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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联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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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bh.com/HTML/2009-10-19/150102.html


10月15日,记者的午餐很特别——与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韩家寰一起,在他的办公桌上吃鸡。

“想知道这只鸡的‘生平’吗?”韩家寰指着桌上刚出炉的烤鸡,盯着记者问道。旋即,他又自己揭开谜底,“给你个安心码,登录我们的‘姐妹厨房’互动网站,你可以马上查到它所有的信息,甚至是饲养和屠宰时的视频”。

“ 从今年6月起,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每一包大成‘姐妹厨房’品牌的鸡肉产品,只要输入包装上的安心码,就能通过手机或互联网便捷地追溯到食品源头。”韩家寰表 示,目前用户通过手机可方便获知的信息包括:一、养殖农场、饲养人、入雏与出栏时间;二、所使用的批次饲料生产信息;三、电宰工厂、批次鲜肉生产及质检信 息;四、食品深加工信息等内容。

无所不在的手机和互联网,让烤鸡自己“告诉”你,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经意间,大成食品让时下最为时髦的物联网概念,以直观示人。而在此前,在证券公司、分析师的推波助澜下,资本市场上的“物联网”兴风作浪,一众或相关或无关的上市公司纷纷走出独立行情。

“未来社会必然是一个物物连接的巨大网络,任何一种商品的市场营销空间都会由此而变得更为广阔,脱胎于小农经济的鸡肉生意也完全可以依托数字化、网络化有大发展。”韩家寰虽然没有提及时下热门的物联网概念,但他通过网络让烤鸡动起来的举措,已经有那么点意思了。

会“说话”的鸡

据 韩家寰介绍,大成食品2007年在香港上市(股票编号:3999),目前是中国最大的鸡肉加工商,掌握包括鸡肉、调理食品及饲料、育雏、屠宰一条龙的产业 链,是中国肯德基以及麦当劳的最大鸡肉供货商。大成食品目前已陆续在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12个省市投资,肉鸡年加工1.5亿只,旗下签约合同养鸡农 户4000户以上,2008年营业收入超过人民币90亿元。

尽管大成食品在业界颇具盛名,但在韩家寰看来,近年来中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普遍提高,而大成食品作为行业内的领导者,需要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消费者心态的变化,并积极通过科技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信息更全面的安全食品。

为 了这个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韩家寰从2006年开始,就从鸡肉来源着手打造大成的食品安全保证体系,从鸡农选择、鸡舍管理、兽医配备 到饲料、电宰、深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进行电子化管理,并通过通讯网和互联网把链条垂直串联起来,每年的投入都在数百万元以上。

据韩家寰透露,为了实现让肉鸡通过网络能动起来的目标,大成食品一是通过对基础饲养流通环节的技术改造,包括增加RFID、二维码设备等;二是增加基层驻点兽医和质检人员;三是在全国增设100个中央控制点,以收集传输肉鸡产业链各环节信息,最终实现网络互动。

韩家寰表示,大成安心可溯的生产控制系统是多年企业建设的结果。有别于其他企业对鸡农松散管理、市场广泛收鸡的粗犷方式,大成一直采用统一供雏、供料、防疫、用药、回收的契约饲养模式,并在全国配备有超过600名兽医、员工和质检专家把关生产全流程。

在韩看来,投入巨资建立起来的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就是要让白肉鸡能动起来,能自动显示一生的经历”。

“ 尽管现阶段我们的‘姐妹厨房’网站还在运行初期,除了食品的上述信息外,还可提供饲养农户和电宰厂的视频追溯,以及烤鸡制作等食品加工视频。”韩家寰表 示,网络作为一个高效的互动平台,未来可以增加的环节很多,“说不定抚顺鸡农和北京消费者的一个网上互动,就能营造出新的市场卖点”。

大成生意经

“花这么多钱,让白肉鸡能自动显示一生的经历,大成的鸡肉当然会卖得比别家贵一些。”韩家寰坦承,目前源头透明的安心鸡都是在大成今年新推的“姐妹厨房”鸡肉食品品牌下,主要是面对高品质的终端消费市场。

投入这么大精力,卖数字化肉鸡,甚至是把数千户的鸡农也要带上互联网的高速路,大成的算盘是怎么打的?

“ 告诉你一组科学的数据,平均1.9公斤饲料可以转化为1公斤鸡肉,而一公斤猪肉转化需要的饲料是3.5公斤、牛肉是8.3公斤。一只鸡从鸡雏到出栏,大概 只需要46天,猪和牛要长到够吃肉的时间不用说了吧。”韩家寰认为,鸡集中体现了建设节约型社会(吃得少、成才快、贡献多)和可持续发展(鸡生蛋、蛋生 鸡)的理念,相当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人均猪肉的消费量高达33公斤,2007年猪肉价格飙升,最高竟然每公斤到了30元,普通人家吃 猪肉已经成了一项需要考虑的开支,而相对鸡肉的价格近年来则变化不大”。

“我们期望通过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安心鸡,并在日 常生活中接受鸡肉这种更经济更环保更健康的食品。”韩家寰强调,大成做网络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并非是针对哪个行业竞争对手,目的就是让中国人能更多了解鸡肉 的价值,餐桌上更多吃些鸡肉,“大成若5年内能占到中国白肉鸡市场15%以上的份额,那就是一个年营业额超400亿元的巨大生意”。

“鸡联网”图景

在 10月初的瑞士日内瓦ITU World 2009(世界电信展)上,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对于发展中国物联网给与了明确支持,认为市场和技术条件均已成熟。王建宙认为,通过装置在各类物体上的电子 标签(RFID)、传感器、二维码等,经过接口与无线网络相连,从而给物体赋予“智能”,实现人与物体的沟通和对话,也可以实现物体与物体互相间的沟通和 对话。

由此“物联网”概念出发,大成食品的鸡肉安全追溯管理系统,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将万千只鸡连接起来的“鸡联网”。

对于未来物联网世界下的企业发展,韩家寰表示,初步阶段大成食品主要是推动企业鸡肉产业链的数字化网络化,目前已经实现了通过手机网络、电子标签、互联网视频等手段,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物物、物人对话。

而随着大成“姐妹厨房”鸡肉食品品牌的推广,接下来有计划配合“姐妹厨房”互动网站和姐妹厨房烤鸡店,实现网上往下虚拟+实体店客户订制销售的形式,届时消费者通过手机或网站可实现反向互动,可以方便且个性化地购买到姐妹厨房的系列鲜鸡肉产品、熟鸡肉产品。

对 此,iSuppli半导体行业资深分析师顾文军表示,像大成食品这样自身业务包括种植、育种、饲料、商业养鸡、电宰、肉品、食品加工和餐饮零售等一条龙的 食品企业,已经具备了产业链垂直整合的优势,产业各环节信息在企业内部已经有成熟的运转体系。而物联网概念就像光纤最后一公里一样,可以帮助大成打通由“ 农场到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以实现最有效的食物链系统贯通,并由此可能产生创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不过,In-Stat分析师管黛则认为, 物联网眼下还只是一个虚而泛的概念,目前能通过物联网赚钱的,还只能是像海虹控股、新大陆等这样的资本市场物联网概念股。接下来有可能赚到钱的,会是掌握 传感器核心技术的芯片企业和掌握通讯网络的运营商,而像大成食品这样的食品企业,借助物联网概念更多的意义是在市场营销上,其实质就是一种绿色健康环保饮 食的营销方式。

“物联网这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就已提出。一般理解为,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将物与物连接起来,实现智能识别和 管理。”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发三部高工、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负责人王漫对记者表示,单就RFID底层专利上,中国目前还并无主导权,全球来看,在传感 器技术上美国、日本、欧洲拥有巨大优势,占据全球发明型专利申请总量的53%。

王建宙则在世界电信展上强调,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应用,物联 网可以广泛应用于交通控制、智能建筑、食品管理,以及未来生产进程管理的各个方面,而物物对话、物人对话的实现,提高社会效率、节约公共能源将是其最明确 的作用。对于技术追赶则需要一个过程,不必妄自菲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各产业链环节共同的努力。



聯網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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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脫媒試驗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92849&time=2011-08-19&cl=115&page=all

伴隨著銀行傳統的增長模式走到盡頭,P2P小額貸款方式如何在中國落地、發芽、生長和自我規範?
財新《新世紀》 記者 沈乎

 

  提供貸款中介業務,員工數千人,網絡覆蓋全國30個城市,但這不是一家商業銀行,也沒有監管當局核發的經營牌照。

作為業內最大的一家,宜信成為小額信貸聯盟的理事會成員,並可能牽頭即將成立的P2P專業委員會。暴帆/東方IC


  這家名為宜信的公司,所代表的為「個人對個人」(Peer to Peer,點對點,下稱P2P)提供貸款平台服務的商業模式,在中國悄然興起。按照業內的說法,宜信的月貸款成交額已經超過1億元。但宜信對此拒絕置評。

  自2009年開始的兩年間,中國樹以此類旗號、提供貸款服務的網絡平台已從寥寥數家增至三四十家,但確切數目無人知曉。這些貸款平台目前的總成交金額有多大?也不為任何機構掌握。

  據業內保守估計,這個市場的潛在規模超過500億元——涵蓋20個大中城市的個人及微小企業貸款需求。如果再將業務擴展至範圍模糊的中小企業貸款,該市場的規模近9000億元;按最大膽的估算,數萬億的民間借貸都可被視為潛在市場。

  這類機構移植了在國外近年來大受歡迎的新商業模式,以收取貸款中介費用為主要收入,線上業務手續費可達2%-4%,很吸引人。先入者們希望「悶聲賺大錢」,但效仿者已蜂擁而至。

  他們趕上了「好時候」:無論是銀行內外都已經意識到,在銀行業總資產突破百萬億元後,過去銀行業高速增長的模式已經無法持續,社會融資結構必然 將發生遷移,未來幾年,銀行信貸佔到整個社會的比例將走向逐漸減少之勢,社會的金融資源將以各種形式向此前常被忽視的小企業流入,而P2P正是其中的浪花 一朵。

  財新《新世紀》調查獲悉,除一家固守原有模式外,其他各家P2P貸款平台或多或少都突破了原本高度依賴互聯網的P2P模式,轉入線下。所謂線下就是脫離了網站點對點的模式、更多帶有小額貸款公司的特點。

  業內人士認為P2P貸款平台和地下金融相比,更規範、利率更低。不過,中國小額信貸聯盟(下稱小貸聯盟)秘書長白澄宇認為:「我現在最擔心的,是有人看到這裡回報高,就忽視風險管理,只是把別人的錢拿來亂發貸款。」

  「這尚不屬於我們監管的範疇。」央行和銀監會有關部門均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如此正式回應。

  「把發牌照等同於監管,這是庸俗的看法。不需要發牌照不等於監管當局不應關注此類新金融形式的發展。」一位高級金融專家如是說。

  對比國際慣例,為吸引客戶,中國P2P機構為吸引借貸者,多採用保底甚至保息的方式。但這一內核的扭曲,也為這一新的貸款形式和機構在中國如雜草一般的發展,埋下隱患。

平台拓荒

「我開始也想,誰會把錢借給陌生人,這不有病嗎?但從2010年開始,我們每個月成交量增長都超過20%」

宜信集團CEO唐寧認為,P2P行業遠未到搖紅旗提示風險的時候。邸晉軍/東方IC


  「這種模式,一方面給借款人提供了一融資渠道,且成本低於銀行貸款;另一方面給出資人提供了一投資渠道,投資回報高於銀行理財。所以它為借款人、出資人都創造了價值。這是它存在的理由。」白澄宇表示。

  被貸款平台公司借用的「P2P」概念,原指互聯網的一種傳輸協議,數據的下載方和提供方均是個人,以區別於與服務器為中心的下載方式。效果上,隨著下載人數增多,提供下載點就不斷增多,下載速度越快。

  與此類似,P2P貸款模式的核心,是互聯網時代的金融脫媒。擯棄了銀行這一吸存放貸的傳統媒介,建立一個網絡平台,願意將閒置資金出借的個人, 以及有貸款需求的個人,將信息發佈在該平台上,並自行配對。被視為P2P貸款鼻祖的是英國一家網站Zopa(www.zopa.com),成立於2005 年,目前有50萬會員,相互之間出借了1.35億英鎊。

  「這是通常被美國主導的互聯網世界中一個真正的英國發明。」Zopa在網站上自豪地說,並稱全世界大概有35家同類P2P貸款平台。但它可能錯了。僅在目前的中國,宣稱以該模式運營的公司至少已超過30家。

  被公認最早在中國商業化經營這一模式的拍拍貸(www.ppdai.com),成立於2007年8月。它固守著最原始的模式:即借貸雙方發佈信息,自主成交,網站僅充當平台,沒有線下審貸環節,不對單筆貸款提供擔保。拍拍貸評價說,自己是行業裡最保守的一家。

  「前面三年我們都熬過來的。我開始也想,誰會把錢借給陌生人,這不有病嗎?」拍拍貸創始人之一胡宏輝說。「但從2010年開始,我們每個月都實現了穩定增長,月成交量增長超過20%。」

  目前,拍拍貸月成交額約1000萬元,鼓勵用戶在平台上進行分散投資,大部分成交的利率區間在16%-20%。除去向客戶收取的賬戶管理費和充值手續費等成本,拍拍貸的利潤來自於成交服務費,即佣金,對6個月或以下的借貸收取2%,6-12個月的收取4%。

  「對於這種做法的可持續性問題:第一要看定價,期限和利率如何確定,網站上公佈的利率和實際利率不一定一致,有時會有隱含成本,變相提高利率;第二要看還款率。如果不良貸款能保持在1%-3%以內,可持續性就沒有太大問題。」一位金融專家說。

  目前,所有P2P機構均強調自己的「平台」或居間人身份,承擔的功能僅是發佈信息,介紹貸款,無意吸存或放貸。但在流程上,雖然大部分平台均聲稱與第三方支付機構或銀行達成合作,但資金還是要經過公司或高管個人的銀行賬戶或支付寶賬戶。

  紅嶺創投(www.my089.com)副總王忠平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根據央行調研時提出的「資金監管」要求,該網站已與工行合作,進行了第三方監管。

  「網站沉澱這麼多錢,之前都是經高管個人賬戶,外界總會擔心,會不會出現捲款潛逃?我們和工行做的第三方監管,每年付出監管費成本90萬元,現在所有資金都充進公司賬戶,管理層無法動用。工行總行來調研過。」

  但胡宏輝說,目前業務尚無任何一家P2P機構出具過資金監管報告。

三波浪潮

緊縮政策造成銀行必然偏愛國企,小企業的貸款需求為P2P貸款平台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緊縮政策創造了P2P興起的機會。

  2007年至2008年11月的一輪緊縮政策,助推了民間借貸的繁榮。第一批P2P貸款平台開始出現。第二波P2P貸款平台的誕生則始自2009年底。

  2010年1月以來,央行先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2010年12月,銀行間市場利率開始飆升,目前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已達21.5%,創下歷史新高。業內人士稱,目前正是第三波P2P貸款平台興起的浪潮。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依賴量化控制,不是調節資本價格來抑制通脹,而是靠減少信貸供給,客觀上造成銀行偏愛國企,歧視和犧牲為中國提供大部分就業的民企、中小企業。

  里昂證券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顯示,2011年6月,民間貸款年化利率攀升至66%,創造了2006年3月里昂證券開始此項監測以來的最高紀錄。 報告稱,「據借貸人(指資金掮客)的估計,溫州的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達到7000億元到9000億元,大約有50%-70%的溫州本地人以各種方式加入 了民間借或貸。這些借貸人向投資人付出的月息是1.5%-1.8%(年化後為18%-22%,相比於官方一年期存款利率3.25%),較一年前的1%到 1.2%的月息有所上升。60%-70%的貸款進入本地企業,用於維持企業運轉或償還債務。個人借貸則主要用於炒股和炒房。」「由於一些本地企業開始破 產,借貸人估計今年大約有10%-15%的未償貸款將會變成壞賬。」

  受訪的多數P2P貸款平台業者認為,與民間信用融資性質的「標會」等相比,P2P貸款平台更為透明可控。胡宏輝介紹:「去年10月,央行研究局和上海總部的相關人士來我們這裡做過民間借貸的調研。我們把民間借貸的一部分搬上了桌面,方便監管。」

  暢貸網(www.51qian.com)的合夥人施棟偉認為,P2P貸款平台和地下金融相比,更規範,利率更低。在和另一位合夥人成立暢貸網之前,他從事和銀行貸款的相關工作。

  「做民間借貸也有門檻。資金掮客手裡有一定量的放貸人,有一道販子二道販子,幾百塊幾千塊的閒散資金起不了作用,我們這個平台很不一樣。主推就 是解決微小企業的融資難。」施棟偉說。很多貸款平台的下限從數千元到一萬元不等,貸款的上限則被設定在20萬元或30萬元。業內人士解釋道,這一區間,差 不多是個人信用卡卡均授信的上限到小額貸款公司的授信下限。

發展路線流變

最新的趨勢以宜信為代表,越來越多的P2P貸款平台開始將重心轉向線下

  步入第三波後,P2P貸款平台行業已各出奇招,操作模式紛繁複雜,發展路線也出現分化。

  白澄宇回憶,最早與小貸聯盟聯繫的中國P2P貸款平台有我開(wokai.org)和51give(51give.org)兩家,均為公益性質。

  隨著商業性P2P貸款平台的興起,宜信、拍拍貸、貸幫(daybang.com)、人人貸(renrendai.com )和融宜寶(rowerp2p.com)等紛紛加入小貸聯盟。除貸幫主要面向農村的脫貧,其餘數家均為商業性P2P。

  白澄宇觀察到,最新的趨勢以宜信為代表,越來越多的P2P貸款平台開始將重心轉向線下。

  拍拍貸、紅嶺創投和暢貸網和宜信分別代表了行業內三種典型模式,也是率先實現收支平衡的三家。但各家機構在自身業務定位、經營執照、客戶定位、操作流程、業務規模、推廣渠道、本息保障等方面,共同點已經不多。甚至對最根本的——什麼是P2P模式,行業內也分歧漸深。

  白澄宇介紹,據其觀察,這些機構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純線上的P2P平台,不參與實際交易,沒有信貸員、銷售人員,完全通過互聯網開展業務, 典型如拍拍貸,但純線上業務的發展速度比較慢。如宜信和貸幫,在線上業務發展滯緩後,開始做線下業務,並成為一個主要依靠線下業務的P2P平台。

  所謂線下業務,就是發展銷售隊伍向出資人做理財,信貸員隊伍去審核借款人,保證信息可靠和貸款質量。一些P2P機構表示,實地審核很必要,要去「看房子裡是不是就一鋪蓋捲兒」、「去看店裡一天流水有多少」。

  在P2P貸款是否應以線上為主,業界有所爭議。宜信目前業務規模最大,在宣傳上雖仍以「P2P個人無抵押無擔保小額貸款平台」為主打,但在許多同業看來,它早已有所偏離。

  宜信集團CEO唐寧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宜信的業務分為兩塊,一是類似於諾亞財富(NOAH.NYSE)的投資理財服務業務,一塊是P2P 貸款平台業務。唐寧認為,P2P貸款平台未必要堅持線上,而是促成個人對個人貸款關係的平台,並且集團的主要業務仍是P2P貸款。

  今年約40歲的唐寧在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後赴美學習經濟學,在華爾街DLJ投資銀行工作。2000年回國,擔任亞信科技的戰略投資和兼併收購總 監,2006年創辦宜信,初以投資理財服務為主,2009年開始宣傳P2P貸款平台。2010宜信獲得了國際私募基金KPCB千萬美元的投資。

  但許多同業表示看不懂宜信的運作,認為其最大問題在於透明度不足:既主戰於線下,又不讓客戶知道錢的投向,這種模式無異於信託甚至銀行。

  財新《新世紀》記者曾向宜信的一名銷售人員詢問,是否能在宜信的平台上一對一地選擇貸款對象?銷售人員回答不行,因目前「季度產品已停止」,只能做10萬元起的理財,或者直接購買信託產品。另一名銷售人員則回答,目前貸款項目緊缺,無法投資於貸款。

  另一家在北京從事P2P貸款業務的公司融宜寶在上線三個月之後,從線上轉到線下。「把網點布全,線下老客戶後期推薦到線上去培育粘性,實現對接。」融宜寶總裁王會師說。

本息賠付懸疑

每筆投資都擔保,就意味著不需要考察借款人,借給誰沒有區別。本息賠付的模式蘊藏著系統性風險

   「我曾是拍拍貸的用戶,投了一萬多塊錢,到現在還有八千多的逾期,於是思考,能不能對投資者權益做更多保障?所以從建立的那天起,就開始推本金墊付。」紅嶺創投副總王忠平說。

  紅嶺創投模式的核心是保本。這也是目前中國P2P模式和國際慣常做法分道揚鑣的關鍵性分歧。

  紅嶺創投將借貸分成三種:普通標主要針對個人,推薦標和快借標針對中小企業。對VIP客戶,普通標逾期一個月後,紅嶺墊付當期應還本金;推薦標逾期後,紅嶺墊付當期本金和利息;快借標則在逾期當天墊付當期本金和利息。要成為VIP客戶,年費是180元。

  「2009年到現在,逾期共400多萬元,回收了200萬元,壞賬200多萬元。」王忠平說。為覆蓋賠付風險,2010年3月,紅嶺創投從100萬元增資至1000萬元。

  「首輪增資擴股拒絕了風投,主要面向出借人和員工。未來三年內,增資擴股還是主要回饋原股東、出借人和員工。」王忠平說。

  「目前,純線上、小額信用貸款、不單筆擔保,就剩我們。2010年上半年,很多網站都是複製我們的模式,甚至連名字也極為雷同,如哈哈貸、開開貸,但現在都複製紅嶺的模式去了。」胡宏輝說。

  各家網站目前為招攬客戶提供的本息賠付,使P2P貸款平台兼具擔保公司的意味。常見做法是,網站從佣金中提取相當於貸款金額2%的風險準備,一旦發生壞賬,便將本息全額賠付給投資者,如宜信。

  另一種做法是,提出某種形式的賠付計劃,向參與該計劃的投資者收取一定的擔保費(如交易金額的1%),保證本金安全,如暢貸網。

  2%的風險準備是如何確定的?一說為參考了已存在P2P貸款平台普遍的壞賬率,但畢竟行業發展初期歷史數據十分有限,不足以為據。「國際上不良貸款率不到2%就算不錯的銀行了,」一家商業銀行分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表示,「提得太多收入就沒了。」

  胡宏輝認為,本息賠付的模式蘊藏著系統性的風險。「每筆投資都擔保,就意味著不需要考察借款人了,借給誰都沒區別。如果發生較大規模壞賬,網站 賠不起就倒閉了。網站的審貸能力能和銀行比嗎?而且都是信用貸款。現在控制風險,一靠擔保,二靠小額度。額度小的話,道德風險就會小很多。如果把額度放 大,又擔保本息,風控可能出問題,損失的就不是幾筆壞賬,是所有的投資。網站倒閉,投資者去哪索要債權?」

  為防止更多競爭對手進入,各家均不太願意透露成交額、風險池大小、賠付情況、毛利率、佣金費率、附加費用等。如宜信將對外宣傳重點放在公益微利 的小額貸款項目「宜農貸」上,但自2009年2月啟動至今兩年多,「宜農貸」的交易量僅為430萬元,不到外界傳言其總成交金額的5%。業界傳言,宜信今 年的目標成交額是17億元。但宜信始終不願對外確認成交額。

瘋狂的效仿

效仿者的路子越來越野,從成交的真實性到網站的各項經營數據,各家都諱莫如深

  「第三波P2P貸款平台的爆髮式增長已近失控。而效仿者的路子越來越野。」一些早期成立的網站經營者憂心忡忡,認為新手們被所謂初始投入少、幾乎無門檻、毛利潤率高的表象吸引。

  「只要一個從業三五年的程序員,拉幾個人,搞個兩三個月,主程序就能寫出來,網站基礎框架沒有什麼太大的技術門檻。」施棟偉說。

  P2P貸款平台目前基本上都是以兩種身份註冊:一是投資諮詢公司,二是網絡技術類的電子商務公司。兩種註冊身份反映了對P2P貸款理解的差異。 財新《新世紀》記者發現,註冊為網絡技術公司的P2P貸款平台,更重視線上業務,將自身定位為提供金融信息服務的互聯網公司;而註冊為投資諮詢公司的 P2P貸款平台,偏重線下業務,更願意從理財服務的角度來理解自身業務。

  6月底,銀監會公佈了《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銷售管理辦法》,規範銀行在理財產品銷售過程中的行為,包括確定合格投資者門檻和銷售中的措辭等等。而P2P貸款平台的相關銷售行為則無約束無規範。

  例如,微貸網(www.wd5.com.cn)是一家位於浙江地區的P2P貸款平台。6月,其工作人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網站在搭建過程 中,將於7月上線。全國投資者均可投入資金,通過此網站貸給浙江本地企業,獲得利息。工作人員還表示投資者可獲10%-12%的年化收益,並且只要申請成 為VIP客戶,便可獲得本息全額保障。申請成為VIP客戶無需任何條件,更無任何風險提示。

  該工作人員甚至說不清什麼是P2P貸款。財新《新世紀》記者發現,該網站進行推廣的實際上是當地大學的幾名在讀學生。7月,該網站上線兩週後,網站上已顯示大量成交紀錄,但真實性無從識別。其標榜的成功案例中,八個月的一筆一萬元借款利息達25.24%。

  與此同時,7月22日,哈哈貸(hhdai.com)宣佈因「中國市場的信用問題」及「運營資金的短缺」關閉。2009年5月至今,哈哈貸發展了近10萬會員。其「善後」方案僅僅是墊付截至8月20日借出者未收回的款項。9月2日,服務器將下線,域名停止解析。

  誠信始終是難以迴避的話題。作為業內最大的一家,宜信成為小額信貸聯盟的理事會成員,並可能牽頭即將成立的P2P專業委員會。

  在採訪中,財新《新世紀》記者問及如何保證成交數據真實時,唐寧回答說:「淘寶上不也存在偽造交易紀錄,虛增信用的情況嗎?」

  財新《新世紀》記者繼續追問,淘寶上虛增信用的行為傷害了其誠信,為人詬病,而P2P行業未來如何避免這樣的問題?唐寧沒有作答。

  「P2P平台的門檻主要在風險控制。如果壞賬多到承擔不了,用戶就會走,網站也就沒生意了。」胡宏輝說。這可能還不是最極端的情況。如有網站閃電開張,偽造歷史成交數據,套取客戶資金後又閃電關張,大大小小的遺留債權該如何處置?

  「國際上經過研究,小額信貸行業,如年增長率高於200%,風險一定存在。這是個經驗值。在市場創新期,即使利潤較高,也應該控制增長速度。」白澄宇說。不過,應由誰來控制?

監管空白

「如果你不盈利又沉澱巨額資金的話,就有問題了。你到底想幹嘛?」

  7月,在宜信公司北京辦公室門口,慶祝公司成立五週年的鮮花還沒有凋謝。

  「中國的小額信貸整體覆蓋非常差,行業發展尚在早期,遠沒有到舉著紅旗到處預警的地步。發展中的問題應發展中解決。透明到什麼程度,美國模式和中國模式不能對等。不同企業有不同選擇,不能一概而論。」唐寧說。

  P2P涉及貸款服務,是否應該接受更嚴格的金融監管?對這個問題,業內意見不一致。

  王會師認為,P2P貸款平台還處於「民不告,官不究」的狀態,實際上象徵著監管層一定程度的寬容,賦予了行業自由發育的時間。他預計,這段自由發展期可以再持續兩年。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董安生認為,這是一種牽線搭橋的居間業務,不涉及金融牌照。

  有從業人士認為,應盡快給該行業找個婆婆,建立行業標準和准入資格。「還是需要牌照。尤其對比較自律的公司。我們不擔心自身的合規性,就擔心別人做壞了,殃及池魚。」胡宏輝說。

  不過,監管當局目前仍處於觀察狀態。7月20日,中國銀監會召開2011年第三次經濟金融形勢通報分析會,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要求高度警惕近期網絡借貸、民間借貸等領域凸顯的風險。

  央行相關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P2P貸款平台不屬於管轄範圍,建議詢問銀監會。銀監會相關人士則表示,貸款平台收取的是中介費,不是息差,不由銀監會監管。誰發牌,誰監管,建議諮詢工商總局或者商務部。

  「我們向監管部門私下詢問,他們表示這個暫不屬於管轄範圍。這個事兒要麼做得大而好,要麼就做得大而不好,我們才能出面,否則也沒有意義。」王會師說。

  王忠平表示,央行曾非正式地透露了幾點要求:註冊資本應全面覆蓋壞賬風險、資金第三方監管、公司資本金不能參與放貸、要求盈利。「如果你不盈利又沉澱巨額資金的話,就有問題了。到底想幹嘛?」

  多位專家表示,對P2P貸款平台仍持保留意見。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表示,P2P貸款平台現在風險尚未充分暴露,一些問題需要繼續觀察研究,各家實際操作中是否存在高利貸、洗錢、變相吸儲、暴力追債等問題,都要密切關注。

尋找「組織」

從國際經驗看,小額信貸走向自律、主動提高透明度,也是贏得市場信任的重要方式

  從現有法律來看,P2P存在的合法性有依據。根據《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的規定,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法人、自然人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款作為借貸案件受理,確保了民間借貸的組織形式及其合法性。

  但是,民間借貸中也應當遵循一些特殊的法律規定,例如:借款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基準利率的4倍。至於自然人之間的關係、通過何種形式或者平台進行借貸,法律並無規定。

  王會師認為,作為一家貸款中介機構,監管上的合規「主要看能不能做到自然人和自然人真實無縫的對接,能確定債權關係是真實的」。如果能做到真實、清楚,那沒有理由禁止介紹民間借貸,「除非你把法律改了,不准個人跟個人借錢」。

  另有一位不願具名的金融法律專家認為,這種業務模式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未來不確定性比較大。法律從來沒講清楚過什麼是金融業務,介紹貸款是不 是貸款業務裡頭的一部分,提供一個交易平台算不算金融業務,法律地位確實不是很明確。做得好,規模不夠大,沒什麼風險;做大了後如果出事,有可能被冠以非 法經營罪。」

  目前,各種P2P貸款平台紛紛向可以找到的組織靠攏。小額信貸聯盟即是其中之一。

  從國際經驗來看,小額信貸走向自律、主動提高透明度,也是贏得市場信任的重要方式,而不是依賴於金融監管的「背書」。

  「小貸聯盟建議,P2P平台在法律和監管還真空的情況下,開展行業自律。目前,正在籌劃成立一個小貸聯盟下的P2P專業委員會,對行業進行自律。年內希望委員會能建立起來,越早建立越有利於行業的發展。如果被行業普遍接受,就可以成為行業標準。」 白澄宇說。

  他進一步介紹說,自律的要點有五項:一是在行業內部制定明確的P2P標準,「不能任何一個人都打著P2P的旗號開展業務」;二是行業內一定程度 的客戶信息交流,防範借款人的重複借貸和過度負債;三是由委員會對平台進行行業認證;四是對借款人進行一些金融知識的宣傳和行業利率的公開透明披露,讓這 些借款人瞭解各家平台真實的融資成本。

  「每家機構成本和效率不一樣,應該向借款人披露整個行業的真實利率水平,讓借款人有個選擇。P2P平台收取的中介服務費,是通過競爭形成合理的收費標準。」白澄宇說,「最後一條,應該聯合起來在法律、政策和監管上謀求地位。就像第三方支付平台一樣,最終得到牌照。」

  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中得知,這也是多數P2P貸款平台希望走的路徑,即自主發展一段時間後獲得「追認」,並最終創造一種特許牌照。「第三方支付是從2003年底起來的,八年後發牌。擱五年前,誰知道?」業內人士稱。

  Zopa:「擯棄銀行,每個人都可以有更好的交易」

貸款 脫媒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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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金融試驗放閘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31/100375210_all.html

溫州危機促成溫州試驗。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批准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下稱《方案》)。

  從提出設想到擬定上報,獲批,溫州試驗推進迅速,耗時僅半年。《方案》中定下12項任務,涵蓋規範發展民間融資、金融機構准入、個人境外直投以及金融產品創新、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描摹了一個多元的金融體系,為金融業的對內開放打開了一定空間。

  其中釋放的最強烈信號,莫過於對當地活躍的民間金融充分肯定,並承認溫州問題在全國具有代表意義,決心探索解決這一問題。

  當前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不乏進退猶疑,在外部性強、壟斷度高的金融領域尤其如此。溫州試驗消息傳來,浙江省副省長、中共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將其稱做一次「再出發」。

  不過,相比於溫州上報的方案,國務院批覆的《方案》迴避或模糊了利率市場化、開放民營銀行這兩項外界期待頗高的嘗試,顯示出高層在核心問題上仍然存有顧慮。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溫州改革的「試驗」意味。

  與《方案》本身相比,後續細則的制定和落實更為市場期待。它將決定溫州改革會否是一道前途光明卻沒有現實路徑的「玻璃門」。

風雨再出發

  試驗緣於迫在眉睫的現實風險。

  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提出始於去年10月。以發達的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聞名的溫州,在去年下半年宏觀環境的連續衝擊下,呈現飄搖之勢。資金鏈斷裂、老闆跑路甚至自殺的新聞,不時現諸報端。長期以來沒有「身份」的民間金融如再不被正視,溫州將面臨崩盤的可能。

  江浙是中國民營經濟發祥之地,也有著悠久的民間借貸傳統,溫州尤為典型。基於人際關係、盤根錯節的民間借貸,在中國正規金融體系中一直難以獲得 承認,成為巨大而不透明的暗盤。但正因為其「隱身於地下」,所以幾乎完全市場化,能靈敏而準確地反映資金供給情況。因此,里昂證券在持續追蹤溫州基礎上發 佈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也成為資本市場上響噹噹的產品。

  中金公司分析師毛軍華和羅景去年10月的報告在央行統計基礎上估算,溫州2011年截至二季度民間借貸餘額為1100 億元,據此推算2011年同期全國民間借貸餘額約為3.8萬億元,佔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總規模約33%,相當於銀行總貸款的7%。

  來自央行的統計略顯保守。里昂證券去年6月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引用資金掮客的估計,稱溫州的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達到7000億元到9000億元,年化利率66%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其中,60%-70%的貸款進入企業用於運轉或償債,個人借貸主要用於炒股和炒房。

  截至今年3月20日,溫州市銀行業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餘額6757億元,人民幣貸款餘額6261億元。如按里昂證券的調研,溫州金融的體外循環,已接近「正規軍」的體量。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院長胡必亮在今年2月赴溫州調研後,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溫州的民營企業及經營者幾乎全部參與民間金 融,80%以上的居民參與了民間金融,政府官員基本上全面參與民間金融;近年來借貸利率不斷創新高,折成年利率後普遍達到25%以上,有的甚至高達 100%以上。單筆借貸數額不斷提高,出現了不少億元以上單筆借貸,有民營老闆跳樓自殺,更多人一走了之。當地企業家認為目前問題是冰山一角,如處理不 當,會有更多嚴重問題。

  胡必亮的判斷是,這場民間金融危機不僅是溫州的地方危機,「而是目前改革發展階段所要解決的極其普遍、十分重要而又非常難以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即在外資進入不多、國家投資很少、金融管制很嚴、企業家精神又很強、經濟發展勢頭也較盛的地區,究竟如何認識和發展當地民間金融問題」。

五個月成型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介紹說:「溫州的金融改革從1980年10月蒼南縣金鄉農村信用社實行存貸款浮動利率開始,到今天已經32年。這種基層自發的金融改革現今已不適合。」

  溫州的民間金融問題之所以這幾年集中突顯出來,胡必亮認為,原因之一是溫州民間金融的制度化安排近些年大大減弱了,即政府允許民間金融活動以一 定的組織形式公開開展金融業務的程度,比改革開放初期總體上是降低了。較之以前,更多的民間金融從地上轉入地下,利率逐年升高,風險不斷增大。

  對此,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表示,金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將基層改革的積極性與頂層設計相結合,以此推動金融改革深化。

  2011年10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浙江調研期間,溫州方面就提出設立民間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想法,希望將民間金融機構納入監管軌道、降低市場利 率和風險,引導民間資本早日實現「陽光化」。這個想法得到了認可。隨後,在溫州提交方案的基礎上,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提出修改意見,並徵求7個部委(包括 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商務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參考意見。此間,國務院四位參事經過實地調研,形成書面材料,四次上報國務 院,兩次面見溫家寶總理,提出應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至3月28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獲批,僅五個月的時間,一份涉及區域金融體制改 革、民間資金疏導的試點方案成型。其第一項任務就是「規範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範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 系。」《方案》也明確指出,以解決溫州問題,引導民間融資規範發展為導向的金融綜合改革,「不僅對溫州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對全國的金融改革和經濟發 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

  據瞭解,在綜合試驗區獲批後,浙江省將成立「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領導小組」,負責對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方案的實施指導和幫助協調 推進工作。溫州市也將成立由主要領導任組長的「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協調小組」和若干工作推進組,協調和推進各項改革的具體推進工作。

  一系列改革細則或將陸續出台。「如果說前段時間各部門齊心協力為試驗區批覆而忙碌,那麼,從現在開始要為一攬子項目推出而忙碌。」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表示。

「關鍵兩項」缺失

  胡必亮將「實行利率自由化」 和「一步到位,即允許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直接從事所有的銀行業務」稱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的關鍵兩項。但前者在國務院批覆的《方案》中未獲批准,後者則表述模糊。

  巴克萊資本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表示,對此次溫州金融改革,他較為關注利率放開的問題。「為什麼一些正規金融機構不做中小企業,而是民間機構 在做?說明進入正規系統以後可能就做不了,或者制度不鼓勵它做。」黃益平指出,溫州很多民間借貸利率都是16%、17%,正規系統亦能達到,但存款利率不 能靈活,籌資成為問題。因此,「利率是一個比較大的限制。」

  溫州此前申報的方案中提到,有限度地放開銀行機構存貸款利率,縮小正規金融與民間金融之間的利率雙軌制差距,指導新型金融組織實施規範的市場化利率。各類貸款利率在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法定貸款利率4倍內可以自由浮動,由借貸雙方自行議定。

  「以地方法人金融機構規範的市場利率和新型金融組織靈活的市場化利率,引導民間借貸利率,影響國有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利率,逐步邁出利率市場化步伐。」申報材料顯示。

  但利率市場化在最終批覆的《方案》中被去掉。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對財新記者表示:「要使金融體系真的發揮作用,定價是關鍵的一環。這麼重要的一個東西卻不試了,效果可能要打折扣。」

  其次,申報資料中,溫州希望在江浙民資期盼已久的民營銀行方面捅開一個口子,申請「開展以民資和僑資為主的溫州民營銀行試點,為大量民間資本提 供投資渠道和專業服務」。《方案》對此的表述則為「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 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製為村鎮銀行。」上述表述,從政策層面肯定了民間資本可發起新型金融組織。

  「從積極的角度去看,不需要規定可以做(民營銀行),只要規定一些政策,溫州得到這個信號,就可以突破。」原溫州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政 策研究室主任,現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對財新記者解讀道:「村鎮銀行全國多的是,如果堅持現有的銀行控股,就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把(銀行控股)這一條 抽掉,內容不一樣了,就是我們說的小銀行。」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原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焦瑾璞也認為,如按照現行辦法,小貸公司轉為村鎮銀行基本不可行,「比成立 一家新的村鎮銀行還難」。他認為:「必須要拿一些新的思路出來,大幅度降低准入條件。鼓勵創新,培育創新,適當放權,打破條條框框。」

  不過,王君認為,《方案》整體「重機構」,忽視了現有金融機構無法發揮作用的最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金融機構沒有符合中小企業需要的貸款產 品,從根本上說,無論大的小的機構都是官辦色彩較濃,聽命於政府和監管當局,沒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和風險管理體系。」他主張溫州「應該拿兩家(金融機構)出 來,在法律範圍和審慎指標內真正市場化運行」 。

  黃益平則認為,還應該設置一定的政策區隔,保證中小金融機構長期服務於地方和中小企業。

  「中小金融機構過去也在發展,但是只要做得比較好了,就會想做大。這說明市場競爭還不夠,做大相對比較容易,只要抓到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光賺利 差就很容易,誰願意冒很大的風險去做中小企業?」他說。「中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在於,大的很大,中型的也很多,小的很缺。不能限制人家變,但要在不同的政策 框架下做,可以重新申請執照。」

  而這些具體構想能否實現,則取決於《方案》的後續實施細則的出台。

  「在金融改革方面,綜合試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提出很多方向性的東西。這些政策很好,關鍵是有些部門要認真貫徹落實,盡快拿出實施細則。」焦瑾璞說,「不能再給大家形成玻璃門,前面一片光明,就是沒有出路。」

  而一位不願具名的金融專家則指出,「『十二條』都是在以前的文件中反覆提過,彙總出來的,了無新意。執行起來,一看中央的意願,二看溫州的能力。」


溫州 金融 試驗 放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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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島上的中國社交試驗:企業家們的Facebook

http://news.cyzone.cn/news/2012/06/24/228692.html

2012年6月1日,劉東華折騰了快兩年的「正和島」正式上線。

這天,在北京中國大飯店的會議大廳裡,坐滿了來自多名政界、商界、學界的領袖精英們。這樣的情景對劉東華來說再尋常不過,這位《中國企業家》雜誌的前社長被稱為是中國「最靠近財富的人」,柳傳志、王石、馬云這樣的大佬從來都是他所創辦的中國企業傢俱樂部的座上賓。然而,這次的聚會與以往任何一次他親自操辦的活動或者會議都不同,在傳統媒體業講了20多年企業家故事的他,這次終於讓自己成了故事的主角。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

自2010年底從《中國企業家》雜誌辭職出來,劉東華利用幾乎每一個他所出席的公開場合來為自己剛剛創辦的公司造勢。

然而,和其他創業者總是樂於將談話的重點放在產品和策略的完美上不同,劉東華似乎更願意讓人意識到他正在做的事情對這個世界是多麼的意義重大。在他 的演講中往往充斥著理念和價值觀,人們一次次地被他巨大的決心和洶湧的激情淹沒,卻往往很難真正瞭解他的那個「島」究竟是個什麼島,島上有什麼。他身上永 遠無法洗去的傳統媒體人那種理想主義氣味,甚至讓人們開始質疑這個創業故事能夠成功結局的可能性。

但他聲稱,他之所以總在談價值觀,是因為價值觀就是DNA,是老子口中的「道」。「我和正和島現在處在一個『道生一』的過程中。我做事是從DNA開始。」在他眼裡,馬云做互聯網,李書福做汽車,也是先從DNA開始,看趨勢、看必然。「李書福八年前就跑到福特去,讓人家把沃爾沃賣給他;馬云十年前說的話和今天一模一樣。但是世界一邊嘲笑他們,他們講的東西卻一天天地變成現實」。

正和島的DNA是什麼?「我的夢想是要打造一個誠信體系,一個匯聚正能量的平台,推動整個商業生態的優化。寫文章、演講是一種方式,但現在有更好的 方式。你讓那些最成功、最健康、有榜樣力量的企業家都聚集在一起,把對的邏輯告訴大家,同時告訴大家這個邏輯不但是對的,榜樣都在這兒,不這麼做可能取得 一時一地的成功,但早晚會出事,因為他把是非扔掉了。」他說,通俗來講,正和島就是一個「好人裡面的能人俱樂部,能人裡面的好人俱樂部」。

作為中國「最靠近財富」的人,劉東華也不可能在商業上「無知」。如果不能夠找到一種最好的方式來將他在20多年裡積累的那些高端資源和深度信任,變成巨大的商業價值,他不會下這麼大決心來改變自己原本的人生路徑。

「為什麼我做這個事這麼自信呢?是因為我們過去的全部積累,支撐的全是這個事。」他常常對人說,自己從1999年開始就在琢磨這件事了。而他看到的 「必然」一天天來到眼前,變成現實:企業家現在不僅會上網,連微博都會用了;各種硬件設施和終端也都準備得差不多了;自己說了那麼多年的正和島原來大家聽 不懂,現在也都能聽得懂了。

而且,劉東華認為這事只能由他自己來做。「靠一本小小的雜誌聚集那麼一批巨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沒有新的方式留住這些人,這些人會離你越離越 遠,企業傢俱樂部等於用一個更緊密的形式把這些人聚在一起。我做俱樂部,定位是萬年老廟。但正和島是一個千年老店,它是承載責任和使命的平台,但首先是一 個商業平台。否則你只能去化緣,讓人家給你錢實現你的理想。我做嚴肅媒體這麼多年,但最好的嚴肅媒體從商業上來看就是一個公益機構,沒任何未來,能支撐自 我循環已經很了不起了,你怎麼放大?」在他看來,正和島找到了一種模式,能夠像瘟疫一樣,把個性化的價值生產和標準化、規模化的價值放大很好地結合。他得 意地說,「我們的商業模式牛得很!能掙大錢,大得超乎想像。」

跨界的挑戰

和很多「苦哈哈」的草根創業相比,「正和島」無疑是一場「豪華創業」。 聲稱自己之前從未在利益上對他的企業家朋友們有所要求的劉東華,這次除了信任,還收到了後者的慷慨投資作為回報。第一批給「正和島」投資的20多人的股東 陣營中,很多是知名的商界大佬。這些看起來更像是「友情投資」的「小錢」相當於其他的創業者投資額度已經很大了,總額大約有1000萬人民幣。而據稱「正 和島」目前的估值就達到了3億。

「從一方面講是好事,另一方面則不是好事,你沒有壓力,沒有這種緊迫感。」「正和島」總裁黃麗陸說。黃從2001年進入《中國企業家》雜誌任分管經 營的副主編,牛文文離開雜誌社創辦《創業家》雜誌後,黃麗陸接任總編輯的職務兼管雜誌的內容和經營工作。2011年,黃決定從中企出來,和前老闆劉東華一 起創業。

雖說在「中企」時代,劉、黃二人也曾在紙上筆端遍閱中國互聯網界的風起云湧,甚至也曾親自指導建立「中企網」,但這與真正做出一款互聯網概念的產品 並依靠它來賺錢,顯然完全不是一回事。「紙媒是粗線條,我有一個想法,用文字、用印刷形式表達出去就完了。但一個社交網站的特點是什麼?你的任何想法,一 定要落實成非常清晰的邏輯關係。首先它的合理性、需求是真的還是假的;它的客戶是什麼人、行為方式是什麼樣子的;這個邏輯關係要轉化成互聯網產品的語言是 什麼樣子的,之後技術人員、開發人員還要根據互聯網的語言去把這個產品設計出來;然後再去運營,在運營過程中還要講互動感怎麼樣,界面交互性如何如何等 等,每一個環節都是非常細節的,要花大量的時間去摳,去不斷地讓它更加地符合使用者的預期,或者使用者的習慣。這對於做紙媒的人來說是最難的。」

去年12月份之後,劉東華和他的團隊集中精力做了兩件事。首先是對過去大半年的創業過程做了一次復盤,在對人才問題的反思上,決定迅速組建新的技術 產品團隊,並邀請曾先後供職於新浪和中國移動(微博)的技術骨幹王祺擔任總裁及CEO。第二件事是進入新一輪的產品設計。比如,將原有的線上產品包括社交 網站和其上的三個附加產品——每日一問、推薦制資訊和攢局,改成只是網站本身和一個推薦制資訊。通過對產品的重新聚焦,來真正滿足企業家們在互聯網上最核 心的需求。

經過4個多月的重新設計和開發,今年5月10日開始,「正和島」網站開始真正向先期的「拓荒者」島民開放。在此之前,很多企業家甚至不知道「正和 島」僅接受邀請成為會員,這一方面是由於劉東華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相對線上產品的把控,劉在「公共產品」上的佈局更顯得心應手一些。從去年7月份 開始,當線上產品還在摸索設計的階段,劉東華就把「正和島」的理念和價值觀從內部團隊交流傳播到公共層面,官方微博「正和島標準」建立;正和島網站的一個 重要輔助產品「正和島手機報」也在春節之後正式推出,採用的也是每天一條推薦資訊的形式,「我們鎖定的目標客戶,包括一些媒體的管理者、企業的市場部員 工、總裁助理等,因為他們都會影響真正的企業家用戶。」黃介紹。

實際上,這個「島」的開創者和管理者們似乎並不甘心就此隱去「媒體人」的身份。比如,這家公司有一個獨立的編輯部負責官方微博、手機報內容以及一本 線下出版物《決策參考》。這個10人左右的團隊由中國企業家網前主編金錯刀擔任執行主編,「這個團隊肯定不夠,上線之後可能就會擴展非常快。」黃麗陸說。 《決策參考》走的也是推薦制的道路,主要刊登由知名的專家、企業家或官員推薦的、他們看到的最好的有價值的文章。

同樣,在市場運營方面,「正和島」也很容易讓人想到《中國企業家》雜誌和依託它成立的中企俱樂部。這也是黃麗陸自去年12月加入「正和島」以來最重 要的一部分工作內容,多年來的媒體運營經驗加上劉東華豐厚的人脈資源提供的支援讓他在這方面駕輕就熟。「為了使產品能夠在上線之後活下來,我們把線上產品 和線下活動非常緊密地結合起來,實際上我們更注重線下。早期,東華覺得我們是互聯網概念,所以要主推互聯網,這是對的。但實際上企業家人群對線下活動依賴 是非常強烈的,他們要擺脫一種孤獨感,需要面對面,光在網上分享還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在整個戰略層面略做了調整。線上為主線下為輔,以線下帶動線上,但實 際上進入到運營層面之後我們才知道,線下部分的重要性更大。」

和典型的「極客」創業不同的是,「正和島」非常看重線下的活動和品牌推廣。「因為我們是高端產品,要先去積累,不能說產品都出來了運營卻跟不上,我 們不是在做一個大眾互聯網,它的速度不是爆髮式的,而是漸進的。」相應的,黃麗陸認為,企業家之所以會上「正和島」,正是因為它與微博等社交媒體相區別的 那些特性。「如果排序的話,他們首先看重的還是正和島提倡誠信的理念和價值觀;第二,這個商業模式他們認為是有價值的,尤其是比較年輕的,這樣一個高端的 人脈與價值分享平台是符合他們的社交需求的;第三個應該說可能也和我們自身有關吧,很多相熟的企業家覺得我們做事的方式還是挺對的。」

企業家們的Facebook?

加入「正和島」之前,王祺在新浪全程參與了新浪微博從無到有的過程,加盟中國移動之後也主要是負責「移動微博」產品的開發。「」對於一直苦於技術短板的劉東華來說,王祺這位微博專家無疑是擔任CTO的最佳人選。

然而,「正和島」絕不是一個企業家版本的新浪微博,「我們只是先找一種讓企業家們認可的產品形態,來滿足他的這種可能需求,所以第一眼看上去非常像微博,但這個人群中還有很多人並不是上網人群,他們接受信息還是傾向於文字閱讀類的消費。」王祺說。

為了全方位地貼近中國企業家這個群體,「正和島」在產品設計上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服務的分層次性。線上的網站和推薦制資訊只是產品之一。在線下,會 有每日推送的手機報、會員內部流通的《決策參考》月刊和間隔時間更久一些的島民交流活動。線上線下產品層次不同,期待不同,覆蓋人群的等級和規模也不同。

「因為企業家人群的特殊性,正和島不是靠單一功能去影響所有人,而是從和他最密切的生活體驗出發,把正和島放到他的日程表裡面去。至少在目前來講, 網站並不是全部。很多企業家覺得每月收到一本《決策參考》就夠了。相對活躍的企業家會使用正和島的蘋果、安卓客戶端以及網站。還有一部分人覺得用短信接收 手機報,價值就已經很好了。這種人是可以向上延伸和引導的,他如果覺得很有意思,要麼升級手機,要麼上網。所以,正和島實際上是一個擁有多個產品構面的平 台。」

除了使用時間,這個群體的另一個特性是重內容而不重形式。這也決定了正和島在產品定位上與微博等產品有著本質的不同。

王祺提到了他最近看的一本書:《認知盈餘》。大意是說即使是再忙的人,他也有某段時間是不可計劃的,那段時間就是他的認知盈餘。而未來的互聯網產品就是要賺取每個人的認知盈餘。

「企業家天天要做的是決策,普通網友的認知盈餘通過微博的放大就已經很有意思了,企業家的高水平的認知盈餘時間就是正和島的服務體系。用10分鐘去 批閱一份文件是不可能的,但他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來分享自己的想法,去拓展人脈。在微博上,受眾不對稱,一句話傳到最後很可能被斷章取義,同樣一句話放在企 業家這個人群裡邊,共鳴就會很多,哪怕他一天發兩條短信,也比發微博帶來的價值大。」王祺解釋道。

更重要的是,在王這個技術極客眼中,正和島也許「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國最名副其實的社交網站。它的產品看起來雖然簡單,但是抓住了價值最核心的點, 就是讓企業家低門檻的互動,和自己的合作夥伴和上下游、社交圈子互動。反過來看中國現在的微博產品還不能算真正的社交網站,它更像是一種社交化媒體。推而 廣之之前許多名噪一時的SNS,現在來看其實不是在做社交,不是在真實地反映社會關係,因為沒有線下的實質人際關係做依託。

「Facebook為什麼能夠走得更遠發展那麼快,根本原因是它是線下生活的社交化體現。在正和島,每個用戶所使用的身份都必須是真實的,是經過嚴 格認證的,他們會根據這種真實的身份形成自己的圈子,比如一個企業家屬於中歐的圈子,其特定的身份歸屬感會非常強烈,這本來就是企業家內心的一種訴求。他 們可能沒有時間參加到我們線下的社交活動,但是他的歸屬感會讓他繼續留在這裡,但微博可能玩一段就不玩了,因為沒有留下的理由。開始的時候只是獵奇,之後 發現每天都是閒言碎語,如果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這個東西就放棄掉了。」

然而,王祺強調,同樣不能簡單地將正和島等同於一個企業家版本的Facebook,因為相對於一個大眾社交網站,正和島在產品設計理念上必須時刻牢記企業家人群的特性。他們需要絕對的安全私密性、希望產品簡單到不需要特別學習就能使用,也不需要令人眼花繚亂的應用等。

另外,為保證平台的價值不被越來越多的用戶稀釋,除了設置付費的門檻和不同層級的產品和管理來隔離不同的人群,在一些的產品細節上,比如「加金」功 能,也積極鼓勵會員之間建設性的交流和分享。一個人收穫別人獎勵的「金幣」越多,說明他在圈子內的聲望越高、正能量貢獻越大,同樣也代表了他的信用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金幣」是可以用真實的貨幣來購買的,這也為了正和島未來的盈利模式預留了巨大的想像空間。

收到劉東華的邀請加入正和島之前,王祺也曾有自己的創業計劃。但他認為現在所做的「更有意思」,他相信,這場試驗如果成功了會改變未來。「我個人的 一個觀點是,互聯網產品拼的還是運營。所有的技術都是可以通過投入來達到差不多的品質。但真正的關鍵在於我們對企業家人群的理解,不光理解,還要能夠觸 動。這就是運營。別人也能做出類似正和島的東西,但它不能觸動各種大佬和企業家層面的人群,真正在上面活躍,這樣你的運營是不可信的,再好的產品也沒有 用。」


正和 島上 中國 社交 試驗 企業家 企業 們的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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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試驗作 人在中環

http://manincentral.blogspot.hk/2012/06/blog-post_27.html
財團老細晨早call我同拍檔,話想約個meeting。

Meeting裡面另一個party,係某某private equity fund既consultant。早前個consultant話,可以俾d advise我,點樣可以增加公司響potential investor眼中既value。

我係個只懂做實業既古老石山,對呢個行業既「顧問」,不嬲有些少偏見。唔係俾面existing既shareholder,呢d明知係「廢UP」既meeting,我真係睬你都傻。

一如所料,Consultant講左一大堆行外人聽落會覺得似曾曾,但其實係「阿媽係女人」既「經營之道」之後,又拋左一大堆數字,以示自己做左功課。廢UP左大半粒鐘之後,Consultant忽然對我同高佬拍檔既背景好有興趣。

「emmm,你地既背景,potential investor會好有興趣架。」Consultant一副正經咁講:「投資者都希望,投資落一個有能力既管理團隊之上嘛…」

佢首先問高佬,有關佢以前既學歷同工作經驗。我呢位高佬拍檔,呢方面絕對係出得廳堂見得人。名牌大學既高材生,畢業後響跨國公司既工作經驗,而且職位唔低,Consultant一路聽一路微笑點頭。

「Mr. CK,How about you?」Consultant將視線移向我。

「我就差得多啦,哈哈。」我搖了搖頭:「我響大學幾乎畢唔到業,好彩最後果年professor放生我,如果唔係連將沙紙都攞唔到。」

Consultant呆了呆:「emmm,咁工作經驗又如何?」

「大學畢業之後,我第一件事就去借錢做生意,冇經驗當然係失敗收場。」我笑左笑:「說來慚愧,之後我做左好幾年sales,轉左好多份工,但係每次我都總 係一個成日做唔到數既銷售人員。儲左幾年錢,於是又再嘗試做生意,日頭打工,夜晚做自己生意,咁既日子過左大半年,點知又係失敗收場。直至後來撞返高佬, 我覺得佢會係個不可多得既好拍檔,機不可失,於是出盡千方百計氹佢落撘,拉佢陪我出黎再創多次業。呢次係我第三次既創業作品,亦係你依家所睇到既呢一間公 司。」

Consultant跟財團老細互望了幾眼,我估我既答案應該唔多讓佢滿意。我唔知Consultant心目中有d乜野盤算,亦唔知佢打算點樣「包裝」拍 檔同我呢兩位「創辦人」。我唔知果d所謂potential investor眼中,創業既人係咪都有某一種特別既樣子同背景,個個都好似Mark Zuckerberg咁款,但我自己身為過來人,最明白會創業既人,其實都只係普通過普通既普通人一個。

第三 三次 試驗 人在 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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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高速免費的舉國試驗

http://www.eeo.com.cn/2012/1013/234628.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言詠 沈念祖實 王井懷 周麗麗 9月30日凌晨3點,史哲一家起床準備。今天他和妻子林欣計劃帶兒子開車回山東老家,同行的還有史哲的父母。

兒子才 1歲9個月,不敢讓他隨便吃外面的飯菜,做爺爺的特意蒸了豬肝帶上,準備到服務區熱一熱給孩子當午飯。史哲的老家在山東泰安東平縣下面的一個村子,他們曾 經在清明節開車回去過,早上八九點走,7個小時能開到,給孩子準備一頓飯足夠。考慮到國慶黃金週會更堵,他們特意把出發時間提前,林欣記得很清楚,當抱著 熟睡的兒子出門時,是凌晨4點50分。

500多公里之外山東的村落裡,史家親戚等著他們歸來。史哲在老家還有一個叔叔,兩個叔伯兄弟,他們在電話裡已商量好這個中秋一塊過。之前史哲預計 中午左右能到,準備晚飯來得及。山東講禮儀,史哲的伯父過世後,他父親就成了家族中最年長的,一定得是小輩到他家來拜節,不能他去小輩家。

史哲的單位從9月29日下午開始放假,很多同事怕高速免費造成擁堵,當天下午就開車出發了。史哲小小地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趕免費這班車。

今年8月,長假高速公路免費方案正式出爐,春節、清明節、勞動節、國慶節四個國家法定節假日及其連休日,7座以下(含7座)載客車輛及摩托車均可免通行費。隨後一個多月裡,各地政府先後製定了實施細則。

在史哲一家出發前的 5小時——9月29日夜晚11點半左右,浙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一收費站的收費班班長李虎已經待命在崗了。這個位於浙蘇交界之處的站口,當時還是如往常一般 平靜。大約從30日零點30分開始,大量的車蜂擁而至,很快開始擁堵。車輛密度太大,一個半小時之內,李虎通過對講機知道附近已經發生了8起多車追尾的事 故。「那些私了的輕微剮蹭或追尾我們不知道。」

一場前所未有的免費盛宴開始了。8天之後,這場國家試驗交出了一張怎樣的答卷?交通運輸部10月9日統計數據顯示,8天長假中國收費公路7座及以下 小客車交通流量為1.89億輛次,佔總交通流量的79.1%,比去年同期增長54.6%,全國免收小客車通行費共計65.4億元。交通部發言人何建中用 「首戰告捷」來評價此次免費政策的試驗。

被取消的家宴

當開到京津塘高速的時候,史哲驚訝了:「不會吧?這麼早就堵車?!」

更讓他沒想到的是,第一個100公里,開了4個小時。上午9點左右,還沒開到天津。當時兒子已經醒了,坐在後排安全座椅上,爺爺奶奶陪在旁邊,車內滿負荷比較擁擠。史哲一度想放棄這次行程,湊合開到天津就折返。

載著史哲一家的車繼續一點點地在高速上挪動著,與他們共同煎熬的是成千上萬的出遊者。史哲一路上都能看到其他車輛的追尾事故,基本都是三車以上的追尾,最多的是五車追尾,車的後備廂完全撞變形了。史哲一開始還饒有興趣地數著。

這一天,全國的高速公路幾乎都處於暴堵之中。據交通運輸部路網中心統計,從9月30日凌晨5點起,全國各主要高速公路就迎來了出行高峰,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承高速、京開高速等流量壓力更大。

堵得完全走不動的時候,司機們干脆熄火下車。「放風」的司機和乘客構成了高速路上的獨特風景,有遛狗的、有打網球的,林欣看到一排男人實在憋不住排成一列在路邊解決「內急」時忍俊不禁。

在深圳從事房地產工作的駱瓊,微博ID是「深圳花狐」,當時正行駛在回湖北黃岡的路上。她隨手拍了張一男子在高速上做俯臥撐的照片發到微博,迅速被轉發,數十家媒體給她留言希望採訪。這一天的微博,高速堵車是最熱詞彙,其火熱之勢可以PK前一天晚上的「中國好聲音」。

駱瓊當時沒有心情理會這些記者,她只想早點回家。駱瓊回去的目的是參加妹妹的婚禮,她9月29日晚上八九點出發,30日零時左右到達收費站入口,正常情況下,12個小時能開到黃岡,趕上妹妹10月1日的婚禮綽綽有餘。但她也想不到,她的第一個100公里,開了10個小時。

快到中午的時候,史哲的車依然跑不出速度。史哲的父親提出是不是打電話給親戚取消飯局。大家都在猶豫,但沒有誰願意真正下這個決心,尤其是史哲的父親,老人家來北京帶孫子後很少回去,這次回老家就是他張羅的,他期望著中秋團聚。

下午兩點左右,他們還沒開到濟南,眼瞅著趕回去準備家宴肯定是來不及了,老人終於撥打了親戚的電話,告訴他們晚飯取消。

林欣沒預料到路上的時間會這麼長,沒準備什麼食物。臨走前同事塞給她一大袋餅乾、牛肉乾等零食,說出門上路怎麼都得備著點吃的。「幸好帶上了這個,我兒子路上就靠吃蒸豬肝和餅乾過的。」

林欣沒敢抱怨丈夫非得趕免費這班車,因為丈夫當時一個人開著車,臉已鐵青。她給丈夫遞咖啡,陪聊天,怕他困。長假結束回家之後,公公很鄭重地跟她說:「你要學開車啊。」

史哲一家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是晚上7點多了。家裡久未住人,床單被套都要重新鋪弄,疲憊不堪的他們沒有精力顧及這些,決定在附近度假村訂兩間房先住下。

訂好房後,他們開車到親戚家裡,把帶的月餅、禮物分發下去,趕緊回到酒店找地方吃飯。像樣的飯館都打烊了,只有一家包子鋪開著門,他們買了幾袋包 子。原本六七個小時的行程,最後開了15個小時,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直的,史哲說他只有一個想法,就是睡覺,「能橫在床上就覺得這個中秋很有意義了」。

駱瓊到家的時候,是10月1日凌晨,原本12小時的行程最後花了27小時。幸運的是,國慶期間酒店緊張,妹妹的婚禮延遲到了10月3日。

中央電視台所屬的中國網絡電視台黃金週之後作了一次調查,在3000多份樣本中,46%的人表示,國慶黃金週期間被堵在了路上。

最痛苦的國慶

「這次堵的根本原因是誘發出來的潛在需求超過了臨界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研究生院教授黃海軍說。

10月3日早上7點半,他帶著學生開車沿京承高速做實地調查。那天的車速非常慢,一般情況下是30~40碼,很少有過80 碼的時候。

在輿論的壓力下,從10月4日中午12時開始,高速收費站取消了之前「免費但仍需領卡」的政策,改成「不發卡通行」。

黃海軍承認,從發卡到不發卡,對緩解擁堵有一定的作用,他粗略估算緩解作用大約有20%。

但即便不發卡,也會擁堵。「這次兩個節日連著,有8天休假,再加上全國的天氣出奇的好,金秋十月,不免費都能想像得到,大家盼望已久要去休假旅行了。」黃海軍說。

據中國旅遊研究院長假之前做的「中國居民出遊意願調查」顯示:今年十一黃金週期間有出游意願的高達87.9%,遠高於去年同期的58.3%。其中有 自駕車出遊意願的佔有出遊意願總體的29.5%。這些群體中,50.3%的受訪者表示免收通行費政策是其選擇自駕游的直接因素。

長假結束之後,中國旅遊研究院又與攜程旅行網聯合發佈了調查報告,報告顯示,此次短途旅遊最大的亮點是自駕出行,免收小型客車通行費對自駕游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國慶黃金週,通過攜程預訂自駕游套餐的遊客達1.5萬,大幅超過去年,網上租車出現供不應求的態勢。

最初採取發卡通行的目的,一是為了統計車輛流量,二是方便那些過了8日零點下高速的司機結算費用,因為卡里有信息顯示其從哪裡上的高速。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為了減少安全隱患。

10月4日下午4點多,免卡通行政策實施4個多小時之後,收費班班長李虎連發了幾條「求擴散」的微博,呼籲小車進出收費站時注意控制車速,以免剎車不及釀成事故。

這是因為他知道其他收費站已經發生了事故。這個地區的高速收費站規模不大,無法做到客貨車分流。免卡政策實施後,他們採取的措施是,當應免費的小車 通過時按車隊鍵,可以不落桿讓車持續通過。但貨車駛離時,收費桿會落下,後面如果緊跟著的是小車,車速又快,很容易被桿子砸到。有很多收費站出了這樣的事 故,在一起比較嚴重的事故中,那輛車的擋風玻璃全碎,車側翻,好在沒有人員傷亡,修車的價格,4S店的報價是3萬。

「好在我班上沒出這樣的事故,不然我這個班長就到頭了,」李虎說,「很多小車通過收費站都是加快通過,有一輛車目測至少是100碼過的。」

李虎說,這是他這輩子過的最最痛苦的一個國慶節。

這是他來到浙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後度過的第二個國慶。他告訴記者,他們站平時日均過車3000輛左右,去年國慶四五千輛,今年國慶大約是1萬輛。

他和女朋友今年7月已商定,女朋友的家人國慶從外地過來,兩家商議婚事。准岳父母10月3日到了李虎家,但婚事沒商議成,因為這個假期李虎基本在加班中度過,不上班的時候困得只想睡覺。

李虎的同事,婚期已定。10月4日早上8點下夜班,中午擺酒,夜裡零點繼續回來上班。

李虎認為他們公司在這次國家試驗中已經做得很好了。從8月份開始,作為第一線員工,他就參與了公司內部的意見徵集,什麼物資需要補足?什麼設備需要 檢修?什麼特殊情況容易發生?9月份浙江省的細則出來後,又開了多次動員會。30日零時和8日零時頭尾兩個時間點,開啟關閉收費桿的權限在班長手上,他們 一般都是提早開,推遲關。李虎記得自己站免費通過的最後一輛車是8日零時16分。「但沒想到這麼恐怖。」李虎說。

「免費的話,再不享受了」

去的路上被堵怕了,史哲改變了回程計劃。他們原計劃10月6日返京,後來決定,一家三口10月3日先走,把行程分兩天,在濟南史哲妹妹處停留一天。

他們10月3日在濟南過夜,第二天孩子生病,多呆了一晚。10月5日從濟南出發,下午在滄州處捲入了一起四車追尾事故中。因為涉及不同省份的車輛, 必須到當地交警處處理。等他們把車開到處理隊,對方已經下班,只能把車停在停車場,在滄州找了一家酒店過夜,第二天處理完事故天色已晚,史哲決定在滄州再 住一夜,7日回京。「能預料到節日尾聲回來的時候不會這麼堵,那時已經炒得非常厲害了,很多人都有了預期,有的調整了自己的休假安排。」黃海軍說。「這也 說明了我們一個政策出台之前要做足新聞宣傳,做足輿論心理準備。」

長假結束,免費盛宴也結束,輿論對這場國家試驗褒貶不一。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綜合運輸研究所黨委書記董焰認為免費政策沒錯,堵車是各種因素疊加造成的,長假、免費、秋高氣爽等等。他自己平日喜歡自駕游,春節期間開車出去過,這個假期估計到路上會堵,沒出去。「整天搞交通,對這個是有估計的。」

但在黃海軍看來,這次問題的根源在於——放任自流地使用公共資源,最後的結果就是坍塌。「這就是討一個綵頭,討好老百姓,不過,禮包只是送給了佔少 數的有車族。從這個角度來說也是一種不公平。」根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12年6月的數據,中國私家汽車保有量為8613萬輛。

黃海軍信奉解決交通擁堵的關鍵不是限制擁有車輛,而是誘導如何使用車輛,他是高速公路收費的堅定支持者,收費一方面是為了還貸、運營、維護,有利於 民間資本投身這個領域,修建更多高速公路,另一方面是為了調節流量,美國從5年前開始嘗試在10%~20%的高速公路上收費。「但收來的錢怎麼用要透明, 要讓全社會都能接受,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要監督,要有一些制度建設。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三個1/3原則,1/3用於維護,1/3補償因這條路收費而不敢 走的窮人,1/3給運營公司。」

如今,各高速公路公司都在計算這8天裡各自的虧損,這筆費用誰來買單一直是輿論熱議的焦點。浙江交通投資集團浙西公司黨委副書記陳宙透露,這次免通 行費,損失相當大,因為他們的高速上主要就是以小車為主。浙西公司下轄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其中浙江杭徽高速公路連接 杭州西湖與安徽黃山兩個景點。

「到目前為止,沒有相應的補償措施出台。」陳宙說。

廣東省高速公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一位負責媒體關係的人士也表示,暫時沒有聽說補貼的事。

不僅高速公路公司在算賬,史哲回家也算了一筆賬。這次出行,省下的來回過路費大約四五百元,中秋夜度假村酒店兩間房住宿550元左右,回程處理剮蹭 事故停車費100元,滄州兩晚住宿約450元,不算路上耗費的時間成本,單從經濟上算,也虧了。他們原先計劃中的中秋家宴後來沒時間補,農村現在正是忙的 時候,過完節都要下地,10月1日那天親戚聚到史哲家聊了聊天就散去了。

10月8日上班後,史哲成為同事「嘲笑」的對象。那些9月29日起程的同事,個個旅途順利。他的同事馬君,特意請了一天年假29日從北京出發,回銀川過節。「個人預判30日會非常非常堵,免費是能省一些路費,但萬一路上堵了,或者發生點什麼事,不值。」

「以後收費的話還考慮自駕出去,免費的話,再也不享受了,沒有意義。」史哲說。他被嚇怕了。(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史哲、林欣、李虎均為化名)

 


一場 高速 免費 舉國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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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亂七八糟的東西放一起,看能炒出什麼菜 英國設計師布羅迪的試驗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750

「聽說中國的字庫裡只有幾百款字體,難道中國的設計師都不做字體設計嗎?」英國設計師布羅迪問南方週末記者,他更加同情中國字體設計師們的「被盜版」史。

55歲的布羅迪頭髮花白,紮成小辮兒甩在腦袋後面。他的設計履歷光鮮:《泰晤士報》、耐克、微軟、派拉蒙都是他的顧客。

2012年9月上旬,布羅迪往返於上海、廣州與香港,講述「什麼是平面設計」。

事實上,布羅迪從來不把自己的工作當做「設計」,也不當做「創作」。「那叫試驗。」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試驗是沒有邊界的。把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放在一起下鍋,看看能炒出什麼菜。」

要改,還要改得看不出來

《泰晤士報》就曾做過布羅迪的「試驗品」。

2006年,《泰晤士報》打算進行一次版式調整。在那之前,這份以「大開版」形式發行了二百多年的老牌報紙,破天荒地改版為「小開版」。

這一改動顯然受到《獨立報》的「變小」影響。《獨立報》2003年前後開始「變小」,在快餐閱讀時代,「小」更容易滿足地鐵和公交上的閱讀需要。

「變小」有效地把《泰晤士報》的銷量提升了4.5%。但縮小後的《泰晤士報》,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仔細地重做版式與字體」。在《衛報》副主編推薦下,《泰晤士報》找到布羅迪。

「當時我就震驚了。」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英國居然對我解凍了。還是這麼一個大項目。」

儘管早在1990年代,《奈維爾·布羅迪的圖形設計》就已經成為英國史上最暢銷的平面設計書之一,但整整十二年間,布羅迪從未接過任何一單來自英國人的活兒。

1994年,布羅迪曾在英國、日本和歐洲各國巡迴展覽,隨後他在倫敦開了一家平面工作室,奇怪的是沒人問津。他只好把生意做到德國、日本和美國去。他至今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大概是英國人覺得我太不商業化,自己的想法太多,價格又高。」

「大項目」《泰晤士報》開出的條件簡直像是刁難:1.每個地方都要改;2.每處改動不能讓任何人看出來。

「好在他們沒說,價格也便宜點兒。」布羅迪笑道,「《泰晤士報》是個老傢伙。它老被人不停地說『落伍了』。它想改變,但又不能徹頭徹尾變了,因為它早就成了一個英國人的『傳統』了。」

布羅迪把報紙看成一台戲:「新聞是舞台上的演員,我們要做的就是搭好檯子。」他從字體搭起。《泰晤士報》從來沒有購買現成字體的習慣,他們喜歡量身 定做。布羅迪接手時,「老傢伙」用的是2001年啟用的「泰晤士經典」標題字體——它為計算機閱讀設計。新字體沒設計好,布羅迪先取了名:「泰晤士摩 登」。從名字上宣告它相對於「經典」的現代性。

「經典」的字體較細,筆畫起始與轉折之處都是優雅的弧線。布羅迪把這道「經典弧」用線條較硬的三角形代替,這樣做的好處是更簡約、更鮮明。

布羅迪希望報紙上的一切都能向著網絡閱讀的方向靠攏:「現在的讀者,已經習慣了在網上瀏覽,他們能夠集中注意力的時間其實很短。」於是,在布羅迪手 下,長篇報導被切成小段;開篇首字母加粗並且下沉;文中穿插彩色加粗的引語;報紙右側添上了內容補充欄,就像網絡上的超鏈接;每篇報導最後,還會附上相關 網址。

類似的改動有一百多處。布羅迪提供了二十多個模版,手把手地教美編使用,並告訴他們如何用圖表和數字來講述新聞——「小開版報紙本身就讓圖片的尺寸變得相對更大了,圖片變得更抓人眼球。」布羅迪說。

改版勝利了,「所有人都沒看出來改在哪裡。」布羅迪說。

人們其實不讀那些字,只是識別它們的形狀

布羅迪的職業設計生涯始於1970年代末的朋克熱潮。那時他才二十歲,正在倫敦印刷學院讀書。

像所有的倫敦朋克一樣,布羅迪試著拿女王開涮。他設計了枚郵票,把女王的腦袋歪在一邊——在傳統英國人眼裡,女王當然只能是正面形象。

布羅迪差點因此被學校開除,但他不認為自己是朋克:「一定要說朋克對我有什麼影響,那就是沒有朋克運動,我大概就要挨餓。」

趁著朋克熱潮,布羅迪曾為各種工業朋克廠牌做唱片封面設計。他用各種拼貼、手工、雕刻、噴塗的方式組合畫面,再用相機拍下來,就是一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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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庫是怎麼煉成的

口述:佩德拉·維茨(Fontshop全球首席運營官)

1.手繪字母形狀。有些設計師會直接用電腦軟件繪製。

2.掃瞄手繪圖樣,作為模版,存入電腦程序。

3.調節、設定字母間距——即「字母大小/兩字母之間距離×100%」;字距緊排——對字距進行優化;用「字體微調技術」處理,使字體達到適應不同電子屏幕的最好效果。

4.後期處理。字體設計師向字體加工廠提交作品,後者對字體進行編程,轉化為數碼軟件。一般而言,字體加工廠有一個審查委員會,他們來決定哪些字體可被使用。

5.簽約與銷售。字體經銷商選中作品,並與字體設計師簽約。每賣出去一份字體的使用許可,字體設計師就會拿到一份錢。不同公司價格不同。例如Fontshop一般會支付50%所得利潤。

1984年,布羅迪設計了人生中的第一款字體,名字就叫「工業」。

「朋克音樂養活了一批英國設計師。」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那是一種獨立、個性的表達,是對瞎了眼的保守文化的怒吼。摧毀一切,堅持改變,這一直是我的創作動力所在。」

布羅迪在設計上最大的「改變」發生在1980年代末。那時他「摧毀」了手繪字體,成為全世界第一批用電腦設計字體的人。

當年布羅迪在倫敦的住所樓上,有一個叫伊恩·邁凱倫的攝影師。他常把布羅迪用筆繪製的字體掃瞄,放入他蘋果電腦的Fontographer程序中,編程,再導出,布羅迪看得如痴如醉。

「蘋果電腦是一曲爵士樂。」布羅迪形容。之後,他也把蘋果當做自己的實驗室。他最大膽的試驗,是用圖像軟件photoshop來「再創造」字體。

布羅迪像遊戲一樣,把一種印刷時代的經典字體「Helvetica」放入photoshop軟件的「blur濾鏡」中——這種濾鏡可以讓圖像失去焦點,變得模糊。然後導出、導出、再導出。三次失焦後,提取字體輪廓,就是一種新字體。布羅迪叫它「FF Blur」。

FF是布羅迪和一位德國設計師在1989年共同創建的字體庫品牌「Fontfont」。布羅迪隨後接連「再創造」了FF Dirty、FF Autotrace等字體。「Fontfont」字體庫因此起家。

2011年,美國紐約現代美術博物館把23款字體收入館藏——在這組被認為是數碼時代最重要的字體中,FF Blur赫然在列。

蘋果奏響「爵士樂」之前,字體繪製師就像是廟裡修行的和尚,沒有十年功夫出不了師。數碼時代到來,每一個懂得技術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字體設計師。

這一切讓布羅迪懷疑:「那麼多人對電腦著迷,但那些設計裡卻沒有內容、沒有故事、沒有敘述。電腦是一種新的繪畫顏料,人們卻只是顯擺他們的新顏料,沒有真正學會使用它。」

他決定打破已有的電腦設計套路,做點新意思。這回他希望尋找圖像與字體間的融合。

「人們其實並不讀那些字,他們只是用眼睛識別字的形狀。」布羅迪為此成立了FUSE——一個聚集建築師、設計師、音效師、導演等各色人物的組織。他 們每季度聚在一起,開創意會,看怎麼能把各種元素亂七八糟拼在一起,突破圖像和字體的邊界。比如把單詞本身的含義、字體的圖形含義、圖像設計三者結合到一 起,做成平面設計,印在雜誌上出版。

「字體選擇是表達信息的方式。你讀一本很大字體的書,比如『Helvetica'字體;和讀用『Baskerville'這種小字體印刷的書,感受顯然是不一樣的。」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他還在嘗試字體的新玩法:「你不能說我是一個字體設計師。我始終在玩兒,玩圖像,玩字體,甚至玩音樂,這些都是我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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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北大門,艱難的八天疏堵戰 ——高速免費試驗:始於堵,終於暢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735

如臨大敵的廣州北大門——京港澳高速公路太和收費站終於鬆了一口氣。

2012年10月7日,「史上最長黃金週」的最後一天,37318輛免費小客車順利通過設立於此的閘道,沒有擁堵。

與黃金週首日全國高速變「龜速」的窘況相比,10月6日和7日的返程高峰,答卷漂亮了許多。交通部路網中心的監測專報稱,公路網整體運行保持平穩,沒有出現長時間大規模的擁堵現象。

10月8日零點,隨著全國各地高速收費站的收費桿的落下,持續八天的高速公路免費通行鳴金收兵。交通部新聞發言人何建中稱,首次實施的重大節假日小客車免費通行政策首戰告捷。

始於擁堵,終於順暢,2012年的秋天,中國政府、企業和民眾一起在高速公路上進行了一場免費政策的國家試驗。

高速公路上賞月

程雨(化名)第一次在高速公路上賞月——中秋節的月亮。

2012年9月30日,這名大二學生與同在廣州工作的媽媽決定「瘋狂一次」——開車回湖南嶽陽老家。高速公路免費政策讓母女倆堅定地放棄了只需3小時35分鐘的高鐵。

早晨5點,母女倆就啟程。如果不出意外,走京港澳高速,800公里的路程也就10個小時,趕上和家人吃團圓晚宴綽綽有餘。事實卻是,當她們踏進家門已是次日凌晨一點半。

「這條路自開通以來從未這樣堵過。」已在這一路段往返巡邏了八年的廣韶路政大隊中隊長張嘉浩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北上——這一天,超過11萬輛符合免費政策的小客車通過京港澳高速粵境南段,加上黃金週前一天,通過太和收費站的小客車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兩萬輛。

南下——在這條貫穿中國南北的大動脈的起點北京,擁堵之盛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天上午,出京車流綿延28公里。

不惟京港澳高速,長假首日,中國24條高速局部路段成「停車場」,京津、長三角、廣深等地壓力尤甚。

未上高速,車流已膠著。太和收費站前原本30分鐘的車程,程雨母女走了兩個小時。廣東廣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監控中心的錄像顯示,太和收費站的車流呈10公里的長龍,一直到10月1日上午10點才略有緩解。

即便通過了收費站,想跑到20碼以上也近乎妄想。距離太和收費站六十餘公里,是第一個高速公路服務區。自9月28日下午始,這裡就「爆棚」了,最高峰時排隊長龍一度綿延至太和收費站。9月30日,服務區產生的垃圾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服務區不得不額外雇了十餘個臨時工。

「割肉」的戰役來了

飽嘗了扎堆出行之苦,程雨母女開始在這場「試驗」中調整出行計劃。原定10月6日返穗,她們選擇了提前一天。這一次,同樣的路程比啟程時縮短了近8個小時,近乎不打折地嘗到了免費甜頭,「全程省了五六百元的過路費。」談及此,程雨仍有些小得意。

不惟車主,高速公路管理者也在調適。習慣了「貸款修路、收費還貸」模式的中國高速公路,驟然切換到免費模式,遠非僅僅在收費站取消人民幣找贖環節這麼簡單。

早在兩個半月之前,2012年7月24日,國務院就下文,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免費通行的具體實施方案。一個多月過去,由於無參考借鑑模式,各地實施方案遲遲未見出台。

9月5日,交通部下發緊急通知,就交通疏導、訊息發佈和應急措施等提出了更為詳細的細則指引,此後,各地實施方案陸續露面。

事實上,早在國務院的通知下發之前,已聞風聲的高速公路公司就已對「割肉」有了「心理準備」。「我們是國企,第一職責就是堅決執行國家有關政策。」 廣韶高速公司收費管理部經理鄭少華說。廣韶高速公司隸屬於廣東省交通集團,該集團投資、管理的高速公路通車里程佔廣東全省的66%。

大會小會開了十多次,在廣東的實施方案未出爐之前,廣韶高速的備戰就已啟幕,執行方案和應急預案陸續出台。

但依然招架不住大考之日的出城大軍。「以前習慣了吃兩碗飯,現在卻來了十碗,不堵才怪。」華南快速乾線營運單位負責人藍興全說。

在車主的抱怨背後,高速公路管理者使出渾身解數。地上,交警史上第一次騎著自行車上高速執勤。天上,廣東省公安廳交管局動用了3架直升機空地聯勤。

負責拯救工作的粵運拯救公司首次派人在監控大廳值守,廣韶路政中隊的巡察組由原來的3人一組變為兩人一組,在廣東全省的14條主幹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大的路段及容易發生擁堵的41個堵點,每兩公里即有一個民警駐點執勤。

由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廣東省交通集團等組成的14個檢查組上路巡查,紀檢部門亦明察暗訪,廣東省監察廳負責人稱,對不執行免費通行規定,頂風違規亂 設卡、亂檢查、亂收費、亂罰款的,發現一起,嚴查一起,除對當事人進行嚴肅處理外,還要嚴格追究政府主管部門的責任,確保政令暢通。

「一車一卡」的曲折

收費員胡秋如卻經歷了工作兩年以來最為輕鬆的幾天。隨著10月4日12時收費站取消收發卡,她習慣性的揚手、點頭、微笑、目視、找贖等流程被省略了。以往,這一流程足以令每輛通過的汽車停留十多秒鐘。

免費但仍收發卡被視為「添堵」原因之一。

「不採取收發卡的措施,我們就不清楚車流量、流向及免費額,對即時車流預警管理及今後節假日的車流預判就沒有依據。」鄭少華解釋道。而交通部要求各地要於10月8日18點之前將本地區公路交通流量以及免費額彙總上報。

10月1日,公安部交管局有關負責人指出「一車一卡」加劇擁堵。交通部管理幹部學院政法教學部主任張柱庭在北京各高速收費站的調研顯示,收費期間, 一輛車通過收費站的時間約為15秒,免費卻仍採取收發卡,時間縮減至2秒。饒是如此,在史無前例的車流面前,2秒鐘的暫駐亦足以「添堵」。而據廣東省交通 集團介紹,廣東部分路段擁堵沒有一例因收發卡造成。

兩天後,這項政策被修改。10月3日,交通部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於4日零時起取消收發卡,隨後又調整至4日中午十二點。「路橋公司已經按照要求 發出去的卡還有大量在路上,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回收。」一位路橋國企負責人稱,這些卡的成本少則三五元多則六七十元,「不收回來也算是國有資產流失吧。」

高速公路上的應急方案也在不斷調整。9月30日,在廣韶高速,北行擁堵,南行卻一路通衢。下午5時許,瓦窯崗服務區前後四公里的南行車道,有兩條道被借來用作北行,北行擁堵大大緩解。

事實上,早在是日上午的擁堵高峰來臨時,廣韶高速的營運方即已向交警部門提出此動議,但由於此路段分屬於廣州、清遠兩地交警管轄,清遠交警認為這樣會存在風險,廣東省交管局一位領導乘坐直升機視察之後,才最終下了決心。

「經歷了這次試驗,下一次節假日,我們應對起來也許會輕鬆一些了。」鄭少華說。

首戰告捷的背後

「所有的政策都會有正效應和負效應。」張柱庭說,「免費政策的主要成就應該予以肯定。」

交通部的統計顯示,八天的免費試驗,全國收費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車交通流量為1.89億輛次,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一半,全國免收小客車通行費65.4億元。

作為回報的是全國旅遊市場的異常火爆。公開資料顯示,僅湖南一省,高速公路提供了2億元的「節日福利」,但旅遊業收入同比增長近六成。遼寧、貴州等地,自駕游車輛亦呈井噴之勢。

華麗的成績單背後,這一首戰告捷的免費試驗仍有待完善。交通部的有關負責人亦坦承,由於準備時間較短、應對經驗不足等原因,各地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如部分駕駛人員的駕駛行為有待規範、高速公路服務區服務能力有待提升、路網運行監管能力和水平有待加強。

10月6日中午,京港澳高速鰲頭段的一處緊急停車帶上,一輛大巴突然停車下客,100米外即是黃底紅字的「高速公路禁止上下乘客」的標識牌。

「這樣的違規都是事故隱患,但光靠交警處罰也罰不過來。」廣韶路政大隊的巡視班長牛文峰對此有些無奈。更有甚者,9月30日晚的一次短時擁堵,原因 竟是一車主在快車道上停車,對著路中間的護欄撒尿,造成追尾。這一天,在牛文峰他們所轄的200公里路段內共發生了120餘宗交通事故。

交通部路網中心的監測專報稱,黃金週首日全國的公路阻斷事件,80%都是由交通事故所致。「國人離文明駕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張柱庭說。

有車一族需要反思,管理部門也如是。「如果事先能充分徵求高速公路企業的意見,在實際操作中就會避免不必要的周折。」一位高速公路公司收費管理人員說。

在諸多業內人士看來,免費政策實施之後對於高速公路企業如何補償的問題也應提上議事日程,「高速公路企業總體仍是負債的,面臨著還貸壓力。」張柱庭說。

「如果沒有收費還貸政策,中國的高速公路不可能有今天。」一位經營某高速路段的外資企業負責人說。

該負責人稱,事實上,近年來,民企及外資投資高速公路的熱情已經有所減退。以廣東省為例,近年來有多個擬上馬的高速公路建設項目遭遇流標。公開資料 顯示,廣東省新建和在建高速項目大多位於粵東、粵西、粵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因規模大、投資效益差,已有共計1639公里的14個項目因無其他投資主體願 意投資,只能作為指令性安排交由國企廣東省交通集團承擔。


廣州 大門 艱難 的八 八天 疏堵 高速 免費 試驗 始於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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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斌的職業經理人試驗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1-11/100481820.html

  2010年9月,那是在創維創始人、大股東黃宏生從獄中出來一年多之後,時任創維董事局主席兼CEO張學斌在採訪中談到了他在創維建設職業經理人制度的經過。他當時相當樂觀,認為讓老闆改變雖難,但在創維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並非不可能。他說,「這種制度的建立是需要外界環境推動的。老闆一開始也不願意改變,但是環境給他的壓力讓他不得不去思考。」

  兩年多之後,張學斌選擇離開。

  2012年12月28日,創維數碼(00751.HK)發佈公告稱,張學斌辭任該公司董事會執行主席及執行董事,執行董事林衛平接任董事會執行主席。

  林衛平為黃宏生之妻。這被市場普遍解讀為黃宏生重控創維的標誌。這超過了張學斌的底線。也是在2010年9月的採訪中,談及與老闆的關係,他特別強調董事會的作用。「哪些地方有改善,哪些有問題,他(黃宏生)會跟我們提出來,但這只是建議,大的決策權在董事會。董事會裡除了他太太,我們都是職業經理人,他太太不能左右董事會。」

  而在張學斌離開之後,黃宏生終於重新實現了自己對董事會的掌控。

  在外界看來,這是一個意外的決定。自黃宏生2004年11月被香港廉署拘捕後,正是在張學斌等職業經理人的帶領下,創維不僅避免了樹倒猢猻散,還保持了高速運轉,現已站穩行業第一陣營。

  但熟悉創維和張學斌的人不吃驚。「他的使命已經完成,離開創維不過是時間問題。」一位創維中層管理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很多人在2012年2月張學斌將CEO職位交給楊東文後,就已猜到這個結局。「事實上,張學斌目前也沒什麼具體事情可做,業務楊東文做得也很好;大的決策上,又有黃老闆。」

  而張學斌的老搭檔、創維集團總裁楊東文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則強調,這是一次和平分手。「業內總以為他和黃老闆有矛盾,其實老闆出來不是一天兩天了,他們關係很好,前幾天還一起打球。」他表示,黃宏生作為創維集團顧問,「不參與企業決策,也不簽字,不參與董事會和經營管理,不下工作指標。」

  在楊東文看來,黃宏生有很多行業經驗及政府資源,且其作為擁有34%公司股權的大股東,以顧問身份參與創維的管理比較合理。他同樣高度評價張學斌的貢獻,稱他有四點值得寫入創維發展史:一是將企業從粗放型管理推進到精細化管理階段,形成了穩健經營、積極進取的風格;二是2004年黃宏生入獄後力挽狂瀾,化解危機令企業高速增長;三是幫助建立了成熟的職業經理人的文化、制度和流程;四是完善了創維的公司治理結構,包括成立隸屬於董事局的風險管理部,改善了決策流程。

  在張學斌之後,創維的職業經理人文化還能挺多久?

職業經理人「要權」

  張學斌加盟創維集團已11年有餘。自2009財年以來創維連續三年淨利潤超過10億元,2012-2013財年上半年,創維更是優於國內大多數家電企業,實現銷售額與盈利雙增長,創造歷史最好業績。

  在張學斌之前,黃宏生剛和陸強華不歡而散。2000年創維虧損6138.9萬港元。2001年3月張學斌加盟。他後來在接受《英才》雜誌採訪時回憶說,當時感覺最困難的是「人心比較散。一些高層走了,研發人員也走了很多,項目也做不了」,「我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職業經理人和創始人的關係問題」。

  張學斌向創始人「要求授權」。當時創維從營銷、研發、財務等管理非常粗放。張學斌向黃宏生提議成立彩電事業部,要求這個事業部的經營權、人事權、財務權都歸自己,同時3000萬元之內的資金配置不需黃宏生批准。彼時黃宏生剛經歷陸強華率眾出走事件的衝擊,在痛感不放權不行的形勢下,答應了張學斌的要求。陸強華是將創維營收規模從幾億元做到了40多億元的營銷強人。他的出走極大地觸動了黃宏生。

  2003年,創維開始實施期權、盈利分享等職業經理人激勵制度,包括嚴格的績效考核制度,把員工效益與業績掛鉤;2004年創維還批量提拔年輕人進入高管層。2004年黃宏生出事時,創維已初具職業經理人管理體系,這也是創維並未因黃宏生入獄倒下的重要原因。

  跟黃宏生「要權要錢」不容易。張學斌兩年前曾對財新記者表示,黃宏生開始時習慣於「指手劃腳」,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不能管,「不過,只要目標一致,都是為了公司的共同利益,老闆最終也會妥協。」張學斌認為,職業經理人也要有企業家精神,就是將企業當作共同的事業來做——這也是張學斌奉行的職業經理人和老闆共處的基本原則。

  2004年黃宏生入獄,為張學斌的試驗創造了空間。2005年,創維改組了董事會,時任深圳市電子商會會長的王殿甫接替黃宏生出任創維董事局執行主席,張學斌出任創維董事兼總裁;2007年4月,張學斌接任創維董事局主席。

  期間,張學斌力推治理改革,最重要的是對分公司的股改。自2007年開始,創維在廣州、廣西等四家分公司實行「分公司法人化」,各地分公司骨幹員工可按比例持股,分公司總經理是最大股東,最高可獲30%股權,員工收入與分公司當年業績直接掛鉤。到2008年,創維在全國完成了對40個分公司的改革。分公司成為有決策權的獨立運作實體,在制度上釋放了員工的積極性。

  而在兼任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時,除了對創維在戰略規劃、資源配置與營運管控等方面做調整以外,張學斌推動成立和修訂了創維的薪酬委員會、決策委員會以及提名委員會。其中,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等機構在2005年就成立了,2012年3月底,張學斌對這些制度進一步優化,實現「系統全面升級」。

  現在,創維創始人黃宏生如果有什麼意見或者人才推薦,都需要通過提名委員會、決策委員會的研究後,才最終交給經營層去實施。「創維有了一套標準化的決策流程體系,凡超過公司市值5%以上的項目,都要上報董事會,而且要向全體所有投資者公告。」楊東文表示。

  除此以外,創維還成立了風險管理部。據楊東文介紹,該部門隸屬於董事會,由獨立董事分管。「這個部門責任很大,絕非虛設,做錯事情有可能會坐牢的。」楊東文稱。

  張學斌為接替者做了足夠的制度鋪墊。然而,接替他的並非下一代職業經理人,而是黃宏生家族。2012年8月8日,創維數碼公告稱,創維電視控股有限公司當天與黃宏生及其胞弟黃培升簽署聘用合同,將聘用黃宏生為集團顧問,聘用黃培升為深圳創維-RGB電子有限公司彩電事業本部製造部副總經理。

  2012年11月,黃宏生在參加華南理工大學校慶時,在對現有職業經理人團隊表達欣賞和感謝之餘,也表示了些許不滿。據業內人士劉步塵觀察,黃宏生的不滿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認為管理層安於現狀,缺乏進取心。黃宏生認為,「家電業的競爭,未來必將是綜合性家電集團之間的比拚」,創維要想到2015年突破500億元、2020年衝擊1000億元,不多元化沒有希望;另一方面,黃宏生認為創維文化過於溫和,要改變現狀,必須塑造主動進攻的「狼性文化」。

  從那時起,業界就認為,黃宏生以「顧問」身份高調回歸,實際上是表明他將親自主導創維的「第三次革命」。

黃宏生從不曾離開

  2009年7月,黃宏生保釋出獄。2010年4月,黃宏生夫婦拋售了創維1億股股份,套現約9億港元。2010年8月,黃成立南京創源天地汽車有限公司,2011年1月聯合其他公司出資組建南京金龍客車製造有限公司。黃宏生控股60%,親任公司董事長,進軍新能源汽車。

  不過,在新能源汽車領域「豪賭」的黃宏生,並沒有安心地做創維的「甩手掌櫃」。在楊東文看來,聘用黃宏生做創維的顧問,既被動也主動。一方面,黃宏生家族的信託基金佔整個上市公司股份的34%。作為大股東,黃宏生在看到創維有問題時可以以顧問身份提出來;另一方面,黃宏生是創維的精神領袖,而且其對家電行業有豐富經驗,在政府資源以及行業人脈等方面也有積累,「這些資源都可以為創維加分」。

  而對於其妻林衛平就任創維集團董事局執行主席,楊東文則表示,當時有三種方案,其中一個是讓他兼任,後來經討論覺得他工作繁忙無法兼顧,同時也不太符合香港上市公司要求;另一方案是請外部人士,最終也被否決,畢竟外部人員對創維不瞭解,「林總是創維的老員工了,她對創維比較瞭解,而且此前她也是創維執行董事,選她當執行主席順理成章。」楊東文表示。

  對於外界關於黃宏生借此加強控制權的議論,創維內部也有不以為然的聲音。在他們看來,「黃老闆回不回來其實是偽命題,他就沒有離開過,我們也習慣了黃老闆是我們的老大。」一位經黃宏生舉薦進入創維集團總部的中層管理人員告訴財新記者。

  據楊東文介紹,黃宏生作為顧問,如果看到了較為欣賞的人,比如在技術上「很厲害的人」,就會介紹給公司;黃也會提拔一些分公司總經理到總部。據財新記者瞭解,創維新聞發言人李從想也是黃宏生舉薦提拔的。

  政府資源一直是創維的弱項。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領導力研究中心研究員秦合舫告訴財新記者,近年TCL和長虹等敢於擴張和投入,很大程度是得到了地方政府支持。「不管社會資本、政府關係還是與海外跨國公司的協調能力,同在深圳的TCL都比創維強很多。比如在液晶面板投資上,TCL就大膽得多。」

  黃宏生竭力通過自己的政府資源,為創維創造機會。比如,創維集團去年3月在呼和浩特設立「模組一體化暨300萬台整機擴建項目」,以及創維在南京投資的冰箱、洗衣機產業基地等白電項目,都由黃宏生介紹而來。黃宏生有時也會對創維進入某些產業提意見。據楊東文介紹,黃宏生會有自己的理由,如果管理層認為他對,就採納;如果管理層不認可,也會跟他解釋清楚。

  對於黃宏生的建議,創維會通過決策委員會、風險評估部等一系列流程來討論,其建議也常「被斃」。楊東文稱,比如在南京做新能源汽車,最初黃宏生希望創維以集團名義投,管理層認為這與創維產業關聯不大而拒絕。

  黃宏生跟創維經銷商也很熟,創維每年一次的經銷商大會,黃宏生都會參加。除此以外,黃宏生還經常參與創維的季度經理人會議,常跟創維高管一起喝茶,「每個月固定在月底,一起喝茶、喝咖啡,每次找一個主題,比如零售渠道、電商等。」楊東文透露。在這樣的「茶局」上,「黃老闆」的思維是跳躍性的。「他抓機會的能力很強,悟性很高,剛跟你講這事,馬上又跳到另一個事了。」楊東文認為,這是因為黃宏生不具體做業務,和職業經理人團隊要具體操盤不同,需要定目標,設計組織、配置人員、資源。張學斌和楊東文相比會更加理性。

  據張學斌此前透露,從2006年7月黃宏生開始正式服刑後,張學斌等創維高管幾乎每月都要去香港的獄中,向黃宏生匯報工作。

楊東文的角色

  自2012年2月以來,不再負責具體業務的張學斌開始淡出前台。此前財新記者曾就一些行業問題致電張學斌,他多次推薦採訪楊東文。他已經在為離開做準備。2012年12月3日、4日,張學斌連續兩天減持創維數碼232萬股和200萬股,共套現1774.4萬港元,持股比例從0.39%降至0.24%。當時創維股價並不高。

  「訓練有素的職業經理人內心往往很敏感。有時微妙的感受不斷形成暗示,最終造成某些結果。也許張學斌離開並不是和黃宏生有激烈衝突,而是受到了來自資方多重暗示,最終如此選擇。」一位上市公司執行董事分析稱。

  張學斌離任消息傳出後,業界除對其在彩電業內的專業能力讚賞有加外,對其踐行職業經理人操守和規範企業治理結構的努力也頗多唏噓感慨。

  中國的職業經理人團隊並不成熟。在上述上市公司執行董事看來,很多職業經理人急功近利,而像張學斌這樣的難能可貴。「張學斌只有一個。其實國美陳曉與黃光裕奪權事件發生後,對國內民營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制度發展形成了較大潛在影響。」該人士表示,當前職業經理人發揮的空間有被壓縮的趨勢。

  在上述人士看來,黃宏生以顧問身份參與創維的管理,無疑束縛了職業經理人團隊的手腳。而在劉步塵看來,黃宏生面對媒體公開表達不滿,實際上已是對張學斌等職業經理人的不信任。

  「張學斌還年輕,在業界口碑這麼好,加上已有資本和管理經驗積累,他去做自己的事未嘗不是好事。」一位創維內部管理人士對財新記者分析稱。

  對張學斌的未來規劃,楊東文介紹稱,如公告所言,張學斌妻子和孩子都在美國,聚少離多,他想辭職照顧家人一段時間;他也可能去做個人投資或私募投資,關注一些高科技企業。

  「張學斌的離開對創維是損失,但創維的職業經理人團隊還是很穩定的,未來應該不會大變。」上述創維內部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當前這個職業經理人團隊包括創維集團總裁楊東文、副總裁劉棠枝、創維中國營銷總部總經理劉耀平等。創維集團新聞發言人李從想也對媒體稱,創維的職業經理人團隊以及相關制度非常成熟,不會因一兩個人的離開而發生改變。這也曾是張學斌努力的一大目標——「不能因為某一個人的離開,而給企業帶來致命傷害」。

  張學斌離開後,楊東文成為了創維職業經理人團隊的核心。但他的空間顯然已較張學斌時代大為縮減。同樣作為創維老人,楊東文在創維內部亦頗有人望。在創維內部人士看來,「楊總有衝勁,張總更穩;楊總有個性,張總更內斂。」在黃宏生重提「狼性文化」後,業界普遍猜測創維將加快多元化。但楊東文回應稱,「創維做事情還是堅持穩一些,因為我們吃過虧,做電腦,做手機都賠了。在戰略上控制風險很重要。」

  楊東文和張學斌一樣出身財務,管理方式相近,「該管的管,該放的放。我就抓幾條:抓錢,管人,設立共贏機制和理念,統一福利和薪酬體系。」■

張學斌 職業 經理人 經理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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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吳琳光的公開信---一個自媒體時代的股東行動主義試驗 Boracay的碎片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4e96a01017l62.html
吳總琳光 :您好!

            很冒昧的寫這封公開信,和您交流下對世紀佳緣的思考。

首先向您介紹一本書《刀鋒上的舞蹈:我如何挽救了吉列》這是James Kilts的自傳。
推薦的理由有三個
1.該書描述的是Kilts在出任吉列CEO後的思考以及一系列應對措施.重點是他列出了思考的路徑和具體的方式。
甚至包含有如何寫第一封致股東的信(P36 中文版)。
或許從前人的經驗和思考會對您有幫助。

2.吉列 算消費時代一個著名的品牌
消費時代的品牌和互聯網時代的平台 ,本質上是異曲同工的。
書中有詳細描述他如何分配公司的資源,如何安排推廣費用如何安排管理費用。
更有意思的是甚至吉列的毛利率都和報表中世紀佳緣的毛利率差不多。

3.我欣賞Kilts推崇的「學會擁抱」一般管理費用零增長「」我相信這是所有股東都喜歡的說法。

希望這本書能給您帶來幫助。

接下來我想和您交流下關於互聯網的理解

1.互聯網發展的幾個階段和世紀佳緣現在的定位

第一階段信息缺乏 典型的是 yahoo 門戶網站。yahoo是做列表,門戶是聚合新聞。特徵是在信息缺乏的時代創造信息。

第二階段信息充分-搜索 google 特徵是信息充分的階段檢索信息。

第三階段信息過剩- 用SNS方式過濾 微博 VS BBS的信息獲取方式圍脖是用人力篩選了信息。被follow者本身是信息過濾器。避免了BBS時代的水軍。
就在今天Facebook退出了Graph search 也算用人工過濾過剩的信息。

第四階段是為信息付費。回到源頭
最早的報紙也是為信息付費,當時是採集信息,那是一個信息匱乏時代的產品。現在的為信息付費是感謝編輯為我們把關,過濾信息和權威發佈。信任的傳遞。

類似的場景我們會看到NYtime和WSJ的影響力在增加,大家都需要花錢訂閱。而且明顯的馬太效應。

前段時間@不明真相的群眾探討過互聯網會從PV模式轉變成時長模式。這還是影響力經濟的玩法,基於媒體的玩法。時長=影響力=廣告費。

那麼世紀佳緣是媒體還是信息的broker?
如果是媒體那麼增加讀書頻道增加遊戲環節確實做到的增加在線客戶的時長。
如果是信息的broker,那麼更多的著力點應該是broker業務。
要麼增加信息源
要麼增加broker的撮合交易的功能。
所以如何界定世紀佳緣的性質或許是第一要務。

online broker和online dating(info broker)的差別是

online broker提供的是全代碼交易也就是他們提供的是無差別服務。只有價格差異。所以是下品。
onlinedating提供的是封閉圈內的信息broker,換句話說自然而然有馬太效應。男的自然跑女人多的地方去登記。女人也是。

2.平台的互聯網

互聯網平台的水平擴張,單一平台服務全球是行業特徵,比如facebook,比如google
水平擴張的好處是邊際成本為0邊際毛利99%。地球在邊界。沒有所謂國界之分。

水平擴張的是這個時代的特徵。符合社會分工越來越明確的時代特徵。分工明確才能效率提高。

對比舊時代的單一企業擴張過程中的上下游通吃,鋼鐵企業+鐵礦石+焦炭。
明顯的垂直VS水平

這平台和舊時代的品牌很類似,平台=品牌

在平台企業中最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和規則是一切,會引導價值取向
這有點制度主義味道。

對比下新浪微博VS雪球圍脖
就容易體現出差異。

字數的差異
網站推薦的差異
就導致不同的大V
不同的社區氛圍。
同時不同的刪貼標準也導致不同的價值取向。
新浪更生活化,雪球更專業化。
我個人新浪的粉絲不到雪球的一半鳥。

今天有文章在討論虎撲。我特意在雪球@ 過您。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演化的案例。

所以互聯網平台最重要的是規則和制度,這個本身會導致平台的走向。

3.婚戀網站 VS 互聯網平台
婚戀網站是有排他性特質的
排他性就是婚姻的特質 一夫一妻制。

那麼婚戀網站會有兩個競爭

1.異性之間的競爭 小龍女的婚姻就是異性競爭獲勝的典範

2.同性之間的競爭  競價排名

這兩個競爭我相信是作為婚戀平台和其他平台的差異。也是提高ARPU的方向。

綜上所述,我認為世紀佳緣作為一個onlinedating的平台,應該是一個信息的broker,一個信息broker的平台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和制度。這樣加強這樣的定位在長期會讓平台自我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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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信革命試驗


2013-09-02  NCW  
 

 

中國電信意識到,OTT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大勢所趨,與其等別人來革自己的命,

不如主動自我革命

◎ 本刊記者 覃敏 文qinmin.blog.caixin.com 湖南益陽市25歲女孩魯英已經開始使用易信。她對財新記者說,是北京的一個朋友向她推薦了這個軟件,稱易信可以跨網發送免費短信、免費電話留言,她就決定下載試試看。

與魯英一樣被易信瞬間吸引的人並不少。 “易信剛上線24小時,用戶已突破100萬;三天內達到500萬,遠超我們的預期。 ” 浙江翼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翼信科技)一位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

翼信科技負責易信的研發、運營和推廣,由中國電信和網易公司以73: 27 的股比合資成立。中國電信官方對外表示,在即時通訊領域,翼信科技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第一個運營商與互聯網企業成立的合資公司,雙方進入產品聯合開發運營及資本合作的新階段,是一個關乎體制創新的標誌性事件。

在OTT業務(Over the top)的巨大衝擊下,在三家運營商中語音通信業務相對居後的中國電信,率先發起 “革自己的命” 。微信只是個 APP,他人無法通過微信對沒有安裝微信軟件的手機傳遞信息,而易信基於中國電信的基礎電信業務能力,可對任何手機號碼發送短信、語音留言等,這令其在先天上突破了微信無法逾越的瓶頸。但同時,這系列免費必然加速蠶食中國電信本已在快速流失的傳統通信業務收入。

受易信良好預期影響,網易股價一路上揚。截至8月26日,網易股價升至76.12美元 / 股,總市值沖上98.8億美元,僅次于騰訊的851.9億美元、百度的486.3億美元,在中國互聯網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三。

微信在即時通訊市場的先發壟斷效應還能維持多久?挾著運營商斷腕求生之勢的易信有沒有挑戰力?中國電信拋棄外包、聯手網易的體制創新又會有多大的實質意義?

即時通訊市場經多年淘洗已格局初定。獨立電信分析師陳志剛稱,這些年不少人想吃即時通訊這塊肥肉不得,今天整個市場可說就剩下騰訊(包括手機QQ、微信) 、中國移動(飛信)兩家,其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據易觀智庫統計,2013年一季度,在中國即時通訊市場累計賬戶數市場份額中,手機 QQ、微信、飛信分別占38.07%、27.97%、18.37%;其餘諸如翼聊、米聊、手機旺旺的市場份額均不足5%。

“運營商多次在互聯網領域的嘗試 都以失敗告終,這或許讓中國電信意識到運營商的體制不適合做互聯網。此次易信的合作模式是在現有體制框架下尋找突破口。 ”德國電信咨詢公司中國區高級顧問譚炎明對財新記者說,但是,這一合作範式從理論上值得肯定,在實際運作中變數太多,誰都無法預料能否取得成功。

挑戰者易信

在用戶界面、基本功能上,易信幾乎是微信的翻版,也具備即時聊天、群聊、朋友圈功能,但一些免費功能是易信用來切入市場的 “利器” 。

比如易信使用者可通過中國電信的短信網關免費給任何手機號碼發送短信;給手機和固定電話發送免費語音留言,相當于將微信的語音對講功能擴至所有手機和固定電話等;易信還對電信用戶免流量費。

但是免費短信、免費語音兩把“利器”在最初幾天的用戶體驗中並不順暢,令很多嘗鮮者大呼失望。湖南女孩魯英稱, “一開始試用易信,對方收到短信要延遲半小時,有的短信和語音留言甚至憑空消失了。四五天之後,這些功能有所改善,語音留言在每天限量十條的基礎上也可以用了,但我卻發現自己這方面的需求並不大,因為我已經很少發短信了,一個月也就四五十條;至於語音留言,我以前就不用。 ”在魯英看來,易信的功能基本上和微信差別不大。她在易信上加了幾十個好友,但這些好友大多也在微信上,且好友們在易信上並不活躍,她現在主要還是使用微信。

翼信科技總經理張政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 “微信打開了整個行業的大門,但微信並不完美,這仍給了我們很大的機會。 ”在張政看來,微信面臨著三大危機:一是用戶增速放緩,且當前的新增用戶大多是非核心用戶;二是品牌老化,對用戶的吸引力逐步減弱;三是缺乏創新,最初的文字、語音溝通方式沒有得到足夠的改進,譬如聲音不清晰、圖片過度壓縮。

張政表示,易信的短期目標是:六個月內註冊用戶過億,活躍用戶超過5000萬,而且易信很快會有自己的收入。一位翼信科技內部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易信想做成一個開放平台,正在與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多家互聯網公司談合作,很快會有很多新東西出來。

針對易信咄咄逼人的攻勢,微信、飛信都保持沉默。一位中國聯通內部人士認為,易信要想贏得市場並不容易,因為在即時通訊市場,如若沒有突破性的創意,很難從市場先行者手中虎口奪食。而微信、飛信比易信至少早了兩年,它們不僅僅是一個即時通訊產品,更多的是一種互聯網生態,用戶捨棄這一生態圈的成本很大,選擇時會相當謹慎。

陳志剛則稱,易信固然有它的優勢,但是市場競爭並非靜止不動。當易信將飛信、微信真正打痛的時候,中國移動、騰訊自然會調整策略,或置入跨界合作性股權,或更加開放。只是,現在易信打的還不夠“痛” 。

業內較普遍的一種看法是,易信有點像搜索市場的360公司,擔任著市場補充者的角色,只不過即時通訊產品是一個網絡效應比搜索還要強的領域。目前,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總數超過8.2 億,3G 上網用戶總數超過2.5億。2011 年1月上線的微信,今年上半年用戶已超4億,拉動移動互聯網流量收入同比增長56.8%。飛信用戶也在今年上半年超過1億。

在這種市場態勢下,中國電信以一種堅決的態度進行自我革命,寄望通過市場化操作在競爭激烈的即時通訊市場分一杯羹。

自易信問世之後,據財新記者獲悉,新浪、阿里巴巴都意欲攜自身的即時通訊產品入局。張政顯得很有信心,“我們喜歡這樣的挑戰,我們也做好了準備。 ”

聯手網易

在運營商日益被管道化的今天,中國電信並不甘心僅僅只做內容的搬運工,它還希望逐步走向移動互聯網服務,自己生產內容。中國電信選擇了即時通訊市場。

中國電信集團新聞宣傳處廖鴻翔對財新記者說, “當前移動互聯網的藍海已經很少,中國電信進入任一主流市場都需直面互聯網巨頭的競爭,譬如遊戲領域,騰訊、盛大早已根基深厚。如果中國電信在自己具有一定優勢的通訊服務領域都拼不過別人,又談何進軍其他

市場呢?”

而網易公司CEO 丁磊也希望用一個重量級社交通訊產品將它的四大產品線(即網易新聞客戶端、工具類應用、網易應用中心、網易遊戲) “串起來” 。

他曾在浙江省寧波市電信局任職,與中國電信不少高管熟識,在平日的交流中捕捉到中國電信進軍即時通訊市場的決心,於是他主動找到中國電信談合作,一拍即合。

中國電信董事長王曉初公開表示,和網易的合作始于去年8月。不過,據財新記者瞭解,今年1月,雙方才正式敲定產品研發方案。意向初定後,網易杭州研究院開始搭建團隊準備產品,浙江電信則在產品設計、支撐系統等方面給予支持。雙方的合作此時尚停留在單個產品層面。

直至今年3月,中國電信副總經理楊小偉親赴杭州考察,雙方進行了一次閉門會談,這才基本確立了成立合資公司的想法。 “在杭州會談中,中國電信、網易都意識到,要想最大化地整合運營能力,雙方的合作不能局限于外包這種形式,必須要有融為一體的公司架構,形成利益共同體。雙方合作由此上升到資本層面。 ”張政透露。

中國聯通內部人士認為,3月,正值業界瘋傳三大運營商聯合向微信收費之際,或許是關於微信的討論促使中國電信更加重視與網易的合作。成立合資公司,尤其是針對衝擊自身業務的即時通訊產品成立合資公司,這個步伐邁得比較大,在全球來看都是比較罕見的。

翼信科技總部位於杭州,註冊資本2億元,中國電信、網易分別占股73%、27%,公司董事長由浙江電信總經理盧耀輝兼任,總經理則是網易派出的原杭州研究院市場部總經理張政。從人事架構可見,網易在運營方面將起到主導作用。目前易信的產品運營,即由原網易郵件事業部客戶端部門總監阮良一手操盤。易信團隊經過五個多月的打磨,在6月初拿出了產品的雛形。

張政回憶稱,一開始希望借助中國電信既有即時通訊品牌“翼聊” ,將新產品命名為 “翼信” 。但從市場試用的反饋來看, “翼”字可辨識度較低,不利於推廣。

很快,易信團隊從 “時尚、好玩”的產品定位出發,將其更名為 “叮叮” ,再度推向市場實驗,而 “叮叮”根本不能反映即時通訊產品屬性,在衆多APP 中很難脫穎而出。直至6月底、7月初,這款產品才以“易信”為名隆重問世。

“每一次更名,易信團隊都與中國電信進行了深度溝通。 ”張政說。

據張政透露,翼信科技在8月走完工商註冊的法定程序,目前已有140多名員工。中國電信、網易兩大母公司配備給易信的支撐人員也有一定規模。

去電信化

“中國電信緊跟著微信沃卡的步伐推出易信,有一種應戰的意味。 ”中國聯通一位內部人士稱。在易信正式上線前兩周,中國聯通與騰訊合作的 “微信沃卡”首度公開銷售。而之前市場卻盛傳中國電信最有可能和微信率先展開業務合作。

廖鴻翔向財新記者證實,中國電信確實和微信談過合作,不過都是業務上的局部合作,不會因此影響中國電信與網易的合作。

中國電信總經理楊傑在易信發佈會上表示,易信是中國電信戰略轉型的重要一步,這裡的戰略指“一去兩化新三者” ,即中國電信要去電信化,努力市場化、差異化,做智能管道主導者、綜合平台提供者、內容應用參與者。

廖鴻翔說,在中國電信內部,易信被視為一場自我革命的大膽嘗試。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OTT 業務對運營商的衝擊已是大勢所趨,與其等別人來革自己的命,不如主動進行自我革命。 ”實際上,互聯網應用的替代效應已經開始逐步顯現。據工信部統計,今年1月至7月,全國移動電話去話通話時長約為16724.1億分鐘,同比增長5.6%,比去年同期增速下降8.4個百分點,且僅為移動電話用戶增速的一半;全國移動短信業務量為5390.6億條,同比增速下降1.7個百分點。其中,點對點短信量為2671.5億條,同比下降11.8%,占移動短信業務量的比重首次不足50%。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電信知道單純的管道通道模式不可持續,它更迫切地希望走向互聯網服務的上游,通過自建、合作等方式,盡力打造一個開放的平台,然後吸引互聯網企業入駐,做平台的平台。 ”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王立新分析稱。

王立新認為,中國移動體量大、實力雄厚,且不願意自己在語音時代的優勢消亡,做的是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相對封閉的互聯網平台。而中國聯通則放棄了自己做互聯網業務,它與互聯網企業展開各種類型的流量合作,試圖做一個典型的智能化管道。三家運營商各有選擇,未來競爭格局仍未可知。

中國電信將“去電信化”寫入了整體戰略。按其說法, “去電信化”並非丟掉運營商的傳統優勢,而是要轉變一些思維方式,用移動互聯網的一些要求推動工作的開展。

在去電信化理念指導下,如何在運營商既有框架下,尋找到適合互聯網業務發展的運作模式,中國電信已經有了各種嘗試。廖鴻翔舉例,去年,中國電信八大產品基地之一的天翼視訊就曾引入招商中國基金等外來資本,成立市場化公司,獨立運營。 “此外,相較天翼視訊大部分員工均來自中國電信,翼信科技在人力資源、產品運作上的突破也更大一些。 ”“暫且不論這種機制下的易信能否成功,它已然打破了運營商對短信、語音業務的執著,開創了互聯網企業與運營商從資本到業務全盤合作的先例,為運營商應對管道化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譚炎明認為。

易信 革命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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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個金融人的甘肅試驗

http://www.eeo.com.cn/2013/1019/250952.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保華 胡蓉萍 儘管遭遇了4月份的霜凍,今年30萬元的收入只是豐收年份130萬元的零頭,但武正全不以為然,對明年還是充滿了信心。

武正全是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的種植大戶,他的信心來自於國開行近日為他提供的100萬貸款。武正全正準備購置幾台單價高達15萬元的除霜機,他說,現代農業已經成為了一個高技術高投入的項目,只有利用現代化的農業設備抵禦天災才能獲得穩定的好收成。

但此前,武正全不計成本能借到的貸款從來沒有超過10萬元。

天水市種植蘋果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和武正全一樣,今年是天水市幾萬果農種植積極性最高的一年。而撬動天水市蘋果產業的國開行貸款是由銀監會在天水市掛職副市長的徐慶宏所引進。其掛職前是銀監會監管四部處長。

徐慶宏是中央金融機構到甘肅掛職的61名幹部之一。公開信息顯示,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為瞭解決金融工作的人才稀缺問題,2012年10月23日,中央金融機構選派61名金融人才到甘肅掛職,掛職崗位涉及省政府辦公廳、省政府金融辦、14個市 (州)、蘭州新區和43個縣(市、區),明確為分管金融工作的班子副職。掛職甘肅省副秘書長的吳顯亭說,如何讓甘肅脫貧致富就是中國夢的一個縮影。吳掛職前是央行金融市場司副司長。

作為全國最為貧困的省份之一,在甘肅省掛職的61名金融幹部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裡,正利用自身的金融資源和金融知識撬動甘肅的經濟,努力推動甘肅和全國一起在2020年之前進入小康,並寄希望這一金融試驗具有全國意義。「有恆產者才有恆心。」掛職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的劉小宇說,掛職幹部除了能帶來直接經濟效益外,對穩定、民生和幹部作風也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劉小宇所創立的甘南惠農貸款經驗正有望推向全國的藏族自治州。劉掛職前是中國銀行公司部總經理助理。

61個人的金融試驗

由於國開行的貸款改變了整個天水市蘋果種植產業的環境,武正全正呼籲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返鄉。「以前貸款只能求爺爺告奶奶找農信社,貸款額度不超過10萬,月息高達1分1釐4,貸款材料需要準備一大堆。」武正全說。

「不過我還是對農信社很有感情的,因為中農工建這些銀行我壓根就進不了門。」武正全說,國開行100萬的貸款只用10天就放款了,利息是一年期的基準利率,由於今年歉收不賺錢,有了國開行的這筆貸款明年的投資就好辦了。

武正全還告訴經濟觀察報:「農業正呈現高科技和重資本的趨勢。一畝蘋果地從種下去到掛果,四年時間投入要2萬元,如果沒有貸款支持很難擴大規模;如果今年4月份的時候有錢裝上了15萬一台的防霜機,今年就把防霜機的成本收回來了。」

這其中徐慶宏功不可沒。徐掛職前任銀監會四部處長,銀監四部主要監管國開行。2013年5月底,掛職天水市副市長半年多的徐慶宏就帶領國開行甘肅分行與天水市麥積區的蘋果種植大戶和合作社進行了接洽。從6月份開始,陸續有蘋果種植大戶和合作社分別獲得了國開行的100萬貸款。

天水市麥積區農業局的劉局長說,農業是甘肅省大部分人口的主業。現在甘肅農業的最大問題是缺乏人才,只有通過金融槓桿撬動農民工返鄉才能恢復土地的造血功能。

在解決了資本的問題後,早年外出務工後來回家種植蘋果的武正全希望更多的青壯年勞動力返鄉解決人才的問題。天水產的花牛蘋果是國內最好的蘋果之一,幾乎每家都有一二十畝地。武正全說,如果種上蘋果,年景好的時候,每畝地的淨收入能達到2萬多元,就是年景不好,一畝地收入也能有兩三千元。而且蘋果價格穩步上升,最近幾年每年都能漲幾毛。在解決了初期投入資本的問題後,種蘋果怎麼都比背井離鄉打工強。

天水市的兩個獲得了國開行貸款的合作社負責人在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也都表示,今年將利用貸款資金擴大規模,整個天水市還有約三分之一的適合種植蘋果的土地沒有開發。

事實上,國開行的貸款還撬動了當地金融機構的活力。「信用社前幾天找我貸款,有了國開行的貸款後我就不要了,信用社主動找我貸款這事真是破天荒。」天水市當地的一位合作社負責人說。

在徐慶宏利用國開行的貸款做蘋果種植大戶金融實驗的同時,在離天水市約500公里的甘南州,掛職甘南州副州長的劉小宇正努力讓雙聯惠農貸款覆蓋到甘南州的11萬農牧戶。「甘南州的農牧戶以前基本貸不到款,偶爾能帶到款的也是作為緊急周轉,額度在1萬以下,5萬元的貸款額度在歷史上是沒有的。現在有了5萬元的貸款就可以讓牧戶啟動生產,5萬元可以買十幾頭牛和幾十隻羊,依靠這些就能養活一家人。同時,貸款還能撬動牧戶本身儲蓄的資本,激發生產的積極性,讓貸款從以前的扶貧式輸血向造血轉變。」劉小宇說,雙聯惠農貸款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發放貸款之前,一頭牛值4000元,現在已經到5000元了,隔壁市的領導打電話過來說,我們州把他們那邊的牛都買走了。

徐慶宏和劉小宇只是61名幹部中做出了部分成績的兩位,掛職蘭州市委常委、副市長的楊學寧、掛職皋蘭縣副縣長的黃椿等也為甘肅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不過,雖然掛職幹部所做出的努力已經惠及了部分甘肅群眾,但更多的甘肅人民還生活在貧困當中。「畢竟只有一年時間,前半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調研。一年時間讓甘肅省有質的改變是不現實的,但從局部量的改變看到了希望,有了這些希望堅持下去就能覆蓋到更多的群眾。」甘肅的一位本地干部說。

北京駐甘辦

「讓中央金融機構幹部到甘肅掛職,初衷其實是為瞭解決甘肅和中央金融總部之間的溝通問題。」一位對此事瞭解的甘肅本地官員稱。

公開信息顯示,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為瞭解決甘肅的金融人才問題,提出了邀請中央金融機構選派幹部來甘掛職的構想和思路,並先後三次帶隊分赴北京、上海,專程拜會了9家中央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就加大對甘肅發展的金融支持、開展甘肅與中央金融機構人才交流合作等事項達成重要共識。

上述幹部稱,這次甘肅掛職不是中組部的項目,是甘肅省委和各個部委之間的合作。一行三會和四大行等為了和甘肅省搞好關係,對這次掛職非常積極。「中國銀行非常重視,當時報名的條件很高,只有準備被提拔的人才有資格,除了總行確定的人選外,還有50多人報名最終從中選了5位。」劉小宇說。

2012年10月23日,61名掛職幹部受到了省委書記、省長和常委們的熱烈歡迎。

事實上,甘肅省政府副秘書長、金融辦主任陸代森也認為,甘肅面臨的最大矛盾是發展不足,發展不足的一大短板是金融支撐不夠,而金融支撐不夠的最大制約是金融人才稀缺。這次61名中央金融機構幹部到甘肅掛職,不是短期合作,而是要建立一種長效機制,構建資源要素良性互動的有效平台,讓掛職幹部充分發揮他們的領導、示範、協調作用,充分發揮他們自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管理經驗和人脈資源,最大程度地挖掘甘肅省的資源要素潛力,顯著提高甘肅省各級政府和金融機構推動金融業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上述幹部認為,其實甘肅省引進掛職人才的邏輯很清晰,在西部地區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更加明顯。尤其是在甘肅,很多地方鬥不過貧困線,依靠消費不現實,只能出口少量的初級原材料。

「雖然甘肅省沒有給引進的掛職幹部任務指標和考核,金融機構的龐大融資能力無疑能為甘肅帶來投資,而中國金融機構本質上是地方與總部的溝通問題。」上述幹部舉例說,由於甘肅的四大行分行在過去剝離了較多的不良資產,權限較小,所以辦事速度比東部地區的分行慢,有些好項目不願意等就被東部的銀行搶走了。如果和總部熟,打個招呼把項目留下來不過就一句話的事。總行支持,技術操作上就更加便捷了。

蘭州銀行董事長房向陽也認為,有關部門、各市州甚至縣市有了懂金融的幹部,就等於在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和聯繫的橋樑。

由於重大項目的融資問題不是公開信息,本報從公開信息中沒有找到掛職幹部完成重大融資的事例。不過本報獲悉的未經確認消息稱,國開行近期可能將在天水開設支行,中國銀行在甘南州的分支機構也早已開始籌劃。

不過,另一位甘肅的幹部認為,讓中央金融機構人才掛職肯定有找錢的思路,但甘肅不僅融到了資,還融到了智,這些北京駐甘辦的部分掛職幹部不僅找到了錢,還找到了如何激發當地經濟發展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

 掛職難題

甘肅掛職幹部的成功經驗,正有望作為試點向部分地區乃至全國複製。

「你這不是甘南經驗,是全國藏區的經驗。」劉小宇稱王三運書記在近期全國藏區的一次會議上高度評價了甘南州的雙聯惠農貸款經驗時說。

事實上,甘南州的雙聯惠農貸款已經引起了央行的重視,央行曾專門來過甘南州調研。由於劉小宇的成功經驗,甘肅省委、省政府和農業銀行隨後決定,年貸款規模由年初計劃的3000萬元調整為8億元,並連續投放5年,覆蓋所有的農牧戶。

下一步,天水市和甘南州都準備利用金融槓桿,讓更多的農戶加入合作社,最終形成企業級的深加工產業鏈。

掛職幹部在作出成績的同時,也有自身的苦惱。「掛職期限是兩年,大家都知道你是臨時工,所以有時候你安排的事情下面的幹部都不辦,本地的領導安排下去馬上就辦了。過來掛職的幹部一般都比本地的同級幹部小幾歲到十幾歲,有幾個掛職副縣長的還是八零後,很多行政資源更調動不了。」一位銀行系統的掛職幹部說,有些掛職的城市還急功近利,希望短期內給本地的項目解決資金問題,讓有些掛職幹部壓力很大。

同時,由於該項目不是中組部的項目,掛職幹部對自己的職業規劃一直沒底。「與山東省的掛職不一樣,我們基本都是平級調動,山東基本都升了一級。很多人認為我們過來掛職是鍍金,其實在來之前單位已經說清楚了,此次掛職與陞遷不掛鉤。甘肅省倒是比較開明,說過歡迎留下,但一年過去了,是否能原級別留下、任職年限怎麼算都沒有進一步細則。」上述銀行系統掛職幹部說,如果原級留下肯定會遇到很多本地干部的強烈反對。

壓力更大的還有來自證監會和保監會等的幹部。「掛職主要的還是利用自身所在單位的資源。IPO一直沒打開,所以證監會的掛職幹部有能力也沒有辦法施展。當地農民認為保險是增加支出,社會發育還不到保險介入的水平,保險相關的掛職幹部也很難辦」,另外一位監管部門掛職幹部說,有項目要做壓力大,來了無事可做壓力更大。

事實上,有些金融機構對派出人員掛職也感到苦惱。一位證監會中層說,派出的掛職幹部本身就代表了所在單位的形象,一般都是骨幹。很多單位現在也人才緊缺,再抽調人手讓單位有牴觸心理。

上述來自監管部門的幹部建議,中國的幹部掛職體系需要頂層設計和長效機制,「我的設想是由中組部牽頭成立一個金融專項計劃,不要單獨行動,由貧困省份提出名單甚至可以具體到人向中組部提出申請,連續5年,每年向經濟最不發達的省份派遣幾十名甚至上百名金融人才,最高能到副省長,同時解決掛職幹部的善後問題,能上能下,這樣全國才能同步實現中國夢。」

 

61 金融 人的 甘肅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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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談上海自貿試驗

2013-11-11  NCW
 
 

 

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帶來顛覆性的政府管理方式,金融以開放倒逼改革;三年內要拿出能推廣的創新模式——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接受財新專訪,談上海自貿試驗由來及與國家戰略對接的前景◎ 本刊記者 胡舒立 文上海康平路市委1號樓,韓正的辦公室外間的會議兼接待室更像一間書房,由於三面牆擺滿了書櫃,使中間的會議桌顯得有些擁擠。透過會議室通往里間的門,可以看到辦公桌和一對米色的沙發。

10月25日是個周五,上海自由貿易區成立滿四周。這位59歲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在這裡接受了財新記者專訪。這是自貿區成立後的首次採訪。雖然事前遞交了採訪題綱,不過在我們交談時,韓正面前沒有準備好的講稿,似乎所有的答案盡在心中。

“上海自貿區”是今年中國經濟生活中的熱詞,數月來引起了海內外巨大的關注、議論、期望和猜測。自7月間被正式命名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後,今年8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決議,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9月29日自貿區正式掛牌。

如今,驅車前往位於浦東的自貿區,不會迷路。因為從上海浦西往東而行,還沒有跨過黃浦江,就有路牌指向“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入浦東,幾乎所有的關鍵路段路牌都有標識。

這28平方公里承接自貿試驗區政策落地的土地,位於上海市東部臨海,涵蓋了四片海關特殊監管區: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浦東機場綜 合保稅區和洋山保稅港區。四片區域從北到南呈點狀分佈在上海東部沿海,與區外沒有物理意義上的隔斷。

在未來的三年中,這28平方公里將成為中國未來改革的重要風向標。上海自貿區的這場改革試驗究竟有什麼樣的立意和構想?會有哪些制度性突破?其成果將如何惠及上海、推至全國?

而且,自貿區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高層決策過程?

在一個半小時的採訪中,韓正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談起自貿區本身,他說得最多的是“創新”與“可複制”;而談及籌劃和決策過程時,他坦承“開始沒想到搞這麼大”,後來得到最高層肯定和直接推動,是因為“和國家的戰

略需求對接了……”

這裡刊登的是採訪實錄。

負面清單:顛覆性的改革

“管理從負面清單開始取得了共識”財新記者:自貿區的基本構想和立意是什麼?

韓正:這次自貿區設立是很大的突破。

根本沒有優惠政策,整個設計就是堅持自主創新、體制創新,以市場為導向,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建立起更完善的市場機制。

改革的核心是要轉變政府職能,不能成為口號。當前最重要是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現在審批制度不合理因素太多,很多審批都與市場格格不入,與國際通行規則格格不入,直接影響我們提升國際競爭力。

自貿區的體制創新,就是既要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又要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在此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到符合中國特點,不是照搬。自貿區要做的事情,正是體制和機制的創新,而且要在制度上可複制。我們的任務,是複制出能在全國推廣的創新做法。

財新記者:那有什麼具體舉措呢?

韓正:要實現投資貿易的便利化呀。第一個就是投資領域改革,核心是打破現在的審批制度。要創造進一步的開放和便利,外資在准入前就實行開放,這是有顛覆性的制度設計。要探索,通過政府公佈負面資清單,告訴社會,告訴企業,什麼是不能幹的。除了這個以外,要幹什麼、怎麼幹,是企業自己決定,不是政府審批。政府只說什麼不能幹。

這就有所謂負面列表。

和過去比,政府的管理方式是顛覆性的。過去是企業不知道什麼能幹什麼不能幹,反正時刻在變化。然後就提交報告,審批,還要來個經濟效益評估。

政府為什麼要管這個呢?一個民營企業到國外投資,賺到了錢,還要報告。所以很多報告是沒有必要的,要搞准入前國民待遇,搞負面清單。新中國成立以後,自貿區有了第一張負面清單。

財新記者:但現在公佈的清單與發改委投資目錄的內容差不多呀。

韓正:這至少是審批過程不一樣了,另外,這是“2013年版”,管理從負面清單開始取得了共識。以後會有(20)14 年版、(20)15年版、(20)16年版。全國人大通過,給了我們三年時間,我們會每年進步,再不斷完善。

財新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清單上的內容就會減少吧?

韓正:(笑)可以(20)14年辦,(20)15年辦,(20)16年辦,循序漸進,這樣也容易統一思想。如果把(20)16年辦的事,現在就拿出來,看似合理,實際走不通。現在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還真的是靠總書記、總理,靠中央和國務院推進,靠各部門支持。

這是顛覆性的改革大動作,這樣一來就不要審批了。企業拿工商執照,註冊,過去是分類的,現在只有一個。過去分幾大類,樣子也不一樣。現在只有一張,而且真正做到先照後證,在自貿區先行。按過去的辦法,大概最快的企業執照在材料齊全後,也得一個月才能辦成——這其實是很難,得什麼都齊,百里挑一。現在我們是幾天絕對能拿到,全部辦好、發好,先照後證,不需要有了證明再去拿執照。有了執照以後,至於你以後產品怎麼樣,是以後的事。這是第一個,投資領域是放開的。

財新記者:自貿區將來會如何對待國有壟斷企業的投資?

韓正:一句話,准入前國民待遇。這個制度是全透明的。政府不會實行兩種制度,完全是平等的。完全是公開的、法治的,不能有模糊交易。

金融改革四大塊

“我的想法,就是用開放倒逼改革,改革的步子要更大,但必須符合國家安全,防範金融風險,這個底線

不能動”

財新記者:投資之外,第二該是金融了吧?

韓正:對,金融涉及國家的一些重大改革,金融改革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一是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換,這會逐步放開;二是利率市場化,前幾個月國務院一直在強調利率改革,但是現在的利率市場化只能做到部分貸款的利率市場化,貸款的全部市場化並延伸到存款的市場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探索。這些會首先在自貿區進行試驗。這些打算已經確定了,但細則還沒出來,年內會出來,當然會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再就是人民幣的跨境交易和跨境結算。這就要對監管提出更高要求,設計一整套新的監管模式。國務院方針定了,主管部門正在設計方案。原則很清楚,風險能控制到什麼程度,就開放到什麼程度。這個不能胡來。開放、改革、搞活,和防範風險是一致的。要擴大開放,並設計出與之相適應的、能夠防範風險的監管機制,這是配套的安排。最後一個是外匯管理的辦法。

金融主要是這四大塊,這四大塊方案會公佈,但實施細則會逐步公佈,不是一步到位。路,要一步步走。

財新記者:你說防止風險,是指外部對自貿區的風險?

韓正:自貿區和外面是打通的,和裡面有一道“防火牆”。所謂“防火牆”,就是要設定嚴格的政策制度、防範風險的制度。因為自貿區是“境內關外”,所以對與外面打通時的風險防範也必須包括在內。

很多東西還在逐步出台。我的想法,就是用開放倒逼改革,改革的步子要更大,但必須符合國家安全,防範金融風險,這個底線不能動。現在實施細則的其他內容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主要是防範風險這一塊還要繼續推敲。

財新記者:其實,當利率市場化或資本項下適度放開在上海自貿區推出試點後,金融套利行為是必然的。在容忍正常的套利行為和維護金融秩序方面如何平衡?應當掌握什麼樣的政策理念?

韓正:現在正在由人民銀行來制定政策。

我相信,一定會想到弊端和漏洞,監管要跟上。不能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存在發展風險,這是不行的。防範風險,是我們推進改革的一條底線,不能突破。改革的步子有多大,取決于我們防範風險的能力有多大。絕對不能引起系統性和全局性金融風險,這是底線,一定要避免。

財新記者:投資和金融之外,還有哪些亮點?

韓正:貿易這一塊,涉及到海關監管方法更新。先通關,後查驗,這對海關監 管是一個很重大的創新。今後,在貿易便利化方面,我們還有其他一些便利,包括航運、貿易及相關服務業的開放,肯定要在自貿區裡面的試點逐步放開。

總的來講,不能寄希望于自貿區一掛牌就什麼都到位,它是一個逐步到位的過程。整個過程是中央給我們的三年,三年要拿出一整套可複制、可推廣的方案。

上海、香港和中國

“自貿區的做法既是國家戰略,上海也要實施。如果上海都不能推廣,

還推到哪裡?”

財新記者:今後上海自貿區取得成功,那與香港有什麼異同呢?是不是成了“長三角”的香港?

韓正:我看不能這麼簡單理解。因為還 是不一樣的:香港是自由港,上海自貿區和香港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關係,做成了,既利上海,也利香港,更利國家,是“三贏”。香港的記者老問我這個問題,我就說,香港的金融發展,現在無論是基礎條件還是人才聚集,都遠勝于上海。

上海應當向香港學習。上海自貿區和香港的情況還不是一回事。香港是針對金融業,全開放的。我們自貿區主要還是針對服務企業的,也不是簡單的離岸貿易,只是對企業提供便利化,改革現在不合理的制度,對企業提供更良好、更符合的市場經濟需求的服務。所以不存在和香港的競爭,在發展過程中可能會借鑒香港的做法。

財新記者:上海今年經濟增長也出現了下滑。自貿區對上海經濟發展,是不是可以有些直接推動力?

韓正:上海的經濟發展已經很好了,不能再高了。從1月到9月, 我們的增長是7.7%,年度目標是7.5%。未來幾年,上海有7%的增長就完全可以了。我們現在主要關注點根本不在於GDP 增長多少,主要是推進改革,促進轉型。創新和轉型是主要任務。適當增長緩一點,把主要精力放在創新和轉型上。

上海經濟發展的導向是三條:一是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和結構優化。總量絕對不是追求的首要目標。我們的首要目標是質量和效益,靠結構優化來保證。

我們的導向很明確,也設定了一系列的指標。至少看看上海天氣,還是全國最好的十大城市之一。

第二就是環境導向。上海到現在這一步,改革也好,發展也好,國際金融中心也好,當然不能再走破壞環境、再治理環境的路,每一步都不能破壞環境,應當改善環境。每走一步都得有這樣的制約。從我們來講,水環境的治理,大氣環境的治理都很重要。大氣環境的治理不僅僅取決于我們自己,但我們可以有所作為。環境太重要了。宜居城市首要的是好的環境。

第三就是改善民生的導向。讓老百姓日子越過越好。經濟發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標準越來越高,質量越來越好,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總是要讓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一點。你要瞭解,上海的老百姓關心的是什麼?我們怎麼盡力而為、也量力而行,能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得好一點,讓他們感受到變化。

不是統計數據的變化,而是讓他們切身感受到,他的生活質量水平在提高,感受到積極的變化。

我們的創新轉型發展,就是這三個導向,我們馬上要把它們排到明年的工作計劃里。

財新記者:自貿區對上海的發展目標有什麼幫助呢?是自貿區完成國家的任務,上海做自己的事?還是互相促進的?

韓正:自貿區就是要完全探索出一條創新轉型之路。自貿區的做法既是國家戰略,上海也要實施。如果上海都不能推廣,還推到哪裡?

財新記者:上海是不是可以先推廣?

韓正:涉及國家層面的,由國家授權;涉及到地方的,我馬上可以做。這次是全國人大授權,現在需要依法行政。我們就是創新轉型。

總書記和總理在推動

“開始沒有想得這麼大,只是想在提供投資貿易便利方面,在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上,上海如何能走出一條新路。研究到一定程度,就和國家層面的戰略需求對接了”財新記者:可否透露一下,自貿區這個想法的由來?

韓正:這事研究了一年多。開始沒有想得這麼大,只是想在提供投資貿易便利方面,在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上,上海如何能走出一條新路,是圍繞上海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發展的考慮。研究到一定程度,就和國家層面的戰略需求對接了;對接到一定程度,我們就越來越感覺到,我們考慮的方向是對的,研究是有價值的。

在十八大以後,這些研究成果就形成了初步方案。成果和方案不一樣,方案就提出了方向、目標、和指導原則。

十八大以後,我們有個初步的方案,不是現在的方案。

在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海代表團討論的時候,我們向他口頭報告了這一想法,得到他的充分肯定。

然後是今年3月28日,李克強在出任總理以後第一次到地方考察,在“長三角”,來到上海後,市委、市政府直接向他做了匯報,也得到他的高度肯定,他認為這符合國家戰略。

總書記的肯定和總理的肯定使我們很受鼓勵。兩位主要領導都希望上海加快完善方案,按程序報黨中央、國務院決策,我們也就按這個指示積極推進。

在這個過程中,也向國務院的分管領導 做了匯報,包括張高麗常務副總理和汪洋副總理。我們也向國務院的相關部門做了匯報,得到了他們的高度肯定。

財新記者:你剛才說到研究了一年多,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韓正:去年年初開始,俞書記(編者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聽過專門匯報。他在自貿區的改革中,是全力支持、全力推進。他主張,就是要制度大創新,只有制度創新,這個事業才有意義。財新記者:這事後來制定方案,牽涉到國務院多少個部門?

韓正:人民銀行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一行三會”,還有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海關、工商總局、質檢總局等,這些是直接的。相關部門就多啦,包括國務院法制辦等一些職能部門。他們在和我們討論的時候,充實、完善、提升方案,這一段是密切合作。

財新記者:你們是不是老得往北京跑?

韓正:我帶隊到各部門匯報,楊市長(編者注:上海市市長楊雄)帶隊到各部門匯報,副市長帶隊到對口部門匯報;他們也過來商量。因為這事主要是在貿易領域,所以還成立了一個由商務部部長和上海市市長擔任“雙組長”的工作小組。市里各局也直接和相關部委的司局一級面談,關係很密切。中央部委給了我們大量指導,為我們完善方案提了許多寶貴意見。

我們當時報的名稱是“上海自由貿易園區”。“中國”兩個字,是7月初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討論的時候,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定的。國務院定的叫“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後來我們學習理解,這是國家戰略,還是個試驗,要探索的。

在中間的籌備環節,總書記還專門聽取了匯報。到7月初,國務院常務會議進行討論;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進 行了專門討論。決策如此迅速、如此快、如此高層,這一次是黨中央、國務院直接推動,總書記、總理直接推動,要不哪有那麼快。

到8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

財新記者:聽說總理問過你,“要政策還是要改革”,這是真的嗎?韓正:是這樣,3月28日總理在上海,我和楊雄市長去匯報。他聽了以後,覺得是個制度創新,就說,“不談優惠政策,就談制度創新。你們是不是這麼想的?”我們表示就是這個意思。

我是這麼表態的:國家要求我們探索試點的,我們全力探索試點,力爭辦好;國家要求我們不做的事情,我們堅 決不做。

什麼不做? 3月28日,我提出三不:絕不允許走私、偷稅漏稅;絕不允許涉及“黃賭毒”——因為人家認為這裡可以開賭場、色情業服務,就完了;絕不涉及意識形態。我們當時是和中央說清楚的,就是探索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問題,探索出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應當說全市上下目標清晰,指導思想非常明確,突破口也已經聚焦。我對此充滿信心。我們每個季度會有跟蹤,每半年會有評估。只給我們三年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得抓緊。

財新記者:所有創新只限于28平方公里嗎?是否可與上海的“四個中心”——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這個大的戰略目標直接對接?

韓正:現在自貿區所有的政策,都局限在28平方公里,要擴大,必須有中央的授權。在28平方公里之內,上述中心,例如,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做法,都要實施一套創新制度。外面實施要有中央批准。

財新記者:那在上海實施,會不會比全國早一步呢?

韓正:那也需要中央批准。外面怎麼想象都可以,但我現在強調的就是28平方公里。

財新記者:自貿區設計的時候,為什麼想到28平方公里?不搞大一些?

韓正:為什麼是28平方公里?這就是經過國家批准的綜合保稅區。四個保稅區、一個管委會,加起來就是28平方公里。

這個保稅區基礎比較好,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設立的第一個特別保稅區,其占到全國100多個保稅區營業收入的50%以上、稅收的50%以上。有這樣一個好的基礎。保稅區已經是關外的概念,積累了很豐富的經驗,已經封關,這次是水到渠成。如果再把新的區域放進來,會搞得很複雜。

財新記者:聽你談,這次自貿區能走出來,天時地利人和,一樣不可少。

韓正:這個事情,我覺得體現的是一種國家戰略,是深化改革很關鍵的一個環節,是突破口,等於抓住了現在的難點和重點。有這個突破,還可以大大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對我們的科學發展、持續發展、提高競爭力,絕對是重大突破。


韓正 正談 上海 自貿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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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下鄉VS村社互助 農地流轉的兩派試驗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569

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放出信號啟動新一輪土改後,農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牽動著各路目光,但巨大分歧亦由此而生。土地流轉,誰來主導?流轉給誰?怎麼流轉?錢從哪來?地作何用?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各界爭論不休。

南方週末記者記錄了這一領域裡的兩個主要派別——分別主張由村社農民互助和主張資本下鄉——各自持續了四年的土地流轉試驗。

一場關於土地的大爭論正在中國徐徐展開,最新的爭議是2014年1月10日,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姜大明公開說,「決不允許城裡人到農村買地建房的所謂『逆城鎮化』行為」。

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放出信號啟動新一輪土改之後,農村土地改革前所未有地牽動著決策官員、研究者和各路資本的目光。但是,爭論也前所未有的激烈。

這種分歧,從2013年11月底清華大學組織的一場關於土地流轉的研討會上可窺一斑。兩位演講者——李昌平和王世渝,發表了近乎針鋒相對的演講。某種意義上,這恰是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上兩個不同派別的對話,因為兩位演講者,均為多年親身參與土地試驗的「實踐派人士」。

這兩人都有或長或短的農村任職經歷——李昌平出身體制內,曾經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王世渝曾在重慶巫山縣官陽區當了三年副區長,當時就在大巴山「搞實驗」,用機械化、工業化的手段幫助農民生產加工魔芋提高收入,其後十幾年他更多地投身於資本市場,先後參與設計海南農產品批發市場、農產品期貨市場,並運作新希望、德隆系下農業企業等公司上市,自稱「農業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參與過」。

兩人對農村、農業與農民都極為關切,都認為自己站在農民的利益上,希望能拯救日益凋敝、空心化的中國村莊,增加農民財富,並重建新的農村秩序。

兩人同樣都反對土地私有,反對土地向單一、壟斷的大資本集中,都反對以各種變通方式觸犯農業用地,堅持「要守住農業用地的底線」。

但在解決「流轉給誰、怎麼流轉、錢從哪來」的問題上,兩人產生了莫大的分歧——李昌平主張效仿台灣農會制度,主要通過「內置金融」在村莊內部解決;而王世渝則認為,遍觀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託流轉是中國今天的環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資本下鄉推動農業產業化,輔之以外部金融。

王世渝認為對方的方案過於封閉和緩慢,而李昌平則認為「不懷好意」的城市資本覬覦的是工業製造衰落之後廉價的農村土地,以及最終可以轉化為能源的農業資源。他認為農民和農村集體應該在土地流轉中享有更大比例的收益和更強勢的主導權,而「村社共同體」是農業產業化無法替代的農村秩序的內生機制。

有意思的是,四年前,兩人幾乎同時站在土地流轉金融試驗的原點,只不過其後四年,一個向左,一個往右。儘管他們都認同兩種模式可以共存,但都堅信自己主張的方案才是「最有出路」的出路。

南方週末記者走進了他們的每一塊試驗田。

李昌平:「內置金融」試驗

在一個封閉的村莊裡搞內置金融和土地流轉,建立「內生機制」,過程必然是緩慢和小範圍的,而且仰賴村幹部的道德和能力。

四年前,李昌平開啟了鄉村試驗的第一步。

2009年10月12日,河南省信陽市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掛牌成立。和中國的大多數村莊一樣,這時候的郝堂村荒蕪凋敝,全村兩千多人,一半勞力外出打工,剩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小孩。

這個資金互助社被李昌平稱為「內置金融」,資金取之於村民,亦用之於村民。

成立之初,互助社共募集34萬資本金——15個老人每人自願繳納2000元股金,區裡的支持資金10萬,李昌平出資5萬,外加7個發起的村民各2萬。

村子裡的年輕人符合一定條件,就可以從互助社貸款創業。按照社員們「兩天兩夜吵出來」的章程,利息收入40%用於養老金發放,30%公積金,15%管理費,15%風險金。

最早一批入社的老人拿到的養老金,已經超過了當初掏出的2000元本金:2009年底,15名老人每人拿到300塊錢。其後三年,分別為570元、720元和800元。

到2013年,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了資金互助社,互助社資本金超過兩百多萬。

這只是第一步。接著村裡專門成立了一家綠園生態旅遊開發公司(以下簡稱綠園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村支書。

郝堂村地處山區,村子面積很大,佔地20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900畝,人均0.9畝。這個城郊山區的村子,對山林和土地一直都看得很重,過去郝堂村的土地寧可荒著,也很少轉包。在村裡,南方週末記者隨機詢問村民,得到的答覆大多是說,「祖宗留的,誰的林子耕地都不轉包。」

因為一個特別的機緣,中央美院油畫師孫君來到這裡,幫助郝堂村重新調整村莊水系,改造舊房,重現白牆黛瓦、炊煙裊裊的農村樣貌。這使得郝堂村與鄰近正忙著像城裡人一樣蓋樓房的村子相比,顯得很特別。

但問題是,村莊建設需要的錢從哪來,地從哪來?

綠園公司成為一個關鍵角色。這個新成立的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土地開發,村裡所有土地流轉都必須經由公司之手,外來資本若想租用土地,也必須經過綠園公司。

綠園公司先後以每畝1.8萬、2.4萬元的價格,從村民手中徵用三百多畝耕地(市裡幫郝堂村要了30公頃約450畝耕地轉建設用地指標),用於村公共設施建設——新建了學校、養老中心、茶館和文學館等。而後綠園公司又從村民手中直接流轉了兩百多畝耕地,在村口開鑿了荷花池,租期60年,租金是每年400斤稻穀的市價。

新農村建設開銷不菲:光是村裡的徵地補償,就花去六七百萬;養老中心民政局補貼60萬,缺口還有60萬;茶館財政局補貼60萬,缺口70萬。村小學倒是幾乎沒花錢,因為一個老闆捐了50萬。

資金從何而來?最初的資金撬動就來自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綠園公司從互助社貸款160萬,用於最初的徵地補償。「這160萬,可能撬動了5000萬的建設。村裡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超過這個數。」村委會主任胡靜說。

綠園公司一度背負600萬的負債,不過據村委會主任說,這筆負債已於2013年還清,來源是:綠園公司將征轉來的建設用地中的80多畝,以每畝最低6萬、最高9萬的價格租給5個信陽市的老闆蓋「會所」,租期60年。

村民之所以願意拿出土地來,跟由此獲得的新機會有關。到現在,郝堂村中心村的新農村建設基本完工,成為城裡人的休閒之處,每個週末都有數百遊客,最多的一天超過3000人。

村裡有了新的機會,一百多年輕人陸續回來了,村民說,靠農家樂和農副產品銷售,收入增長了至少一半,多的翻了一番。

在李昌平的土地流轉金融試驗裡,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資金互助社以及土地開發公司的運作,建立「村社共同體」的「經濟基礎」。

四年時間,互助社資本金從34萬增加到230萬,而村集體擁有的固定資產從不足100萬增加至五六百萬,包括學校、養老中心、大禮堂、廣場等。

「村集體有了產權、財權,才有可能對村莊的一堆子事有事權。」郝堂村所在的信陽市平橋區一位官員對此非常認同,他覺得跟其他很多到過信陽講學的「三農」學者不同,李昌平的方案接地氣:「只等著國家項目撥款,沒有經濟基礎,怎麼做民主自治?」

在李昌平看來,農村制度的研究,「今天都走進了死胡同」。他認為,傳統社會裡有家族共同體,家族為主,鄉村為輔。新中國建立後發展成村社共同體。但到今天兩者都沒有了,農民徹底原子化。「沒有經濟和產權制度支持,沒有共同體,選舉出來也沒人幹活。」

「中國大多數村莊,還是小農經濟,不適合大資本。資本下鄉,就是個劇烈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一定是個反反覆覆的過程,進城,退出城,進城,退出城。」李昌平覺得,自己始終是在替沉默的小農群體代言。

然而,在一個封閉的村莊裡搞內置金融和土地流轉,建立「內生機制」,過程必然是緩慢和小範圍的。而且「內生機制」的建立某種程度上仰賴村幹部的道德自省和執行能力。

一個需要拿捏的尺度是:集體經濟收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平衡的點在哪裡?一方面,村莊必須有經常、穩定的收入,用來支持村莊基本公共事務的運轉,但另一方面,經濟收入必須與村莊幹部能力相匹配。「錢太多,能力達不到,很快容易內部人控制,出事。」上述平橋區政府人士說。

農村的凋敝讓人擔憂,許多人都希望改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面貌,但選擇的路徑卻並不一樣。圖為鄭州的一處村莊,2013 年12 月20 日,這裡拆得只剩下一棵百年老樹。 (CFP/圖)

王世渝:「信託是最好的方法」

益陽建立的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流轉信託平台。借由信託制度,土地三權分離——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權仍然歸村集體所有,承包權屬於村民,經營權則在村民自願的前提下流轉到信託公司,由公司代為打理,出租給「大戶」。但在益陽,沒有商業信託願意做,當地政府自行成立了一家信託公司。

就在李昌平開始在郝堂村的鄉村試驗一年後,2010年7月,王世渝設計的土地流轉信託方案終於在湖南省益陽市草尾鎮找到了試驗場。

王世渝力挺資本下鄉。他認為這樣「知識和技術才會去農村,才能帶去新的種植、經營和管理模式」。而資本下鄉,瓶頸在土地制度。解決土地問題,相比訂單農業、土地租賃、土地入股這類傳統模式,「信託是最好的方法」。

此時,王世渝帶著他構想的試驗方案已經奔走了三年,「很多地方找我要,我也到處送,但一直都沒有下文」。

此前唯一算是有迴響的是重慶。當時重慶在搞統籌城鄉試點,一個區的副區長拿走了王世渝的信託流轉方案。很久之後,王得知,當初這個副區長的確採納了他的方案,但是將流轉來的土地低價轉讓給親戚朋友,變相做房地產,從中尋租。

直到2008年,「把土地流轉當做牛鼻子來抓」的時任益陽市委書記馬勇真正對王世渝的方案發生了興趣。從2003年左右開始,地處洞庭湖沖積平原的農業大市益陽就開始推進土地流轉,但大多處於自發流轉的狀態,流轉不成片、租期短、不穩定。

「去哪裡找信託?」馬勇問王世渝。益陽市政府的研究人員曾經找到湖南當地一家信託公司,當時的信託公司正痴迷於給房地產行業和地方融資平台輸送資金,對方表示「不做土地流轉信託」。

沒有商業信託公司願意做,於是草尾鎮政府「打著政策擦邊球」,獨資200萬成立了一個信託流轉平台——沅江市香園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信託有限公司。這個方案於是成為「益陽模式」的雛形。

借由信託制度,土地三權分離——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權仍然歸村集體所有,承包權屬於村民,經營權則在村民自願的前提下流轉到信託公司,由公司代為打理,出租給「大戶」——鎮上管承租的農業企業叫「大戶」。當然信託公司要求,流轉時必須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土地必須成片。租期大約為8-10年。

農民獲得的回報是,每年每畝400-500斤稻穀,以國家晚秈稻的收購保護價格計算。2012年,每畝地租金大約為660元。「大戶」需要在年初一次性付清500斤稻穀的租金,另外繳納每畝10塊的服務費——這是政府平台在土地流轉中的唯一直接收入。

信託公司作為「受人之託,代人理財」的機構,負責遴選「優質大戶」。比如,目前的選擇標準傾向於那些在全國各大農貿市場有固定窗口的「大戶」。

大戶入駐前,信託公司會先澆盆冷水:「農業不是暴利行業,做好連續虧損三年的準備。」

「一旦出問題,就會是群體性事件。」草尾鎮黨委副書記李迎輝說。2012年草尾信託公司發現一家山東「大戶」拖欠村民兩個月的工資,很快便解除了合約。

到現在,整個益陽大約一半的耕地發生了流轉,其中約1/6通過信託平台。而在最早開始試點的沅江市草尾鎮,通過信託形式流轉的土地已經佔所有流轉面積的一半。

按照王世渝最早預期的那樣,農民對外來資本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增收,是最直接的紅利。

「但願大戶都能賺錢,現在就擔心大戶不要我們的土地。」52歲的樂園村村民李平國在家門口一邊種著蔬菜一邊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他是湖南大地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的一名雇工。他所在的樂園村95%以上的耕地被8家大戶租用,大地公司經營著其中的1350畝。

土地流轉之後,李平國的角色發生著變化:從農民變成了產業工人。

過去,李平國一家三口耕作4畝地,一年結餘2000塊錢。土地流轉後,他們一家的收入是:4畝地的租金2000多塊,兩口子給大地公司的打工收入共4萬塊,加起來是原來的20倍。

作為最早開始信託流轉試點的村莊,樂園村人均年收入1.5萬元,高於沅江市平均水平近一半。

「大戶」同樣積極。在益陽,54個大戶從政府信託平台處租地面積平均近800畝,大部分種植糧食蔬菜、花卉苗木。其中16個大戶來自廣西、山東等外省,租地面積基本在1000畝以上。

這些「外省大戶」曾經「到處找過地方」。儘管直接從農戶手中租地,租金基本不超過每畝400塊,比從信託公司拿地便宜1/3,但很難找到連片的土地,簽合同一般只有3年,「不好投入」——即便同樣在草尾鎮,通過自發流轉獲得土地的大戶,戶均租地面積僅為一百多畝,不到信託方式流轉的兩成。

在政府平台被引入之前,原子化的農民好像一盤散沙。農民和「大戶」之間直接簽訂的「契約」,脆弱得隨時可以被任何一方撕毀。

2008年,樂園村一百多戶村民,將土地流轉給一個外地老闆。土地分散,加之趕上天災,老闆跑路時還欠村民6000元工錢。而大地公司董事長李衛兵2003年曾在一個村子跟農民租了200畝地種花卉苗木,收成不錯,結果農民看著眼紅,租期未到就鬧著要漲價,或者收回土地自己幹。

「中部地區不是很發達,在市場機制不是很健全、老百姓觀念不是很跟得上的時候,政府還是應該用公信力培育市場。」李迎輝說。

政府自然樂見其成。土地信託流轉一下解決了三個棘手的問題:誰來種地、人往哪去,以及錢從哪出。

大地公司入駐樂園村後的三年裡,投入近1000萬修建大棚、道路、電力、渠道等設施。李迎輝說,這是鄉鎮本級財政「無論如何都負擔不起的」。草尾鎮2013年鎮本級收3200萬,用於行政人員工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後,僅結餘四五十萬。

益陽建立的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流轉信託平台,引來無數地方政府爭相拜訪。後來的另一個著名試點——福建「沙縣模式」——亦脫胎於此。

不過,王世渝認為,益陽模式還處於「試驗階段」,「很多地方還不成熟」。如果要複製推廣,必須設計更科學的治理結構,「讓農民來參與監督,讓農民當中的先進分子參與到監事會,避免土地流轉通過招商引資『開後門』」。同時,要有對經營不善的風險控制,要引進全面的社會保險。另外,也要避免土地向大資本、大財團集中。

「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小農農地不可能成為正規金融的抵押品,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流轉只是第一步,如何能讓沉睡的土地變成資本,才是真正的難題。

在王世渝的方案裡,建立信託平台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給每個參與信託流轉的農戶頒發一個權證,相當於有價證券。第三步,建立益陽市土地流轉市場,權證可以抵押、擔保、交易。

「可行。但是整個過程可能需要十年。」沅江市委常委、草尾鎮黨委書記李前進說。

而他的副手李迎輝頭疼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大戶」仍然沒法用信託合同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大地公司三年固定資產投資投入近1000萬,其中300萬左右來自國家撥付的土地整理項目資金,其餘全是自有資金,沒有一分錢貸款。

草尾鎮政府能做的是,將國家撥款的一些項目向這些「大戶」傾斜。比如土地整理,每畝國家撥款2000元。

作為土地信託流轉的試點鎮,在政府要求之下,當地小貸公司和信用社在貸款條件上可以向持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農民和從信託平台租地的「大戶」發放小額貸款。

2013年,草尾鎮引進沅江市匯通小額貸款公司。農民的承包經營權證抵押貸款,一般每畝土地可以貸4000-5000元。「大戶」可以拿著信託合同到政府加蓋證明,50畝以上貸款額度為20萬,平均每畝約5000元。小貸公司向十多戶「大戶」共放貸180萬。

草尾鎮還打算引進一家村鎮銀行。「已經跟浦發銀行接觸好幾次,希望2014年上半年能落戶。」李前進說。草尾鎮還向銀行提出,能否通過「大戶」聯貸的方式解決一部分資金問題。

然而,對大多數商業銀行而言,即便土地確權頒證到戶,這些土地證似乎仍然只是廢紙一張——給農民放貸,一是成本不合算。二是很難管理,萬一出現問題,可不像拍賣企業資產那麼簡單,難以變現。

這些嘗試引入外部金融資本的做法,在李昌平看來,不過是仍然「在用城市的思維思考農村的金融問題」。他認為,「小農農地不可能成為正規金融的抵押品,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李昌平覺得,他在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可以解決這些難題。

年輕人可以從資金互助社貸款創業,種茶葉,種板栗,養豬,或者在附近搞珍珠岩礦加工。貸款利息年化15.6%,金額上限10萬,期限最長1年。貸1萬以下的,找兩個入社老人簽字擔保。貸2萬以上的,除了找老人擔保,還可以拿林權證或土地使用證抵押。

村莊以內,風險可控。互助社的5名理事和監事,對這個村莊裡的人知根知底,「銀行有貸款的,家庭不和睦的,信用不好的,不貸」。

一旦農民無法償還貸款,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在村社內部流轉——這些對銀行來說難以變現的資產,對同在一個村社的村民來說,卻是有價值的。成立三年,互助社還未產生過一筆不良貸款。

這在過去幾乎是無法想像的——村子裡少有人能從信用社或是商業銀行貸款。「貸一萬要送一千塊的禮。」村委會主任胡靜說,「任何一個商業銀行給農民貸款都是剋扣得很。」

四年時間,互助社資本金從34萬增加到230萬,現有貸款餘額200萬元左右。

不過,尷尬的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一直未獲銀監會發牌。因為區裡支持,最後是在民政局備的案。

李昌平對此很困惑:2006年起國家開始允許搞資金互助社,截至2013年7月只批了49家,而「沒法給農民、大戶提供土地使用權抵押貸款」的村鎮銀行卻已經開了近千家。

王世渝則認為,應該「推動整個農村全面金融服務體系的建立」,包括銀行、信託、證券等各種金融服務。

比如,草尾鎮的政府信託平台每年會有半年期、多達幾千萬的沉澱資金——為了一定程度上約束流轉土地的農民,大戶每年初交付的土地租金,將每半年給農民支付一次。王世渝建議,這筆資金就可以設立小型投資基金,幫助農民創業。

再比如,未來可以考慮成立土地信託銀行。

2013年12月30日,中國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結果公佈。這次調查歷時三年,耕地數據比以前多出來2億畝。 (CFP/圖)

兩個試驗的升級版

「經服社」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的「升級版」——除了資金,村民還可以把土地、房產都「存」進這個「綜合合作社」。

現在,隨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土地熱,李昌平和王世渝的試驗都走向了更高的版本。

2013年11月18日,郝堂村三百多公里之外,湖北梁子湖畔的張遠村,李昌平幫助村民建立了一個名為「金地融托經服社」的組織。

跟大多數村莊一樣,這個村莊的集體經濟常年入不敷出。每年收入5萬元,主要依靠魚塘養殖以及集體所有的林地出租,每年支出二十多萬元,缺口部分仰賴「對口扶持和項目資金」。

這個「經服社」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的「升級版」——除了資金,村民還可以把土地、房產都「存」進這個「綜合合作社」。

根據所有社員商議的結果,存款社員年息6%,大致相當於資金緊張時期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存款的村民還可以存款金額的80%為限為貸款戶提供擔保,如果以存款資金擔保貸款並收回的,則可以享受8%的利息。貸款6個月以內,年化利率18%,如果貸款6個月以上,年化利率14.4%。

相比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更高級的功能」是,村民可以承包地入股,最少10年以上。每年年初獲得200斤秈稻的收益(同樣按國家最低保護價計算),旱地和林地分別為130斤和70斤。如果年底結算,還可享受租金利息6%。村民如果以入社土地抵押貸款,水田每畝可以貸款4000元,旱地、林地每畝可貸2600和1400元。

村民還可以用宅基地上的「閒置房產」入股,每年收益是房屋估值的1%-2%。村民還能以房產估值的50%抵押貸款,也可以估值的50%提供擔保。

經服社成立時,共募集資本金187萬元,是郝堂村資金互助社成立之初的約6倍。按照李昌平的說法,成立不足一月,村民的土地流轉意向已經接近2000畝,相當於全村水田和旱地面積的一半。

按照李昌平的構想,這個「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除了傳統的貸存息差,還可以以「內部信託」(相對於益陽的「外部信託」)的方式經營流轉入社的土地——相當於把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和綠園公司合而為一。

下一步,進城村民的閒置房產可以在村內流轉給有需要的(如家中有新增人口)村民,或者由經服社統一代為經營,比如,用作農家樂的住宿點。經服社也可以因此獲得收入。

李昌平認為,這套方案可以實現宅基地的有償退出。「假設村子裡原來1000人,流出200人。這部分人的宅基地復墾後,村集體可以直接跟國家結賬。」

就在李昌平開始他的「內置金融」升級版前後不久,王世渝也計劃在麗江文筆海畔打造他的信託流轉「升級版」。「這次是從商業的角度來做的,之前(益陽)完全是實驗性質的。」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有人找到王世渝,想在麗江做一個「文化產業園」,實質是想利用土地流轉做房地產。王世渝推翻了這套方案,提出了一個新的設想:

通過跟新華信託的合作,流轉麗江文筆海畔四個自然村共1.2萬畝土地,做一個「中國夢想村」——不改變土地性質,至少一半以上仍然「種地」,但「做高科技的東西」,比如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達到每畝1萬元的產出,「幾千畝地就是幾千萬」。其他的地,做分散、自然的產業園,「兩層樓,樓上居住,樓下就是辦公生產、經營,可以做設計、寫劇本,也可以做手機遊戲」,以及各種各樣的酒店、養老中心、康復中心。而這些都將是這個「夢想村」的收益來源。

王世渝特地為這個項目拜訪了全球首個「零碳城市」阿布扎比的首席構建師巴亞達。他希望這個「夢想村」也是「零碳」、低碳——不使用化石能源,沒有電網、電杆、電線,不再用國家電網的電,而是採用分佈式能源,利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發電。這裡不允許燒柴油和汽油的車進入,這裡所有的建築材料都是有機環保的……

至於錢,王世渝做了多種金融設計:首先是農民的土地流轉信託,保證農民的財產權益。同時可以發行一個信託計劃,可能會融資三到四個億,來保證對農民的支付。第二步,準備發行基金,用基金投資做基礎設施。同時由農民權益的受託方信託公司和基金的有限合夥企業成立合資公司。基建改造完成之後可以「分包出去」,比如,能源外包,然後電費分成,收益則由農民和基金投資人分享。

「未來有很多利益分配是要花很多腦筋去做的。」王世渝說。

王認為,前些年很多地方浩浩蕩蕩的「趕農民上樓」運動,的確會讓人對「資本」心懷戒備。有些人主張防止資本下鄉,防止資本對農民利益的掠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利用信託制度「能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用基金、信託這種模式,沒有單一的、壟斷的大資本,資本都是分散的,不會造成貧富分化,也能保證農民分享收益。」

資本 下鄉 VS 村社 互助 農地 流轉 的兩 兩派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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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破產試驗基地」的難解工程


身陷破產潮中的溫州,正跋涉在「去槓桿、擠泡沫」的救贖之路上。但難點在於,他們一面要和時間賽跑,一面要在債權人、銀行、地方政府的多方博弈中找到平衡。

新年的陽光難以驅散籠罩在溫州的陰霾,這個中國經濟上著名的區域,正深陷破產潮之中。

2014年1月初,南方週末記者在溫州發現,過去一年,溫州各級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飆升。浙江省高院2014年1月13日通報數據顯示,2013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審結的破產案件數量分別為346件和269件,其中溫州佔據半壁江山,分別為198和153件。而此前六年,溫州各級法院共受理破產案件51件,不到2013年一年的三成。

一位接近省高院的破產專業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排隊等候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還有接近300件。此前有媒體援引接近政府人士的話稱,「中央相關機構已經將溫州申報為『破產試驗基地』」。

溫州中院在《2013年溫州法院企業破產審判報告》中提及,溫州兩級法院審結的破產案件共化解不良資產18.05億元,盤活資產總數11.58億元,激活土地面積數約736.22畝,激活廠房面積數約4619.67萬平方米。

不過,上述接近省高院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溫州的這些破產案子中大多為操作難度相對較小、週期較短的清算案件。但能夠有效提高清償率的破產重整方式,卻推進得並不順利。而那本是當地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拯救大批陷入泥沼的溫州企業的一種方式(詳見2013年5月23日南方週末《溫州僵局》、《破產重整能否拯救溫州》)。

上述報告數據顯示,2013年審結的150多例破產案件中,破產重整成功僅為10例,和解成功14例。

「溫州看上去破產推得很熱,宣傳得很好,但是重整案件內部並沒有理順。」上述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南方週末記者記錄了一家典型的「溫州製造」——森泰公司的重整難題。2013年6月17日,樂清市法院受理了森泰公司的破產重整申請,半年後,它的命運依然懸在空中。

生產者自救

這種依賴土地「退二進三」為企業重整提供政策優惠的方式,脫胎於破產重整發展早期的「紹興模式」。

2013年12月10日,森泰公司老闆胡志明終於鬆了一口氣,雖然債權人未能在半年內就破產重整方案達成一致,但法院裁定,延長重整提交時間三個月至2014年3月16日。

但那將是破產重整的「死線」——一旦重整方案最終未獲通過,極有可能啟動清算程序,土地拍賣,設備賤賣,無形資產將不值一文。這也意味著,所有利益相關方均將陷入利益最小化乃至權益無法實現的局面。

債權登記表顯示,這家低壓器製造企業的抵押、負債共計6.76億元,債權人除少數供應商,其餘以銀行為主,涉及建行、工行、交行、中行、中信、光大、民生、浦發、華夏、招商、溫州銀行等11家銀行。

對於在破產重整之路上跋涉的胡志明來說,半年來,每一次的債權人會議都令他痛苦不堪,要找到一個讓不同債權人皆大歡喜的重整方案,幾無可能。森泰公司破產重整也恰恰卡殼於此。

2013年8月29日,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四家關聯企業森泰集團有限公司、浙江森泰電器廠、樂清市旭華線纜有限公司、樂清市德正實業有限公司(四家公司整體下稱「森泰」)「合併重整」選項被債權人否決。

兩個月後,第二次債權人會議,破產管理人浙江澤商律師事務所提出重整方案。一週後,銀行債權人寄回投票結果:全票否決。

根據律師的設計,重整方案的思路主要是「賣業務」和「賣資產」,圍繞尚有核心業務的森泰電器廠和旭華線纜廠兩塊展開。

作為昔日樂清市低壓電器行業的龍頭企業,森泰電器廠計劃將機器設備、無形資產和位於柳市鎮外向型開發區的老廠房等資產打包引進重整投資人。

而另一家關聯企業旭華線纜廠主營漆包線,屬於特許生產經營產品,需求量大,但競爭者少,且政府已停止審批這類企業。故重整方案同樣希望引入投資者接盤。

因此,能否找到合適的投資者成為關鍵。浙江省律師協會企業破產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京衡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任一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目前國內的破產重整實踐中,幾乎都是選擇引進戰略投資者模式,由此使得很多法律界人士形成認識上的誤區,以為無投資者即無重整。

重整方案的另一個重點落在森泰電器廠的新廠房上。方案提出,由政府收儲森泰新廠房所在的32畝工業用地,轉變為商住用地後,設置條件重新進行公開掛牌。由森泰公司成立新房開公司,或掛靠其他房開公司開發該地塊,打造成「電子商務總部樓宇」。掛牌後樓麵價大概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

至於後續開發房產的資金來源,方案提出的思路包括:由財務投資人以借款形式向房開公司借款,固定月利率不超過2%,無其他回報或分成;取得土地開發權後向銀行貸款;由施工單位墊資,利息優惠。

事實上,這種依賴土地「退二進三」為企業重整提供政策優惠的方式,脫胎於破產重整發展早期的「紹興模式」。

2008年紹興企業華聯三鑫資金鏈斷裂時對銀行負債76.7億元,還有四家當地企業提供了21.2億元擔保,並通過互保圈將風險擴散開去。當時政府提供給擔保企業的政策,即包括通過土地變性,彌補資金缺口。

但在「破產專家」任一民看來,更適合大多數溫州企業的一條道路是「生產者自救」。任一民的團隊曾經手三十多起破產案件,其中有五個案例列入浙江省十大典型案例,均屬於企業重整或和解類型,其中既包括「投資者引進」,也包括「生產者自救」類型。

簡單說,「生產者自救」就是由重整企業現有企業主、管理團隊繼續經營,並與債權人協商,取得債權人諒解後,豁免部分債務,但企業得以繼續生存,債權人所蒙受的損失相比較破產清算也能大幅減少,由此實現各方共贏的目標。

「並不是只有『高大上』才能立足生存。」任一民說,「一些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可以借此機會保下來,恢復良性運營,在摸爬滾打中慢慢轉型升級。」

重整僵局

政府要求銀行先解除查封,銀行要求政府先給出價格。

看起來,森泰破產重整的成功與否,在於工業用地能否順利向商業用地轉變,這其中,政府的態度至為關鍵。

事實上,為了提高債務的清償率,降低地方金融風險,政府一度表達了對重整方案的支持。

2013年10月25日,森泰所在的樂清市柳市鎮政府向上級提出了四項建議:政府收購土地時儘量從高評估價格;參考國有資產處置辦法,允許在掛牌前暫時保留地上建築物,掛牌後三個月內拆除;規劃允許範圍內,儘量提高容積率;掛牌出讓前,考慮該地塊的歷史狀況及目前房地產市場低迷的現狀評估價格。

三天後,樂清市政府主管領導批覆:在規劃允許範圍內,儘量提高容積率,幫助企業解困。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宗重整方案佔據「地利」,本來推行起來應該並不困難——幾年前的樂清市土地規劃,已經將這塊土地納入商住用地範疇。

與此同時,一家城商行也對重整項目表現出了興趣。

該城商行溫州分行副行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對森泰公司及控制人胡志明做了較為深入的盡職調查,認為企業主「很講誠信」,企業主的人品和企業自身都「值得信任」,總行已同意對重整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需要多少資金規模,我們可以配套。」上述副行長說,「在不違反銀行規定的前提下,我們希望儘可能幫助有潛力的企業東山再起。同時銀行也能獲得利潤。」

就在所有人都在等待政府拿出土地收儲和出讓的評估價格時,政府的態度突然變得曖昧起來——至今距離主管領導批覆近三個月,本該政府交出的土地評估價格依然懸而未決。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稱,政府方面「還沒有下定決心」。森泰的破產管理人律師胡金福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遲遲未能給出土地出讓評估價格的一個原因是,「政府要求銀行先解除查封,銀行要求政府先給出價格」。

政府方面認為,在土地解封之前,「沒必要定價格」。銀行方面則擔心,一旦土地被政府收購,而出讓價格又定得過高,債權人所能得到的清償率無疑將大打折扣,甚至森泰公司可能因價格過高無法摘得土地。

「銀行的擔心有其一定道理,但政府遲遲不願給出評估價格則耐人尋味。」一位熟悉破產業務的溫州當地律師說,「政府方面理應瞭解出具評估價格的重要性,或者政府內部對方案存有爭議。」

2013年11月21日,以供應商為主的債權人上書政府,要求「土地出讓金收入部分參照農村安置留用地收回國有掛牌出讓方式,返還森泰70%以上,或以拆遷補償的方式按評估價返還土地出讓金」。

債權人在上書中提到:據破產管理人透露,政府將以每畝100萬元左右予以回購,再以每畝1000萬元左右掛牌出讓,32畝土地相當於需要繳納3億元土地出讓金。債權人認為,「該建設項目歷時2年,所產生收益甚微,重整目的根本不能實現」。

可資對比的是,據浙江澤商律師事務所律師任定國介紹,此前頗受外界關注的信泰集團(其掌門人胡福林因投資光伏失敗2011年出走美國,最終引爆「跑路潮」)重整方案同樣採取了「退二進三」思路(工業用地變更為商業用地),信泰集團位於甌海區的120畝土地 在「退二進三」後,補交土地出讓金為3億多。由於政府的政策優惠,信泰仍未上繳這部分土地出讓金,可以等商舖出售資金回籠後再行支付。

截至發稿,第三次債權人會議將近,政府仍然遲遲未能提供土地評估價格。

破產管理人在破產方案草案中寫道:「現因為政府掛牌出讓及收購價格不明確,導致該套方案無法確定。因此,管理人計劃將依法予以處置。」

這意味著,這塊土地或將被拍賣,而債權人因此所能獲得的清償率將大為降低。

最大的阻力

企業主跟銀行協調,銀行高高在上,政府參與進來,地位就能拉平等一些。

令人意外的是,不少律師向南方週末記者反映,在溫州企業的破產重整道路上,銀行債權人常常是最大的阻力之一。

一位接近案件的律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以森泰提出的重整方案為例,重整方案可使債權人受償比例達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如破產清算受償比例僅為百分之三十左右。「但在方案表決時,銀行的代表說只能投反對票,原因是『破產清算受償多少他們沒有責任,重整方案雖好也須最上級銀行批准』。」

「明知可以重整的方案,怕承擔責任寧願捨棄。」上述律師感慨,「如此的金融制度,豈不哀哉!」

銀行反對重整方案的另一個理由是,走訴訟程序可以更快核銷壞賬,而破產重整動輒一年,不利於業績考核。

森泰破產管理人對此頗為頭痛。「搞不清楚銀行的態度。其他破產案件裡銀行也是這樣,表決不是很積極。」破產管理人澤商律師事務所主任、溫州律協破產管理委員會主任徐宏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跟銀行溝通比較困難,我們作為破產管理人只能按程序走,走到什麼樣再說。」他說,做森泰這個案件「壓力非常大」。

原因之一,森泰債權人以銀行為主,銀行極為強勢。同樣由澤商事務所擔任破產管理人的信泰重整案,15億的債務規模中,銀行債權只佔到兩成。

更重要的還是取決於「政府的介入力度」。徐宏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政府跟銀行上級做好了工作,他同意就好推進了」。

「政府參與破產重整,很大程度上可以幫助銀企之間搭建一個講道理的平台。」任一民說,「企業主跟銀行協調,銀行高高在上,政府參與進來,地位就能拉平等一些。」

事實上,銀行並非想像中的「鐵板一塊」。跟金融機構的斡旋,考驗的是破產管理人的經驗與智慧。

在任一民經手的數十個案例中,銀行債權人最終幾乎都同意了重組方案——

對於有財產抵押的銀行,可以考慮談轉貸方案,如通過「借新還舊」等方式解決銀行年度考核問題,也可考慮設立融資平台出面貸款,破產企業資產提供抵押擔保,也可以採用投資者收購、擔保等多種方式。「可以有多種謀劃,關鍵是事先考慮周全,並注重預先溝通,達成共識。」

對於發放貸款的銀行,也可以考慮設計多套償債方案:譬如對於注重效率的銀行設計一次性清償方案,早日實現債權,但清償率相對較低;對於注重控制損失的銀行設計分期清償方案,清償率可相對較高,各取所需。

任一民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曾經有一個破產重整案子,最初幾乎所有銀行債權人都要求快速實現債權,以完成年度核銷,但到真正行使選擇權的時候,「十家裡八家選擇了分期」。

選擇一次性清償的主要是國有銀行,及少數年底「正好有指標要求」非國有銀行。「像寧波銀行這類上市非國有銀行通常會非常理性,一般都選擇清償率高的方案。」任一民說,「這種差異感非常明顯。」

徐宏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森泰的破產重整的難點在於,整個案子相關方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所指便包括森泰的互保企業。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地政府態度曖昧,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需要顧及互保企業的訴求。

2013年12月初,就在森泰破產重整案陷入僵局之時,兩家互保企業向省政府、市政府提交報告,要求徹查森泰「逃廢債務」行為,主要指控是森泰公司存在大量「賬外往來資金」。根據擔保法,如果罪名成立,兩家企業將能免除代償責任。

12月下旬,省裡派出調研組,到森泰及兩家互保單位瞭解情況。

「現在政府也是做好兩方面的準備:沒有逃廢債務,支持重組;如果有,堅決打擊。」樂清市金融辦主任莊志斌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14年1月初,在破產重整方案延期階段,破產管理人開始重新審查森泰過去數年的財務賬冊,核對資金往來。

事實上,在森泰進入破產程序之前,公安局經偵大隊已先期進駐過森泰。

「上一次經偵介入,是查近一年以來的財務,沒有發現有逃廢債務的情況。這次是查全部的賬目。」莊志斌解釋。

森泰一面被查,一面焦急等待著第三次債權人會議的結果。而當地不少企業也正等待著森泰破產重整案的最終結果。

「很多企業現在苦於到底哪一條路是正確的,找不到方向。」樂清當地一位律師說,「面對捲土重來的企業跑路,溫州當地應該多借鑑省內周邊地區的成功案例。如有必要,也可以『申請外援』。」

名詞解釋

破產重整:不同於常見的破產清算,破產重整是2007年新實行的破產法中新引入的一項制度,也是當地政府最為提倡的一種企業救贖之路,這種方式對已瀕臨破產的企業不立即進行破產清算,而是與債權人協商確定一個重整方案,債權人通過債權數額減讓或者債權延遲到期等安排,幫助企業生存並擺脫財務困境,重獲盈利能力。

溫州 破產 試驗 基地 難解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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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借鏡》私校平台上路一年 暴露兩大問題 國內首次平台試驗 逾九成沒「自選」

2014-05-26  TWM
 
 

 

若進度順利,勞工退休金明年起將走入自選平台的新階段,但從上路一年多的「私校教職員退撫儲金投資平台」實施成效來看,自選平台若要發揮功能,其實還有兩大問題待解決。

撰文‧蔡曜蓮

《勞退條例修正案》預計六月送進立法院,若進度順利,最快明年正式上路,屆時,勞工每月自行提撥的勞退金將可自選投資標的,堪稱是台灣退休金制度近年最重大的變革之一;此外,由於改革目標是希望拉高勞退金的所得替代率,藉此減緩「降低勞保年金給付」的衝擊,因此執行效果也攸關台灣整體年金改革的進程。

事實上,自去年年初開始,台灣的六萬多名私立學校老師已經透過「私校教職員退撫儲金投資平台」,為自己選擇適當的投資標的。這群人過去一年的經驗,就像勞退基金走向自選平台的一場先行試驗,足以作為勞退改制的借鏡。而在這場試驗中,至少看見兩大問題。

問題一:參與程度不足

靠政府心態作祟 自選僅八%首先,全台灣總共六萬二千名私校教師中,至今仍有超過九成未曾使用自選平台。主管機關教育部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執行祕書賴俊男表示:「這畢竟是國內退休制度的新舉,大家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私校投資平台的運作流程,是教職員須先填寫一份書面登記表,完成風險評估後,再登入由中國信託承辦的投資平台,以選擇理想的投資組合。平台依不同的風險承受度分三種組合:積極型、穩健型、保守型。其中,保守型可以得到政府兩年期定存的收益率保障。未完成風險評估、未登入平台的教職員,則一律被分配到保守型。

據統計,目前尚有五二%的教職員連第一階段的風險屬性評估都未完成,而在完成風險評估的四八%中,有近四○%的成員還沒有上網登入投資平台;也就是說,總計有九二%的私校老師根本沒有「自選」。賴俊男直言:「如果連教職員的推動都充滿困境,未來要推廣勞退平台的難度可想而知。」某位私校教師表示,一三年平台推出時,除了舉辦多場座談會,也發給每位教職員一本宣導手冊,「教育部該做的都做了!」但成效不彰是事實,背後的問題,恐怕是台灣社會仍擺脫不了「退休靠政府」的心態,至於解決之道,則是更加全面的理財教育推廣。

考量政府的資源與效率,與其指望政府一手包下推廣理財教育的工作,不如依賴市場機制,思考如何改變現有平台架構的設計,增加投信投顧業者的競爭,讓民間業者在逐利的動機下,自主扛下推廣教育難題。

宏利投信投資長王彥傑就表示,以目前的私校自選平台只能「三選一」的架構,基金業者不能直接面對客戶,也就沒有動機進入校園提供宣導或諮商服務。「若能進一步開放老師自選個別基金,業者『動起來』的意願就會比較高。」此外,以去年四月到今年四月底的三類型組合績效來看,保守型為一.八六%、穩健型八.二八%、積極型二.六四%;保守型的表現雖然高於兩年期定存一.三九%,但只略高於過去一年的一.六五%物價漲幅,對年輕族群來說,透過這樣的報酬率來累積退休金並不合理。至於表現較佳的穩健型與積極型,各自只有三%的私校教師選擇,合計受惠者不到四千人。

問題二:自動選項不完備

考量人生階段 應隨時調整歸根結柢,保守型組合之所以佔到九成,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自動選項」的設計:只要未完成風險評估、未登入平台,就會自動加入保守型。那麼,自動選項應該如何調整?

業者認為,若參考國外經驗,如「生活形態基金」及「生活週期基金」等,都可考慮作為自動選項的方向,前者是依投資人自我選定的風險屬性,投注於一檔相對應的基金中,自動為投資人做好積極、穩健或保守的資產配置;後者則是依投資人預定的退休時間,隨時間推移自動調整資產配置。

簡單地說,政府應該重新思考「自動選項」的意義。在「自動歸為保守型」的思惟中,本意在於「確保未表態的投資人不會虧損」,但在二○○六年,美國已對四○一K計畫(類似國內勞退制度)進行修法,將僱主對勞工的最大責任,從原本的「保證無風險」,轉變為「盡力保護退休金不致匱乏」。

對此,金管會副主委王儷玲表示,私校平台受限於資金規模不足,增加基金選項上有先天困難,但未來的勞退自選平台將規畫把「生命週期基金」設為投資標的之一。若未來勞退平台發展良好,或許私校平台可以考慮與勞退平台整合,除可提供私校成員更多投資標的外,也能降低私校基金自主投資的成本。

逾九成「被動」加入保守型,這樣的自選有意義嗎?

私校自選上路一年,93.8%參與者屬於保守型,仍由政府保障「不虧損」。

投資組合 積極型 穩健型 保守型總人數 1944 1926 58297 人數比率(%) 3.1 3.1 93.8 基金績效(%) 2.64 8.28 1.86

風險屬性

風險自負

風險自負

享有政府兩年定存利率保障註:統計截至2014年3月底,績效以2013年3月底至2014年3月底計算資料來源:教育部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

勞退 退借 借鏡 私校 平臺 上路 一年 暴露 兩大 問題 國內 首次 次平 試驗 逾九 九成 成沒 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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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試驗:人民幣「翻牆」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770

通過一個自由貿易賬戶,上海自貿區開始摸索人民幣的跨境流動通道。

要在完全開放的國際市場和有管制的中國市場中間做一塊試驗田,最難的問題便是在「一線」和「二線」之間找到平衡點,既放開「一線」,又能向「二線」有限滲透。

「央行已經把高速公路修到各家金融機構的門口,門是全打開還是開一條縫,就要金融機構自己定義。」2014年6月,央行上海總部跨境人民幣業務部副主任施俐雅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如是說。

施俐雅口中的「高速公路」指的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賬戶。

2014年6月18日,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浦發銀行、上海銀行經過驗收,接入央行上海總部的系統,自由貿易賬戶體系正式落地。

2013年12月,央行發佈了關於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30條意見。多項實施細則也在今春以來相繼出台。建立規則統一的本外幣自由貿易賬戶體系,則被視為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核心。

在這個賬戶體系下,區內企業可以統籌國際和國內兩個金融市場資源,需要時可以連通,擔心衝擊時又可以隔離。

更重要的是,這只是改革過渡時期的一塊試驗田。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撰文表示,上海自貿區的賬戶設計有兩個:自由貿易賬戶、一般賬戶。如果自由貿易賬戶的使用條件,最後變成一般賬戶,就叫做全面可兌換,這是上海自貿區向全國推展的過程。

人民幣的主場

人民幣境外借款,是其中最受歡迎的業務之一。

到現在,上海自貿區累計新設企業已經超過1萬家。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九個月裡,平均每天有37家企業在這裡註冊。

蜂擁來的企業,許多都是衝著上海自貿區的金融創新而來。

在諸多金融界人士看來,央行的30條意見可謂字字千金,且都指向同一個終點——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自貿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戴海波在近期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貿區金融改革的最大特點是跨境金融服務,某種意義上是要打通境內外資本、資金隔斷的狀況,這是自貿區金融服務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

施俐雅也寄希望於在自貿區,做好人民幣的主場。

上海市金融辦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3月,自貿區跨境結算交易量為343.7億元,4月份達到462.67億元,5月份這個數字已經達到800多億元,同比增長169.06%。

浦發銀行上海分行貿易與現金管理部總經理朱承備說:「境外借款是融資行為,跨境雙向資金池是資金管理,跨境人民幣經常項下集中收付是對有收付款背景的貿易客戶的合同交易,這三個維度已經能夠涵蓋企業的金融服務。」

人民幣境外借款,是其中最受歡迎的業務之一。

中海發展是首批開立自貿區自由貿易賬戶的企業之一,在這個賬戶裡的第一筆跨境融資是通過工商銀行完成的。授信銀行是工商銀行上海分行,資金來源則是工商銀行的新加坡分行。

具體的操作流程是:工行的分賬核算單元先吸收新加坡分行1億元人民幣資金,然後放款給中海發展的自由貿易賬戶。

中海發展在收到款項後立即向工行申請購匯匯出業務,也就是向貿易方中海(新加坡)油料有限公司付款。此時,工行FTU(同業機構自由貿易賬戶)售匯匯率報價正是境外離岸市場的匯率價格。

施俐雅說:「以前境外借款主要是外商投資企業,中資企業一般情況下沒有條件借用境外資金。在自貿區,人民幣境外借款的政策上,中資企業、外資企業、大企業、小企業同等待遇。央行只進行償債風險的管理,引入資本槓桿,也就是跟實繳資本掛鉤。」

根據央行對註冊在自貿區的8199家企業進行的測算,總借款規模可以達到千億。

「原子彈」

它完全打通了境內外,資金雙向流動,而且沒有額度限制。

在很多企業看來,如果把自貿區的金融政策比作武器,人民幣雙向資金池就是原子彈。

它完全打通了境內外,資金池雙向流動,而且沒有額度限制。

這正是像羅氏這樣的跨國公司最為需要的,在此之前,因為種種管制,跨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產生的現金流就像趴在孤島之上。

進入雙向資金池後,最直接的好處在於減少匯兌成本。假如要10元錢的付款,同時又有8元錢的收款,以前要分別算,就是18元錢的結售匯。現在,只需要2元錢的結匯。

銀行的野心可不止於此,他們想推出更多的產品。

浦發銀行上海分行自貿區金融服務方案3.0版正是在這樣背景下誕生的。自貿區總體方案和金融30條出台後,他們制定的1.0版像是政策普及手冊,2.0版本針對貿易平台和投融資平台。到了3.0,浦發銀行瞄準的是一些行業,比如大宗商品現貨交易市場、股權投資併購基金、融資租賃、海外客戶及跨境支付機構等。

很多時候,朱承備要帶著客戶經理一同去拜訪客戶,因為能說清楚這些新產品的人並不多。

他特別提到了融資租賃行業,「融資租賃連接著中國內地的製造業,而在自貿區的融資租賃企業又聯繫了境外的資金市場,銀行要用一種金融服務方案,實現境外資源、區內資源和境內資源三者的連接。」

自由貿易賬戶體系圖、資金池架構圖、貿易類板塊:跨境資金流轉圖以及投融資板塊:跨境資金流轉圖。 (曾子穎/圖)

一線與二線

最難的一個問題便是在「一線」和「二線」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要在完全開放的國際市場和有管制的中國市場中間做一塊試驗田,最難的一個問題便是在「一線」和「二線」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如果「一線」和「二線」完全打通,試驗區就會失去作用;如果只有「一線」放開,沒有「二線」滲透,改革就很難走出第二步。

在具體政策設計上,央行上海總部跨境部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主要通過分賬核算管理的方式,在「一線」管理上實施宏觀審慎管理,也就是從償債風險的角度來控制,調節資金的跨境流動。同時在「二線」管理上,設定一些風險可控的「滲透渠道」。

閥門則掌控在監管者手中。以境外借用人民幣為例,非銀行金融機構不得超過實繳資本的1倍。

「現在我們擰到1,如果以後流入太多,我可以把它擰到0.8、0.5……最後到0。」施俐雅解釋。

這樣做的目的,則是為了相對隔絕兩個市場。自由貿易賬戶的主要目的是滿足實體經濟投資貿易便利化的需求,在「一線」宏觀審慎管理和「二線」有限滲透的管理原則下,監管者需要控制自貿區的套利行為不會對境內區外市場產生衝擊。

為此,央行還專門設計了三個公式,來控制資金的流向。

「從幾個月的監測情況來看,資金是在流出。」建設銀行自貿區分行副行長林宇靈說。建設銀行上海分行2014年4月的數據顯示,人民幣淨流出26億。

短期資金頻繁跨境流動,則被央行視為最大的風險,於是,境外借款也設定了期限,即一年以上。

自由貿易賬戶按照「先本幣後外幣」的原則分步推進,在現階段,自由貿易賬戶只對人民幣開放,企業收入一筆外匯,要進入自由貿易賬戶必須要先換成人民幣。

銀行採取的做法是讓國內銀行的香港分行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外幣在進入自貿區賬戶之前,先在香港分行轉成人民幣。

有趣的是,這讓自貿區可能形成境外匯率和境內匯率之外的第三種匯率:如果從境內賬戶匯了一筆人民幣到自貿區賬戶上,在區內進行匯率兌換,兌成美元後流出。那麼,區內的匯率將成為兩個市場之間的一種價格。

「就看閘門往哪裡開。」朱承備認為。如果和境內打通,一定會趨同於境內的價格。如果和境外打通一定趨同境外市場。

銀行的挑戰

大量的中間過程被省略,但對銀行的要求卻更高了。

對銀行來說,這是一件大事情。

浦發銀行為央行驗收準備了四百多頁的申報材料。「結合當年外高橋保稅區的情況,我們研究認為,自由貿易賬戶不可能限制在區內,讓自貿區分行承擔全部的推進工作,一定會吃大虧。」朱承備說。浦發銀行在上海市的30家一級支行都介入了自由貿易賬戶體系。

而第一家開立自由貿易賬戶的則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為此,國際結算部總經理張欣園已經準備了八個月:「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後台的IT和運營部門都要對接。」

「要滿足央行20字監管要求,只提供活期存款業務,對銀行來說並不容易。」張欣園說。

比如,央行要求,同業機構自由貿易賬戶日末餘額小於等於該日清算收支淨收額10%,這就需要銀行每天都要自己來平衡。

朱承備也表示,央行要求各家銀行自求平衡,這背後是利率市場化的前奏。

自貿區與境外一線打通,資金很容易進來。但資金上岸有嚴格的把控,銀行並不能輕易拿來放貸款。這些錢往哪裡投,銀行只能自己找出路,否則存款就會變成包袱。

2014年2月,央行上海總部下發了《關於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通知》,其中規定,上海地區銀行在「瞭解你的客戶」、「瞭解你的業務」和「盡職審查」三原則基礎上,只需憑區內機構和個人提交的收付款指令,即可直接辦理相關業務,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要每筆業務都要提供很多單據。

大量的中間過程被省略了,但對銀行的要求卻更高了。

「哪怕監管機構需要幾十個單據,只要統一,銀行就能免責。我們也知道這對企業不好,但對銀行來說容易操作。基層的員工都有一套非常詳細的操作規範,而這也成了基層員工的免責條款。現在不行了,盡職調查是無窮無盡的。」朱承備說。

此外,因為境內外兩個市場的聯動更加頻繁,如何接軌也提出了許多細節上的挑戰。

比如,浦發銀行上海分行和香港分行曾就協議用英文還是中文爭執不下。最後總行出面,採取折中的辦法,在香港用英文但要能夠適用中國內地的法律,在中國內地用中文但也要能夠適用香港的法律。

怎樣跨部門調動人手,也是習慣了傳統業務模式的銀行遇到的新問題。

比如,自貿區計劃要建八家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寶鋼集團就已經將鐵礦石交易中心方案上報上海市商委,而浦發銀行則為其設計了一套金融方案。

「整個方案至少跨了資金清算、融資、電子銀行等多個部門,每次都要跨部門抽調人手的效率太低了。」朱承備發現,自貿區的業務更需要跨部門的協作。於是,浦發銀行上海分行成立了創新金融部。

能進入這個團隊,第一步就是要過英語關,要能用英語講解開戶、融資等專業問題。朱承備說,「要去華爾街挖一些人」。

上海 試驗 人民幣 人民 翻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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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3月刊精選】從行天下到不跟團,一家旅遊企業的互聯網垂直試驗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317/149349.html

黑馬說
很多企業認為互聯網轉型就是做一款互聯網產品,但利用移動工具重構業務模式才是其中的重點和難點。
行天下國旅總經理劉海龍認識到,傳統企業轉型互聯網,老板必須親自到一線去幹。
文 | 趙姝焱 本刊見習記者

 

目前,許多傳統企業都患上了“互聯網焦慮癥”。它們一方面害怕被互聯網顛覆,另一方面想轉型互聯網卻不得要領。不過,PC 互聯網時代帶給傳統企業的不過是偽高潮,移動互聯網時代才是傳統企業的重大轉折點和爆發期。許多傳統企業已經在“重度垂直”理論指導下開始了互聯網轉型實踐。本文所報道的北京行天下國際旅行社 ( 以下簡稱“行天下國旅”), 就借助移動互聯網探索出了一條轉型之路。

 

行天下國旅總經理 劉海龍

 

一、放棄傳統電商

行天下國旅在旅遊行業已深耕十年,是一家傳統的B2B企業。公司現在規模 200人左右, 產品線涉及歐洲、美洲、大洋洲和中東、非洲等地區,在境外擁有眾多旅遊資源。在普通大眾眼中,行天下國旅並不知名, 因為其長期以來從事“隱性業務”。它為很多旅行社提供門市系統,還是攜程、途牛等互聯網旅遊公司的供應商,滿足這些 OTA ( Online Travel Agent ) 公司的采購需求。

 

行天下國旅總經理劉海龍(大龍寬),在1998年進入旅遊業時第一次接觸電商,也是最早接觸電商的創業者之一。雖然做的是傳統業務,但他的心中始終燃燒著互聯網的夢想。

 

2010年,行天下國旅開始進行第一次互聯網化的探索。它根據自身業務,在區分同業和 直客兩個市場的基礎上,先後創建了“行天下同業網”和“動力旅行網”。前者是針對同業客戶的前端售賣工具型網站,後者是面向普通直客的旅遊垂直電商網站。

 

然而,這次互聯網探索不久宣告失敗。2012年底,動力旅行網主動關閉。劉海龍決定放棄的主要原因在於,他發現PC時代的傳統電商無法解決複雜型消費產品。對服務業來講, 計算機無法解讀人與人溝通時,隱藏在聲音、語氣、文字和行為背後的含義,只能做標準化產品,無法滿足用戶的差異化需求。

 

“動力旅行網關閉時,我們還在盈利,但我發現這次B2C電商嘗試與傳統渠道沒區別,因為產品結構沒發生變化。”劉海龍說。


二、用移動互聯網抓住用戶
劉海龍是一個旅遊享樂主義者,他從自己的旅遊經歷和多年來對旅遊行業的研究發現,旅遊市場還有很大一部分用戶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互聯網旅遊發展起來後,旅行團通過壓低價格擴大了消費準入人群。但另一方面,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部分高端客戶流失——他們轉變成了自由行愛好者。但是,自由行的種種不便也給這些品質旅遊者帶來很大困擾。這樣的情況使劉海龍從中看到了商機。他想要做的是“旅行者”的生意,而不是“觀光客”的生意。他認同王石的看法——“最有意義的旅行,是能感受到用眼睛看不到的東西。”

 

2013年至2014年,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劉海龍意識到,移動互聯網才是傳統服務業最好的機會,它以C2B的模式使得互聯網直銷產生新的可能。“PC互聯網時代做的是流量生意,移動時代做的才是產品生意,好產品一定不缺流量。”他心中的好產品“需要抓住用戶的痛點,對目標用戶有價值。”

 

劉海龍並不迷信所謂的“互聯網思維”。他認為,垂直領域的重度運營才是產品制勝的關鍵。多年的旅遊從業經驗令他相信口碑傳播的力量,“用戶跟我有關系比我跟用戶有關系更重要”。他對“粉絲經濟”的理解在於極致產品對忠實粉絲產生的情感維系遠超過社群化運營。

 

在這一理念指導下,劉海龍下決心開發一款移動互聯網產品——不跟團App,通過後臺+旅行顧問,為用戶提供人性化的解決方案。“不跟團”開辟了“封測”和“騷客”兩個欄目,以用戶之口講述極致體驗。在劉海龍看來,“旅行的產品創新體現在人們的旅途體驗中,而不是表面的主題概念包裝”。按照規劃,“不跟團”力爭解決前端用戶的差異化需求,後端的標準化則通過標準模塊化的組合生產、對模塊的再構造以及標準化交付來實現。如此,“不跟團”將整體改變原先的旅遊業務模式。

 

三、按互聯網規律辦事

談及互聯網轉型,很多傳統企業的慣常做法是招一個互聯網團隊,或組建一個新的互聯網公司,讓“對”的人幹“對”的事。劉海龍也曾做過類似嘗試,但是很快就發現這樣不行,“因為他們給不了我想要的”。他意識到,必須老板自己到一線去幹,否則產品形態會發生變化。他首先做的就是“改變自己”。“把我原來認知的一切東西重新打碎, 重新連接,思考用戶是怎麽想的、用戶想要什麽。”他開始認真學習和研究互聯網,以開放的心態接受批評,然後反思和複盤。

 

不跟團App公測8個月以來,沒做推廣,產生了800多萬元的銷售額。對於很多互聯網公司來說,這已經是不錯的成績。但是和行天下國旅傳統業務的盈利相比,就顯得性價比太低了。

 

這也是很多傳統企業轉型互聯網會遇到的問題:以極大的成本嘗試,最後收效甚微,甚至持續虧損,於是有些企業很快就放棄了。對此,劉海龍的理解是:“企業轉型的關鍵因素在於對未來的趨勢判斷,以及能否以不斷調整、試錯、叠代的心態堅持下去。”

 

此外,作為一個盈利還不錯的傳統企業,行天下國旅完全可以負擔“不跟團”這個新產品的研發推廣費用。但是劉海龍仍然認為,“不跟團”需要在適當的時機融資。“既然選擇互聯網化就要轉變基因,既要股權分配,也要被資本市場認可。”

 

對於這家移動互聯網產品還在公測期一遍遍自我修正和調整的公司,未來發展到底會如何,我們無法給出定論。但是透過這個傳統企業自我互聯網化的樣本,確實可以看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帶給傳統服務業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相信,傳統企業如果抓住時機勇於自我革新,在細分領域進行重度運營,了解用戶、滿足用戶,不斷堅持,終將迎來爆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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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 月刊 精選 行天 下到 到不 不跟 跟團 一家 旅遊 企業 互聯網 互聯 垂直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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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確認要開展QDII2試驗,個人跨境投資將開閘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253

周小川:確認要開展QDII2試驗,個人跨境投資將開閘
作者:周小川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第31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系列會議發言,明確人民幣可兌換路線圖。以下為英文發言稿的中文翻譯。

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


周小川:中國的宏觀金融環境保持穩定,但經濟面臨一些下行壓力。因此,中國政府將繼續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以確保合理的信貸增長和流動性,與此同時,促進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轉型。同時,財政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上將繼續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包括減稅,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基礎設施的投資——地方政府的財政規範將保證地方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將對非銀行融資保持警惕,通過持續的加強監管框架、實施合適的宏觀審慎措施,以盡可能的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政府也將繼續實施差別性住房按揭政策來支持合理的住房需求,並通過其他相關措施提升家庭消費。

中國政府將會繼續深化改革,加速結構性調整,並對推進依法治國給予足夠的關切。值得關註的特別是,金融和匯率的改革將會持續推進,包括通過:(1)加速利率市場化;(2)進一步增強人民匯率彈性;(3)進一步推進資本賬戶兌換和人民幣更自由的使用,並進一步放松外匯市場管制;(4)繼續努力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與此同時,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將會使得中國進一步的開放並與全球經濟融合,城鎮化進程、戶籍制度和財政改革將繼續展開。環境保護將得以加強,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和土地改革也會實施。

關於加入SDR“貨幣籃子”

周小川:為了支持多邊主義並保護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一個基於份額的機構——需要具有代表性和擁有充足的資源。為了避免進一步破壞基金的合理性,我們敦促美國盡早批準2010年的份額和治理機制改革,任何中間步驟對於2010年改革目標來說都是有意義的進步,而不是替代改革本身。我們也會呼籲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努力在最後期限2015年12月15日前完成第十五次關於份額和份額計算公式的一般性審查。這個審查將強化SDR在全球多邊經濟中所扮演的關鍵性作用,以及對國際貨幣體系和各成員國金融體系的改革作出重要貢獻。

今年,基金組織將會進行每五年一次的特別提款權審查。本次審查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人民幣是否將被納入到SDR貨幣籃子中。

一個評判SDR籃子貨幣的標準是該貨幣必須“可自由使用”,這需要一定程度的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中國第一次提出實現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是在20世紀90年代,在十二五規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進行了重申。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朝這個目標穩步推進,盡管期間受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不良影響。2015年是SDR審查的年份,也是十二五規劃的最後一年。中國打算展開一系列有目標的改革,以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說明:下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開始就是否讓人民幣成為目前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的第五種貨幣展開討論,並於秋季進行正式評估。隨著國際化進程持續快速深化,人民幣日益受到國際市場青睞,有分析認為,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將是今年的“大概率”事件。值得註意的是,擴大SDR貨幣籃子並不需要IMF成員國85%以上的投票支持,這意味著擁有IMF17%投票權的美國並不能一票否決。

計劃使人民幣更可自由使用

周小川:當下,只有少數資本賬戶項目完全不可自由兌換。根據IMF對資本賬戶交易的分類,40項中的35項全部或者部分實現了可自由兌換,只有5項仍舊完全不可自由兌換。這五項主要涉及到個人跨境投資以及非居民在本國市場發行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因此,中國離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的目標不遠了。

中國為使人民幣成為一種更加可自由使用貨幣所作出的計劃

在2015年,在進一步促進資本賬戶自由化和使人民幣成為一種更加可自由使用貨幣的目標指引下,中國計劃開展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將針對目前資本項目下仍不可兌換的項目展開。

首先,中國將為個人投資者跨境投資創造渠道,包括開展具有試驗性質的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ualifiedDomestic Individual Investor,縮寫為QDII2)計劃。第二,中國將引入深港通(the Shenzhen-Hong Kong StockConnect),非居民也將被允許在本國市場上發行除衍生品之外的金融產品。第三,外匯管理在多數情況將取消事前審批的要求,有效的事後監管和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將建立。第四,將進一步采取措施方便海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第五,通過掃除不必要的政策障礙和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努力進一步便利人民幣的國際使用。第六,采取必要的步驟健全風險防控。

值得指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機後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概念已經發生了改變。中國正在努力找機會實現的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不再是基於完全或可自由兌換這樣的傳統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從全球金融危機吸取了經驗,中國將采用有管理的可自由兌換。在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之後,中國將繼續管理資本賬戶交易,但很大程度會以轉變過的方式進行,包括使用宏觀審慎方法限制跨境資本流動以及維持幣值穩定和金融環境安全。

中國將在以下四種情況下保留資本項目管制:

首先,涉及到洗錢、對恐怖主義進行融資、過度利用避稅天堂的跨境金融交易,都應該受到監控和分析。這一實踐行為也被大多數國家所采納。

第二,新興市場經濟體仍舊需要對外債進行宏觀審慎管理。私人部門過多的外債和貨幣錯配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源頭。各國需要從危機中吸取教訓,宏觀審慎的方法在必要時的時候應該在管理外債的時候使用。

第三,中國將在合適的時機管理短期投機資本流動,然而對於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中期和長期資本流動將被解除管制。這也是IMF的建議。

第四,國際收支統計和監測將會加強。正如IMF建議的那樣,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當非常規的國際市場動蕩或者國際收支出現問題時,各國可以暫時采取資本控制的方法。

周小川 確認 開展 QDII2 試驗 個人 跨境 投資 開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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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幹部“回爐”再造“幹部召回”的貴州試驗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79

汽車不合格,廠家要召回;幹部不合格,組織來召回。貴州“召回”千名不作為幹部分類“維修”。 (CFP/圖)

“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內心感受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汽車可以召回,幹部也能召回?沒錯,在貴州黔西南州,正在開展一個名為“幹部召回”的“運動”——

幹部完不成年度目標任務,召回;在幹部隊伍里鬧不團結,召回;上班期間打麻將玩遊戲上網聊天,召回;在急難險重任務前畏縮不前、臨陣退縮,召回;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態度生硬,還是召回。凡是涉及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5類共計30種問題的,一旦觸犯,幹部就會被組織部門召回。

幹部召回之後去哪兒?除參加集中教育外,還有轉崗、降級降職、免職、辭退等幾種較為嚴厲的處理方式。

黔西南州的幹部召回制度,正是從“商品召回”中找到的靈感。實施大半年來,截至目前,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轉崗或免職,67人仍待崗,占到全州公職人數的2.3%。

幹部召回制度正成為黔西南州的一塊招牌,在州府興義市的主幹道上,宣傳“幹部召回”的標語,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塊。

有人形容這一制度是在現有的體制內,放入一條專吃末位者的鯰魚,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攤派指標,硬性召回”

召回制度的出臺,要追溯到2013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之後,貴州黔西南州提出口號“向惰政宣戰、向惰政問責”,號召各個區縣、單位積極創新自選動作。

據黔西南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活動辦)副主任梁喜明回憶,全州都在想辦法搞“新意思”,如“曬比述評”幹部工作、開設“勤政先鋒榜”和“惰政曝光臺”等。次年8月活動進入總結階段,興仁縣提出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書記郭雲海是這一制度的主設計者之一,他曾對人民日報表示,因為常聽到下屬抱怨自己單位職工如何不服從安排,不遵守紀律,但讓他們報名單,大家又都不願得罪人,結果成了“都還幹得不錯”。在他推動下,縣里仿效“汽車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管理上的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組織部部長、現任興仁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譚雲臨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商品出現問題了,要把它召回來。幹部是組織部派出去的,當幹部出現問題了,組織也要把他召回。其實用書面語言就是幹部能上能下制度,只不過召回更加通俗一點。”

2014年8月11日,興仁下發《興仁縣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的文件,規定將對完不成任務、鬧不團結等12種不勝任現職情形的幹部實行召回,根據情節輕重處以“集中教育、跟蹤考察、組織處理”等三種方式進行管理。

文件下發後,新鮮的“召回”字眼,讓許多基層公務員議論紛紛。“是否執行得下來?召回後達不到處分標準,按照公務員法或者事業單位管理條例規定,達不到辭退、改聘的要求,怎麽辦?”某鄉鎮紀委書記宮偉說。

與宮偉一樣,大多數人一開始都持觀望態度。直到強制分配指標的命令下達,大夥才知道縣里“動真格的了”。

據多位公務員回憶,當時興仁縣下派指標,每個單位都必須出人,“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文件僅規定了被召回情形,但是判定這類情形的標準以及選出召回幹部的方式,都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當時在興仁縣的各級單位中,有些單位甚至沒有規章制度,大多數單位即使有規章制度,不少也處於“掛在墻上”的狀態,如何選出一個被召回對象,大家都沒有準備好方案。

在硬指標的巨大壓力下,最終,民主測評成為了大多數單位選出被召回對象的方式。全單位同事一起對單位成員的業務表現、工作態度等情況打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也有單位由於人數太少,召回幹部會影響工作,最後領導選擇將自己召回。

一位被召回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單位領導同事都對他“評價不錯”,但是“縣里要把這個制度推出來,必須要有人去”,自己在民主測評中居於末位,無奈就成了召回對象。

攤派指標的做法,讓一些被召回幹部感覺委屈。一位曾為召回幹部進行培訓的黨校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聽到多位被召回幹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並不差,但單位必須選出一位,不得已為集體“犧牲”。

私下里議論中,一些幹部認為這種方式並不科學,“人緣關系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主測評的結果”。

作為制度設計者之一,譚雲臨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是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當時末位淘汰和攤派指標爭議最大。”譚雲臨說,為了突破第一個瓶頸,他向各單位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這種方式,是因為你們不作為,就要倒逼你們建章立制”。

當時與譚雲臨搭檔的興仁縣組織部副部長石鳳初也說,“下指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個單位總會有幹得好的和幹得不好的”。

2014年9月,幹部召回制度交出第一份成績單。興仁縣第一輪共召回不勝任現職幹部148人(科級幹部25人)。其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職1人,辭退或解聘5人,跟蹤考察2人,轉崗15人。

“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在黔西南州活動辦主任梁喜明看來,興仁縣第一次就召回148名幹部的數據,“震懾了全州”。在州主要領導的重視下,9月24日,黔西南州委常委會決定:在全州範圍內開展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興仁試點一個月的制度要在全州推廣,操作上的難題逐漸浮出水面。首先要解決召回標準的問題,興仁縣提出的12種召回情形,並不適用於全州。

當時有兩種意見爭論得厲害。一種主張出臺細、周、全的統一標準,全州一盤棋。另一種則主張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個縣市各單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標準。

最終州里選擇了後者,原因在於“所有惰政情形根本無法窮盡,拿到基層也沒有操作性”。按照這一思路,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縣區、單位據此制定實施細則。

各單位的規定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內容包括:幹部出現失誤,任務不能完成,班子不團結,有連續曠工情況,不請假外出,鄉鎮駐村幹部走讀,上班開會打瞌睡,被紀委暗訪通報批評等等。出現這些情形的幹部將被召回。

公務員李毅所在的單位,當時也公布了本單位的召回幹部管理細則。按照規定,單位需要開會學習管理細則,但當領導念到其中的一條時,“我們單位要求不按規定過斑馬線遭抓了,也要被召回”,李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全場哄堂大笑,最後領導自己也笑了。

幹部召回在全州推開後,幹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被重新遵守,例如過去淪為形式的考勤,被擺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龍縣委,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了一本簽到本。縣委宣傳部幹部蔣先學介紹,如今連部門一把手也要嚴格考勤,如果外出開會,還需要向辦公室報告。4月24日下午兩點半,安龍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楊盛意在辦公室接受媒體采訪,沒來簽到,辦公室專門打來了電話詢問。

在安龍縣委會議室門外,每到開會時間也會臨時多放一張桌子。據工作人員介紹,開會無論是誰都需要簽到,如果不簽到,到時候各個單位辦公室核對不到,就算缺勤處理。

“簽到”令一些人頗不適應。安龍縣一名副縣長,有一次就遭遇紀委暗訪,被質問“怎麽不簽到”。這個副縣長負責農業口業務,常常要外出下鄉。

在安龍縣衛計委,一名業務骨幹被評上“惰政之星”,個人照片被登在單位的大門口,原因正是“一次上班遲到”。與這位骨幹一起被掛在惰政曝光臺的,還有剛入職安龍縣人民醫院不到兩年的住院醫師鐵余鴻,他的錯誤也是一件小事,“病例沒給主任簽字”。

一旦被上級通報,就屬於“一票否決”、必須被召回的對象。鄉鎮幹部王飛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最害怕紀委,他們單位有一位同事僅是在桌子上瞇了一會,就被召回。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他同事因為重感冒倒了杯水準備吃藥,結果遇到紀委暗訪,“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根據梁喜明統計,被召回的幹部中,兩個群體比較突出,一是接近退休的幹部,這部分人往往是由於工作懈怠被召回。另外就是剛進來的年輕幹部,因為業務、工作失誤被召回。最常見的召回情形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作風問題,也就是常說的“冷硬橫推拖”,另外就是惰政,既不犯錯,也不幹活。

目前,李毅的單位還沒有人因為不走斑馬線被召回,但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萬一被逮到,被召回還是有點丟臉”。

全州推廣之初,阻力自然不少,梁喜明說,“一是一些幹部認識不到位,膽子不夠大害怕得罪人,召回名單報不上來。二是被召回幹部也有些情緒”。

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黔西南州州委書記張政曾坦言,現在一些領導幹部不僅“惰政”甚至還“躲政”,認為提拔當了領導就等於上了保險,幹與不幹沒關系、沒人管,壞了幹部風氣。“幹部‘召回’引起大反應,說明造成了壓力,帶來了殺傷力。”

2015年年初,張政曾連續11天上門約談,當即就召回了4名縣委常委。

譚雲臨介紹,在興仁縣,為了保證這項制度落實到位,“如果你們單位召不出幹部,但是工作又沒有幹好,那麽就要召回一把手”。

“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大半年來,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按制度設計,幹部召回後有集中教育、轉崗、降級降職等幾種處理方式,最為主要的還是集中學習。

幹部的“回爐”教育主要依托黨校進行。學習內容主要是各類法律法規、黨建理論教育、觀看教育警示片、撰寫學習心得這四部分。

差別主要體現在學習時長和學習強度上。一些縣較為嚴格,不但規定學習時間長達一周,而且實行封閉式管理,甚至會安排軍訓。如安龍縣和晴隆縣就是一周的全封閉式管理,早上6點鐘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也會加入一些特色內容,如興仁縣的召回幹部就需要到縣里面最為艱苦的中心項目去參觀,“看看那些單位的同誌‘5+2,白+黑’的工作,讓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國法律援助誌願者劉松律師,曾兩次為望謨縣的召回幹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訓。在與這些幹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大家的心結還是在於面子問題;另外一些幹部覺得在外學習耽誤工作,還要花錢,有經濟損失。但由於召回並不記錄檔案,對他們的仕途影響並不大。

晴隆縣花貢鎮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為一次工作遲到而被召回。當他走進晴隆縣委黨校報到時,他感覺“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梁喜明介紹,在參加集中教育培訓的人當中,有70%的人考核合格後可以回到原來崗位上班,但仍有30%的人將面臨“跟蹤考察3個月、轉崗、待崗、免職、降級降職、辭退解聘”。

興仁縣史誌辦原副主任熊忠衛就面臨轉崗。在接受過集中教育之後,他通過“招拍掛”的方式,轉崗到回龍鎮擔任該鎮副鎮長。

召回制度實施大半年來,黔西南州紀委提供的暗訪情況顯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發現各級幹部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問題十余起,最多的一個月達20起。不過,在“召回”制度實施後,2014年12月份僅發現並查處3起。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對召回制度感觸最為深刻的,當屬各個單位領導。“人好管了。”一位官員說。

幹部召回的殺手鐧,無疑是“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這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就覺得用“抓壞蛋”的方式召回幹部不妥。“評估一個人要長期、穩定的評估,不能因為一兩件事來決定。”

在黔西南州,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的做法也在修正。據梁喜明介紹,從第二輪召回開始,要求不準攤派指標。一個單位允許幹部零召回,但沒有幹部被召回的單位,需要提交報告,且該單位將被列為重點工作對象。一旦發現存在問題,單位的領導班子將面臨問責。

“末位淘汰現在也不建議使用,還是要根據召回情形,事實依據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汰或者大家投票,這就存在有些人人際關系不好被召回,實際上他沒有什麽錯誤,這個做法不太科學。”梁喜明說。

實際上,幹部被召回後,重新回到工作單位,壓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幹部學習歸來或調崗後,感覺單位氣氛“微妙起來”。例如李毅所在的單位,有一名女同事因為民主測評排在末位被召回學習,如今回到單位,同事們都小心翼翼的,“從來不在她面前提到那個敏感詞”。

(應受訪者要求,宮偉、李毅、王飛皆為化名。)

問題 幹部 回爐 再造 召回 貴州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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