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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中國人起訴日本 民間對日索賠二十年的背影

編者按：2015，抗戰勝利70周年，南方周末派出記者，探訪那個深刻傷害過中國，最後傷及自身的國家。

本期刊發的這一篇，我們選取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二十年來的日本背影，作為觀察的角度。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對日本毫無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樣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70年來，中日兩國民眾一直在攜手治療那場侵略戰爭造成的創傷。這種治療是互助，也是自救。

明天，又逢“9·18”國恥日。

從1995年第一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花崗勞工訴訟”起，中日聯手進行的對日索賠運動已經走過了二十年。

這二十年，無論中方原告，還是日方律師、歷史學者和民間活動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變成了白發老人。

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究竟起到了多少溝通兩國民眾、撫平戰爭創傷的“橋梁”作用？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和日本這對離不開的鄰居之間，它從來都有說不清的微妙位置。

2015年9月1日，77歲的旅日華僑林伯耀興奮地從日本來到天津，來參加一個儀式——“花崗事件紀念園”的開園儀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為彌補勞動力不足，將四萬余名中國戰俘和普通百姓強行擄往日本從事重體力勞動。其中被強擄到日本花崗的中國人不堪屈辱，進行了自殺性的暴動，震驚了整個日本。

用5年時間建成的“花崗事件紀念園”坐落於天津烈士陵園中，西側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名錄墻上，鐫刻著6830個死亡勞工的名字，作為永久紀念。

這個紀念館是由日方——當年使用勞工的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出資修建的。1995年開啟的“花崗勞工對日訴訟”，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最後以和解收場。林伯耀帶著幸存勞工遞交起訴狀的日子——6月30日，就是當年暴動的日子。

然而，對這起索賠案的結局，中國民間評價截然不同。贊揚的人說：它開啟了中國民間索賠之路；批判的人說：它背叛了受害者。這些都是林伯耀的心結。

同一天，一頭銀發的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來到山西盂縣，這是她每年必來一次的地方。多年來，她都要探望自己當年的委托訴訟人——6名在二戰中被強行擄為日軍性奴隸的“慰安婦”。

第一次來盂縣是17年前。當時，這里的貧困令她震撼，從而堅定了為這些受害女性討回公道的決心。“她們就是在這種貧窮的山村里，帶著屈辱的記憶生活了50年。這時，我才真正理解了她們的痛苦。”

不過，這一次她能見到的只是原告的後代——6名中國慰安婦都已相繼辭世。這座縣城更關心的事情也不在此。作為山西唯一一個擁有高鐵的縣，它正在考慮如何充分利用現代化科技和國家建設帶來的“高鐵福利”。從北京到這里乘高鐵只需兩個小時。

在二十年的時間里，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案件風起雲湧。中國勞工對日訴訟、細菌戰訴訟、731人體試驗訴訟、慰安婦訴訟、大轟炸訴訟等訴訟一次次將戰爭的罪惡推到中日兩國民眾的眼前。激發的民族情緒，與激發的對和平的熱愛一樣多。

作為推動者，來自日本的律師、歷史學者、社會活動家，承擔著來自兩個國家的猜疑、憤怒和感激。二十年來，他們貫穿在每一起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案件中。

鬼子進村了

“現在，到了總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歷史的時候了。”長談之後，王選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

這位63歲的浙江女性，已經擔任了18年的“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原告團”的團長。描寫日本細菌戰的著作《死亡工廠》的作者、美國作家謝爾頓·哈里斯如此評價她：“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沈沒。”

然而，1995年，她帶著日本律師來到曾經遭受日軍細菌戰殘害的家鄉——浙江省義烏市一個叫崇山村的村子時，從村民們那兒得到的評價是：“王選帶著鬼子進村了！”

這里對“日本人”一詞有著濃重的民族情緒。1940年，日軍731部隊奉命對浙江寧波、金華、溫州等六個城市進行細菌戰，以每平方公里1.5—2公斤的密度，從飛機上撒播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崇山村一個村民就這樣感染了鼠疫，被恐懼的鄰人關在二樓，撤掉了樓梯。兒子在樓下，聽著父親一會兒憤怒地吼叫，將被子、椅子砸下來，一會兒絕望地哀求人們救命，終於被活活餓死了。

“鬼子”共有三個。一個老太太指著他們的鼻子罵，他們低著頭，只是工作。

一個日本中學歷史教師帶來了自制的調查表，調查在日軍侵華期間，被鼠疫、傷寒病菌害死的村民。這份表格讓幫忙參與的一位當地退休幹部王培根吃了一驚。他發現：里面要登記受害者墳墓的位置。

“解放後早推平了，不可能找到。”時至今日，王培根仍驚訝得直搖頭，而“鬼子”們又帶來了一堆更詳細的問題：受害者發病的時間、感染的癥狀、治療的藥物、對藥物的反應、受害者臨終的痛苦……

為了配合這次調查，村里特意召集一些老人開了座談會，要對崇山村當年的受害情況討論個說法。有的說死了五百人，有的說死了幾千人。領略了日本人的嚴謹之後，王培根敏銳地領悟到：“這樣的數字說出去只能壞事，不能提供。”

最後，死者數目只能靠日本人自己一家一戶地走訪、登記，他們共統計到了404人。

三個“鬼子”之一，是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這是他參與的第一起中國民間對日訴訟。

一瀨敬一郎祖籍日本西南的熊本縣。戰爭之時的說法是，這里出生的士兵打起仗來最不要命。一瀨的父親就從中國的東部沿海，一直打到了廣西桂林。但戰後，父親卻從不肯多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

就在一瀨為細菌戰訴訟做準備的時候，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已經打響。當年6月，11名幸存的花崗勞工及死難者遺屬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交了308頁的起訴書，狀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在戰爭期間強制奴役中國勞工。訴訟的組織者，是旅日華僑林伯耀和日本律師新美隆。

1942年，由於戰時勞動力緊張，日本政府通過了《關於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到1945年5月，強行從中國移進勞工近4萬名，包括戰俘、強行抓捕的農民、學生，分散在日本全國135個作業場，從事碼頭裝卸、礦業開采、建築工地等重體力勞動。他們的命運比自己預感的還要悲慘：中國勞工平均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死亡，死亡率最高的作業場超過一半。

鹿島建設公司的銅礦山，就位於東京附近秋田縣的花崗地區。1945年6月30日，700名在這里被強迫勞動的中國勞工舉行暴動，用鐵鍬和鏟子殺死了4名日本監工，想要奪船回國。第二天，兩萬日本軍警包圍了勞工躲藏的山谷，一百余名中國勞工在抓捕和隨後的懲戒中死亡。

“村山談話”——“中國訴訟熱”

戰後半個世紀，經歷了蕭條和繁榮、動蕩和安穩的日本，有意或者無意，人們逐漸淡忘了戰爭，不提、不說、不關心成了時代主流。如果不是出於偶然，人們不會看到曾經的罪惡。

1995年，終戰五十年之際，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發表“村山談話”，這是最受亞洲周邊國家歡迎的一次首相談話。他在談話中表示：日本的戰爭之路，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我將謙虛地對待這一毫無疑問的歷史事實，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雖然隨後二十年，日本朝野普遍認為，出現一個左翼傾向的首相，發表如此談話，只是日本政黨政治的意外。但以村山談話為契機，1995年前後，在日本出現了“中國訴訟熱”。多達三百余名日本律師自願參與的“中國人戰爭被害賠償請求律師團”成立，代理了11件中國勞工訴訟。

其中細菌戰訴訟團的律師團長，是日本律師協會的會長土屋公獻。這位已於2009年去世的老人生前是日本有名的大律師，律所開在東京最繁華的銀座。二戰期間，他曾入伍與美軍作戰，這成了他反對戰爭的起點。由於他的名望，細菌戰訴訟在日本國內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此前，在日本民間，追究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責任者、反省戰爭罪惡的自發行動，已經發酵了十年。

1985年戰敗紀念日，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了靖國神社，成為戰爭結束後，第一位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包括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在內的戰爭罪魁亦被一並參拜，在日本國內外都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第二年，日本民間組織“銘心會”在東京成立——銘心，就是將戰爭罪行銘記在心的意思。左翼政黨成員、社會活動者、大學教授、普通市民紛紛加入。為了推動對舊日本帝國時期戰爭罪行的研究，銘心會促成了一項影響深遠的運動——通過民間募捐，將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受害者請到日本來做證人。

中國勞工幸存者、細菌戰受害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慰安婦……就這樣紛紛來到日本，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講演，通過親身講述，將戰爭罪行推到就快遺忘的日本國民眼前。

作為最初的“銘心會”成員，林伯耀將花崗暴動的幸存者請來日本演講，這成為之後花崗索賠的肇始。

作為出生在日本的華僑二代，林伯耀的日文比中文流利許多。生於1938年，他的整個童年，都夾縫於漫長的中日戰爭，對這個生養他的國家，他熟悉又疏離。

“在戰爭期間，母親背著布匹帶著我去鄉下叫賣。有一戶人家的長子死在了中國，戶主人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就放狗來咬。”七十年後，林伯耀依然記得：母親帶著自己滾進了稻田才得以脫身。將兩個人滿是泥汙的外衣洗凈，母親放聲大哭。

大森典子律師也是在銘心會組織的證人會上，第一次見到了來自中國的慰安婦萬愛花。而當她希望去中國取證時，卻未被批準。“當時，外國人要來中國內地做調查很不方便。”她說。

“1990年代已經有了韓國、菲律賓、荷蘭的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作為慰安婦人數最多的中國，卻一個起訴者都沒有，這讓我感到不正常。”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一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世界婦女大會，中日女性律師進行了座談。座談會上，大森典子有些莽撞地問，“有沒有中國律師願意和我們合作，進行慰安婦訴訟的調查？”

北京女律師康健也在座。她記得：當時中方的律師們都楞住了，這超出了會議議程的內容。面對這個事關民族感情的問題，所有人都不敢答話。

當沈默就要變得難堪的時候，她用兩個“不”字委婉地說了一句，“也不是不可以。”之後，兩人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聯手合作，成為第一例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的代理律師。

另一位日本律師南典男加入律師團則是出於偶然。上世紀80年代末，他的律師事務所靠近原陸軍醫務所的原址，建築工人在地基里發現了一百多具人骨，經過鑒定，人骨都不是日本人。而陸軍醫務所隔壁，是原日本陸軍731部隊的東京司令部。這支細菌生化部隊因在中國東北使用中國人進行活體試驗，早已臭名昭著。

“人骨和731部隊有沒有關系？”南典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學生時代，他沒有在書上讀到過關於日軍生化試驗的歷史。他發現在日本找不到答案，於是決定去中國東北，尋找731部隊的受害者。在律師團中，他負責化學武器、毒氣彈受害者的對日訴訟。

歷史的複雜面容

“這里不存在施恩與受恩。日本律師和中國受害者之間，是為了追究違反人道的戰爭罪責而攜手的協作關系。”

一瀨敬一郎律師的事務所鄰近東京霞關，這里是日本國的政治中樞：首相官邸、國會兩院、外務省、防務省；隔著一條馬路，就與天皇皇宮相鄰。身處本國政治心臟，他的辦公室內，堆滿的直抵天花板的訴訟文件，卻都是關於中國的。

“訴訟，是重現歷史，同時也是中日之間的橋梁。”一瀨今年67歲，眉毛有了白色。但語調一直堅定樂觀。

調查和訴訟，本身是嚴肅的，對戰爭遺留問題的訴訟，首先就是確定歷史事實。這些並非歷史研究者出身的法律人要做的，偏偏是尋找能經受以最嚴苛標準審視的歷史。

在細菌戰訴訟的調查取證階段，首先碰到的問題是當地人記憶的失真。如：崇山村里的老人聲稱他們親眼看見日軍飛機在頭頂撒播病菌——“播撒煙霧一樣的東西”。但無論是日軍的作戰報告，還是當時的疫情調查，都顯示這不可能。事實上，崇山村的鼠疫是從其他遭播撒的地區二次傳播而來。證言和歷史資料抵觸，在法庭上提交的話，會造成矛盾。

1950年代，在崇山村召開了一次針對細菌戰暴行的控訴大會，村民們當年都參加過。會上群情激憤，卻沒有進行科學有序的統計取證工作，記憶也在充滿國仇家恨的控訴中漸漸變形。

“他們在記憶中已經形成了細密的故事。”直到調查結束，一瀨也無法說服老人。 而在湖南常德，與崇山村的受害歷史被反複訴說不同，這里的細菌戰受害者長期處於失語狀態。

東京女子大學教授聶莉莉接受一瀨律師邀請，對湖南常德的細菌戰受害情況進行調查。法庭作證後，一直沈默的日本法官突然問她，之前是否了解這樣的歷史？聶莉莉承認：自己之前從沒聽說過。

“鼠疫在當地叫做瘟，得了是要被瞧不起的，受害者沒有說出來，也沒有人去整理搜集。”讓聶莉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即使意外摔斷了腿，也要等著見她，她的父母都歿於日軍播撒的鼠疫。而之後數十年，她從未告訴過自己的丈夫和兒女。

歷史可能沈默，也可能以最複雜的面容出現在調查者面前。

1989年，“花崗受難者聯誼會”在北京成立，有的勞工卻沖出來，罵曾經的花崗暴動領袖耿諄是“漢奸”。林伯耀當時在現場，一下子有些懵。

耿諄，原本的抗日國軍上尉，被俘後成了勞工，擔任勞工大隊長，領導了花崗暴動。但人們一般不知道的是，大隊長並不是普通的勞工，他們不用幹活，有著幹凈的衣服，還可以命令廚師在任何時候做自己想吃的東西。

這源於日本政府當時設計的勞工管理政策：讓中國人管理中國人，不把中國勞工的反感指向日本人。大隊長這個職務，甚至要出手懲戒違反“紀律”、膽敢逃跑的勞工，擁有生殺大權。

二十年來，陸續展開的中國民間對日訴訟，幾乎都有著一樣的過程：中國受害者與日本律師簽訂委托書，日本律師與中方參與者聯合調查取證，訴訟全在日本法庭進行，由日方負責。中方原告和證人出庭作證，日本民間的和平團體則在法庭外進行宣傳造勢。

應不應該跟日本人和解？

所有的案件都敗訴了。

從1995年至今，27件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法院對於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歷史事實，大多都進行了確認：慰安婦問題、細菌戰、731部隊人體試驗、中國勞工被強制奴役等等，都在法院的判決中得到了支持和承認。

有過勝訴記錄的只有5件，其中4件發生在一審，1件發生在二審。而所有勝訴案件都在隨後的二審、最高法院審判中敗訴。重慶大轟炸是唯一還在訴訟中的案件。在七十多年前，日軍的轟炸中，重慶、成都、樂山、松潘等地烈火熊熊，許多人家破人亡。依據歷史材料，中日兩國的原告與律師，為每一次日軍轟炸都制作了示意圖：包括飛機來襲方向、投彈位置、燒毀情況等。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對中國勞工索賠、細菌戰訴訟、慰安婦問題，分別就相關訴訟進行了終審判決，駁回原告一切請求。“這個判決之後，在日本訴訟的大門基本上就關閉了。”王選說。

然而，敗訴不等於失敗。

日本最高法院在駁回中國勞工一切訴求的判決書附言內，提出：“……希望曾經奴役過中國勞工的日方企業作出救濟。”

庭外和解被擺上談判桌，和解的主體，是中國勞工和日方企業——那些企業多數還在。這也是為何，在其他訴訟相繼消沈的情況下，勞工索賠依然活躍的原因，這也是民間索賠爭議最大的領域。

“後來的和解，基本上是按照‘花崗和解’的模式來推動的。”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陳根發說。

從一審打到二審，在勝訴無望的情況下，花崗勞工原告與代理律師接受了東京高等法院提出的“職權和解勸告”。鹿島建設公司一次性支付5億日元，設立“花崗和平友好基金”，用於對所有花崗勞工的賠償、慰靈、遺屬的自立、護理以及後代的教育。

到2015年，花崗和解管理委員會，對記錄在案的986個花崗勞工，每找到一個或者遺屬，就向他們發放鹿島建設提供的賠償金。這實際也是從德國學來的先例。二戰中，克虜伯、法本等公司也使用過猶太人、戰俘等奴隸勞工。戰後，它們在民間組織的追索下支付了類似的賠償，但用的也是“和解”的名義。

“花崗和解是整體解決，之前在日本沒有過一次性賠償這麽多勞工的先例。”林伯耀說。

在日本，這被認為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在中國，花崗和解引發巨大爭議。鹿島公司在和解聲明中寫明：“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補償、賠償的性質。同時，中方原告接受和解，意味著放棄在任何時候、任何地區對鹿島再次提起訴訟的權利。

“我們被朋友騙了。”中國原告代表、原花崗暴動的領袖耿諄曾長嘆。他指的朋友，就是林伯耀和日本律師新美隆。一種意見認為，花崗“和解”開創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惡例”。

但林伯耀的解釋是：和解的初衷，是勞工幸存者，他們困頓一生，臨到人生末尾，一點補償對他們也不無裨益。許多老人已經等不起了。“我去耿諄家里，向他說明情況。他開始說理解，後來還是反對。”

耿諄曾提出“至少賠償20億日元”的談判底線。當年，許多勞工回國後被認為有特務嫌疑，勞工經歷成為歷史汙點，不僅影響自己，也禍及家人。花崗訴訟開始後，耿諄重新被看成民族英雄。而這或許也成了他堅持更多賠償權利的源頭。

“我和新美隆說，你不要急，中國人會理解你的。”林伯耀回憶：巨大爭議之下，律師新美隆急得大哭，心臟病一度突發。

更多的勞工訴訟案也是以這種“和解”結束的，寫入“謝罪”字樣的極少。而每一次和解，都引發了中國國內的巨大爭議。這些和解到底是“喪權辱國”還是“中日友好”的證據，成了一點就炸的話題。一些勞工索賠團體也分裂成反對“和解”的強硬派與支持“和解”的現實派，甚至到了互指“叛徒”“漢奸”“沒骨氣”的地步。

當時，森田律師曾無奈地表示：“作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確發出統一的聲音，這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

進入尾聲，還是走向持久？

現今，有兩件民間對日訴訟仍在持續。

一件是“三菱和解談判”。作為曾奴役中國勞工最多的日本公司，三菱材料預備與中方受害者達成全面和解協議，作出賠償和道歉。將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幣10萬元，支付對象共計3765人。

康健律師旗幟鮮明地帶領數十位勞工及遺屬，宣布退出和解。

“將賠償金表述為‘中國勞工及其遺屬的資金支付款項’，避開賠償兩字，似乎可以逃避罪責，如此卑劣的做法，豈容得逞。”康健逐條分析了三菱的和解文字。從曾經的親密戰友，到現在對日本律師最嚴厲的批評者，她對大部分勞工和解都持批判態度。“日本律師老強調日本社會是什麽狀況，我說那要因為日本社會是不容事實真相的社會，我們的受害者就得忍氣吞聲打掉牙咽肚子里了嗎？”

“原本中日雙方協議簽字的酒店都訂好了。”林伯耀說，就如何管理可能成立的“三菱和解基金”，勞工團體內部都是爭議不斷。

另一件是一瀨正在準備的重慶大轟炸訴訟二審。針對日軍侵華時期對重慶地區無差別轟炸的訴訟，2015年2月第一審宣告敗訴。作為代理律師，他正在準備上訴二審。

近十年的一審時間，他向法庭遞交的證據多達上千份，由日方學者和中方學者分別撰寫的大轟炸鑒定報告有上百萬字。讓一瀨驕傲的是，每一次當原告律師舉證完畢，被告方律師從來不質詢。他們也知道，中方的證據無可辯駁。

然而，這是一件不被看好的訴訟。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之後，新的訴訟能夠勝訴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王選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她明白一瀨的用意：他想用訴訟，將民間索賠的問題延續下來，不讓它冷卻，被蓋棺定論。

和勞工訴訟原告團一樣，重慶大轟炸原告團內部也出現了矛盾，中方律師團首席律師林剛甚至向一瀨發了一封申明信：“重慶方面受害人內部的矛盾，屬於中國內政，應相信中國人自己解決，希望您不要幹涉和過問。”

林剛對一瀨也有不滿。2012年，他希望將重慶大轟炸納入國防教育的素材，在這年6月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聯席會議上，將之寫入了一份《重慶宣言》。沒想到在座的一瀨當即站起來反對。“從日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但《重慶宣言》，應該是面向世界、包括面向日本民眾，這時候提‘加強國防’，就不大合適。”

四川大學歷史學教授劉世龍見證了雙方的沖突。一瀨拍了桌子，中方也有人揮了拳頭。“我理解他的反對，因為‘愛國主義’這個詞，最初就是日本從西方翻譯的，後來被用作宣揚軍國主義。”

二十年間，雙方的民族身份總是存在微妙的摩擦，通過一次次具體分歧凸顯出來。

這二十年，無論中方原告，還是日方律師、歷史學者和民間活動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變成了白發老人。而老人大多消逝在二十年的光陰里。進入尾聲的對日訴訟，究竟起到了多少溝通兩國民眾、撫平戰爭創傷的“橋梁”作用，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和日本這對離不開的鄰居之間，它從來都有說不清的微妙位置。

還不斷有人想將它持續下去，推向未來。近年來王選致力於江浙地區“爛腳病”老人群體的調查，這有可能是細菌戰造成的後遺癥，但沒有確實證據。有國人對她說：你去告日本啊。

“我們這些到過日本的原告都變了。”曾經擔任細菌戰原告團秘書長的王培根對日本用上了如此的描述：“城市幹凈，市民友好，東西物美價廉。”

他對日本的厭惡與仇恨，悄然轉移到了報紙上、《新聞聯播》里的“日本右翼”身上。在他心中，他們繼承了那些兇惡猥瑣的“鬼子”形象。

王選說：現在，到了總結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歷史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