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將公開原鳳城市委書記王國強逃美自述

中紀委將公開原鳳城市委書記王國強逃美自述

一財網 葉開 2015-03-18 11:04:00

《中國紀檢監察雜誌》今年1月份曾報道稱，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由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負責統籌協調。王岐山多次主持召開專題會議和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會議，研究部署工作。

讀書記：21世紀之貧窮者命運 海濱政經述-橡谷智庫

    美國一個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去美國底層實踐了一年，寫了一本書，談及美國的底層命運。

    我只看了片段，也已經明白她說的絕望。

    核心在於底層低技能勞工的收入，在居住、醫療的重壓下，幾乎無法維持生存。以時薪6-8美元的收入，甚至不能找到一個住所，只能住在汽車旅館，而汽車旅館40-60美金，會吞噬其一天的工資收入。沒有醫保，沒有穩定的生活費用，有時候不得不住在收容所里。

    貧窮的法則是：錢生錢，貧困生貧困。

    其實中國的讀者很難理解美國人寫的這本書。

    我解釋幾個細節，首先在美國租房，信用很重要，你倒不必像中國一樣付三個月、半年壓一個月，但仍舊要一壓一。有固定的工作，就能有信用，滿足後面的條件即可。問題的嚴重性在於，40%的美國人沒有超過500美金的現金。

     因此他們除了去收容所、流浪街頭、就是群租房和汽車旅館。即使是群租房，也需要付一壓一。汽車旅館日付，則會吞噬其日內收入，付完房租，再吃飯，就沒錢了。

    我上次寫我住在聖費南多谷，一個人類學教授的家里，她把房子租給幾個房客。其實那幾個底層的窮人是沒有辦法，只有這樣才能有住處。我當時對LA不熟悉，想住美國人家里，近距離觀察一下別人的生活，就接觸了真正的底層。

    其中一個創業的美國中年女性，苦到什麽地步？用單張面餅，卷一點生菜，就是一餐。所以，我吃不下去的美國雞腿，才三美金一大袋子，烘烤完了，他們也視作豐盛晚餐。

    那麽，你是否可以居住在車里，或者流浪在街頭露宿？答案是很難，美國是私有土地，私人家里絕對不可以去。公共地方很多時候會被警察抓。而美東的冬天漫長，不用警察抓，你已經凍死了。

    我在夏威夷島四處閑逛的時候，有一次在ewa beach，看見當地土著在沙灘樹林處搭建帳篷，住著一家人，幾個小孩。夏威夷氣候溫和，算是給了他們棲身之地。

    那麽，是否有足夠的創業機會？難。美國是一個發達經濟體，很多商業模式已經成熟，新興科技並不是底層能夠做的，需要知識儲備。另一方面是美國的藍領技術職位，比如泥瓦匠、油漆工、水電工等等，卻不是每個人可以做的，需要牌照。其實，美國的牌照制度是一個惡政，它直接堵塞了許多底層生存的機會。比如在中國，學徒工跟著師傅做一段時間，就可以獨立操作，慢慢獲得收入。

    但也相對來說，白人底層和黑人底層更慘淡，亞裔和拉丁裔則同樣處於底層時，卻有機會逃離底層地獄生活，什麽原因？

     福建人偷渡過去，往往在老鄉的店里打工，包吃住，或者違法群居，一個房子里擠滿人。做裝修工，不需要牌照，中國人又敢用，於是就能生存下來。

    諸如此類。

    我常常想，像我這樣的人，如果身無分文待下來，假如不用我過去的知識儲備，是不是會像這些底層美國人一樣，逃離不了底層生活呢？

    不一定。

    我可以去華埠洗盤子、送外賣、做清潔工、快遞、搬運工.....

     前提是要有個地方可以住下來，可以洗澡和洗衣服，幹幹凈凈去找工作，熬過第一天的餓肚子......

    或者去偷搶華人--因為其他族裔都已經不用現金了，淪為罪犯，進入監獄，從此輪回往複，直到死去；或者因為第一天找不到工作，餓肚子，去收容所，面容臟亂，繼續找不到工作。

     終於有一天，就像我在Santa Monica海灘邊，看見一個流浪漢，坐在人來人往的街頭，低著頭，不知道是沈思，還是精神已經死去，滿身骯臟，一家一當在一個看不出顏色的包里，人們經過其身邊，歡笑著，視若無睹.......

      中國這個地方，即使是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還有一百六十元一個月的鄉鎮房子可以居住，就在我最近開咖啡館的鎮上，還有泥水匠可以自由的做，還有工廠找不到工人，還有年輕人不願意去餐館做服務業，還有一塊錢的包子.....

       這並不是歌功頌德，而是說，一個國家發展到歐美這樣的狀態，總有一天，中國是不是也會進入這樣的狀態？使得每一個底層連住處都居然成了壓榨生命的要素，做工需要各種證書牌照，創業門檻高的驚人，因為即使你要報稅也要會計師幫忙的地步。

      那麽，這個世界通向何方？

      十年前，我企業破產，負債累累，重新做裝修公司起家，五年半還完債務，重新起步。這當中的歷程，黑暗期歷歷在目，常讓我環顧周圍的底層。而我正如那本書中的作者所寫，我們的精神世界迥異，可能當年我居住的貧民窟中，只有我維持著強悍的精神力量，我相信自己一定會重新出人頭地。因而在只能放一張床的房間里，和妻女一起熬過去，走出黑暗。

      我曾記得，幼小的女兒在那個狹小臭氣的空間里，歡笑著在床上跳躍。

       我明白，如果我們不能跳出這個黑暗的底層，女兒就有可能沈淪在這里，一代一代的傳承貧困下去。

      這段經歷，常讓我痛恨世界的不公，痛恨強權者控制世界坐莊的行為，痛恨人類的偽善，也因而對歐美中等所有所謂不同偉大的文明，均持有深深的懷疑。

       然而我也知道，這就是叢林世界的真實存在，從來沒有救世主，一切均要靠雙手打造。

讀《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員》--芭芭拉.艾倫瑞克。

吉林省委副書記竺延風接掌東風

據國資委新聞中心官微消息，5月6日，東風汽車公司召開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大會。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五局局長毛定之宣布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東風汽車公司主要領導變動的決定：竺延風任東風汽車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免去徐平東風汽車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職務，另有任用。

據澎湃新聞消息，今年54歲的竺延風曾是中國三大汽車集團中最年輕的帥才，38歲就出任有著“共和國長子”之稱的一汽集團“掌門人”。1961年出生的竺延風是浙江奉化人，1983年他從浙江大學化工系化工自動化及儀表專業畢業後，就進入一汽，從熱電廠儀表車間技術員開始幹起，歷任一汽進出口公司經理、一汽副總經理等職。

和竺延風打過交道的媒體人表示，竺“強勢”，“行事大膽”。1999年，竺延風剛一出任總經理，便對一汽內部大刀闊斧地重組，賣掉或者關掉產能低下的生產廠，放棄了一汽過去縱向整合的策略，清理效率低下的零配件廠。2002年，竺延風當選為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當時，一汽、上汽和東風占據了中國汽車市場70%以上份額。有趣的是，2007年末，徐建一接替竺延風，正式掌舵一汽集團。竺延風則步入仕途，調任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長，後任省委副書記。現在對於從官場再度返回央企的竺延風而言，8年似乎是他的一個輪回。

關於一汽、東風兩大央企換帥重磅消息早已在媒體圈內流傳。對此，5月5日，東風股份發布公告稱，為保證信息披露的公平、公正，該公司申請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5日起停牌，待上述事項核實並刊登公告後複牌。此外，一汽集團旗下上市公司一汽轎車也於同日停牌。

如今傳聞正變成了現實。據第一財經日報消息，在三十年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歷程中，尚未出現過競爭對手互換帥的先例。對此，業界分析人士認為，背後或許有全新的思維主導著央企改革。東風汽車公司與一汽集團實力相當，去年分別以380.25萬輛以及308.61萬輛的銷量位居十大車企銷量的第二和第三。

值得註意的是，汽車行業大佬們換帥的背後或許也隱藏著反腐的壓力。

此前，中央巡視組在2014年進駐一汽集團以及東風汽車公司，兩家公司的數十名高管被帶走和數百名員工受處分。其中，2015年3月，一汽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徐建一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於兩會結束後被帶走。截至目前，一汽集團董事長空缺已有一個多月。

據21世紀經濟報道消息，目前，東風和一汽的下屬子公司不斷有高管離開。4月底，東風雷諾、東風裕隆和鄭州日產三家東風的子公司，都有負責市場和銷售的高管遞交離職申請。

“大批管理者落馬和處分，一汽和東風內部觸動很大，內部原有的一套運行規則被洗牌，很多高管選擇離開，留下來的也很迷茫，不知道怎麽做事情。”接近東風的知情人士稱。

此外，對於東風汽車公司與一汽集團合並的傳聞，汽車分析專家孫木子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兩家車企當務之急是重構內部秩序，理順內部經營管理，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出現並購重組。這兩家車企1+1整合的難度極其大，大到難以想象，一汽集團以及東風汽車公司旗下均有多家合資企業，一旦合並涉及多方利益，各種利益關系極其難以平衡，合並可能性很小。

益陽司法腐敗案調查 公檢法都涉及，前市委書記也栽了

三名辦案法官沒事，三名審委會成員被查；據接近辦案法官的人士透露，審委會否定了合議庭意見，作了輕罰決定。

開庭前的賠償協議約定，證人不得作不利於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證言；果然，有證人出具證言，承認之前的證言不真實。

2015年6月4日，湖南省益陽市外宣辦發布消息：益陽市政法系統7名公職人員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他們包括：2個檢察官、3個法官和2個看守所民警，均被指與3年前發生的一起命案有關。

2015年5月13日，湖南省紀委宣布原省委副秘書長、曾任益陽市委書記的馬勇正接受組織調查。

審委會否了合議庭？

益陽市赫山區法院被帶走的3名法官都不是一般人——原院長謝德清，原副院長王茂華和刑一庭庭長劉非，均是該案一審審理時，該院的審判委員會成員。

而直接審理此案的合議庭三名成員，審判長彭輝、審判員姚和平、人民陪審員蔡俊青只是被叫去問話，至今安然無恙。

根據一審判決書，法院查明的事實是：

2012年11月4日0時許，被害人袁達力和朋友劉輝、葉曙明等人在益陽市一家名為“扇貝王”的海鮮店吃夜宵，因劉輝坐壞了凳子扶手，與老板胡雙福發生爭吵。後經協商，雙方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

袁達力感覺賠了錢很沒面子，說了狠話威脅胡雙福。胡雙福的大兒子胡勛燾拿起夾在衣服里的刀追向袁達力，小兒子胡勛恒緊隨其後。在扭打過程中，胡勛恒屁股被刺中一刀，袁達力身中5刀倒地。

後經法醫鑒定，袁達力被人用刀刺傷胸腹部致心臟破裂、肝臟破裂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引發呼吸、循環衰竭死亡。

2013年8月1日，益陽市赫山區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分別判處胡勛燾有期徒刑5年，胡勛恒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據接近姚和平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辦案法官之所以能安全著陸，在於他們堅持判處主犯胡勛燾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意見；不過，該案上了審判委員會討論後，合議庭的量刑意見被否定。

刑事訴訟法規定，對於疑難、複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行。

據接近赫山區法院的人士透露，在兩種情況下，案件會提交該院審委會審理：一是，合議庭意見與庭長意見不一致；二是，案件重大、社會影響廣泛，由院長提議上審委會。

在新一輪司法改革中，強化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規範審委會職能，都是重點內容，以去“判者不審、審者不判”的行政化弊端。

此案為何上審委會，審委會對此案的具體影響，官方尚未有明確的說法。南方周末記者上中國裁判文書網查看，發現本案一審判決書並未載明審委會的參與情況。

南方周末記者確認，2015年6月1日，謝德清、王茂華和劉非三人因涉嫌嚴重違法違紀，被湖南省紀委帶走。另據媒體公開報道，今年4月，謝德清被舉報賭博，王茂華被舉報攜情人到三亞旅遊，已經被免去了院長和副院長職務。

從輕處罰的理由

與三名法官同在6月1日被省紀委帶走的，還有益陽市第一看守所所長傅力可和第一看守所民警楊超。

2012年11月24日，胡勛燾被逮捕，就羈押於益陽市第一看守所；其弟弟胡勛恒被刑拘後，獲得取保候審。

被告人律師向法庭提交了五份證據，其中有兩份胡勛燾的立功證據，一份稱，胡勛燾在看守所里檢舉他人犯罪；另一份是立功受獎證書，稱胡勛燾在四川5.12地震救災中立三等功。

法庭認定了所有五份證據，而“看守所內的立功”對量刑起了作用。

判決書在陳述完合議庭意見後，有一大段“本院認為”的內容，闡明了從輕和減輕處罰的理由：兩被告人投案自首，並有揭發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現，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賠償和諒解，被害人也有過錯等。

據澎湃新聞報道，有兩個交叉消息源證實，胡勛燾的立功行為系造假，具體方法是“移花接木”，將一個制毒販毒者的線索“做”到了胡勛燾頭上，成了他的一個特大立功。

此外，赫山區檢察院公訴科副科長李欣健，赫山區檢察院監所科副科級幹部周力軍，目前正在接受益陽市檢察院監察室的調查。

2013年5月3日，益陽市赫山區檢察院向赫山區法院提起公訴，李欣健是該案的公訴人；據南方周末記者確認，周力軍在該案提起公訴期間，一直擔任赫山區檢察院公訴科科長，後來才被調至監所科。

檢方認為，胡勛燾、胡勛恒兄弟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死亡，應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責。

根據刑法，故意傷害致死的情形，起刑點是十年，最高可適用死刑；刑法還規定，基層法院管轄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此案在赫山區法院審理，意味著排除了判無期及死刑的可能性。一審判決顯然又低於法定刑。

有不願具名的益陽市法官分析，其他五人是被湖南省紀委調查，而李欣健、周力軍僅僅是被益陽市檢察院監察室調查，因此，他們二人可能只是存在瀆職行為，並未參與案件中的違法運作。

多賠15萬證人改口

“1、2、3、4、5”，袁達力母親莊冬元在兒子被殺時穿的血衣上，找到了被匕首刺穿的5個洞口，實在不相信捅了5刀，刀刀命中要害，卻只是失手殺人。

不過，此案一審判決後，被告人未提起上訴，而被害人家屬也沒有申請抗訴，當年案件開庭時，袁家甚至沒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在命案發生後的第三天，即2012年11月8日，胡雙福的妻子施梅祿與被害人父母就簽訂了一份“賠償協議書”，以90萬元換取死者家屬的諒解。

莊冬元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開庭前，對方的律師又找到了他們，願意在之前簽訂諒解書的基礎上，再簽一個補償協議。胡家願再支付15萬元，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這份簽於2013年6月24日的新協議，對被害人父母（乙方）提出了四點要求，均與法庭作證有關。

比如，乙方必須客觀真實地以證明的形式向司法機關陳述“新的案件事實”；還必須監督兩位目擊證人劉輝、葉曙明客觀真實地確認乙方證明內容的真實性；並且，乙方及兩位證人在協議生效後均不得再實施不利於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行為。

據莊冬元回憶，當時這份協議就是由對方律師擬好，他們負責簽字。此外，對方律師還交代他們在庭審時說話，一旦說話“15萬就沒了”。

被告人律師所在的律所主任塗金華不認可袁家的說法。他一再強調，這份協議擬定的原因在於，受害者家屬一直鬧事，並要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他看來，既然最終目的都是要錢，於是雙方商議擬定了這份協議。對於約定目擊證人不得實施不利於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行為，他表示時間已經太久，對於具體條款已經記不太清了。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被告人律師向法庭提交的五份證據，第一份證據恰好是2013年6月24日出具的。

被害人家屬、親友，及證人劉輝、葉曙明證實：胡勛燾與袁達力在奪刀過程中，失手將袁達力刺死；胡勛恒是在袁達力倒地死亡後因被袁達力刺傷憤而對其實施了磚砸腳踢的行為；證人劉輝和葉曙明還承認向公安機關做了不真實的證言。

葉曙明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自己當時簽完字就後悔了。他堅稱當時在公安機關所做的證言並無不實，之所以願意出具這份新的證言，是因為有死者家屬勸他“人已經死了，刑也會判，能多賠些錢就多賠點”。

前市委書記和浙江商人

在五份證據中，有一份證據別有意味：益陽市浙江商會請求對兩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

胡氏兄弟的父親胡雙福，是益陽浙江商會的副會長。多位益陽市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案發時的益陽市委書記馬勇與益陽浙江商會陳清之間關系並不尋常。

58歲的馬勇在益陽任職多年，2007年出任市長，2008年任市委書記，2013年又調往長沙，任湖南省委副秘書長（正廳級）。

一位益陽市處級官員用了“任性”來形容這位昔日領導的為官風格，為此他特別舉出一樁例子作為佐證。

2011年，馬勇的親戚找到時任益陽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主任鄧豐迪，要求對一個項目的招投標進行幹預。鄧並未馬上答應，而是發短信向馬勇請示。當天下午，鄧豐迪便接到通知，已經被免去公共資源交易中心主任一職，被調至益陽市統計局擔任紀委組長。

關於馬勇和浙江商會的關系，一位原益陽日報記者至今仍記得一個細節。有一次，浙江商會通知他去采寫馬勇書記視察香港城的新聞，到了現場才發現，只有馬勇一人在香港城的工地上，連秘書都沒有帶，“當時我就知道這條新聞沒法寫了”。

彼時，香港城的拆遷正陷入僵局，開發商陳清請求政府幫忙，馬勇孤身一人前來視察，“表明了此事在政府內部並未達成共識”。

2014年12月8日，陳清被湖南省紀委帶走配合調查；半年後，馬勇落馬。

香港城如今是益陽市中心最顯眼的爛尾樓。三年前命案的發生地，也正是位於香港城，胡雙福開設的“扇貝王”海鮮店，諷刺的是，這也是香港城唯一一家營業過的鋪面。

益陽市檢察院、益陽市公安局和赫山區法院均以案件仍在調查為由，拒絕了采訪。

據被害人姐姐袁英和目擊證人葉曙明透露，湖南省檢察院已經重啟對兇案的調查，他們都在6月7日前後被找去問話，問題事無巨細，問話時間長達六小時。

小米有了“黨委書記”

在中國非公有制企業中，超過半數已經建立了黨組織。

在民營企業的黨委里，無論“一把手”是否黨員，黨委（黨總支、黨支部）書記一職，大多是由公司內部的高層或中高層出任，但也有上級黨委委派的“外來戶”，如蘇寧集團。

在蘇寧新開連鎖店時，“黨員先鋒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裝修、櫃臺搬運、各種布置，黨員都是加班加點做的”。

2015年6月底，42歲的劉德有了個新頭銜。

他是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小米公司）聯合創始人、副總裁，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小米公司委員會首任黨委書記。小米是一家近年來迅速崛起、估值超過450億美元的中國民營科技公司。

事實上，民營公司里建立黨委，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期，而黨總支、黨支部等其他形式的黨組織成立時間，則要更早。

201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201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披露，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內地297.3萬個非公有制企業中，有157.9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53.1%。

《2013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在當時278.4萬個非公有制企業中，有162.7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比58.4%。

上級黨委“聯合推動”

小米公司創建於2010年3月，因在智能手機領域的成功，近兩年名聲大噪，成為“現象級”的明星公司。目前，該公司擁有員工超過8000人，黨員104人。

小米公司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14年4月，其已成立了中共小米公司黨支部。

此番小米公司黨委的成立大會於2015年6月19日舉行。與會者，除了小米公司的黨員員工，非黨員的公司高管，還有多位來自中共北京市委、海澱區委以及中關村海澱科技園的黨務系統官員。

據小米公司介紹，“北京市委組織部、市委社會工委和海澱區委，對於小米公司的黨建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前期也給予了很多的幫助和指導”。這是他們成立黨委的重要原因。

來自北京市委組織部的消息也顯示，小米公司黨委的成立，是由上述幾個部門“聯合推動”的，這是“為了適應（小米）公司經濟規模和黨員隊伍擴大的新形勢”。

在成立黨委組織的黨內法規上，可資參照的是《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這部條例規定：機關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成立黨的支部，即黨支部；機關黨員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設立黨的總支部委員會，即黨總支；機關黨員100人以上的，設立黨的基層委員會，即黨委。

同樣在中關村海澱科技園里，一家A股上市公司的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14年12月，這家擁有將近200位黨員的私人控股企業，也是在“上級黨委部門的推動”下，成立了公司黨委。此外，他們還設立了黨的紀委。

黨組織“全覆蓋”

放眼全國，在民營企業，乃至港資、臺資、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里，建立黨委的舉動其實早已有之。

1998年，浙江的傳化集團成立了公司黨委，這是目前公開所見最早的中國民營企業黨委之一。黨總支、黨支部等黨組織的成立則更早，如另一家知名私企——江蘇的蘇寧集團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早在1993年，蘇寧就有了自己的黨支部。

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企業，成立黨組織，在政策和法理層面上，均能找到各自的依據。

1992年，黨的“十四大”對黨章進行修改，將原有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街道、合作社、農場、鄉、鎮、村、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改為了“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

2002年，黨的“十六大”修改後的黨章里，首次提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黨的基層組織”的表述。

公司法在2005年的修訂中，增設了條款，“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當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

浙江一家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他們公司黨委的成立，就是在2005年前後，“上級黨委組織部專門下文，要求公司成立黨組織。據我所知，當時在我們周邊，上規模的民營企業，都接到了這樣的通知”。

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里，還著重提出，要“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力度”。

隨後，包括黨的組織系統、工商聯系統以及政府部門里的工商管理局系統，紛紛響應這一要求。

2013年，在“全國工商系統推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就要求各級工商機關，采取單獨建、聯合建、依托建、掛靠建等多種形式，在非公有制企業中抓緊建立黨的組織，大力推進黨的組織“全覆蓋”、黨的工作“全覆蓋”。

國家工商總局一位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該局個體私營經濟監督管理司原本設有“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處”對口這項工作。2012年6月設立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處，一處長一工作人員，後又借調一人。2014年8月，設立“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黨建工作辦公室”，正司級，個體司司長趙剛任主任，正司級巡視員韓旭任副主任。同年，中央編辦還將非公組織的黨建工作寫進了國家工商總局新的“三定”職能中。

書記從何而來

2015年6月19日，在小米公司黨委成立大會上，該公司聯合創始人、副總裁劉德，成為首任黨委書記。

小米公司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生於1973年的劉德，早在1994年，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書記之職，是由小米公司黨委籌備組提名，然後通過選舉方式產生。當天，小米公司48名具有選舉權的正式黨員參加了投票，劉德得票48票。

小米公司的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雷軍，並不是中共黨員，也沒有加入其他黨派。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民營企業的黨委里，無論企業“一把手”是否黨員，黨委（黨總支、黨支部）書記一職，大多是由公司內部的高層或中高層出任。

“一把手”自己是中共黨員，親自出任書記職務的，也不在少數。比如，美的集團實際控制人何享健，就曾任美的集團黨委書記。前述提到的浙江一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也兼任了公司的黨委書記之職。江蘇紅豆集團的黨委書記之職，則由董事局主席、“老板”周耀庭的長子周海江出任。

但也有例外，蘇寧集團擁有全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黨組織，截至2015年6月底，共有黨員10147人，但集團的黨委書記，卻是一位“外來戶”。

2002年10月，原本是南京市政府部門幹部的吳承慶，被南京市委組織部派到蘇寧集團從事黨建工作。2004年1月，中共蘇寧黨總支正式升格為蘇寧黨委，吳承慶出任黨委書記。

蘇寧集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蘇寧集團黨委是由江蘇省委組織部和南京市委組織部、南京市鼓樓區委組織部多重管理的單位，因此，蘇寧集團黨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由蘇寧集團企業領導層和上述組織部的領導協商後提名，然後通過差額選舉方式產生。

2011年，在蘇寧集團黨委的換屆選舉中，吳承慶成功連任黨委書記。按照黨章規定，書記、副書記任期為5年，可以連任。

2014年，中國非公企業黨建網刊發的一份關於廣東東莞市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報告中介紹，在東莞市民營企業黨組織里，有近20%的書記為外部選派。

有趣的是，這種“人才流動”甚至出現過“相反的特例”。

2007年，時年不滿30歲的張誌華從創維集團黨委副書記任上，被選拔為深圳團市委副書記，實現了從民營企業到黨群系統的身份轉換。2011年，張誌華晉升為深圳團市委書記；2013年，張又被任命為廣東省團省委副書記。

活動經費誰來掏

民營企業黨委成立之後，有無專職黨務工作人員，工作和活動經費又如何解決？

小米公司回複南方周末記者時表示，他們“暫無專職黨務工作人員”，而經費問題，還在開會討論中。

蘇寧集團則介紹，蘇寧黨委現在有4位專職黨務工作人員，日常工作經費主要由企業來出；一年預算500萬元。

該集團內部人士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蘇寧對黨委書記吳承慶也給予優待，他享受公司副總級的待遇。

在創維集團，新任集團黨委書記楊孝駿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創維黨委有6位工作人員，人員及日常工作經費，也是企業出，一年約200萬元。楊孝駿的另外一個職務是創維集團中國區域營銷總部的執行副總經理。

前述提到的浙江一家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還介紹，為鼓勵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並設置專門的黨務工作者，當地上級黨委，曾經給他們下撥過工作經費，“相當於一個專門黨務工作者一年的工資，但也就是第一年下撥過”。

民營企業黨組織成立之後，有一項職能，是收取黨員員工的黨費。受訪的幾家企業介紹，這些收取的黨費，均上繳上級黨委，如蘇寧集團的黨費，就交由中共南京市鼓樓區委組織部。

200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並實施《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中組發［2008］3號文），其中規定黨員交納黨費的比例為：每月工資收入（稅後）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者，交納月工資收入的0.5%；3000元以上至5000元（含5000元）者，交納1%；5000元以上至10000元（含10000元）者，交納1.5%；10000元以上者，交納2%。

企業黨組織的作用

小米公司黨委成立後，其主要職責和作用何在？

該公司的回答比較籠統，其稱，小米“將公司戰略與黨的理論緊密結合，將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切實貫徹到企業決策中，引領企業健康發展，多渠道促進企業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發揮社會價值”。

上文提到的浙江一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覺得企業里黨委的作用，還是虛的比較多，實的少。形式大於內容。搞好經營，為股東、為員工創造更多的利潤，這才是企業的主業所在。當然，如果公司老板、‘一把手’重視黨建，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蘇寧集團黨委書記吳承慶則認為，黨組織在該公司的作用非常明顯，其最典型的表現之一就是蘇寧的“黨員先鋒隊”。

他舉例說，在蘇寧新開連鎖店時，“黨員先鋒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裝修、櫃臺搬運、各種布置，黨員都是加班加點做的”。

吳承慶本人非常驕傲的是，因為蘇寧黨建工作表現出色，他已被習近平總書記兩次接見。

受訪的創維集團黨委書記楊孝駿，在肯定黨委對於民營企業的作用的同時，還提到當前面臨的一大困難，“以前我們每年發展的新黨員有20-30人，但這兩年，上級黨委分配給我們的名額，每年只有2個了。好多預備黨員，尤其是新招的大學生是預備黨員的，可能很多年都沒法轉正了，怎麽辦？”

蘇寧集團黨委提到，該公司2014年發展新黨員29名，2015年上半年發展新黨員12人。

“十八大”之後，中共中央對發展新黨員，提出了“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用”的要求。2013年，全國共發展黨員240.8萬名，較上年減少82.5萬名，為過去十年來首次下降。2014年，這一數據進一步下降到了205.7萬名。

2015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發的署名“黨建平”的評論文章則稱，當前基層黨建工作，“仍然存在非公有制企業黨員占比偏低、流動黨員管理難題依然突出、新興領域黨組織覆蓋仍較困難”等問題。

程連元空降昆明任市委書記

程連元空降昆明任市委書記

一財網 林小昭 2015-07-29 17:23:00

程連元空降昆明任市委書記，這也是連續兩任朝陽區委書記擔任西南省會城市擔任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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