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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傳到這屆政府手上了」 訪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

「看戲容易演戲難，改革不是容易的事。得有突破口，得挑重要又容易做的先做。要改，也要講究策略，有輕重緩急，把握節奏力度。」

「這屆政府很難，很多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擊鼓傳花到他們這兒了，不改不行了。」

「中國的事兒，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緩不得。」2013年7月13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小企業投融資交易會期間，73歲的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撥冗接受了南方週末的獨家專訪。採訪開始前，他不緊不慢地放下手中那款黑色摩托羅拉老式翻蓋手機。

一個月前，李子彬寫了一封信給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反映中小企業的一堆難題。2013年7月1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經驗交流電視電話會議，馬凱在會上的一系列指示，與李子彬在信中所寫的許多內容吻合。

「並不是我的信起了多大的作用，只是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這些問題是本屆政府必須面對和改革的。」李子彬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2013年5月23日，他向主管工業、交通和金融業的副總理馬凱匯報「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兩人聊了一個多小時，馬凱讓他回去專門寫個材料。三週之後的一個週末，出差歸來的李子彬用8頁稿紙，手寫了一封近五千字的信。馬凱閱後，批示轉給央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和證監會主席肖鋼等，與正在討論的改革措施「一併研究」。

「學者的建議有時太理想化，實現不了，政治家要講究怎麼做可行。」李子彬說。

李子彬與多位現任國家和政府領導人熟稔，比如他曾在習仲勳家裡吃過6頓年夜飯。而其任職經歷，更讓李子彬深諳在中國改革的現實路徑：他大學畢業後進入工廠車間，「從鍋爐工幹起」，一路做到國企廠長、化工部副部長；小平南巡後被調到改革開放前沿深圳主持工作6年，其間幫助舉辦高交會並使之成為深圳向高科技與創新經濟轉型的重要載體；60歲時調任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任專職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直至65歲。

退休後，在包括馬凱在內的「朋友們的鼓動」下，李子彬創建中小企業協會，目前已有會員二十多萬。這幾年，他「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但一分錢工資不拿」，自稱「專門為中小企業解決麻煩」。「不重視中小企業，社會不穩定，老百姓富不起來。」李子彬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中小企業面臨的環境不好，也不壞

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這屆候選人不行？經濟界：大選正摧毀美國經濟

美國大選進入最後的白熱化階段，但美國人最關心的卻不是這場大選本身。

調研機構蓋洛普(Gallup)近日發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民眾認為，目前美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經濟”(14%的受訪者)，“大選”只排在第四位(8%)。排在“大選”之前的另兩個問題是對政府的不滿(11%)、就業和失業(11%)。

美國人關心的其他問題還有：種族關系(7%)、移民(6%)、恐怖主義(5%)、國家安全(5%)和國家道德(5%)等。

實際收入低

說起來可能有些諷刺：美國人口調查局於1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家庭收入增長強勁，然而經濟學家和美國民眾卻高興不起來。

人口調查局稱，2014年~2015年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增加5.2%，達到5.6516萬美元。這是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以來首次增長，也是自1967年統計開始以來，經通脹調整後的增長速度首次超過5%。

企業自2010年來創造了1500萬個崗位，房價已經有所反彈，股市也逼近歷史新高。

面對靚麗的數據，哈佛商學院教授里弗金(Jan Rivkin)澆下一盆冷水：“我擔心美國人對此作出過度反應，把(收入增長)看作是我們(的經濟)挺好的一種信號，但其實並沒有發生任何可以維持實際家庭收入中位數長期增長的結構性變化。”

即便這幾年經濟開始複蘇，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卻尚未回升至經濟衰退前的水平，仍較1999年的高位低了2.4%。

而支持特朗普的關鍵群體——男性的實際收入中位數甚至低於上世紀70年代早期。

經濟學家認為，在目前的GDP增速下，去年美國家庭收入的強勁增長勢頭不可持續。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已經連續三個季度下滑，因而缺乏能夠維持長期快速收入增長的經濟活力。

而且，這種收入增長也是不均衡的。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分析，美國95%的家庭收入仍然低於2007年前的水平。

智庫經濟創新團體(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聯合創始人格里克曼(Steve Glickman)表示，數據是變好看了，但並不代表民眾的看法也由此改變了。“人們仍然對經濟非常焦慮，因為民眾對經濟的感知並不來自於數據，而是來自於他/她所在街區的就業情況。”

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本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認為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或陷入衰退的選民數量多於認為美國經濟正處於複蘇中的選民。

商界很擔心

蓋洛普的調查顯示，在被問及“哪個黨派能更好地處理你所關心的最重要問題”時，42%的受訪者認為是共和黨，38%的受訪者認為是民主黨。也就是說，在美國民眾最為關心的經濟議題上，共和黨比民主黨稍具優勢。

不過，在美國商界，許多人認為希拉里當選將更有助於經濟，然而即便是希拉里當上總統，企業領導人也擔心她到底會對企業有多友好。

7月，金寶湯(Campbell Soup)首席執行官丹尼斯·莫里森(Denise Morrison)說，“每一次似乎就要塵埃落定的時候，總會有些別的事情發生，比如英國脫歐，比如美國大選的風向，這似乎是在強調說，新常態下沒有什麽是常態的。”

8月，Signet Jewelers首席執行官萊特(Mark Light)說：“這場總統大選……有著一些非常不一樣的特點，可能會影響美國中產階級消費者的想法和心態。”

9月，Gap首席執行官派克(Arthur Peck)說：“我認為，美國正在進行的這場大選，它的不確定性已經到了可能令消費者不安的程度。”

經濟展望集團(The Economic Outlook Group)首席全球經濟學家包墨(Bernard Baumohl)說：“決定明年美國是否會出現衰退的最終因素就是，美國人對2017年入主白宮的那位是否有信心。”

現在看來，美國人信心不足。多份民調顯示，大部分選民都不喜歡希拉里或特朗普。

亞德尼研究公司總裁、經濟學家艾德·亞德尼(Ed Yardeni)說：“這場大選，或者說是馬戲表演，顯然對經濟沒有幫助。”

捂緊錢包

美國經濟增長背後的一個簡單邏輯是：民眾和企業都需要購買東西。大家都在買東西時，美國經濟就繁榮，不買時，經濟就遭殃。

現在美國人最大的恐懼是什麽?就是大選會讓美國人捂緊錢包。CEO們已經在這樣做了。是的，企業仍然在雇傭員工，美國的崗位招聘數量也創下新高，但企業在新設備和研發上的花銷卻並不多。

“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候選人會催生出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包墨表示。企業不喜歡在不確定的時候進行大筆投資。

今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僅增長1%，遠低於3%以上的歷史平均水平，甚至低於過去兩年2.4%的平均增速。這種緩慢增長的背後，很大一部分是企業出於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等原因而暫時擱置大筆采購進行觀望所造成的。

本屆總統候選人之一的特朗普簡直就是一枚防不勝防的不定時炸彈。慣常的思路模式完全不能夠解釋所謂的“特朗普效應”。“如果有人說對當下的局面感覺很確定，那倒是很愚蠢了。”經濟學家斯萬克(Diane Swonk)如是表示。

那麽，美國人還會繼續消費嗎?

企業支出是很重要，但從比例上來看，個人支出才是美國經濟中的大頭，占據了近70%的比重。

今年迄今，消費者表現仍可以算得上是個亮點。他們的花銷雖然不比經濟衰退前，但還是在一些商店中購物，也在網上購物。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反彈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

但8月的零售銷售額遠低於預期。這可能是擔憂情緒從商界向消費者擴散的一個標誌。

包墨表示：“從現在開始到大選結束，企業領導者和消費者都會減少支出，特別是在民調結果顯示兩名候選人支持率咬得很緊的情況下。”

這屆候選人不行

對於兩位總統候選人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彼得森研究所在近日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這樣評價道：如果希拉里當總統，將可能“損害”美國經濟，但如果是特朗普當總統的話，他卻可能對美國經濟“造成毀滅性影響”，導致美國經濟在2019年陷入衰退，造成近500萬美國人失業。

特朗普在近期的一場演講中承諾，如果他能當選總統，將令美國經濟增速達到近4%，並創造2500萬個就業崗位。他一直都吹噓說，自己在商界的成功經驗讓他完全有能力扭轉美國經濟的頹勢。

主流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他的經濟政策是危險的誇誇其談。特朗普的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將可能引發貿易戰爭，令美國經濟遭受重創，甚至陷入衰退，從而導致美國失去480萬個私營部門就業崗位。

希拉里提高稅收的政策將拖累經濟，不過她在基礎設施上的支出可以抵消一部分副作用。此外，如果希拉里實施每小時15美元聯邦最低工資的政策，將拖累新增就業崗位的數量，因為雇主可能會減少招聘人數。

彼得森研究所總裁亞當·博森(Adam Posen)說：“希拉里的政策將傷害(美國經濟)，特朗普的政策卻是毀滅性的。他想要發起貿易戰爭、保護不具備競爭力的特殊利益，這將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造成災難性影響。”

雙周協商、“搶麥”提問…… 這屆委員特別忙

2017年3月1日，北京，大風中武警官兵在天安門廣場值守，迎接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全國政協這四年：雙周協商、“搶麥”提問……這屆委員特別忙》)

李克強、王岐山、汪洋、孟建柱……多位領導人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按下按鈕，尖銳的提問不會被回避。

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各部委當場回應。俞正聲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

“過去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當場就協商問題是否可以解決。”

“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

2017年2月21日，教育部一位司長帶著一位處長，來到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上海的住所，想要進一步和他交流關於教育方面的提案。作為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的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

提交提案是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主要形式。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政協委員們的提案也進入到最後準備階段：有的還在外地調研，有的提前進京參加各種會議，有的與團隊在為提案做最後的完善。在本屆全國政協中，委員們的提案得到極高回複，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田傑近期對外披露，截至目前，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提案辦複率達到了99.84%。

即將在2017年3月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將是本屆兩千多名政協委員最後一次集體亮相。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並系統論述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而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行規劃和部署。

全國政協這四年來有哪些具體變化，協商民主落實的成效如何？南方周末記者在2017年全國“兩會”召開前，采訪了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請他們回顧幾年來履職過程中的心得體會和所見所聞。

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視覺中國/圖）

“政協委員主要代表不同界別的意見”

四年前，俞正聲就任全國政協主席後，曾多次向政協委員們強調人大和政協的區別。

2015年，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會上，俞正聲說：“（人民政協）不是權力機關，也不是決策機構，而是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發揚民主、參與國是、團結合作的重要平臺。”

葛劍雄也翻看了政協所有的文件，他確實找不到“權力”兩個字。政協只是提供一個參政議政的平臺，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往往對政協的責任和作用給予過高的期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分析，這是因為每年政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幾乎同時召開。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能從代議制的角度衡量政協這個平臺。政協委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代表制，不是通過基層選舉產生，而是通過推薦提名產生。”

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政協委員主要代表的是不同界別的意見。”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跟過去相比，本屆政協的作用、定位、功能都更加明確了。特別是“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本屆政協嘗試了多種舉措。

2014年8月25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反腐”、“中央八項規定”等熱點話題脫稿做了超過一小時的演講，並隨後回答了八名政協常委的提問。

在此之前，政協常委會上從未出現過一小時發言加半小時自由提問的模式。葛劍雄自上一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以來，6年里開過二十多次會議，“旁邊話筒的按鈕這次是第一次按”。

他還記得，王岐山沒有回避一位委員尖銳的問題：“反腐敗怎麽保持不出現燈下黑的情況呢？”王岐山以中紀委拍攝的一部電視專題片名稱回答——“打鐵還需自身硬”，表示會以身作則，嚴防“燈下黑”。單從政協內部而言，此言不虛。南方周末記者從一位全國政協委員處獲悉，這幾年，政協內部黨員在頻繁地開會，系統地學習。

自王岐山之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出現了多位領導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介紹過“十三五”規劃，副總理汪洋談過精準扶貧，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講過依法治國。

“每次中央有重大決策或者重要會議，都會請有關領導做報告、互動。這樣對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針，並且及時反映我們的意見有非常大的作用。”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領導人參會時，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提問，時間到了還意猶未盡。葛劍雄曾經四次搶到了第一個提問的機會。

政協委員往往是各界別的代表人物，“明星”眾多。這是2013年3月，第一次參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姚明。現在，他多了中國籃協主席的身份。（視覺中國/圖）

“你得有成果，都得寫出建議”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8次專題協商會議，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介紹，一般是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三點舉行，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

多位參加過雙周座談會的政協委員形容，俞正聲在主持會議時平易近人。

2014年5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在“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雙周座談會上，談到“合議庭合而不議、審而不判”現象時，俞正聲馬上插話：“那這種情況加強司法監督就更有必要了。”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後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參加過三次雙周座談會，主題分別是“重視特殊教育”“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和“推進安寧療護工作”。每個人發言限定在5-8分鐘，為了保證時間，大部分委員都是準備好稿子念，各部委當場回應。

俞正聲主席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吳明說。

吳明坦言，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十幾名政協委員，一年能有近400人次。還有不少委員雖然沒有參加雙周協商座談會，但參加了調研和相關準備工作。 現在，委員們已經收到2017年雙周座談會的題目，每人可以根據自己感興趣或者專長的題目報名參加。葛劍雄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協商題目是反複征求過常委、委員的意見，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確定的。

全國政協委員、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也感受到，政協變得更制度化了，“現在有雙周座談會，感覺議題多了，而且比較具體，調研更有目的性了。”

總體來看，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2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還有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

根據吳明的介紹，專題協商會涉及面更廣，各部委參加的人數更多，會議時間更長，一般都是一天，還有國務院主管領導蒞臨。去年她參加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題協商會議。在會議召開之前，全國政協三個副主席帶著委員們跑了六七個省，每次都近一個星期。除了到各省調研，還組織了六七次專題座談會，包括醫生、院長、政府部門、藥企、醫改專家、委員等多個層面的人都參與了討論。

“過去的調研就是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所以你得有成果，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政協領導當場就跟相關政府部門領導協商說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解決。”吳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感覺當這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非常忙，全國政協的工作做得很實在。”

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看來，這就是政協制度最大的優點——協商，“中國人愛說什麽事兒都有商有量。如果說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協商就是妥協的一個必需或比較好的程序，體現的是民主政治中尊重的價值。”

2017年3月1日，北京，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內地記者情況通報會召開，記者們進入全國政協禮堂。（視覺中國/圖）

“重要的是堅持”

金安平註意到一個現象，從去年“兩會”開始，“委員們學會了輕重緩急，特別雷人的提案也少了”。

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總結，一般兩種提案的成功率比較高：一種是政府想做但不容易做的事；另一種是政府沒有太重視，但可能會對未來產生較大影響的事。

萬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不論是哪種提案，政協委員都要經過科學調研、系統策劃，將它變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要弄清楚什麽事、要不要做、誰來做、怎麽做。”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在十年間，從公眾到政府官員，訪談了兩千多人，才對醫改所面臨的真實處境有了深入了解，在她看來，“一個委員在那看了三兩天，就提出一個方案來是不行的，目前一些委員的提案質量有待提高”。

這也呼應了一位全國政協領導經常對委員們講的一句話：“不要老是講該怎麽做，要講怎麽才做得到。”

去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曾想進入中小學校園做關於安裝新風系統的調研，“其實那時候學校很謹慎，校長剛開始說歡迎，後來卻用各種借口推脫不讓我去”。

後來劉紅宇就在幾所學校門口，向學生家長發問卷，探討是安裝新風系統還是空氣凈化器更合適，家長覺得誰來出錢比較好。當時有的家長甚至坦言，“自己集資都願意”。但最終在劉紅宇的提案中，認為應該將這筆費用強制納入國家專項預算。

時隔一年，2017年1月5日，北京市教委在深夜回應，已部署中小學、幼兒園安裝空氣凈化設備試點工作，由市級財政給予補貼。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嚴慧英的感覺是，自己的提案更受重視了，“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去年她曾提交提案，建議“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中應該投放塵肺病的相關內容”。會後，中央電視臺廣告部門負責人很快邀請她到臺里座談，向嚴慧英介紹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的招標流程。對方告訴嚴慧英，“廣告段都是年初安排好的。2017年，塵肺病這個題目應該可以去參與投標了，具體怎麽組織還要繼續溝通。”

政協委員們履職四年來的另一個感受是，“重要的是堅持”。“一個提案要跟到它實施為止。”萬捷長期關註環境問題，在兩屆政協中一直圍繞垃圾分類、重點汙染源實時公布等方面的問題提出環保提案。

這種“十年如一日”的委員並不在少數。曾經多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呼籲“陽光財政”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一直積極推動政府財政信息公開。他所在的經濟研究機構一直在堅持對政府進行財政透明度觀測評估，分數在持續提升。

葛劍雄此前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時都表示過，在全國“兩會”特別能解決“不大不小的事”，“比如今年雙周座談會中將要討論的問題包括，新建築材料推廣、醫院臨終關懷、西北農牧地區病蟲害防治等議題”。

“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這些年，葛劍雄也總結過兩種情形的提案很難實現。

一種是政府部門也想解決，但是超出職責範圍。葛劍雄曾提出，“十三五”規劃應該進一步大幅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教育部也說很支持，但這個提案應該是國務院或者是全國人大來通過才行”。

另一種是相關部門了解的情況、意見與委員差別很大。葛劍雄曾提出，近年來高鐵的車站設置有問題，要麽完全新建，要麽選址遠離中心城區，增加出行成本。

“當時這個提案轉到有關部門後，他們回複不存在這樣的情況，現在這種選擇是經過多重因素考慮的。”葛劍雄對此也很無奈。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共同感受是，許多提案交上去，相關部門有時的答複比較“程式化”，比如“認同提案的建設性”，“表示會認真研究”，“列舉自己開展的各項工作”，“表示會在以後的工作中借鑒”等等。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吳明連續多年提出在煙盒上印制醒目、畫面較大的黑肺、病容等警示圖案的建議。“這種方式可以產生視覺沖擊，使人有心理畏懼，比其它控煙方法效果更為明顯，成本也最低，尤其是對於婦女和青少年，可以阻止產生新的煙民。”2011年，她聯合了9個界別281名委員簽字；2012年聯合了7個界別，212名委員簽字；2014年獲得了168名委員簽名。得到相關部委的回複是：“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里沒有說必須要印警示圖案。”

“我很生氣，應該對國民健康負責，而不是只做給WHO看。”吳明因此給相關部委答複的評價是不滿意。“他們找我來溝通，但一開始出面的是一個借調人員，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後來一位處長出面，本來都定好時間了，最後因為對方忙就不了了之了。還是說明一些部門對這件事不重視。”

蔣洪曾多次在政協中發言：“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有些時候，葛劍雄會選擇內部反映的方式。當他對自己的意見、建議沒有把握時，他都選擇內部提出。

“我提的時候他們並不采納，並不一定代表我提的就不對，可能時機還沒成熟。”葛劍雄是這麽理解的，“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

這屆小米公關精準反映了小米的凈利潤率

今天是小米港股上市的第一天，作為首只同股不同權的超級無敵獨角獸，自然是吸引了各路人馬前來站場助威。

股價，我就不多說了。

我要說的，是今天小米IPO首日的公關車禍現場。

首先，聯交所9點半開市，9點25大屏幕上出現開盤價，9點半鐘敲鐘，媒體記者們九點左右到就可以了啊。畢竟場內又沒椅子，去那麽早罰站啊。

深港通開通那天，特首林鄭月娥過來講話這種這麽高規格的活動，記者們也就8:20左右到而已啊。

但是小米就是不一樣：要求記者們7:30就要到達現場簽到！要罰站倆小時才等來正式的拍照、開盤，能不能對記者朋友們，多一點關愛，多一點厚道！

其次，不給香港記者進門采訪。

也是不明白，在香港上市，小米請了自己175名員工來，請了國內100多家媒體和自媒體來，但是香港媒體加外媒，在上周只放了幾十個名額出來。只有收到邀請函的記者，才能進去。搞得連在香港的內地媒體記者都遭了秧，進不去門。

想到這麽大件新聞還要給總編輯交稿，只能硬著頭皮給小米北京的公關溝通，希望北京的公關可以跟香港現場的公關安排好將記者帶進場內。

結果，香港現場的公關表示並不認識北京的公關，不給進！

麻蛋，要不要把自己看的這麽牛逼，萬一記者是過來看今天上市的紫元元的呢？都是第一天上市，看看人家的股價。

而且都來香港上市了，還不想讓香港媒體進場報道，這是什麽操作！擱在演藝圈，你們這種行為一定會被香港狗仔隊冠以三個字：耍！大！牌！

最後，防火防盜防蠢公關。

俗話說得好，防火防盜防記者，特別是跑的快的香港記者。在上市這種重大場合，PR公司對員工、高管什麽做媒體培訓，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事。

但是，這種材料，是絕對不會發給媒體的。但新物種的小米，就是不一樣：

公關公司認為讓記者七點半到，記者們一定都會特別聽話，七點半到。

接著到了八點多的時候呢，PR就將上面這張紙擺在了接待處，邊上還有IPO的media kit，包括高管介紹、中午午餐會時間等等。

而同時，當部分按照自己時間抵達的記者過來簽到進場的時候，通過PR那一關被準許入場後，桌上所有的材料，就是自助餐，隨便拿的了呀。

於是，這份如何防記者的文件，也就落到了記者的手中，並且沒有PR再進來收回去。

同時，還有些記者是被當成小米員工，派發了這份文件。

因為記者和員工戴的標牌都一樣，黑色的牌牌，上面寫著：小米新征程！所以，從幾百號人中找到拿錯了的記者，確實難度也是很大的。

你說，作為被要求這麽大早過來罰站、還差點不給進場的記者，收到怎樣對付自己的文件時候，第一反應會是啥呢？

當然是拍照打卡留念啊！這種事情，還真是第一次碰到！

香港媒體們，也報道了小米的此次事件。

好了，最後解讀下，小米眼中的自己吧。

首先，如何讓員工不亂說話。要告訴員工，萬一講錯了話，八卦而恐怖的媒體很可能會把你人肉出來，很痛苦的，所以一定不要亂講話哦。

還特意強調了不要亂加微信。再次表揚這種嚴禁防盜防記者的精神。

其次，一定要維護領導的形象。雷總跟管理層在員工的眼中，又遠見，又勤奮，還那麽腳踏實地，令我們這些員工學習到很多，簡直是人生最大的偶像和榜樣啊！

客觀來說，這公關寫的員工指引，絕對是國企上市時候媒體指引的最佳，寫的太好了！

發生在新經濟股小米的身上，我覺得只能說：這屆小米公關精準反映了小米的利潤率！

當然，公司不要太緊張，這是今天香港傳媒界小小的茶杯里的風暴；投資者們大多表示這不算啥，因為今天沒跌太多。

記住以後公司不要對香港記者們這麽苛刻就好了，OK？

來，給這屆小米公關做個澄清

蝸牛妹吐槽出道這麽多年，被問的最多的一個問題之一就是：有沒有人找你麻煩啊！

嗯，前首富李河君沒有找過我，被我黑了N次的美圖蔡老板也是個氣量很大的人沒找過我（所以人家才能掙大錢成為大老板啊，這個角度來說，我是佩服的），眾安的歐老板也還算是個君子吧，像雷軍這樣早就財富自由了N輩子的人，更不會來在意我咋說啊（何況我對小米的文章，橫向比較真的算是很nice了）。

但是啊，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很久沒登微信公號後臺的我，一打開微信，收到好幾封系統的郵件，看完真是令人大開眼界，一定要跟你們分享下。

第一封郵件來自7月11日14:43（記住這個日子哦），系統提示我，一家叫做德勝咨詢有限公司的公司，一位姓張的聯系人，過來投訴我那篇《這屆小米公關精準反映了小米的凈利潤率》，有內容侵犯名譽/商譽/隱私/肖像。

我於是翻了翻推送記錄，這屆小米公關精準反映了小米的凈利潤率（歡迎你們再去讀一遍），是7月9號發的啊。作為對你的尊重，那篇文章中，我既沒有寫出公關公司的名字，也沒有掛出你的照片，我們講講理好不好啊大姐。

並且什麽樣的侵權會等兩天才來投訴啊，如果你的工作能力真的很專業很優秀，努力監測輿情的話，當晚你就應該來為你自己的車禍現場公關啊。

因為在7月10號，小米上市第二天，你自己屏蔽了無數香港記者的朋友圈里（大概N個記者都跟我說，之前跟張大姐采訪一不對路，就會被她拉黑），就發帖表示“此種新聞，我們定性為無聊和低級的噪音。我們會以更加專業的工作來回應。”

這就說明， 10號的你就看到了這條“無聊的新聞”，但是當時選擇的是先發朋友圈，過一天再來投訴，這是什麽邏輯。作為公關，你這速度，比我名字還要慢！

第一輪的投訴，企鵝在7月13日表示，根本不成立。

結果這大姐不服啊，7月17日18:13又來投訴了。第二次投訴花了你四天的時間，這麽長時間，所以你是不是真掌握了什麽侵權的實錘呢？

我覺得從公平原則來說，應該把她的投訴看成是她對小米公關車禍的澄清解釋，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媒體簽到時間為7:30-8:30，未要求一定7:30到。

其次開關門是港交所保安人員負責，（這個逗號是我加的）小米及公關公司無權控制此事。

第三，現場有三位公關公司人和三位小米北京的公關，所有記者均可入場，香港與北京公關之事純屬捏造。

第五，所有媒體資料均註明媒體，未經許可擅自拿取資料不對，現場6位負責人都沒有發放過此材料。

首先，我想問下張大姐，你的第四條在哪里？一個負責媒體公關的專業人士，對於文字能不能有點敏感度！！！

關於第一點，公關張大姐石錘確認，此次小米IPO的官方簽到時間是7:30-8:30。雖然她強調未要求媒體一定7:30到，但是7:30確實是他們給媒體的指引區間。

聯交所上市大廳那麽小，是沒有位置可以給媒體坐下來的。九點半才敲鐘，之後才有媒體采訪時間，你希望記者提前兩個小時到，是罰站的麽？

一般去港交所敲鐘，八點五十左右到都差不多了，林鄭月娥那場記者也只是八點二十到，你非要把自己搞這麽特殊麽？記者也是人啊，也是在辛辛苦苦做自己的工作，作為公關，能不能將心比心，有起碼的同理心？

你看，七點半到現場，能幹啥啊，在港交所門口等開門啊。這架勢，不知道的，還以為那天蘋果發新手機了呢！有圖有真相！時間地點和排隊的人們，多麽的辛苦！

第二點對，開門的肯定是保安啊，你們控制不了。但是我也查了，聯交所的營業時間是朝九晚六啊，again說明你們對媒體訂的時間，真的是很早很早很早。

第三點哦，張大姐說所有記者均可進場。你這個說法就不厚道。你們開始是通過發邀請函挑選記者參加發布會的，這本身，就是違反香港平等自由精神的，你憑什麽決定誰能來發布會誰不能來，過去那麽多年，只有一個CFO幹過這事，結局並沒有很好。(BTW，那個CFO當晚就向市場道歉了的，你再看看你的態度）

是不是像你所說所有記者均可入場，你不要捏造事實哦。

至於北京公關不認識現場PR，我做過我的fact check，你有麽？

第五點，啊哈哈哈哈，先讓我笑兩分鐘。

看看hastag#PRFail#。張大姐，你做公關這麽多年了，說不定比我還要資深，但對付“敵人”的情報不要落入“敵人”手里，這不是最基本的常識麽！現在是你們當天早上出現了紕漏，你過來指責記者亂拿材料，上面也沒見你寫啥“內部資料，請勿外傳”啊，你自己犯的錯，過來說媒體拿錯了。你弱你有理啊！

你一定要強調這一點，讓我深深的懷疑，你這是要客戶利益著想，還是為自己甩鍋呢？

以及讓我們再來看一次，小米這屆公關的車禍現場。

我的評論區里，都有好多個讀者精準指出了這個公關的業務能力有點捉急。

這位張大姐不去反思自己的業務能力，跑來投訴媒體，堪稱香港財經公關界的新物種！（想知道你這樣，小米in house的公關知道麽，你對媒體及自媒體的行為，有沒有經過客戶授權啊）

所以，這讓我非常的迷惑，像小米這種本身還算可以（我只是覺得他當時定價貴）的公司，怎麽會請這種連個員工指引都做成這樣的公關公司來負責自己的公關呢？

據了解內情的人士向蝸牛妹爆料，這屆小米公關公司的選拔並未通過公開招標，是由公司內部人士指定。

那麽問題來了：找了這麽一間公司負責這麽重要的事情，車禍現場成這樣。我覺得或多或少也能反映出來，小米的公司治理上有漏洞，就向各位大PM匯報一下我小小的channel check的結果，不用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