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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零時差 價格他說了算

2010-11-22 TCW




「嘉興節能減排未達指標,當地限電又要展開,滌綸(編按:大陸用語,指聚酯絲)減產五○%……,」訪問聯發紡織董事長葉清澤的兩個多小時中,他的iPhone不時傳來中國同業最新資訊。

看我們好奇,他直接秀iPhone畫面向我們說明,今年來,台灣聚酯絲(POY)一路漲,十月底一開盤就破紀錄,每公斤漲六元、漲幅一二%,「瘋了,是在 漲什麼?問題是我發瘋有人更瘋,訂單都進來,」一經iPhone看到行情大好,他馬上通知部屬,立即停售,再趕緊把聯發十一月僅存的八百噸產能,每公斤調 漲七元,「我要加一塊利潤,不然我替人做白工嗎?」他解釋,這一行,速度影響獲利,非常重要,否則庫存達到高水位、業務推不出去,「還唱高調(編按:指囤 貨不賣),就只有找死。」

聯發是台灣聚酯專業加工絲霸主,因此有能耐反映原料價格迅速漲價。「加工絲五虎(另四家是力麗、宏益、集盛與宜進)中,聯發最晚上市,卻是業界公認產量大,品質又最好的公司。」一位投顧業者形容。

「就像牛車碾過(編按:台語,引申為旁人到其他地方找活路),台灣整個七十五、五十丹尼平台(超細纖維)是我在喊價,我在做leader(領導者),」這位外表毫無霸氣的迪化街紡織家族第二代,卻在訪問中說了三次:「我說了算!」

葉清澤的父親葉進德,與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獅同為迪化街聞人,早期在台南經營布行,其後北上迪化街,民國六十一年創辦聯發紡織,專營針織布買賣。七十一年,么子葉清澤接掌經營,因紡織產業外移,再從針織轉進聚酯加工絲。

生在紡織世家,他很早就萌生把家族事業做大,立下加工絲領域第一的志向。為了拿第一,他時刻盤算著要有最好的機器、生產效率與產品。七十五年起,葉清澤大手筆從德國陸續購入高速機器設備,九十、九十一年引進的AFK2超高速假撚機,更是稱霸加工絲市場的關鍵。

「你可以娶錯老婆,不能買錯機台。」他形容,娶錯老婆可以離婚,買錯機台卻無處可賣,下場只有粉身碎骨。

光有好機器還不夠,他從管理與技術創新上動腦筋。經過十多年不斷更新軟體與程式,現在聯發除全面資訊化與自動化監控,每部機台也架設管制點,透過網路,實 際生產狀況、績效一覽無遺。而且,聯發的機台由每分鐘一千公尺的最高轉速,提升為每分鐘量產一千五百公尺,平均各機台產能,比中國同業硬是高出三成。

員工績效資訊化!每分鐘、每筆出貨數字,一目瞭然

速度,決定勝負,他把同樣的管理概念導入員工績效系統。八十九年,聯發開始推無紙化,九十二年,葉清澤再藉薪資與績效掛鉤的業務即時管理系統,讓每個人的績效表現攤在陽光下。

杭州聯發總經理李淑雅解釋,沒推該制度前,業務員接三百噸單,乍看營收亮眼,卻可能有應收款淪為呆帳的死角。

儘管改革立意良好,當時聯發的業務卻抵制變革,大量請辭,葉清澤親自到業務系統帶兵穩住軍心,再配合倒帳由公司負擔等政策,終於順利轉型。

目前進階到員工績效全面資訊化,聯發工廠員工每刷一次個人卡片,每天、每小時、每分鐘、每筆出貨的品質與相關數字,都隨時更新,績效一目瞭然。

靠著自小在迪化街培養的人脈力,連很少向外銷售聚酯絲的南亞供應鏈,葉清澤也穩穩切入;站穩台灣市場後,九十五年,他再跟隨台塑集團腳步投資杭州。

工廠系統行動化!帳款兩小時未收,手機馬上示警

「我杭州廠投資一億美金,才用兩百個人,中國工資漲到五千塊我也好舒服。」回想四年前投入比別人貴三倍的錢,打造全中國唯一一座全自動化加工絲廠,他不諱言當時大家都認為他是瘋子。

除了工廠自動化,近年來葉清澤把公司所有訊息盡可能「M化」(行動化),一有異常,系統馬上視嚴重程度分層過濾回報各管理階層,進公司只為處理異常。以應 收帳款來說,兩小時內款項未收會先傳給承辦人,經層層上報仍未解除,七天後,葉清澤就會在他的iPhone接獲警示。

「再細的財務報表都要進來,」為更發揮情報力,葉清澤也要求每月第一天就要看到集團上個月的帳。他強調,經營者要掌握公司最新狀況,才有機會領先同業布局;不只掌握過去與現在,目前聯發正努力開發預測未來接單情況的資訊系統。

外界對聯發的擔憂,主要來自產品與原料來源過度集中;不過,看好基本面,包括永豐、元大等國內投顧仍多次高喊買進,元大投顧更以「前程似錦」形容這家加工絲一軍。而葉清澤那來自迪化街近乎零時差的情報力,正是聯發葉家經營紡織業五十年不敗的實力來源。


情報 時差 價格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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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集體決策還是老闆說了算?

2010-12-13  TCW




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李吉仁(以下 簡稱李):今天要與你談的主題,簡單說就是,以老闆為中心的強人管理模式(Dictator Leadership)較有效,還是西方主流的以團隊參與為主(Democracy Leadership)的民主管理較好?這是許多台灣與中國企業正在面臨的領導議題,也是東、西方企業在領導統御上很大的差異處。

多數的中國、台灣企業,執行長都還是最初的創業者,他們本來就喜歡跳脫現有框架、保有決策彈性、以及靈活的做事方法,這種領導,部屬很自然會揣摩上意,或 跟隨老闆的最後決定。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家與經理人學習西方民主式的領導風格,以你多年提供中國企業諮詢服務的經驗,你認為西方民主式的管理會是這些企 業的選擇嗎?

強人領導沒出現問題,為何要改變?

波士頓企管顧問資深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麥維德(David C. Michael,以下簡稱麥):如你所說,許多中國企業仍然由創辦人所領導,他們擁有強烈的定見。然而,這類企業常只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生存:第一,它所在 的市場仍有很多空白地帶(white space or open opportunities);第二,它以特定的商業模式,掌握這些市場空白地帶,成功關鍵是快速執行特定的商業模式,強人或威權式的領導風格,很容易在 這種環境下取得成功。

問題在於,當環境改變時,這樣的企業最終會「撞牆」(hit the wall),可能是市場縮小,或者新的競爭模式出現,亟需新的商業模式;或者創辦人面臨退休,接班卻後繼無人。

李:我同意你的觀點,但對這些強人領導的企業來說,「撞牆期」其實還沒有真正發生,許多企業仍認為它們享有市場空間……。它們非要改變不可嗎?

麥:沒錯,改變很難,但今天這些領導人面臨的改變壓力已越來越大。第一個壓力來自於公司治理,如果公司要上市,從資本市場獲得再成長力量,投資人與獨立董 事會要求企業的治理更為現代化;第二,市場競爭會帶來管理變革的壓力;第三種改變的力道,則來自於人才市場(talent market)。在中國,年輕的人才雖然敬佩有決斷力的領導人,但更渴望具有彈性的領導方式。

我的建議是,在你迫切需要更進階的管理能力前,先逐步建立它,讓自己有能力建立一個多元能力的團隊、能從不同的市場吸收菁英、能在多語環境下執行管理工作,否則,即使機會來了,可能也沒辦法駕馭。

李:但大中華區,許多頂尖人才到跨國企業工作,人才市場的改變壓力,也許沒那麼大?

麥: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觀點。事實上,(歐美)跨國企業正面臨人才荒,過去它們提供人才最具吸引力的生涯發展計畫與品牌,但目前許多中國領導人正在建立跨國 企業,在成功的IPO(首次公開發行)之後,也在管理制度上有了變革。最好的人才會選擇對公司的未來發展擁有發言權?或者成為機器中的一部分?我認為,中 國頂尖人才將要求更具參與式與民主式的領導風格。

對員工來說,真的喜歡參與決策嗎?

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想要參與民主式管理。他們或者想要分享權力,但他們也知道,一旦是由強人來下決定,他們也降低了下決定的風險。

麥: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即使是強人領導,也有不同的風格。有一種是非常負面的懲罰威脅式領導(corrosive style of leadership)。「我所說的,你要百分百執行到底。」這會殺掉主動性,創造表面功夫及決策的盲點。

第二種是比較正面的,我稱之為堅定結盟式的領導(decisive and affiliation building leadership),領導人有明確願景,儘管強勢,他仍會花時間創造一種像是家庭般感受的團隊氣氛,並鼓勵員工的主動性。這仍不是民主式管理,因組織 成員的待遇並不公平,只是人們覺得自己較被授權(編按:民主式領導是領導人高度授權,鼓勵部屬擔負決策責任,強調集體參與,成員權力距離較低,組織有高度 適應環境變化彈性)。

一個好的領導人,有較強的自我察覺力,他們確實了解這兩種風格之間的差別。強人領導的好處是願景清楚、決策過程清楚,但同時,頂尖人才願意參與並貢獻己長,才不會因回饋機制斷絕而造成盲點。

如何讓強人式領導融合西方民主?

李:許多中國領導人對於領導與管理來自於創業與人生經驗,他們年輕時根本沒有受過MBA(管理碩士)的訓練,也未必認為西方的管理方式可行。

麥:我的意思是,對於這裡(台灣╱中國)領導人的真正挑戰,在於管理方式是否能夠進化,並且具有適應環境的彈性。你看,賈伯斯(Steve Jobs),他所創辦的蘋果電腦(Apple)與皮克斯(Pixar Studios),領導風格大不相同,但兩者都很成功。皮克斯的成功是給予創意專業人才舞台,蘋果的供應鏈則擁有像軍隊般的紀律,如果賈伯斯的管理方式不 與時俱進,他不會有今日的成功。

李:我最近常聽到不斷增強的聲音在說,我們(台灣╱中國)應該建立一套符合中華文化特色的管理風格,你如何看待這樣的想法?

麥:單以西方與東方來區別管理方式,可能太過簡化。許多中國企業放眼全球市場,成為新跨國企業。其中有些已在香港上市,像利豐、德昌電機、敏實集團等,他 們是發展新形態中國跨國企業最佳案例。這些企業多有跨文化團隊,有明確願景及果斷領導風格,又有跨國管理能力,能吸引不同背景人才。

李:許多企業認為管理越簡單越好,因建立制度很麻煩,不如應環境而變?

麥:簡單是好的,但我們要的是適當的簡化,保持簡單的前提是你了解你要採用的管理方式是適合環境挑戰的。有個好例子是肯德基(KFC)中國,現在肯德基(超過)三○%全球營收來自中國。他們成功是因找到適合中國的模式,並快速把這套模式擴張出去。

李:(笑)你知道他們管理團隊許多來自台灣麥當勞?

麥:是的,這也反映肯德基全球總部經營彈性,他們願意聆聽並接受台灣團隊,擁抱人才就是擁抱市場機會。

李:不過,你如果要分權給人才,必須想清楚,如何能信任他們,建立制度化的信任基礎。

麥:有個字眼,我們今天還沒有提到,就是風險。假使領導人只與共事數年、已信任的人工作,因覺得這樣較沒風險,但事實上,環境改變快速,只仰賴那一小群 人,是不足以應付變化的。肯德基沒找美國團隊打中國市場,而讓台灣團隊去找新的營運模式,這種模式其實是風險更小一些。

結論:有效經營離不開對於機會與人才的掌握,而管理的核心任務是在,創造一個讓人才實現機會、創造價值的組織平台。在具有獨占機會的環境下,管理的有效性 高低應不至於影響結果;但在快速變遷的競爭環境下,領導風格與管理適配度便扮演關鍵性角色。強人領導模式具有決策快速與行動靈活的優點,但威權管理模式的 紀律很可能抵消組織的創新反應能量。面對跨國營運的管理挑戰,新興跨國企業若能在強人領導與決斷力支持下,兼容多元菁英人才的創新與變革動能,仍可能發展 出文化適配的雙元管理模式。


集體 決策 還是 老闆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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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頭 中國股票市場誰說了算?

http://slamnow.blog.163.com/blog/static/19931823620111119111040205/

最近,投資界人士的飯局有兩大時令特徵,一是午餐時間延長到一點以後了,因為市場太差無心看盤;二則是大家開始深度探討,雖然市場或者個股——從技術到價值——都說不出所以然。

深度探討的主題往往是:這年頭,誰說了算?

賣方:根本就說不上話

賣方研究員們一般是不好意思在這個話題中談及自己的,基金一哥王亞偉早就定了調——明年的十大牛股一定不在券商的十大金股裡面。

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一年到頭依然勤勉地調研上市公司、認真地計算財務模型,期待著能夠把握行業的整體趨勢、個股的主要信息,能夠在買方機構面前侃侃而談、有問必答,從而,慢慢建立自己的行業影響力以及獲得更多的佣金派點。

「賣方根本就說不上話,能夠把握行業趨勢就很不錯了。」入行兩年後,研究員老馬就想明白了。比如上市公司增發前,老總們的手機全天暢通,一增發結束就立刻忙音。再比如,有個剛入行在外資賣方做的研究員,發佈了一篇某個股的賣出報告,重倉該股票的公募基金一個電話過來,她就下崗了。總之,老馬總結,「上市公司有市值增長需求,公募私募有資金拉動,比什麼模型、價值低估以及新財富研究員推薦都管用。」

公募:我們喪失了話語權

當然,王亞偉也說了,十大牛股也不在基金的十大重倉股裡面。但是,公募基金資產管理規模從巔峰期的三萬億跌落到兩萬億,他們也怒並無奈著。

公募基金投資總監老徐拍著桌子,「把話語權拱手讓與私募,這是公募基金的恥辱!」 基金好漢當年勇,比如當年中國船舶[26.48 1.53% 股吧 研報],眾基金前呼後擁,股價一舉攀至300元。彼時,2005年,公募基金持股市值達到峰值的46.72%,此時,已經跌去了四分之三,一位上市公司的董秘就曾憂心忡忡地詢問賣方研究員,某某基金重倉我們好幾年了,「這怎麼辦啊?」言下之意,公募重倉,就沒有其他「神仙」會來,股價怎麼漲啊?

但自2007年陽光私募大規模生長,熊市幾年來,私募精英以正收益的成績單把公募精英逼得灰頭土臉,同時攻城略地,擠佔了資產管理行業的大塊蛋糕。

當然,基金也有無奈之處,比如倉位限制導致的自身擇時限制(假使基金具備擇時能力的話);再比如這麼多年基金也難以和上市公司平等談判,最近重慶啤酒[34.88 -10.01% 股吧 研報]完全不理會大成基金的抗議就是典型案例。

私募:小非說了才算

私募老王這些年重返公募的念頭就沒斷,雖然他這些年也曾問鼎私募業績排行榜。老王發現,全流通的市場,以及隨後的創業板、中小板,中國巴菲特的夢想顯得越來越遙遠。「公募說了不算,私募說了也不算,『小非』說了才算。」老王說,在產業資本的十幾倍、幾十倍盈利的變現需求下,任何資金買盤都是無力的。

老王現在的策略就是,有小非的個股不碰,董事長增持的股票就可以考慮買入。他曾經試圖勸說小非,小非一句話,老王就沒詞了。「給我一個不賣的理由!」某小非2007年以2元成本進入某食品公司,今年公司中小板上市,目前尚有30倍市盈率。此小非不僅一定會變現,而且還非常著急變現,「變現趕緊再入股再上市再變現!」

中國股票市場誰說了算,似乎水落石出了。

年頭 中國 股票 市場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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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木頭值多少錢誰說了算?——「國家紅木標準」制定前後

http://www.infzm.com/content/79417

中國人認為有重量的東西都有價值,所以東西一定要「重」,這是中國硬木流行並珍貴起來的原因之一。

重新認識到硬木的珍貴後,大部分中國人並不知道木頭和木頭之間的區別,這讓硬木成為惡意炒作的對象。

國家頒佈的紅木標準,不能為藏家認同,也不能為廠家認同,前者認為所謂的科學手段並不科學,後者認為「自己的紅木怎麼沒在標準裡」。

市面上流通著五花八門的木頭標準,標準的背後,是一串串利益鏈。

中國所有軟性木材都是科學命名:榆木家具是榆樹木材做的,核桃木家具取材自核桃樹,但古代中國的硬木木材,在科學分類上都找不出。

「沒有一棵樹叫黃花梨樹,沒有一棵樹叫紫檀樹,沒有一棵樹叫烏樹。為什麼呢?中國早期所有硬木進來時,來的時候就是木頭了。」觀復博物館館長馬未都說。

這些沉而貴重的木頭,並非中國本土出產。當時的文人憑自己的感受對木頭做出非常直觀的命名,命名多半與木頭色澤相關:剖開是黃的,就叫黃花梨;剖開是黑的,就是烏木。

黑色的紫檀不叫黑檀,是因為剛剖開時這種木頭是紫紅色的,時間長氧化後才成了黑的。

進口的黃花梨在清乾隆年間大肆使用後就沒有了,海南黃花梨又運不出來,就用紅木代替,人們對紅木的關注才多起來。

1985年,王世襄編著的《明式家具珍賞》出版,木頭販子按圖索驥,開始將木頭家具走私到國外,同時也讓海南黃花梨身價暴漲。1987年,林業部把海南黃花梨的樹種命名為「絳香黃檀」,其木材則依然統稱為「海南黃花梨」。

重新認識到硬木的珍貴後,大部分中國人並不確切知道木頭和木頭之間的區別。對木頭認識的模糊性,使硬木成了惡意炒作的對象。

海南黃花梨從2002年的每噸2萬,炒到2012年最高2000萬一噸——此前木材每斤價格不過一元。為了避免惡意炒作,王世襄曾建議國家能為紅木製定一個官方標準,但這並非易事。

是「紅木標準」,不是「硬木標準」

1998年,中國林業科學院副研究員楊家駒接到上級要求,為紅木製定一個國家級標準。

「上面只給了1000元經費,在職的不願意搞,就把我這個退休的找來了。」楊家駒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1928年出生的楊家駒,專著涉及核工業、軍事以及橋樑用木等,此前楊家駒對紅木沒有任何涉獵。

他很快發現,作為一個科學家,研究紅木時,他面對著科學外的巨大困難:中國人不瞭解硬木,沒人確切知道這些木頭來源於什麼樹種。

思考了很久,楊家駒決定採用國際通用的一種木材顯微鏡來鑑定哪些硬木可以稱為名貴木材。

他花了兩個月從北京一路南下到廣州,從故宮和各家老字號工廠取得木材樣本。1000元的研究經費根本負擔不起昂貴木材,他的木樣大多來自故宮建築修繕後的剩木和工廠的廢料。

把這些木材做成切片,在顯微鏡下觀測組織構造,再根據觀測到的特徵對照植物學分類,為木頭尋找它所屬樹木的名稱。根據經驗與學識,楊家駒把昂貴的硬木劃分為5屬8類33種。

慎重起見,他還按這33個樹種的拉丁文名,向美國一家收藏樹木標本的博物館要來了對應樣本,進行二次對照。

兩年後,楊家駒初步確立了自己的硬木系統。為這個標準命名時,他迎來了一個新困難,「中國傳統硬木」並不是一個學術名詞。楊家駒思考很久,最終決定叫「紅木標準」,而不是「硬木標準」。

「紅木」在古代並不是硬木的統稱,而是與它們平行的木種,是紫檀和黃花梨逐漸消失後,出現的替代它們的木頭。但「硬木」的名稱和英文「Hardwood」重合——國外所有闊葉樹都統稱「硬木」。

「市場已經大量地把硬木統稱為紅木,把這些硬木製作的家具統稱為紅木家具。」楊家駒決定給這個標準命名《紅木》。「紅木」這個名字在拉丁文里根本不存在,就用拼音「Hongmu」。

「隨著傳統硬木材料被消耗殆盡,哪個東西能進入名貴硬木標準,身價就會漲得非常快,很多非洲劣質的木頭,後面綴上黃花梨字樣,就賣得很高很好。」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藏家說。

「事實上非洲木頭很少能有昂貴的價值,」馬未都說,「世界上最好的木材來自東南亞。黃花梨等硬木之所以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是它的木性決定的——它外觀與脾 氣都特好。我們看到的一些南美和非洲木,往往表面看著好,但內在特別不好。容易開裂、變形,內應力不好,按過去工匠的說法就是性大,脾氣大。」
「科學」與「文學」之爭

楊家駒深信自己代表了科學:「以前紅木都是故宮的那批文人雅士搞出來的學術,他們只懂造型與工藝,不能從科學的層面研究木頭。」

當楊家駒用植物學的方法制定了紅木標準,進而強迫市場使用這種方式對紅木進行命名與分類後,他受到了很多質疑,馬未都是其中一個。

馬未都主張用文學與美學詮釋中國硬木,他認為中國硬木從誕生起就屬於文學範疇,用科學解釋文學是無力的。

「很多人不懂科學,就認為科學高高在上。但科學在社會學金字塔中是最底層的。科學上面是文學,再上面是美學、哲學、玄學……科學可以學,越往上越不 能學。」在馬未都看來,用科學研究紅木這個「文學事物」,就像用最先進的計算機來解釋唐詩哪個好哪個不好,「研究的結果就是個笑話」。

與此同時,這份標準要求所有的商家出售家具時,必須寫上科學的木材樹種名稱,問題隨之出現。「即便我把名字寫上去了,你也沒法鑑定。」馬未都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世界上鮮有機構可以僅僅通過一塊細小的木片就準確判斷它的樹種。美國農業部下屬的木材解剖研究中心認為:在高放大倍率顯微鏡下通過解剖學特徵來鑑 定,準確度往往只能達到「屬」。一般只有熱帶樹種可準確至亞屬,在罕有的案例中,溫帶木材才可至亞屬。而在楊家駒頒佈的「國家紅木標準」中,硬木的明確樹 種名稱有33種。

紅木標準頒佈後,很多人請楊家駒所在的研究所鑑定木頭。經歷很多艱難的嘗試後,楊家駒也承認,用這種方法做到準確是「非常困難」的事。

「紅木標準」背後的利益

中國人對一種事物的愛與追求往往是毀滅性的。中國市場大部分優良硬木來自老撾、印度與緬甸,東南亞很多森林因此荒蕪。大部分國家對木材出口閉關,市場上很多昂貴木材都通過走私獲得。

商家不斷哄抬黃花梨的價格,為證明這種木材的稀缺,往往把黃花梨的生長期說成500年以上。

「海南黃花梨100年左右就已經長到了自己的極限。它的壽命一般是500年,但成長期是100年,這就像你20歲已經不再生長,但你能活80歲。很多商家偷換了壽命與成長期的概念,故意把它說成是很難成材的與稀少的。事實上,海南黃花梨並沒有稀缺到這個程度。」馬未都說。

在楊家駒沒有主動申請的情況下,《紅木》標準獲得了2001年第一屆中國國家標準獎三等獎。「這個獎的獲得者大部分跟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是對吃、穿、用的東西的一個全面評價。」楊家駒說。

從誕生初始,這份旨在規定哪些木材才是中國傳統硬木的標準,主要用途並非體現在學術界,而更多是用於規範市場與指導消費。

紅木曾是個小行業,不太多的資金就能控制整個盤子,最終操縱價格。紅木的身價一般只是一些小集團的利益,利益爭奪的關鍵,就是他們囤的木頭能不能被界定為名貴木材。

楊家駒研究紅木的兩年裡,向上遞交了兩次意見稿,等待國家的修改意見。這段時間,很多工廠對他的研究結果迫不及待,這些工廠大部分是楊去取樣的老字號工廠。在正式稿頒發之前,他們就已經用意見稿去面對市場了。

「買的人不知道,賣的人也不知道,他們很急,說我就執行你的徵求意見稿了。」楊家駒說,市場混亂,對工廠而言,如果自己的木頭得到國家認可,就能順理成章地讓消費者接受自己的價格。

《紅木》國家標準後,出現了很多新的硬木標準,這些標準的關鍵都是旨在自己增加新木種。

楊家駒辦公桌上,一本《中國深色名貴硬木家具標準》規定了三類昂貴硬木。楊家駒的「紅木」只是其中之一,另兩類是新木種。這個標準不再由林業部制定,而是與市場更加密切的輕工業聯合會。在贊助方中,南通紫光藝術品等品牌赫然其上。

楊家駒指著這個標準封面上方的編號說:「這只是行業標準,國家沒有批准。只有我的標準才是國家惟一真正批准的。」

「標準頒發後,很多人希望我增加種類,我拒絕了。」楊家駒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擴大紅木樹種範圍這件事上,他與廠家產生了極大分歧。「如果標準要修 訂,只能是故宮發現了一個新木頭種類,或者民間發現了一個真正文物性質的新品種。如果只是商家想增加,那不可能,你即使增加國家也不承認。」

不過2012年出台的一部《紅木家具通用技術條件》,已然被圈內人稱作「新國標」。

這份新標準終止了楊家駒對紅木的細化,較為寬泛地指出:在選擇紅木家具用材時,可以不斷擴展使用新的樹種資源,包括欠知名樹種資源。也就是說,更多出身不明的樹種、木材,將成為新的「紅木」。


什麼 木頭 多少 錢誰 說了算 國家 紅木 標準 制定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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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郭台銘說了算 衝得過40年天險?


2013-01-21  TWM
 
 

 

龐大鴻海帝國裡,待在郭台銘身邊的一級主管們,流傳一個要在郭董身邊生存下來,必須了解的「撞牆理論」:

「董事長(郭台銘)過來,叫你把那堵牆給我打掉,你知道那堵牆是承重牆,不能打掉,打掉會出事,所以他說打,你說好、好、好,但沒真打。隔幾天他又想起來,說『上次叫你打那牆,你怎麼不打?』你再說好,拿起鎚子、作勢要打。第三次他又說『叫你打,你怎麼不打?要罰你。』你就把那不重要的地方敲掉一點。」

「第四次(郭台銘)再來,發現牆還在!祖宗八代都罵了,『好,你說的喔!你叫我打的喔!』把那牆給打掉了,打掉以後房子當然垮了,下次他來一看,房子怎麼垮了?『欸,董事長你上次叫我打的啊!』他就會回你說:『那我叫你跳樓,你也跳樓啊?』」

一位鴻海集團前高層主管,用這個「撞牆理論」向《商業周刊》形容郭台銘的管理作風,充滿亞洲家族人治企業作風,迥異於西方現代企業的制度管理思維。 鴻海又大又亂!

自創模式,全面衝撞西方管理學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這麼亂的公司,還能長到這麼大!」這是一位台灣專精管理學的知名教授,長期觀察鴻海集團後,說出的評語。

這些看似感嘆、又似挖苦的評論,背後只說明了一件事:鴻海管理模式獨樹一格,別想把MBA裡的公式,套到它身上!

鴻海,營收刷新台灣民營企業紀錄,全球最大民營製造業雇主,近一百五十萬名的員工數,直追全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規模;郭台銘自己都說過:「我找不到管理一百萬人的書,在台灣,也只有郝柏村帶過一百萬人的部隊!」

三十九年來,鴻海發展出與商學院MBA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一位管理學院教授觀察:「他(郭台銘)正在挑戰這些(管理學)理論!」一邊是百年歷史的西方管理學,一邊是以郭台銘自創的「鴻海模式」,決戰點就是《財星》五百大企業平均壽命四十年的天險。

衝撞一:小老闆O經理人X鼓勵領導人爭權奪利,為集團謀利

如何讓公司規模壯大,卻仍保有小公司的彈性?這是西方管理學發展百年以來,不斷追尋的答案;但誰也沒想到,發跡於台灣的鴻海,竟然做到了!

「他(郭台銘)創造了『Entrepreneur management style』(創業管理風格),怎麼能夠做到身軀龐大又靈活,效率化又有創新,本來就是管理的挑戰;實務上除了鴻海,只有韓國三星電子是比較接近的,」台大管理學院教授李吉仁認為。

郭台銘怎麼做到的?答案很簡單,鴻海不要專業經理人,只要一個個小老闆。

兩者有何區別?管理學教授解釋,「你規定的事情,我盡其所能都做了,但不保證一定達成,」這是管理;但郭台銘只會問說,「這事情是不是該你負責?」是,你就要把它弄出來,沒弄出來,晚上都沒睡覺、累垮了也沒用。「這就是leader(領導者)、是『老闆』,而不是『專業經理人』(Business Administrators)。」

但要怎樣讓經理人變成有創業精神的老闆?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利」。

他們得先替自己的事業單位謀利、在集團內奪取資源,達成既定目標,才能在年終時替自己謀利。

一位鴻海主管的月薪可能只有新台幣十五萬元,但如果他達成郭台銘心中的目標,年薪可高達一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千八百九十五萬元)、甚至兩百萬美元,一差至少就是十五倍。

然而,在這種「爭權奪利是好漢,開疆闢土真英雄(郭語錄)」的氛圍下,企業要付出的成本,是人跟人間只存在競爭,而不是信任,無法互相取暖、互相合作,「大家表面上合作,骨子裡競爭,」一位前鴻海幹部說。

衝撞二:一日三變O組織穩定X避免腐敗生爛,人事架構說換就換

現代的管理學理論中,強調組織變革必須是計畫性的,這是指組織本身依據長遠的願景進行有計畫、有系統的調整,而非任意投下巨石。

然而富士康國際控股(FIH)內部流傳一個故事:董事長陳偉良香港出生、七歲移民美國,到FIH後重拾中文,因為鴻海的組織變動過快,因此他第一個學會的中文名詞,就是「組織」。

印尼投資案的負責人,光是去年就換了四位;與學校的合作案,短短幾個月前後指派了六位以上;鴻海的組織架構,只要集團有需要,隨時更動。

「他(郭台銘)深信,穩定之後生腐敗,腐敗之後生爛的道理,因此他不會讓組織有休息的時間,」一位管理學教授指出。

衝撞三:集權管理O共同決策X緊抓權力,全鴻海只有郭董一個腦袋

台灣大學副校長湯明哲認為,公司應建立五至七人的決策團隊,決策品質遠比一人決策更好。管理學上因為一個人的決策容易有死角,再加上體力和時間的限制,無法突破八個人的管理極限,稱為「管理跨距」(Scale of Management)。

但這個理論,在鴻海完全不適用。「全鴻海只有一個腦袋!就是郭台銘,」一位鴻海前主管說。這不只是因為郭台銘擁有別人所沒有的獨到眼界,也因為他緊抓住三大權力:錢、跨事業群決策、客戶。

「事業部要打破框架,肯定要投資;要做新產品,也要有錢,這都得郭台銘拍板同意,」一位鴻海前主管說。

二是跨事業群(BG)的協調權。對外,鴻海是一條龍垂直整合,但對內,卻是上下游各事業部互相競爭的,為了保持戰鬥力,彼此看不到帳目,「鴻海人在家裡拿零件,可能比在外頭買還貴,因此事業部主管要懂得拿捏分寸,既要照顧集團利益、又不能損及自家獲利。」

當雙方各自謀利、無法達成共識時,郭台銘就是最後的仲裁者。

郭台銘以集團利益至上的方式考量,對於因而損及利益的那一方,則用年底分紅來彌補。事業群間拍板的權力抓在郭台銘手上,「雖然他必須花很多時間與精力處理此類議題,但換來的是『所有人都要聽我的』,」一位學者指出。

客戶也知道,一百五十萬人的集團,最後能拍板的只有郭台銘,因此最關鍵的議題一定留到最後跟他談。這也是郭台銘為什麼永遠交不了班,因為其他人都必須授權自他,不僅永遠也做不到他的格局,也永遠都要郭台銘來做最後決定。

衝撞四:拖到最後O時間管理X不到最後一刻,無法確定下個行程

西方管理學中,認為要把時間精確切割、確實利用,才能創造效益最大化。但在鴻海,就連郭台銘也說不定隔日的行程,不到最後一刻,沒人說得準他會不會現身。

以二○一二年底富士康中國年度盛事──「富士康之星」為例,有十五位得獎者必須由郭台銘親自頒獎,為了搭配他的時間,舉辦日期與地點一波三折,時間從去年十一月延到十二月、今年一月,最後在大會舉辦前五天,定案為十二月二十九日,地點也從原訂的深圳突然改到河南鄭州,近四百人的行程跟著他變動。

衝撞五:小事也管O分層授權X沒有郭董簽核,主管不准出差或休假

郭台銘直接管理的人,約有上百人。這上百人的出差單,郭台銘不僅會逐一閱讀,而且還是親手寫下批示,絕不假手電腦。

出差申請單裡,必須詳填哪一天出門?班機?出機場後要見誰?幾點回飯店?會議目的與效應?何時回來?精細度是以每小時為單位,絲毫不得馬虎。

只要郭台銘覺得層級不合適(例如鴻海高層只見到對方的中階主管),或是效益不顯著,就直接駁回。但送出差申請單的時間也是門大學問,提早送,會被責問:「那麼早送來幹嘛?」太晚送,又趕不上出門,因此主管們一送出,就開始提心吊膽。

鴻海的高階主管別說任意安排休假,就連出差沒有郭台銘的核准,誰也不得任意出門,因為開會時若無法隨傳隨到,可能會有被「炒」的危機。

面對成長趨緩的現實,郭台銘認為,危機在別人、不在我,因為亙古不變的是,一定要製造,這不會被取代。李吉仁也認為,只要郭台銘在位,鴻海就能化險為夷。

只是顛覆了管理學鐵律後,現在,郭台銘要面臨的是「財星五百大」的天險極限。

四十年的平均壽命,來自西方上千家大企業的平均值,已邁入第三十九年的鴻海,還有一年就碰到這個「成長的極限」,郭台銘能否以東方帝王學般的管理風格,衝破《財星》五百大企業四十年壽命魔咒,是郭台銘站上高峰後下一個最大挑戰。

【延伸閱讀】郭台銘徹底顛覆管理理論

管理學這樣教:推崇專業經理人效率來自穩定的組織5至7人共同決策效益最佳;1個人受限體力與時間,最宜管理8人以內時間管理透過事先規畫,達到指引與優先排序

鴻海這樣做:郭台銘只要小老闆組織一日三變郭台銘高度集權,一個人管上百人郭台銘與主管不到最後一分鐘,都難確定行程

整理:王毓雯

永遠 郭臺 臺銘 說了算 衝得 得過 40 天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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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說了算VS按市場規則辦 北京銀行監事長更迭風波

http://www.infzm.com/content/85713

一條微博,引發一場上市銀行高管任命的大爭論。人們希望,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一次次這樣的摩擦中日益清晰。

「任大砲」又發飆了!

2012年1月15日下午1點多,短短幾分鐘,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以北京銀行董事的名義,連發數條微博,在他有著1300萬粉絲的新浪微博上,向北京國資委「開炮」。

他抗議北京銀行的二股東——北京市國資委,未經股東大會同意就以行政命令撤銷任期未到的原監事長,任命不是監事的人擔任監事長,「令中外所有董事震驚和憤怒」。

當晚,北京銀行發佈一則公告,披露了新任監事長強新的誕生過程。公告稱,1月8日該行第四屆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決議,同意史元辭去監事長之職,同時依照法律程序,經該行監事會提名委員會資格審查,選舉強新擔任監事長。

新監事長強新的簡歷顯示,她此前曾擔任北京市國資委黨委副書記、副主任等職。於是,一場關於「央企高管任命行政化」的討論在網上發酵。

然而,在此之後,任志強卻沉默了。當晚,他將相關微博刪除殆盡。

「先上車,再補票」

北京銀行新監事長任命過程是典型的「先上車,再補票」。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任志強和外資股東方之所以沒有繼續抗議,是因為他們和有關方面已經達成了諒解。政府方面承諾,北京銀行今後的高管任職會按照市場規則辦理。

該名知情人士還稱,事實上,政府方面還把說服外資股東不採取行動的任務交給了任志強本人。所以任志強發完飆之後,才會在微博上又稱:奉直接領導指示,此事不宜公開討論,故將相關微博言論刪除。

根據北京銀行三季報顯示,華遠地產所在的母公司華遠集團持有北京銀行1.34%的股權。在北京銀行十大股東中排名第七。北京市國資委下轄的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是北京銀行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8.84%。來自荷蘭的外資股東ING BANK N.V持有13.64%的股權排名第一。

南方週末聯絡外資股東ING BANK N.V採訪,未得到回應。

就在任志強發飆的15日當晚,北京銀行發佈《關於監事長更替的補充公告》,對更換監事長一事作了補充說明。公告稱,2012年12月27日,該行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規定,依法召開職工代表大會選舉強新同志為北京銀行職工代表監事。

此前的2013年1月10日,北京銀行已發佈了兩份公告,一份《關於監事長辭職的公告》,稱該行收到了監事長史元的辭職申請,並對史元的貢獻表示感謝;另一份是《第四屆監事會第18次會議決議》,稱1月8日的會議上,通過關於選舉強新女士擔任監事長的決議。

北京銀行的連串公告,意在說明更換監事長符合法律程序。

輿論由此開始質疑任志強失職和混淆視聽,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上市公司早已發佈公告廣而告之的事情,作為董事卻毫不知情,只能怪你自己失職;二是北京銀行佔股比例為5.08%的第三大股東——北京能源(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也是北京國資委全額控股公司,兩者股份相加為13.92%,超過了第一大股東,北京國資委不能算是小股東。

對此,知情人士表示,任志強自2004年6月就開始擔任北京銀行董事,目前已經擔任了三屆,職工監事的選舉不用通過股東大會,也不需要知會董事,只需要通過職工代表大會選舉,這些他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發飆,主要還是北京銀行的公告和選舉程序有問題——北京國資委對新監事長任職的決議是2012年12月27日發出的,在公告之前。

也就是說,在北京國資委下發了對新監事長的任命15天後,北京銀行才於2013年1月10日公告和1月15日補充公告前任監事長史元辭職、強新當選,這個過程是典型的「先上車,再買票」。

至於北京國資委並非小股東的問題,該名知情人士表示,北京銀行那些對此不滿的中外股東,包括任志強,都認為,北京國資委不直接持股,無權直接免除現監事長並任命新監事長。如果「硬要做」,也應該通過持股股東來行使權利,比如由持股股東推薦。

至於監事長更替的原因,北京銀行給出的理由是史元到了年紀。不過,任志強早前在微博上就曾經回應過,史元前任的幾任監事長均為高齡任職,這個理由並不合理。

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任志強既是微博控,同時也是體制內人,他當然知道那些微博並不會留存太長時間。但任志強還是選擇公開大喊一嗓子,主要是希望能讓政府相關部門引以為戒,今後不要再做出這樣侵害股東自主權利的事情。他不再公開發聲,也是選擇相信北京國資委經過此事後會改變做法,尊重股東在公司治理上的自主權利。

怎樣成為上市銀行監事長

強新的公開履歷顯示,她早年在西藏電力系統工作,後在西藏駐京辦任職十餘年,2007年進入北京市國資委後,主要分管黨群工作處與離退休幹部處。嚴格說來,強新實際上並沒有5年以上金融從業經歷。

從北京銀行的公告可知,強新是先被選為職工監事,然後再被選為監事長的。

根據公司法相關條例,職工監事是指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會中代表職工利益,檢查公司財務,監督董事經理活動的,由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的職工充任的監事。

新任強新公開履歷顯示,她現年58歲,從2010年8月擔任北京銀行黨委副書記,是北京銀行的職工,並非從北京市國資委空降。被職工大會選為監事,並沒有不合法之處。

不過,於2005年初至2011年擔任過深發展銀行兩任監事的管維立告訴南方週末,上市股份制銀行和一般上市公司不同,受到證監會和銀監會的雙重監管。

上市銀行監事會的組成成員有特別要求,分為股東監事、外部監事、職工監事三類,各佔一定比例。前兩者需要通過股東大會選舉通過才能擔任。職工監事則只要職工大會選舉即可。

但所有監事在提名之前,必須先通過銀監會的審核。對監事任職審核是根據2002年6月7日開始實施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來進行的:第六十一條對監事的任職資格、產生程序、權利義務有具體的規定,其中提到監事應當具備履行職責所必需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並符合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條件。

對於強新被北京國資委提名為職工監事人選,管維立認為無可厚非,和外部監事及股東監事相比,職工監事相對沒那麼嚴格。但對其能否擔任監事長,他覺得應該仔細考量。

指引第六十二條提到,監事長至少應當具有財務、審計、金融、法律等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

根據2000年3月24日開始發佈實施的《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辦法》,擔任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董事長、副董事長、監事長、行長、副行長,應具備本科以上(包括本科)學歷,金融從業8年以上或從事經濟工作12年以上(其中金融從業5年以上)。

一位擔任上市證券公司獨立董事的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則認為,如果在上級主管單位分管相關金融工作,也算金融從業。

不過管維立並不同意這種看法。對於監事長的任職審核之嚴,他有切身感受。

2005年他作為股東監事進入深發展銀行監事會,一年之後,被大股東提名為監事長人選,但最後他沒能當選,因為銀監會的審核沒通過——理由正是認為他沒有5年以上金融工作經驗。

事實上,管維立過去不但在國資委前身——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擔任了三年的企業司副司長,之後還曾在美國通用電氣金融公司擔任亞太地區副總裁多年。但銀監會要求很嚴格,就是沒通過。

在管維立的印象中,當時銀監會對監事長卡得很嚴。畢竟監事長的主要職責就是防控風險,擔任者必須要非常熟悉銀行的全面工作。因此所謂的工作經驗,必須是擔任過銀行實職工作至少5年以上。即使是作為上級主管單位分管金融工作也不算,如果沒分管過,就更加不行。

強新的履歷,是否符合上市銀行監事長的嚴格要求?

公開履歷顯示,她是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專業是經濟管理。她的任職經歷,則是從1987年開始任西藏山南地區沃卡電廠黨委書記、副廠長,此後進入當地電力局,1992年起任西藏駐京辦副主任、主任多年,直到2007年進入北京市國資委,兩年後任黨委副書記、副主任、中心管委會委員。

在北京國資委工作期間,強新主要是分管黨群工作處(黨委組織部、黨委統戰部)、離退休幹部處。從媒體的公開報導看來,強新也主要出現在黨建工作領域。

如此看來,強新實際上並沒有5年以上金融從業工作經歷,很難說具備監事長任職資格。

截至發稿前,南方週末曾就此問題多次聯繫北京銀行董秘和銀監會相關部門,均未得到回覆。

上市公司中的前政府官員

「上市公司中的前政府官員」這一現象並不罕見。

事實上,像這種政府官員進入上市公司的情況,並不罕見。

《投資者報》曾經在2010年中旬就上市公司的官員比例做過一次專題調查。調查發現,截至2009年末,A股1676家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請了前政府官員甚至現任官員作為公司高管。

這些公司聘請的前官員總數達到1599人,佔A股全部三萬多名高管總人數的比重達到5%。超過七成的官員是去有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這些前官員中,有275人的原官職為科級及以下級別,其餘1324人的官職均為處級或處級以上,有11人為副部級以上高官。

在這個調查中,可以看到不少上市銀行的高管是前政府官員:光大證券董事長唐雙寧曾為中國銀監會副主席;交通銀行董事長胡懷邦曾為中國銀監會紀委書記,監事鄭力曾為國家審計署副審計長;南京銀行董事長林復曾為南京市財政局副局長;工商銀行獨董許善達曾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興業銀行獨董許斌曾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

管維立認為,如果行政安排的高管人選的確具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加上他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歷練和人脈,對上市銀行來講,是好事。

但他並不否認,職工監事這個途徑,完全可能淪為政府變相安排上市企業高管的制度通道。

畢竟,現實中雖然有銀監會和證監會的雙重監管,但政府部門在有國資背景的上市銀行安排高管並不困難。

目前,對於國資背景上市銀行的高管,尤其是「三長」(董事長、行長、監事長)的上任,一般做法是先由組織任命黨委書記等相應職務,再走董事會、股東大會等公司決策相關程序,而後當選董事長、執董或監事長,「象徵性」地完成一個公司治理程序。

組織任命過程並不會徵求股東意見,即使是大股東。在組織任命之後,董事會和監事會即便有不同看法,通常情況下也難以改變什麼。而選舉職工監事的職代會、工會等組織,本身就更加容易被控制。

政府 說了算 VS 市場 規則 北京 銀行 監事長 監事 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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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廠商資格誰說了算?

2013-08-26  TWM
 
 

 

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雖上路,但有個問題卻須先釐清,那就是誰來決定哪些廠商可在區內經營?

廠商若在示範區內經營,其收入高於區外經營收入,二者差距構成區內廠商的租值。這意味著在示範區內經營的資格,乃是一種稀缺資源──誰可在示範區內經營,誰就可獲得較高收入。

這個資格既可使廠商創造較高收入,它就會引進爭奪,也就是說,這個資格是有價的,這就如天上掉下一塊餡餅,也會因眾餓漢爭奪而有價,只是這個價未必是市場價格,而會因分配方式不同而有不同形式。

如果「在示範區內經營的資格」是由政府分配,它就須設立某些標準來篩選眾多競爭此資格的廠商,但符合這些標準的廠商,未必是能在區內創造出最高收入者。而要符合政府設立的這些標準,廠商就要付代價,或許是經營者或業主要有什麼特殊身分、登記地須在何國,或是跑公文與官員送往迎來,廠商為符合這些標準所付的代價,抵銷了他在區內經營時可提高的收入,對社會生產毫無貢獻,這就是租值消散。

如果這個資格是以市場分配(例如拍賣)進行,廠商想進入區內經營,須出價競標打敗其他競爭者,出價最高者,將會是預期能運用此資格創造出最高收入者。若某廠商預期無法在區內創造出更高收入,它在競標過程中,就會敗給那能創造出更高收入的別人,市場確保能進入此區經營的人,就是能發揮「在示範區內經營」這項稀缺資源最高生產力之人。

在競爭之下,廠商願付多少錢競爭這個在區內經營的資格?在邊際上這個資格之價,將正好等於廠商在區內、區外經營收入之差。假如某廠商在區內經營的收入現值,比他在區外經營收入現值高出一百萬元,那麼在邊際上他願意花一百萬元買下這個資格。

為了買下這個資格,廠商須先對社會生產有貢獻,也就是先創造出一百萬元的收入,才有錢買下這個資格。或廠商須先貸款,買下資格後至少創造一百萬元收入。不論如何,出價得標者,必是對社會生產有貢獻者,因此由市場分配稀缺資源,是不會有租值消散的。

同時,區內經營資格若由政府分配,就不容易看出這個資格對廠商助益有多大。但此資格若按價分配,大部分廠商如果預期在區內無法創造比區外更高收入,他們就不會去競標這個資格,這個資格就會跌價,這是最快也是最能看出自由經濟示範區這個政策有無效果的方法。

既然名為「自由經濟示範區」,那就將自由經濟進行到底,想發揮這個政策最大效果──也就是使區內廠商發揮最高生產力,就先從區內經營資格由市場分配開始。

示範區 示範 廠商 資格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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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究竟是不是標兵?經濟數據說了算!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2008

上週,德國媒體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默克爾手機,德國召見美國駐德國大使,奧巴馬緊急出馬,安撫默克爾。

德美外交風波還未得到完全緩和,美國本週將矛頭指向德國。

週三,美國財政部公佈半年度匯率報告,攻擊德國經常賬戶的巨額盈餘對歐元區乃至全世界經濟造成通縮壓力。

週四,德國迅速還擊。德國經濟部發公告表示,德國的貿易順差一方面反應了德國強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表明全世界對德國產品的信賴。德國議員Michael Meister認為德國因為自己的成功(經濟競爭力強、失業率低)受到了指責「令人難以理解」。

那麼德國究竟是不是「標兵」?我們讓經濟數據來回答:

經濟增長:據IMF 最新公佈的預期,2013年,德國GDP預期增長0.5%;2014年,GDP預期增長1.4%。德國經濟增速相比美國要慢,美國2013年GDP預期增長1.6%,2014年GDP預期增長2.6%。

失業率: 德國經濟的緩慢增速並沒有影響到德國的勞動市場。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德國目前的失業率為5.2%,為1991年來最低的水平。德國目前的低失業率主要依靠高效的生產率。10年前,德國對其勞動市場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產效率。這場改革起初進展得也不順利一一2005年4月,德國的失業率高達11.5%。今天,德國希望歐元區其他國家倣傚德國的勞動市場改革。2008年3月,歐元區的失業率是7.3%,2012年,歐元區的失業率是12.2%。

貿易:2012年,德國經常帳戶盈餘佔德國GDP的6.9%。2008年以來,德國經常帳戶盈餘佔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IMF預計,德國經常帳戶盈餘會持續增長到2018年。這對德國經濟可能是有益,但會造成歐元區其他國家的不平衡性。

通脹:德國10月CPI年率是1.2%,而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年率是0.7%。德國專注出口的政策對歐元區其他地區造成了通縮的壓力。

德國政府債務2012年,德國的債務佔GDP的比例達到了峰值一一81.9%,遠遠高於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60%上限。德國政府希望在未來的幾年內實現財政盈餘來降低債務比例。IMF 預計,2018年底,德國債務佔GDP的比例將下跌至68%。

德國家庭債務:2011年底,德國家庭債務佔GDP的比例為59.8%,而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家庭債務佔GDP的比例為69.1%。2010年底,德國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91.1%,而美國同期數據為122.5%。

德國國債收益率:目前,德國10年國債收益率是1.69%,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2.56%,日本是0.58%。 市場認為德國政府不會很快就出台新政策。如果投資者認為德國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會出現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拉動內需的政策引起的),那麼德國的國債收益率將大幅提高。

德國 究竟 是不是 標兵 經濟 數據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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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看哪部電影都是女生說了算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325

《單身男女2》海報 (豆瓣/圖)

“其實現在香港女演員能選擇的越來越少,都沒有什麽新出來的、比較適宜的演員。舉例出來的人,能講可以的也就是張柏芝了,但她搞成這樣子,誰敢要她去搞愛情啊?”

“以前是英雄時代、大俠時代,女人只是男人旁邊的一個配件。現在女人可以主導一個公司,甚至主導一個國家。”杜琪峰的《單身男女》無論1還是2,都是女生占主動優勢,幾個男生等著女生來做選擇,這是一個童話,還是社會現實?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帶你了解導演杜琪峰。

“這次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講‘低俗’和‘通俗’這句、哎呀,好得不得了。”香港導演杜琪峰的普通話還是不太標準,但這並不影響他能熟練地使用“中國夢”、“中央造”,以及剛剛學會的“暖男”,“低俗是很爛的玩法,就是笑笑算了,沒有腦筋的嘛。通俗是人生活的一部分,有自己基本的可以流傳下去的玩法。”

2014年10月末,杜琪峰和他的老搭檔韋家輝來到廣州為《單身男女2》宣傳,這是銀河映像出品中,“通俗”的部分。

作為光棍節檔期電影,《單身男女2》確實符合這個檔期的觀影需求:一個坐公車上下班的公司女白領高圓圓,一個不會泊車的“女司機”股神楊千嬅,讓三個有錢、有才、有貌的男人,古天樂、周渝民、吳彥祖,爭得頭破血流。

英雄主義的銀河映像,一拍愛情片,就變成了女性主義。編劇韋家輝自認這是“看什麽片女人說了算”決定的,也是中國的社會現實。

這是他們一個月第二次到內地來——半個月前,杜琪峰循例參加了《南方都市報》一年一度的華語電影傳媒大獎,頻次超過去香港電影金像獎。

杜琪峰的《毒戰》,打敗了王家衛的《一代宗師》,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這是他第三次獲得這個獎項的最佳導演。

“我對中國的電影獎項沒有興趣。”杜琪峰知道這句話會得罪人,“但不管有沒有獲獎,華語電影傳媒大獎叫我去,我一定會去。”原因是:評審透明。

還活在大俠時代,行不通了

知道:《單身男女》無論1還是2,都是女生占主動優勢,幾個男生等著女生來做選擇,你們覺得這是一個童話,還是社會現實?

杜琪峰:這是時代的問題。以前女人的話語權比較低,1950年代、1960年代,男人可以決定,但女人不能決定。現在,女的進大學的越來越多,女的地位越來越高,很多公司高管也都是女的……整個人類都要發展,根本沒有男人應該怎麽樣,女人應該怎麽樣。將來基本上大家的發言權都是一樣的。

知道: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但從你這里說出來還是有些奇怪,因為銀河映像出品的電影,給人的感覺應該是男性主義。

杜琪峰:以前是英雄時代、大俠時代,女人只是男人旁邊的一個配件,並不是在第一位的,這個背後是整個文化背景下,很深層的根基。但是時代在變,在普適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公平、要尊重。你不能當自己是英雄就什麽都不理。這和以前小時候的電影教育是不一樣的。

現在女人可以主導一個公司,甚至主導一個國家。雖然我們都是那個時代長大的,但你不能抗拒時代。我們這些差不多五十多歲的人去寫現代人的愛情,你還要在講英雄,沒可能的。尤其是在選擇看哪一部電影的時候,都是女的來決定的。

知道:什麽時候發覺到這種變化的?

杜琪峰:我比較晚,差不多是這十年八年,韋家輝早就發現了,他寫《孤男寡女》和《和平飯店》,都是女的主導,女的比男的重要。我是沒有殺到我面前,不會變的那種。基本上,從我懂事以後,從來都是男的主導的。不論是看電影還是看書,女人只有在旁邊的。你是真的感受到時代在改變,你才會變,不然你還在英雄世界里。

知道:很多香港商業愛情片都喜歡用楊千嬅,是不是在電影里讓她幸福,票房就會好?

杜琪峰:我不曉得。在創作的時候,我們是沒有主意的,角色的設定,需要一個蠻單純的人物,不是太年輕,也不是太成熟。其實現在香港女演員能選擇的越來越少,都沒有什麽新出來的、比較適宜的演員。可能香港電影已經變成中國電影的一部分,你能去舉例出來的人,能講可以的也就是張柏芝了,但她搞成這樣子,誰敢要她去搞愛情啊?

知道:香港人也會介意?

杜琪峰:全世界都一樣,誰會相信她有真的愛情呢?你個人的發展對你的事業確實是有影響的。

10月22日,《單身男女2》編輯韋家輝、導演杜琪峰、主演高圓圓、古天樂出席新聞發布會。 (新華社 李琰/圖)

不用獎項去交換明星來,這很重要

知道:聊聊華語電影傳媒大獎吧,你說只有這個獎項,不管是不是自己得獎,他們叫你參加,你一定會參加,為什麽?

杜琪峰:很簡單,我對中國的電影獎沒有興趣。很多獎項根本是為了想讓誰去參加活動,就給誰頒獎。《南方都市報》的這個獎,是真的因為影片好壞去評的。

拿獎重不重要?不重要。是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思考,由很多成熟、各式各樣觀點的評審去評的,這是對制作人的尊重,而不是用獎去交換讓哪個明星來。現在這個獎慢慢大了,我希望它還能保留原有的尊重,保持原有的評審的機制,讓不同的電影制作人保持理想。所以不管能不能拿獎,他們叫我來,我就來。

其實,你給我多一兩個獎,少給我一兩個獎,對我都是沒用的。

知道:華語電影傳媒大獎每年評審後,都會把評審內幕曝光。

杜琪峰:這就是透明度嘛。評審出來,透明很重要。這次《毒戰》拿獎那個晚上,我跟賈(樟柯)導演一起吃飯——他是評審主席——他說評審會上,大家吵得有多厲害,鬥得有多厲害。我說,哎呀你不要管,我是杜琪峰嘛,少給我一兩個獎沒關系的。他說那不行。

藝術一定有不同喜好,有些人永遠不看動作片,永遠不給動作片投票,有人就對它評價很高,專看動作片。有的就很喜歡文藝片,又有人說文藝電影太慢了,都不講什麽東西。

我看了一些內幕,很清楚很好,每一個評審要為自己的話負責,這就是尊重。這些內幕對學生、對追求電影的人有幫助。對我來講,透明度是很重要,我當過很多評審,感覺就是透明度不夠。

知道:你也當過威尼斯和戛納的評審,它們都不夠透明?

杜琪峰:不夠。每個獎項都有它自己的玩法,其他先不去講,一個很清楚的領獎,現在就只有這個。

知道:每年評審內幕,你看了多少,它會對你產生多少影響?

杜琪峰:不會全看,對我也基本上沒有影響。我和韋家輝兩個,在電影、電視圈混了快40年了,什麽都經歷過。我們要的就是,不管藝術片還是商業片,只有一句話:原創,沒有抄。只有原創才能成功,抄抄撿撿,只能是一個複印機,對整個電影沒有幫助。

知道:我幫你把所有這些年跟你有關的評審內幕都看了,討論最多的有兩點:第一,銀河映像的風格化;第二,你的反抗性。這兩點你們認同嗎?

杜琪峰:銀河映像的發展能夠更大了,我們想的東西和香港整個市場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依然可以走商業電影。2000年的時候,我們說差不多了吧,應該拍一些觀眾會花錢的電影。然後拍了《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其實沒有一個很定的東西。當問你們兩個拍電影是怎麽,我們說是“拍自己”。有人說我們背棄自己。但那個自己什麽,我們也不曉得。我們自己就是原創。作為一部香港電影,你應該盡量去為觀眾去想。

 

 

杜琪 琪峰 看哪 哪部 電影 都是 女生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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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媳婦鄭華娟:德國人花錢 一切邏輯說了算!

2015-09-14  TWM

實地觀察〉他們年輕人的理財觀念如何養成?

德國人不談「理財觀」這個名詞,他們的邏輯很簡單: 所謂理財,就是「為了未來的生活,你現在必須做什麼事」。 這樣一套「從未來回推現在」的理財決策過程,是德國年輕人在踏入社會前的必經修鍊。

編按:身兼歌手、詞曲創作人、作家等多樣身分的鄭華娟,一九九三年遠嫁德國,發表多本觀察德國人日常生活的散文小品,皆膾炙人口。

擅長從尋常日子取材的鄭華娟,強調自己的所見所聞不能代表台灣與德國整體文化差異,但在接受《今周刊》越洋採訪時,鄭華娟仍能隨口舉出鮮活故事,凸顯德國年輕族群的金錢觀與財務邏輯:一種以「能夠財務自立」為傲的基本價值。

故事,就發生在採訪的前一天:昨天遇到一個孩子,今年十九歲,他正面臨一個掙扎:「我要養一隻狗呢?還是要把錢存下來,去自助旅行?」這個問題,他必須自己做出選擇,沒有人會幫他決定。於是他問我,養一隻狗需要多少錢?

我 們坐下來分析:在德國,養狗要繳稅,每個城市稅率不一,你得按照所居住的城市規定繳稅,一隻狗每一年要繳的稅金大約是八十到一二○歐元(新台幣二千八百到 四千二百元)。再來,每一年打預防針、做檢查等等費用,大約是七十到一百歐元。如果狗生病或有其他特殊開銷,看情況,可能是兩、三百歐元,甚至四、五百歐 元。

該養狗,還是去旅行?

十九歲的德國孩子 列表比較預算後才決定這還沒完,飼料每個月平均多少錢,出遠門時,必須把狗交給別人幫忙照顧,在德國,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幫你,當你必須出遠門,往往就得花錢解決問題,這通常又是每天十五歐元的費用,林林總總,這都要仔細分配,計算清楚。

他接著問我,一隻狗大概要養到多少歲,要出去自助旅行大概又需要多少花費……。

其實他已經列出一張表,記錄了目前自己存錢的狀況,於是他可以立刻比較預算。

最後,他很清楚地選擇「去旅行」。另一個結論是,他考慮把養狗計畫往後延,也許到了三十歲,總之要等到經濟足以負擔了,再做計畫。

經過這個簡單的過程,眼前這位年輕人的思考已經具備了德國人一貫的邏輯性:事前預算規畫做得詳實,之後就不會有「意外插曲」,因為這些選項都仔細評估過了。怎麼規畫預算以解決未來可能遇到的難題,這是每個年輕人都得學會的,他們的責任感,真的是從小就開始訓練。

在 德國,不管就業、實習,沒有車子是行不通的,所以德國年輕人在他們高中會考(Abitur)之後,需要存錢做兩件事情,一是考駕照,二是買車。考駕照需要 三千到五千歐元(含駕訓課程,費用隨地區不同),駕照和買車的錢,通常都得自己想辦法,這是他們給自己的成年禮物。大部分的德國青年,會自己存錢購買這兩 樣最重要的必需品。

欲望,不超過可負擔範圍凡事都得靠自己努力 養成財務自主觀念為此,他必須妥善規畫預算,這也成為德國青年建立財富管理的敲門磚。我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就一般情況來說,每位學生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財務自立」,就是他們在通過會考之後第一件必學的事。

當你能通過「靠自己備齊駕照與買車」的試煉,不只證明你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財富,也證明你能夠獨立生活。所以在德國,「可以自己負擔駕照和買車費用」,這是年輕人能夠對自己感到驕傲的兩件事。

完成這些事,與家境好壞無關,就算家裡能提供孩子賓士汽車,油錢也得孩子自己賺,有人就開車去發廣告……。無論如何,必須自己努力,只有藉著自己的努力,才能達到財務自立的目標。

你問我德國人的理財觀,其實,我覺得德國人不會談論「理財觀」這個名詞,他們的邏輯很簡單,「為了未來的生活,你必須做什麼事」,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直接。他們的欲望是建立在「你可以做多少事」,當欲望太大、超過自己能負擔的程度,你是有問題的。

我曾經在臉書提到一位德國知名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他有一句很有名的金句:「一切答案都在邏輯之中。」當你一切按照邏輯進行,過程前後就不會有意外。這是德式教育的思考概念,前面有計算,就能確定後面的答案,如果答案和想像的不一致,那前面計算一定是錯誤的。

撰文 / 蔡曜蓮


臺灣 媳婦 鄭華 德國人 德國 花錢 一切 邏輯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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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主任沈曉明:自貿區成功與否 還要企業說了算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33052.html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主任沈曉明:自貿區成功與否 還要企業說了算

一財網 胥會雲 實習記者 徐慧珍 2015-12-30 21:41:00

11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調研上海自貿區時也表示,自貿區擴區以來的數據說明,自貿區要在審批上做減法、責任上做加法,最終檢驗是市場和企業出現乘數效應。

已經運行2年多的上海自貿區,給企業帶來了不少紅利,也需要解答企業更多的問題。

12月29日和30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主任、上海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沈曉明先後赴勃林格殷格翰(中國)有限公司和平安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走訪,與企業交流上海自貿區建設情況,並聽取企業關於下一步自貿區建設的意見建議。

而企業提出的,則是一連串的問題。

比如,勃林格殷格翰總經理殷雪林提出,在引進國外一些先進的藥品到中國公司做臨床試驗時,因為尚未上市,進口時沒有一個標準價格,等過幾年做過了臨床試驗藥品上市,海關會要求按照市場價對當時進口的藥品征稅。“進口產品到底該如何定價?在征稅上有沒有什麽好的方法?”藥品研發時,需要進口很多品類相對繁雜且數量很小的試劑和產品,如果完全按照國家正規流程去審批、報證,速度完全得不到保證。“能不能在海關的制度上有所創新?”

平安國際融資租賃董事長兼CEO方蔚豪則提出,融資租賃在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但是企業可以享受出口退稅,而融資租賃企業則享受不到直接的出口退稅。

“是不是可以通過承諾書的形式保證這些產品是出口的,就可以讓融資租賃企業也直接享受到出口退稅?”

作為上海自貿區擴區範圍內的企業,勃林格殷格翰和平安國際融資租賃都已經享受到自貿區制度創新的紅利。

目前,勃林格殷格翰已被選定為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MAH)試點企業。這是當今國際社會普遍實行的藥品管理制度,從11月5日起,在我國十個城市開展。

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實行藥品上市許可與生產許可分離的模式,改變了現行藥品管理法規定,只有藥品生產企業才可以申請藥品註冊,取得藥品批準文號,以解除產品註冊與生產許可相捆綁的管理制度。在業內人士看來,該制度將使我國的藥品資源配置最大化,同時為藥物創新註入活力。

方蔚豪也表示,得益於FT賬戶、負面清單管理、跨境融資租賃、融資租賃企業可兼營保理業務等自貿區政策,成立3年的平安融資租賃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希望在融資環境、人才引進、跨境業務、飛機租賃等方面能得到進一步扶持。”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在回應時也表示,自貿區目前最大的需求是跨境業務的創新,現有的政策做國內業務順風順水,但做跨境則不夠用,需要征集企業的需求大膽試驗。

“上海自貿區成立以來,中央和市委對各項工作總體是滿意的。但我們認為,上海自貿區成功與否,還要企業說了算。”沈曉明說。

11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調研上海自貿區時也表示,自貿區擴區以來的數據說明,自貿區要在審批上做減法、責任上做加法,最終檢驗是市場和企業出現乘數效應。

為“千方百計提高自貿區服務企業的能力,千方百計提高企業的感受度,千方百計放大自貿區試驗的正面效應”,自2015年12月9日起,上海自貿區管委會組織開展了“走千家企業、聽萬條意見”活動。在三周左右的時間內,涉及自貿區政策創新和企業服務的15家單位的百余名處級以上的幹部,集中上門走訪1000多家企業。這些企業覆蓋了自貿區5個片區和各種行業類型,其中外資(含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492家,占比約為49%。

統計顯示,截至12月29日,已走訪各類企業900余家,完成計劃的90%左右,其間共收集到2000余條意見、建議,現場解決問題300多個,還有一些問題需進一步研究解決。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方面表示,接下來將分門別類地梳理、匯總企業所提問題和意見建議,研究明確解決問題的責任部門和時間節點,爭取在一月中旬前再次上門“送答案”,對於新區層面不能解決或暫時不具備解決條件的問題,及時向自貿區領導小組辦公室反映,對每一個問題切實做到件件有落實、事事有回音。

同時,按照開放度最高、便利化最優的要求,研究制定自貿區服務企業和吸引企業參與到自貿區政策制定過程中來的長效機制。

本次收集到的意見建議也將做定量和定性研究,撰寫調查報告,對下一步全面深化自貿區建設提出全方位建議。

編輯:任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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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自貿區 管委會 管委 主任 曉明 成功 與否 還要 企業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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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阿拉伯王子 石油漲跌他說了算 讓石油凍產會議破局 歐巴馬、普丁陪小心

2016-04-25  TWM

多哈石油高峰會議,原本是為了讓全球主要產油國達到石油凍產的共識, 但這場會議的結果,完全符合開會前夕穆罕默德王子的強硬表態。這位王子到底是誰?

四月十六日,在攸關全世界主要產油國未來的多哈石油高峰會議(Doha Summit)前夕,沙烏地阿拉伯副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 (Mohammed bin Salman),接受了彭博長達五個小時的專訪。

他是誰?可以這麼說,過去幾個月,全世界能源與金融市場股匯價格的急跌大漲,幾乎就是取決於這位三十歲阿拉伯王子的喜怒。

態度強硬

讓多哈高峰會形同破局

在與彭博的訪談間,他以極為鷹派的口吻說:「除非所有的產油國,包括俄羅斯、伊朗等在內都同意凍結產量,否則沙烏地絕對不會減產!」「沙烏地目前一天產出一○二○萬桶石油,我們有能力,一夜之間就增產一百萬桶、半年之內增產兩百萬桶……,而且只要增加投資,就能提高至每天兩千萬桶。」「如果不凍結產能,我們會不計代價賣出所有的石油。」多哈石油高峰會議,原本是為了讓全球主要產油國達到石油凍產的共識,藉此拉抬油價,搶救產油國的財政危機,也降低油價崩跌所引發的種種金融動盪。然而這場會議的結果,完全符合開會前夕穆罕默德王子的強硬表態;台北時間十八日凌晨,消息傳來,這場會議形同破局,各國無法達成凍產協議。

作為最大產油國代表,穆罕默德王子的態度當然主導著會議走向,而他之所以在開會前夕大放狠話,是受到死對頭伊朗的刺激。在這場石油高峰會舉行前,伊朗已公開否決凍產提議,宣布不參加多哈會議,也不會在任何的產能凍結協議上簽字。

驟然間,沙烏地與伊朗的衝突對立情勢再度升高了。去年底,沙烏地槍斃與伊朗同派的什葉派教士之後,雙方在元月三日斷絕彼此外交關係。

兩個對立的國家,在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斡旋下,為了石油減產,過去兩個多月演了一齣和解戲碼,如今既然伊朗不參加凍產協議,年輕氣盛的穆罕默德沒什麼好商量的,乾脆親自出馬,主導萬眾期待已久的多哈會議。

政權地震

終止逾80年兄終弟及傳統石油與政治原本就是無法分割的一體兩面,穆罕默德王子躍上舞台、去年石油價格的崩跌、今年第一季油價大漲三成、與伊朗的衝突升高,乃至敘利亞動亂等等,都與沙烏地王國政治權力的大地震有關。

沙烏地國父阿齊茲(King Abdul Aziz Al Saud)在一九三二年建國,至今八十四年傳承了七位國王,繼任的全都是阿齊茲的兒子,他們遵照遺囑以「兄終弟及」的方式繼承王位,卻面臨國王越來越老的困境。去年元月二十三日,第六任的阿布杜拉國王以高齡九十一歲逝世,接任的沙爾曼(King Salman)國王也已經八十歲了。

新王沙爾曼打破八十四年來的傳統,請原本排名第一順位的王儲、也是他同父異母的弟弟退位,改指定姪子納伊夫(Nayef)出任王儲,終止了八十四年的兄終弟及傳統。但是,沙爾曼同時也任命只有三十歲的兒子穆罕默德為副王儲,還將政府最重要的職位,包括第二副總理、國防部長、國家經濟與發展委員會主席等,全交給了自己的兒子。

穆罕默德王子身高逼近一九○公分,才剛滿三十歲就成為沙烏地王朝最有實權的領導人,不僅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國防部長,更手握全球第一大產油國的經濟實權,一舉一動成為全球政壇注目的焦點。

更關鍵的是,他與沙烏地阿拉伯大多數的王子有很大的差異,穆罕默德王子不像其他的王子,沒有去英國、美國這些國家念書,他也從來不上夜店,即使只是平常的場合,也堅持穿著傳統阿拉伯的頭巾與長袍。

企圖強烈

要徹底改造沙烏地阿拉伯

大學畢業之後,他在民間機構工作過兩年,從○九年就被沙爾曼國王帶在身邊。沙爾曼國王政治企圖心強烈,也刻意讓穆罕默德王子卡住重要職位,一四年,當時僅二十八歲的穆罕默德王子就已經升任內閣的政務委員了。

沙爾曼國王與穆罕默德王子的目標,是要徹底改造沙烏地阿拉伯,提出國家轉型計畫(The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gram),於是我們看到沙烏地不再與美國亦步亦趨,穆罕默德接任副王儲的第一個出訪對象,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丁,並且強勢介入葉門與敘利亞內政,毫不手軟地升高與伊朗的衝突。

在內政上,沙爾曼與穆罕默德宣稱要主導「經濟多元化」,改變沙烏地依賴石油收入的單一經濟結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更提出石破天驚的國營石油公司(Saudi Aramco)股票上市案,售股所得拿來成立國家主權基金,轉投資在新興產業,以二○二○年為目標,將「非石油部門」對政府的財政貢獻提升至每年一千億美元。

穆罕默德王子年輕氣盛、位高權重、出手大方,而且高舉徹底改變國家戰略的政策,代表著龐大的機會與無法掌控的危機。到底這個全球最大的產油國會怎樣改變,誰也無法預測,為了摸底,英美俄中等大國領袖立刻競相拉攏。

去年五月,普丁率先邀請穆罕默德王子率團親訪莫斯科,簽訂六項合作協定;法國總統歐蘭德也搶著見他,穆罕默德王子一見面,就向歐蘭德簽訂高達新台幣四千億元的軍購合約、外加將近新台幣一千億元的貸款,借給黎巴嫩購買法國武器。

美國總統歐巴馬則邀請沙爾曼父子造訪白宮。今年元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沙烏地,穆罕默德王子代表國王親自在機場迎接,還與習近平單獨會談。

不再穩盤

讓市場回到供需的真面目

多哈會議,就是在大國領袖圍繞著穆罕默德王子,大家梭哈的氣氛下形成的。已經宣布經濟進入緊急狀態的委內瑞拉帶頭穿梭,遊說一個拉抬石油價格的計畫,說服了同樣面臨沉重財政壓力的俄羅斯,以及剛剛與普丁建立關係的穆罕默德王子,在這兩個日產一千萬桶原油的龍頭帶領下,擬定將產量凍結在元月的水準。

二月中旬,委內瑞拉、俄羅斯、沙烏地與卡達初步達成凍產共識,接著就由俄羅斯擔任說客,說服沙烏地的死敵伊朗參加。表面上,俄羅斯對伊朗有影響力,而且普丁擁有強大的外交團隊,可以在產油國利益與國際政治衝突間,找到一個多贏的方案;但是,經過一個月的努力,仍然毫無所獲,沙烏地以及其他產油國同意再給普丁一個月,延到四月十七日舉行多哈會議。

在過去,類似這樣的減產會議,都是由沙烏地主導、透過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完成。沙烏地長期扮演油價穩定者的角色,某一個小國超產,沙烏地就減產;反之,沙烏地也可增產以維持OPEC議定的產量與價格。但是從一四年十一月起,沙烏地石油部長納米公開宣布放棄這個穩盤的角色,原因當然是俄羅斯不斷增產,以及美國頁岩油產量暴增。

其實,解除了多哈會議的政治面具之後,市場反而能夠回到供需基本面的真面目。根據OPEC最新統計月報(MOMR,一六年三月),目前全球日產八千二百萬桶石油,其中OPEC產量二千五百萬桶;不過,生產超過供給的超產部分,也僅兩百萬桶。

換言之,只要能夠控制產量,油價可以維持在目前每桶四十美元上下的水準,這不只對俄羅斯、委內瑞拉等財政困窘的國家有利,也對產生大量頁岩油公司壞帳的美國有利,產油國如果能夠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維持產銷平衡,會是創造最大利益的公約數。

多哈會議之後,國際油價是否能夠回到先前期待的每桶五十美元以上,或是再跌回三十美元,現在誰也說不準;但是我們攤開石油價格走勢圖,一百美元一桶的價格,歷史上只出現在○八年到一四年,當然就是中國經濟崛起與全球央行QE(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的結果;從兩次石油危機之後的八○年代一直到○三年,石油價格長期維持在每桶二十至二十五美元。

說不定,一百美元的油價只是歷史上的意外,目前的價位、或者是每桶二十五美元,才是歷史上的常態。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撰文 / 乾隆來

30 阿拉伯 阿拉 王子 石油 漲跌 說了算 凍產 會議 破局 巴馬 、普 普丁 丁陪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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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牌抑或移民牌 英國脫歐誰說了算?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9148.html

離開6月23日英國退歐公投日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各種民意調查的結果五花八門,有的電話民調和網絡民調得出的結果大相徑庭,使得究竟是希望“留歐”人多還是支持“退歐”人多,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日前,《第一財經日報》駐倫敦記者奔走於各種機構組織的辯論會、演講會,可以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戲碼到處上演。

在5月25日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Chatham House)關於目前“退歐”宣傳活動和民意調查結果研究情況通報會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終於得到了一些相對權威和明確的研究分析。馬休·古德溫(Matthew Goodwin)教授在會上透露:年齡、熱情、社會階層,成為此次決定去留分野的關鍵因素。目前去留兩派支持率非常接近,留歐派主打經濟牌,退歐派的權重壓在移民和國家安全;年輕人支持留歐率高,65歲以上人群對退歐的支持驚人地達到了82%;而公投當日投票率對留歐派至關重要,將可能根本性決定公投最終結果。古德溫還認為,目前來說,此次公投的四張牌:經濟、主權、移民、國家安全,已經逐漸進入到“經濟”肉搏“移民”的嚴峻階段。

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的約翰·柯蒂斯(John Curtis)教授則在會上亮出一份統計數據顯示,今年4月公投正式啟動遊說宣傳攻勢以來,8個主要的民意調查機構調查結果,支持“留歐”率領先的有5個(其中比例最高的有61%),不分伯仲的有2個,48%的有一個。平均支持率僅比之前提升了1%。由於執政黨保守黨內部“退歐”勢力強大,黨內分裂嚴重,而且“未決”(Don’t Know votes or Swing votes)人群比例有10%~15%,因此留歐派遠未能達到“穩操勝券”的程度。

留歐派打“經濟”牌

從國際貨幣經濟組織(IMF)、經合組織(OECD)、評級公司穆迪和惠譽,到英國央行、倫敦金融城、英國工商聯合會,從美國總統奧巴馬到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從財經商業大佬邁克·布隆伯格、巴菲特到各大型跨國公司CEO,從汽車行業協會到英國創意產業聯盟,紛紛警告英國“退歐”會導致經濟規模萎縮、資產貶值、英鎊大跌、失業率提高、商品價格飆升等聲音天天不絕於耳,甚至震耳欲聾。在強大、專業的數據支持下,英國如果退歐,到2030年,英國經濟規模會縮小6%,即每戶英國家庭會每年損失高達4300英鎊;2年內可能有82萬人會丟掉工作;英鎊可能貶值20%,;英國國家醫療和公共服務部門可能被削減幾十億的開支……這些被退歐派指為故意“聳人聽聞”的狂轟濫炸,使留歐派的“經濟牌”打得有理有據。

一向在政治問題上“不站隊”的英國央行,這次卻一反常態。行長馬克卡尼強烈警告退歐風險,“如果脫歐,英鎊可能大幅貶值,資產價格可能下跌,失業率上升。退歐對增長和通脹都會帶來負面影響,會導致衰退。”英國央行日前將第二季度經濟增幅從0.5%已經下調至0.3%,並稱如果有必要,不排除降息可能。之後,眾多退歐派攻擊英國央行不應在公投問題上顯示明顯傾向。這位加拿大出生的金融大佬擺出一副敢作敢當的姿態,反擊道,“作為央行行長,對國家經濟風險有權提出警示。”

前商務大臣溫斯·凱博(Vince Cable) 在一次活動上接受采訪時表示,“英國經濟從歐洲‘單一’市場,包括歐盟內勞工自由流動中得益是可圈可點的。‘脫歐’使英國很難保持現在這樣顯而易見進入海外市場的便捷。‘脫歐’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麽並不清楚,但可以想見的是,‘脫歐’造成的混亂和不穩定是肯定的。而且會很大程度上損害投資者,包括海外投資者到英國投資的信心。而對英國經濟造成的困擾和巨大花銷更是不可估量。”凱博針對“脫歐”者尋求挪威模式的論調表示,挪威在上世紀70年代進行退歐公投脫離歐盟至今,每年支付給歐盟的費用,不低於英國的歐盟會員費,而勞動力流動導致的移民人數和英國也差異有限,但在歐洲事務上的話語權相對很小。

非常值得關註的是,他最擔心脫歐會使英國海外投資受到重大的負面影響。他引用經合組織的數據,英國吸引外資的魅力之一就是作為進入歐洲單一市場的門戶。如果脫歐,海外投資或大損三成,因為對於海外投資者而言,所謂的歐洲營銷市場、歐盟產品標準等都會被打破。

當然,他也提到了對近600億英鎊價值的金融服務業造成的重大影響。從海事保險到外匯交易,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歐洲及全球市場極端活躍的業務往來,很多公司集團總部都在英國,因此絕大多數在英國已經開展業務的金融企業都不會願意看到“脫歐”的發生。

至於脫歐派們掛在嘴邊的,英國脫歐對全球貿易能夠獲得更大自由的說法,凱博駁斥為“奇談怪論”。他說:“作為歐盟成員國,英國已經享有了包括45個前英聯邦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國家、15個地中海國家,近期還有加拿大、智利、韓國等在內的60多個國家的貿易協議。如果脫歐,是不是要徹底重新開啟與這些國家的談判,還是保持現狀,或者到期可以重續?目前完全沒有辦法判斷。”

凱博還舉例道:“歐盟和印度長期無法達成貿易協議的原因,正是英國對印度提出的關於信息技術人才自由流動的條款不能接受而阻止了歐印之間雙邊貿易協定的簽署。”他還例舉了美歐之間跨大西洋夥伴關系寫的遲遲不能達成的原因,也是英國和德國方面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強烈反對。因此他認為,所謂脫歐可以有更多貿易談判自由的假設是完全不成立的。

脫歐派有大腕加碼

就在同一個活動上,前首相梅傑執政時的財長諾曼·拉蒙特勛爵(Lord Norman Lamont)與凱博打起了擂臺。他反對留歐派的“唱衰”言論。他認為去留歐盟的論辯,應該是建立在理性、平衡、有理有據基礎上的,不應該以“恐嚇”民眾的方式進行。“英國脫歐會導致短期經濟和市場等的不穩定,但是我相信英國在歐盟之外完全可以生存甚至過得很好,與歐盟完全可以達成自由貿易協議,因為這是歐盟的興趣點。有人說,談判至少耗時兩年,我不認同。歐盟對我們的需要與我們對歐盟的需要是在同一個程度上的。它們需要出售德國車、德國產品。”拉蒙特認為,脫歐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和國家主權問題。歐盟已經不再是英國加入時的歐盟了,機構龐大、官僚成性、經濟萎靡、失業失控以及難民困局,都使得英國應該重新考慮與歐盟的關系。

談到貿易,拉蒙特的主張是回到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平臺,如美國、中國或者日本那樣遵循WTO的貿易原則來實施對外貿易,包括對歐盟單一市場的貿易。除此之外,在遵循WTO原則基礎上,與一些國家簽署特別協議也不是沒有可能。

在另外一個場合,《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聆聽了84歲高齡、前首相撒切爾當政時的財政大臣勞森(Lord Nigel Lawson)勛爵關於他的脫歐主張。這位已經移居法國南部享受平靜晚年生活多年的前財政大臣,長期以來持“反歐”立場,此次更是擔當起“脫歐”宣傳運動的主席。

他首先指出,歐盟不是英國想參與的政治聯盟。他形容在歐盟內的英國就如“一個不情願的乘客,坐在一輛由別人駕駛的車里,開去自己不想去的目的地”。他認為只有脫歐,英國才能奪回自己的控制和制定法律的權利,推行國內事務的改革,“歐盟就是一臺生銹的機器”。

從經濟角度考慮,他認為,歐盟已經沒有任何理由留戀。“英國經濟只有15%來自對歐盟的出口,脫歐可以再也不受歐盟規則標準對英國商業貿易的束縛。因為歐盟規則每年對英國中小企業帶來的損失高達250億英鎊。”

事實上,以前財政大臣、前貿易部長、前倫敦市長、前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保守黨現任內閣成員、議員等長期反歐派勢力組成的力挺“脫歐”派,給此次公投的激烈程度加碼極重。

非常兇險的“移民牌”

“目前來看,經過這一輪的宣傳激戰,脫歐派的經濟牌已經完全輸掉了,他們現在只有將所有火力集中在最牽動民眾擔憂情緒的移民上來。”古德溫說。

近期因為歐洲難民危機,歐盟與土耳其達成的有關安置難民的協議,其中有意加快考慮土耳其歐盟成員資格的可能以及考慮允許土耳其公民有條件免簽進入歐盟國家等內容。這些安排再次觸動了英國國內對於難民湧入的極大擔憂。

5月24日,英國《每日快報》(The Express)頭版驚現大標題:“1200萬土耳其人表示將來英國”。

5月26日,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15年英國外來移民數字高達33.3萬人,創歷史第二高。

古德溫說,有些數據起到的說服作用可能在心理上給公投投下陰影。“留歐派現在要祈禱的是,不會有與移民相關的惡性事件發生,那對公投的影響才是最致命的。”

經濟 抑或 移民 英國 脫歐 歐誰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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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三分鐘,買藥幾百塊”背後:醫生的勞動價值誰說了算

“排隊三小時,看病三分鐘,買藥幾百塊。”今後,這種就醫與購藥的尷尬狀況有望逐步改變。

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國家衛生計生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印發了《關於印發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的要求,制定改革具體實施方案。醫療服務價格調整的改革即將啟動,過去以賣藥為主、被忽視的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將被重新定位。

但是,如何給醫務人員的服務進行科學定價?這可能是涉及能否達到改革的目標的大問題。

“醫療服務價格的確定,最重要的是需要醫院科室的真實成本的核算,但是目前這塊數據還不健全,還缺乏微觀基礎性的研究。”國家衛計委衛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衛平7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中也指出,醫療服務價格的改革需要按照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要求,科學核算醫療服務成本,控制醫藥費用總量,優化醫藥費用結構,逐步理順醫療服務比價關系,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合理確定醫療服務政府定價範圍,充分發揮行業監管、醫保控費和市場機制作用,引導價格合理形成。

“醫療服務價格的定價,成本核算是基礎,現在的定價基本上沒有成本概念。但是有一點,就是技術勞務類的定價,總體都是遠遠低於標準成本,所以改革的方向也是不斷提升技術勞務類項目的價格。”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應亞珍對本報記者解釋道。

而如何科學核算,又能控制醫藥費用總量,這確實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

根據《醫院財務制度》第三十條(三)科室成本的分攤規定:“各類科室成本應本著相關性、成本效益關系及重要性等原則,按照分享逐級分步結轉的方法進行分攤”,“先將行政後勤類科室的管理費用向臨床服務類、醫療技術類和醫療輔助類科室分攤,分攤參數可以采用人員比例、內部服務量、工作量等”。

據了解,在這種成本核算方法下,醫院的管理費用首先分配給各科室,而管理費用的形成並非各科室能夠控制和管理的,比如行政部門的設置、行政部門的人員結構和工資標準、行政部門占用的建築面積及相應折舊都不是醫療科室可以決定的。管理費用和科室成本相關性以及成本效益關系均不是最直接,通過這種分攤方式形成的科室醫療成本看似考慮了管理費用,滿足了成本核算的完整性,實際上扭曲反映了成本核算單位的直接責任,導致科室成本核算的結果不能反映科室成本管理的真實情況。

事實上,醫院在進行科室成本核算時,應當按照“誰收益,誰負擔”的原則,歸集、分配各項成本費用,使各項收入與為取得該項收入的成本費用相配比,核算科室的收入應該與該科室的成本費用相配比。

然而一般的公立醫院經營模式與成本核算都較為粗放。“很多公立醫院科室成本核算都沒有,有的是讓軟件公司幫著弄,沒有采集到真實的信息,而是簡單的進行配比,這是不能反映科室的真實成本的。無論是按照項目還是病種,如果沒有真實的科室成本數據,是無法對醫療服務成本進行科學核算的,所以導致醫療服務價格調整幾次之後總感覺不到位。”李衛平表示。

另一方面,被忽視太久的醫療服務價格的改革勢在必行。“以藥補醫”不僅導致看病貴,還衍生出種種灰色利益鏈。未來“以技養醫”,體現醫務人員勞動價值,才能讓最優秀的人才呵護好生命。

在經過4年相關改革的三明市,現在已經嘗到了甜頭。

三明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醫改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詹積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醫療服務價格的調整都是用的我們真實的數據,才能給出正確的改革定位。正是因為調整到位,在這改革四年的時間內,把醫療收入從39%提高到了60%,這個醫療性收入包括檢查、化驗、手術、治療、診查、護理費用,藥品和耗材的費用占比從60%下降到35%。其中,手術和治療費用占25%,檢查和化驗占25%,診查和護理占15%,而在過去,診查和護理僅僅占5%。”

在詹積富看來,在他整個盤子的調整中,雖然提高了醫療行業收入,但並沒有讓整個三明市的醫療總費用翻了番地增長。在四年時間內,三明22家縣級以上醫院的收入從17億增長到23.6億,每年增長的幅度在8%,他強調,在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時,用力擠掉藥品耗材等虛高的空間來換取,同時必須控制住醫療總費用的增長幅度在8%~10%之間。

看病 三分 買藥 幾百 背後 醫生 勞動 價值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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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現場》流亡57年 他完美詮釋宗教與民主 達賴:如何轉世「我的老闆」說了算!

2016-07-25  TWM

為了關懷國際難民等議題,網路媒體《報導者》前往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獨家專訪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除了分享他信仰的普世價值,他也透露外界關注的轉世訊息。《今周刊》特別取得授權,刊載其精華節錄。

時間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逃難途中,借住小廟,十三歲的阿里仁波切(對藏傳佛教上師的尊稱)蹦蹦跳跳地跑上樓,看見大他十一歲的兄長憂愁地站在窗前。沉默一陣後,哥哥突然喚了弟弟的小名,語重心長地說:「秋杰,我們現在是難民了。」二○一六年六月,在印度北邊的達蘭薩拉,半世紀前流亡的二十四歲青年,此刻就坐在我對面,八十一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中格魯派轉世傳承的領袖),作為本世紀最知名、聲望最高的難民,他硬是將流亡的邊緣處境,扭轉成全球焦點。

接受《報導者》專訪過程中,問他五十七年前剛到印度時,最不能適應的是什麼?他說:「首先是我的胃。」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三年前第一次採訪他時,也聽過一個笑話,剛流亡時,達賴喇嘛和官員們都不會講英文或印度文,「我們當時有個翻譯,他的一隻眼睛看不見,我們時常要牽著他。有個噶倫(官員)說我們一定要學語言,要不然都要靠一個獨眼龍。」講這段話時,達賴喇嘛笑得不能控制自己,身體前後劇烈搖擺,聽者很難不被他的情緒感染,於是感覺,流亡似乎沒有那麼刻苦。

流亡,不單向接受救助讓藏人參與修路 爭取西藏學校笑聲後頭的,是二十四歲青年身後,數萬名陸續逃出的藏人,流亡之初,一無所有。

一味接受救助,達賴喇嘛覺得是不道德的,他主動建議讓藏人到中印邊界的高山上修築公路,艱苦的體力活,一天的工資只不過一盧比,買了米就所剩無幾。辛苦雖辛苦,卻能往涼爽山區去,止住藏人下到炎熱平地,因水土不服的高死亡率。

達賴喇嘛獨獨向尼赫魯(當時印度總理)要了一樣東西:教育,要求設立能傳承藏人的語言文化,也傳授現代知識的西藏學校。並在藏人定居點建立寺院,「今年,有很多女尼要接受最終的佛學考試,在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學習之後,成為格西(佛學博士)。在西藏歷史上第一次有女尼取得格西學位,有一些朋友視我為女性主義的達賴喇嘛。」他招牌式的慧黠笑容閃現,接著說,「在五十年之後,我想西藏難民是最成功的難民社群。」早在二十四歲那年,達賴喇嘛就在西藏三大寺高僧的圍觀下,通過格西學位考試的答辯。格西的養成,大約需要二十年。慢著,他不是才二十四歲,難道四歲就開始學習?

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在回憶錄中提起弟弟五歲進入布達拉宮的生活,「即使對一個這麼年幼的小孩,達賴喇嘛的訓練都非常嚴苛,每天六點他就要起床,念經、祈禱、冥想。」五歲,進入布達拉宮只能透過望遠鏡 一窺外面世界嘉樂頓珠當時九歲,隨同父母來到拉薩,住在布達拉宮附近,從平凡的農家,一下翻轉成貴族。雄偉的布達拉宮覆蓋整座山頭,宮中僕役眾多,光是廚子就有四十個。嘉樂頓珠卻說:「那不是一個舒服的住所,沒有電力,空氣中瀰漫著腐臭味,放食物的地方有上千隻老鼠肆虐,冬天沒有暖氣。那地方讓我害怕,如果我被選擇成為達賴喇嘛,我想我會逃走,在家裡,至少我們有暖爐。」九歲的哥哥,都忍不住想逃走的地方,五歲的弟弟,被迫要和父母分離,獨自和年老的僕役住在冰冷宮中。餵他吃飯的僕役,臉上有顆突出的瘤,男孩會爬到僕役身上吸那顆瘤,像吸母親的奶一樣。

達賴喇嘛的中文祕書長才嘉說,「達賴喇嘛常把這件事當笑話講。」在自傳裡,達賴喇嘛只輕描淡寫一句:「就算布達拉宮是我的監獄,那也是個又寬敞又奇妙的監獄。」在監獄裡,他的房間位於最頂層,只要宗教課程一結束,他就會衝上屋頂,帶著望遠鏡,往下看和他年齡相近的孩子正在上學;看到要被牽去屠宰的牛羊,他會不忍心地將牠們全部買下放生;也看不遠處正在服勞役的囚犯,那是另一種人間的監獄,對這些地位、處境與他天差地遠的罪人,達賴喇嘛說:「我把他們視為朋友,關切他們的一舉一動。」家人一個半月進宮相聚一次,即使是和家人相處的時候,嘉樂頓珠都說:「達賴喇嘛沒有任何私人生活。」達賴喇嘛逐漸長成青年時,和家人聊的永遠都是西藏的事務與未來。他不只是個宗教領袖,到了十八歲,他就要接下政治責任。然而當時西藏人所認知的「政治」,只是內政,沒有外交。山那麼高,氧氣稀薄不宜人居,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隆隆炮聲,都不曾傳進來。

即位,提前步上政治路毫無經驗的少年 領導藏人61年這一世達賴喇嘛沒有想到的是,他所要面對的「政治」,是解放軍的侵略、是國際政治下的一顆棋子。他也沒想到,在十五歲那年,距離親政還有三年,外面的世界就逼近到眼前。

一九四八年,西藏東部被解放軍攻陷,五○年,中國宣稱和平解放西藏,兩萬共軍進入拉薩,達賴喇嘛在眾大臣的請求下,正式即位,他孤孤單單地被推了出去,走上詭譎莫測的政治舞台。達賴喇嘛曾說:「我對世界一無所知,毫無政治經驗,不過我年齡已經大到足以明白自己的無知。」對政治一無所知的少年,十五歲接下重擔,直到二○一一年,達賴喇嘛七十六歲時,流亡藏人選出新任司政──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洛桑森格,親政六十一年的達賴喇嘛才交棒卸任,他對我們說:「一一年當我完全從政壇退休時,也終結了四百年來政教合一的傳統,這是我自願的,很驕傲也很高興地終結了,未來達賴喇嘛與政治事務不再相關。」身為達賴喇嘛,真的能退休嗎?接受我們採訪後,他隨即訪美,見了即將卸任的總統歐巴馬。即使是權力頂峰如歐巴馬,都不可能只把他當成一位高僧來見,何時見?如何見?都充滿政治考量。而在總統蔡英文上台後,改朝換代的台灣,我們問達賴喇嘛什麼時候要來?他答:「我總是說,我永遠都準備好了,我愛台灣人民,這座小島非常美麗,但這完全取決於台灣政府,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不只是台灣,對任何其他國家都是,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不碰政治的話,禁忌會不會少一點?○七年,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頒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 ,既然有管理辦法,就由不得活佛自己說了算。

轉世,民主與宗教交融達賴:不是我或中國政府能決定達賴喇嘛說:「有時候我覺得,關於達賴喇嘛轉世是否延續,我完全都不在乎了!但是北京的強硬派比我更在乎。有時候我會開玩笑說,為了表示對達賴喇嘛轉世的重視,他們也應該接受轉世的理論,首先他們應該找出毛澤東的轉世、鄧小平的轉世,然後才可以置喙達賴喇嘛的轉世;否則,相當好笑。」戲謔過後,接著他又一本正經地說起之前的轉世,「在我的夢裡,我和第五世及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有連結,他們安排了我,所以我完成我的責任。

下一個達賴喇嘛的轉世其實不關我的事(not my business),是由我的老闆們做主,那是神祕的層次。」我的老闆,my boss,達賴喇嘛用了這個現代詞彙,而不是造物主或神靈。他的新潮又帶著我們馳騁到外太空,「我們不能只考慮這個世界,我的轉世也可能在其他的星球、銀河。可能幾十億年後一個大爆炸(big bang),整個宇宙消失,我就必須去別的地方。我希望轉世在有較多苦難的地方,而不是淨土,或者我轉世為一個戰士。」語畢,穿梭於星際時空中的旅人,再度爽朗大笑。

我問:「中國說,轉不轉世不是你說了算,你怎麼看?」他說:「就某方面來看,這是對的,要由人民來決定,不是我說了算。當然,也不是中國政府說了算。」達賴喇嘛一方面說轉世是決定於天上的boss,另一方面又說要與人民討論。不過在民主體制中,人民的確也是boss,是統治者的boss。兩種boss的結合,正是民主制度和宗教神祕主義的交融,看似矛盾,卻可以完美共存於達賴喇嘛一身。

巨變,沒有達賴的西藏班禪遭羞辱 坐牢還被迫還俗出西藏前,曾經有中國官員警告他,「雪山獅子雖然在雪山上是獅子,但是到了平地,會變成一條狗。」多年後他是這麼回應的:「五十年過去了,我沒有變成狗,雪獅反而比在西藏時更有名望。」達賴喇嘛說對了,雪山獅子到平地,不但是獅子,還是一隻加上翅膀、迎向世界的飛天獅。

小達賴喇嘛三歲、彼此有微妙競爭關係的第十世班禪喇嘛(藏傳佛教格魯派中另一個轉世傳承的領袖),是中國長年拉攏,用來制衡達賴喇嘛的一張好牌。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走,在西藏日喀則的班禪喇嘛,自然留下了。

繼續留在雪山的,不但沒有當成雄獅,處境反而變得比狗還不如。一九六二年,班禪喇嘛上七萬言書給總理周恩來,洋洋灑灑提出共產黨不當的政策對藏人造成傷害。

上書隔年,班禪喇嘛遭到軟禁。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班禪喇嘛更大的劫厄來了,紅衛兵將他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最汙辱人的還不只如此,動手的還有班禪喇嘛的宗派中,夙有名望的高僧,對他拳打腳踢。此後班禪喇嘛單獨監禁逾十年,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才出獄。

出走的達賴喇嘛,是月球亮面,世界看到的總是這一面;留下來的班禪喇嘛,則是月球的暗面。看到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更要看到班禪喇嘛在鐵幕後的掙扎。出獄後班禪喇嘛回不了西藏,在北京娶妻生女,大口吃肉,體形發福,還開公司,徹底墮入俗世,一度不為人諒解,被冠上「胖商人」的輕蔑名稱。

返藏,曾露一線曙光卻因班禪離世、得諾貝爾獎破滅進入八○年代,中國由胡耀邦、趙紫陽開明派執政。八○年胡耀邦訪問西藏,被其貧窮凋敝嚇到,回來後就大刀闊斧改革。班禪喇嘛也獲得平反,他在八二年終於踏上歸鄉路。他發揮影響力,盡可能重建西藏的語言、文化以及宗教。

同樣在八○年代,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在印度篳路藍縷了二十多年,也嘗試和北京接觸。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妹妹杰桑佩瑪都曾率團前往中國考察。八○年,杰桑佩瑪和班禪喇嘛在北京會面,班禪喇嘛要杰桑佩瑪帶個口信給達賴喇嘛:「局勢正在好轉。」五九年三月,逃亡的第二天,達賴喇嘛就寫了一封親筆信給班禪喇嘛,說由於發生突發事件,必須離開拉薩,希望班禪喇嘛能繼續維持西藏的政教福祉。班禪喇嘛本來只是單純的宗教領袖,在信中,達賴喇嘛把西藏境內的政教責任讓渡出去。

喜馬拉雅山隔開的兩個轉世活佛,一個在監牢裡九死一生,一個在荒地艱難扎根。二十一年後,班禪喇嘛才回了口信:「局勢正在好轉。」這也許是自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兩個人又再度要交會的時刻。

在外的達賴喇嘛,繼續爭取國際支持;在內的班禪喇嘛,運用經商的盈餘,在西藏重建藏語學校。八九年,班禪喇嘛回到日喀則,重建文革中被摧毀殆盡的札什倫布寺。衣錦還鄉,卻心肌梗塞過世,但被毒殺而非自然死亡的傳聞,始終沸沸揚揚。

好不容易即將合流的兩條河流,在八九年,又就此岔開。三月,拉薩又有示威活動,因而戒嚴;六月四日,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開明派的胡耀邦、趙紫陽先後被鬥倒,西藏的改革政策,也就此終止。同年十月,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雖提高了國際間的聲望,然而與中國的關係更劍拔弩張,回不去了。

八九年,是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回家的路好不容易拉近,又再度盪遠的一個年分。

紛擾,西藏問題仍無解關於歸鄉 只能用平常心看待每個時代都有難民議題,對於近來的歐洲難民潮,達賴喇嘛下了一個不太政治正確的評斷:「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家的人民,不能在歐洲重新生根,是不切實際的。」他補充:「應該提供他們暫時的庇護,給兒童良好的教育,當他們的國家實現和平時,他們就準備好重建。

我想這是最終的方案,沒有和平,就沒有希望。」我問達賴喇嘛,在夢裡,他是否夢過家鄉?他並沒正面回答,話題又扯開了。我想起他書中的一個片段,他小時候喜歡去羅布林卡餵魚,他說:「魚兒聽到我的腳步聲,會浮上來期待餵食……。想到這些魚,我真想知道,當牠們聽到中國士兵的靴子聲,是否也會不明智地浮上來;倘若如此,這些魚兒想必已被吃掉了。」西藏問題又拖過千禧年,直到現在,仍無解方。二○○八年在拉薩再度發生抗暴,以及從○九年開始在西藏境內上百名藏人自焚。坐在我對面,八十一年前降生於人間,乘願再來的文殊或觀音菩薩,似乎也鞭長莫及,只能聳肩地說:「就這樣。」他輕淺一笑,接著說,「這是一種魔術,佛教裡有一種說法,世界如魔幻般,變化莫測。」(全文請見《報導者》網站:www.twreporter.org)撰文 /《報導者》房慧真 攝影•《報導者》吳逸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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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械三大跨國公司說了算 中企欲沖刺進口替代

2016年,在國家不斷釋放政策利好的推動下,國產醫療器械廠商完成進口替代也轉眼進入了攻堅之年,跨國醫療器械巨頭仍是最大的對手:它們一邊仍舊牢牢掌握了高端醫療器械市場的“主動權”,高端市場覆蓋率達到85%,另一邊“本土化戰略”亦布局得風生水起。

只看價格,忽略技術的時代過去了,這場本土醫療器械廠商“進口替代”的戰役如何破局?

進口替代潮

三大跨國醫療器械巨頭GPS(GE、飛利浦、西門子)首次集體缺席了今年的第76屆CMEF(中國國際醫療器械秋季博覽會)。

這在圈內是條不大不小的新聞:說大,是因為作為行業盛會,CMEF已經舉辦了76屆,往年常常在展會上就直接爆出采購大單,GPS集體缺席可謂不可思議;說不大,是因為從去年開始,包括GPS在內的器械廠商就陸續發布新聞,今後將不再參加秋季展,“集體缺席”也可以說是在預料之內。

牌面上看,包括聯影、邁瑞、東軟在內的國產醫療器械廠商替代GPS成為了此次參展的主力軍,這有點像如今中國3000億醫療器械市場的縮影,國產貨正嶄露頭角,進口替代大潮真正來襲。盡管在跨國巨頭勢頭兇猛的“本土化”戰略下,這場替代進行得並不容易。

數據顯示,在目前國內醫療器械市場僅占醫藥市場總份額的14%,這一比例在全球是42%;全球醫療器械行業預計年均增長在4.1%,不過中國近六年複合增長率卻達到了20%,中國的醫療器械市場可謂“肥肉”,誰都想爭。

“要用效率高的方法來追趕進口廠商。如果要和GPS正面競爭,會難度很大,所以需要用一些差異化的方法,在一些特定市場上來追逐。”邁瑞醫療董事長成明和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透露。

不過他也坦言,單純依靠價格來爭奪市場份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根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在國內市場目前國產醫療設備絕對數量占比並不低,甚至超過了80%,但多集中在了中低端領域,惡性競爭嚴重。而進口的醫療設備以不到20%的數量占比,贏得了90%的市場利潤。本土企業想要翻身盈利,提升技術實力仍舊是必走之路。

並購與協同

但與傳統方式不同,本土企業正在通過並購路徑更快更直接地完成技術突圍,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產醫療器械幾大巨頭:東軟、魚躍、樂普早年已經於A股上市,邁瑞在2006年紐交所上市後開啟並購之路,並在今年完成私有化回歸,尋找更大的國內資本空間;而知情人士透露,聯影也正在上市沖刺的籌備中。

“從邁瑞在美國上市以來,8年時間我們前後完成了9次國內並購,3次跨境並購,依托這些並購,我們打開了海外市場,也得到了在細分領域的關鍵技術。”成明和透露,以三年前並購美國超聲診斷系統排名第五的生產企業ZONARE(ZONARE Medical Systems,Inc)為例,依托這項並購,邁瑞敲開了對品牌信賴度極高的美國超聲市場的大門,並且一度將美國超聲市場的占有量從8%上升到了10%。在整合三年後,結合ZONARE的技術積累,推出了國產品牌Resona 7超聲,一舉奪得德國紅點大獎。依托這樣的技術突圍,在國內監護儀市場,2015年飛利浦占有量排第一,邁瑞上升至第二,GE第三;燈塔床市場邁瑞市場占有量已經位居第一;而在麻醉劑、除顫設備、生化分析儀、超聲市場,邁瑞已經做到市場占有量第三的位置。

“其實並購後的協同很重要,我們的方法是將技術團隊還是留在美國,生產轉移到中國來,以此降低成本。在技術、生產過程中中美兩個團隊有重合的地方,需要整合重複的職能,留下我們真正需要的人員。在管理上,IT、財務要聯通,但是分開管理,我們主要采取的是總經理負責制,當地的員工還是由當地人管理。”成明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剖解這場基於並購基礎上的技術升級案例,有幾個步驟非常關鍵,首先是需要利用垂直采購的成本優勢,在價格上做到比進口設備更有吸引力;其次,在渠道上他們選擇更多布局到鄉鎮醫院這些過去還未被充分挖掘的市場,在中國的“新興市場”上與GPS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第三,在戰略上要做好人才管理的思路,因為跨國公司的人才流動頻繁,持續性差,但對於企業而言,人才很重要;此外在售後服務上,他們也會盡量讓醫療機構體驗到國產醫療設備的性價比:跨國廠商通常是產品壞一次,就收一次維修的錢,不過國產設備廠商會打包服務很多年,這對於醫療器械日常保養來說可以節約很大一筆開支。

資源整合

早在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曾表示,醫療設備是現代醫療業發展的必備手段,並且要加快高端醫療設備國產化進程,降低成本,推動民族品牌企業不斷發展。緊接著的2015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國制造2025》中,也把國產高端醫療設備納入到了戰略任務和重點之中。而剛發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亦表示,要全力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在現在的存量市場中,85%以上的高端市場還是由GPS占據,但隨著政策的推進以及醫療器械更新換代的時間節點來臨,國產醫療器械會有很大的替代空間,這一趨勢很明確。”醫療行業投資人高特佳投資執行合夥人於建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他看來,伴隨著國產醫療器械一同崛起的還有同業並購的大潮,“包括邁瑞、聯影、三諾生物、魚躍,大家都只在各自競爭的細分領域很有優勢,中國的醫療器械行業集中度也比較低,有一萬多家醫療器械廠家,但是美國只有一兩百家,包括強生、羅氏都是百億以上的產業規模,所以在未來並購的趨勢會很明顯。”

事實上,這一並購趨勢已經出現端倪,根據普華永道今年6月份發布的《中國醫療器械行業並購回顧與展望》報告:2015年中國市場共發生了81起醫療器械並購交易(不包括海外並購), 比2014年的69起上升了17%。其中57起交易來自本土戰略買家,其後是風險投資交易(12起)、私募股權交易(7起)和國外戰略買家(5起)。在交易價值方面,超過16起交易的價值在5000萬美元以上,平均交易價值達到5600萬美元,這一數字比2014年高出83%之多,交易總價值為39億美元,較上年上升了156%。

“國家鼓勵醫療器械國產化是給了中國廠家機會,其實對於醫院、醫生來說歸根結底還是看一個產品的性價比怎麽樣。對我們而言,就可以利用本土化的優勢,整合優質資源來將鏈條打通。”成明和說,“通過資源整合,來實現系統化的布局,那麽在與國外廠家競爭時也會更有優勢。”

醫療 器械 三大 跨國 公司 說了算 中企 欲沖 沖刺 進口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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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應奧巴馬演說:一國影響力不是自己說了算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當地時間10日發表告別演說,談及國際事務時他表示,除非美國放棄立場,否則中俄的國際影響力無法和美國抗衡。對此,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11日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什麽樣的影響,應當由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來評判,而不是自己說了算。

陸慷說:“可能有時候我們和美方的思維框架不太一樣。中國一向主張國際關系民主化,所以在談論我們與外部世界和國際社會的關系時,更多考慮的是隨著中國自身發展、我們可以向國際社會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作出更多貢獻,而不是我們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

“如果非要談影響力,我想說,按照中國人的邏輯,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什麽樣的影響,可能還是應當由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來評判,而不是自己說了算。”陸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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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克伯格陷“權力的遊戲”:Facebook他說了算?

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MarkZuckerberg)最近遇上了些麻煩。

據科技博客VentureBeat報道,一些股東正在向Facebook施壓,要求紮克伯格退出董事會。他們在一份提案中稱,獨立董事長將能更好地“監督公司管理層,改進公司管理,制定更負責任、對股東更有利的議程”。這些股東來自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SumOfUs。

Facebook沒有就這一提案發表評論,但該公司可能會在4月份提交委托代理書時發表一份相關聲明。SumOfUs資本市場顧問KarmaKaptal創始人LisaLindsley表示:“這份提案已經獲得了四位SumOfUs股東的有效票數,符合提交的要求。”目前已經有超過33萬人在要求Facebook改善企業責任的請願書上簽了字,其中1500人是Facebook股東。

該提案以Facebook去年批準的新資本結構為例說明,公司內部權力已經失衡。在去年6月份舉辦的Facebook股東大會上,與會者被要求就批準發行C類股票的提案進行投票。該提案的目的是確保紮克伯格對公司控制權。雖然提案得以通過,但至少一名股東在事後起訴Facebook,認為發行C類股票的做法不公平。

這份股東提案稱,獨立的董事長“可以使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之間達成權力平衡,增強董事會領導力”,股東利益也將因此得到保證。該提案還指出,在Facebook“因虛假新聞、監管和仇恨言論等問題面臨越來越多批評”之際,設立獨立董事長將對公司“尤其有益”。

SumOfUs擔心,紮克伯格可能會讓Facebook沿著他個人認為正確的道路發展,並為此投入過多資源,造成股東利益受損。提案稱,如果換成獨立的董事長就能夠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誰的Facebook

毫無疑問,Facebook已經印有紮克伯格深深的烙印。

早在2006年紮克伯格就拒絕了當時雅虎10億美元的收購。那時Facebook成立才兩年,剛剛向社會人士開放註冊。談判時,根據Facebook早期投資者PeterThiel回憶:“馬克一開始就說最好10分鐘內談完,當雅虎拋出10億美元的價格時,他卻完全沒有想賣的意思。”紮克伯格當時的想法是,在Facebook做的事情有很多是從未出現過的,而雅虎對這些未來的新主意是沒有概念的,他們沒法對尚不存在的東西正確地估值,所以肯定會低估這門生意。

而隨著Facebook的發展勢頭越加迅猛,紮克伯格利用其龐大的市場價值,將那些正在研發高風險創新產品的初創企業納入麾下。紮克伯格曾在一年多時間里斥資220億美元,收購了圖片分享服務Instagram、即時通信服務WhatsApp以及沈浸式虛擬現實技術公司Oculus等。

對於大公司而言,通常創始人都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和非常鮮明的個人色彩。Lindsley表示:“一般而言,董事會服從於CEO幾乎是普遍的現象。在Facebook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董事都把紮克伯格當成唯一的權力擁有者。”

自Facebook上市以來,紮克伯格對公司一直擁有超過半數的投票權,比普通股東多9倍,並保留著對公司發展戰略的控制權。而且其擁有Facebook多達28%的股份,是公司最大的股東。Facebook剛上市的時候,就有人質疑這種將過多權力集中於一個人手中的做法,可能會對投資者的利益構成威脅,讓該公司在IPO中的潛在投資者望而卻步。

2012年Facebook的招股說明書中顯示,當時這位年僅27歲的CEO擁有56.9%的投票權,他還有權在臨死前指定接班人。盡管該公司的董事會已添加了一些元老級人物,包括風投資本家馬克·安德森(MarcAndreessen)和《華盛頓郵報》集團CEO唐納德·格雷厄姆(DonaldGraham)。特拉華大學的企業管理教授查爾斯·艾爾遜(CharlesElson)稱:“紮克伯格的絕對控制權意味著,董事和股東將無力左右該公司的發展方向。”當時艾爾遜教授就提出:“公眾對於董事會的控制權沒有任何發言權,我認為這會損害董事會履行自己職責的能力。這讓投資者感到十分不安,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好的賭註。”

雖然紮克伯格一直被詬病“手握太多權力”,但Facebook的財務狀況近期似乎表現不錯,股價也在持續上漲。

Facebook最新公布的財報顯示,其營收增長51%達到88.1億美元,連續七個季度營收和利潤雙雙超越市場預期,而股價的增長也表明了華爾街對公司業績的看好。最近一次出售股票後,紮克伯格當前凈資產約為520億美元。雖然出售了部分股票,但由於Facebook股價上漲,紮克伯克的凈資產在過去的一年中不降反增。

雙重股權結構

事實上,過去15年中,為了保護創始人的利益,很多公司上市後,雖然將經濟權出讓給更多的股東,卻將投票權集中到了一個或多個創始人手中。這已經漸漸成為一種企業治理的慣例。谷歌、Groupon和Zynga這樣的技術公司都是這樣操作的。這種做法的好處是,雖然限制了投資者的權力,但是它能夠確保公司沿著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既定的路線向前發展。此外,這種做法還能夠在高管薪酬等方面限制股東對管理層的影響力。

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數據,在2000年時美國總共有482家公司采用雙重股權結構,互聯網泡沫破裂後,2002年下降到362家,2010年有12家公司在IPO時采用該結構。也就是說,只有在公司業績出色時,股東才會接受這種接近於“獨裁”的架構。

實際上Facebook采用這一架構正是受到谷歌的啟發,谷歌在上市時也是采用這種雙層結構,即對外部投資者發行的A股有一票投票權,管理層持有的B股則有十票,佩奇和布林在2010年售股前擁有5770萬GoogleB股,約等於18%的Google流通股本和59%的投票權。

在中國公司中也不乏這種雙層股權結構。百度和京東都是采用這種架構,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更是強勢,所擁有的B類股一票相當於20票A類股票,因此劉強東持股雖然只有18.8%卻據此掌控了京東過半數(51.2%)的投票權。

歷史上,一些擁有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也遇到了來自投資者的阻擾。比如在2010年,加拿大汽車零件制造商曼格納國際公司(MagnaInternationalInc.)的股東投票取消了這種雙重股權結構,從而削弱了它賦予創始人弗蘭克·斯特羅納克(FrankStronach)的權力。

斯坦福大學洛克公司管理中心的教授大衛·拉克爾(DavidLarcke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種安排讓企業避開了適用於大多數IPO企業的規定,例如建立薪酬委員會,董事會主要由獨立投資者組成。他說:“紮克伯格控制著投票權,正因如此,他們不必遵守上市公司的嚴格規定。”艾爾遜教授也表示:“對於長期股東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上當了。”

韓國投資夥伴董事總經理王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投票權較為集中的情況一般來說只有在創始人占股比例相當大,而且相當強勢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不然機構投資者一開始就不會同意。紮克伯格已經給了機構幾百倍的回報了,沒有人一開始會反對。而且創始人手上有幾百億美元,所有的機構都希望能跟著一起發展,變成LP(有限合夥人)。”

制度之辯

在Facebook的董事會中,一共有8位成員,其中5位是獨立董事。獨立董事是指獨立於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具有對公司事務判斷的獨立性。Facebook獨立董事的領導人是SusanDesmond-Hellman,設立這一職位的目的也是在於一旦董事長和CEO的職責分離之後,能夠代替董事長的職位。普華永道2010年的一份報告就顯示,在美國公司中,設立獨立董事領導人一職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這一職位通常由獨立董事推選。不過有67%設立獨立董事職位的公司,仍然將董事長和CEO人選集於一身。

不過,董事長同時擔任CEO的現象在美國尤為突出。在另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甚至歐洲,CEO和董事長職務通常是分設兩人。但是並沒有研究顯示哪一種制度更加優於另一種。

在2005年哈佛商學院和沃頓商學院共同開展的一項針對英美主要大公司的董事會所做的一項調查,意外地發現:分離董事長和CEO的職責並沒有對公司更加高效的管理“有明顯的好處”。

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管理評論(SloanManagementReview)發表的研究稱:“CEO和董事長集於一身就好像是‘狐貍看管雞窩’那樣,但是分開也有分開的問題,而且這種安排在美國的模式下不一定有效。”報告特別指出,如果對領導角色指責的設定不明確,將會損害對公司的治理效果。“紙上談兵很容易,但是實際操作和口頭的描述仍然有很大差距。”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JayLorsch和AndyZelleke表示。

這並不是SumOfUs第一次提交要求分離公司管理領導職責的建議書。在2015年和2016年,該組織同樣敦促美國農業巨頭孟山都分離董事長和CEO職務,並得到20%成員的支持。不過,孟山都至今為止CEO和董事長還都由HughGrant一個人擔任。

安永聯席總監楊子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般領導人退位有兩種情況,其一主動卸任,其二被董事會或股東大會罷免。”他解釋道,“從決策層來看,最高級別是股東大會,其次是董事會。如果直接召開董事會,要求罷免董事長,要看股東表決權。具體哪個層面有權罷免要看公司章程。”

具體到Facebook的案例,楊子江表示,還是要看紮克伯格的股票表決權是否足夠“一票否決股東的提案”;此外要看他有沒有離開董事會的意願。“如果離開董事會他還是股東,不影響紮克伯格賺錢,但是他在公司的影響力勢必會削弱。”

對於Facebook股東的提案,Lindsley承認,讓SumOfUs的提案在年度股東大會上通過將受到很大阻力,紮克伯格是公司最大的股東之一,他可以與其他股東聯手,輕易地否決這一提案。她說道:“從本質上說,股東提案是建議性的。即使99%的股東投了贊成票,董事會也沒有將其付諸實施的法律義務。但是,大多數董事會成員都已經意識到,忽視股東的聲音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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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行情誰主沈浮 又是周期股說了算?

“下周一有色要發射!”2月10日晚間,目睹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深圳一位看好有色板塊的私募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無論是特朗普的減稅方案預期,還是菲律賓可能關閉礦山和智利銅礦罷工的消息,都為灼熱的商品行情火上加油。

不少市場人士認為,大宗商品漲價或繼續主導A股春季行情,也有買方人士稱,商品價格上升大趨勢不變,有一定持續性,但周期股還是“來得快去得快”,總體操作上還是需要“快進快出”。

此前,特朗普承諾在未來一周或數周公布減稅方案,市場預期其政策的出臺,將會給美國企業註入新的活力,帶動通脹的回升,在特朗普的減稅預期下,風險資產得到市場的親睞,大宗商品價格上漲。2月9日,全球最大的銅礦必和必拓(BHP)旗下智利Escondida銅礦工人開始罷工。市場預計Escondida罷工將持續一至兩周,全球銅供應量預計減少4.5萬噸。現貨鎳方面,菲律賓環境部長也表示,支持關閉或暫緩數座礦山生產的決定。

中信證券策略分析師秦培景等認為,周期難得再次成為春季躁動的主線,但背後的邏輯有了很大差別。首先,2017年國內經濟增速下行的動能進一步減弱,短周期補庫存趨勢確立,需求端和業績對行情有正貢獻,這與最近幾年都不同。其次,供給側改革的邏輯確立,且有2016年部分周期品的前車之鑒,周期品廠商的政策、信用等約束與以往都不同。另外,PPP、新疆板塊、“一帶一路”這些泛周期主題的活躍,也顯示市場對周期板塊認可度在逐步提升。

華泰證券分析師陳靂認為,周期上行過程中,股本回報率(ROE)較高的企業有穩健的配置價值。選股方面,一是ROE穩定處於高位,二是ROE向上修複彈性大。對於第一類,從有色企業歷史數據看,ROE比較可靠標的主要有西藏珠峰、建新礦業、山東黃金、中科三環、寧波韻升,對應的業務主要是鋅、黃金以及磁材。從基本面上,鋅仍是一個中期短缺的品種,當前的價格高位下,企業的盈利存在持續向上釋放的過程,在當前周期上行的大背景下,此類標的仍是穩健配置的尚佳選擇。

而上述看好有色板塊的私募人士認為,商品價格從2016年2月開始全面啟動,對商品價格而言,一個上升周期不可能一年就結束,供求關系全面改變還需要時間,但對相關周期股而言,“來得快去的快”,可能走在商品價格之前;比如2009年到2011年的商品上升周期來看,很多周期股2009年8月A股逼近3500點的時候,就已經是高點,2011年也回不到那個股價高度,投資者也需要小心應對。

春季 行情 誰主 主沈 沈浮 又是 周期 期股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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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要退出QE?油價和“大選潮”說了算!

3月9日,歐洲央行維持三大主要利率不變,符合預期;維持每月QE規模在800億歐元不變至3月底,從4月至12月將改為每月600億歐元。

此前,由於歐元區2月CPI飆升至2%,接近歐洲央行的目標,且在全球通脹預期高企的大背景下,市場一時間懷疑——歐洲央行是否也會提前退出QE?然而,此次行長德拉吉的講話否定了這種可能性。

“大規模的政策寬松當前仍是必要的,”德拉吉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Eurostat測算,歐元區HICP通脹2月上升到2%,1月為1.8%,去年12月為1.2%,這反映了能源和食品通脹上行,但目前還沒看到能令人信服的、持續的通脹回升趨勢,整體通脹仍取決於油價變化。”

主流觀點認為,歐洲央行不久前才延長了QE,如今改旗易幟未免操之過急,退出QE的關鍵仍在於油價和歐洲各國大選情況。市場仍對油價上漲的可持續性存疑(同日一度因美油庫存暴漲,油價跌破50美元/桶),荷蘭、法國主張“脫歐”的大選候選人的湧現也令政治風險持續升溫。

歐洲央行按兵不動

歐洲央行維持主要再融資利率0.0%不變,維持隔夜貸款利率0.25%不變,維持隔夜存款利率-0.4%不變。主流觀點預計,歐洲央行可能不會深化負利率程度。

歐洲央行聲明重申,歐洲央行利率料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維持在當前或更低水平,一直到QE結束後。若前景惡化,可以提高QE規模和延長持續時間。QE將實施至通脹路徑符合目標之時。

歐洲央行維持QE規模不變,對於4月後購債規模縮小為400億歐元/月,該行的解讀是延長QE,而非市場認為的逐步退出QE。能否實現接近2%的通脹目標,仍是歐洲央行改變貨幣政策主要標準。

“通脹在未來數月很可能維持接近2%,核心通脹將在中期逐步上升。”德拉吉表示。歐洲央行預計2017年通脹率為1.7%(前值1.3%),2018年通脹率為1.6%(前值1.5%),2019年通脹率為1.7%。歐洲央行預計2017年通脹率為1.7%(前值1.3%);歐洲央行預計2018年GDP增長1.7%(前值1.6%)。

盡管通脹中樞不斷擡升,但隱憂仍存。機構認為,近期通脹跳升主要因為油價上升,但這一因素今年稍晚可能會趨弱;此外,歐洲仍面臨重大政治風險,因此歐洲央行仍希望成為市場的定心丸。因此,如果歐洲央行要改變態度,可能要等到法國大選結果出爐,且要等待下幾個季度德宏觀經濟數據。

受到能源價格大漲的拉動,歐元區2月CPI同比增長了2%,為四年來首次升至歐洲央行目標水平上方。當月歐元區能源價格大漲9.2%,食品價格漲了5.2%。但剔除能源和食品等波動較大因素之後,歐元區核心通脹僅為0.9%,仍然低於1%。

油價、政治風險成隱憂

油價漲勢的不確定性仍令市場無法錨定通脹預期。對於OPEC和非OPEC國家減產的不確定性,使得布倫特油價自去年12月中期以來持續維持在55美元/桶上下,可見原油市場仍處於觀望狀態之中。

果不其然,近期的一則消息證實了這種擔憂。盡管OPEC國家履行了減產承諾,但美國EIA原油庫存大增並升至歷史高位,這讓OPEC去年末以來的減產行動大打折扣。支持多時的原油多頭終於砸下巨額空單,瞬間油價崩盤——WTI原油期貨價格在3月9日歐盤時段重挫近3%,跌穿49美元/桶整數關口,逼近去年11月末以來最低收盤價。

盡管最大OPEC產油國的沙特實際減產幅度為承諾規模的116%,且俄羅斯也稱將配合減產,但隨著油價的複蘇,頁巖油產量的上升或將持續打壓油價,為全球通脹預期平添不確定性。

同時,荷蘭和法國大選臨近,而這兩大歐盟核心國的脫歐呼聲已經日漸高漲。一旦政治風險成為現實,這必將打擊經濟動能,因此如今歐洲央行仍選擇觀望。

2016年英國脫歐作為導火索,反歐盟情緒彌漫。荷蘭作為歐盟的核心創始國之一,反對歐盟的民粹黨派迅速崛起。荷蘭3月15日即將舉行換屆大選,自由黨(PVV)領導人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迅速發聲,“為英國退歐而歡呼,現在該輪到我們了,荷蘭需要一個脫歐公投。”

興業研究分析稱,荷蘭的民粹主義政黨進入荷蘭政府已久,但始終屬於少數黨派,作為聯合系統的荷蘭政府目前難以被主張退歐的右翼勢力所壟斷。荷蘭政治格局複雜,雖然目前中間道路黨派依然占據絕對優勢,但未來兩級黨派勢力增強,會使得荷蘭對歐盟方針產生一定變化。

此外,法國總統候選人、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以“法國脫歐論(Frexit)”展開競選。盡管其最終當選的可能性仍不高,但期間必將擾動市場。

歐元成“高危貨幣”

在歐洲政局的不穩和潛在風險預期下,歐元對美元在剛過去的2月份下跌了超過2%,而同期黃金上漲超過3%,可見,市場是對2017年歐元大戲開幕做好熱身準備,歐元大概率將對美元和英鎊下行。

美聯儲近期釋放了明確的3月加息信號,且2017可能加息2-3次。“盡管歐洲經濟數據轉好,就業和通脹仍相對疲軟,使我們無法看到在2018年有加息的任何奢望,因此歐美兩國的分化將日趨顯著,會導致市場對於歐元的謹慎態度。下半年歐元區的通脹假如上升到了一個階段,才有可能看到歐央行改變策略,使歐元獲得支撐。”KVB昆侖國際全球交易首席分析師魏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2017年也或是歐元的“不破不立”之年。魏巍稱:“從2014年5月的峰值(1.40)一路跌到 2015年3月(1.05,接近對美平價),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歐元一共跌掉3500點,跌幅近25%。此後進入盤整,走出了近2年的平臺整理走勢。這兩年的調整,是為了之後繼續下跌而洗盤呢?還是為後市的絕地反擊而蓄力呢?”

在他看來,如果不確定性發酵,歐元/美元1.0380的日線收盤價被突破後,那麽歐元將向美元平價再次發起沖擊。

央行 退出 QE 油價 大選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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