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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媽也創業 電商扶貧破解紮蘭屯“富饒的貧困”

62歲的張秀榮大媽最近“火”了。

依靠栽培黑木耳，通過自主創業，她僅用了兩年就完成了從家貧如洗到年入數萬的“蛻變”。這期間，她更是升級了種植技術，組建貧困戶專業合作社，註冊網店實現線上銷售，還帶動了村民共同脫貧致富。

張大媽的脫貧案例是內蒙古紮蘭屯市“電商扶貧”的一個縮影。面對當地土特產品質好但銷路不暢、外界知曉率低等“富饒的貧困”這一突出問題，地方政府借助發展農產品電商的契機，既幫助貧困戶脫貧又推動相應產業發展，用一根網線逐步改變著當地的貧困面貌。

在脫貧攻堅的時代背景下，作為貧困縣的紮蘭屯，這次下定決心要“摘帽”。

富饒的貧困

就面積來說，呼倫貝爾市是山東與江蘇兩省之和，而隸屬於呼倫貝爾的縣級市紮蘭屯更是超過北京市。在紮蘭屯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生態系統完整，有著較好的自然資源，國家地理標誌保護認證農產品就有7個，比如黑木耳、大米等。然而，這里仍然生活著1.6萬的貧困人口，存在土特產品質好但銷路不暢、外界知曉率低等“富饒的貧困”問題比較突出。

紮蘭屯市扶貧辦副主任李海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當地貧困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因災、因病以及生產資金缺乏。對於“富饒的貧困”，他解釋稱，紮蘭屯市有青山綠水，還有很多優質的農產品資源，但因為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無法走向全國市場，更賣不出好的價錢，自然無法帶動貧困村民增收致富。所以是盡管富饒，但仍然貧困。

不過，發展勢頭如火如荼的電子商務改變了這一局面。

2015年，電商扶貧被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為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依托紮蘭屯市被國家商務部認定為電子商務試點縣、全國供銷合作社認定為電子商務示範縣的有利時機，李海龍稱，政府統籌考慮，集中整合了扶貧的政策和資金，將扶貧攻堅納入到電商體系全面推進，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帶動貧困戶在電商發展的全產業鏈上就業增收。

也就是在這一年，張大媽做了三件大事：立體栽培黑木耳擴大規模、成立張大媽黑木耳專業種植合作社、註冊網店通過電商銷售黑木耳。而上一年，張大媽才參加由政府組織的黑木耳栽培技術培訓班，將信將疑試著用東拼西湊借來的9000元錢購買了6000袋菌袋，在自家院子里，開始了創業之路。

樸實憨厚的張大媽對本報記者表示，當時菌袋買回來後，還瞅著發楞，這個就能長出木耳?但在紮蘭屯市黑木耳辦技術人員的跟蹤式培訓和技術指導下，2014年，她賣木耳就收入了1.8萬元，去掉成本凈賺9000多元，每袋大約凈賺1.5元。在她看來，家里兩個病人需要照顧，自己年齡又大，外出打工也賺不了多少錢，這種庭院經濟勞動強度並不大，很適合她的家庭狀況。

有了一年種植經驗的張大媽嘗到了“甜頭”。2015年，當了解到最新的“黑木耳吊袋大棚立體種植”技術之後，考慮到自家院內的場地有限，張大媽琢磨改變原來地擺的種植模式，在現有的院內進行立體栽培，栽培規模將擴大近4倍，可達到2萬袋。

不過，資金仍然是制約因素。於是，在扶貧辦等部門的幫助下，為張大媽眾籌了12.15萬元，建成鋼結構吊袋大棚300余平米，購買吊袋木耳菌袋2萬袋，註冊成立了張大媽黑木耳專業合作社和“一把木耳”牌商標，通過政府提供的電商技術培訓，張大媽成功開設網店實現線上銷售，這一年凈收入達到3萬，實現當年脫貧。在她的示範帶動下，建檔立卡貧困戶紛紛加入合作社。

脫貧致富的3.0版本

致富“達人”張大媽的這種脫貧模式，被當地扶貧部門稱為“貧困戶直接創業模式”。李海龍稱，這是全市在執行電商扶貧發展戰略以來，通過整合資源，培育的七種電商扶貧致富模式之一。

這種依靠大學生、農村青年、貧困戶轉為電商創客的方式被地方政府大為認可。李海龍認為，政府為創客們提供資金、政策、技術支撐，但更多的還是要調動他們不論是脫貧還是創業的積極性，讓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市場的力量改變當前的貧困面貌。

從目前情況來看，一根網線正在逐步改變著紮蘭屯市貧困地區的面貌。事實上，在經濟新常態地方不斷尋求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大力發展農產品電商無疑有助於帶動貧困農民實現增收致富。而這種依靠市場而非“等靠要”來擺脫貧困，乃至在將來脫貧致富，更值得期待。

紮蘭屯市蘑菇氣鎮野馬河村支書康少全更是一語中的：要脫貧的話，市場扮演的角色比政府更為重要。他說，通過電商平臺，可以了解市場行情，市場需求啥，就種啥，而且方便促成訂單。另外，哪里價格高，就可以銷往哪里，電商很容易就解決了產銷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他分析，當地之所以貧困，在於人多地少，而且山地較多，依靠土地難以維持生活。另外，地理位置離鎮區較遠，交通不便利，購物、銷售都不方便，這成了制約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此外，農產業也沒有形成規模化經營。

對於地方推行的電商，他評價稱電商平臺讓工業品得以下鄉、農產品得以進城。而且針對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低、無電子商務技術的貧困人群，還專門搭建村級服務站，集中展示和銷售貧困戶需要銷售的特色產品。

由於電商對交通及通信等基礎設施要求較高，還需要相應的人才配套，呼倫貝爾市政府副秘書長、紮蘭屯市副市長陳秋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貧困落後地區要想借助電商實現彎道超車，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過，要是等什麽條件都具備了再去做電商，就沒有機會了。考慮到基礎設施、人才等不足，市政府也在努力采取政策、資金等措施來提高完善，希望通過電商為地方的扶貧攻堅探索出一條道路來。

目前，紮蘭屯市在經歷“授人以魚”的1.0救濟式扶貧模式和“授人以漁”的2.0開發式扶貧模式後，開始進入“開拓魚市場”的電子商務開放式扶貧3.0時代。陳秋霖解釋說，1.0模式是保底扶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考慮到可持續性，需要在產業、技能上給予幫助，就有了2.0模式的開發扶貧，但是小規模化的種養殖，在應對隨時會發生變化的市場行情時，貧困戶極有可能遭遇市場風險而可能返貧，那就需要進入3.0模式，通過電商開拓穩定的市場，降低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

對於這一年多來的電商扶貧實踐，陳秋霖認為，不論是政府，還是個人現在都應該清楚的認識到互聯網信息時代已經到來，貧困地區尤其應該抓住這一機遇，不但脫貧還推動經濟轉型。那麽，地方政府應該做的重點是提供公共服務，比如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還有就是人才先行，培訓人才、引進人才、孵化人才。當然，電商不應該僅僅作為扶貧手段，還應該將其納入到地方整個產業經濟的背景下考慮，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融合發展。

如果說過去有一些地方以“貧”為榮、樂享落後，為爭取政策、資金方面的支持，不願“摘帽”的話，那麽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59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這一時間倒逼機制和組織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更有脫貧摘帽的動力。

李海龍對本報記者表示，紮蘭屯有能力“摘帽”，也不想戴這頂帽子。政府要實行動態管理，一方面做好脫貧攻堅工作，另一方面還要控制好防止返貧。至於摘帽後，並不代表著就解決了貧困，還要繼續關註相對貧困，給予這部分群體不論是產業還是政策方面的支持。

資產收益扶貧：能否改變“富饒的貧困”

作為一種創新的扶貧開發方式，資產收益扶貧正在多地探索。但這種整合扶貧資金和資源的做法，也對村莊結構和治理機制產生沖擊和影響。資產收益扶貧能否改變貧困地區“富饒的貧困”難題，仍是一道待解的題。

10月17日是我國第三個扶貧日，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華中師範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京聯合發布《中國精準扶貧發展報告(2016)》(下稱《扶貧報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近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截至2015年，全國還有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低於全國農民平均水平，其中還有2000多萬全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將通過實行社保政策兜底。

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中，民族自治區貧困縣有341個。攝影/章軻

《扶貧報告》介紹，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中，民族自治區貧困縣有341個，這些國家級貧困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且多集中於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以及邊疆地區。這些地區人口少，自然資源卻相對豐富。以民族地區為例，耕地面積、草原面積、森林面積、林木蓄積量、水力資源蘊藏量分別占全國的42.7%、75.0%、42.2%、51.8%、66.0%。貧困村可將公共自然資源納入資產收益扶貧之中，例如，將水電資源、風能資源、礦產資源等以入股方式獲得資產收益。

民族地區主要自然資源從絕對占有量來說，在全國的比重都很高。而且，無論自然資源綜合優勢度、人均擁有量還是總豐度，民族地區都排在全國前50%以內，西藏、內蒙古、青海、新疆和雲南排在前5名。民族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卻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出現“富饒的貧困”局面。

《扶貧報告》介紹，自1986年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地開展扶貧開發工作以來，我國探索了大量扶貧脫貧的方式方法和機制路徑。除了產業扶貧、轉移就業扶貧、易地扶貧搬遷、教育扶貧、救濟式扶貧、生態扶貧外，還逐步形成了資產收益扶貧的新路徑。

資產收益扶貧是將自然資源、公共資產(資金)或農戶權益資本股份化，相關經營主體利用這類資產產生經濟收益後，貧困村與貧困戶按照股份或特定比例獲得收益的扶貧項目。目前已有四川、湖南、湖北、貴州、廣西、黑龍江、陜西等省份開展“資產收益扶貧”制度探索。

《扶貧報告》介紹，涉農資金雖然從總體上促進了農業、農村的發展，但具有支出結構偏差和整體利用效益不高的特點;財政扶貧專項資金和項目也存在瞄準偏離和精英俘獲的困境。因此，如何統籌使用涉農資金和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服務於中央的精準扶貧戰略，瞄準貧困人口，讓貧困人口真正受益，需要在實踐中探索新的扶貧開發模式。資產收益扶貧即是在此背景下探索的新方式之一。

資產收益扶貧是扶貧開發新模式，目前各地在實踐中零星探索，還沒有固定的模式。

有學者以資產入股合作社為例，認為資產收益扶貧有三種辦法：一是將投入合作社的國家財政專項資金和其他涉農資金，全部或部分量化給被識別的貧困農戶，貧困農戶享有資產產生的收益;二是鼓勵合作社積極承擔起社會扶貧的責任，將以往財政資金產生的收益或自有資金拿出來，以配股、捐股等形式保證其享有獲得相應資產收益的權利;三是鼓勵喪失勞動能力和自身耕作效率低的貧困農戶將土地托管流轉或以入股的形式交由合作社統一經營，貧困戶獲得相應的資產收益，帶動貧困農戶增收。

2016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出臺的《廣西脫貧攻堅探索資產收益扶貧操作指南》，將資產收益扶貧的模式劃分為公共自然資源入股收益模式、農戶和村集體自有資源或權益入股模式、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入股經營的模式、財政扶貧資金實施的項目形成資產交由主體經營的模式與扶貧小額信貸資金入股經營的模式。

《扶貧報告》稱，財政資金入股收益扶貧中，產權、股權和收益分配機制直接影響到貧困村和貧困戶的直接利益。例如，黑龍江省要求專項扶貧資金補助建設項目形成的固定資產，按投資比例確定資產份額;扶貧部分的資產所有權歸貧困村集體;經營權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盈余分配權歸貧困戶和新型主體。貧困戶穩定脫貧後，盈余分配權歸村集體和新型主體。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個資產收益扶貧項目——嘉禾縣扶貧產業園采取“公司+基地+貧困戶”的運作模式，收益分配方式為貧困戶占收益的65%，合作社占收益的25%，貧困村占收益的10%。

此外，一些地方也出臺了類似的政策。例如，湖北省在精準扶貧中要求探索建立扶貧資源資本化投入機制，推行農村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改革試點，開展農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村民住房財產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林權抵押試點。鼓勵貧困戶按照量化到戶、股份合作、保底分紅、滾動發展的原則，抱團入股參與企業、合作社生產經營，最大限度釋放貧困村貧困戶的資產潛能，增加貧困戶的資產收益。

甘肅省鼓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合作組織和龍頭企業，貧困戶以土地、資金、設施設備參股等方式興辦農產品加工企業，將分散弱小的貧困戶納入現代產業體系，建立健全“利益捆綁、責任共擔”的利益聯結機制，促進貧困戶在參與中增收，在增收中提升自我發展能力。

《扶貧報告》稱，就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而言，2016年補助地方資金規模達到660.95億元，比上年增長43.4%。中央試點貧困縣涉農資金整合，意味著將有更多的資金和資源輸入貧困縣和貧困村莊。從資產收益扶貧的角度來看，必將有一部分扶貧資金註入農民合作社、企業，也將有部分農戶資源入股農民合作社，形成項目資產。

為了保證貧困戶能夠獲得相應的股權及收益，中央要求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和其他涉農資金投資形成的資產可由村集體、合作社或其他經營主體統一經營。《扶貧報告》認為，“這樣，扶貧資金和資源將變為‘公司化’的經營實體，這種‘公司化’的傾向和本土的村莊管理交匯在一起，必將對村莊結構和治理機制產生一定的沖擊和影響。”

《扶貧報告》同時表示，資產收益扶貧中部分農戶通過資源入股會產生一定的經濟收益，增加相應的收入，但也可能對部分農戶的積極性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在資產收益扶貧中應該關註如何激發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和參與性，在產業發展鏈條中增強利益聯結機制。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開發邊界地區生態旅遊 解決“富饒的貧困”

交通不便、本地資源不足、發展意識滯後等因素，讓許多邊界地區豐富的旅遊資源並未得到充分開發利用，使得當地旅遊市場與旅遊資源存在絕大反差，形成“富饒的貧困”。

在2017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西藏林芝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林芝市旅發委副主任黃細花提交建議稱，要加快邊界生態旅遊開發力度，加大對邊界旅遊扶貧，因地制宜培育高端的、特色的邊界旅遊產品，填補國內旅遊消費市場空白。

生態旅遊是當今世界旅遊業發展的熱點，據估算，生態旅遊年均增長率為20%-25%，是旅遊產品中增長最快的部分。2106年，國家旅遊局聯合國家發改委制定《全國生態旅遊發展規劃(2016-2025年)》，提出未來10年在國內培育20個生態旅遊協作區、建設200個重點生態旅遊目的地的發展目標。

黃細花提到，我國邊界地區有著最適合的條件，發展邊界地區生態旅遊，保護性開發當地資源，加強生態旅遊資源開發利用中的保護與管理，采用科技手段對生態旅遊區的環境影響進行監測、評價，確定生態環境和旅遊資源的承載力，可使當地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此外，加大對邊界生態旅遊開發，打造具有特色的旅遊產品，可填補國內市場上的產品空白，留下國內吸引國際高端消費群體。

目前，我國國內旅遊市場上高端旅遊項目極其缺乏，如森林探險、冰川徒步、海洋浮潛、雪山攀爬等，國內高端消費者只能到國外消費。但是，國內並不缺乏這些旅遊資源，缺乏的是系統性開發。

以西藏為例，西藏擁有豐富的旅遊資源，眾多資源在世界上獨一無二，但西藏目前尚未形成具有特色的高端旅遊產品與高端旅遊線路，而毗鄰的尼泊爾卻擁有全球著名的環喜馬拉雅徒步、高山滑翔傘、雪山攀爬等旅遊品牌，每年吸引數十萬世界各地遊客。

值得關註的是，開發邊界地區的生態旅遊資源，有利於對邊界地區進行旅遊扶貧，鞏固邊界地區的社會經濟穩定。

黃細花稱，加快邊界地區生態旅遊開發，在保護當地環境的基礎上，因地制宜挖掘旅遊資源，發展高端旅遊項目，打造特色旅遊品牌，吸引國內外生態遊客，增加地區的經濟收入，提高當地就業率，培育當地旅遊市場，這是對邊界地區一種有效的“造血式扶貧”。

而且生態旅遊者的收入較高，旅遊花費也大。發展高端旅遊業，給當地帶來生態旅遊遊客與高端消費，不僅能為當地經濟創造收益，也能適當增加當地居民的就業，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這有利於維護邊界地區經濟社會穩定，也實現“興邊富民”的目的。

當然，還能夠提升國內旅遊市場的層次。

目前，中國旅遊市場消費者，無論是國內遊客還是國際遊客，主要以觀光旅遊為主，觀光旅遊屬於旅遊活動的基本層次，旅遊者參與程度低，旅行時間短，旅遊花費較少，因而創匯能力比較低。

根據調查研究，中國接待的國際旅遊者人均創匯量遠遠低於其它國家，分別只有美國的1/4、香港的1/3、英國的1/2。想改變這種局面，必須提高旅遊活動行為層次，發展邊界地區的生態旅遊，打造獨特的旅遊產品，提高國內旅遊市場的層次，吸引更多的國際遊客。

在建議中，黃細花提到，要撥付專項開發資金對邊界地區進行保護性開發，因地制宜發展特色旅遊產業，通過旅遊業帶動當地經濟。將邊界地區旅遊景點進行提質升級，鼓勵有條件旅遊企業打造、訂制高端旅遊線路，組建旅遊聯盟，吸引高端遊客。重點培育高端旅遊服務人才，如旅遊定制員、線路設計員、多國語言翻譯、生態導遊等專業人員，服務高端遊客。

此外，還要適當放寬境外遊客入境條件，打造國際性的生態旅遊目的地，擴大生態旅遊品牌全球影響力。加大對邊界生態旅遊目的地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建設，確保交通、通訊、食宿、等方面的安全與便利。加大環保宣傳力度，使生態旅遊者和開發者自覺保護生態旅遊資源，制定並健全邊界旅遊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護方面的法規措施，走依法保護生態旅遊資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