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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協作平台為何沒效率？因為只會連接人，而沒有理順工作任務！

工作環境效率低

根據統計，上班族醒著的時間有一半在工作，其中又有近半時間在做與工作有關的瑣事，如花大把時間做會議筆記、聽上司發牢騷、收發電子郵件、協調工作以及確認進度，而每花一分鐘處理這些瑣事，就少一分鐘創造實質生產，但氣的是我們不能收手不做這些工作，因為協調工作是推動許多小步驟，達成最終成果的關鍵。

然而，沒有人能閱讀所有資料、記下所有要事、鉅細靡遺追蹤跨部門合作、大量搜尋資料並兼顧全體人員進度，就算可以，可能讓人筋疲力盡，在真正的重要事項上失焦，導致每年流失大量生產力。

約99%公司沒有協調工作事項的系統平台，更不可思議的是企業今年投入軟體開發的資金高達3040億美元，而其中許多資金會用在提振生產力，不過，許多開發似乎放錯重點：它們還是在創造人際連結，而非協調工作進度。

儘管企業社群網站的概念很吸引人，但根據臉書和推特社交網站功能打造的微軟公司旗下企業社群網站Yammer Inc.和云端運算大廠Salesforce旗下的企業內部網路Chatter都無法帶來革命性進展，且忽略了社交網站專注於愛情、親情、友情，企業社群網站則應聚焦生產，也就是集合眾人潛能，達到工作目標。

理想的工作平台

在資訊工程中，社交網站包含人、個人資料、人際關係、人際間彼此分享的資料。

而企業社群網站則應該包含工作事項單位(如任務、想法、客戶、目標等)、工作相關資訊(如溝通、檔案、工作狀態和資料庫)，以及資訊與工作如何結合，最終才是人(誰負責什麼工作等)。

理想中的企業社群網站必須讓成員的疑問迎刃而解，如當問及「有人開始著手聯絡廠商了嗎?」網站必須能輕易查出誰在負責這件事，他聯絡了哪些廠商，以及進度如何。換句話說，企業社群網站專注於目的性資訊，任務在讓工作計畫達成目標。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柯斯(Ronald Coase)今年9月以102歲高齡辭世， 他1937年提出「企業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解釋企業的特質及侷限，然而走過76年，企業不再僅是效率、規模和成本問題，而是包含生產力、學習和價值，而企業工具也必須跟著提升。

企業社群網站應自動協調工作摩擦，讓員工專注於生產。這才應該是21世紀的工作模式，讓有生產力的人聚焦創造，提升企業產能。

收發電子郵件被認為是相當瑣碎耗時的工作，但想想20年前沒有電子郵件時，要召集同事到同一地點開會，必須逐一發送紙本開會通知，兩相比較起來，電子郵件確實是革命性發明。

不過電子郵件依然無法凝聚員工達到遠大目標。或許稱職的企業社群網站未來問世後，人們會訝異並同情「舊時代」的我們竟然得花大把時間收發電子郵件、燒時間開會，或是百忙之中還得抽空聽上司口沫橫飛。

“別把企業當孩子摟著，改革本質是理順關系” 訪安徽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徐恒秋

“三合一”以後基層食藥監管就弱化了嗎？話不能這麽說。如果弱化了，那是地方政府不重視。

一些監管人員過去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孩子，生怕企業受委屈。改革的本質就是要理順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關系。

春節放假前兩天，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走廊里幹幹凈凈的”，往年這時候，有審批權力的處室門口都排著隊，來自食品藥品企業的人提著大包小包來維護關系。

局長徐恒秋感嘆，食品藥品體制改革在省局層面“明顯看到成效”，因為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關系理順了。

就在半年前，2014年10月，南方周末記者首次到安徽省食藥監局采訪時，她正為在黃山舉行的全國遊泳錦標賽上多名運動員疑似食物中毒的事發愁。

當時，全國食藥改革正處在最膠著的時期。安徽省率先在縣（市區）采取“三合一”（工商、質監、食藥）的市場局改革模式，在105個縣（市區）及848個鄉鎮設置了市場監管機構。一時間基層反應強烈，擔心食藥機構喪失了獨立性，會弱化食品藥品監管。

“那時候省局的任務布置下去，就像掉到水里一樣，沒反應。”徐恒秋坦言，下面的監管人員都在觀望，“前路一團漆黑，腦袋老大的”。她感覺，每天上班好像就是等著基層出事，而且遲早要出事。

徐恒秋決定不再等了，而是想辦法在現有框架下推動改革。在出任省食藥監局局長前，她做了6年的省衛生廳副廳長，主導安徽上一輪基藥改革，後來這成了全國有名的“安徽模式”。

2015年2月16日上午，徐恒秋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一開口就對“三合一”的安徽食藥改革模式做了回應。

“三合一”後怎麽加強食藥監管？

不能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孩子

原來管不好的管好了嗎？

營改增全面推開 稅系理順尚待測試

5月3日9時，五一假期結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深圳市民潘先生來到深圳市不動產登記中心辦理過戶手續，成為深圳首個領取到增值稅發票的二手房購買者。

“營改增”大幕已在全國全面拉開。此前的文件已經明確，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等行業此次一並納入試點範圍。

行業感受冷熱不均

為潘先生服務的深圳鏈家經紀人張誌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潘先生此次購買的房屋總價175萬元，計稅價格為114萬元，按照營改增試點方案計算的交易稅費為87001元，比原先按營業稅繳稅節約了4350元，相當於稅負下降了4.76%。

營改增之後，建築業和房地產業稅率確定為11%，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則確定為6%。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多方采訪了解到，營改增對於各個行業影響不同。

近期，凱悅、洲際、萬豪、希爾頓等國際酒店以營改增為借口集體漲價事宜備受關註，但在被相關部門約談後，上述酒店大多表示暫不漲價。

“對酒店而言，很多項目都可以作為進項成本抵扣，並不一定會影響利潤。酒店以營改增為借口實行漲價是虛假宣傳。”華美首席知識專家趙煥焱認為。

而錦江、如家、華住、格林豪泰等方面則表示，經濟型酒店不會漲價，因為“營改增”本身不影響利潤。

與酒店行業有所類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是公寓住宿業。

貝客、青客、魔方、友社等公寓業者表示，“營改增”後會減輕公寓行業的稅負，同時會增加公寓行業的收益。按照目前現代服務業增值稅納稅標準，年營業額500萬以下的企業歸為小額小規模納稅人，實行3%的稅率，年營業額500萬以上的企業繳納一般納稅人6%的稅率。即絕大多數中小公寓公司都能享受到3%的小規模納稅人稅率，相對於此前營業稅的計算規則，納稅總額大幅下降。

“如果我們公寓的月租金收入是1萬元，成本7000元，原本按照營業稅計算則凈收入2500元，但是營改增後則凈收入可提升到2830元，因此營改增利好公寓行業。”魔方公寓市場部負責人邵俊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零售業也感受到利好。沃爾瑪、家樂福、步步高這類零售業者大多表示，進入5月，其已經在公司內部和供應商方面進行了符合“營改增”的轉變，以公司內部而言，這些零售商在各類報銷和內部采購方面全面實行增值稅發票制度。

而在與供應商的合作方面，大部分大型供應商開具增值稅發票沒有問題，但部分小型供應商則難以開具增值稅發票給超市賣場。對於這類小型供應商，零售商可能采取更新合同，增加補充條款，並希望小型供應商可以早日規範化開具增值稅發票。

大部分零售業者均表示，“營改增”可以規範化抵扣進項成本，是利好零售業發展的，但需規範小型供應商。

比之酒店、公寓和零售業，旅遊業者算是比較煩惱的。

營改增之下，旅遊業者需要其“上遊”提供增值稅發票，否則旅行社無法抵扣進項成本。

然而旅遊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其“上遊”業者很多時候無法開具增值稅發票，這會導致旅行社無法抵扣進項成本，進而影響旅遊業者的利潤。

“旅行社的進項來自於景區、交通和住宿等，這些商家中比如景區門票、火車票和機票都不是增值稅發票，還有一些私人承包的景區、農家樂等，根本無法給出規範的發票。旅遊行業有太多不規範的上遊業者。”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旅遊企業創始人苦惱地表示。

央地關系待重構

營改增之後，不僅僅是相關行業的稅負發生了變化，政府間的收入分配也面臨調整。一是營改增以減稅為目的，政府稅收收入總量將有所下降，另外，中央與地方的財力分配也將重構。

此前，增值稅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為75∶25。如不調整，營改增之後，地方營業稅收入消失，財力將會大降。因此，在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的前一天，中央發文確定，以後中央與地方增值稅分配比例為50∶50。

同時，在以2014年為基數核定中央返還和地方上繳基數的基礎上，中央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於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施文潑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稱，這個方案將確保營改增後，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穩定。中央以2014年為基數，是因為2014年稅收收入的決算數已經公布，在此基礎上，可以確定中央和地方營業稅和增值稅收入。

施文潑此前測算發現，2014年國內增值稅和營業稅收入共計48637.09億元，其中，中央收入為21171.97億元，地方收入為27465.12億元。據此測算，未來增值稅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取整定為50∶50。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告訴本報記者，由於地方發展不均衡，增值稅分享比例統一為五五分，經濟發達地區分享後的收入低於營改增前的基數，而對此，中央將通過稅收返還方式補給這些地區，確保這些地方既有財力不變。

他舉例，假設某個地方政府營業稅加增值稅共1000億元，營改增之前，地方稅收(營業稅加上25%增值稅)部分為600億元，如果營改增後，增值稅分享比例 為五五分的話，地方最終拿到500億元。因此中央需要通過稅收返還補給地方100億元，確保地方財力不變。

另外，《方案》明確，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於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這能兼顧好東中西部利益關系。

難點在過渡期之後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營改增後地方真正擔心的問題是，營業稅是地方的主體稅種，通過這個稅種，地方政府可以發揮對企業和經濟的調控作用，而失去這個稅種後，地方政府調控能力可能被削弱。

胡怡建也告訴本報記者，此前地方政府會通過營業稅先征後返等手段來支持地方發展，營改增後，地方在稅收管理上更加規範，但之前調控的靈活手段也受到影響。

《方案》的過渡期暫定2~3年，屆時根據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地方稅體系建設等改革進展情況，研究是否適當調整增值稅中央和地方的分享比例。

胡怡建認為，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向是，中央承擔更多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因此中央分享比例有可能相應提高。

據了解，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預計今年出臺，將在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領域率先展開。

地方失去主體稅種營業稅後，地方稅收體系如何建設也變得更為迫切。

施文潑對本報記者分析，目前地方主體稅種構建還不太明確。有一種思路是將車輛購置稅劃給地方，消費稅的汽車相關稅目下劃地方，最終車輛繳納部分可能合並。環保稅在立法進程中，按現在初定方案，也是地方稅。而立法中的房地產稅也應該是地方稅，但難以判斷何時出臺。

李萬甫對本報記者稱，地方稅收體系如何構建還不清晰，房地產稅還未出臺，消費稅如何改革也不確定，很難培育地方主體稅種。

農業供給側改革：關鍵在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

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元年——2016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止步於十二連增，出現回落。不過，這一產量仍為歷史第二高位，屬於豐收年。於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為2017年農業工作定下了總基調，即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下稱“報告”）時，將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作為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之一。報告稱，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拓展農民就業增收渠道。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非簡單地調整種植結構，其主要目的在於從整體上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效益以及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就需要調好調順調優農業結構。關鍵也在於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

從追求糧食產量到追求糧農利潤最大化

當前，我國農業正面臨著一系列新挑戰。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較上一年出現0.8%的回落。主要原因在於播種面積的減少和單產的下降。前者的影響因素占33.2%，後者占66.8%。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高級統計師黃秉信表示，糧食播種面積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各地針對糧食品種的供需矛盾，主動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適當調減非優勢區玉米種植面積，采取“玉米改大豆”、“糧改飼”和“糧改油”等措施調整農業種植結構。糧食單產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玉米等高產作物種植面積減少，二是2016年全國農業氣象災害較上年偏重，部分地區受災較重。

出於對糧食安全的高度關註，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有追求糧食高產量的沖動，當然連續十多年來糧食增產的運行機制，也使得產量增加有慣性因素。在糧食短缺時，追求糧食高產無可非議。然而，當下高產量、高進口量、高庫存量“三高”並存，意味著農業結構出現了問題。業內認為，中國應從追求糧食產量過渡到追求糧農利潤最大化。這就要求農民生產出的糧食有最佳的質和量的結合，更好地滿足民眾對糧食的需求。

中央也明確提出，新形勢下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於求和供給不足並存。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就解釋稱，我國農業生產能力在不斷提升，但有些品種需求持續增長，自身的產量卻在下降，如大豆，不得不嚴重依賴進口；有些品種卻供過於求，如玉米，庫存已超過一年的產量。原因在於：國產大豆產量低、效益差，農民不願種，因此只能把市場讓給進口大豆；有些品種生產成本高，如玉米，價格無法與國際市場競爭，市場就被進口玉米及其替代品奪走了。

效益低和競爭力弱，成為我國不少農產品都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陳錫文認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著力解決這兩個問題。

前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到，要把農業結構調好調順調優。這一提法也被業內解讀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舉措。“好、順、優”作為改革的標準，包括適應市場需求、為降成本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去庫存理順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優化區域結構和產品結構等。

調結構的“三個優化”

當前國內存在的“三高”矛盾局面——過剩與短缺並存的結構性農產品供應格局，造成了資源及資金的巨大浪費。中央已經明確提出，要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推進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並為之提出“三個優化”的應對之策，即適應市場需求，優化產品結構；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優化經營結構；立足比較優勢，優化區域結構。

針對“三個優化”報告也提出了具體要求，在優化產品結構上，要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供給；在優化經營結構上，要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在優化區域結構上，要適度調減玉米種植面積。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陳錫文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前土地流轉的速度跟農民轉移進城的速度相比並不慢，如果要脫離農民減少的速度去推動土地的流轉，可能就會脫離實際。中國要發展像美國那樣的大農場，始終不太現實，必須要強調多種經營，除了土地流轉集中規模經營以外，還要發展新的形式。這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離不開農業保險有力保障。

他認為，適度規模經營的多種形式，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土地流轉，當前土地的規模經營還得追求，盡管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要創造條件慢慢推進。另外就是要強調服務的規模化。最典型的就是麥收，機械化收割達到95%左右，原因就在於聯合收割機的跨區作業，使得小塊經營土地的農民可以花少量費用享受到現代機械設備所帶來的便利，而且大型機械設備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深化農村改革成農業發展重點

在深化農村改革中，既要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同時，又要健全農村“雙創”促進機制。當前政府鼓勵多元群體到農村施展才華，也是當下經濟發展階段發展農業、解決就業的政策導向。

前述“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僅是土地制度改革中關於土地流轉“三權分置”中的內容，更豐富的土改實踐還包括：承包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以及征地制度改革等。業內認為，本屆政府上任以來，農村土地改革一直沿著明晰產權掃清障礙推動資本化的思路在穩步推進。經過多年試點，預計2017將進入總結期。

值得期待的是，今年也正好是33個縣(市、區)進行土地制度改革試點的收尾之年。其探索試點的經驗將為未來的法律提供實踐依據。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在全國兩會“部長通道”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明確提到，國土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經批準後，將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草案充分吸收了改革試點成果，在農村土地征收方面，體現了縮小征地範圍，規範征收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等改革經驗。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等方面都做了相應的規定。

為促進農村“雙創”，探索農村集體組織通過出租、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空閑農房及宅基地，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改革措施，已被寫入今年的中央1號文件。

深圳按“10+1”模式支持深汕特別區，6月底前理順機制

深汕特別合作區基本框架確立7年後，各項調整工作有了更快速及實質的進展。

近日，深圳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發布實施《關於深圳市組織實施深汕特別合作區機制體制調整的工作方案》，清晰地對該區域的發展進行新的布局。《方案》從四大方面理順體制、機制，包括工作關系、中央和省事權的落實、規劃建設、招商引資，從而實現交通、產業、政策一體化。

第一財經記者從當地一位官方人士了解到，《方案》強調要將深汕特別合作區（下稱“合作區”）作為深圳市一個重要的經濟功能區，按“10+1”（深圳市10個區+深汕特別合作區）模式給予全方位的政策和資源支持，並最晚在2018年6月底之前完成組建合作區領導班子和管理機構、理順工作關系、中央和省事權的落實和規劃建設等事宜，爭取5年內合作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效。

主要由深圳市相關部門牽頭或負責

合作區位於汕尾市海豐縣，距廣州200公里、深圳60公里、香港82海里，包括鵝埠、小漠、鲘門、赤石四鎮，總面積468.3平方公里。

2011年2月11日，廣東省委、省政府批複《深汕（尾）特別合作區基本框架方案》，正式成立合作區。

自2017年，深圳開始緊鑼密鼓地開展合作區的建設和管理工作，全面接手主導工作。其中一點值得註意的是，根據深圳市統計局今年4月中旬發布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去年合作區的GDP首次納入深圳GDP中。

上述官方人士介紹，《方案》強調要及時解決合作區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加快推動體制機制調整落實到位，在資金、技術、項目、人才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和資源配置力度，加快合作區與深圳在政策法規、規劃布局、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城市功能等方面的一體化進程。

具體要如何實施？《方案》強調，成立合作區體制機制調整工作領導小組，組建合作區領導班子和管理機構。

前述人士稱：“在成立合作區體制機制調整工作領導小組上， 小組成員主要由深圳市相關人員擔任。在組建合作區領導班子和管理機構上，主要是由深圳市相關部門牽頭或負責，深圳市其他部門和深汕特別合作區管委會參與。”

大部分事宜要3月底或6月底前完成

《方案》強調，理順“四鎮一場”工作關系，包括：鵝埠鎮、小漠鎮、鲘門鎮和赤石鎮（含圓墩林場）按行政區劃有關規定和調整程序改設為街道，開展居民身份證、戶口本等更換工作。

《方案》也強調，推動涉及中央和省事權有關事項落實，包括：落實合作區財稅納入深圳市區財政體制範圍，由深圳市區全權管理。按程序報請合作區地稅局由廣東省地稅局管理調整為深圳市地稅局管理，報請國家稅務總局將合作區國稅局調整為深圳市國稅局管理等。

《方案》還強調，要強力推進合作區的規劃建設，包括：編制合作區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綜合交通規劃，與深圳市第四版城市總體規劃做好統籌銜接；將合作區產業發展規劃、五年發展規劃統籌納入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等。

上述人士表示，在組建合作區領導班子和管理機構、理順“四鎮一場”工作關系、推動涉及中央和省事權有關事項落實和推動規劃建設上， 大部分具體事宜均要求在2018年3月底或6月底之前完成。

第一財經記者也從合作區一位房地產中介小洪了解到，合作區內已經建成的商品房不多，現在還不能買賣，聽說要到今年6月底機構調整結束後才放開。小洪說：“合作區職能部門落定後，才能完成交接工作，到時候才知道新的房地產交易中心設在哪里。現在，房地產交易還是凍結狀態。”

招商引資將瞄準國內外500強

《方案》也強調，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狠抓產業項目落地建設，引進並開工一批重大產業項目，盡快形成產業聚集效應；另外，依托深圳產業優勢及合作區空間優勢，瞄準世界500強、中國500強和央企、知名民企等戰略性龍頭企業。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自2011年合作區成立的這一年開始，就開始了招商工作，但是進程緩慢。2014年，合作區開始舉辦專門的投資環境推介會進行招商，剛開始簽約的企業不多。

2015年是個重要的轉折點。2015年1月，廣東省政府明確合作區財政體制參照順德模式，由省直管。7月23日，廣東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廣東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服務規定》，合作區的運作有了“基本法”。之後，簽約的企業數量逐步增多，合作區在精準招商和全產業鏈招商上更進一步。

目前，已經簽約的企業名單中大腕雲集：華為、華潤、騰訊、深業集團、深圳特區建發集團、深圳振業集團、深圳賽格、深圳天健、鹽田港、中交城投、中城建、中廣核和恒大等。

這些已簽約企業頗有緊迫感，大部分已經在建項目或是已拿了地準備建項目。上述官方人士說：“在建的項目有四五十個，其中部分項目已經投產了。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引進一些能起帶動作用的龍頭企業。”

據深圳媒體報道，截至目前，合作區已引進建設產業項目65個，已供地項目59個，其中竣工投產11個，主體施工25個，樁基建設9個，已落地但未動工14個。

2018年是合作區的基層基礎全面建設年，最近合作區管委會主任產耀東在會見去當地考察的企業時明確地表達了這一點。他說，正積極推動產業項目落地、強化基礎配套設施建設、完善民生保障。

發改委：6月10日起理順居民用氣門站價格、完善價格機制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幹意見》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精神，為進一步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促進天然氣產供儲銷體系建設和天然氣行業持續健康發展，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出通知，決定自6月10日起理順居民用氣門站價格、完善價格機制。

通知決定，將居民用氣由最高門站價格管理改為基準門站價格管理，價格水平與非居民用氣基準門站價格水平相銜接。供需雙方可以基準門站價格為基礎，在上浮20%、下浮不限的範圍內協商確定具體門站價格，實現與非居民用氣價格機制銜接。同時，推行季節性差價政策，形成靈敏反映供求變化的季節性差價體系，促進削峰填谷，更好保障居民供給。

通知明確，居民用氣門站價格理順後，終端銷售價格由地方政府綜合考慮居民承受能力、燃氣企業經營狀況和當地財政狀況等因素，自主決策具體調整幅度、調整時間等。同時，對城鄉低收入群體和北方地區農村“煤改氣”家庭等給予適當補貼。補貼由地方政府承擔主體責任，中央財政利用大氣汙染防治等現有資金渠道加大支持力度。

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加強組織領導，精心部署，制定應急預案，完善應急措施，確保方案平穩實施。天然氣生產經營企業要認真配合，加強生產組織和供需銜接，保障市場平穩運行；居民用氣終端銷售價格調整前，燃氣企業不得擅自停氣或臨時增加限購措施。各地要妥善安排居民用氣終端銷售價格，切實做好低收入群體等保障工作，確保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不受價格理順影響，加大價格檢查和巡查力度，維護天然氣市場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