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之變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1334&time=2011-03-26&cl=115&page=all

　　前不久，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第十二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綱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貫穿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 方面面。實現中國銀行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於要在順應和支持整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不失時機地加快自身發展方式的轉變。

資產結構轉型

　　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銀行只有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趨勢，主動調整優化資產結構，才能真正提高可持續的競爭發展能 力。這涉及銀行貸款的客戶結構、行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全面調整。

　　過去，我們總習慣地認為大企業、大項目風險小，而中小企業管理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因而對發展中小企業信貸總存有一些顧慮。這導致了銀行信 貸結構貸大、貸長、貸集中的傾向日趨明顯。這除了可能使一些銀行積累系統性風險，還應該看到，隨著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的發展，大客戶、大項目通過資本市 場獲取融資的能力和對信貸資金的議價能力將越來越強，以大企業、大項目為主的信貸和收益結構將對銀行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不小的挑戰。

　　更為重要的是，金融危機後的金融監管改革，對銀行資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監管標準，而大企業、大項目信貸增長會帶來資本佔用水平的提高。大企 業、大項目貸款與小企業貸款相比，固然違約率比較低，但由於大企業、大項目貸款中採用信用放款方式的佔較大比例，而按新的監管規則的規定，認為這些貸款風 險緩釋能力低，一旦違約後損失率較大。加上大企業貸款期限一般較長、與國民經濟關聯度又比較高，因此造成按新的監管規則測算時，同樣大小金額的貸款，大企 業貸款的資本佔用最高，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影響最大。綜合算下來，小企業貸款的資本佔用不足大企業的二分之一。

　　近些年來，工行把中小企業金融作為一項戰略性業務來發展，成立了小企業專營機構，建立了專職化客戶經理隊伍，制定了獨立的信貸政策和制度，創新 了融資產品體系和服務模式，促進了中小企業融資的快速發展。到2010年末，工行中小企業貸款餘額達3萬億元，約佔全部貸款餘額的一半。尤其是小企業貸款 2005年以來的年均增幅高達40%，遠遠超過同期工行貸款的平均增幅。同時，小企業貸款不良率僅為0.82%，貸款質量優於貸款整體水平。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加快中小企業發展的戰略舉措。我們將繼續創新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融資工具和服務模式，推動中小企業信貸業務加快發展， 進一步形成結構優、風險低、效益高、資本佔用小的信貸業務發展格局。同時，通過積極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擴大社會就業和增強經濟活力。

資產持有方式轉型

　　加快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建設，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進一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十二五」時期中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這必將為銀行發展 方式的轉變創造有利的市場條件，特別是為銀行轉變資產持有方式打開一條新的通道。

　　長期以來，中國間接融資比例偏大，實體經濟運行對銀行貸款的依存度過高，中國銀行業的資產經營模式特別是信貸資產經營模式是以持有到期為主，缺 乏信貸資產的交易市場，這就使得銀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張，資本佔用不斷增加。這種以資本佔用水平不斷增高的經營模式在新的金融監管環境下，隨著對銀行資本 充足率要求的不斷提升，已難以為繼。資產證券化是連結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重要工具，是增加銀行信貸資產流動性的重要途徑。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有利於銀 行加快從貸款持有到期向貸款流量管理的轉變，探索出一條銀行總資產規模不無限擴大，資本佔用不無限增加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

　　中國的商業銀行早在2005年就開始了資產證券化試點，工行於2007年就首次在銀行間市場公開發行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邁出了銀行資產證券化的 重要一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各界對於資產證券化帶來風險的擔憂增多了。我們應該全面吸取金融危機的教訓，不搞脫離實體經濟需要和金融監管條 件的所謂金融創新，但同時也要深刻認識中國銀行業金融創新仍滯後於經濟發展需要。通過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來推動傳統銀行資產經營模式的 轉變，有利於分散銀行系統性風險；有利於降低銀行資本佔用；有利於增強銀行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有利於增加投資工具，滿足投資需求。這是一件可以一舉 多得的事情。

　　對於資產證券化可能帶來的風險問題，我認為，只要把握好兩條原則，風險是可控的。那就是既要有助於銀行資產規模的瘦身，又不至於增加全社會的金 融風險；既要堅持各類證券投資者風險自擔的市場化規則，又要防止銀行由於貸款可轉讓而孳生放鬆貸款審查管理的道德風險。這就需要我們精心設計適合中國金融 發展水平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及其制度框架，貸款證券化產品的結構應該簡單明了，層級單一，力求做到證券化產品不會放大風險、放大損失。同時要相應調整信貸資 產證券化的會計政策，建立合理的風險隔離機制。

資產區域佈局轉型

　　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充分發揮中國各地區比較優勢，增強區域發展的協調性，是「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重要戰略舉措。目前 國家已正式出台區域發展戰略規劃20多個，相信今後還會有一些區域規劃陸續出台。銀行只有形成與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相匹配的業務格局，形成適應各地金融資源 稟賦和產業結構特點的資產佈局，才能在最具活力的經濟領域和最具潛力的區域市場中確立自身的競爭優勢。

　　近年來，工行及時跟進國家區域發展規劃佈局，實施了分區域的發展規劃和一系列差異化的區域政策，促進了區域分支機構實現特色經營和發展。下一 步，我們還將根據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進一步完善區域發展規劃和信貸政策，加快形成與區域發展定位、經濟資源分佈、產業結構特點和區域 信用狀況相契合的信貸資產佈局，努力提升經營發展的協調性。

　　同時，應該看到，儘管金融危機對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格局帶來了不小的衝擊，但全球化的趨勢難以逆轉。作為一家大銀行，資產佈局和金融服務也要著眼 全球。目前，中國銀行業絕大部分資產在國內，業務收入也主要來自於國內，國際化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加快提升全球化資產配置能力和服務能力，是中國銀行業 適應中國產業資本全球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更好地服務「走出去」企業的戰略選擇；是分享世界不同市場發展機遇的戰略選擇；也是避免地區性經濟波動風險的 戰略選擇。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工行抓住金融危機發生後的有利窗口期，加快了全球服務網絡建設步伐，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跨越亞、非、歐、美、澳五大洲的全球 服務網絡。在完善全球網絡佈局的同時，工行積極構建境內外一體化的管理體系和服務體系，加快境內重點產品線在境外的延伸推廣，基本建成了一個全球一體化的 信息科技平台，使全球服務能力得到了明顯提升。目前，工行正在根據「十二五」規劃中關於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新部署，進一步加快建設成為一個國際化的 銀行。

　　作者為中國工商銀行行長

藥店聯盟之變：「真金白銀」入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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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臨門之變（下集）

華潤置地利潤率之變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郭海飛 近日，華潤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潤置地」，01109.HK）發佈的2013年中期業績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實現淨利潤約44億港元，淨利潤率由46.1%下降為27.8%，毛利率也由去年同期的47.6%下降到31.4%。

利潤率大幅下降，成為華潤置地6月17日新任的董事長吳向東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吳向東現年45歲，持有清華大學建築管理學和工程力學雙學位，1993年加入華潤集團，曾任華潤物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2005年加入華潤置地，2009年6月便升任華潤置地CEO。

華潤置地利潤率的下滑，早在三年多前便埋下隱患，面對2010年4月出台的房地產調控，華潤置地開始了加速向三四線城市佈局的步伐。

雖然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房地產市場回暖，華潤置地也像其他大型開發商一樣，重新搶佔一二線城市，但這並不能在短期內為其貢獻利潤，而兩三年前拿下的大批三四線城市項目，正在大幅進入結算期，嚴重影響了華潤置地的利潤率。

調控下搶佔三四線城市

面對2009年下半年房價的瘋狂上漲，步入2010年，國務院連出「國十一條」、新「國十條」兩記重拳，通過限購、限貸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對房地產市場進行新一輪調控。

在一二線城市嚴格限購限貸、市場前景暗淡的背景下，華潤置地從2010年開始大幅佈局二三線城市。

華潤置地2010年年報顯示，2010年其斥資190億元人民幣，增加了660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使其戰略佈局從2009年的22個城市拓展到2010年的31個，新進入揚州、唐山、長春、萬寧、徐州、南昌、泰州、哈爾濱、淄博9個二三線城市。

隨著調控的逐步深入，華潤置地也加快了進入三四線城市的步伐。財報顯示，2011年，華潤置地耗資195億元人民幣，新增942萬平方米土地儲備，新進入南京、常州、鹽城、惠州、威海、秦皇島、贛州、日照8個城市，其中僅有南京一個城市是二線城市，其戰略佈局也由2010年的31個城市增加到39個。

截至2012年3月7日，其土地儲備規劃建築面積約3000萬平方米，但是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土地儲備約200萬平方米，佔比僅約為1/15，而綿陽、常州、南通、徐州、鞍山、萬寧、泰州、淄博、鹽城、惠州、威海、秦皇島、唐山、贛州和日照等十幾個三四線城市，土地儲備達1000萬平方米以上，佔比超過1/3。

然而，三四線城市並沒有為華潤置地貢獻過多的業績。華潤置地2012年年報顯示，2012年其住宅開發業務共實現385億港元的營業額，而綿陽、常州、南通、揚州和廈門等三四線城市，僅貢獻了不到40億港元的營業額，佔比僅約1/10，其餘均為一二線城市所得，其中僅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大一線城市，就貢獻了超過100億港元的營業額，佔比超過26%。

「兩年前，我們開始快速地佈局三四線城市，比如淄博、贛州、唐山、秦皇島等，後來發現情況並不如我們預想的那麼樂觀，依然是一二線城市貢獻了更大的銷售額和利潤。我們可能走得快了一點，城鎮化風潮還沒有完全形成。」華潤置地品牌總監、華潤置地北京公司總經理蔣智生今年初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稱。

財報顯示，華潤置地的毛利率也由2011年的39.5%下降為2012年底的36.9%，這也是華潤置地自2007年上市後，住宅開發業務毛利率首次出現下降，此前其毛利率由2006年的23.8%一直升到2011年的39.5%。

「我們在唐山、秦皇島等城市的銷量上來了，但價格沒怎麼漲。」蔣智生解釋。華潤置地財報顯示，截至2012年底，其唐山橡樹灣項目共實現17萬平方米銷售面積，2012年實現9.4萬平方米銷售面積，但是銷售均價卻由2011年的人民幣10736元/平方米下降為2012年的8547元/平方米，降幅約2000元。

重新向一二線城市傾斜

2012年下半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回暖，華潤置地也像其他大型開發商一樣，重新搶佔一二線市場。

華潤置地財報顯示，2012年其共斥資93億元人民幣，新增490萬平方米土儲，其中新進入的西安、溫州、南寧三個城市土地儲備達到160多萬平方米；截至8月18日，今年其又耗資204億元人民幣，新增400萬平方米土地，新進入廣州、煙台和太原3個一二線城市，其中還包括以109億元人民幣拿下的深圳前海地王項目。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將資源重新向一二線城市傾斜。」蔣智生稱。華潤置地2013年中期業績報告顯示，雖然華潤置地的土地儲備可規劃建築面積總量與2012年3月初的3000萬平方米持平，但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個大區從2012年3月初的200萬平方米淨增520萬平方米，到目前的720萬平方米。

「但是一個項目從拿地到實現營業結算，最少需要一年半的時間，在北京、上海這種一線城市，最少需要兩年時間。」同策房產諮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總監張宏偉向經濟觀察報介紹。因此，華潤置地於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在一二線城市拿下的大批項目，並不能在短期內為其貢獻營業額和利潤，而其兩三年前在三四線城市拿下的大量項目，正在步入結算期。

2013年中期業績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華潤置地共實現營業額158億港元，其中住宅開發業務實現126億港元，但是其毛利潤率卻由去年同期的47.6%下降為31.4%。

「主要是由於2010年和2011年，在三四線城市拿下的項目現在進入結算期，而價格和利潤率都沒有一二線城市的項目高。」蔣智生稱，「三四線城市價格漲幅不明顯，銷售量提升也不大，與一二線城市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差。」

華潤置地2013年中期業績報告也顯示，北京和上海兩大一線城市大區，僅貢獻了36億港元的營業額，在126億港元的總營業額中佔比不到三成，而包括綿陽在內的成都大區卻貢獻了近50億港元的營業額。同時包括常州、南通、鞍山、唐山、徐州、萬寧、泰州、淄博、鹽城、威海、秦皇島、贛州和日照等在內的十幾個三四線城市，2012年已經實現100多億港元的簽約銷售額，隨著在今年上半年部分實現結算，進一步拖累了華潤置地的利潤率。

「比如北京、天津和秦皇島分別為一二三線城市，北京是價格漲得很猛，銷售量也一直恢復得很迅速，但是天津價格漲幅就沒有北京明顯，量當然也很大，到了秦皇島銷售量漲幅就只有一點，價格基本比較平。」蔣智生介紹。

利潤率下滑的另一個原因是，2012年初，在二三線城市手持超過2800萬平方米土地儲備的華潤置地，進行了產品戰略調整。「本集團針對首置和首改的剛性需求，調整產品結構，持續推出中小戶型產品，全年144平方米以下戶型成交佔比超過85%。」時任華潤置地董事會主席的王印在2012年度主席報告中稱，同時加快周轉，2012年共有8個項目實現拿地到開盤週期控制在12個月內。

「面對行業調控，本集團住宅產品繼續聚焦首次置業和首次改善類需求，提供中小戶型產品。」華潤置地新任董事會主席吳向東在2013年中期業績報告中稱，「本集團可結算、可銷售的資源將分佈在更多的城市和更多的項目數量上，且更大比例地來源於剛性需求佔主導的二線、三線城市。」

而這或將進一步拖累華潤置地的利潤率，申銀萬國預計，華潤置地2013年全年毛利率難有提高，「管理層在分析師會議上表示，由於2011-2012年降價週期中銷售的項目，從今年開始大量進入結算通道，而全年入賬的全新項目亦增加到三分之一，因此下半年毛利仍將維持在上半年的30%附近。」

利潤率下滑是行業趨勢

利潤率下滑的，並不只有華潤置地一家。萬科2013年中報顯示，今年上半年其房地產業務毛利率為23.8%，較2012年同期下降2.7個百分點，保利地產今年上半年的房地產業務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37.51%下降為30.91%，而以高利潤著稱的中海地產，2013年上半年的毛利潤率也由去年同期的41%下降為36%。

「長期來看，行業進入下半場之後，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是存在的。」萬科總裁郁亮曾對媒體表示。「隨著調控的深入和競爭的加劇，整個房地產行業確實出現利潤率下滑的趨勢，以前行業的平均毛利潤率大多在40%以上，現在大致在36%-37%的水平，淨利潤率維持在14%-15%的水平。」張宏偉稱。

但與上述品牌房企相比，華潤置地的利潤率下滑幅度卻是最大的，16.2%的下滑幅度是萬科的6倍、中海地產的3倍多、保利地產的2.45倍。申銀萬國預計，華潤置地的利潤率明年開始將會有小幅回升，「但更顯著的回升則要等到2015年」。

「我相信，城鎮化的發展，一二線城市還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市場需求量還會有巨大的釋放。隨著一二線城市項目的入市結算，我相信到今年年底，我們的利潤率就上來了。」蔣智生稱。

「雖然利潤率有所下降，但並不意味著利潤的下滑，隨著住宅產業化和開發週期的加快，房產商的規模逐漸擴大，利潤也將逐步提高。」張宏偉表示。華潤置地2013年中期業績報告也顯示，截至8月18日，其已經鎖定2013年住宅結算額506億元人民幣，已較2012年全年的住宅實際結算營業額高出約62.6%。

「我們保守預測華潤置地今年合約銷售將增兩成至620億，明後兩年仍將保持20%以上的增速，推動2015年突破1000億人民幣。」申銀萬國如此預測華潤置地的前景。

中國之變：已經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 作者：格隆

高德之變：俞永福空降接盤，專註做地圖導航

9月23日下午，一輛邁凱輪超級跑車緩緩駛入了中國電影導演中心。臺灣明星林誌玲，也是高德地圖代言人，坐在副駕駛座上，以真人語音導航的方式，指揮著俞永福將車開上了發布會舞臺。
 

醫保之變商業保險撬動醫改

商業保險入局基本醫保，是醫改引入市場機制的關鍵落子。盡管中央態度已經明朗，但商業醫保如何沖破重重阻礙，依然道阻且長。

一度被排斥在基本醫保之外的商業保險，終於得到中央層面的正式認可。

2014年8月27日，在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鼓勵商業保險發展被作為重要議題加以討論，國務院首次明確支持商業保險機構參與各類醫療保險經辦服務。

商業保險由此入局，也是醫改引入市場機制的關鍵落子：如果商業保險發展壯大，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從而刺激更多類型的醫療平臺生存下來。

然而，即便獲得了最高行政機關的認可，商業保險的開疆辟壤依舊難言坦途。

醫改轉向

長期以來，無論學界還是政府的主流認知，均將商業保險排斥在基本醫保之外。因此，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商業保險的重視，被解讀為醫改轉向的風向標之一。

理論界的風向也在改變。

北京大學社保研究中心健康險研究者鎖淩燕對南方周末記者稱，十年前，社保領域的學者圈子對商業保險是很看不上的，認為基本醫保一定是政府來做，不關商業保險什麽事。最近幾年，風向發生了明顯變化，“在一個專家評審會上，一位社保領域的著名專家就說，商業保險的角色還是挺重要的嘛”。

醫保商辦試點地區之一，洛陽市社保局局長王亞偉也感受到變化。“全國有70到80個城市都來洛陽學習，說明大家對這個事情很感興趣”，一些國家部委也在逐漸接受，“現在國務院有文件了，一些曾經反對的部委，至少不能說我們做錯了。”

洛陽試點曾在開始之初，遭到國家部委的明確批評。據《財經》雜誌報道，2009年8月底，洛陽市社保局局長王亞偉和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韓誌奎被召至北京。相關部委官員聯合出面，要求河南必須把城鎮居民基本醫保基金的管理權、終審權和支付權拿回來。

事實上，早在2009年公布的“新醫改方案”中，就已經將醫療保險領域公私合作的夥伴關系，明確為推進醫療保障體系改革的重要舉措。但在過去三年的政府單兵突進式醫改中，“夥伴關系”未有實質進展。

是什麽促成了此時轉向？

鎖淩燕認為，地方試點經驗對中央決策者的觸動，商業機構及其主管部門的積極遊說，以及財政壓力加大醫改難以為繼的困境，都恰與本屆政府“開放市場”的執政理念契合，使得商業保險的入局成為可能。

國務院的學術智囊們，也曾多次到試點地區調研。“國務院參事室的胡本鋼，專門到湛江寫報告，高層也做過多次批示”，中國人民健康保險公司社會保險部總經理邱彬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他所在的公司是幾個著名試點（湛江模式、太倉模式、平谷模式）的參與者，“新華社也曾到湛江，寫了內參遞上去”。

作為一個國企背景的公司，人保健康也通過各種渠道做了很多政府公關。邱彬稱，在湛江試點取得突破後，他們就不斷地給中央寫報告，通過保監會的渠道遞上去，得到了高層多次批示，也在方方面面做了許多努力，“2012年國務院出臺大病保險的文件，我們正好有個同事借調到國務院醫改辦，全程參與了文件的制定”。

從哪里擊破

財政壓力的增加和醫保基金的運行壓力甚至虧空，則是更根本的推動力。

早在1998年中國醫療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因為人手、經費不足，就已有地方政府引入商業保險公司合作的先例。

“比如北京，當時就想找商業保險機構來經辦，也進行了接觸，但當時中國的商業保險機構剛剛恢複，能力非常有限”，鎖淩燕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社保機構只能開發了自己的系統，買了設備，組建了人員，自己從頭開始做。

鎖淩燕用“典型的地方自治”來形容中國醫療保障制度的特色，中央有一個指導性方針，地方有自己的模式，而不同的地方，對市場的接納程度也不一樣，“財政能力薄弱的地區，對商業保險接納程度比較高。”

邱彬稱，湛江之所以市政府和社保局都非常支持把基本醫保經辦交給商業保險公司辦，財政壓力是最重要的原因。

洛陽市社保局局長王亞偉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之所以在2008年開始推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時，考慮交給商業保險公司來做，主要還是受人員編制和財政壓力的限制。

在基本醫療三個險種（城鎮職工、城鎮居民、新農合）中，之所以在新農合中商業保險進入較多，其中一個原因即是現有政策規定，新農合的管理費用不能從基金中提取，這樣一來，合作醫療制度運行的經費就必須由地方財政掏錢。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從地方試點到中央推進，財政壓力是決策者的重要考量。在財政收入下行的壓力下，靠政府財政投入推進的改革，是難以為繼的。交給市場，即可節約財政資金支出，也可減少人員編制成本。

以洛陽試點為例，政府拿出審核病例金額的1%（目前為300萬左右），購買商業保險機構的初審服務後，保險公司組建了150個人的團隊，且均為醫學專業畢業生。“這150個人，如果靠財政養，一年要上千萬的資金。政府也不可能給這麽多編制，人不夠用，效率自然會下降。”王亞偉說。

“社保基金浪費很多，使用效率很低，這是了解醫保的人都承認的事實”，太倉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錢英琦稱，正是這個原因，促使太倉考慮引入商業保險機構。

社會醫保出現赤字，則是這一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動力。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福建省財政廳社保處所做的《三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調研報告》顯示，2011年，三明市的職工醫保統籌基金已出現8000多萬元的虧空。

在醫保改革完成了“人人享有醫保”的覆蓋面擴張後，如何進一步提升保障水平和效益，平衡醫保基金的收支成為新的難題。

試點地區已有的數據顯示，商業保險公司入局，有助於效率提升和費用控制。

以人保健康在平谷的試點為例，2008年到2010年，平谷新農合醫療費用的年均增長將近70%，人保健康2011年參與後，2011年到2013年醫療費用年均下降了2.2%。

邱彬認為，與政府相比，企業更有控費積極性，根源在於兩者的運轉邏輯不同：政府是財政撥款，對成本的約束感相對較小，而且政府機構管辦一家，還存在監督的難題。有的地方因為人員緊張，甚至將新農合的經辦直接交給了鄉鎮衛生院，“都是一家人，衛生院直接到衛生局報賬，也查不了”。

不過，要在現有體系內讓商業保險真正實現對醫療機構的制約，邱彬也承認，還不現實。比如，為了限制醫療機構過度醫療，人保健康制定了罰款措施，但實際能執行的還是少數。“公立醫院還是事業單位，單純靠保險公司，醫院不會理你，只能拉著政府一起幹。”

各地各部委態度不一

“商業保險入局的好處，中央肯定是清楚的，方向也已經明確”，鎖淩燕認為，關鍵是如何推進，“不會一帆風順”。

其以商業保險參與大病保險的現實處境為例，2012年國務院就出臺了文件，要求在2013年底前在全國推開商業保險參與大病醫保經辦。但今年5月份，衛計委再次發文，要求各地推進，“顯然是執行得不好。”

雖然中央有文件，但地方情況不一，兩者的目標未必一致，鎖淩燕認為，對於地方社保部門（職工醫保、居民醫保主管者）、衛生部門（新農合主管者）而言，引入商業保險經辦，意味著自己權力的喪失。

王亞偉的說法也證實了此種看法，“我們一個處長最初就擔心，你讓人家（指商業保險機構）說了算，以後醫院都去找商業公司，不會來找你了，權威都受到了挑戰。”

資金安全也是一些地方政府擔心的重要因素，“這麽一大筆錢，交給商業保險公司，會不會挪用？會不會超賠？”

正是出於種種顧慮，目前商業保險參與基本醫保經辦，在各地推行進展不一，難稱順利。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國務院醫改辦副主任胡曉義稱，截至2013年11月份，全國大病醫保試點執行率不到50%。

即使一些地方迫於中央壓力進行了試點，政策也很苛刻。邱彬以山東為例，規定大病保險的賠付率不能低於98%，留給保險公司的結余只有2%，

“肯定包不住成本”。

數據的分享難以實現，更是讓商業保險公司頭疼。邱彬說，“以保密為由不給你，我們只能一家醫院一家醫院去跑。”

正因如此，商業保險參與基本醫保經辦的方式和深入程度，在各地也各不相同。

以河南洛陽為代表的試點，實質是購買了商業保險機構的審方服務，商業保險公司並不參與對醫院控費規則的制定，也不接觸醫保基金，影響相對有限。而在湛江模式、平谷模式中，商業保險公司不僅承擔費用超支的風險，也參與到遊戲規則的制定。

不僅各地態度不一，中央各部委間意見也有微妙的不同。

商業保險參與大病醫保經辦的文件，是國務院醫改辦在發改委期間推出的（現醫改辦已調整到衛計委）。在邱彬看來，“沒有國家發改委的推動，出臺肯定比現在晚。”而負責城鎮居民和城鎮職工醫保的人社部就沒這麽積極，“有的老部長，現在還在公開反對商業保險介入”。

就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推進商業保險參與基本醫保經辦後不久，人社部再次發文，強調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立以來，各地積極提高醫保基金使用效率，加強醫療服務監管。對於南方周末記者就商業保險參與基本醫保的采訪請求，其以時機尚不成熟婉拒。

衛計委的態度則比較曖昧。這是因為新農合歸衛計委管，他們希望借助商業保險公司的力量。但作為醫院主管機構，自然又擔心對醫院形成太多約束。

這樣的狀態，使得一些配套改革出臺緩慢。例如，商業保險參與大病醫保經辦，中央文件要求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但披露什麽，怎麽披露，具體細則至今未見。

更長遠的

商業保險入局，更大的落子之意，在於為醫改市場化提供更多元的埋單方，為醫療服務供方（醫院）改革匹配保障。

主動走出體制，成為自由執業醫師的張強，創辦了國內首家自由執業醫生的平臺——醫生集團，其深感現有保險制度對自由執業的約束，“我們簽約了三十多家商業保險，但在中國規模都不大，目前主要還是靠自費病人，生存很艱難。”

張強認為，如果商業保險獲得發展的空間，將可以提供更多元的健康險產品，中產以上的人就可以購買，就能刺激更多的醫療平臺生存下來，投資者的信心也會增強，社會上才可能出來更多的醫療機構，醫療服務的供給才能增加。

目前中國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滯後，整體實力較弱，與其他發達國家及地區差距還很大。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調研發現，造成此種局面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城鎮職工醫保和公費醫療所保障的群體作為中產階級本是商業健康保險的主要購買人群，但這兩個保險保障水平過高，且呈現福利化傾向，已經超出基本醫保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業醫保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社保部門和公立醫院對醫療數據的壟斷，使得商業保險公司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持，給產品設計、保費計算和風險控制帶來很大障礙。

不過，未來的錢景，還是讓商業保險公司在目前微利甚至賠本的情況下，依舊對辦醫保充滿熱情。

“我現在基本用不到醫保，可不可以只買商業健康保險？”張強提出的問題，還有待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才能給出答案。

矽谷之變：風投資本家重新聚焦科研型初創企業

首先來看三家科研型初創企業：從蜘蛛毒液中提取環保型農藥的Vestaron、利用3D打印機為納米衛星制造火箭引擎的Bagaveev、研發下一代核反應堆的Transatomic Power，這三家企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運作資金均來自矽谷風投資本家。

在經過多年對科學、工程和清潔技術型初創企業的“不待見”之後，投資者在近幾年開始逐漸再次關註這些企業的發展，這也讓這些領域中的創業者松了一口氣。然而，即便獲得了投資者的支持，這些公司仍然面臨巨大的發展壓力，他們需要向投資者證明科研型企業的盈利速度是能夠超過Snapchat和Uber的。

今年8月，為Facebook、Yammer等社交網絡以及流媒體音樂服務Spotify提供資金支持的Founders Fund宣布向Transatomic Power投資200萬美元。在此之前，為社交新聞站點Reddit和遊戲開發商Omgpop提供資金支持的Y Combinator向核動力引擎研發企業Helion Energy投資150萬美元。而在上個月，谷歌宣布收購研發防顫抖智能湯勺的生物技術初創企業Lift Labs。

“我們正在試圖在農藥領域掀起變革，”前遺傳學研究員、Vestaron的CEO約翰·索倫森(John Sorenson)說道，他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努力尋找投資者，而與此同時他所關註的Snapchat 和Square都已經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不過Vestaron也在上月成功完成了第三輪融資，“值得慶幸的是，投資者終於開始重新關註真實的、硬核科學和創新。”

來自美國國家風險投資協會(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的統計數據顯示，工業和能源型初創企業在2014年上半年累計吸引了12.4億美元的融資，超過去年同期的兩倍，不過這仍然低於2008年頂峰時期的規模，當年工業和能源型初創企業全年累計吸引了46.4億美元的融資。

與技術型企業相比(尤其是網絡和移動服務供應商)，工業和能源型企業吸引投資的能力相形見絀，如軟件類初創企業在去年累計吸引投資112億美元，較2008年高出85%。

包括太陽能電池板、藻類生物燃料和新型電池在內的清潔能源行業憑借先進的理念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融資，但是由於其中的大部分公司都以失敗而告終，讓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所以投資者開始對那些尚處於起步階段的科研型初創企業有所忌憚，即便對其作出投資，也會密切關註公司的發展。

但是投資者普遍認為，矽谷目前一直在回避一些難度比較大的問題，“我們希望看到能夠飛行的汽車，而不是只能發送140個字符的Twitter，”Founders Fund所引用的這句名言反映了當下矽谷投資者對科學型初創企業的期望，畢竟互聯網行業已經發展到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所以如果想要獲得可觀的收益，投資者就需要將眼光轉移到其他領域之中。

“我對於那些與‘鋼鐵俠戰服’有關的任何東西都非常感興趣，”投資機構Boost VC的創始人兼總裁亞當·德雷珀(Adam Draper)介紹說，該公司是前文所提到的Bagaveev公司的支持方，後者主要通過3D打印機來為搭載納米級衛星的火箭研發引擎，“社交網絡的投資價值正在降低，風投也都在尋找下一個投資點。”

成立於2011年的Transatomic Power由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數位核科學家聯合創辦，該公司主要研究小型熔鹽反應堆，這類反應堆不僅能夠產生可靠清潔的能源，同時不會產生核廢料。盡管這項技術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出現，但Transatomic Power對其進行了重新設計，並利用自己所獲得的資金在材料和模型上展開多項研究，目前該公司還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撐下一步的運作。

“我們的世界需要更加穩定和廉價的電力能源，而我們所研發的這種新的核電技術將會是個不錯的解決方案，”Transatomic Power的聯合創始人兼總裁萊斯利·德萬(Leslie Dewan)說道，“不過我們目前還需要大約3億美元的投資，或許我們應該開發一款iPhone應用了。”

生物農藥企業Vestaron創辦於2001年，該公司一直專註於農業和食品方面的研究。根據Vestaron的介紹，他們從蜘蛛毒液中提取出來的殺蟲劑能夠在不傷害其它動物的情況下殺死甲蟲和毛蟲等害蟲，這種方法將能夠明顯減少農藥對環境的影響，在殺滅害蟲的同時，保證農業勞動者的工作安全以及食品安全。

美國環境保護署在今年已經批準了Vestaron從蜘蛛毒液中提取出來的殺蟲劑，允許其在2015年面向蔬菜大棚農戶銷售農藥產品，Vestaron也為自己制定了100萬美元的銷售目標，目前他們計劃使用在最近一輪融資中獲得的資金來向農戶推介自己的產品，並希望未來將產品推廣到家庭和花園等領域。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即便科研型初創企業在目前吸引到了投資，他們在發展初期的盈利方面仍然面臨巨大壓力。

以美國航天公司Xcor Aerospace為例，盡管公司的長期目標是研發火箭亞軌道航天飛機，但迫於盈利壓力，公司不得不在短期內專註於為美國航空航天局和一些航空航天公司提供火箭引擎。在獲得了穩定的收入流之後，Xcor才開始將自己研發的引擎安裝到試驗飛機的後端進行航天飛機的相關試驗。而在今年5月獲得由Space Angels Network提供的1420萬美元的投資之後，Xcor得以順利將太空飛機的機身制作完成。

“他們也很清楚投資者肯定不會送上10億美元來讓他們直接打造一家航天飛機，”Space Angels Network的董事總經理查得·安德森(Chad Anderson)說道，“所以他們首先會從一些具有商業盈利價值的零部件開始做起，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相對於Xcor來說，Bagaveev的情況並不樂觀，該公司在今年4月的融資中僅僅獲得53.5萬美元的種子資金，這些資金將會用來研究將重量只有22磅(約10公斤)的微型衛星送到外太空的發射技術，根據Bagaveev的創始人兼CEO納迪爾·巴加維耶夫(Nadir Bagaveyev)的介紹，這一技術將能夠幫助那些小型太空公司完成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衛星發射項目。“我們就像是太空中的UPS，”巴加維耶夫說道，“我們承諾能在一周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將衛星送到既定軌道。”

巴加維耶夫還指出，Bagaveev計劃將最近獲得的這筆種子資金用到向外界證明他的創意的巨大潛力上，該公司計劃在今年年底進行首次試飛，巴加維耶夫希望這次試飛能夠讓公司吸引到更多投資者的註意。“我們將向外界展示我們的實力，並希望借此獲得更多的投資，”他說道，“我覺得投資者應該已經對那些消息類應用厭倦了，而我們的創意則更加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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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探支付格局之變(上)收單業：銀行已被邊緣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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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玩家曾經幾乎只有銀行的支付行業里，最早市場化的板塊是收單業務。但四年多後，銀行們非但不再是大玩家，甚至已經出現被第三方支付邊緣化的傾向。

烏鎮：千年古鎮的互聯網跨界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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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烏鎮，仍然能看到烏篷船、小橋、流水和青石板。同時也有互聯網醫院、智慧旅遊、智能交通等項目相繼投入運行。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永久入駐，與烏鎮產生了強烈的化學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