江區政府在投產三個月後退回企業的土地出讓金達1.15億元,和2800萬元所謂稅收補償。如果全部8000 畝土地出讓都按此操作,武江區承諾的稅款負擔就到達1.7億元。無論以何種形式兌現,這平白增加的「優惠」負擔,對於2011年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僅 2.43億元的武江區而言,絕不是「好買賣」。
胡景釗和順德的企業主固然對武江的承諾感到滿意,但同時也擔心:「接近2億元啊,蘇力的壓力真是太大了。」胡景釗說。
牽頭人蘇力自殺後,新任領導能否兌現之前的承諾,商人們都沒有底。蘇力死後第二天,財新記者在甘棠產業園看到,整個園區除了門口的一塊介紹牌, 尚未有一間企業遷入。大塊平整後的土地上沒有作業車輛。龍歸產業園迄今停留在規劃階段,當地村民尚不知曉開發工業園事項,徵地也未曾開始。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一個嚴重依賴於煤炭的小鎮,如何轉型,如何升級?建山鎮的掙扎與夢想,是中國諸多地方的縮影。
「每晚12點前不敢睡覺」
蛇年正月初一,見到鎮黨委書記簡愷,問他的新年願望,他脫口而出:「如果能把鎮上的小煤窯都合併到英崗嶺煤礦,我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這是一個煤和瓦斯含量在全球排名都靠前的典型煤炭小鎮。它叫建山鎮,年僅27歲,位於江西省高安市(縣級市)西南部五十多公里。從地圖上看,它像一塊向南側置的金元寶。全鎮人口三萬多,人均壽命72.1歲。
小鎮的最大標籤是有一個國有大型煤礦——英崗嶺礦務局,以及7個私人開採的小煤窯。2012年,鎮裡六千多萬元的財政收入中,煤炭貢獻了三分之一。其中1800萬元來自國有的礦務局,180萬元左右來自小煤窯。
2007年簡愷到建山任職時,還體會不到小煤窯潛在的安全風險。直到2010年,發生了一起煤與瓦斯突出事故,死了很多人,他才真正感到切膚之痛。
建山鎮成立之初,工業結構單一,只有三個集體煤礦。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後,私營小煤窯開始出現。
煤炭逐漸成為建山經濟的支柱產業。鼎盛時期,全鎮三分之二的人是礦工。礦工子弟經常到鄉村學生為主的鎮中追求女學生。
但是,由於安全隱患多,開採成本大,鎮上的小煤窯開始逐步關閉,截至目前,只剩下7個礦井,大部分是外地人開設的。國有煤礦有專業的抽瓦斯的設備,要幾百萬元,但小煤窯大多買不起或者不願買。
鎮裡曾提出由鎮上的國有煤礦兼併,但國有煤礦不同意,認為買小煤窯還不如到貴州和內蒙古的露天煤礦去開採更划算。而且,多年來小煤窯和國有煤礦經常因為越界開採鬧矛盾,重組一直搞不成。
現行煤炭管理政策規定,這些小煤窯的開採和關閉權力歸省煤炭行業管理部門,但出了安全事故,一般按屬地管理原則來倒查責任,鄉鎮政府是首當其衝的擔責者。
「小煤窯存在一天,危險便時刻相伴。人命關天啊!我每天晚上12點前不敢睡覺。我們要背負巨大的思想包袱,要為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安全事故承擔無法預測的責任,更影響鎮裡的經濟轉型。」簡愷說。
煤鎮的烏鎮夢
靠煤炭過日子,不僅危險,而且不能長久。即使是尚有儲量的現在,價格受經濟波動影響也很大,2012年鎮上的煤每噸就跌了200元左右。
為了擺脫對煤炭的依賴,2007年小鎮開始了第一次的轉型。那時候正好趕上廣東省「騰籠換鳥」的產業轉移,廣東陶瓷業開始進入江西眾多鄉鎮。
引入陶瓷業之後,鎮財政連年增長。從2008年至今,每年增加千萬元,到2011年是五千四百多萬元,2012年是六千多萬元。
這些財力不少用在了修路上。目前進出建山的道路主要有兩條,一條2012年剛剛修好,另外一條只有6.5米寬,很容易出事故,現在正在籌錢打算拓寬。
但陶瓷也是個高污染產業,從2012年開始,小鎮不得不開始努力擺脫對陶瓷產業的依賴,重點引入電子電器和太陽能兩個產業。
但由於地理位置不佔優勢,兩個上億元的項目選址都在高安市新世紀工業園區,只是稅收全部歸建山鎮。
當地的硒資源(硒被認為具有抗癌功效),也被當成希望之一。建山鎮先後在淘寶和阿里巴巴上開了網店,銷售富硒農產品,同時成立合作社,鼓勵農民把富硒大米等農產品賣給合作社。稻穀也通常讓農戶自願跟合作社簽訂合同由後者代銷,合作社想辦法以高於市場價20-25元的價格賣出去,多賣的錢一般合作社收10元,其他歸農戶。
鎮上還試圖發展旅遊業,想重建一個古戰場遺址——有個叫做英崗嶺的地方,曾國藩和石達開的部隊在這裡打了半年仗,死了幾萬人,也因此得名英崗嶺。
「未來的轉型方向是打造旅遊休閒生態鎮,類似於烏鎮。」簡愷說。
坐慣了「冷板凳」的獨立學院,如今逆襲成了經濟強縣們的香餑餑,一場重金奪校的浪潮正在江浙等地上演。這是教育資源的民間自覺分配,也是經濟強縣打造的大學算盤,也成為當地城鎮化的助推器。
「人人皆知紹興縣百強縣的光鮮,卻不知紹興縣也有心病,我們一直未能擁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
15年前,潘夢潮曾見證浙江紹興嘗試引進大學失敗後的沮喪;15年後,沮喪業已為自豪所替代。2013年7月7日,這名之江學院建設指揮部辦公室主任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新校區即將迎來第一批大學生。
「大學夢」就在指揮部不遠處的早湖。寬闊的湖區上,散落著一幢幢裝修一新的大樓,網狀的水榭長廊,氣派的林蔭大道,單看校區,已宛如一座百年名校。
「我們努力了十多年。」紹興縣教體局局長蔣國洪此前對媒體細說其間的歷史意義,「之江學院整體遷入後,改寫了紹興縣有城無大學的歷史。」
這所在紹興幾乎舉縣歡呼的學院,全稱是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在教育部的辦學體系中,被稱為獨立學院,即普通高校與社會組織、個人合作,利用非國家財政經費舉辦的高校。
在高考生的志願表上,獨立學院是不受待見的三本;在大城市裡,它也經常是備受冷落的「棄兒」。與本校這類「高富帥」相比,它更像是「矮丑窮」。
然而,如之江學院,這類獨立學院近年來已呈逆襲之勢,成為一些經濟強縣爭搶的香餑餑。
不惟紹興,在浙江,有諸暨、富陽、臨安、桐鄉、海寧……在江蘇,有泰州、淮安、連云港、江陰……獨立學院和經濟強縣,正結成一個個新的校地婚姻。
而這場「離婚」、「再婚」的歡喜劇,卻是源於獨立院校5年前的一次危機。
2008年,教育部頒佈《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要求獨立院校要有兩個關鍵指標:一是校園面積不少於500畝,二是第三方投資註冊資金不低於5000萬元等。
浙江22所獨立院校,乃至全國的獨立院校,面臨一夜瓦解的擔憂。如之江學院,一直依託本校母體辦學,偏居於杭州鄉下,雨天一身泥,晴天則被城郊接合部的黃沙湮沒。校園面積和辦學資金遠低於教育部規定。
這場危機恰好遇上了諸多經濟強縣的大學夢。
「省會城市過於集中、地市縣高等教育資源比較匱乏,這一直是中國高等教育佈局潛在的問題。」作為浙江省第一家外遷的獨立學院,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副院長王金安分析說。根據城市發展的規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非常需要高等教育資源來支持。而在中國,目前重新創辦一所高校,要通過教育部審批,幾乎不大可能。「獨立學院因此成為比較好的稀缺資源。」
江浙兩省獨立學院搬遷路線圖。南方週末記者呂明合、實習生趙盼盼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何籽/圖)
「剛開始我們是被迫外遷,有點像棄兒,誰也沒想到現在竟成了寵兒,炙手可熱。」浙江一所獨立學院的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這無疑得益於城市之間的爭奪戰。「我們外遷之初,能意識到高校資源重要的縣市,還不是太多。現在很多地方,都在爭搶這個資源。」王金安說。
東方學院在三年前從杭州搬到海寧,這是較早的一次「聯姻」,東方學院也成為不少獨立學院搬遷之前探訪考察的對象。王金安已明顯感覺到這一輪搬遷潮的洶湧:「我們那時,投資協議裡還講教育投資的回報。現在所有的政府投資,都是不分紅。而且低價商品房、購房、交通補貼這些政策,也比我們優惠得多。」
爭奪「新娘」的戰爭已全面打響,各地「聘禮」也水漲船高。
浙江省教育廳高教處的一位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過去的幾年內,一直有地方政府的領導前來拜訪,希望能穿針引線,介紹合適的獨立學院落戶當地。
天目學院的老師對此有深刻的體會,一位要求匿名的學院中層幹部向南方週末記者抱怨說,在臨安,由於本校浙江農林大學的存在,天目學院一直「坐冷板凳」。「我們想找地方政府談辦學用地的問題,記得有次,人家來接待我們的只是個科長。」
冰火兩重天,諸暨的熱情則讓他們感到受寵若驚。除了諸暨市委書記、市長兩度主動來校拜訪,諸暨提出的方案則無疑打動人心。
「諸暨負責建設,學校負責辦學;諸暨市政府不參股、不分紅……新建校區資產登記在浙江農林大學獨立學院名下;諸暨每年投入500萬元支持學校引進人才,連續投六年;諸暨每年補助150萬元的交通補貼,連續補六年……」
「這是浙江省所有與高校合作辦學的地方政策中最優惠的。」浙江農林大學副校長鮑濱福毫不掩飾地說。
而回過神的臨安已落於下風。一位老師回憶說,在學校向臨安市通報整體遷往諸暨的初步設想時,臨安才匆匆向學校遞交了《關於合作共建天目學院的初步方案》,希望挽留天目學院。
但已於事無補,在天目學院黨委最後的民主投票中,諸暨方案毫無懸念地高票勝出。
之江學院的遷址也頗具戲劇性。在紹興之前,它已與杭州下屬的富陽市簽署框架協議,但半路殺出程咬金,最後卻被紹興挖角。
「我們那時候的條件不可謂不優惠。」富陽市富春街道辦事處主任陸文孝無奈地說,當時富陽土地成本是每畝約100萬元,給之江學院的只有22萬元,而且富陽市政府承諾提供1.2億至1.5億元的聯合辦學經費。
但在紹興10.7億投資、793畝土地、200多畝湖區的「聘禮」面前,富陽顯然相形見絀。這還不包括紹興將提供的低價教師公寓、交通補貼等。
優惠政策背後,是師資流失隱憂。當年杭州高校群體搬遷至下沙大學城時,就曾遭到質疑:這遠離主城區的文化沙漠之地,會否影響對學生的熏陶和教育?而今,大學直接遷出了杭州城,更難讓人接受。
知情者回憶,2010年,東方學院搬遷至海寧市時,雖然新校區靠浙江財經學院本部更近,但依然有教師寧可辭職,也不願去新校區教書。
而這樣的隱憂,在新一輪搬遷潮的學校中,同樣存在。
免費建校、動輒數億巨額投資、各類優惠政策……經濟強縣們的龐大投入,是一門精打細算的大學經營學。
東方學院現在海寧市長安鎮。王金安回憶,搬遷之前,長安鎮在海寧市轄區內是一個欠發達鄉鎮,周邊土地無人問津。如今,如雨後春筍一般,東方學院附近已經矗立起很多新樓盤。「學校對餐飲等第三產業的就業拉動是非常大的,同時直接提高了地方的文化品位。」
獨立學院周邊土地價格已是節節攀升。王金安記得簽約當年,東方學院周邊的房地產均價就漲了500元。而今,長安鎮樓盤下面的商舖,月租金已經過萬,一般的樓盤也要六七千元/平米。「以前財政每年是負的。有了學校的長安鎮,光財政有幾個億的盈餘。」
「這是合作共贏的事。」王金安說,如果東方學院沒有搬遷,還在省會城市,那麼注定仍「坐冷板凳」。「人家眼睛盯上的,都是更好的學校。」
「外遷,是高等教育資源重新佈局的一個機會,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新機遇。」王說。
「這應該是好事情。」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城市研究中心原主任姚士謀教授稱。大學過度集中在大城市,不是好事。現在的獨立學院遷到縣城,有利於城鄉一體化的建設。
「合作辦學有利於浙江農林大學天目學院的規範設置,同時也有利於諸暨城市內涵的提升,能推動浙江農林大學服務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實施,是一個多贏的舉措。」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褚子育在諸暨與浙江農林大學簽約儀式上的講話,無疑代表了官方對這一輪遷移潮的態度。
在陸文孝看來,這對目前正熱的城鎮化亦有裨益,「它對城市框架的拓展有相當大的作用」。
陸文孝說,富陽的高教園區,原來只是郊區的偏僻山地,現在已被列入杭州市100個城市綜合體中唯一的高教園。6公頃的大學城,現在規劃了房產、商業、科研的功能,一旦周邊的土地升值,前途不可限量。「現在土地已經有三四百萬元每畝的價格了,如果不急著賣,以後可能還會翻番。」
不過,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它們更看重的是高校資源對產業經濟的促進作用。「政府這樣不惜重金推出優惠之舉,是為了引才吸智。」天目學院負責人曾表示,為了支持諸暨的產業發展,今後學院將根據諸暨本土經濟,調整專業設置。
之江學院同樣對紹興做出了承諾。潘夢潮說,之江學院即將增加紡織、印染、服裝等專業,這些專業設置都是應紹興縣的需求而來。「他們(指紹興政府)已經替我們考察意大利服裝的技術,可以把整個系統搬過來。」
事實上,地方政府在選擇合作的獨立學院上也頗有講究。不看重天目學院的臨安,為了扶持青山湖科技城的發展,則花大力氣,專門引進了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信息工程學院。
而失去之江學院的富陽,更看重的是更有針對性的浙江中醫大學濱江學院,「富陽正在建設杭州新藥港,它(指濱江學院)對技術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無疑將帶來很多可能。」陸文孝說。
「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能成為嘉興、海寧的智庫,在服務地方經濟中發展自我。」王金安說。
不過,亦有人表示了審慎的態度。特別在目前地方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花巨資引進學術水平並不算突出的獨立學院,回報究竟是否划算;離中心城市越搬越遠的高校,師生能否與外界及時地進行學術交流和信息溝通,都尚是未知數。
「大家的期望值不要過高。」姚士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