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不可逆轉、無法阻擋的改革」 周其仁：土地改革的誘餌與根子
http://www.infzm.com/content/95347幾億農民流動起來的土地制度，會不同於城鄉隔絕時代的土地制度。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莊農民，是這場改革曲線進程中缺一不可的力量。但發動過程是不均衡的，沒法設計，不能規定哪個先走哪個後來。改革的平衡點，會在其中不斷調整。合起來，才能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改革的動力來自流轉。流轉帶來可利用的土地總量上升，土地收益上漲，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這是推動改革的力量。
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也能防止地方上「侵權式流轉」的邪火。
確權不是形式，而是一種關係的終結，它正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
不徹底改變現有集體制，流轉就不能發展起來。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轉權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於地緣和人口不流動的村社制。
從小產權房到成都試點，到底哪一個會成為出口，誰也不能肯定，但這些可能的出口點背後的經濟力量和制度動因是一樣的——農村土地的相對價格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源最終會流向出價較高的主體，這是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農村土地改革已經一江春水向東流，誰也阻擋不住了。
對土地改革的期待，最近一再升溫，甚至資本市場上只要沾上「土改概念」的公司，股價就一波波演繹上漲行情。
在本輪土地改革中，最具想像空間的便是農村土地改革。
1962年的《人民公社條 例》和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消滅了城鄉之間一切的私有土地。前者把農村宅基地和自留地收歸集體所有，後者把城市私宅之下的土地收歸國有。兩種土地，權利不同，價格不同。城鎮的國有土地可經招拍掛程序自由流轉，也可抵押；集體土地若想流轉為非農用地，卻只有國有化一途（近年來有一些地方進行了各種集體土地流轉試點，但一來規模總體來說較小，二來還是受到種種限制，比如宅基地始終嚴禁轉讓給城鎮戶口）。不過這個唯一的途徑，成為引發不穩定因素的火藥線——據國家信訪局統計，現在徵地引發的糾紛每年約400萬件，一半以上群體性事件由徵地拆遷引發。
這個日顯僵化的土地制度，在改革開放以來受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強烈的衝擊。在城市國有土地越來越難以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現實下，一方面，各種「地下」流轉在強大利益驅動下層出不窮，諸如被默認的「農村廠房」、屢禁不止的「小產權房」；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現行制度框架內進行著包括「增減掛鉤」在內的各種試點，以期尋找改革的突破口。
2013年，中央層面，將農地「確權」寫入了「一號文件」；地方層面，廣東已出台文件，打算將農民房及其宅基地的買賣從村擴大到鎮，而溫州正試圖將其從村鎮擴大到縣域範圍。不過，最新的消息是，因為此項改革牽扯重大，存在激烈爭議，很有可能步伐會比原來市場期待的更慢一些。
中國城市和農村兩種不同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屬於農民的土地如何變成屬於集體？當前改革的關鍵點和動力機制何在？下一步的改革將會不可逆轉地走向「同地同價同權」，還是會因改革的某些變形而停滯？南方週末記者就以上問題專訪關注土改多年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從無法律禁止城裡人 買農民房
為什麼農民種的白菜能賣給城裡人，農民的房子和土地不能賣？它們一樣都是農民的財產。既然是集體制，就應由集體來決定，改革第一步要抽掉國家對集體土地的控制。
南方週末：在土地改革方面，農地很可能會比城鎮用地有更大的改革空間。在現實中，農地也是許多地方試點的重心，尤其是在2013年。8月，廣東宅基地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允許本鎮內非城鎮戶口之間的農房和宅基地使用權流轉；9月，溫州試圖將農民房的買賣從村鎮擴大到縣域範圍，因為引發輿論過度關注才暫時擱置細則的制定。這算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小點突破嗎？不過，一直以來，城裡人的房子可以自由買賣，本村之外的人購買農民的房子卻不受法律保護，這些試點也沒有突破這一點。
周其仁：首先要問的是，城裡人憑什麼不能買農村的房子？物權法裡說按照現有法律辦，可是現有法律裡並沒有明確的規定。2007年發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倒是明確了，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
在我看來，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財產權，應該由法律來規定，而不是任何一級政府部門的政策通知。擔心轉讓會導致農民的權益受損嗎？這是不是也太父愛主義了？
事實上，在1962年頒發的「人民公社60條」中，承認農民的房子是農民的私人財產，是可以買賣和以各種方式轉讓的，當時並沒有規定說受讓方要受戶口和地域的限制。
現實中的跨村農房買賣早就存在，這反映了當任何一個資源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的時候，資源總會流向對資源評價較高，也就是出價更高的主體手裡，這是不可擋的經濟規律，對社會也有益處。非要禁止或限制，現實就會繞道而行，就會遍地違法。「小產權房」多年來的事實存在和越禁越多，就是這個邏輯。
南方週末：即便放開對購買人戶口的限制，也只是放開了農房，農房之下的宅基地依然從屬於集體。這種殘缺的產權一旦面臨拆遷補償問題，是不是會激發新的矛盾？
周其仁：也是那個人民公社60條，同時說土地屬於集體，不得買賣、租賃、轉讓。這就造成房地分開，人為製造了糾紛和矛盾。房子可以轉讓，下面那塊地不可以，那怎麼辦？懸空交易嗎？
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並不是我們想像中更鬆散的一種體制，實際上依然是受國家的全面控制。過去通過產品統購統銷、隔絕城鄉人口流動等，國家實際上成為了集體所有制的控制者。集體所有制並不是全民所有制，兩者的真正區別在於，國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並不對其控制後果負直接的財務責任。
改革第一步要抽出國家對集體土地左一道右一道的控制，比如農房農地不准自由賣給城裡人。為什麼農民種的白菜能賣給城裡人，農民空餘的房子和土地就不能賣？它們一樣都是農民的財產，都可以轉讓才對。
既然是集體所有制，那麼第一步先把決定權下放，由集體來決定，可以轉讓還是不可以，否則那個集體制，是空的、假的。
集體制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
20世紀50年代後，國家深入到鄉村一級，這是中國傳統上以往任何時期都不曾做到的。
南方週末：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是怎麼來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民是享有對土地的完整產權的，後來才變成土地歸集體所有。這一城鄉二元的土地體制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周其仁：20世紀50年代後，國家深入到鄉村一級，這是中國傳統上以往任何時期都不曾做到的。這與國家工業化的目標緊密相關，這是新中國建立後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通常來說，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主要源於本國的農業剩餘。但當時，中國農村的土地地租，卻隨著土改而被全體農村人口平分了，除了農業稅以外，更多的農產品都留在農民自己手中，成為他們私人的消費和投資。1953年開始，農民惜售糧食和農產品，導致國家收購農產品困難。在本質上，這是一個土地被農民平分完畢的小農經濟與雄心勃勃的國家工業化目標之間的矛盾衝突。
國家也曾試圖擴大徵稅，但50年代幾次高徵稅引起農民的集體抗議。既然這是耕者平分土地的結果，重新集中土地也就是從根本上改造小農的個體所有制。
最初是給農民更多限制，比如規定每家每戶的糧食和棉花生產指標，關閉集市貿易。後來，集體化進一步消滅了殘缺的農民私有權。互助組運動聯合了農民的生產活動，初級社歸併了農民的主要財產，高級社消滅了土地和牲畜的分紅，人民公社則在更大範圍內推行公有化。至此，國家拆除了農村社會的所有權藩籬，全面進入鄉村。
農民為什麼會接受這種改變？因為他之前獲得的土地所有權，不都是家裡傳下來的，也不是他自己買來的，而是通過政治運動（土改）分來的。現在國家號召集體化，農民不干行嗎？這就是國家造出集體制的產權基礎。
南方週末：中國鄉村有著自己的傳統土壤，這樣的背景下，突然生長出來的集體制對農村、對經濟有怎樣的影響？又會如何演變？
周其仁：中華文明的傳統是在家庭內部的土地「諸子平分」，這是傳統帶來的麻煩，小家庭內部諸子平分，導致誰也不願意離開故土，誰走了誰吃虧。這是一條小農經濟的路。英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之所以能迅速發生，恰恰是因為他們的傳統是長子繼承製，其他的兒子被迫從土地上轉出去。
但那時候我們的傳統還只是在家庭內平分，不會因為你家生了孩子就可以去分別人家的土地。
集體制是雪上加霜，在小家庭內平分的傳統上，再引入了蘇聯的村社制。那種「村社社會主義」，要點是隨人口變動不斷重新分配土地。蘇聯是人少地多，搞那套也許還可以，但中國恰好相反，人多地少。
因此，陰差陽錯學回了蘇聯的那一套，中國農村在事實上也成了村社，成員第一不准自由流動，不准進城，第二就是隨著人口變動不斷調整土地，不斷重分土地。
有限的土地在龐大的人口中不斷細分，新中國成立後增長的好幾億農民全部禁錮在土地上。這實際上是農村貧困的根源。農民被束縛在一個具體的框框裡，不能流動，也就跟工業化、城市化，跟現代文明沒關係。
確權倒逼集體制
確權不是形式，而是一種關係的終結，它正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生增死減」在影響確權，進而影響農村土地的流轉。
南方週末：2013年，中央層面在農村土地改革問題上強調最多的是農地的「確權」，並且把它寫進了「一號文件」之中。其實這項工作在「土改重鎮」成都其實已經踐行了五年之久，為何直到今天才著手在全國層面鋪開？而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也承認「確權」工作至少還需要5年，似乎難度依然很大，確權之難難在何處？
周其仁：根據我的觀察，5年之內能完成全國範圍的農地確權（承包的耕地、居住的宅基地、村集體建設用地），就很了不起。
耕地承包權的確權發證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點。早在1980年代，就有5個1號文件中提出給農民頒發土地承包證，但是直到現在，中國大多數農村的承包地也只是村裡面寫一張條子蓋一個章。中國缺少尊重財產權、重視財產登記的行政傳統，事實上釐清財產是政府除國防、治安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做財產登記，是讓社會保持安寧和穩定最重要一環。我們就缺這一環，而且這些年來不斷變遷，釐清的難度越來越大。
農村承包地的流轉早在1980年代就放開了，但是規模始終不大，不是沒有人願意接手承包，而是產權關係太複雜了，不敢貿然進入。
在農村很多地方，生一個孩子，就要改變現有的承包關係，給這個孩子分一塊承包地；死了一位老人，承包地也要相應收回，也就是「生增死減」，這也是學習蘇聯「村社社會主義」的一個結果。今天通過流轉拿下來的耕地，明天可能就會因為一個或一批新生兒而改變，那「契約」還可靠嗎？
南方週末：「生增死減」的做法多年來是否有所調整？採訪中我們也瞭解到，在江浙等發達地區的農村最近10年已經不再「生增死減」了。
周其仁：200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確實對「生增死減」做了調整，規定在承包期之內，只有少部分預留土地、新開墾土地、進城農民退出的土地才能承包給新增人口。但我國農村同時還實行村民自治制，當承包地分配發生問題時，可以通過少數服從多數投票決定。
所以是否「生增死減」目前全國步調不一致，有些地方看承包法，有些地方靠自治投票。本來土地財產關係不能動不動就投票重來，但村莊一級還是政、地不分，所以剪不斷、理還亂。
南方週末：這是確權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嗎？
周其仁：我們課題小組在成都觀察到的是，確權確實耗時耗力，因為當農民意識到確權後發放的是一個正規的土地證之後，很自然的想法就是「確定之後不再改動」，所以就要求考慮承包以來所有人口變動的因素，甚至乾脆要求重新分配，工序極為複雜。
這不是什麼壞事，確權不是形式的問題，是要把一種關係終結。這是確權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
形象地講，是「生增死減」在影響確權，進而影響農村土地的流轉；根本上來講，不徹底改變現有不斷以人分地的集體制，流轉就不能發展起來。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轉權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於地緣和人口不流動的村社制。
以流轉為餌，讓既得利益者來推動改革
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讓利益相關方看到這塊增量可能帶來的收益，以此作為驅動力和誘餌，來推動確權——要流轉，先確權！
南方週末：過去幾年的土地改革中，「土地流轉」、「增減掛鉤」討論的多也做得多，「確權」聽起來就像個技術工作。如何理解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和在土地改革中的意義？
周其仁：從邏輯上來講，確權是基礎和前提。沒有經過認真確權的土地，產權是模糊的，一旦全面放開流轉，必然引發新的侵權和攫取行為，容易造成新的分配不公。
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確權的目的也是為了流轉。如果只是農民在自己的房子裡面住，根本不需要什麼土地、房產證，養條狗不讓生人進來就得了。想流轉就不行了，沒有確權沒有發證，流轉之路走不太遠。
南方週末：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一種普遍的擔心，就是放開流轉之後，可能會給有辦法拿到更多農地的人提供財富增值與變現的機會，引發新的不公。確權則是對此的一種約束，但確權這件事情費時費力又費錢，如何推動地方政府切實地做好它？如何讓農民主動配合它？改革的動力機制來自哪裡？
周其仁：流轉就是動力機制。土地流轉和增減掛鉤的試點最終都能產生出來一塊增量，讓利益相關方看到這塊增量可能帶來的收益，以此作為驅動力和誘餌，來推動確權。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
農民有可能嫌確權麻煩不予配合，這一點不用擔心。比如，如果放開農房買賣，農民和城裡人都會主動要求確權，因為農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賣多少平米，城裡人也要擔心買了之後隔壁鄰居會不會找上門來。
對地方政府來說，農村耕地承包權流轉帶來的增量收益很好理解。「增減掛鉤」試點，表面看起來新增加的建設用地收益要分出一部分給農民，還要負擔農民集中居住的成本，不如直接徵地划算。但是真正搞懂了的地方政府會發現，可利用的土地總量是增加的，土地收益總額也是增加的。這就是改革中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是推動改革的力量，改革光靠說是不行的。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讓他們看到流轉所能帶來的增量利益後，再把確權放到前置條件裡。想流轉？先確權！這就是系統改革的好處。不徹底確權不能搞房地產，不能搞災後聯建，不抵押農房。如此下來，農村幹部不積極，農民也會天天堵在政府門口要求確權。
資源流轉後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效益會是驚人的，對於政府來說，單單是稅收這一塊就是一筆巨大的財政收入，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點。當年「房改房」之前，公家房產是個大包袱，但改革之後，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政府做了什麼？就是發一個房產證，開一個市場，最終通過抽一道稅獲得財政收入。
南方週末：目前來看，成都作為最早的土改試點城市，確權也是走得最前的，在那裡改革的既得利益如何推動改革？
周其仁：成都的土改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的。我們的課題研究小組在成都做調查時發現，不少縣級官員對產改確權的態度，是有很大保留的。比如，有些規劃建城區（按照規劃5年之內將變為城市建設用地）的農地就不作確權。時任成都常務副市長孫平得知後，一方面跟他們辯論，說服他們轉變思路；另一方面要求下級單位必須做好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並不認為成都當時的領導班子就是一群聖人，是改革的理想主義者。當年安徽小崗村能做成「包產到戶」，那些干部也不是什麼天生的改革派，也是各有一本難念的經，幾本經湊到一起才念出一份改革經的。
我的總結是，第一，成都的城鄉統籌牌打響之後，變成了一張很好的政治陞遷牌；第二，政治牌打響後，如果通過強拆搞城鄉統籌搞「三個集中」，負面反彈會更大，政治上不能出事；第三，新的既得利益產生了，總賬算下來可以用來搞城市建設的土地是增加的。
資料來源：2012 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 （李伯根/圖）
誰也擋不住這場改革
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村莊農民，在這項改革的進程中缺一不可。紅臉黑臉，都是制度變革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國最怕的就是形成一邊倒的改革，那樣底下會趁勢胡鬧。
南方週末：但是，過去幾年的土地改革試點實踐下來，也有很多地方並不願意推動確權，而是借增減掛鉤和新農村建設之名，強迫農民「上樓」，從中攫取土地暴利。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不願意確權給農民，反而自己享受了流轉獲利。看起來，當下這種仍顯混沌的改革狀態，似乎變成了另一場對農民利益的掠奪，也是地方政府等相關利益方更願意維持的狀態？
周其仁：這是改革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沒有關係，你讓他們先去做。總有一些地方政府會看到流轉利益並用行政手段去實現，也一定會引發矛盾。但與此同時，那裡的農民也就懂了，新的利益點在什麼地方，也會維權，會保護自己的權益。隨著時間的推移，平衡點就會調整過來。
中國是一個大國，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我們要相信中國的農民不笨，頂多只是比政府懂得晚了那麼一點，最終農民總會明白確權、流轉比以前的單一徵地模式，可以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權益。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在放開流轉信號的同時，不停地強調以確權來保護農民利益，同時降低制度變遷的信息成本，鼓勵地方學先進。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村莊農民，在這項改革進程中缺一不可，只是他的發動過程是不均衡的，不是理想主義的發動過程，不能規定哪個先走哪個後來。
南方週末：另一個擔心是，如果土地改革引發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變形，會不會導致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事實上，過去兩三年，批評「增減掛鉤」改革之下農民被迫「上樓」的聲音日益響亮。
周其仁：改革過程中總得有人踩剎車，否則地方上「侵權式流轉」的邪火會越來越大。中國最怕的就是形成一邊倒的「改革」，那底下就會趁勢胡鬧。上面有點意見不一致時，底下才會比較謹慎。這樣看，紅臉黑臉都是不可或缺的。的確，我們這裡侵犯私人產權是強有力的傳統，一不小心就重新侵犯產權。但是，什麼也不動，保守療法，事實上也保不住。
成都土改試點為什麼操作得比較細、比較謹慎？也是因為意見紛紛，前程未卜，也不知道前面會是一板子還是給一顆糖。
如果一項改革符合經濟規律，批評和叫停都是沒有用的。決定性的事實是，工業化、城市化已經讓農村土地的相對價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誰也叫停不了這件事，背後有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自然會首先將流轉放在第一位，這時候如果利用行政力量強拿的阻力小一點，強拿就會佔據主導，但維護社會穩定的成本也一定會上升，這個上升最終會讓地方政府回到以確權為基礎的這條路上來的，這是一盤怎麼也走不出去的棋了。
南方週末：換句話說，儘管過去5年有一些變了質的改革做法和一些批評聲，當下的土地制度變革仍然是進入了不可逆轉的階段？但是，6年前小產權房大規模出現時，您就判斷「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已經來臨」，直到今天小產權房似乎沒有任何制度上的突破，如何理解？
周其仁：首先，小產權房合法化的制度空間已經開了一扇門。叫嚷多年的禁止甚至拆除，其實最終沒有拆多少，反而近兩年不少地方政府開始用小產權房來填補保障房建設的空白。還有廣東的三舊改造，其實也是探索給農村建設用地合法的入市通道。
其次，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從小產權房到成都試點，到底哪一個會成為出口，誰也不能肯定，但這兩個可能的出口點背後的經濟力量和制度動因是一樣的。幾年前，我看城市房價這麼火爆，小產權房有望成為一個突破口，沒想到城鄉土地掛鉤又沖出來一條路。改革不是完全靠設計出來的，只能因勢利導，由整個社會合力而成。
中國的改革永遠是走一步退三步，退兩步又走一步，曲線向前，當年的包產到戶一樣也是反覆過多少年。可以肯定的是，農村土地改革已經一江春水向東流，誰也阻擋不住了。
南方週末：如何做好這項不可逆轉的改革？現階段最重要的突破口在哪裡？
周其仁：就是成都那幾句話，「確權是基礎，流轉是核心，配套是關鍵」。「確權才能流轉」，要把這個原則變成農民的訴求，變成中央政府的要求，也變成地方政府的行動綱領。合起來，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等到確權完成，大規模流轉實現，在徵地制度以外就能並列出現另外一套土地轉讓的路徑，最後再來討論如何並軌，實現更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
所以，現階段來看，要加快推動的就是三件事情。一個是確權，這是基礎；一個是推動跨縣（最好是跨省）土地流轉，包括農地也包括宅基地；還有一個是加快建立土地交易所，充分披露土地流轉信息、發現價格。
過去的經驗還證明，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利於改革，這方面學者和你們媒體有不少事情可做。對改革中出現的不良苗頭，永遠保持及時的批評。
我比較相信形勢比人強，幾億農民流動起來的土地制度，終究會不同於城鄉隔絕時代的土地制度，這是很確定的。
百思買折戟中國：是誰阻擋了這只零售巨獸？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12-06/881439.html
12月4日，全球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零售巨頭百思買宣布將旗下五星電器售予浙江地產商佳源集團。至此，百思買在華8年的零售業務正式宣告完結。
江蘇五星電器有限公司成立於1998年，2006年5月被百思買以1.8億美金控股75%，2009年成為百思買旗下全資子公司。
今年6月，《華爾街日報》披露百思買將變賣估值3億美元的資產退出中國市場，當時五星電器回應將於下半年推出Big Blue旗艦店升級改造計劃，在已有3家基礎上再增加8個店面，並於2015年實現江浙皖地區每個城市至少1家門店。
9月，“百思買決意拋售五星電器，國美(微博)、宏圖三胞可能接盤”的消息再次傳出，五星電器員工拉橫幅抗議同業資本收購的照片也一度在網上流傳。這次，百思買首席溝通官、新聞發言人Matt Furman給出官方回應稱，“百思買並未將五星電器轉讓給包括中國零售商國美在內的任何第三方”。前五星電器首席執行官、百思買中國區總裁周猛也表示，這一處在國慶黃金大促關頭的謠言嚴重幹擾了五星電器的正常經營。
然而就在兩個多月後，佳源宣告收購五星電器，並任命現任首席運營官潘一清為新任CEO。周猛將作為百思買高級顧問繼續對接和五星電器的業務。
五星電器副總裁景星此前對媒體表示，“在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零售商中，五星電器雖然規模相對不大，但是擁有不錯的業績表現，收到許多收購邀約是情理之中的情況。但由於此次出手操作的是百思買集團，五星電器沒有更多信息。”
五星電器將堅守線下陣地
騰訊科技從五星電器了解到，本次收購不會影響前母公司百思買今年年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日前，五星電器內部舉行了三、四級市場的O2O招商會，並表示將以顧客和利潤為重心繼續大力發展線下業務。截至上周，五星電器下半年分別在常州、蘇州和無錫建立3家藍色旗艦店，全國零售門店共184家。
根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公布的2013年度中國連鎖百強數據，排名第21位的五星電器2013年度銷售額為266億元，同比增長10%；門店數量為189家，同比減少25%。景星告訴騰訊科技，近兩年五星電器有了更大的自主經營權，目前銷售業績在江蘇省和安徽省保持區域領先。談及未來的發展戰略，他表示五星電器至少3年內不會改變區域型企業定位，並將致力於穩固江浙皖地區的市場，做好線下服務。
據騰訊科技了解，雖然百思買關閉了在中國所有的零售業務，但仍保留了其最先進駐中國的Global Sourcing全球采購團隊，未來在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代工）產品定制、采購和服務等方面將繼續與五星電器緊密合作。
公開資料顯示，浙江佳源集團是中國房地產50強企業，目前已開發包括新市鎮商業綜合體在內的各類商住辦項目97個，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上海等1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0余座城市。
景星表示，本次股權改變對五星科技並非壞事。“佳源集團曾與五星電器有過合作，熟悉我們的業務，以後在一些項目的推進上，我們會有更充足的資金，行動也會更積極。”
12月4日的公告稱，此項交易需得到監管機構批準，預計將在2016財年第一季度完成。雙方均未透露此次交易金額。
百思買入華8年終折戟
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連鎖零售商，百思買自2006年控股五星電器起征戰中國市場，在上海徐家匯建立了第一家百思買門店。2009年2月，百思買全資收購五星電器，但隨後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
2011年2月，進駐中國大陸市場5年的百思買關閉了全部9家門店，並將其在中國的剩余資產和業務全部交給五星電器。據內部人士透露，百思買從3年前關閉在華全部自有品牌門店開始，就基本不再投入中國業務。另一方面，美國委派的高管不熟悉中國家電零售業的遊戲規則，無法在公司內部樹立權威，從而制約了五星電器的發展。
直至12月4日宣布出售五星電器，百思買正式退出中國零售市場，專註北美業務。據了解，它還將出售其位於上海徐家匯地區的實體店物業。
潘一清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五星電器在激烈競爭中保持了領先優勢，尤其在華東市場。在和百思買合作的8年里，五星電器學到了先進、豐富的歐美零售技術和理念。百思買全球執行副總裁Keith Nelsen也認為現在是把五星電器交給本地團隊的最佳時機。
而早在去年3月，五星電器就爆出高管離職內幕。作為四大創始股東之一，50歲的王健離開奮鬥了15年的戰場。他曾是幫助百思買收購五星電器的主力軍，2011年升為百思買全球副總裁、五星電器總裁，次年晉升百思買全球高級副總裁。
王健的繼任者先後為前永樂電器COO周猛，和新上任的潘一清。後者是五星電器的老員工，兼具職業經理人、企業家和投資者等多重身份，在五星電器威望較高。
分析人士認為，國內外管理層意見分歧是五星電器頻繁易帥的主因。據騰訊科技了解，本次股權變更後，百思買將撤出美國安排在上海辦公室的十余名中高層人員和駐派的知識顧問。
外資家電零售商的中國難題
百思買憑借“顧客中心戰略”橫掃北美電子產品市場，但其首創的“大型家電專賣店＋連鎖經營”模式卻在中國遭遇了水土不服。中國的消費水平尚不成熟，被國內商家寵壞了的消費者早已習慣了店員的導購和商品的高性價比，個性十足的百思買賣場讓他們一時無所適從。
走“買斷”路線的百思買，通過大規模采購將商品低價買入，並在門店實施自主裝修、自雇促銷員的策略，讓自有員工在賣場內加價銷售。而以國美、蘇寧為代表的本土家電企業則采取類似商業地產租賃的模式，將銷售區域分租給不同的家電廠商，由廠商派促銷員在賣場銷售，連鎖賣場從中收取租金，並從產品的銷售額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利潤。
這樣看來，百思買更接近零售業的本質，即先花一大筆錢購入商品。但資金的占用導致企業難以在短期內實現資本的規模積累，賣場需要承擔貨物銷售不暢的風險，門店很難快速擴張，而這又成為市場競爭的軟肋，形成惡性循環。相比之下，國美、蘇寧的運營方式省錢又省力。他們無需占用上遊資金鏈，而是利用供應商的資金實現擴張，門店優勢又吸引更多供貨商，從而讓消費者貨比三家，構成良性循環。
據景星透露，百思買收購五星電器後，“買斷”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並非全部。
在中國市場份額萎靡不振的幾年里，百思買已然學會了“低頭”，效仿本土商家祭出低價策略。2012年6月，百思買又宣布正式引入“百思買移動”（Best Buy Mobile）品牌，並在五星電器南京地區門店中首批開設14家“店中店”。但在本土家電零售行業繁榮發展的背景下，又限於商業模式的硬傷，對於剛入國門就穩坐老三位置的百思買來說，想超越國美、蘇寧甚至成為同量級的企業都不太現實。
同樣因為“買斷”模式遭遇中國市場滑鐵盧的還有歐洲家電巨頭萬得城，它在2013年宣布退出時在華只有7個門店。
本土電商突圍
2012年8月15日，京東向傳統家電零售巨頭蘇寧發起價格戰。當時蘇寧副董事長孫為民還只把京東當成孩子。2014年5月22日，京東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超過1800億元的市值足以令不足其1/3的蘇寧等國內傳統零售商汗顏。
電商對傳統線下零售商的銷售分流和盈利沖擊早在2012年就初露端倪並日趨明顯。隨著電商銷售占比提升和C2B模式的逐漸成熟，首當其沖的國美、蘇寧紛紛尋求轉型，建立國美在線和蘇寧易購，與京東展開同質化競爭。
2012年3月，百思買旗下自有品牌影雅（Insignia）、箭魚（Rocketfish）與新七天電器網簽訂獨家授權網絡銷售代運營協議，開始在中國市場拓展電子商務渠道。五星電器的線上平臺“五星享購”也於2013年開始籌備，同年11月完成內測，今年8月對外開放。
跟2012年就開始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的國美和蘇寧相比，動作緩慢的五星電器在線上業務方面似乎再一次落後了。景星向騰訊科技表示，電商是所有傳統零售商都需要面對的問題，剛剛完成股權交替的五星電器將對今後發展做進一步探討。
百思買此前借助總部資源，為五星電器制定以中高端進口電器、時尚潮牌為主的差異化商品策略，引入Beats、AKG、惠人、酷晨等30多個進口一線電器品牌，似乎有意將五星電器發展成一線家電零售商。但近年來，家電市場容量增長逐年減慢，傳統零售商經營成本大幅增加，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也在經歷被電商重新培養的過程。這或許可以解釋百思買為何未能抵禦蘇寧和國美等本土企業的競爭、沒有拿下太大市場份額以及海外擴張屢屢受阻。
業內人士分析，百思買此次放棄五星電器對雙方都是好事。對於後者來說，傳統地產巨頭佳源的雄厚實力可以幫助五星在江浙皖一帶拓展實體店面的商業版圖，做實它想堅守的區域型線下業務；對於正面臨全球緊縮戰略的百思買而言，沒有了中國零售業務的心力交瘁，它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北美市場。
不管怎樣，在中國市場跑馬圈地的外資零售企業在引入競爭的同時，也給業內帶來了取長補短的機會，而最終受益的仍將是終端消費者。（騰訊科技 張曦文 12月6日報道）
馬雲：BAT在臺上不會太久 社會的進步誰也阻擋不了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1218/153347.shtml
導讀 : 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今日下午在烏鎮閉幕，馬雲在閉幕演講中談到互聯網管理、技術變革、DT時代轉型等問題。
I黑馬訊（田牧） 12月18日下午，2015年世界互聯網大會閉幕式今日下午在烏鎮舉行，全球互聯網治理聯盟聯合主席、阿里巴巴創始人、董事會執行主席馬雲在閉幕式上進行了演講。
對於互聯網的治理，馬雲說：“我在海外有不少人講，中國的互聯網是不是管得太緊，但是我自己這麽認為，不管怎麽樣，這個國家管出了七億互聯網用戶，管出了BAT，管出了無數的創新，還是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的。就像阿里巴巴一樣，以前我特反對管，但是今天出現了假貨，欺詐，人家說你管理不嚴，所以還是需要管理。”
放眼未來，馬雲說“社會的進步誰也阻擋不了”，而如今成功的企業，“BAT也好，谷歌也好，Facebook也好，不管多了不起，我們在臺上的時間並不會太久。”
以下為經i黑馬整理的馬雲演講內容：
各位下午好！
第二次參加世界互聯網大會，過去的一年我相信變化非常之大，去年我們這都是互聯網界業界的聚會，今年變了很多新的面孔，有國家元首，有各非通信行業的學者，還有整個各行各業的人。我覺得互聯網必須是一個生態，而這個生態就必須有多物種，物種越豐富，生態越健康，參與的人越多，才能真正做到共融共存，相互依賴。
互聯網變化太快 需要管理
我相信明年的現在變化會更加大，中國有一句話，“山中一天，似人間千年”，雖然沒有那麽誇張，但是互聯網由於它強大的能力，所看問題的角度、深度、廣度的不一樣，確實我們把一個月當一年用或者一年當十年用，發展速度特別快。我在網絡上看到周鴻袆發的微博，“一夜之間，世界全變”，一下子成了最老的網紅。20年以前，我在北京參加過一次論壇，一個研討會，討論互聯網是否需要管理和治理，那時候的1994年、1995年年初我說互聯網都還沒接進中國，就誕生了一批專家對未來要進行管理。20年過去了，所有他們擔心的問題都沒有發生，但是沒擔心的問題全發生了。
今天全球有32億的互聯網用戶，其中15億人是出生於1980年以後，互聯網已經深刻影響著世界，光在中國已經有近千億人使用互聯網，如果不對互聯網的未來發展進行系統的治理，相信這是對全人類的挑戰，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被管理，或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是希望被管理。
美國有一些自由思想認為，互聯網不需要管，該怎麽樣就怎麽樣，但是政府總是喜歡管的，但是事實上我覺得出了問題，大家覺得再管已經晚了，畢竟20年以前我們不知道怎麽管，但是20年以後我們必須要有一種治理的思考。互聯網的特性就像烏鎮的水一樣，水是無處不達，必須互相連通，水是清澈透明，水又必須是公共的，所以水不是誰能管好，而是要共同致力，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個文化的不同，治理的方法確實不同，我在海外有不少人講，中國的互聯網是不是管得太緊，但是我自己這麽認為，不管怎麽樣，這個國家管出了七億互聯網用戶，管出了BAT，管出了無數的創新，還是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的。就像阿里巴巴一樣，以前我特反對管，但是今天出現了假貨，欺詐，人家說你管理不嚴，所以還是需要管理。
DT時代的成功者必須是利他思想
第二，我們正在進入IT向DT時代的轉型，IT和DT巨大的差異在於思想上的差異，重要的差異是成功者必須是利他思想。只有讓你的員工，讓你的客戶，讓你的合作夥伴比你更強大，只有讓你的競爭對手比你更強大，社會才會進步，你才有可能成功。互聯網已經把大家，把人類變成了共同體，在這里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不是你消滅我，我消滅他的情況，互聯網的技術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技術也未必是好的，技術也會帶來很多麻煩。
這次我看到了互聯網之光，整個博覽會，很多優秀的產品，優秀的技術展示，我相信人類在過去20年，我們把人當作機器，未來很有可能我們會把機器當作人。我相信衡量一個企業，一個個人的成功不是你獲得了多少權力，不是你贏得了多少財富，也不是你頭上有多少花環，而是讓你的客人，讓你的客戶，讓你的員工，讓你的社會贏得更多的權利，獲得更多的資源，獲得更多的財富，獲得更多的光環，才是真正的成功。
社會的進步誰也阻擋不了
技術和思想的變革一定會引來各種各樣的不滿和混亂。今天我在中國也一樣，有人說賣假貨的馬雲，有人說是顛覆的馬雲，破壞者的馬雲，我並不在乎。跟30年前改革家受到的壓力和指責，跟現在反腐倡廉所受到的阻力和指責（相比），我們這些算什麽？
但是我們今天必須要明白一個問題，社會的進步是誰也阻擋不了的。
大家說制造業不行，制造業從來就沒有不行過，蘋果很好，特斯拉也很好，有人說實體不行，實體其實也不錯，今天大家說零售行業被電子商務沖擊了，但是大家記住沒有，20年以前，今天的零售行業沖垮了零售小販，沖垮了國有體系，但是當時他們引領了未來，創造了需求，引領了需求，發現了需求。今天的電子商務，今天的年輕人用互聯網的技術發現了需求，創造了需求，今天更誕生出無數的新實體。
在我們看到別人這個不對、那個不對的時候，我建議大家多思考一下自己問題。
最後我想跟大家講，整個社會的進步誰也阻擋不了，我們必須學會感恩昨天，沒有昨天IT的積累，沒有昨天全人類各個知識的積累，我們不可能走到今天。我們要敬畏明天，更要珍惜現在。不管今天互聯網在座的，BAT也好，谷歌也好，Facebook也好，不管多了不起，我們在臺上的時間並不會太久。
珍惜今天每一天的努力，珍惜今天每一天的貢獻。我們時間不多，但是可以做出對人類影響的東西非常之多。沒有人是未來的專家，對未來我們既要敬畏，也要大膽的嘗試，只有從一點一滴做起，勇於犯錯誤，這個社會才會進步。希望每一年的互聯網大會能夠越辦越成功，越來越多的新鮮面孔參加，世界各國的人能夠參與到這，分享到這，讓全世界的年輕人分享互聯網，讓互聯網對社會創造正面的，積極的貢獻。謝謝各位。
樓繼偉：反全球化措施阻擋不了全球化
“各國之間的平衡關系，特別是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擋不了全球化，反而降低了國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財政基礎。”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19日在演講中如此說。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3月18~20日在北京舉行，樓繼偉出席並發表了題為“塑造未來社會的關鍵趨勢”的演講。
“全球面臨總需求不足和總供給提升的障礙，如何良性提高總需求、可持續性地改善總供給的能力，是近中期的關鍵。”樓繼偉在演講開頭提出了全球面臨的近中期的問題。
總供給一側的脆弱性怎麽造成的？樓繼偉的回答是，基本上是由於過度的管制、過高的福利、民粹化的傾向，造成勞動力市場流動性、靈活性不足，基礎設施建設的動員能力不足和技術創新不足，引發了總供給的能力提升障礙。
樓繼偉表示，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內的政策確實可以增加杠桿，階段性增加總需求，防止危機快速蔓延，並且利用好這一喘息的時機，抓緊進行包括金融監管改進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改革措施，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改善總供給能力，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應對了短期危機，又建立起了中長期良性的增長機制，財政貨幣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桿，經濟進入恢複性和可持續增長。
“但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加杠桿給經濟穩定造成了幻象，使得人們不願意忍受改革的陣痛。”樓繼偉表示，如果浪費掉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買來的時間，那麽政策空間會越來越小，最終需要在緊貨幣、緊財政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陣痛會更加劇烈，就更難凝聚共識，容易滑向左傾或者右傾的民粹主義。
樓繼偉認為，科技進步正在加快重塑經濟和社會結構。他以人工智能、3D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為例，強調科技創新將改變經濟、社會結構，就業形態和收入分配等。
在樓繼偉看來，全球化是資本、技術、可貿易產品和服務，以及勞動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於各國發展階段、人口結構、自然條件的不同，全球化優化的資源配置是多贏的，各國都在受益。其中，土地雖然無法物理性流動，但其使用形態仍然受全球化的影響。資本、技術、貿易產品和服務的流動性要強得多，也是難以管制的。
“過多的管制和壁壘會呈現雙輸或者多輸的結果。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是不是有好處，這是不確定性的。而且在金融監管之下，大家在考慮如何合作，對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進行合作監管。”樓繼偉說。
誰也阻擋不了中國互聯網的今日頭條化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324/162096.shtml
誰也阻擋不了中國互聯網的今日頭條化
互聯網商業史表明，誰遠離了用戶，誰就將被潮流拋棄。
本文由尹生價值觀（微信ID：jia-zhi-xian）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尹生。
摘要：迅速今日頭條化的中國互聯網背後，並非今日頭條本身有多厲害，而是用戶的時間越來越被內容所占據，而內容中自有黃金屋。互聯網商業史表明，誰遠離了用戶，誰就將被潮流拋棄。
在過去的幾天中，中國互聯網三大超級玩家舉辦了一場今日頭條化的狂歡發布會：
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在宣布放棄社交後不久，就悄悄上線了類今日頭條功能“天天有料”；
騰訊搞了個大新聞——領銜短視頻社交應用快手3.5億美元的新一輪融資，而快手是今日頭條最大的潛在對手之一；
百度則宣布取消一直依賴的新聞源機制，越過新聞源這個中介全網抓信息，這樣它就能像今日頭條一樣將優質的內容在第一時間送到用戶面前。
這只是三家公司今日頭條化戰略的一個片段，在此之前，阿里已經將大文娛戰略提升到了核心戰略高度，並在展開大規模收購，包括這幾天收購了大麥網。
而騰訊早就推出了類今日頭條產品天天快報，並圍繞它展開內容生態布局，這幾天也剛宣布旗下網絡文學平臺閱文集團的分拆上市計劃，如果我沒記錯，這種機制在騰訊還是頭一遭。
關鍵是一直焦慮、但對抓住大機會有一手的馬化騰這次也高調為快手背書：
“快手專註於服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記錄和分享，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中國移動互聯網一款非常貼近用戶，有溫度、有生命力的產品。”
今日頭條正是一款專註於服務普通人信息需求的“有溫度、有生命力”產品，而且正在試圖通過類似微博的功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過在這方面它顯然不如快手。
至於百度，則在去年就啟動了手機百度首頁信息流戰略，今天的手機百度更像一個搜索框拖著一個今日頭條，不同的是，用戶不僅可以被推送，還可以主動搜，還有，它領銜了快手的上一輪融資。
於是，在中國互聯網全面商業化20年後（從1996年張朝陽從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數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龐提那里拿到風險投資創辦搜狐前身開始算），競爭規則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起點：內容定輸贏。
在那個時代，盡管電子郵件、搜索、接入服務、電商等都被創業者廣為嘗試，但最終勝出的是三大主流門戶網站——新浪、搜狐和網易，這與它們成功實施了門戶化有關，而其中門戶化最成功和最堅決的新浪則成為王者。
這與當時內容和服務都相對較少、對互聯網的使用處於學習階段有關，門戶化讓用戶不出門戶就能獲得當時所能找到的幾乎所有內容和服務，同時，用戶規模較少，也讓那些專註於細分需求的服務無法獨立生存。
門戶為王的時代到2005年才結束，這一年網民規模首次突破了一億（1.11億），用戶常用的網絡服務中，除了排名前三的瀏覽新聞（67.9%）、搜索引擎（65.7%）和電子郵件（64.7%）在前門戶和門戶時代都是重要使用類別外，即時通訊（41.9%）、網絡遊戲（33.2%）、網上購物（24.5%）這樣的細分服務也有了大發展的機會。
BAT的時代開啟了。百度的搜索則與傳統的搜索有天壤之別，前者內容以人工搜集為主，而後者則采用機器化的爬蟲，其高效的信息獲取機會在很大程度侵蝕了傳統門戶的生意。也正因如此，百度是BAT中第一個稱王者。
正是在這一年，騰訊推出了“在線生活”戰略，比如利用即時通訊的高活躍度，迅速搶占傳統三大門戶的生意，全力發展遊戲業務，很大程度上正是該戰略成就了今日之騰訊。當遊戲成為新的錢途時，騰訊也逐漸取代了做搜索廣告生意的百度的王者地位。
但圍繞內容的戰爭並沒有結束，只不過它變得更加垂直化了，比如電商和遊戲不也正是某種形式的內容嗎？同時，在用戶最頻繁使用的網絡服務中，即便是純新聞也始終處於排名前三的位置，另外兩個是即時通訊和搜索。
只不過在過去幾年中，隨著手機互聯網的普及，純新聞使用率明顯又重新活躍起來，根據CNNIC發布的最近一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新聞的整體用戶和手機端用戶的使用率分別為84%和82.2%，用戶規模分別增長了8.8%和18.6%，增長率在所有分類分別位列第五和第八。
而在智能手機尚未大規模普及的2011年，網絡新聞的使用率僅為71.5%，用戶規模增長僅為3.9%。
如果算上其他形式的內容，則更加嚇人：2016年網絡視頻、網絡音樂、網絡遊戲、網絡文學的使用率分別達到了74.5%，68.8%，57%和45.6%，分別位列第四、五、九和十一位，其中網絡文學和網絡視頻的用戶規模增長都躋身前七。
不是今日頭條本身有多厲害，而是用戶的時間越來越被內容所占據，而內容中自有黃金屋。互聯網商業史表明，誰遠離了用戶，誰就將被潮流拋棄。
尹生價值觀，聊聊互聯網行業那些正在創造或毀滅價值的人和公司。你也可以前往雪球查看尹生的專欄文章，或者加微信號，jiazhixian_1與尹生一對一交流（添加時註明真實姓名/行業/公司）。觀點僅供參考，不做投資決策之依據。
[本文由尹生價值觀（微信ID：jia-zhi-xian）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尹生。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推薦關註i黑馬訂閱號（ID:ihe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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