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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向何處去? 訪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563

現在不少建築師受商業化影響,為了生存,只能在商業大潮中隨大流,不去想也不願說。整個社會,價值觀是混亂的,話語權也不在建築師手裡。

投身五十多年,主持重要項目六十餘項,程泰寧曾把建築稱作自己「一生的邀請」。

現在,這位78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正邀請自己加入一場攸關中國建築未來的長考中。

當下的中國正在快速城鎮化,它帶來了每年27億平方米——將近世界一半的建築規模。但程泰寧感到焦心似焚。作為此次國際高端論壇執行主席,他幾乎是一手推動了這次中國建築學史上近年來規模最大的精英聚會。「我們試圖往這個方面走,把問題是什麼講清楚,該怎麼做,也盡我們的可能把這個講清楚。」

南方週末:你主持「中國當代建築現狀與未來」課題,覺得中國目前建築界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程泰寧:價值判斷失衡,跨文化對話失語,體制和制度建設失范,這是當前制約我們最重要的問題,非常緊迫。

當下中國,「千城一面」和建築文化特色缺失已受到國內外普遍質疑。著名作家龍應台幾次著文批判「千城一面」;日本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也說過類似的話,雖然我並不欣賞這種口氣。他說,中國「建築的記號作用正在消失」,「中國建築師亟需考慮,否則建築就會是毫無意義的複製品,甚至是垃圾」。

我們看到高層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強調城市建設「不能『千城一面,萬樓一貌』」,特別指出「要吸取國外優秀有益經驗,但不能成為國外城市建設設計師的試驗場」。

南方週末:這是業界的普遍觀點嗎?是否有人覺得中國建築現狀尚好?

程泰寧:對於中國建築存在什麼問題,到底有多嚴重,肯定存在不同看法。但這種看法在建築界內部也很少交流,更不用說在公開的場合討論。

這正是我們做這個課題、舉辦這次論壇最主要的原因。

南方週末:建築界不願意談問題,主要原因是什麼?

程泰寧:現在不少建築師受商業化影響,為了生存,只能在商業大潮中隨大流,不去想也不願說。不願說,跟現在整個社會風氣缺乏說的環境有很大關係。整個社會,價值觀是混亂的,話語權也不在建築師手裡。

這次我做課題,也有人說,「你別說,說了也白說」。但我想白說也得說。組織這次論壇,正是提供這樣一次暢所欲言的機會。

南方週末:在中國現代建築史上,曾嘗試過幾次民族化的道路,這對現在有何影響?

程泰寧:中國建築有過三次推「民族化」的過程。第一次是上世紀30年代,由國民政府推動,但到1937年抗戰爆發就基本結束了。上世紀50年代初是第二次高潮,當時叫「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但1955年提出反浪費,加上蘇聯的赫魯曉夫批判建築的復古主義,也基本停止了。第三次是80年代,北京提「奪回古都風貌」,形式上就是「大屋頂、小亭子」。但那時,社會環境已逐漸開放,大家就比較冷靜,反響並不大。

經過這些過程,大家開始反思。到了上世紀80年代,大家開始討論「地域建築現代化」和「現代建築地域化」的問題,那之後就有了一些新的嘗試。

上世紀90年代,由於改革開放的力度突然加大,西方建築文化一下子湧入,大家思想準備不足、有點措手不及。大家開始是學香港,後來是西方。在這種強勢文化的影響下,整個90年代同質化的現象表現得比較突出。最典型的就是,地不分南北東西,到處都搞玻璃幕牆。

經過這些反覆,到新世紀就開始回歸到多元化思考。特別是第四代、第五代建築師的出場,他們大多有海歸背景,對西方比較瞭解,確實有些人直接引進西方的東西,但也有人經過反思,反而對中國傳統建築有了更多的思考。

所以我們說,現在雖然問題很大,但從研究和討論的環境來看,卻是最好的時候。這種多元化探索、多樣化發展的道路,是我們特別需要的,也是我們未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南方週末:你說中國建築處於「跨文化對話失語」狀態,主要表現是什麼?業界對此有無反思?

程泰寧:我們在北上廣的核心區調查,就發現超過四分之三的建築是外國建築師的作品。這能充分說明問題。

中國建築師被邊緣化的情況很嚴重。國外建築師可以不招標,國內建築師要招標,或者是國內招標完了以後,國外建築師可以單獨參加。即使中國建築師做得再好、被認可,考慮到國外建築師名氣的品牌效應,往往也遭棄用。有些重大工程可以直接委託國外建築師,而國內建築師招投標就一定要採用跟國外設計所綁在一起的「聯合體」形式,這是典型的排擠、歧視。

在某地的一次國際招標,表面看只有10萬元的保底費,但實際上國內的「聯合體」單位要先付給國外大牌建築師200萬,如果中標還好,不中標,國內單位就要風險自負。

我覺得,中國的事情主要還是要由中國人來做,對於中國建築師一是要給空間,二是要相信中國建築師一定能把事情辦好。這個問題,我和法國建築師安德魯在一次對話中談過,他也覺得國內外建築師已經基本上處於平等對話的狀態了,但是我們有的領導反而看不到這一點,其實迷信洋人,貶低自己,這種心態和做法,對中國建築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南方週末: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國現代建築理論體系應該是怎樣?

程泰寧:我們講中國特色一定要放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去思考,我們提「中國特色」,不是從狹隘的民粹主義出發,世界文化的發展是多元的,中國建築不能老跟著別人走,我們要創造符合建築基本原理,又能為世界所瞭解、所共享的建築理論體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在世界上取得話語權。

南方週末:中國建築問題看起來很大程度是體制帶來的,對改進這方面有何具體辦法?

程泰寧:權錢決策機制如果不解決,中國建築不會有根本好轉。但怎麼解決?我始終有一個觀點,還是要從解決具體問題入手,從具體的制度一點點突破,比如一把手決策機制、招投標制度的透明、建築師法等,積小勝為大勝,這些問題解決好了,建築創作環境就能改善,我們自己的建築創作核心價值就會逐步形成。

這次我們就是要好好總結大家反映比較多的制度問題,然後我們幾個院士用院士建議書的方式,向上反映。把問題、危害性講清楚,而且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我相信能有所改善。

中國 建築 何處 工程院 工程 院士 泰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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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第一位出身產業的中研院院士半導體大躍進功臣林本堅:先退再進 才容易成功


2014-07-21  TWM
 
 

 

一個將「業界工作做到世界頂尖」的貢獻,讓他成為中研院首位來自產業的院士。

他的理論,徹底改變台積電與半導體產業的命運,他是台積電研發副總經理林本堅。

撰文‧周品均

中研院新科院士名單公佈的五天後,那是一個萬里無雲、全台壟罩在熾熱豔陽的下午,林本堅在台積電總部接受《今週刊》團隊專訪,這是行事低調的他近十年首度接受媒體專訪。

頭髮灰白,身著簡單淺色襯衫、打著領帶的林本堅,看來才剛把手邊研發工作暫告一段落,神情仍略顯嚴肅,但他開口第一句話卻是關心我們的拍照需求,「需要我穿上西裝外套讓你們拍照嗎?」用一滴水幫助半導體躍入新未來二○○二年夏天,一場在美國舉行的半導體研討會,徹底改變產業未來十年的發展。一位來自台灣的工程師,大膽提出以「水」作為介質的浸潤式微影技術,開啟了半導體新的一頁。讓製程得以順利推進六五奈米以下世代,也將台積電推向足以和IBM、英特爾等半導體巨頭並駕齊驅的領導地位。

這位改寫半導體微影藍圖的關鍵主講人,就是現任台積電研發副總經理的林本堅。台積電前共同營運長蔣尚義就曾說:「全球專精此技術的不超過十人,林本堅是排名很前面的一位。」十二年過後,林本堅的浸潤式微影技術已引領產業往十奈米推進,台積電早在五五奈米就已經超越IBM陣營,而他仍堅守研發崗位,正在為幾年後的技術做足準備。

這樣的精神與成就讓林本堅在今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並且開創國內最高學術殿堂首次選出非學界院士首例。

林本堅得知消息後表示:「我也很好學啊!以後就有機會與別的院士溝通,讓產業界與學界交流,做出符合業界需求的研究。」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也盛讚林本堅:「令人驕傲,將業界工作做到世界頂尖。」「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絕對是數一數二,但他卻一點傲氣也沒有。」台積電企業訊息處處長孫又文如此形容她認識十一年的林本堅。

自台積電前共同營運長蔣尚義去年退休後,台積電的五位研發大將,直接向董事長張忠謀匯報工作,林本堅就是其中一位,他帶領的研發團隊多達六百人。

二○○○年台積電面臨變革,決心不與IBM授權合作,自行投入研發。一通來自台灣的電話,讓原本創業美商領創公司的林本堅開啟了人生新的一頁。

「是蔣爸(蔣尚義)打給我,希望我去台積電面試。」同時間林本堅要參加一場在美國西岸的會議,蔣爸對他說:「既然從美國東岸飛到西岸,就順便來台灣面試吧!」林本堅笑著說:「我說不過他,所以我就來了。」蔣尚義對於黃光製程技術發展的構想,正好與林本堅相似,「英雄惜英雄」的情懷,最終讓林本堅結束八年的創業時光,選擇加入台積電團隊。

用研究數據消弭公司內部疑慮○二年,就在林本堅加入台積電團隊的兩年後,當時業界面臨製程往六五奈米推進的發展瓶頸,他發現以水作為微影成像介質,可以延續業界本來就很熟悉的一九三微影技術生命,這項技術在他於IBM工作時早就開始進行。

不過,他的重大發現卻觸怒其他已在新一代一五七奈米乾式微影技術投下逾百億元的廠商。當時出現不少聲音,希望台積電能「管」一下林本堅。「其實我那時候沒感覺到太大壓力,因為很多阻力都由我老闆擋下來了!」從林本堅的話語中,不難聽出他對蔣尚義的感謝與欽佩之意。

不僅半導體業界對林本堅的新技術議論紛紛,當年台積電團隊也出現不少雜音。「內部曾覺得這項技術太難,質疑技術的發展。」但林本堅並未被反對聲浪擊敗,「我當時在技術期刊上發表至少六篇論文,針對水中成像的基礎理論、氣泡、均勻度等問題進行計算,為的就是一個個解決他們的疑慮。」林本堅的浸潤式微影技術,成為台積電在五五奈米後一舉超越IBM陣營的推手,此後台積電在奈米的推進上不斷創造下奇蹟。

張忠謀總是鼓勵內部:「jump through the hoops(跳火圈)。」意思就是遇到挑戰就像跳火圈一樣,林本堅笑說,為了每兩年推進一個製程世代,「我們只能努力做,不管怎樣就是要在兩年內做出來。」「你鑽過洞嗎?」訪談中林本堅提出這個問題。「鑽洞理論」或許是他往往能成功達成目標的原因,這是他推崇的適時休息概念。他解釋,要鑽一個很硬的東西時,會在鑽了一段時間後,發現阻力變得很大,他以自己的手指作為鑽洞示意,「這時,你必須停下來,回來一點,然後再鑽,最後才容易成功。」「他個性低調,很專注在研發,對權力或位置都沒有太大興趣。」一位台積電員工私下透露他所觀察到的林本堅。

林本堅是台積電微影技術的掌門人,他透露自己的研發工作已經看到二○一八年,那已是比下下代十奈米技術還要再遠的事情了。「但你現在不做,到時候就來不及了。」林本堅的前瞻性,就是台積電與追兵保持距離的最大武器。

在台積電工作十四個年頭,林本堅笑稱:「現在的工作最難。」他正在研發一項電子束成像技術,「因為還沒做出來,所以我覺得現在是最困難的時候。」用實驗精神擁抱運動、藝術與生活即使心中已盤算著「什麼時候要退休」的念頭,林本堅仍然每天堅守他的研發崗位,是個不折不扣喜歡挑戰的科學家。

生活中的林本堅則是個擁抱藝術、興趣廣泛的人,不過,他的科學家特質不僅用在研發工作上,連他自己愛的網球、年少時代學習的小提琴,以及從十三歲開始就喜愛的攝影,都是他發揮科學家實驗精神的最佳場域。

現年七十二歲的他很熱中網球,在愛上網球之前,他也打過羽球與桌球。和太太感情很好的他說:「我的祕訣是選在太太還在睡覺的時間打網球,這樣不會減少與太太的相處時間。」因此,他總是在早晨七點現身在台積電網球場。

研發經驗逾四十年的林本堅,也關注人才與技術培育議題,台積電近年來與多所學校進行產學合作,為的就是挖掘與支援新的「革命性的技術」。

「我們不怕新的東西難以商業化,因為台積電本來就擅長商業化。」林本堅露出燦爛的笑容說。

他也不避諱談起自己的退休計畫,「我首先要幫公司找到一位繼任者。」現在的他每週都會參加竹南勝利堂教會活動,閒不下來的他已規畫「晚美人生」的兩大目標:第一是鑽研神學,另一個就是把鋼琴學好。

林本堅

出生:1942年,出生於越南現職:台積電研發副總經理經歷:台積電奈米製像技術發展處資深處長、美商領創公司總經理、IBM部門經理學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電機工程博士、台大電機系家庭: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專訪 第一 一位 出身 產業 中研院 中研 院士 半導體 大躍進 大躍 功臣 林本 本堅 先退 退再 再進 容易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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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歲施敏 學者入選工研院士第一人 比張忠謀輩分還高的半導體教父

2014-08-04  TWM
 
 

 

他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啟蒙者,他與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師出同門,鈺創董事長盧超群、台積電技術長孫元成都是他的門生。他寫的書不只成了半導體業的入門聖經,還被翻譯成各種語言熱銷百萬冊,他是工研院的新科院士——施敏。

撰文‧周品均

沒有他,台灣就沒有蓬勃發展的半導體產業;沒有他,就沒有如今傲視國際的半導體人才。沒有他,半導體的知識恐怕不會像現在普及,要是沒有他,你我的手機可能永遠停留在又大又笨重的黑金剛時期,輕薄短小無法成真。

創業未果

投身學界變身人才搖籃

他是工研院最新選出的院士——施敏,半導體界聖經《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的作者,並在一九六七年發明非揮發性記憶體、人稱快閃記憶體之父,也是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史丹佛學長,更是鈺創董事長盧超群、台積電研發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孫元成等一票半導體大將的老師。

戴著老式粗框眼鏡、穿著西裝,身形高瘦的施敏,出席工研院院士頒授證書典禮。說起成了最新的工研院院士,施敏自己滿訝異的,因為過去工研院院士中,不是董事長就是總經理,從來沒給過學者,而他正是第一位。

坐在施敏位於交通大學的辦公室裡,即使已年屆七十八歲,他仍是交大榮譽講座教授,「去年我指導八位碩士班學生,都到台積電上班了。」他以學生為榮的神情,全溢於言表。

其實,一九六八年施敏指導出台灣第一位工程博士、也是前交大校長張俊彥,四十六年過去,施敏的實驗室就像是台灣半導體業的人才搖籃。

「教過的學生大概超過一萬人了吧!」施敏的話一點都不誇張,因為時至今日,他仍維持每年指導四到五位碩士生,以及二到三位博士生,其中,泰半都進入台灣半導體業工作,成了今日台灣半導體業的根基。

當年,盧超群申請史丹佛碩士的推薦信,就是施敏寫的。「你知道,在一九七○年那個年代,施敏是極少數在國外深造,並在美國最負盛名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工作,產學經歷完整,還回到台灣任教的人才。是他讓我們知道,台灣是可以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盧超群形容,是施敏把半導體的種子,植入台灣這片土地。

然而,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口中擁有超高評價的施敏,卻不是一開始就投身學界。

施敏在史丹佛拿到博士學位後,首先進了業界工作,在史丹佛教授John Moll推薦下,施敏選擇到貝爾實驗室工作,他甚至幾年後成立台灣第一家半導體公司——環宇電子,為的就是讓自己的學生畢業後可以有好的去處,連宏碁創辦人施振榮都曾是環宇電子的員工。不過,環宇電子後來被外國公司收購,回想起創業的歷程,施敏也笑說:「我真的比較適合教學工作。」施敏的教學之路從一九六六年夏天開啟,施敏在台灣學界的邀請下回到台灣講課,儘管那只是清大暑期講座,為期兩個月,卻已在施敏心中起了波瀾。

從台灣回到美國後,施敏又重新專注在他的研究上,一九六七年,他意外地在吃蛋糕時,看到蛋糕中間的一層奶油,靈光一閃,想到在MOSFET︵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中間加一層金屬層,結果讓他發明了非揮發性記憶體,也就是今日我們所說的Flash︵快閃記憶體︶前身。

只是,施敏的這項發明當時並未造成轟動,甚至他還一度認為這項技術「白髮明了」,直到三十年過後,數位相機、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都爭相使用快閃記憶體,快閃記憶體才大鳴大放。

做到最好

堅持將半導體知識帶回台灣正因當時台灣學界的盛情邀約,施敏決定讓自己人生大轉彎——他選擇留職停薪,把貝爾實驗室的工作停擺了下來,回到交大講課一年。

其實,身在美國的施敏,內心一直存有「把半導體知識帶回台灣」的熱忱,即使割捨不下貝爾實驗室的研發工作,他卻一次又一次地短暫回到台灣教書。光是貝爾實驗室的二十七年工作中,他就留職停薪了五次,就是為了回到台灣傳授知識。

施敏是那種「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人,因此,即使每回他留職停薪、短暫返台授課,施敏卻對於教學品質有著極高的自我要求,「我和其他人比較不同的是,我教學用的書,一○○%都是自己寫的。」施敏笑道。

尤其,當時半導體的教科書多為原文書,能採用的相關文獻很有限,這讓施敏決心要寫一本書,一本讓所有想進入半導體產業的學生都看得懂的教科書。「因為我的英文不好,不敢寫太複雜的句子,儘量用最簡單的句子,把複雜的概念說清楚。」如果說進入台灣半導體業有一本必讀的「入門聖經」,那麼施敏寫的《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絕對當之無愧,更成了近四十年台灣半導體界最重要的一本書。

在施敏的辦公室裡,有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照片中的人物是施敏的女兒,站在一疊堆得比人還高的書籍旁,而這一本又一本的書全是施敏寫的,凸顯出他孜孜不倦的態度。

「我以前在貝爾實驗室每週工作四十小時,此外,每個禮拜我還會多花五十小時來寫書。」

催生半導體

沒有他,就沒有智慧型手機施敏除了是台灣半導體人才的重要搖籃外,他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他催生了台灣半導體業的藍圖。

一九七○年代,一個造成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引擎,在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擘畫下,台灣半導體產業藍圖逐漸成形。那時,施敏應孫運璿之邀,成了當時「經濟部發展積體電路計畫工作小組」成員之一,施敏所提出的最關鍵建言,就是力薦孫運璿要推動半導體業。

施敏記得很清楚,「當時這個小組給孫運璿的建議是,台灣沒有地下資源、礦產稀少,唯一可以好好發展的資源就是腦力。半導體絕對是最新的高科技,未來發展前景看好,建議台灣應該要發展IC產業。」正是這番話,堅定了孫運璿發展台灣半導體業的決心,也才會有後來向美國半導體廠RCA技轉,引進積體電路技術的發展,創立今日的台積電。爾後,施敏又以工研院的前瞻科技指導委員會的身份,成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重要顧問,施敏笑說:「我真的把能給的建議都給光了。」如果說沒有施敏當年對孫運璿的建言,可能就沒有台灣半導體業產值超過兩兆元的榮景;如果沒有施敏當年發明快閃記憶體,可能就沒有今日的智慧型手機、數位相機。

畢竟,正是快閃記憶體成為半導體廣為應用的技術,才讓黑金剛手機演變成今日輕薄短小的iPhone,底片相機也因而成了跟隨時代消逝的浪花,柯達公司只能黯然宣告破產。

科技演進之迅速,看在施敏眼中,他很感慨,「我認為最棒的發明就是手機,但我最不喜歡的發明也是手機,因為智慧型手機壞了全球的眼睛。」七十八歲的施敏,原可享受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但最近的他卻很忙,把書和文獻都搬到交大宿舍,因為要趁空檔籌備線上開放式教學平台的課程。剛從哈爾濱大學講課回來的他,仍不忘初衷,要讓全球有興趣的學生都能上到他的半導體課,認識半導體。

施 敏

出生:1936年

現職:交大榮譽講座教授

經歷:交大工程系教授、

貝爾實驗室工程師、

非揮發性記憶體發明人

學歷: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家庭: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半導體聖經

——《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為施敏於1969年的著作,被譯為六種不同的文字,銷售超過100萬本,被引用次數逾兩萬次,內容含括重要的元件物理知識以及詳細的元件特性,最新元件如三維MOSFETs、MODETs、共振穿隧二極體、半導體偵測器、量子Cascade雷射、單電子電晶體、real-space transfer都收錄其中,被譽為樹立先進研究與參考標準。

他的學生,撐起台灣半導體業!

——施敏的十大門生

前交大校長張俊彥

前空中大學校長陳龍英

前國科會主委魏哲和

鈺創科技創辦人盧超群

交通大學副校長謝漢萍

台積電技術長孫元成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文一

佳世達總經理熊暉

交大電子系教授蘇翔

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雷添福

78 歲施 施敏 學者 入選 工研 院士 一人 張忠 輩分 還高 高的 半導體 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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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國產操作系統2年內或替代Windows XP 5年替代安卓、蘋果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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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國產操作系統有望於今年10月推出,並很有可能在1-2年內在大陸替代Windows XP系統。

據21世紀經濟報道,這款國產操作系統支持“應用商店”模式,通過這種模式將會使國產操作系統的生態系統迅速建立。倪光南表示:

我們希望在這兩年完成對XP系統的替代,在這基礎上,在3-5年內實現對(安卓、蘋果和微軟)三大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的替代。

今年4月8日,微軟停止對XP系統提供補丁和安全更新,XP系統宣布正式停止服務。報道稱,Windows XP系統在中國的用戶使用率高達57.8%。

華爾街見聞曾提及,今年7月,中央國家機構政府采購中心明確規定,最新一期投標產品中所有計算機類產品不允許安裝Windows 8操作系統,但未要求具體安裝何種系統。

參與中央政府采購的企業高管透露,Win 8被封殺,是因為政府采納了中科院院士倪光南的建議,認為Win 8“不安全”。棱鏡門事件後,倪光南曾以Win8采用了不安全技術架構為由,呼籲中國政府以及重要行業不宜采購微軟Win 8。

科技業內人士多認為,禁裝Win 8是出於網絡安全考慮。比如,Win 8允許用戶通過雲共享內容,容易導致政府信息外泄。另外,微軟對Win 8的控制力增強,政府也擔憂內容“不可管控”問題。

巧合的是,在公布Win 8被中國政府采購拒之門外前一日,美國政府指控五名中國軍官進行網絡間諜活動,中國反駁稱中方才是美方網絡竊密和監聽、監控的嚴重受害者。

此前,中國已經推出一些國產操作系統,例如銀河麒麟、中科紅旗、中標麒麟Linux。中科紅旗研發的“紅旗Linux操作系統”曾長期占據國產操作系統市場老大位置。但是隨著九十年代微軟系統進入並迅速占據中國操作系統的大部分市場,國產操作系統發展緩慢。

21世紀經濟報道文章還稱,目前,做桌面操作系統的有15家企業,做移動操作系統的至少也有十多家。倪光南認為,這在策略上制約了國產操作系統的發展,各個企業各自為政浪費了優勢資源,應該整合國家資源來做除了安卓、微軟、蘋果之外的世界第四家。

去年,倪光南就已經聯合普華基礎軟件的母公司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等多個單位建立了中國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產業聯盟。

倪光南認為,蘋果、安卓的崛起是來源於“應用商店”模式,國產操作系統的商業模式創新也應采用“應用商店”模式。

號稱100萬的應用軟件不是靠的安卓、蘋果自己,而是靠全世界的人,這就是應用商店的優勢,通過這種商業模式的創新能夠提升國產操作系統的競爭力。(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院士 國產 操作 系統 年內 替代 Windows XP 安卓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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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院院士大會會場內的特殊群體“雙院士”是如何產生的?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7471

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視覺中國/圖)

中國工程院最初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以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

2016年5月30日,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在北京召開,同時召開的還有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這兩個同時、同地召開的大會被簡稱為“兩院”院士大會。

目前,“兩院”共有院士1608人,其中有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中科院院士,也是工程院院士,簡稱“雙院士”,共有16人。

建築學家吳良鏞、曾擔任過國務委員的航空航天專家宋健都是“雙院士”,18人中最年長的是材料科學家嚴東生,生於1918年,最年輕的是原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路甬祥生於1942年,1988年至1995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工程院院士。

根據“兩院”各自制定的章程,允許院士“交叉當選”,也即中科院院士允許參加工程院院士的評選,反之亦然。

“但實際上這些‘雙院士’都不是自然當選的。”參與籌建中國工程院的中國工程院原黨組成員、原秘書長葛

能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是一個特意安排。”因為中國工程院成立時有很多官員院士,於是就聘任了一些聲望高的中科院院士擔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當時這麽做是為了提高中國工程院在國際上的權威性。

1994年中國工程學院聘任了30名中科院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1995年聘任了4名,此後沒再繼續。這34名“雙院士”也成了“絕版”,目前已有18人故去。

來自工程技術界的反對

葛能全至今還能記得,中國工程院成立當天,差點出了個差錯。

1994年6月3日,中國工程院成立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當天早早去了會場的葛能全,一眼就看到一個大錯:橫幅上把“工程院”寫成了“工程學院”,他趕緊讓人改正。

他分析,誤會可能緣於很多人對工程院的不了解,以為它是大學一類的科技機構,實際上中國工程院是工程技術界的一個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

中國工程院的成立,要從1978年說起。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期間,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工程院院士田長霖,建議中國重視工程技術的發展。

1982年,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大會上,學部委員侯祥麟第一次提出了成立中國工程技術科學院的倡議。後來,茅以升、錢三強、王大珩等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都提出了相關提案。

1992年4月21日,張光鬥、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羅沛霖6位中科院學部委員共同討論,由羅沛霖執筆寫成了一份《關於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報送中央。

在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相繼作出批示後,相關部門開始征求對組建工作的意見,有贊成,也有反對。

科學界反對的理由是,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後進行高校教改時,學科被細分,造成理科與工科分家,這已被很多人認為是個錯誤。如果再建立一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可能又會造成科學界與工程界的截然分家。

最後,中央綜合考慮後,還是決定進行籌建,由時任中科院院長周光召牽頭。周光召將籌建工作交給王大珩和師昌緒兩人。具體工作由中科院學部聯合辦公室承擔,葛能全當時是這個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

“當時,一部分來自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也提出了反對意見。”葛能全印象中,這些人主要在當時的冶金部、地礦部、電力部等產業部門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有些學術功底,但沒有中科院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學問深厚。

他們反對的不是成立工程院,而是反對由中科院牽頭,擔心由中科院牽頭,評選標準就和中科院一樣,有可能會將他們排除在外。反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當時的冶金部、中國水電等單位的一些官員。

面對這種情況,周光召提出,“應主要依靠在工程技術領域中工作的科學家或專家來進行,並在廣泛聽取有關方面意見後,報請中央和國務院決策”。“仔細讀一下,就能讀出周光召的意思。”葛能全說。

1993年,國務院決定籌建工作由國家科委牽頭,中科院改為“輔助”。這是個折中的辦法,既沒有讓中科院牽頭,也沒有讓產業部門牽頭。

不過,當時一些工程技術界的官員不僅反對中科院牽頭,也反對由國家科委牽頭。他們認為應該由產業部門牽頭,“實際就是指國家經貿委。”葛能全說,經貿委與冶金、水電等部門對口。

時任國務委員宋健的態度是,名義上由國家科委牽頭,實際工作還要委托中科院學部聯合辦開展。

但實際操作中,爭議無處不在。本來當時籌備小組組長由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的師昌緒擔任,後來被換成一位新中國成立前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過、新中國成立後又到蘇聯讀大學的部長,成員中增加了冶金部有關領導等人,師昌緒成了籌備小組的副組長。

“會不會得到國際的權威認可”

1993年11月12日,國務院批準了《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明確了機構名稱是“中國工程院”,成員的稱謂是“院士”,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也改稱院士。

進行第一次院士遴選時,又出現了爭議。由於時間緊迫,沒有向各省鋪開,只在64個中央部委以及45個籌備領導小組成員中確定了108名候選人。

一些產業界的部長、副部長沒有進入候選人名單,很快中央接到反映說,候選人名單有問題,於是又補選了一次候選人,有兩名產業界的官員進入。

按照設計,工程院有醫藥衛生學部,但有中央領導認為醫藥衛生主要是與健康有關,與工程技術關系不密切,可以以後再說。這樣,一些醫衛界的候選人就無法當選。後來根據衛生部的報告,又成立了醫藥衛生學部。

候選人風波平息後,籌備小組又遇到了新的問題:不少候選人都是產業界的官員,有些還是部長級的官員。

“這會不會影響工程院院士的權威性?會不會得到國際的權威認可?”葛能全說,最後的方案是,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聘任了30名院士擔任工程院院士,有錢學森、王大珩、王選、路甬祥、師昌緒、朱光亞、張光鬥等具有國際影響力、得到國際權威認可的科學家。30人中,路甬祥最年輕,生於1911年的錢學森最年長,當時已經83歲。

葛能全解釋,從制度上看,這麽做也合乎規範,因為國務院批準的《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請示》中就明確了工程院建立後與中國科學院(學部)是互不隸屬的兩個最高學術機構,但要保持兩院的聯系,允許少數成員交叉當選,兼有兩個稱號。

“但這30人顯然不同於自然的交叉當選,而是一種特意安排。”葛能全說。最終從108名候選人中選出了66人,加上“特意安排”的30名“雙院士”,一共產生96名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5年,又有4名中科院院士被提名選舉為工程院院士,成為“雙院士”,他們分別是水利學家嚴愷、冶金學家邵象華、醫學家吳階平、建築學家吳良鏞。

但這34人之後,就沒再產生過新的“雙院士”。葛能全說,倒不是因為後來的科學家學術威望不夠,而是沒有人再推薦,實際也無法繼續。

盡管今天“兩院”章程仍允許交叉當選,“但兩年增選一次,每年才增選幾十個人,競爭很激烈,再搞交叉當選已不現實。”葛能全說,而且一些科學家已經具有很高的國際威望,有一個院士榮譽就夠了,也沒有必要掛著兩個院士頭銜。

按照當年國務院批準的籌建意見,中國工程院在發展過程中,院士總人數要超過中科院院士。這一目標已經實現,現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人數是841人,中科院的院士人數是767人。

(梁淑怡/圖)

兩院 院士 大會 會場 內的 特殊 群體 如何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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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用生物芯片“管未來”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1151.html

“中國每年90萬例新生兒缺陷,如果全部佩戴電子設備治療大致需要8萬億人民幣,這個數字是去年我們全國醫療衛生支出總和的兩倍多,顯然並不現實——生物芯片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雖然我們管不了過去,但可以管好自己的未來。”5月31日,中國工程院院士、生物芯片北京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京在“讓未來發生——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現場向臺下的觀眾介紹。

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正式在中國發端的生物芯片技術,又稱蛋白芯片或基因芯片,起源於DNA雜交探針技術與半導體工業技術的結合,通過大量探針分子固定於支持物上後與帶熒光標記的DNA或其他樣品分子(例如蛋白,因子或小分子)進行雜交,檢測每個探針分子的雜交信號強度進而獲取樣品分子的數量和序列信息。

而通向未來的“時光機”正在這一領域成為現實。

公開資料顯示,作為人口大國,我國是出生缺陷高發國家,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前,我國平均每年有90萬的新生兒有缺陷性疾病,即使在醫療條件最好的北京市,戶籍和常住人口新生兒出生缺陷率也已經從1996年的千分之五上升到了2012年的千分之二十,增幅接近300%。

與此同時,我國每年因神經管畸形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億元,先天愚鈍的治療費超過20億元,先天性心臟病的治療費高達120億元,給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負擔和精神痛苦。

2016年,全國二孩政策在各地落地,目標人群中40歲以上女性過半,孕婦年齡的增大將極大提高染色體異常等風險發生,出生缺陷防治也面臨更多的挑戰。

“千手觀音的20位演員中,18位都是因為用藥不當導致的耳聾,事實上,這類‘一針致聾’,‘一藥致聾’的潛在患者廣泛存在,而通過一個簡單的遺傳檢測就可以完全避免。”程京院士表示。

按照他的介紹,這種綜合了4個基因中的9個突變位點(覆蓋80%遺傳耳聾)的檢測,只需要5個小時就能夠發現這些攜帶“一針致聾”的孩子——在301醫院、協和醫院和吉大第一醫院的1088例臨床樣本的對照實驗發現,芯片與測序法符合率100%。

2009年,世界上第一張遺傳性耳聾基因檢測芯片在程京院士領銜的總部位於北京的博奧生物問世;2012年4月,北京市在全國率先開展了全市新生兒遺傳耳聾基因篩查工作,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實現新生兒耳聾基因篩查的城市, 16個區縣20839位持證聽力殘疾者接受了耳聾基因篩查,共有2899人因檢測出攜帶致聾基因突變而初步確定或疑為遺傳性聾或藥物性聾,平均突變檢出率高達13.92%;隨後,成都、鄭州、福州、太原等近20個省市相繼展開,受益新生兒數量已達130多萬。

截至2016年5月20日的最新數據顯示,全國檢測地區檢測總量143萬,其中藥物突變千分之二點五,而如果全國統一實施新生兒篩查,每年可以直接避免至少5萬名新生兒因為藥物致聾,可間接使50萬家庭成員免於藥物致聾。

不僅如此,對於成年人而言,生物芯片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也可以事半功倍。

在程京院士曾經觀測的一個患者,在發熱、咳嗽、腹瀉9天,高燒1天後,被醫院診斷位重癥肺炎,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案是泰能聯合萬古黴素聯合治療5天,但每天1448元的費用並沒有改善患者的狀況,通過芯片檢測結果顯示,患者其實感染的是噬肺軍團菌,根據這一結果更換了最簡單的紅黴素,每天治療費用不足10元,患者迅速好轉出院。

而在目前最困擾中國人的心腦血管疾病個性化治療方面,程京的科研團隊與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合作開發的抗栓治療個體化用藥基因檢測芯片,可以幫助醫生合理決定是否選擇華法林、氯吡格雷這兩個一線治療血栓藥物,因人而異地定制用藥劑量,提高治愈率。

這是現在和未來生物芯片技術與普通人接觸的最平常的場面——個體化用藥治療、發現基因中潛藏的“地雷”、發掘最適合每個人的腸道菌群結構、甚至,發現那些不足以構成過敏,又讓你脹氣、胃酸、睡眠不良的種種“不耐受”因素。

公開資料顯示,2000年開始,國家陸續投入了大筆資金對生物芯片的系統研發給予了支持,建立了北京國家芯片工程中心、上海國家芯片工程中心、西安微檢驗工程中心、天津生物芯片公司、南京生物芯片實驗室等研發機構,為我國在這一新型高科技領域的自主創新和產業化能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此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兩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為龍頭,天津、西安、南京、深圳、哈爾濱等地50余家生物芯片研究機構和百余家生物芯片企業的市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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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料”院士王曉東:“體制外”的科研所是怎樣神奇的存在?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4819.html

以研究細胞雕亡著名的中國、美國科學院“雙料”院士王曉東,似乎一直習慣將自己隱在媒體聚光燈之外。回國十三年來,作為生命科學領域科學家的他,讓公眾最為“熟知”的形象應該是有著國家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之稱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IBS,下稱“北生所”)創始人兼所長。

這家後來被譽為中國最高效研究所的特殊之處,在於打破了科研“鐵飯碗”,采用全員聘用制,五年內不問成績,充分給予研究人員科研自由和空間。低調王曉東的這點知名度,一定程度上還得歸功於北京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饒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個成功的研究所為何被邊緣化》引起的軒然大波。

另一次備受矚目,是在2015年1月未來論壇創立大會上,出現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王曉東和饒毅三位優秀華人生物學家首次同臺作主題講演的盛況。

今年2月,王曉東和前保諾公司(Bioduro)創始人歐雷強(John Oyler)共同創建的百濟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濟神州”)逆勢登陸美國納斯達克,成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國公司。

而這一次王曉東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饒毅正在為一個由民間多元化資本創立的科學獎項——未來科學大獎擔任生物學家評委。

“我感覺這個事情確實是我們國家科學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實會產生很大的一個推動。”王曉東說,該獎項的評獎標準,是在大中華區內發生的對未來最有影響力的科學發現。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

40歲的勇氣

同樣留美歸來的施一公曾經形容王曉東“已經達到了從新中國走出去的華裔科學家能夠在美國取得的最高地位”。

當時做出回國這個決定,對王曉東來說並不容易。

出國的時候王曉東沒想到自己會在美國待那麽久,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成為得克薩斯州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在美國的20多年里,回國一直在王曉東的計劃之中。和那些大多數在海外退休之後才回國的前輩相比,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只有40歲。

創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華裔科學家的倡議下產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IMCB)為模板而建立中國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從20多位應聘人選中選拔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王曉東、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

當王曉東決定回國接受北生所聘書的時候,他聽到最大的質疑聲是:這個決定能不能再推後點,40歲的你正處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國實驗室科研條件也無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歲再回來?

當53歲的王曉東回過頭看10多年前做出的決定時,只慶幸40歲的自己的確有勇氣。

學會“妥協”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開亮相機會,作為北生所所長的王曉東也常會感嘆分身乏術。

對於不愛拋頭露面的原因,王曉東此次面對《第一財經日報》時直言,是因為自己確實沒有這方面興趣,“你得總有一個平衡,到底是面向什麽樣的觀眾?如果總是面向大眾,這一點其實我們真正做科學(的人)多少是有點‘不屑’的。”

王曉東所在的科學家圈子里,有一個玩笑說作為科學家每上一次報紙就會丟掉一個朋友;上一次電視就會丟掉所有朋友。依據是因為即使是科學家,面對媒體時說的話也不可能一直足夠嚴謹,這些不夠嚴謹的話通過媒體傳播出去後,科學家同行們很容易給你打上“媚俗”的標簽。

“看你這麽說就覺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還經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這個人已經從(科研)第一線下來了。”王曉東說。

為了保證把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實驗上,王曉東曾給自己立下規矩,每年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不超過兩次,每周工作不少於6天。但如今,想要堅持這個規矩變得越來越難。“我現在也很難保證能在實驗室待足夠的時間,雖然對我來講在實驗室的時間是最享受的。”

幾年前的一個大年初一,王曉東的一個朋友打電話過來問他在哪兒度假。王曉東的確是在度假,只不過他對度假的定義是有機會留在實驗室。

事實上,回國這麽多年後,王曉東已經學會釋懷,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開活動是科研所必須的存在,但很多時候他還是會因此多少有點負罪感。

2004年4月,王曉東以41歲的“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輕的學者。如今,已經邁過50歲門檻的王曉東最大的感受是時間越來越寶貴,如果能夠把時間放在實驗室里也許是他對時間最好的利用。

但“偏愛”實驗室的王曉東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時也坦言,科學家到了一定年齡要學會放手,比如嘗試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在培養下一代。

如今,王曉東對於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讓自己腦子不要懶,有時候不見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實驗室里面,但腦子不能停止對實驗的思考。

堅持“體制外”

北生所經常被外界描述成一個相當特立獨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稱——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國家生命科學研究所,北京)——與其中文名字並不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複雜性。

曾經有媒體這樣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國,幾乎99.99%的科研機構都隸屬於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統,目前獨立於這個龐大體制的,只有一南一北兩家機構:一是位於深圳的華大基因研究院,另一個就是北生所。

華大基因集團董事長汪建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國家給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開了“口子”羨慕不已。

王曉東並不否認北生所的特殊性,並且強調這種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沒有這個特殊性就沒有辦法在一個小環境里面去種一塊試驗田,如果完全跟大環境是通著的,大環境又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的小環境就很難獨立生存。”

和很多海歸學者一樣,剛回國那幾年,王曉東花了很長時間去適應國內的科研體制。“國內的科學群體比較小,真正能夠理解你、欣賞你的‘內行’並不多。”

相比海外比較成熟的評價系統,王曉東在初期需要反複地向“上級”科普他們到底在做什麽,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它確實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也不應該是一個政績工程,作為一個先驅,你總是要經歷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給中國的科學研究盡快發展開了很多藥方,而王曉東的藥方就是要辦獨立的研究所。“因為我們中國沒有足夠數量的真正的好科學家,科學家不夠,底子不行,開再多藥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藥方能一時把某個學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續。我們需要在人才、資源和體制上發力,打造創新體系。”

從科研到高科技企業,王曉東的藥方是科學要高於商業,需要培養各方面的專業人才。

但不可忽視的大背景是,現在中國的某些高科技領域極度缺乏合適的人才。因為很多領域以前沒有做過,沒有做過就不可能有現成合適的人才。

偏愛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僅41歲的研究員李文輝在《eLife》雜誌上發表了有關乙肝病毒受體的研究結果。這一發現,被國內同行認為是“真正在中國做出的生命科學重大突破”。

而李文輝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過去5年里只發過一篇小文章。一個科研機構竟然容許自己的工作人員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沒有什麽像樣的“業績”,這在國內科學界是難以想象的。

但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鐵飯碗”,采用全員聘用制,五年內不問成績,充分給予科研自由和空間的特殊性與成果。

經歷十多年的特殊化發展之後,北生所交出的成績單是:所內科研人員已在《科學》《自然》《細胞》等國際頂尖雜誌上發表論文30余篇,質量為行業翹楚;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機構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授予來自17個國家的28位科研人員“國際優秀青年科學家”稱號,入選的7名中國人中,北生所獨占4席。

由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等組成的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曾如此評價北生所:“世界上還沒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選人才上,並不太看重過去有過怎麽樣的成績,而是更關註引進人才計劃做的項目其整體目標是否足夠大膽。

“很多人考核關註提交的計劃是不是足夠嚴謹、是不是可行,我不關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幹,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沒有那樣腦洞大開的能力,這些科研永遠是低層次的。”按照王曉東的表述,他目前看過的所有計劃,至今都沒有能夠完全按計劃實現。因為一種真正看得很遠的計劃,很多細節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進去的。

和很多科學家一樣,王曉東喜歡未知帶來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沒意思了”。

而這樣一個發現性的科學成果,很多時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須得做到,做不到就沒有發現,但是誰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麽時候才能獲得真正有價值的發現。

王曉東並不回避這麽多年來,天天要面對失敗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給自己開出的藥方是內心要足夠強大,能夠有堅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別人喜歡聽什麽就去說什麽做什麽。

科學與技術的界限

在美國待了20多年,又回國10多年,在中美兩地科研環境差異上,王曉東最直觀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戰後迅速發展的美國科學研究大環境,拋開經濟水平差異和對於前沿科學的投入差別,王曉東不滿意的是:中國是一個缺乏科學精神或者說科學傳統的國家,沒有真正的科學傳統,所以很難把科學追求真理和經濟、技術發展的關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國做科研,做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其實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曉東的理解,科學和技術應該是兩碼事,科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對人類未知的探索,而技術是怎麽樣把事情利用科學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國至今還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不過,利好因素是中國有很多聰明人,有足夠的做科學的儲備;此外,如今的中國正站在近現代史上最好的時間點,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科學研究。

“從生物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留在中國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基本上差別不是很大了,這也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但王曉東還是堅持,必須搞清楚為什麽要做科學,什麽是好的科學,這個標準如果搞不清楚,也會把大家的路給帶歪。

中美 雙料 院士 王曉東 體制 科研所 科研 怎樣 神奇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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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院院士鄔賀銓:食品第三方檢驗平臺不能為了私利被“公關”

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都極大地影響社會穩定和政府形象。但食品安全從生產到流通涉及眾多環節,監管極其複雜。

大數據的使用,恰好可以幫助各個環節進行監督和分析。圍繞“大數據時代的食品安全”主題,在2016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上,來自國內外食品安全行業的300余名政府有關部門專家、學者、研究機構和企業領軍人物展開深入探討。會後第一財經記者對原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鄔賀銓院士進行了獨家專訪。

食品安全大數據如何實現全社會共享

鄔賀銓表示,食品安全關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呼籲開放食品安全大數據的呼聲要高於其他領域。而且百姓有權力知曉整個社會食品安全的現狀,生產企業也有義務如實將生產的相關數據向社會公開。政府更應該在食品安全領域如實公開相關數據。

但是食品安全大數據的共享,應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檢驗平臺來進行監控,而且第三方檢驗平臺也不能因為某種原因把監控數據拿來謀取私利。現在很多食品生產企業害怕被網絡曝光,往往采用公關手段讓一些網站對這些不利數據進行過濾。因此這是未來第三方檢驗平臺建設應該註意的問題。

食安大數據不斷完善 媒體如何發揮更積極作用

鄔賀銓、以北京為例告訴記者,從2004年1月到2013年8月的將近10年時間里,媒體上公布的北京食品安全事件中,由媒體調查披露的占三成左右,所以媒體在維護食品安全上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前提是媒體要誠信,要維持新聞的道德。

鄔院士進一步表示,食品安全大數據的不斷完善,肯定可以幫助媒體更加客觀地報道食品安全問題。而且不單單是傳統媒體,搜索引擎也應該在食品安全監督問題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比如一旦某家食品生產企業進入安全黑名單,那麽就像現在搜索引擎中顯示的某些木馬病毒網站一樣,在被網民搜索點擊時也應出現反映這家企業食品安全問題的警示。

食品安全如何推動中國生態文明

鄔賀銓表示,中國老百姓食用的食品本身就和中國的生態環境有關。因為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除了某些和國外一樣屬細菌汙染問題,還有很多問題由環境汙染造成的,包括土壤問題、水源問題等,從而導致生產出來的有些食品從源頭上就出現問題。如果有好的生態環境,綠水青山環繞,那麽生產出來的食品就會比現在安全得多。所以生態的優劣會直接影響到食品安全。

另外,食品安全本身就構成一個生態。食品產業鏈很長,從生產、倉儲、流通、分銷最後到食用,其實本身也構成一個生態鏈。每個節點的企業都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而且需要上下遊配合,及時整合食品相關數據,這也是一種生態。

如何讓食品安全大數據更智能

針對記者提出如何讓大數據更“聰明”的問題,鄔院士表示,對於大數據來說,數據始終是基礎,因此在數據收集的過程中一定要保證收集的多元化,不能有盲點。其次海量數據收集過來後,要有聰明的分析手段,在這方面,機器學習可以幫助大數據實現更加智能化的目的。

正如複旦大學校長許寧生院士在這一分論壇致辭中所說的,身處大數據時代,“互聯網+”已經是一個不再新鮮的命題。互聯網可能可以成為一個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方法,但這並不完整——作為“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的食品安全,是對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是理應由全社會共同應對的重大命題。

工程院 工程 院士 鄔賀銓 食品 第三方 檢驗 平臺 不能 為了 私利 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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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院院士陳清泉:無人駕駛汽車應提升為國家戰略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15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現在需要把推進無人駕駛汽車提升為國家戰略,並以此推進交通網、能源網、信息網、人文網的融合,最終實現環保效益、經濟效益、能源效益、民生效益的統一共贏。

美國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將智能汽車定義為五個層次:無智能化、具有特殊功能的智能化、具有多項功能的智能化、具有限制條件的無人駕駛以及全工況無人駕駛,無人駕駛汽車則是智能汽車的最高層次。

陳清泉表示,無人駕駛汽車也可稱為智能網聯汽車,包含智能駕駛和智能互聯兩個部分,智能駕駛解決行車安全和高效問題,智能互聯解決便捷交互和愉悅體驗問題。智能網聯汽車包含汽車聯網、自動駕駛、車內及車際通訊、智能交通基礎設施等要素,融合了傳感器、雷達、GPS定位、人工智能等技術,使汽車具備智能環節感知能力,自動分析汽車行駛的安全及危險狀態,使汽車按照人的意誌到達目的地,最終實現替代人來操作。

“無人駕駛汽車的發展將促進交通網、能源網、信息網、人文網的四網融合,並產生1+1>2的作用,在此過程中,既能解決能源安全安全問題,也能避免資源浪費,中國要想成為汽車強國就要從這里占領制高點”,陳清泉說,“要達成這個目標,最關鍵的是要從頂層設計入手,而且需要政府管理有跨界融合的思想”。

陳清泉建議,在國家層面成立一個跨界的工作小組,將涉及到的部門如交通部、住建部、工信部、發改委、財政部等集合起來,“還要盡早投入,設置好目標,定好路線圖和標準,通過標準把汽車、電力、化工、IT等行業串連在一起,再從上往下推進”。

據了解,2016年6月7日,中國首個“國家智能網聯汽車(上海)試點示範區”封閉測試區在上海嘉定正式開園,目前可為無人駕駛、自動駕駛和V2X網聯汽車提供近30種場景的測試驗證。上海由此成為中國首個智能網聯和無人駕駛試點城市。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理事長付於武也在開園當天表示,國內無人駕駛的技術路線圖已經存在,兩個月之內就會發布,這也將成為中國無人駕駛領域公布的首個技術標準。

陳清泉認為,當前無人駕駛汽車商用化應用仍處於半自動狀態,全球無人駕駛汽車也離真正應用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中國的政府和車企當前更多的是考慮如何進一步做強做大新能源汽車。

陳清泉表示,靠補貼政策只能刺激產能的增加,無法長久,“我們需要的是多樣化的產品、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可持續的商業模式,還需要良好的政企關系,把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自由競爭相結合,以消費者的需求為導向,不僅讓用戶買得起、用的起新能源車,還有要用的方便、用的可靠、用的放心”。

工程院 工程 院士 清泉 無人 駕駛 汽車 提升 國家 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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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院院士:非合格建材汙染釋放可達幾十年 “達標”也非絕對安全

如果在建材和裝飾裝修材料中采用了不達標的材料,則這些氣態汙染物的釋放周期有時長達幾十年,治理難度相對較大。

11月8日,首屆中國家居綠色供應鏈論壇在東莞舉行,長期研究室內空氣汙染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侯立安表示,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數據,世界各地每年有430萬人死於室內空氣汙染,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和兒童。我國室內氣態空氣汙染物,則主要來源於不合格的裝飾裝修和建築材料。

需要關註家具汙染物釋放量而非含量

2000年以後,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加快和房地產經濟的火爆,建材和裝飾裝修材料產業也步入快速發展的階段,同時,由於使用不環保的裝飾裝修材料而導致的人員健康危害事件也頻頻發生,引發了人們對裝飾裝修材料環保性能的高度關註。

侯立安表示,對於甲醛、苯系物等氣態化學汙染物和氡等放射性汙染物,主要來自於裝飾裝修材料和建築材料的緩慢釋放。如果在建材和裝飾裝修材料中采用了不達標的材料,則這些氣態汙染物的釋放周期有時長達幾十年,治理難度相對較大。

但是,“達標”也不意味著絕對安全。“我國的標準以有害物質的‘含量’而非‘釋放量’為檢測對象,但事實上,裝飾材料在使用中,其釋放揮發出來的有害物質才是真正讓人體產生不適的根源。對於室內裝飾裝修用的板材來講,雖然其符合國家環保標準,但仍然可能造成室內空氣甲醛超標。而芬蘭的M1認證就是基於釋放量確定的”,侯立安說。

對此,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胥樹凡表示贊同,“很多企業說我的產品是符合國家標準的,其實國標僅僅是入門的標準,並不是最先進的標準,行業協會應該制定更嚴格的標準來引導行業技術發展”。

在侯立安看來,我國室內裝飾裝修材料在標準的指標限制方面與國外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我國《室內裝飾裝修材料 內墻塗料中有害物質限量》GB18582-2008中規定VOC含量不大於15g/kg,遊離甲醛含量不大於100mg/kg,而德國藍天使認證的標準是VOC含量不大於700mg/kg,甲醛含量不大於10mg/kg,分別是我國標準的1/21和1/10。

而且,我國室內裝飾裝修材料相關標準是單獨制定的,如果在修築內同時使用人造板、木器塗料、內墻塗料、膠黏劑等裝飾裝修材料,即使它們每種材料都符合國家標準,但各種材料的疊加效應,還是可能會造成室內空氣中某種或集中汙染物超標。

此外,由於《民用建築工廠室內環境汙染控制規範GB50325-2010》和室內空氣質量標準(GB/T18883-2002)之間存在不協調的問題,使得我國很多驗收合格的建築室內空氣質量並不符合衛生標準。

專家稱真正環保家裝材料占有率仍不高

“由於環保功能材料的研發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且真正具有環保性能的產品受制於人們的觀念意識、價格成本、標準缺失等因素的制約,目前的市場占有率並不高”,侯立安說,“而為了通過檢查,有的生產企業將以往使用劣質膠改為不使用或少使用膠來降低甲醛含量,但是這會造成木工板的靜曲強度、膠合強度嚴重不合格,有些劣質產品根本不能用於室內裝修”。

這也正是胥樹凡擔心的地方。他認為,我國的家居企業必須看到目前的嚴峻形勢,要有危機感和緊迫感。

“我國家居行業無論從觀念、設計、技術、材料、生產、服務、管理、市場形態等方面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傳統的發展方式,離家居產品的綠色化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的生活家居用品、辦公家具用品釋放有害氣體對我們造成的健康影響大家都感同身受,這種狀況繼續下去會走入死胡同,我國家居市場會被國外的環保產品占領,現在很多人願意高價購買國外的家居產品就是最好的證明”,胥樹凡說。

美國環保協會中國項目主任張建宇認為,中小企業是普遍汙染物無組織排放的主要來源,應該重點關註中小企業的節能減排。

不過張建宇也表示,中小企業面臨的經營和生產壓力非常大,而節能能力的欠缺又增加了中小企業自身實施節能改造的困難,再加上單個企業節能規模較小,缺少專項節能減排資金等等,都使得中小企業在應用環保材料和技術方面的動力不足。

建立“綠色”的供應鏈

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環境問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綠色供應鏈作為解決供應商企業汙染問題的有效手段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

綠色供應鏈的完整概念,最初是由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制造研究協會在1996年提出,其核心是通過一些龍頭企業帶動上下遊企業自願地采取環保、節能和降碳的措施,並通過綠色采購這樣一種“以點帶面”的激勵機制帶動了一批企業甚至是整個產業實現綠色的轉變。

綠色供應鏈旨在通過調動政府、企業和公眾的采購與消費力量,產生市場機制的杠桿效應,推動供應商企業減少環境汙染和提高效能,以提升整個供應鏈體系的環境治理效率。

從2014年開始,綠色供應鏈也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我國的政策文件中。2014年11月,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中提到,建立亞太經合組織綠色供應鏈合作網絡。

12月,在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中明確提出,打造綠色供應鏈,加快建立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為導向的采購、生產、營銷、回收及物流體系,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隨後,在環保部發布的《環保“領跑者”制度實施方案》、商務部發布的《企業綠色采購指南(試行)》以及發改委發布的《關於促進綠色消費的指導意見》等等文件中,均要求推行綠色供應鏈建設。

張建宇認為,當前綠色供應鏈在中國仍然處於探索階段,主要表現為理論研究不足,認識不統一;實踐經驗少,切實可行的模式尚未形成,缺乏系統性推進;缺乏頂層設計,綜合部門尚未重視,各部委多點開花;大型采購方動力不足;缺少配套措施及保障體系,能力建設亟待加強;綠色供應鏈推動綠色發展尚未得到重視等等。

同綠色產業鏈相呼應,就在論壇召開的前一天,中國家居產業綠色供應鏈聯盟成立大會在廣東東莞厚街舉行,這是全國首個國家層面全產業鏈綠色聯盟。

新當選的中國家居產業綠色供應鏈聯盟主席石峰表示,跨八大“中”字頭行業協會成立產業聯盟尚屬首次,不僅將對家居行業形成綠色家居產業鏈帶來深遠的影響,也將為其他行業帶來示範效應。

據了解,中國家居產業綠色供應鏈聯盟由中國家具協會、中國塗料工業協會、中國林產工業協會、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中國皮革協會、中國家用紡織品行業協會、中國縫制機械協會和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共同發起,是聯合全國從事家居產業上下遊生產企業、商貿流通企業、設計機構、科研院校等單位組成成立的非獨立社團法人組織,目前有85家企業成為聯盟的首批成員。

環保部中國-東盟環境保護中心副主任張潔清表示,“十三五”的核心工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環境問題則是建設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我們迫切的需要實施最嚴格的環境監管制度,也需要探索科學的環境管理手段”。

中國林產業工業協會副會長錢小瑜表示,聯盟成立以後,不僅將從源頭抓起,形成綠色產業鏈,還將進行聯盟綠色認證、標準推廣,向世界推出中國的綠色產品,打造中國家居產業鏈的全球頂尖品牌,帶動整個家居行業綠色創新發展、低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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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十年實現有量子通訊保障的互聯網

2016年8月16日下午1時40分,我國發射了世界上首顆量子通信衛星“墨子號”。同時,我國京滬幹線量子保密通信骨幹網絡也正在建設。

你可能也關心我國量子通信和量子技術的發展,2016年11月17日,世界互聯網大會大數據論壇上,“墨子號”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潘建偉院士分享了相關進展。

據潘建偉介紹,我國量子密鑰相關技術已經有實際應用案例,而利用十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將可實現有量子通訊保障的互聯網。

量子通信

傳統信息安全依賴於加密算法,不過隨著計算能力增加,傳統加密算法面臨挑戰,而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測量性的量子通信相關技術,可能是未來用來解決信息安全的核心關鍵技術。目前在量子通信領域,我國在理論研究和技術應用等領域均開展了具有領先性的研究。

“今年8月份我們的量子衛星發射之後,已經開展了一些相關的實驗”,潘建偉17日首次披露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非常好地建立了一個天地之間的通路,每秒鐘能夠傳輸的種子密鑰是在2萬個左右。基本上已經能夠滿足一些信息安全傳輸的需要。”

“墨子號”發射之前,我國已經有建立量子光纖網絡建設計劃。潘建偉說,2012年,我國相關技術已能做到覆蓋6000平方公里,支持千節點、萬用戶需求,目前相關系統已投入永久使用。

潘建偉院士介紹地面站和“墨子號”密鑰分發實驗

目前,我國正在構建從北京到上海的量子通信骨幹網絡,“昨天正好是上海到合肥所有之間設備已經完全開通。我們在國際會議上給國外學者做了相關展示,這個是700公里光纖。到今年年底,(北京到上海骨幹網)會完全開通,開通之後可以用於一些銀行的轉賬。”潘建偉說。

量子通信的第一步是通過光纖構建城域網,目前該技術在我國已比較成熟。下一步,將通過量子中繼技術,實現城市間的互聯。

“我們希望通過十年左右的努力,用光纖來構建一個多橫多縱的骨幹網絡。在相關衛星的幫助下,我們能夠實現一個天地一體化的、廣域的量子通信網絡。”潘建偉說,“有了這個網絡,就能夠給每個有需要的用戶提供密鑰;有了密鑰之後,和相關的加密算法加在一起,也許在十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就可以構建一個有量子通訊保障的互聯網。”

量子計算

未來萬物互聯,無時無刻不產生海量數據,“數據爆炸”之下,進行數據的收集和計算同樣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而十多年後就可能面世的量子計算機,將可能解決計算力不足的問題。“利用世界排名第一的‘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求解有10的24次方個變量的線性方程組,大約要100年,但利用一個T赫茲的量子計算機,只需要0.01秒就可以完成。”潘建偉說。

未來的可控量子計算,將可能帶領人類進入一個真正的科技飛躍時代。高溫超導機制、量子霍爾效應…… 這些在目前計算力下無法研究的問題,將通過量子計算開展研究。

對量子狀態進行高精度支配,同時實現很好的存儲時間和相幹時間,是量子計算的兩個前提。

“按照目前的估計,大家應該在非常近的未來,也許是5年,也許是10年,能夠實現40個比特左右的量子糾纏。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來計算一些特殊的問題。”潘建偉說。他估計,操縱25個比特相幹量子的計算力相當於一顆英特爾4核CPU,當能夠操縱50個比特,其計算能力就可以高於“太湖之光”,後者的計算力相僅相當於操縱45個比特。

目前,全球在量子計算領域進展也非常顯著。谷歌、微軟、IBM等科技巨頭,提出到2018年底實現50個比特的相幹操縱。在特定實驗室環境下,國外有研究機構宣稱已做到了100個比特的相幹操縱。

“我覺得他們相對樂觀”,潘建偉說,“本來我們計劃在15年內能夠實現100個比特量子相幹操作。”但他也認為,國外的積極參與和更激進研究目標,客觀上也刺激中國科學家加速量子計算領域的研究,“這給我們提出很大的挑戰,因為達到100個之後,它的某些計算能力,可以說是全世界計算能力總和的100萬倍。”

不過,潘建偉認為,量子計算機問世仍然道路漫長。

“目前我們已經做過相關的演示,可以用所謂的量子算法有效地求解線性方程組;在光量子計算上,我們在2015年也進行了非常有趣的實驗。但是,所有的都是演示性質的。我們還沒有做到遠距離的、大尺度的量子計算。”潘建偉說。

有人也許或好奇,我們將來的計算機是用什麽做的,但回答這個問題或許也還太早。“我們目前很難想象量子計算機到底是固態的、液態的還是氣態的”,潘建偉說,“這就像計算機出現以前,有人問你,計算機究竟是用玻璃珠子做的,還是木頭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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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姚期智已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科院院士

2月21日據新華社消息,已放棄外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的楊振寧、姚期智依照《中國科學院章程》和《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暫行辦法》正式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016年底,已放棄外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的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楊振寧和姚期智兩位教授先後提出,希望根據《中國科學院章程》規定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因外籍院士提出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學部歷史上是首次,無先例和程序可循,中科院學部主席團高度重視,經審慎深入研究,專門制定了《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暫行辦法》。按照新制訂的程序和規則,楊振寧院士加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姚期智院士加入中國科學院信息技術科學部。中國科學院院士目前人數為754位,外籍院士人數為78位。

楊振寧,物理學家。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1922年9月出生於安徽合肥。1938至1944年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讀書,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194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後創立“楊-米爾斯規範場”論(Yang-Mills gauge theory)和提出“楊-巴克斯特方程”。因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原理而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歷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教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愛因斯坦講座教授兼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洛克菲勒大學董事。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物理學會以及巴西科學院、委內瑞拉科學院、西班牙皇家科學院、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外籍會員、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日本科學院榮譽院士。曾獲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美國費城富蘭克林研究所的鮑威爾科學成就獎、費薩爾國王國際獎的科學獎。著有《楊振寧論文選集》、《楊振寧文集》、《曙光集》等。發表論文約300篇。

姚期智,計算機科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1946年12月出生於上海,籍貫湖北省孝感市。1967年畢業於臺灣大學,1972年在哈佛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1975年在伊利諾伊大學獲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長。

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在三大方面做出突出貢獻:(1)創建理論計算機科學的重要次領域:通訊複雜性和偽隨機數生成計算理論。(2)奠定現代密碼學基礎,在基於複雜性的密碼學和安全形式化方法方面有根本性貢獻;(3)解決線路複雜性、計算幾何、數據結構及量子計算等領域的開放性問題並建立全新典範。2000年獲得計算機科學領域最高獎圖靈獎。入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外籍院士及國際密碼協會會士。(簡歷來源:中國科學院網站)

楊振寧 、姚 姚期 期智 智已 放棄 外國 國籍 轉為 中科院 中科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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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開幕,院士現場實驗挑戰食品謠言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5673

辟謠小實驗現場。(鄒成蹊/圖)

“社會上廣泛流傳某些蔬菜水果是被染色的,看這個實驗就能讓大家明白,所謂掉色,掉的就是‘花青素’,花青素遇堿、遇酸會發生變色反應,並非外‘加’顏色。”

水和色素根本難以進入西瓜和螃蟹,而進水的西瓜很快就會爛掉,打針的螃蟹也活不過一個小時。

金華火腿、蘭州拉面、安溪鐵觀音、寧夏西瓜、西安冰峰汽水……只有你吃不到,沒有你想不到。一場展會,仿佛滿足了人們在酷熱的北京的所有暢想。

6月29日,一年一度的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主場活動在京舉行。2017年的宣傳周主場活動形式別致新穎,在全國食品安全示範城市、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創建成果展覽(以下簡稱“雙安雙創”成果展)上,各省市的展臺幾乎把“舌尖上的中國”都搬進了展館。AR體驗、現場炒茶、肉菜快檢、趣味遊戲……各個展臺還各出奇招,展現在食品安全上的努力及特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副主任汪洋出席開幕式並講話。汪洋強調,要堅持德法並舉、法治先行,加強食品安全依法治理,加快形成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格局,共同守護好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China Food Safety Publicity Week),是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於2011年確定在每年六月舉辦的,通過搭建多種交流平臺,以多種形式、多個角度、多條途徑,面向貼近社會公眾,有針對性地開展風險交流、普及科普知識活動,因活動期限為一周(因主題日的豐富而適當延長),故稱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

院士現場實驗,擊碎食品謠言

“水果掉色靠漂染,西瓜變甜靠打針,螃蟹增重是註了膠,膠粘碎肉變有毒牛排……”這些你刷刷朋友圈就能看到的文章靠譜嗎?

宣傳周第一天下午,在“科學實驗”展位,中國食品安全領域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君石和他的專家團隊,親自演示了簡單明了的科學小實驗,將瘋狂傳播的食品安全謠言“各個擊破”。

陳君石拿著裝有楊梅汁、櫻桃以及浸泡過黑皮花生和紫米的杯子,往里面加一點堿,原本深紅色的水就變成了藍黑色,再加點兒白醋,顏色又變回了紅色。

——這個簡單的實驗過程,證明了“水果掉色”是花青素遇堿、遇酸後發生的變色反應,並非外“加”顏色。

“社會上廣泛流傳某些蔬菜水果是被染色的,看這個實驗就能讓大家明白,所謂掉色,掉的就是‘花青素’,花青素遇堿、遇酸會發生變色反應,並非外‘加’顏色。”陳君石說,

社會上有很多關於食品的誤解,這些誤解造成了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過度擔心,而各種各樣的謠言不僅對食品產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還誤導了消費者的心理,影響公眾對政府和行業的信任度。

隨後,科信食品與營養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科普自媒體達人鐘凱,研究員阮光鋒也依次為現場觀眾演示了“西瓜打針”“螃蟹打針”“脂肪乳化”等小實驗。

觀眾們恍然大悟:水和色素根本難以進入西瓜和螃蟹,而進水的西瓜很快就會爛掉,打針的螃蟹也活不過一個小時。

鐘凱是這次活動的組織者,也是長期致力於破除食品謠言的自媒體人。他說,食品謠言傳播的破壞力極強, 而我們的辟謠力度卻不夠。現在很多“劉洪斌”之流的假專家曝光率很高,而真正的專家卻因為種種原因不願意發聲。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雲波教授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食品謠言爆發是中國目前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問題,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食品謠言的傳播形式借助互聯網社交平臺“與進俱進”,比如2016年把“調理牛排”說成“有毒膠水拼碎肉”,不僅是圖文,還以短視頻的形式瘋狂擴散,嚴重誤導了消費者,也對生鮮產業和生鮮電商平臺造成巨大打擊。

隨後,羅雲波也幽默地提出一個“群主公約”倡議,希望每個人都能參與到遏制食品謠言傳播中。“我註意到,現在很多謠言火起來,靠的就是各種微信群。一個群的群主往往是大家信任的、在群里說話有分量的人。如果每一個群主都能夠在自己的群里和大家‘約法三章’,規定好不傳謠言,不討論危言聳聽的內容,那麽謠言的傳播將一定程度上就失去了傳播的土壤。”

辟謠小實驗現場。(鄒成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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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裕生院士: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不合理 建議有關部門修改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12-10/1169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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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國標草案曝光,根據草案要求,低速電動車多項技術條件較以往有所提升,如要求低速電動車碰撞測試須達到電動汽車標準,並且要求低速電動車使用鋰電池。經過向低速電動車國標制定組組長董揚求證,此草案真實度非常高,最終標準將很快出臺。

近日更有消息稱,低速電動車將成為我國乘用車門類中的最新細分品類。作為一種長期的客觀存在,低速電動車迫切需要走上合法合規的道路。那麽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是否合理?對低速電動車產業將產生哪些影響?就以上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楊裕生,對國標草案進行了相關解讀。

楊裕生首先對該草案中的部分內容表示不認可,他認為,新版《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的很多標準制定的不合理,將有可能扼殺了低速電動車的發展。“草案界定的所謂‘低速電動車’除最高速度與高速電動車有點差別外,基本是按高速電動乘用車進行要求,該草案不僅沒有顯示低速電動車的特色,也沒有和歐、美、日的低速電動車標準接軌。” 楊裕生說。

在最為關註的低速電動車電池之爭上,楊裕生指出,《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雖沒有正面限定使用何種電池,但僅憑“系統比能量不應低於70Wh/kg”一條規定,即排除了鋰離子電池外的所有電池,而此項規定直接導致了低速電動車的成本將比用鉛酸電池時提高至少一萬元。單此一計,就可打掉低速電動車的“半壁江山”。

由此,楊裕生說:“《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將會嚴重打擊低速電動車的發展,客觀上保護了排放嚴重的燃油車。”

對於部分人士擔心的低速電動車獲國家認定後將沖擊高速新能源車的影響,楊裕生認為,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根本不會對高速新能源汽車產生不利影響,高速新能源汽車有補貼和積分雙重保護,而低速電動車不享受任何政策紅利。

楊裕生說:“雙積分辦法中已明確規定,純電動乘用車獲取積分必須‘30分鐘最高車速不低於100km/h、電動汽車蓄駛里程(工況法)不低於100km’,低速電動車被明確排除在外。”

采訪最後,楊裕生院士對低速車國標制定組提出了相關建議,楊裕生院士表示:“電池、電機、電控等部件的品種都很多,都應該由企業根據總體設計和市場進行選擇,沒有必要有標準越俎代庖。”

低速電動車在現階段的中國有著比歐、美、日的低速電動車更為特殊的意義,有幾億人使用不遮風、不擋雨的自行車、摩托車,急待升級換代。所以,《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的制訂要全面考慮各方利益,不可脫離中國實際、脫離廣大群眾的切實需求。

“我們現在看到的《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即使真實度非常高,也還只是個‘曝光版’,還有修改的可能。我建議,有關部門和專家要改變觀念,對此《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進行徹底修改後再行公布實行。”楊裕生說。

楊裕 裕生 院士 低速 電動車 電動 國標 草案 不合理 不合 建議 有關 部門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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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倪光南院士:中興事件“必然會發生”

近期,因為中興遭受美國制裁和當年助手的一篇微信刷屏文章,79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被推上了各家媒體的新聞頭條。他多年來為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付出的努力,再一次被世人記起。

他又是怎麽看中興事件的?國產芯片和進口芯片差距究竟有多遠?芯片的國產化只能靠BAT了嗎?4月24日,倪光南接受了中新經緯客戶端專訪,就上述熱點作出回應。

倪光南接受中新經緯客戶端采訪。中新經緯 羅琨 攝

談中興事件:必然會發生

美國商務部公告稱,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22日,曾任倪光南助手的梁寧發表文章《一段關於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的往事》,回憶了當年和倪光南等人一起研發芯片和操作系統的歷史,成為微信刷屏文章。

這段歷史是如何影響今天的?中興走到今天的局面是必然還是偶然?

4月24日,在銀谷大廈8層的會議室里,倪光南向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中興遭受美國制裁是必然會發生的一件事情,只是什麽時候發生具體會到什麽程度無法預測。

“我們一直說要做自己的芯片,如果你不做,一定會遇到很多問題。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中興事件也驗證了這一點。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人家遲早會用各種辦法來給你設置障礙。”倪光南說。

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如果不考慮自主可控,確實直接從市場上買要來得便宜來得快,而自己研發見效慢費時長成本高。倪光南指出,在過去,中國企業並沒有重視到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大家應該從這次事件中汲取教訓,重視自主創新的力量。

談中國芯片:不能一概而論說很差

中興事件已經給中國企業敲響了一記警鐘,此後中國還需要多少年才能用上中國芯,擺脫對國外的依賴?

倪光南說,臺式電腦和筆記本所用的電腦芯片國產水平離進口芯片尚有三五年的距離,手機和服務器上使用的芯片有些已經與進口芯片旗鼓相當,有一些特殊領域的則差距較大。“一概而論說現在中國企業芯片不行,也不符合客觀情況。”倪光南說。

他也同時指出,芯片產業主要分為設計和制造兩大塊,中國的短板主要在制造上,在制造上如果要趕上美國的水平還至少需要十年八年。

倪光南近期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加快推進國產自主可控替代計劃和構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術體系,是建設網絡強國的需要。《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了發展“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的重大專項,其目標就是要以基於高端通用芯片(CPU)和操作系統等基礎軟件所構成自主的技術體系來替代Wintel體系,這是沒有疑義的。按照工信部最近的評估,國產軟硬件已從“不可用”發展到“可用”,正在向“好用”繼續推進。實踐表明,推廣國產自主可控不等於“保護落後”,通過技術創新、模式創新等,從政府和重要領域開始,加快推進國產自主可控替代計劃和構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術體系是切實可行的。

政府和企業應該怎麽做?

從863計劃、973計劃到國家重大專項到集成電路大基金的成立,政策層面一直不缺乏激勵。如何把這些激勵落到實處?

倪光南認為,在芯片的關鍵領域和大項目上應該在政府支持下形成企業主導的格局來推動芯片的國產化,如果過於分散很容易導致不合作,在這一方面可以借鑒北鬥導航的成功經驗。至於小的項目則可以放開,通過競爭的方式去實現優勝劣汰。

在操作系統上也如此。據倪光南介紹,當前國內有七八家企業在做操作系統,說明其門檻並不高,但是力量分散,他建議在國家基金支持下將這些分散的資源整合起來,形成一個統一標準,在一個共同的體系下和跨國公司競爭,這樣才有成功的可能。

“我們一定要及早投入力量,通過自主創新來解決的問題,不能有僥幸心理。”倪光南再三強調。

他也提出,在芯片的制造上,投入幾千億是至少的,而且需要持續地投入。只有這樣,中國的芯片制造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芯片國產化要靠BAT?

中興事件發生後,阿里巴巴集團宣布,全資收購號稱中國大陸唯一的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天微),此前百度、騰訊、科大訊飛、華為等巨頭也在芯片產業上早有布局。

有觀點認為芯片的國產化要靠BAT這樣的大公司大資本來入局才能破解推廣難題。對此倪光南認為,目前來講,BAT在這類核心技術方面並沒有投入很大的力量。

“BAT是很成功的,在電商的移動支付和共享單車等上確實做得很好,但是在這個我們說的傳統的計算機領域里,比如CPU也好,操作系統也好,他們投入不大,我覺得因為和他們的業務關系也不是太大,目前也不作為他們的業務的主要的方向,所以他們投資的力量也有限。”

倪光南堅持認為,在芯片研發制造上還是要靠國家更多的支持,企業如果靠這個可能要十多年才能盈利,投資風險太大。

倪光南生於1939年,1961年畢業於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作為中國最早從事漢字信息處理和模式識別研究的學者之一,提出並實現在漢字輸入中應用聯想功能。主持開發的聯想式漢字系統,較好地解決了漢字處理的一系列技術問題,於1988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所在企業亦由計算所公司改名為聯想集團。隨後又主持開發了聯想系列微型機,於1992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專訪 倪光南 院士 中興 事件 必然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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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部“三定”方案如何做?中科院院士這樣建議

自然資源部“三定”(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方案眼下正在加緊編制。“三定”該怎麽定?

5月5日一早,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八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侯增謙通過微信公號表達了自己的建議。

3月30日,侯增謙應邀參加了自然資源部就機構改革方向、職責定位和職能設置等問題組織召開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並作了發言。

4月11日,自然資源部黨組成員,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黨組書記鐘自然對侯增謙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上的發言稿作出批示:“侯增謙院士的發言蘊含真知灼見,既有前瞻性的理論思考,又有務實性的實踐探索,對推動地質工作的理論基礎從傳統的地質科學向地球系統科學轉變,服務領域從傳統的礦產資源向多門類自然資源轉變,具有很強的指導性。”

侯增謙認為,地球科學21世紀的突破點就在地球系統科學。當前,構建和發展地球系統科學,也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重大科學使命。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的統一管理和系統修複,為發展地球系統科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踐平臺。

侯增謙說,在整個地球系統科學中,自然資源部應特別關註從地殼淺部(“根”),到關鍵帶(“枝”),再到人地耦合系統(“葉”)的三個關鍵問題:

他分析說,淺部地殼(0-10km)蘊含著人們生產、生活所必需的能源資源和空間資源,受地球深部過程的控制和影響。向深部要資源、要空間,是必然選擇。自然資源部應更加關註0-10km範圍內的地殼精細結構與能源資源分布和城市地下空間利用問題,為國家能源資源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關鍵帶是大氣圈、生物圈、水圈、巖石圈高度交匯和相互作用的地球表層複雜系統,也是地上、地下物質和能量循環的重要紐帶。侯增謙認為,應從系統科學的角度,探測研究關鍵帶的結構、形成與演化機制,物質轉化過程與相互作用,觀測關鍵帶內能量和物質通量、遷移和轉化,為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提供地球科學解決方案。

“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交互作用已逐漸成為地球表層系統演化的主要驅動力。”侯增謙說,人地耦合系統研究,能夠增進對地球表層變化趨勢及機制的理解,記錄和解釋地球變化的特征,提出有效應對策略。

侯增謙認為,自然資源統一管理和系統修複,需要建立強大的調查與評價-探測與觀測-模擬與預測全流程技術體系。在自然資源綜合管理體制下,需要利用空天地一體化的調查方法技術,獲取自然資源的數量、產狀、分布等要素特征數據;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結合各門類資源的屬性特征,對自然資源的質量、生態價值或效益開展綜合評價,為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制提供準確可靠的基礎支撐。

自然資源部面臨如何合理界定自然資源監管與環境治理的權責邊界的問題。攝影/章軻

目前,在全球層面已建立環境、陸地、氣候、生態的觀測網絡。美國建立了包括10個關鍵帶觀測站和1個關鍵帶研究網在內的地球關鍵帶觀測網絡(CZO),歐盟建立了4個關鍵帶觀測站。它們正逐步成為全球尺度和區域尺度能源資源、環境綜合利用與治理的基礎。

侯增謙認為,目前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所發生的水文過程、生物地球化學過程和生態過程進行模擬,從國家、區域、局部等不同尺度對自然資源生態系統可能發生的變化進行預測、預警還是短板,亟待加強。

“全面履行自然資源管理職責,提升科學管理水平,要做好摸家底、做評價、定規劃、用護監4個環節。”侯增謙說,過去條塊式的自然資源管理模式,造成現有多門類自然資源數據之間標準不統一,相互矛盾的情況時有發生。急需統一標準、規範,對現有的自然資源家底數據進行清理、核查與整合。

侯增謙認為,自然資源統一管理和系統修複,需要按使命整合打造一支高素質的專業技術支撐力量。建議按國際發展趨向,以地球系統科學為指導,統一地礦海水林草等多門類自然資源的綜合調查、綜合評價職能,組建新的“中國地質調查局”(類似美國想建沒建成的地球系統科學機構)。

侯增謙說,新的中國地質調查局,將在自然資源數據提供、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和國土空間適宜性評價、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系統性模擬預測等方面,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通過自然資源調查示範,制定評價標準規範,引領40萬地勘行業隊伍轉型,全面參與並支撐服務中央、地方各級政府的自然資源綜合管理和國土空間用途管制與保護。

同時,應整合原各部委的規劃研究力量,打造統一、規整的國土空間規劃技術支撐隊伍,打通從綜合調查、綜合評價到國土空間規劃最後一公里問題,無縫對接、支撐服務部空間規劃職能。

對於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進行監管,存在“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潛在問題;如何實現資源管理與資產管理的統一,規劃與監管的協調,資源節約集約與高效利用;如何合理界定自然資源監管與環境治理的權責邊界;對於自然資源的利用,應該區分公益性(如各類保護地)與經營性(礦產等),進行分類管理;資源安全與保障等問題,侯增謙認為,這些都是新時代面臨的新問題,需要盡快破題,加快研究。

自然 資源部 資源 三定 方案 如何 中科院 中科 院士 這樣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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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新增13名院士 上海吸引人才“落滬” 發展先進制造業

21世紀什麽最重要?人才。這個段子放到今天都不過時。

“以前是搶設備,現在是搶人才。” 上海微技術工業研究院總裁楊瀟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根據《2017上海科技進步報告》,2016年上海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49.88萬人,比上年增長11.3%,上海R&D經費投入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2010年上海全社會R&D經費支出1049.32億元,比上年增加113.18億元,增長12.1%,投入強度3.72%,比上年增長0.7個百分點。

回憶起最初成立上海微技術工業研究院時從長寧區起家,到2014年搬到嘉定,楊瀟說“整個過程當中,花精力最多的就是吸引人才”。

在上海建設科創中心的過程中,人才吸引對新興產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才政策需要定制化,另外像科研院所也能夠培養一些人才,可以幾個方面共同努力。但是招人確實是最大的一個挑戰,比買設備還要難。”楊瀟說。

以上海正在進行建設的8英寸晶圓廠新昇科技公司為例,需要找的是十年以上的“工匠”,這不只是在上海,而是全國都需要的稀缺人才。但如果要招一個符合這樣標準的十年工作經驗的工程師,很可能因為沒有博士論文就不符合引進人才的標準。

在上海,新昇公司被寄予厚望。公司2017年已經銷售近10萬片12英寸矽片,2018年有望實現盈虧平衡。“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在2021年左右,沖入前五,占到15%的市場份額,這已經是非常的雄心壯誌了,因為沒有15%的份額像英特爾這樣的公司根本就看不上,如果只是1.5%或者1.2%,在世界上是沒有什麽影響的。”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所長王曦院士說。

王曦還曾對第一財經記者提到,半導體行業中國未來五年需要60萬的人才,但我們可能缺一半,“那麽多廠子即將開工建設,我們需要人才”。

同樣面臨“找人難”的還有上海超導。“這個圈子里的華人科學家我們都認識。”上海超導副總裁趙躍說。在這個圈子內,中國華裔科學家是互相熟識。

與此同時,通過與上海交通大學成立超導聯合研究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後備力量。“企業為學校提供一定的研究經費,學校持續研發新技術並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持。”趙躍告訴記者,在這一新形式下,原本分散在各院系研究超導的教授聚攏起來,允許科研人員雙跨工作,減免了高校指標,同時也方便按照產業化要求進行人員考核,而在管理和制度保障上,由研究院實行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讓人員聘用、晉升等都有制度可循。

“就C等級(高層管理職位)的職位而言,中國的平均工資比美國高,不回國主要是擔心自己對國內生活、工作環境的不適應。回國的機會成本越小,越容易回來。” 美世中國區副總裁、員工健康與福利業務負責人虞煒說。

在他看來,對工作15到20年的海外人才而言,回國的機會成本是最大的。工作3到5年的人,他們回國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還有一種,就是在國外已經工作了20年以上的,通常他們的子女已經完成了基礎教育,上大學了,這時對他們來說,做決策會相對簡單一些。對於這些人(工作了20年以上的)而言,中國是一個真實的國家,而對於小朋友(指其子女)而言中國只是一個概念。這些顧慮背後的問題,不是薪酬所能解決的。

高端人才要想在上海安居樂業有著諸多挑戰。以海歸人才為例,虞煒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提到,除去語言問題,首先是來自於子女的教育問題。盡管國際學校會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但小朋友也面臨著適應周遭環境的挑戰,因為此前漢語可能並不是他們所擅長的語言。第二是配偶工作問題,需要相對合理地解決雙方的工作安排。第三是醫療福利方面,他們對高端醫療、特需門診、外賓服務都有一些個性化需求。第四就是養老,但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高端醫療。“其實都是圍繞著後顧之憂四個字來的。”

為了解決人才問題,上海相關部門也正在積極落實《關於進一步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推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實施意見》(人才“30條”)。截至2017年11月,已有1046名外籍高層次人才辦理永久居留,近7500名國內科創人才通過居轉戶、直接落戶等方式引進。目前在滬兩院院士共計182人,2017年新增13人,其中中科院院士10人,創近12年來歷史新高。

一年 新增 13 院士 上海 吸引 人才 落滬 發展 先進 制造 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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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宇院士:原創的科學思想是創新的靈魂

墨子號量子衛星工程常務副總設計師,衛星系統的總指揮王建宇院士在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上表示:“原創的科學思想是創新的靈魂,科學的問題一定是思想的引領。沒有科學家,就沒有國家的科學。”

中國已是航天大國 還不是航天強國

2016年8月16日,我國發射全國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墨子號”搭載了四個有效載荷,其中一半都是由王建宇院士領導的中科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牽頭研發。

王建宇院士指出,中國的航天技術和空間激光技術已經有長足的發展,航天器發射技術現在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但是他同時強調:“盡管中國已經成為了真正的航天大國,但是要成為航天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6年《科學美國人》將“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的發射成功評為全球的十大創新技術,這也是唯一一項美國本土以外的技術。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稱:“寂靜了一千年,中國誓回發明創新之巔”。對此,王建宇院士表示:“量子衛星做成以後,給該科學研究領域的科學家帶來希望,我們國家現在要立一個專門的重大專項,來研究量子通信、量子計算機。”

王建宇院士表示,在國際上,歐美和中國在量子技術方面正在交替領先。“德國、歐盟馬上立了很多項目,他們說不能落後於中國人。美國為此專門開了聽證會,確保美國在量子技術中的地位。所以我們壓力也很大,要跟他們競爭,保持我們的領先地位。”

“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去年就已經完成了三大任務:第一個是密鑰分發,第二個是量子糾纏現象的確認,第三個是隱形傳態的實驗。“我們完成了在宇宙尺度上,實現上千公里的實驗驗證,量子密鑰分發和地星的量子隱形傳態這兩篇文章是在8月份的《自然》雜誌發出來,國際上都說這是里程碑式的實驗。”王建宇院士表示。

浩大的科學實驗需要工程式的管理

王建宇院士和中國科學院量子信息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院長潘建偉院士2007年前因量子相識,兩人十年磨一劍,最終將“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發送並交付給量子團隊。王建宇院士坦言:“國際媒體都說這是中國發射的世界第一顆量子衛星,確實當時我是很忐忑的,因為我是工程的負責人。衛星發射成功,並不是說我們這個事情做成了,恰恰證明我們的火箭把這個衛星送到軌道上去了,更艱苦的是我們後面的實驗。”

在王建宇院士看來,“量子號”的實驗成功,是中國科學家的勝利。“潘院士當時在歐洲維也納留學,他的導師Zeilinger教授問他以後想幹什麽?他說,我希望多年以後,在自己的國內有像您一樣的實驗室。”王建宇院士回憶道,“2009年我去奧地利,Zeilinger教授,潘是我最得意的學生,現在學生已經超越了老師。”

潘建偉團隊從2003年開始做大量的地面的實驗,從2008年起,潘建偉和王建宇兩個團隊合作,開啟了“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的系統性工程。王建宇院士表示:“這是一個工程問題,它是多學科的融合,不是你一個團隊,一個科學家能夠做出來的。我們科學院和國內最強的團隊都參與了這個工作。這里面有很多技術,比如說衛星的發射、衛星的平臺,要天地對接,還要做所謂的糾纏源,要產生糾纏的現象,這個每一個都是國際領先的東西,難度很大。”

總結中國式的創新,王建宇院士提出了四點:原創的科學思想是靈魂;管理層的快速決策是資源保障;兵團式多團隊聯合的工程管理以及科學團隊的交叉融合。

2017年9月29日,世界首條量子保密通信幹線——“京滬幹線”正式開通。通過這條結合了“京滬幹線”與“量子號”的天地鏈路,中國的科學家成功地和奧地利實現了世界首次洲際量子保密通信。

王建宇院士在提到量子通信的產業化問題是表示:“量子通信是一種補充,不是全面替代(傳統通信方式),它將率先用於國家安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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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東院士:企業里的科學家

在中國生命科學領域,王曉東和施一公、饒毅齊名,稱為“三劍客”。三人都從美國留學回國,擁有頂尖大學的學習和工作經歷,都為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做出傑出貢獻。並且,三人現在都創辦了自己夢想的事業——施一公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研究型學院西湖大學,饒毅創辦了科普公眾號《知識分子》,王曉東創辦了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新藥研發公司百濟神州。

王曉東目前擔任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他身上有很多標簽——40歲的時候放棄在美國的高薪職位,毅然選擇回國,這是他自稱至今都感到“慶幸”的選擇;41歲的他“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一片樹葉窺探細胞雕亡

5月下旬的上海,已經進入了梅雨季節的前奏,天空時不時地飄著小雨。但是這並沒有打消科學愛好者的熱情——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的報告廳座無虛席,他們都是來參加上海科技周期間的墨子沙龍活動的,當天的演講嘉賓正是生命科學界的頂級學者王曉東。

王曉東個子不高,長相富有親和力,他身穿一件白襯衫,沒有考究的袖扣,而是隨意地將袖子挽了幾下,外面套上一件深藍色西裝,顯得極其簡單樸素。這也是王曉東一貫的風格——“擼起袖子搞科研”。

他始終面帶笑容,一開口就讓全場安靜下來,大家被他富有磁性的聲音所吸引。王曉東平時為人頗為低調,很少將自己置身於聚光燈下,尤其是創辦了百濟神州之後,他幾乎不會以公司的身份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但是科普活動總能讓他破例露面,他喜歡參加這種不帶任何目的性的純學術場合,用生動的故事吸引觀眾,一切高深的生物學理論,只要讓王曉東來解釋,就變成了一個個活潑的例子,小朋友都能聽懂。

王曉東的研究重點是細胞雕亡的生物化學途徑。為了向人們解釋什麽是細胞雕亡,他發揮了科學家的浪漫想象,開場便引用一首泰戈爾的詩歌《生如夏花》:“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從一片樹葉的雕零,窺探細胞雕亡的全過程。

細胞雕亡是有規律的,而王曉東正是這種規律的研究者。2000年,王曉東的團隊進行了一項實驗,研究一種神秘的線粒體蛋白質細胞,這種細胞可以打破腫瘤的“堅硬堡壘”,誘使腫瘤細胞“自殺”,對研究治療癌癥方法有重要幫助。

王曉東表示,早在1972年就有科學家發表文章稱,細胞雕亡是細胞內的某種“死亡開關”的機制被觸發了,如果抑制這種開關不被觸發,就有抑制細胞雕亡的可能性。“這一理論在發表後近20年只被引用了不到20次,一直到1992年,人們才逐漸認同這種觀點,開始用實驗驗證。”王曉東表示,“這說明,如果你的觀念比別人超前10年、20年,文章是很難在主流科學刊物上發表的。”

此後,王曉東致力於研究受體相互作用蛋白RIP3是如何殺死細胞,以及這個過程與細胞雕亡及其他形式的細胞死亡間有何聯系。這項研究也是對過去十幾年來由細胞內一種叫做Caspases的酶執行的細胞死亡形式系統研究的延伸。

直到現在,王曉東還堅持戰鬥在科研的第一線。他經常親自指導學生做實驗,鼓勵他們力圖從實驗中找到別人容易忽略的新發現。比如,最近一位學生在意外的情況下研究了一歲半的雄性老年老鼠的壽命和生殖功能的關系,實驗發現,藥物能夠控制雄性老年老鼠精囊腺的分泌,提高其生殖能力,不過老年老鼠繁殖的後代幾乎無一例外有先天基因缺陷。盡管目前沒有改變這種基因缺陷的方法,王曉東認為,這樣的研究依然有意義。他還透露,目前他的團隊很大一部分又在投入卵巢相關的研究,希望解決更多社會問題。

從沒感覺他是企業家

施一公院士對王曉東的評價是:“王曉東已經達到了從新中國走出去的華裔科學家能夠在美國取得的最高地位。”施一公回國也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王曉東的影響。與王曉東共事13年的國際知名神經生物學家、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羅敏敏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這樣評價王曉東:“頂級的學者,真正的大師。”

在談到十幾年前選擇回國決定的時候,王曉東坦言:“很慶幸在40歲的時候有勇氣做了這個決定,而不是在60歲。”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成為得克薩斯州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在美國的20多年里,回國一直在王曉東的計劃之中。

2003年,中國計劃成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並以全球招聘的方式,從20多位應聘人選中選拔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王曉東、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當王曉東收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聘書的時候,他毅然做了回國的決定。

作為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這一“開歷史先河”的研究所從創立之日起,身上就有諸多托付和期盼。王曉東更是從回國那一刻起,就在思考如何在中國做出影響世界的科學。他表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怎樣建立符合科學發展的文化和體制環境,並以此為載體,吸引有科學訓練和科學追求的年輕人回國。”

回到國內,王曉東的工資收入比過去減少了一半。他對第一財經記者開玩笑說道,創辦百濟神州也有這部分原因。“這(創辦企業)是出於社會責任,也是出於家庭責任。”王曉東說,“當時我的工資減了一半,太太也辭去工作跟著我回來,雖然她很顧全大局,但是我們壓力很大,難免抱怨。”

各種機緣巧合的因素下,王曉東和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百濟神州,專註於癌癥治療的創新型分子靶向和腫瘤免疫藥物的研發。這些人當中也包括百濟神州的CEO歐雷強(John Oyler)。

王曉東和歐雷強的交情,要追溯到2003年王曉東剛剛回國創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時候。他和歐雷強創辦的北京保諾(Bio-Duro)生物科技公司在同一個園區。直到現在,百濟神州的總部就位於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的對面。

2010年,有投資人找到王曉東,希望他能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創立醫藥公司。灣區是和美國波士頓齊名的生物醫藥創新谷,那里聚集了大批的華人科學家和創業者。投資方同時還給王曉東帶去一個消息:“歐雷強的保諾公司剛剛賣了。”

於是王曉東就約歐雷強吃飯。兩人在飯桌上決定一起去灣區創業。做抗癌藥物是歐雷強的想法。他認為,創業應該在中國,因為中國當時已經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醫藥市場,而癌癥發病率的增長和病人的增加,讓這個市場有非常多未滿足的需求。

歐雷強說服了王曉東,2011年百濟神州誕生。王曉東依然在科學院上班,公司的日常經營由歐雷強主管。王曉東在百濟神州不擔任管理職務,僅象征性地擔任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但他是公司的大股東,掌握著決策權。

2016年,百濟神州在納斯達克上市,成為了第一家中國在美國上市的新藥研發企業。短短兩年內,百濟神州股價從二十幾美元的發行價漲到了目前接近200美元的水平,漲了近七八倍。

但在談到經營企業成功時,王曉東總是顯得特別不好意思。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實說起來,我的內心更認同科學家的身份。”王曉東很少在公開場合主動談論公司。而他給人的感覺也是科學家的成分要遠勝過企業家。羅敏敏甚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從來沒有覺得他(王曉東)是一個企業家。”

羅敏敏表示,王曉東大部分精力還是會放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北生所就好像是他自己新生的小孩。”羅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說道,“通過這麽多年的積累,他最大的成就是建立鼓勵自由探索的體制,培養真正做事情的文化。我想文化方面的支持對於科學家而言是最重要的。”羅教授還表示,自己加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這些年來所做的人生中最正確的選擇之一。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北生所對於很多雄心勃勃的科學家來說,仍然很有吸引力。”

中國不缺實驗室里的科研人才

百濟神州目前市值已經超過100億美元,但它仍然還是一家燒錢無數,尚未有銷售額的公司。

然而,劇情正在被改寫。王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今年下半年就將同時向中國和美國藥監局申請新藥,我想到明年我們就會有幾個新藥走向市場。”其中兩個即將能夠投產的小分子藥物包括BGB-3111和BGB-290,分別用於淋巴瘤和實體瘤。

目前,百濟神州已經將多款藥物從研發推向了臨床試驗階段。王曉東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稱,公司擁有上千人的研發團隊,分布在中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百濟神州已經在中國蘇州落成了其首個藥物生產基地。蘇州工廠每年大約可以生產50批,產量達5000萬粒到1億粒,可以滿足2萬到5萬病人的需求。公司斥資22億投資的廣州生產基地也已經奠基。

另一件改寫歷史的大事是2017年,百濟神州與美國生物制藥公司新基(Celgene)合作,獲得兩款已上市加一款已獲批即將上市的藥品和市場團隊。作為交換條件,新基公司將獲得百濟神州免疫治療領域的PD1抑制劑BGB-A317在實體瘤方面的亞洲以外市場的商業化權利。

免疫治療是當下腫瘤研發領域最火的靶點,而PD1是這一領域競逐最激烈的賽道,被稱為“抗癌神藥”。王曉東表示,基於生物標記物的治療原理,理論上它能治療的癌癥種類很多。目前除了國際上已經批準的兩個上市的PD1藥物以外,百濟神州是擁有PD1臨床數據最多的。

通過這次合作,百濟神州可獲得2.63億美元的前期許可費和1.5億美元的股權投資;有資格獲得高達9.8億美元的研發、監管和銷售里程碑付款以及特權使用費。除了直接獲得大量的資金,百濟神州通過接受新基中國的運營,還獲得了市場團隊,完成了從研發、生產、市場運營的布局。

在談到與新基的合作初衷時,王曉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雖然可以將自己的藥品在美國等市場推進臨床試驗階段,但組建市場團隊需要的人力物力,以及對於管理的要求,顯然不是公司在短時間內達成的,最好的方法是將市場權益許可給跨國巨頭,坐收利潤。這是一個共同開發的戰略合作的做法,以後這種做法在國際方面會越來越多。”

王曉東承認,中國的創新藥企與跨國醫藥巨頭相比,在商業運作方面沒有任何經驗。“百濟神州從研發起家,生產尚可以砸錢建廠,但市場團隊並不是只有錢就能速成的。”王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新基合作後,我們一下子擁有了一支富有經驗的團隊。要成為立足於中國的、有世界影響力的藥企,我們現在至少雛形已經從價值鏈上合攏了。”

對於百濟神州取得的成功,王曉東一直抱以非常謙遜的態度。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還算是走得比較前面的,正好趕上政策放開,醫療行業起飛的階段,百濟神州有先發優勢。現在香港的醫藥板塊允許不盈利的藥企也能上市,A股也會逐步放開,一定會看到很多企業在近期上市。”

王曉東表示,中國這麽多年積累了那麽多的生物技術領域的人才,是促成目前新藥研發領域活躍的關鍵因素。他一直強調:“產品在哪,人在哪,資金就在哪。”不過他表示,政策的推出會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新藥審批制度放開也只是一部分,後續還包括支付、醫保、生產以及生產後的監督等諸多難題。“我覺得具體一個是時間問題,另一個就是人才問題。”王曉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缺的不是在實驗室里的科研人才,缺的是後期的轉化開發人才和商業運作的人才。”

和很多科學家一樣,王曉東喜歡未知帶來的快感。不過在他看來,中國真正的原創技術其實還不多。“在中國做科研,做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其實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王曉東表示。他認為,科學和技術是兩碼事——科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對人類未知的探索;技術是怎麽樣把事情利用科學的原理做得更好,中國至今還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

不過好在中國有很多聰明人,有足夠的科學知識的儲備。王曉東認為,中國正站在近現代史上最好的時間點,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科學研究。“從生物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留在中國還是留在美國方差別並不大。”王曉東說,“關鍵是要搞清楚為什麽要做科學,什麽是好的科學,這個標準如果搞不清楚,很容易誤入歧途。”

上世紀70年代,風險投資家Robert A. Swanson主動約見諾貝爾獲獎人、生物化學家Herbert Boyer教授,決定共同創辦一家公司。這家公司就是基因泰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後來被羅氏收購。王曉東堅信,只有當本土生物醫藥公司的實力能支持其不以短期回報為目的的原創科研時,這些公司就能成為中國的基因泰克。而他正在依靠胸懷的遠大理想和對科學堅定的信仰,帶領百濟神州實現這個目標。

王曉東 院士 企業 科學家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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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開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28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中國要強盛、要複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握大勢、搶占先機,直面問題、迎難而上,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引領科技發展方向,肩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勇做新時代科技創新的排頭兵,努力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會議。

習近平在講話中首先表示,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是黨的十九大後我國科技界召開的一次盛會。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全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總結我國科技事業發展實踐,觀察大勢,謀劃全局,深化改革,全面發力,堅持黨對科技事業的領導、堅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奮鬥目標、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堅持以深化改革激發創新活力、堅持創新驅動實質是人才驅動、堅持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我國科技事業密集發力、加速跨越,實現了歷史性、整體性、格局性重大變化,重大創新成果競相湧現,一些前沿方向開始進入並行、領跑階段,科技實力正處於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重要時期。

習近平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

習近平強調,要充分認識創新是第一動力,提供高質量科技供給,著力支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要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契機,以信息化、智能化為杠桿培育新動能,優先培育和大力發展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制造業產業模式和企業形態根本性轉變,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習近平指出,要矢誌不移自主創新,堅定創新信心,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只有自信的國家和民族,才能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行穩致遠。樹高葉茂,系於根深。自力更生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奮鬥基點,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有強烈的創新信心和決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勇於攻堅克難、追求卓越、贏得勝利,積極搶占科技競爭和未來發展制高點。要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敢於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強化戰略導向和目標引導,強化科技創新體系能力,加快構築支撐高端引領的先發優勢,加強對關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學問題的研究部署,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銳力量,作出戰略性安排,盡早取得突破。要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科技創新的落腳點,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方向。

習近平強調,要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升創新體系效能,著力激發創新活力。創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運。科技領域是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科技體制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闖難關,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要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以問題為導向,以需求為牽引,在實踐載體、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環境營造上下功夫,在創新主體、創新基礎、創新資源、創新環境等方面持續用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要優化和強化技術創新體系頂層設計,明確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創新主體在創新鏈不同環節的功能定位,激發各類主體創新激情和活力。要加快轉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發揮好組織優勢。要著力改革和創新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科技評價制度,正確評價科技創新成果的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把人的創造性活動從不合理的經費管理、人才評價等體制中解放出來。

習近平指出,要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著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氣、借八方之力。要深化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主動布局和積極利用國際創新資源,努力構建合作共贏的夥伴關系,共同應對未來發展、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人類健康、氣候變化等人類共同挑戰,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惠及其他更多國家和人民,推動全球範圍平衡發展。要堅持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科技創新,積極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提高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和主導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工程,鼓勵我國科學家發起和組織國際科技合作計劃。

習近平強調,要牢固確立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地位,全面聚集人才,著力夯實創新發展人才基礎。要創新人才評價機制,建立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形成並實施有利於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制度。要完善科技獎勵制度,讓優秀科技創新人才得到合理回報,釋放各類人才創新活力。要通過改革,改變片面將論文、專利、資金數量作為人才評價標準的做法,不能讓繁文縟節把科學家的手腳捆死了,不能讓無窮的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了。要營造良好創新環境,加快形成有利於人才成長的培養機制、有利於人盡其才的使用機制、有利於競相成長各展其能的激勵機制、有利於各類人才脫穎而出的競爭機制,培植好人才成長的沃土,讓人才根系更加發達,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創新局面。

習近平指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要繼續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同全國科技力量一道,把握好世界科技發展大勢,圍繞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敏銳抓住科技革命方向,大力推動科技跨越發展,勇攀科技高峰。要繼續發揮院士群體的智力優勢,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戰略研究,提高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能力,提出專業化、建設性、切實管用的意見和建議,為推進黨和國家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強調,兩院院士是國家的財富、人民的驕傲、民族的光榮。黨和人民對廣大院士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希望廣大院士弘揚科學報國的光榮傳統,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學精神,勇於創新、嚴謹求實的學術風氣,把個人理想自覺融入國家發展偉業,在科學前沿孜孜求索,在重大科技領域不斷取得突破。各級黨委和政府對院士們要政治上關懷、工作上支持、生活上關心。要做好退休院士工作,鼓勵他們繼續發揮作用。

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科技創新事業不斷前進的根本政治保證。要堅持和加強黨對科技事業的領導,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萬眾一心為實現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而努力奮鬥。各級黨委和政府、各部門各單位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對科技事業的部署上來,切實抓好落實工作。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科學素養,不斷增強領導和推動科技創新的本領。要尊重科研規律,尊重科研管理規律,尊重科研人員意見,為科技工作者創造良好環境,服務好科技創新。

習近平強調,青年是祖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創新的未來。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放手使用優秀青年人才,為青年人才成才鋪路搭橋,讓他們成為有思想、有情懷、有責任、有擔當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當科學家是無數中國孩子的夢想,我們要讓科技工作成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為孩子們尊崇向往的職業,給孩子們的夢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讓未來祖國的科技天地群英薈萃,讓未來科學的浩瀚星空群星閃耀。(講話全文另發)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有關領導同誌出席會議。

大會由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主持。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致開幕詞。

1300多位兩院院士,“百名科學家、百名基層科技工作者”代表,中央和國家機關及軍隊有關方面負責同誌,在京有關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和高等院校師生代表等出席大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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