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即將卸任,但他留下的通脹記錄卻是戰後最低水平,僅有William McChesney Martin任期內的通脹水平與他非常接近。但是,Garcia表示,可悲的是,美國的失業率和未充分就業數據仍然很高,若採取更加激進的措施,這種狀況或許會有所改變。
伯南克任期的通脹記錄會令金本位和抗通脹主義者感到寬慰。他們或許會在多年後將伯南克奉為「神明」。
但是,伯南克的通脹記錄並不值得歡呼。
Cardiff Garcia對FT稱,
在他的任期內,美國充分就業和現實經濟之間的缺口一直非常大。在這段時間內,美國提高通脹水平將會極其有益:將進一步減輕家庭債務負擔;遏制對通縮的恐懼;長期通脹預期上升。這會產生以下效果:1.公司和企業(尤其是那些依靠融資增加僱傭和擴張資本的企業)會增加投資;2.那些有條件的家庭也會增加消費。
2012年,FOMC朝著提高通脹的方向前進了幾步,這是我們贊同和稱讚的。如果FOMC大膽採取了「埃文斯規則」,將通脹預期上限設定為2.5%,那麼在考慮到格林斯潘任期內2.5%的平均通脹後,低通脹的不良影響可能會有所減弱。埃文斯規則是,只要失業率超過6.5%,就會將利率保持在接零水平,且未來一、兩年的通貨膨脹預期不超過2.5%利率政策。
不管怎樣,伯南克結束任期的時候,通脹記錄位於低位,但可悲的是,美國的失業率和未充分就業數據仍然很高。
SENSE隨筆130918
《快思慢想》:大腦內的兩個小人***
執筆人:蟬
每當看到大型廣告牌的時候,我們會不由自主地在心內把廣告標語唸出來,就像是不由自主似的。
坐在朋友開的車子中,乘客和駕車者正暢快地閒談著,一當汽車企圖停泊在狹窄的位置時,所有人都會安靜下來,待車泊好了才繼續聊天。
為何會這樣呢?
系統1與系統2
心理學家Keith Stanovich及Richard West 提出:人擁有兩套截然不同的思考系統,稱之為系統1 和系統2。它們分別具有以下的基本性質:
系統1的運作是無意識與快速的,運作時當事人毫不費力,也不覺得是自主操作的。***
舉例:在街上看到陌生人怒氣沖天地衝過來,大多數人會立即避開。
系統2運作時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到目標上面,並且需要消耗腦力。***
例如計算複雜的數學題。
Th. 兩個系統在我們清醒時都處於活躍狀態,但它們並不是兩個平行系統。****
當人們面對外界刺激,需要判斷和反應時,系統1會先作出處理,並為系統2提出建議。系統2雖然活躍,但它傾向保持“低調”,在沒發現重大問題的情形下會接受系統1的建議並相信它的判斷。
故此系統1的直覺和印象,很多時候會轉化為我們的信念believes。 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信念和決定是基於系統1的。***
但是每當遇到問題複雜而系統1無法處理的情況,例如處理雙位乘數問題,系統1便會要求系統2插手。
系統2工作時,當事人會有意識地將注意力投向要處理的問題上面。
系統2另一個重要的職能是:持續監察及修正人的行為,以避免發生錯誤。***
舉例:人在被激怒的時候很可能作出攻擊行為,那會引致危險。於是在情緒不穩時系統2便會嘗試修正,作出“正確”的決定。
兩個系統的合作是相當有效率的, 大多數情況下系統1足以作出正確和快速的判斷,從而節省大量資源。 ***
但此種雙重決策系統也會產生問題:
系統的界限
有個簡單的方法可以體驗系統2全力運行的感覺。 在一堆紙咭上寫上任意的四位數字,嘗試以每秒一組的速度為每組數的每個數位加上1,並唸出答案,例如3673的答案便是4784,這個稱為加1實驗Add-1。實驗結果發現一般人在做加一實驗時系統2都接近滿負荷(腦力較好的人可嘗試Add-3)。
實驗進一步發現:Th. 受試者在系統滿負荷的時候對任務外的事物近乎盲目, 而且對這種盲目狀況一無所知。
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合著的《The Invisible Gorilla》書中記下一個戲劇性實驗。他們拍攝了一段影片,片中安排了兩組分別穿著黑色和白色球衣的籃球員在球場內傳球,要求受試者只數出白衣球隊的傳球次數。由於這個任務比較困難,受試者必需全心投入才能勝任。
在影片半途,一個穿著大猩猩服裝的女人捶著胸在球場中間穿過,過程大概9秒。看過影片的人過萬,但當中只有一半人留意到曾經有大猩猩走過,沒留意到的人堅持沒有猩猩走過,認為那是沒可能會看漏的。**
為甚麼他們看不見那隻大猩猩呢?在點算傳球次數時,系統1負荷處於很高的水平。系統1是自動運行的系統,無法同時處理多個獨立的課題,也不能實施特定的規則去處理不同的問題。*** 故此當系統1正滿負荷應付點算傳球的時候,便無暇亦無能力去作出「多工處理multi-tasking」。
系統2卻不同,它擁有多工處理的能力,但任務轉換成本卻很高,除了要轉換規則,每次還需要將工作記憶清空。**** 若再加上短期記憶自身的限制,在執行類似加3任務時,大腦就好像一個馬戲團演員,同時向空中拋出好幾個球一樣,無法承擔減速的後果。***
系統2最耗費腦力的思考形式就是在被催促之下進行作業。***
懶惰是天性麼?
有散步習慣的朋友會知道,散步時思考是個很不錯的活動。下次散步時不妨做以下的小實驗。以習慣舒適的速度散步,但在途中加插一個環節:心算兩個雙位數的積,你會發現在心算時會停下腳步。這是因為系統2原先正在負責控制身體的工作,額外解答繁複的算術題需要佔用很大的運算能力,身體控制的工作便需要暫時放下。
心理學家Roy Baumeister的實驗發現,要求人去掌控意志和進行自我控制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必須強迫自己去做某件事,而此時又面臨一個新挑戰,你就會很不情願或根本無法進行自我控制。這種現象稱為「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
舉例:受試者要求在兩分鐘內記住一串7位的數字,並被告知記住這串數字是首要任務。 在作業的時候,如果加插要求受試人選擇巧克力蛋糕還是什錦水果沙拉,受試人會偏向依賴直覺選擇(系統1),例如味道較濃的巧克力蛋糕,而放棄周全考量(系統2),即使他認為什果沙拉更健康。
Th. 實驗證明當系統2忙碌時,系統1對行為的影響更大。****
自我損耗與認知投入是兩種不同的思維狀態,前者除了消耗腦力外,還會令人喪失動力。***
Baumeister另一個重大發現,所謂的「腦力」並不是一個比喻,而是具有實徵性的作業狀況。*** 神經系統消耗的葡萄糖比身體其他部位更多,而腦力活動的葡萄糖消費更加高昂。當系統2高度運作時,血糖便會下降,情況就像跑手在肌肉中提取糖份一樣。 他進一步指出,透過注射葡萄糖的確可以令自我損耗的情況得到緩解。
舉例:8位不知情的以色列保釋官每天都要審閱保釋申請,在相當穩定的總體批准率(35%)下,發現每次用餐後獲批的數量會上升,達到65%,而用餐之前的批准率就是零。證明又餓又累的保釋官容易否定申請,因為否定是默認的選擇,而批准則需要額外作功。
由於思考系統(尤其是系統2)的能耗甚大,故不難理解為何“最省力法則”也適用於認知活動。 如果達成同一個目標的方法有多種,人們往往會選擇最簡單的那種。 以經濟學的語言描述,便是追求成本效益,因為 “懶惰是人的本性”。***
參考:
《Thinking, Fast and Slow》, 2011, Daniel Kahneman
Daniel Kahneman是2002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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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在自己的小城堡裡,每個人用不同的方式補充精神食糧,找到自己最能放鬆的地方,用最舒服的姿勢閱讀,就能注入滿滿的能量。 中信金主任祕書高人傑 讀史換思惟 他揭開事件真相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主任祕書高人傑因為愛讀李敖的書,思想開始有不同的視角,也從史書中得到啟發,製作了得獎的紀錄片。 撰文‧孫蓉萍 「人傑同學:你有『孫悟空』的智慧,你有『孫悟空』的能力,盡全力發揮,成為人中俊傑。」從書架上取出紙張泛黃、連書皮都已經脫落的《西遊記》,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主任祕書高人傑看到扉頁上的這番話,時空彷彿重回國中年代。 「民國六十七年我國一的時候,有一次老師在講台上課,我在下面讀《西遊記》,老師發現了,就沒收了那本兒童版《西遊記》。」不過學期結束時,老師卻送了他一本無注音無刪減版本的《西遊記》,上面還題了勉勵的話,讓他珍藏到現在,不時拿出來讀,還翻譯成口語的故事,講給讀幼兒園的女兒聽,而且總是讓女兒聽得入神。 愛讀歷史 經典名著百看不厭 在高人傑的書房裡,中國經典名著占有一定的地位。「我現在愈來愈常去看以前看過的書,因為你對它有把握。年輕時為了解存在主義,看過《異鄉人》、《蛻變》,但會一看再看的,是《西遊記》、《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百看不厭。﹂高人傑順手從書架上取下的《三國演義》,從書皮破舊,顯見翻閱的頻繁度。 對歷史書有特別偏好的高人傑,也愛讀黃仁宇的著作《萬曆十五年》。他說:「一五八七年是明朝最不具特別重大意義的一年,但是作者找到蛛絲馬跡,把那一年很多小事拼湊在一起,他看到當時就埋下種子、變成影響明朝國祚延續的原因,造成後來的衰亡。我覺得他用這個視角來看很厲害,這也影響到我後來的採訪工作。」高人傑同時也是台大新聞研究所兼任講師,他在民視電視台擔任新聞部節目中心主任時,做了幾部類似紀錄片的報導,其中一部︽一九七九南海神話》,說的是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時發生的事,當時《中央日報》刊載了一篇文章︿南海血書﹀,內容是台灣漁民在南海的島上,發現一艘船裡有數十具枯骨,還有一件襯衫,上面用越南文寫的血書,控訴共產暴行。作者朱桂翻譯了萬字血書,後來變成學校的教材,以及政府反共宣傳的工具。 高人傑說:「我們找到這篇文章的作者,他說這是編造出來的故事。我便從《萬曆十五年》得到啟發,片名用到《一九七九》,就是仿照這本書的英文『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最前面的年分,後來還得到文建會最佳紀錄影帶獎。」 迷上李敖 另類觀點開拓視野 高人傑在眷村長大,高一那年,他接觸了李敖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看到從來沒見過的內容,之後深深著迷,就再也回不去了!「以前都讀教科書,或傳頌一時的故事,李敖卻提供了不同的觀點,開拓了我的視角。」例如《北京法源寺》,這是李敖第一部長篇小說,以北京法源寺為背景,講述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各志士為中國做的努力,二○○○年還被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高人傑認為這部作品中的文章有畫面感,又很有氣勢,尤其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赴義的過程,朗誦起來也很有快感。 《北京法源寺》第十二章中描述譚嗣同:「他想到江湖中人,在臨死前慷慨激昂大喊『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他感到也該喊一句,但不要喊那種輪迴性的。輪迴是不可信的,死後妄信有來生,是一種怯懦、一種自私;對來生沒有任何指望而死,才算堂堂的生、堂堂的死。想到這裡,他笑了。突然間,像從浮雲裡劃破一條長空,他的喊聲震動了法場: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一次高人傑在某個採訪的場合,有機會請李敖簽名,李敖特別寫下八個字:「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覺得這八個字恰如其分,在人生階段中想完成某些意義的人、追尋真理的人等,都適用這句話。」在他書房裡《李敖大全集》占了重要地位,「姑且不論後世對他評價如何,他的閱讀量很大,做學問很扎實,對我影響很大。」 系列蒐集 讓思考有更多面向 高人傑喜歡讀歷史故事,但前提是「寫實又提出自己的新觀點」,不是虛構的,而且針對自己有興趣的同一個議題、或某個時代的故事,他會蒐集不同作者的相關書籍來比較。 例如書房的書櫃中,有一格都和一九四九年的歷史有關,例如《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大江大海騙了你》、《一九四九大撤退》、《蔣中正的一九四九》、《一九四九浪淘盡英雄人物》、《巨流河》等,不同作者、不同版本,就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同一個主題,讓思考有更多面向。此外,不同時期讀,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即使是《西遊記》,同一個故事或環節,每次看也會有不同的領悟。」透過同事或臉書的介紹,高人傑也會讀各種領域的書,最近覺得不錯的是《先讓英雄救貓咪:你這輩子唯一需要的電影編劇指南》,「這本書像是電影編劇指南的工具書,告訴讀者電影賣座的原因,為什麼有時候卡司強卻不賣座,我覺得它分析得很有道理。」 進到書房 就有種安定的力量 由於工作忙碌,也常需要到國外出差,高人傑常常在飛機上閱讀,「長達八個小時的飛行時間,大約就能看完兩本書。」有時人在外面,女兒央求高人傑說故事時,感謝科技進步之賜,他會在手機上查了就念給女兒聽。當年捧書連夜猛K的景況,已成難忘的回憶。 「我十二歲以前最愛的一本書是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我還記得是夏丏尊翻譯的,裡面講述親子、師生、朋友等的情感,當時覺得每一篇都很感人。」講到閱讀帶給他心靈的影響,他說「讀書當下帶來的那份感動,一輩子不會忘記。」書,是一輩子的朋友,進到書房,就有一種安定的力量,即使多年不見,那份溫暖永遠在。 高人傑 出生:1965年生 現職:中信金控主任祕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執行長經歷:民視新聞部節目中心主任、《民視異言堂》製作人等學歷:美國波士頓大學新聞研究所 好書分享 北京法源寺 作者:李敖 出版社:李敖出版社 推薦原因:舉凡生死、仕隱、朝野、家國、君臣、忠佞、強弱,都在論述之列,還能有更好看的小說嗎? 槍炮、病菌與鋼鐵 作者:賈德‧戴蒙 出版社:時報出版 推薦原因:人類的財富、權力為何掌握在這些人之手?是你天縱英明還是時勢造化? 西遊記 作者:吳承恩 推薦原因:老祖宗的極致想像力和超凡入聖的敘事能力,膾炙人口,數百年不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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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銀行界的信用卡競爭,將從發卡量競爭,進入一張卡決勝負的時代。 決戰點,就在全聯社與好市多兩大現金通路。 第一個開戰地點,就是台新銀行搶進原本由中國信託提供獨家刷卡服務的全聯社。 據了解,此次台新金能打入全聯,全靠董事長吳東亮臨門一腳,登門找上全聯董事長林敏雄敲定。目前全聯正在跟悠遊卡洽談合作,一旦成了,所有擁有悠遊卡功能的信用卡都可「順道」打入全聯,其他銀行業者都想樂觀其成,想搭上順風車。 只是,好市多持卡人多屬高消費客層,銀行搶破頭情有可原,全聯客層多是小額消費,為何也讓中信和台新搶破頭? 其一,全聯是台灣布點最多且廣的超市,北中南都有,此外,比起好市多卡多屬於目的性消費,去好市多才拿卡消費,全聯綿密的布點,消費者黏著度高,週週報到,一旦打入,持卡人使用卡片消費的機率高,更有機會成為消費者的主力卡。 台新金控個金事業群執行長尚瑞強分析,中信和台新客戶重疊度高,不希望客戶因為一點點的差異,錯失了成為消費者主力卡的機會。 用卡習慣質變當主力卡,成銀行活命關鍵 台灣信用卡發卡量高峰在二○○五年,隨後雙卡風暴之後,發卡量一路下滑,過去九年,流通卡數下降了一七.八%,但是每張卡的消費金額,卻成長了七七%。 花旗銀行也發現,過去十年內,受薪人口持卡量從四.五張,下降到三.五張。台灣花旗銀行信用卡及信貸事業群負責人藍亞恆(Rahul Rasal)指出,這說明消費者傾向將消費金額集中在少數張卡。 花旗銀行調查,消費者最常刷卡地點分別是超市量販店、餐廳、百貨公司和加油站。 隨著持卡量的減少,信用卡的戰爭已經質變,能成為最常被消費者使用的信用卡,就成了決勝點。因此零售通路則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這是一場皮夾裡的戰爭,每當你掏出信用卡,當卡片滑過機器的一刻,都決定發卡銀行的輸贏。 通路是寡占市場,但是信用卡卻是完全競爭市場,一位信用卡部門主管感嘆,「多的去靠(攏)少的,注定是場難打的硬仗。」 為了要搶地盤,發卡行各出奇招。 招式一:董座出馬,套交情拚通路 為了談到跟通路合作,董總字輩都成為最強業務頭子,出馬套交情。 此次,台新金和中信金進駐全聯都是兩家董事長直接出現套交情談定,二○一三年國泰金也是由太子蔡宗翰出馬,以租約換發卡權取得跟好市多合作,效益驚人,國泰世華好市多卡上市不到兩年,增加了近一百萬張卡,有效卡數成長了三九.五%,達三百三十七萬張,和第一名中信只差了三十九萬張,進逼信用卡龍頭寶座(統計期間至今年一月)。 招式二:破壞行情,使出倒貼手段 中信金跟全聯合作,不止不收一.五%至二%收單費,刷卡機和簽帳單都由中信金埋單,被業界稱為破壞市場行情的割喉戰。有趣的是,台新銀為了進駐全聯,同意支付中信刷卡機使用費,業內人士都戲稱,正好幫中信分擔一點成本。 對全聯而言,信用卡消費客單較一般會員消費多三成,全聯不須負擔刷卡成本,消費者有更多支付選擇,銀行埋單刷卡成本,全聯成了最大獲利者。 中信銀內部高層表示,此合作並非全無賺頭,雖然全聯客群單筆消費金額不如好市多,但是此客群卻比較有機會使用分期付款,銀行更有機會賺到循環利息。 招式三:勒緊褲袋,也要贊助行銷費 只是,跟通路合作,是一刀兩刃。 一位金控主管坦言,通路都很現實,比收單價格、比行銷費高低決定聯名卡行,例如,同一通路,一家銀行推出美妝品刷卡滿額優惠,另一家銀行就得配合做生鮮優惠,才顯得出誠意。 行銷費給得大方,發卡行卻是勒緊褲帶。 今年一月立法院初審會議通過,把循環利率從最高一六%再降到一五%,銀行幾乎無利可圖。一位金控消金主管就坦承,現在能從信用卡獲利的銀行不超過三家。 招式四:找對客群,對的服務再升級 藍亞恆同意,發卡量大等於市占率大的時代早結束,在完全競爭市場,銀行必須更了解客戶,才能做到生意。 他指出,「一張卡不可能服務優惠包山包海,你必須能研究出對顧客最重要的兩到三件事情。」 針對目標客群,把資源放在其最在意的前三項服務,便是面對成熟市場的應變之道。 他解釋,如果你的優惠有六成客戶用不到,做得再多對客戶的價值是零。愛現金回饋者,就找出持卡人常去的超市量販和加油站給回饋,商務客更需要航空聯名卡的飛行里程數回饋而非現金回饋,回歸消費者優先順序,這使得台灣花旗的活卡率達八五%,高居所有銀行之冠。 台灣好市多跟美國運通卡續約與否,也影響中信銀的信用卡龍頭地位,此通路信用卡勢必又有一場角力戰。 |
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視覺中國/圖)
中國工程院最初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以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
2016年5月30日,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在北京召開,同時召開的還有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這兩個同時、同地召開的大會被簡稱為“兩院”院士大會。
目前,“兩院”共有院士1608人,其中有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中科院院士,也是工程院院士,簡稱“雙院士”,共有16人。
建築學家吳良鏞、曾擔任過國務委員的航空航天專家宋健都是“雙院士”,18人中最年長的是材料科學家嚴東生,生於1918年,最年輕的是原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
根據“兩院”各自制定的章程,允許院士“交叉當選”,也即中科院院士允許參加工程院院士的評選,反之亦然。
“但實際上這些‘雙院士’都不是自然當選的。”參與籌建中國工程院的中國工程院原黨組成員、原秘書長葛
能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是一個特意安排。”因為中國工程院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就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當時這麽做是為了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1994年中國工程學院聘任了30名中科院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1995年聘任了4名,此後沒再繼續。這34名“雙院士”也成了“絕版”,目前已有18人故去。
葛能全至今還能記得,中國工程院成立當天,差點出了個差錯。
1994年6月3日,中國工程院成立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當天早早去了會場的葛能全,一眼就看到一個大錯:橫幅上把“工程院”寫成了“工程學院”,他趕緊讓人改正。
他分析,誤會可能緣於很多人對工程院的不了解,以為它是大學一類的科技機構,實際上中國工程院是工程技術界的一個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
中國工程院的成立,要從1978年說起。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期間,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工程院院士田長霖,建議中國重視工程技術的發展。
1982年,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大會上,學部委員侯祥麟第一次提出了成立中國工程技術科學院的倡議。後來,茅以升、錢三強、王大珩等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都提出了相關提案。
1992年4月21日,張光鬥、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羅沛霖6位中科院學部委員共同討論,由羅沛霖執筆寫成了一份《關於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報送中央。
在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相繼作出批示後,相關部門開始征求對組建工作的意見,有贊成,也有反對。
科學界反對的理由是,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後進行高校教改時,學科被細分,造成理科與工科分家,這已被很多人認為是個錯誤。如果再建立一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可能又會造成科學界與工程界的截然分家。
最後,中央綜合考慮後,還是決定進行籌建,由時任中科院院長周光召牽頭。周光召將籌建工作交給王大珩和師昌緒兩人。具體工作由中科院學部聯合辦公室承擔,葛能全當時是這個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
“當時,一部分來自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也提出了反對意見。”葛能全印象中,這些人主要在當時的冶金部、地礦部、電力部等產業部門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有些學術功底,但沒有中科院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學問深厚。
他們反對的不是成立工程院,而是反對由中科院牽頭,擔心由中科院牽頭,評選標準就和中科院一樣,有可能會將他們排除在外。反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當時的冶金部、中國水電等單位的一些官員。
面對這種情況,周光召提出,“應主要依靠在工程技術領域中工作的科學家或專家來進行,並在廣泛聽取有關方面意見後,報請中央和國務院決策”。“仔細讀一下,就能讀出周光召的意思。”葛能全說。
1993年,國務院決定籌建工作由國家科委牽頭,中科院改為“輔助”。這是個折中的辦法,既沒有讓中科院牽頭,也沒有讓產業部門牽頭。
不過,當時一些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不僅反對中科院牽頭,也反對由國家科委牽頭。他們認為應該由產業部門牽頭,“實際就是指國家經貿委。”葛能全說,經貿委與冶金、水電等部門對口。
時任國務委員宋健的態度是,名義上由國家科委牽頭,實際工作還要委托中科院學部聯合辦開展。
但實際操作中,爭議無處不在。本來當時籌備小組組長由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的師昌緒擔任,後來被換成一位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新中國成立後又到蘇聯讀大學的部長,成員中增加了冶金部有關領導等人,師昌緒成了籌備小組的副組長。
1993年11月12日,國務院批準了《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明確了機構名稱是“中國工程院”,成員的稱謂是“院士”,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也改稱院士。
進行第一次院士遴選時,又出現了爭議。由於時間緊迫,沒有向各省鋪開,只在64個中央部委以及45個籌備領導小組成員中確定了108名候選人。
一些產業界的部長、副部長沒有進入候選人名單,很快中央接到反映說,候選人名單有問題,於是又補選了一次候選人,有兩名產業界的官員進入。
按照設計,工程院有醫藥衛生學部,但有中央領導認為醫藥衛生主要是與健康有關,與工程技術關系不密切,可以以後再說。這樣,一些醫衛界的候選人就無法當選。後來根據衛生部的報告,又成立了醫藥衛生學部。
候選人風波平息後,籌備小組又遇到了新的問題:不少候選人都是產業界的官員,有些還是部長級的官員。
“這會不會影響工程院院士的權威性?會不會得到國際的權威認可?”葛能全說,最後的方案是,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聘任了30名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有錢學森、王大珩、王選、路甬祥、師昌緒、朱光亞、張光鬥等具有國際影響力、得到國際權威認可的科學家。30人中,路甬祥最年輕,生於1911年的錢學森最年長,當時已經83歲。
葛能全解釋,從制度上看,這麽做也合乎規範,因為國務院批準的《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中就明確了工程院建立後與中國科學院(學部)是互不隸屬的兩個最高學術機構,但要保持兩院的聯系,允許少數成員交叉當選,兼有兩個稱號。
“但這30人顯然不同於自然的交叉當選,而是一種特意安排。”葛能全說。最終從108名候選人中選出了66人,加上“特意安排”的30名“雙院士”,一共產生96名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5年,又有4名中科院院士被提名選舉為工程院院士,成為“雙院士”,他們分別是水利學家嚴愷、冶金學家邵象華、醫學家吳階平、建築學家吳良鏞。
但這34人之後,就沒再產生過新的“雙院士”。葛能全說,倒不是因為後來的科學家學術威望不夠,而是沒有人再推薦,實際也無法繼續。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葛能全說,而且一些科學家已經具有很高的國際威望,有一個院士榮譽就夠了,也沒有必要掛著兩個院士頭銜。
按照當年國務院批準的籌建意見,中國工程院在發展過程中,院士總人數要超過中科院院士。這一目標已經實現,現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人數是841人,中科院的院士人數是767人。
(梁淑怡/圖)
基金設計合理,恰當的基金規模,同時必須擯棄傳統VC的某些「潛規則」和舊觀念。
如何才能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率(IRR)?投資機構內部又是如何運轉的?.....相信很多創業者、甚至投資人也對此問題抱有好奇。此文來自分享投資崔欣欣一篇有關VC行業內的分析文章,文中他用簡潔的言語將投資回報率(IRR)及投資機構的運作、「精益投資」等原本晦澀的內容,透徹直白進行剖析,值得一看。
崔欣欣,分享投資管理合夥人,擁有9年的風險投資經驗,投資的案例包括黃太吉、伏牛堂、凱叔講故事、愛空間、完美環球影視等多家優秀的企業。
投資遵循冪次法則
我們經常能聽到投資牛人被介紹或者自我介紹的時候說“某人投資過某某項目,投資回報高達二十倍!”
可是你從來不會聽說“某人管理的VC基金給他的LP帶來了超過十倍的回報!” 據統計VC行業基金年化回報率(IRR)一般在15%~30%之間。
這到底咋回事呀?
《從0到1》這本書里有一段這樣的話:“風險投資的回報並不遵循正態分布,而是遵循冪次法則:一小部分公司完勝其他所有公司……成功基金的最佳投資所獲的回報要等於或超過其他所有投資對象的總和。”
如果從上面這幅圖你還不能找到答案,那就接著看下圖表格吧,這是模擬的一個極其優秀的VC基金的資金分布以及項目給予的投資回報表格:
按照上表簡單測算,6倍回報相當於7年IRR30%,在行業內已經屬於登峰造極。假設這支基金投資10個項目,每個項目投資基金總額10%的資金,需要投中三個十倍以上回報的項目,三個項目能以5倍的溢價售出,三個項目可能是不溫不火最終由創始人回購退出,只允許一個項目失敗。
聰明如你一定會想,要提高回報很簡單呀,多投中幾個十倍以上回報的公司就好了呀!可是談何容易,業內某知名VC大牛透露,自己甚至一度研究相面術,可是經自己事後驗證,對提高命中率沒啥幫助。
許多大牛在分享投資經驗時,也常常在談類似於「十投,十不投」的總結。
「十投」是說符合某十個特征的項目就可以投,說的是如何提高命中率;而「十不投」是說發現項目呈現某種特征時就不能投,降低投中失敗項目的風險。可是無論如何總結,依然難以百發百中。
VC行業的「潛規則」
按照上表虛擬數據,在十倍以上回報的項目有30%,已經是相當了不起的命中率了。更何況傳統VC基於風險控制的理念和自身經營的規律,還有這樣的一些「潛規則」:
1 單個項目不超過基金總額的10%;
在許多VC基金里,這幾乎是一個鐵律,避免投資人因頭腦發熱而把資金一股腦全砸到一個項目上,即使有時候投資人對一個項目再有把握,也輕易不敢違反這條規則,因為一旦賠了整個基金血本無歸,個人的投資生涯也就告一段落了。
2 專註於某個投資階段;
業內同行初次見面一般除了互相問對方專註的行業領域以外,還會問“您的基金一般投資那個階段呀?” 為什麽這麽問?因為確實在創業項目不同的階段,投資人要關註的風險問題完全不同,盡職調查要關註的問題重點不同,因此對投資團隊的能力側重和資源配備要求也不相同,故而有此一問。
3 基金業的盈利模式與募投管退四階段;
對VC較為了解的你應該知道,基金管理團隊的收入來源有兩個,一是管理費,二是管理收益(即業績提成)。說得不好聽,管理費可以說是旱澇保收,但其實基本全都用來養團隊以及支付各項燈油火蠟了;真正驅動投資人過著比「創業狗」(盡管絕大部分投資人和創業者一樣樂在其中)都不如的生活的,除了激動人心的過程和成就感,還有大額的管理收益。
管理收益也是確保基金管理人和LP利益一致的最有效機制。但是管理收益一般較為滯後,至少得5年吧。可是團隊自身發展也需要更多的投入,怎麽辦呢?
總不能等五年後才擴張團隊呀?
於是很自然的,基金一般都會在成立後的兩年左右時間內完成投資期,以便於發起成立下一個基金,這樣管理人就可以獲得多個基金的管理費收入,用於擴充團隊、機構自身的發展,投資團隊也可以有資金繼續投資新項目。
尤其是人民幣基金,由於某種原因,在國外慣用的Call-Capital方式在國內不太行得通,因此人民幣VC一般都會一次到位或者最多分兩期到位,如果不在兩年內完成投資期,出資人也會有意見。
以上這些規則,充分確保了基金能夠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基礎上,給予出資人合理的回報,同時也兼顧了基金管理團隊自身的成長。而另一方面也是局限VC基金回報率的「罪魁禍首」。
限制單個項目的投資上限,使得雞蛋不會全砸在一個籃子里,但同時也限制了不能集中資金在最好的項目上;專註於某階段的投資,即使項目後續還有超過十倍的發展潛力,由於估值已經較高、投資額較大,也不能繼續追加投資,甚至即使想投資而此時基金投資期已經結束。(你可能會反駁說那如果同時管理一個早期基金和一個中晚期基金不就行了嗎?是的,可一般不同基金的LP結構會有所不同,這時候恐怕也會遇到某種質疑,你懂的。)
VC的挑戰
據Spoke Intelligence和VB Profile今年1月份發布的數據,目前全球有229個獨角獸(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其中有21家公司的估值超過100億美元。
而如果細看這些獨角獸公司所從事的業務,不難發現這樣的一個事實:由移動互聯網推動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一系列創新的湧現、繁榮、以至於局部泡沫,標誌著互聯網對傳統經濟結構的滲透已經到了毛細血管級別,同時也已經宣告互聯網變革的奇點來臨。
身處這樣的時代,不能說不是投資人的幸福!可是,尚且不說VC自身正在面臨的「股權眾籌」、「供應鏈融資」等等金融創新的挑戰,VC如何在獨角獸快速崛起的時代把握住投資機會都是個嚴峻的問題。
無論是過去常說的看趨勢投「賽道」,又或者是「狙擊手」式的貴精不貴多,似乎都不是一個最佳選擇。
因為企業從0到1的速度更快,按照投賽道的早期投資策略,投資必然會更加分散,即使投中一個獨角獸,基金整體回報依然很難提高;而用狙擊手的策略也越來越不容易,可能還沒等研究明白呢企業已經快速提高估值完成了新一輪的融資。
「精益投資」的出現
在這個快速而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創新企業越來越多采用「精益創業」的低成本試錯、快速叠代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是不是可以平移到基金自身的運營呢?我們試試看結果會如何:
解釋一下:假設我們把基金分成三七兩部分,30%資金依然按照原來的投資邏輯選項目,另外70%用來「補刀」,對已投資的項目中顯露出「獸角」的黑馬主動在其下一輪融資中占據主導位置,讓優秀者更優秀,對發展不如預期的項目則不再追加投資,結果如何?基金回報竟然高達11.72倍!
你可能說,數字遊戲而已,能做到嗎?
首先,過去確實做不到!
在工業時代,一個項目發展的相對緩慢,基本上一兩年的預測還是管用的,投資後一年內項目基本上不會有質的變化。而在互聯網時代,這個事情突然變成了可能,現在越來越多新創公司在種子期投資後的一年內拿到了千萬美元級別的大額A輪融資。
第二,按照傳統VC的路子玩也做不到!
等到「獸角」露出來時,基金已經完成投資期,想投資都沒錢了;又或者是由於單個項目的投資上限,不可能在一個項目上砸基金總額的30%!
結合前文總結一下,如果要實現「精益投資」的策略,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四個個條件:
1 在一個獨角獸迅速崛起的時代;
2 有一支專業且高效率的團隊,這個團隊不僅專業而且還必須對早期項目投資有豐富經驗,同時也具備對中後期項目的評估體系和判斷能力;
3 大量優質項目源的獲取能力,能夠在大約一年的時間里快速完成20-30個項目的初次投資;
4 基金設計合理,恰當的基金規模,同時必須擯棄傳統VC的某些「潛規則」和舊觀念。我們分享投資管理的「分享共贏」基金,就完全是按照這個這個思路來設計打造。
近日,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溫。美方發布對華301調查項下征稅產品建議清單,建議稅率為25% ,涵蓋約1300個稅號的產品,涉及商品金額約500億美元。中方隨後發布公告采取措施,將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等農產品、汽車、化工品、飛機等進口商品采取加征關稅措施,稅率為25%,涉及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商品金額約500億美元。與此同時,雙方先後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機構(下稱“DSB”)針對對方爭議措施提出磋商請求,正式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
如果說互相加征關稅因更易受到經濟、政治、外交等因素影響從而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那麽在WTO中的較量則在法律的框架內提供了一個更具可預見性的分析空間。筆者認為,包括法律應對在內的長期準備應更加受到重視。
美方指控有備而來
“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一直是美方指責中方時所用的借口。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每年發布的《特別301報告》中,中方都被列入“重點觀察”國家的名單。2007年4月,美方首次就知識產權保護和執行問題將中方訴至WTO,涵蓋知識產權保護的刑事門檻、海關執法及著作權保護等具體問題,涉及刑法及相關條款的“兩高”司法解釋、著作權法、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
此次,美方第二次在DSB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發難,認為中國法律在技術轉讓合同終止後未對外方權利予以保護,且對外方施行歧視,具體涉及對外貿易法、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和合同法。兩案對比可以看出,美方對中方知識產權保護的指責開始從靜態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定,轉向動態的知識產權流通領域。相應地,美方對知識產權制度的關註開始從基本法律規範延及政策、做法等各種措施。
從今年3月發布的《對華301調查報告》來看,美方的針對性很強。從經濟領域來看,美方此次調查重點是中方利用外資以及對外投資。盡管兩者都是中方日益強調開放的領域,但囿於缺乏像WTO法那樣的國際投資法制,投資政策的本地化往往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從產業分布來看,美方的關註點涵蓋了汽車、航空等傳統行業以及信息網絡等新興領域。這些領域都是技術密集型領域,是技術貿易的高發區,受到重點關註也就不足為奇。從爭議措施來源看,美方的指控涵蓋從中方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到國家戰略、行業政策乃至政府做法等方方面面。
中方劍指單邊主義
對此,中方先是在4月3日向WTO質疑了美方的擬實行關稅措施。至於這些關稅措施的法律基礎,中方認為美方的《1974年貿易法》第301至310節(《美國法典》第19卷第2411至2420條)以及據此做出的涉及中方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及創新的法律、政策及做法的調查事實和采取的行動,以及依據第301節采取行動和就此征詢公眾意見的公告與WTO的規定不符。
上述《1974年貿易法》第301至310節的全部內容即一般“301條款”。該條款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可對他國不合理或不公平貿易做法發起調查,即“301調查”,並可在調查結束後建議美國總統實施加征關稅等單邊制裁。根據一般“301條款”,美國總統可以采取包括報複在內的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任何違反國際貿易協定、限制美國商業活動的他國法律、政策或做法。從這個意義上講,一般“301”條款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和任意性。這也是其被詬病為單邊主義做法的主要原因。
隨後,中方於4月5日就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在WTO爭端解決機制項下正式向美方提出磋商請求,指向的是上個月美國根據“232調查”結果對進口鋼鐵和鋁征收25%和10%關稅的措施。與上述“301調查”類似,美國發起“232調查”的依據也是國內法,具體為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節(《美國法典》第19卷第1862節)。該法授權美國商務部負責對特定進口商品進行全面調查,以確定該進口商品對美國國家安全產生的影響。一經確認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影響,美國總統即可簽署加征關稅的命令。由於國家安全的判斷標準具有明顯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232措施”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色彩同樣廣受詬病。
中美WTO較量更考驗準備
盡管中美貿易摩擦的經濟效應更受到關註,其法律維度亦不容忽視。
從國內法的角度,中方在積極應對的同時,也應當將此次爭端看作一次檢視自身法律制度、政策環境以及政府做法的機會。尤其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背景下,從法律規則的制定、實施到政策內容的表述和執行,都應當做到“謹言慎行”,在知己知彼的同時不授人以柄。同時,中方的產業和企業也應積極運用法律武器,通過在美國法院針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等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從國際法的角度,作為中方在WTO的“老對手”,美方提出的磋商請求應當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值得註意的是,中方所提起的兩個案子都指向美方的單邊主義做法,似乎更易獲得廣泛支持。但是,單邊主義的不正當性不等於不合法性。在WTO法的框架內能否通過質疑爭議措施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還是要通過嚴密的推理、充分的舉證以及合理的解釋來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論中美貿易摩擦如何演變,法律框架內的較量還是取決於充足的準備。這樣的準備在短期內是應訴的準備,長期內則是制度、理論、人才等方面的系統儲備。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