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汽車圈混了多年的劉洪磊,曾經在河南、遼寧擔任過某經銷商集團旗下4S店總經理長達七年。不過,他現已離開汽車行業。
「2004年我進入這一行,那幾年真是暴利的時代,汽車根本不愁賣,我們當時業績最好時一個月能盈利900萬左右。」劉洪磊回憶道。
當時,最暢銷的要數廣本雅閣,一度要加價兩三萬才能提到現車。作為第一個將4S店概念引入中國市場的汽車品牌,廣本經銷商著實海賺了一筆,即便到了2006年,一輛雅閣的單車利潤仍然達到2萬元,一家廣本4S店每年淨利潤幾千萬元不成問題。
廣本當年建店收回本錢的例子太有誘惑力了,一下湧進來不少投資者。市場容量不斷擴大,但參與者的加入速度明顯快於前者,直接的後果便是激烈的競爭之下,各方的利潤空間逐漸攤薄。
以北京市場為例,根據北辰亞運村汽車交易市場的數據,2008年北京共銷售乘用車50萬輛左右,當時有汽車經銷商350家,盈利情況均十分樂觀,但到了2012年,受限購政策影響,車市總體銷量預計可達50萬輛,但此時經銷商數量已經達到650家,盈利情況可想而知。
「4S店模式的頂峰期已經過了,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和利息成本逐年上升,4S店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攤平成本,幾乎沒法生存。」劉洪磊直言。
讓他印象深刻的是,2010年他在遼寧負責一家東風標緻4S店,為了完成銷售任務,一輛307利潤只有3000元,「即便那樣,已經很知足了。」
劉洪磊坦言,十年前投資一家4S店穩賺不賠,當年就能盈利,但現在建新店,五六年能收回投資就不錯了。
他的理由是,在汽車這個行業,汽車製造商佔絕對的優勢地位,話語權很大,比如4S店的面積大小、店面設計、維修要達到什麼樣的水平等等都有嚴格限制,甚至比在國外苛刻很多,這就增加了經銷商的資金壓力。
他透露,現在新建一家豪華車品牌4S店,僅建築造價就在2000萬~5000萬不等,再加上訂車、提車的流動資金,一家豪華車品牌4S店的起始成本普遍需要上億元,比2005年幾乎翻番。
另外,充分競爭環境下的汽車行業越來越像家電行業,價格戰成了家常便飯。劉洪磊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個店平均月銷量200輛,每輛平均售價15 萬元,那麼當庫存係數達到2時,這個店就需要佔用200×2×15萬=6000萬元的流動資金。「如果趕上銀行緊縮貸款,單體店資金鏈很容易斷裂。」
劉洪磊慶幸自己在2010年「逃」出了汽車零售這個行業。「不要看一輛車賣出去是幾萬元、幾十萬元甚至更高,除去各項成本,幾乎虧錢。」他告訴記者。
曾幾何時,給蘋果股價做估值是那麼容易:你選一個比較大的數字,等蘋果漲過了那個數字,你再選一個更大的。
Piper Jaffray's的常務董事Gene Munster在今年早些時候給了蘋果900美元的目標價格;蘋果曾在9月份達到702美元。
但是!情況急轉直下。蘋果股票轉而狂跌,目前已經跌了27%。
分析師們紛紛倒戈。UBS和Jefferies本週都調低了蘋果的目標價格。
此時,唯有Gene Munster屹立不倒。
他剛剛解釋了他仍然認為蘋果會漲到900美元。主要原因是蘋果明年會發佈電視機。
首先,蘋果需要讓投資者相信它有實力讓股票漲起來。2012年我們預期蘋果會漲,是因為iPhone5的緣故,果然它從411美元漲到最高702美元(漲了71%)。2011年由於對下一代iPhone和iPad的預期,蘋果股票也從323美元漲到最高422美元(漲了31%)。明年我們報以樂觀情緒,因為蘋果不僅要推出新的電視機,而且在2014年或者更早,預付市場會推出更便宜的iPhone。
(小編註:大哥,你可真敢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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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律,不要再偷按別人的表決器!」螢幕上立法院長王金平對著立院諸公這樣說。電腦螢幕前的你,可以在鍵盤上按個鍵送他花、丟雞蛋或西瓜。這不是電玩,而是「g0v零時政府」開發的程式「立院影城」,將每天立院的質詢畫面,變成隨點隨播的影片,讓你在家監督國會。 台灣對民主的「熱情」,從政論節目可窺一二。但除了四年一次的投票,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一年開發20項工具,直接監督政策 以「零時政府」為例,他們開發的程式,可幫你一眼看出中央預算分配、分析政治人物立場,還有讓你輕鬆聯絡民代的App。 他們是一個無酬的開放團體,所有專案從發起到經營,都出於自願,九百多位參與者在線上一同撰寫共同筆記、討論,從Apple、Google、台灣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師,到學者、學生、記者都有。 對台灣民主現況的不滿讓他們聚攏。參與者之一的ETBlue,用「一個極度殘缺、只有四分之一的偽民主制度」形容台灣現況,四大公民權實際上只有投票能正常運作,候選人炒短線討選票、劣質政客對民意監督冷漠不回應,卻與財團互動親密。 另一名參與者pofeng補充,曾推動醫師法修法的他,眼見法案送立院後各方利益介入,立委被請託、關說,干擾正常議事討論,上演利益交換,「這現象兩黨都一樣。」 不滿與憤怒,人人都有,沒有資源的零時政府,卻能在一年內聚集各方人馬,持續開發出二十幾項網路應用,並且吸引政府各部門的對話、合作?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林宗弘指出,當台灣網路普及率超過七七%,對公共議題關注的核心分子,發起運動的成本比過去低得多,「但還有第二道門檻,是參與者必須承擔的成本,」林宗弘說,參與者須付出時間、心力,上街頭甚至與警方對抗,除非改變成本結構,否則網路帶來的效應,還是限於社運團體之間。 零時政府的出現,讓突破門檻有了契機。 他們將資訊「攤開」,變得透明、易懂,用新科技將內容軟化,讓更多眼睛看清政治運作、政商互動,督促台灣政治「向善」。 輸入立委姓名,發言、提案統統有 以「立法院專案」為例,一個上班族只要上網鍵入立委姓名,就能知道自己選出的立委今天的提案、發言、新聞,本來是用來幫助人民監督立委的工具,如今連立委辦公室都成了忠實使用者。再以遠通eTag事件為例,只要在「台灣公司關係圖」的程式網頁上輸入遠通統一編號,畫面上跑出超過三十家公司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圖,將遠通與各企業的連結看得一清二楚。 零時政府的出現與擴張,證明了「民意市場」對透明的飢渴,且從洪仲丘事件、苗栗縣長劉政鴻系列爭議、清境違規民宿、公務人員出國報告等,證明了過去被視為小眾的網上「新興民意市場」,如今影響的是整體社會輿論。 Ptt官方粉絲團團長林祖儀觀察,「新興市場」的核心是六年級後段到七年級生,成長於網路時代的他們,關心的議題轉向政治,臉書上平常貼文有五百至一千個讚,白衫軍的現場照片一小時就逾九百個讚。 商業上,「新興市場」是新企業的機會,在民主之中也是。 「那是新團體、選項興起的最好時機,」漢堡大學研究員佛司分析,海盜黨近年在德國各地拿下席次,台灣的「一九八五行動聯盟」、在網路群眾募資平台上募款的柯文哲,都是例子。 但民主運作的因素複雜,網路應用的影響力能多大,其實最後看的是當地的政治文化。佛司以德國為例,民主體制是當時英美帶入德國的制度,加上過去德國納粹歷史的傷痛,民眾對體制的要求相對敏感,「你就是永遠覺得它不好,要改、要改,」佛司笑說,「而這種要更好的意念,讓任何結構都有鬆動的可能。」 選舉年到來,市場上各種選項正在角力,除了觀察台灣政治人物能否聰明利用網路抓住機會、反映需求,更值得觀察的是,在這一波各國指尖革命的趨勢下,台灣民意市場的角色能有多強?我們的政治文化是否會帶給我們一個更健康的民主市場?而答案,都在你我身上。 |
傳統唱片行業的產業模式被業內詬病已久,唱衰音樂產業的言論也一直不絕於耳。當年,就連內地唱片工業的頂尖操盤手宋柯也只得用「改行賣烤鴨」的言論表達心中的無奈。作為內地優秀唱作人的傑出代表,胡彥斌的選擇雖然顯得有些「血氣方剛」,卻也令人眼前一亮,畢竟,不是誰都有這股「搗騰勁」,敢直接跳出來喊話:「如果你們再不變,我就要把你們吃掉了。」
面對舊的娛樂體制,胡彥斌要去顛覆它。
宋柯曾算過一筆賬,他說:「如果音樂製作方(內容提供方)不能從商業流通體系裡面掙到40%的利潤,就玩不下去,音樂行業留不住人才,還不如去賣烤鴨。」
胡彥斌認同「唱片已死」的說法,以「CD」為主的音樂載體被淘汰是不爭的事實,音樂產業的救贖需要新的模式。
胡彥斌是在完全傳統的音樂產業體制下孕育出的一位華語歌手,擁有《紅顏》、《男人KTV》、《訣別詩》等眾多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曾創下過百萬唱片銷量佳績,一時風光無數。而恰恰是這位飽嘗過舊娛樂體制甜頭的歌手如今卻成了原有體制的「叛逆者」。現在,他不僅是歌手,也是音樂行業的創業者。2014年1月,胡彥斌創辦了和自己的英文名「Tiger」同名的音樂廠牌「太歌文化」。(以下部分簡稱「太歌」)
從一家六個人的小公司—上海藝風,到上海步升,到環球、EMI,再到金牌大風。在華語樂壇的80後歌手中,胡彥斌是靠出傳統唱片出道的歌手裡,碩果僅存的一個,他幾乎見證了整個唱片業興盛繁榮的全部歷程。
面對音樂產業日漸衰落的現實,傳統的唱片公司也紛紛尋求轉型,但既定的體制讓他們一直舉棋不定。來一場音樂行業的「救贖」並不容易,胡正走在探索的道路上。胡很篤定地認為,作為先行者,自己至少比他們早五年,這是他的最大的時間籌碼。
胡彥斌對i黑馬說:「其實我也不想創業,是傳統唱片公司給不了我想要的,也正是他們的『不變』給了我機會。」
混跡「樂壇」十五年
他是內地知名的唱作人,對音樂的藝術追求一直抱有理想,1999年參加「上海亞洲音樂節新人歌手大賽」出道,至今已發行了13張唱片。
2004年,胡彥斌來北京尋求發展。發行了一張專輯叫《Music混合體》,專輯裡收錄了《紅顏》、翻唱的《我的未來不是夢》、《Waiting For You》,包括亞洲盃的主題曲《宣言》等經典歌曲,但那張作「開門紅」用的專輯,銷量只有40萬張,唱片行業在萎縮已是不爭的事實。
2009年是胡彥斌出道的第十年,也是胡彥斌從選秀歌手到橫掃港台及內地多個各大音樂獎項,繼而蛻變成內地著名唱作人、歌手的黃金十年,他見證了唱片行業高速發展繁榮又迅速下落衰敗的全過程,那年他26歲。
那一年也被業內稱為唱片載入史冊前的一個重要年份,隨著3G時代的步伐,數字流音樂猛烈衝擊了以CD為載體的傳統唱片業。比較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事件是,當時中國移動開始實施「無線獨家首發專輯」的模式,莫文蔚、謝霆鋒、陶喆、李宇春等大牌歌手的新專輯,都紛紛加入「無線獨家首發」的行列,甚至有的完全放棄實體唱片的發行。從那個時候開始,人們熟悉的唱片時代就已經在消亡。
2009年底,他發完專輯《失業情歌》後,去了美國深造。5年後,胡彥斌宣佈創立獨立音樂廠牌「太歌文化」,這是胡的二次創業,第一次獨立創業,他高調地宣稱要用互聯網思維玩一場音樂行業的顛覆。
自此,諸如「互聯網思維」、「創業」、「商業模式」等詞彙開始頻繁被胡彥斌提及。唱片行業的衰落,音樂行業的救贖,於他而言,最實際且有效的做法是,既然身在「江湖」裡,只好來一場自我「救贖」。
2014年,胡彥斌走到聚光燈下,在一個創業類演講節目的舞台中央,胡彥斌笑眯著雙眼,自信且隨意地攤開雙手,一副對未來充滿想像,隨時敞開大門迎接的態度。他說: 「拋開歌手的身份,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剛創業的年輕人,內心充滿夢想。」
I黑馬約訪當天,坐在對面的胡彥斌有別於以往在大大小小頒獎典禮上給人的形象,陽光、自信以外,睿智和幽默也表現得恰當好處,面對i黑馬的提問時,他思維活躍、對答如流,點到即止處絕不留任何伏筆,攔截你再追問的勢氣,胡彥斌有著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和機敏反應。笑容可掬地一連拋出好幾個「你懂我意思」尋求親切的共鳴。當然,太長遠的事他同樣選擇不說,他說自己正走在創業前進的道路上。
「江湖再見」:跳脫傳統音樂江湖
胡彥斌的第一次創業是在2007年,當時適逢與金牌大風續約的當口,胡彥斌向老闆提出想內部創業的構想,而後創建自己的唱片LABLE,成立了「風風火火」,由胡彥斌和金牌大風共同注資創辦,彼此按50%的股權分配,投入了幾百萬。但由於「風風火火」沿襲的仍是傳統唱片公司的運營方式,通過簽約藝人,做唱片,然後靠版權和演出賺錢,再加上胡彥斌也不懂運營,一心專注於音樂創作,最終導致小敗局,那次之後,他說從此再也不要做唱片公司了。
胡彥斌有一些收穫,他對這三年做了如下的經驗總結:「做一家公司,主動權要自己來掌握,所有的事情的細節必須要親歷親為,而且每一個細節你都要瞭解,那是做一家公司成功的開始。胡彥斌說,「每個人都會有摔跟頭的時候。」
2010年、2011年,胡彥斌一直潛心學習,期間在紐約創作並完成了自己的全新專輯《Who cares》,從那張專輯裡可以明顯的感覺到,胡彥斌用兩年的時間積蓄了新的力量,再現人前,有了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更開放的互聯網新思維也植入到了他的思想裡。
胡彥斌正式回歸公眾視野,是在2013年,他參加了江蘇衛視的一檔名為《全能星戰》的節目,在這檔專業歌手的競技舞台上,胡彥斌在與孫楠、陶喆等歌壇老大哥的同台表演中贏得了第一名,這是他闊別樂壇三年後,收穫的一座頗具份量的音樂類冠軍獎盃,這讓他十分感慨。
數字流媒體發展起來之後,賣唱片,做藝人經紀,談商業都無更多利益點可尋。即便是內地最賺錢的歌手獲得的版權費也少得可憐,一年大概是十幾萬的水準。即便是在這種15%的利潤都達不到的條件下,音樂產業竟也足足支撐了若干年。一些做流行音樂的人發現正版根本不掙錢,都逐漸轉變成經紀人,靠歌手演出掙錢,等於主動放棄了對版權利益的要求。僅有的狹窄市場逐步被蠶食,本來完全可以成為流行文化商業體系贏利點的流行音樂,被摧毀了。以前賣盜版的大叔賣出一張5塊錢的CD,能賺得差不多2塊錢的毛利,獲得40%的利潤。在數位音樂的免費浪潮衝擊下,連賣盜版的大叔都轉行了。胡彥斌無奈的表示,在中國音樂行業談商業模式,目前都是虛殼。
在全世界的唱片行業都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大的唱片公司由於營收微薄,紛紛在裁員,它們甚至把唱片公司最核心的製作部門裁掉,這些大型的唱片公司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轉型是唯一的出路。在胡彥斌看來,傳統的唱片公司有多年的資源積累,其實有很多轉型的機會,問題是船大難調頭,傳統的唱片公司沒有辦法妄自菲薄,因為它們曾經在這條道路上成功過,沒有信心否定自己,重新再來,它們不知道要怎麼開始。另外,傳統的唱片公司,原先那一套環環相扣的體制和細節無法一時間被改變,改做藝人平台並非不可能,但時間是最大的投入成本,這使得他們深感猶豫。
跟五年前相比,胡彥斌不再迷茫,一方面內心對音樂的理想始終不滅;另一方面,大環境的現實狀況引人焦慮,與其寄希望於音樂行業在經歷長達十幾年的陣痛期後,能重新煥發生機,不如做這個盤子的操控者,去引發一場新的變革。
胡彥斌說:「傳統的唱片公司轉型可能要五年,而我比較輕盈,我跳出來看,隨時都可以重新開始,我跟他們賭什麼?我的時間一定贏過他。」
胡始終認為在唱片行業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應該是內容和包裝。這裡的內容包括歌本身和歌手,內容的價值才是消費者們最關心的問題。其實傳統唱片公司原本有他非常大的優勢,他們有專業的製作部門,有一整套完善的企劃機制,這是傳統唱片公司最強的地方,音樂行業是製作、企劃先行,如同廠商做產品,從人群定位,產品定位,到包裝,再到宣傳推廣等細節有一個系統的整體規劃。當他們現在把最具有核心價值的東西也放棄了,唱片公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也有的唱片公司選擇外包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也導致大量獨立製作人才的出現,但外包的風險在於,主體可控性差,音樂的質量無法完全得到保障,其次,時間控制不到位,執行力弱。胡彥斌決定自己來做。一來從整體上能操控大局,二來團隊又能一起成長。
「當唱片公司砍掉製作部門的時候,我撿起來做,我們現在就有自己的製作部門。從音樂的本質,以及運營模式上去顛覆是我的興奮點。我們靠實質的內容去吸引所有的人。胡彥斌激動地對i黑馬說。目前『太歌』的內容製作團隊由六個做音樂的人和25個視頻製作的人組成。
藝人之所以不願再簽約唱片公司的另一重大原因是,唱片公司的老闆並非全是科班出生,做金融、IT的比比皆是,他們對資金和商業有高度的敏感,關心投資的回報率。重心一味的停留在商業模式上,跟胡彥斌的理念有些背道而馳。
他們通常習慣算這樣一筆賬,比如一張專輯,如果投資花十塊,互聯網下載賺兩塊,移動運營商賺兩塊,商業植入賺兩塊,實體幾乎不賺錢,藝人經紀賺四塊,商業代言、自媒體營銷等等賺三塊。一筆帳算下來,去掉成本十塊,還賺三塊。權衡各方,只要各方利益能滿足到,好像就有得賺。而對於一個藝人而言,最看重的還是唱片公司在為其爭取價值最大化方面所體現的勢能大小。
所謂商業,胡彥斌覺得就是要把產品即音樂本身做好。只要把東西做好,銷量就會上去。回歸到音樂,就是要把音樂的本質做好,品質優先,所有人都會心甘情願地來為它買單。
傳統的唱片公司和藝人是僱傭跟被僱傭的關係。當音樂的理念跟思維,一切都截然不同的時候,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矛盾。胡彥斌對i黑馬坦言:「如果遇到一個懂音樂,跟我聊得來,又知道怎麼樣去運作的老闆,可能現在也沒有太歌文化這件事情,我也不會創業。」
2013年跟胡一起參加《全能星戰》的陶喆、孫楠、龔琳娜、張韶涵等歌手近年來也紛紛單干,不再歸屬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在百度排行榜,前二十名的藝人基本都有自己公司,唱片公司已不能為藝人創造更多的價值,藝人的提升空間十分有限,彼此合作機率變得很低。脫離了傳統唱片公司的體制獨立運營顯然並不輕鬆。畢竟,經紀團隊沒有辦法那麼的專業跟細化。
「我當時沒有想做『太歌』,我也想找一家唱片公司簽約,因為那樣做唱片公司真的很辛苦。」胡彥斌說。
意識到整個音樂行業的一個進入下一個新的階段的當然不止胡彥斌一個,只不過「發現」是一回事,「要不要轉變」是另一碼事。胡彥斌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太歌」的成立有一部分原因還基於他自身的訴求。
「當初我要簽約,我跟國內幾乎所有大的唱片公司都聊過,他們還是搬出原來那一套合作方式跟我談,無非是簽藝人,幫出專輯,宣傳,發行專輯,接演出等等。給你做諸如「三年兩張唱片」的規劃,計算好投資和回報比,最後根據合約分成。」胡彥斌不想再沉溺於舊體制,不願意再跟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合作。
整個採訪中,胡彥斌不斷強調「我也不想自己做公司」這一點,他無奈地表示:「如果可以選擇(唱片公司順利轉型)我真的不想自己做,但現在看來,好像不做不行,我覺得我可以去幫很多藝人創造更多價值,我問自己有沒有辦法在這個行業裡去玩一個顛覆?我始終覺得現在好的音樂作品越來越少,我還是有藝術方面的遠大追求。」
顛覆「宣言」:Cut掉和藝人的30%經紀分成
傳統的唱片公司跟藝人簽約,一般藝人需要給到唱片公司30%的經紀分成。胡彥斌想要搭建的服務平台同樣涉及藝人經紀,不同的是,胡彥斌為他們保留30%的分成做法。
例如一個藝人一年營收是兩千萬,公司要拿走30%,即六百萬,剩下的藝人可獲得1400萬。如果藝人養自己的團隊,一年花兩百萬用於所有的員工工資的開銷,也能省下四百萬。而這「兩千萬」並不是公開透明化的,這當中的利潤還存在想像空間。許多藝人對唱片公司繼續以這種方式合作已經有了牴觸,除非唱片公司敢做出類似承諾:「胡彥斌,我保證你一年賺多少錢?」
一些知名歌手,通過各類唱歌節目,曾一度從低人氣的狀態重新獲得了短暫的爆發,但勢氣一過,便往往又逐漸暗了顏色,消失在市場上。胡彥斌還是希望借由一個服務平台來幫助藝人獲得一個良性且持續發展的空間。「太歌」將平台服務做在前面,砍掉了藝人合作需要支付的30%分成,以此來吸附藝人的信任和支持。
「我們不簽約藝人,因為我們沒有僱傭關係,合作性質更多一些,我不要跟他有僱傭關係,我要的是他對我足夠的信任,我們可以幫他做長期的規劃和服務,合作時間上可以很彈性,一年或者只有三個月,我們會清楚地告訴他們,我們可以幫他做什麼,一年可以幫他達到什麼水準,我不在他身上賺他最在乎那30%,因為初衷是希望幫他創造另外更多的價值,在這個創造價值裡面我提取我的服務費,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胡彥斌說。
「願望」:打造互聯網時代下,音樂行業的整合服務平台
為了尋求新的出路,藝人通過選秀、增加電視曝光來延續自己的市場價值,這種做法胡彥斌並不看好。他認為即便單靠電視台這樣的平台能迅速引發關注,甚至在短時間內就能獲得巨大商業價值,都是下了舞台,過了熱氣,藝人容易再度陷入迷茫,因為可持續性差。
在胡彥斌看來,創業無論做什麼產品,一定是供求決定市場,他認為現在是做音樂行業的服務平台的最佳時期,換到前十年或者是前五年,時機或許都不合適,而現在唱片的實體東西已經死掉,大部分藝人都不願意簽唱片公司,這就是機會。
什麼是互聯網思維?胡彥斌的理解是,打造一個適合現行行業發展的完善體制去支撐、管理他們。畢竟,借助電視台這樣的公眾平台短暫的吸引人注意的方式,來的快去的也快。「你只是給他提供一個資源整合的平台,為他打通所有的渠道,不僅僅是出新作品、演出,廣告,還要靠戲劇和更多衍生產品去無限擴大價值,重在挖掘給藝人帶去的附加價值。」
如何將一個藝人的知名度的價值最大化,這就是「太歌」想要做的事情,胡彥斌對i黑馬錶示,傳統唱片能做的版權和演出服務仍會保留,如粉絲,電影,廣告歌曲,商業合作等模式,同時會將更多資源接洽進來,但如果單純靠藝人一己之力,需要背後有足夠強大的團隊支撐才能把控所有環節。
以「五月天」為例,在他們五個人背後,有一支一百多人的團隊在支撐,這麼大規模的團隊才能做好一組藝人,那麼,從商業的角度來考慮,他們每年需要創造多少價值才能做到收支平衡,甚至盈利呢?
基於各方的考慮,胡彥斌認準了一條路,即用一個資源整合的服務平台,去打磨做一整套藝人服務,幫藝人用儘量「輕」的操作方式,完成個人商業價值的最大化。
胡彥斌認為做「平台」需要的思維模式跟人內心的價值觀要匹配。胡彥斌的價值觀是什麼?他回答說:「我的價值觀有錢一起賺,所有的平台的搭建,就是讓大家有錢賺,這是我的一個中心思想。」
「太歌」目前有兩種運作模式,一個是新人計劃;一個對成熟歌手的全方面製作、推廣服務。
搭建一個整合服務平台並不容易,為了打通早前的內容的分發渠道,胡彥斌全憑自己個人單對單去談合作,包括互聯網,移動端平台的接洽工作,幾乎沒有捷徑可走,他說:「我現在做的不是一個藝人該做的事情,我每天從早到晚全部見各種人,開各種會。」
「太歌」目前旗下有五位合作的藝人。談演出合作也將是收益的一部分來源。把音樂做廣告載體,視覺化的MV植入,未來會出現在所有的互聯網的媒體平台上,甚至全國的線下KTV平台上。
「太歌」通過與廠商合作,引入MV的廣告植入,抵銷掉製作成本。類似於京東今年4月聯合多家唱片公司發起的「東樂計劃」項目。「太歌」就與京東進行了深度的項目合作。這樣從前端可以有合作收益,後端會有平台版權收益。
未來他也要做自己的移動端的產品,但對於具體的產品形態和運營模式,胡彥斌表示,目前產品還沒面市,不便說得的太多。「我有做內容的情結,內容是核心價值,當所有的平台到最後現在是拼資源,資源拼到最後誰都在拼資源的時候,你就要拼自己。差異化的價值最有競爭力。所以你覺得你的競爭力在創作這一塊,區別於別人的。還有就是你所能提給給別人的附加價值。我需要把樣式模板跟藝人的價值全都體現出來的。目前來說,平台整合非常重要。」胡彥斌說。
讓更多藝人通過「太歌」這個資源全面整合的平台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在現在版權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為藝人創造更多價值。這是胡彥斌要做的事情,
作為一個歌手或創作人,胡彥斌無疑是成功的,但作為一個創業者,胡彥斌才剛剛邁開了步伐。
在一期福布斯《云集》的節目中,胡彥斌以一個初為創業者的身份這樣說:「一個年輕人的成就感,就好比很多大學畢業生去找工作,他們為什麼對工資要求不那麼高,就是因為他們想通過做事情來獲得社會的認同感。」
在創業這件事上,胡彥斌始終表現得很謙虛;在對抗音樂行業舊體制這件事上則表現得很堅定跟強勢,他笑著對i黑馬說:「既然玩顛覆,就該有些新花樣。」然後,輕描淡寫的撂下一句:「我要告訴那些轉型很難的唱片公司,你們再不變就會被我吃掉了。」
面對歐盟與美國迄今最嚴厲的經濟制裁,俄羅斯總統普京一邊放出俄方不會“乞求”取消制裁、“我們比任何國家都要強大”的狠話,一邊也在“收買人心”,資助自己看好的歐洲合作夥伴。知名俄裔記者Leonid Bershidsky就認為,法國極右翼黨派“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獲得俄羅斯銀行900萬歐元的貸款,這就是俄羅斯政府押註法國政界未來的跡象。
從以往立場和最近的表現來看,國民陣線的確是普京值得投資結交的對象。今年該黨成為法國政壇的黑馬,其選舉表現震驚歐洲。今年3月的法國地方大選中,國民陣線贏得11個市鎮,戰勝執政的法國左翼大黨“社會黨”。6月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一舉拿下將近25%的選票,超越得票率分別為21%和14%的法國兩大傳統政黨“人民運動聯盟”和社會黨,成為法國在歐洲議會的第一大黨。
國民陣線成立於1972年,最初是在新納粹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基礎上成立的邊緣小黨。目前該黨在經濟上反對全球化、反對歐洲一體化、主張退出歐元區,提倡民族利益至上。該黨黨首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現在是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最有人氣的競選者。Bershidsky認為,勒龐本人從未掩飾過支持普京,她的選民也不會因為這種立場而反感。
更重要的是,國民陣線需要金援。法國競選帳目和政治資金全國委員會(CNCCFP)最近一次公布的國內政黨募資數據顯示,2012年國民陣線獲得的資金僅有620萬歐元,約為執政黨社會黨的十分之一。由於法國是兩黨政治體系,所有的國家補貼都流入了兩大政黨,私人政治募捐受到限制,任何社會黨和人民運動聯盟以外的第三方力量想要有所突破都需要大量資金支持。
而法國銀行業對資助國民陣線沒什麽熱情。Bershidsky推測可能是忌憚該黨偏激的名聲,也可能是因為覺得押註政治選舉獲勝風險太高。總之,國民陣線的財務負責人Wallerand de Saint-Just在確認得到俄羅斯貸款時就這樣抱怨:
“沒有一家(法國)銀行給我們一個子兒。”
勒龐則是向法國全國日報《世界報》表示:“我們已經在西班牙、意大利、美國、亞洲和俄羅斯廣泛撒網,和那些最先和我們接觸的簽約,我們很開心。”
有趣的是,這次向國民陣線提供貸款的俄羅斯銀行First Czech Russian Bank(FCRB)是一家很小的金融機構。俄羅斯央行數據顯示,截至去年末,FCRB的資產為7.71億美元。
表面看來,FCRB與俄羅斯政府和遭到歐美制裁的任何俄羅斯國民沒有直接聯系。但Bershidsky發現,該行提供的貸款仍有俄羅斯政府的影子。因為向勒龐推薦FCRB的是國民陣線在歐洲議會的議員Jean-Luc Schaffhauser,此人與俄羅斯政府關系可不一般,最近剛訪問了烏克蘭東部親俄分裂武裝控制地區頓涅茨克。
法國新聞網站Mediapart的報道稱,Schaffhauser與俄羅斯政府的搭線人是親俄的議員Alexander Babakov。Babakov本人在烏克蘭有很多生意,已經上了歐盟對俄制裁的黑名單。
無論怎樣,一家為中型企業和私人客戶服務的小銀行向國外的政黨放貸都很不尋常。Bershidsky預計,如果勒龐當真打破法國政壇兩黨稱霸的格局,成為不可小覷的第三股力量,普京就會擁有一支打入歐盟內部的“第五縱隊”。既然勒龐已經公開自己的融資源,除非法國的主流政黨願意為普京打開進入法國政界的後門,否則他們就有理由聯合起來,避免國民陣線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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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今日在公開市場進行350億元7天期逆回購操作、550億元28天期逆回購操作,一共向市場投放900億流動性。這是央行時隔一年重啟逆回購工具以來連續第四次操作。
其中28天逆回購的中標利率為4.8%,7天逆回購利率中標利率為3.85%,這與前幾次的利率持平。
考慮到今天還有300億元7天期逆回購到期,央行凈投放600億元。
除了逆回購,路透還提到,中國地方政府也在聯手央行啟動國庫現金招標,這將增加流動性釋放。
上海市財政局於近日表示,為支持該市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將公開招標轄區內國庫現金。市場人士認為,在盤活存量的思路下,中國將有越來越多地方政府的國庫現金管理采取類似行動,從而為流動性釋放打開想象空間。
“這次上海市財政局與央行上海分行能聯合發文,應該是央媽勉強同意了的。可以說財政部已與央行達成共識,後續地方財政這類的操作會越來越多。”有了解情況的人士指出。
上海財政局也在文件中稱,上海市的國庫現金管理應充分考慮對市場流動性的影響,將與貨幣政策操作保持協調性。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周二公告稱,將公開進行400億元人民幣國庫現金定期存款,期限六個月。
目前因春節臨近等季節性因素,以及新股即將啟動申購的影響,市場流動性趨緊,貨幣市場利率連日攀升。
今天銀行間市場七天期質押式回購利率開盤報5.8000%,昨日收報4.4000%。
SHIBOR各品種利率集體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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