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坐著,座椅沿著樓梯緩慢升降,抵達上下樓層。這是繼電梯、手扶梯後,專門設計給老者與行動不便者的「第三種電梯」:樓梯升降椅。 在台灣,原本樓梯升降椅的市場全是歐美品牌天下,直到四年前,羅布森由代理轉自製,才打破這個局面。目前台灣約有六家樓梯升降椅品牌,以歐美代理商為主,羅布森卻以「MIT」居銷售台數第一名,拿下約二三%的市占率。營收則與荷蘭品牌Otolift旗鼓相當,位居市場前二大。 現在,它除了賣進全台透天厝,連台北欣葉餐廳、北京鼎泰豐、台灣攝影博物館(將於二月開幕)等商業或公共空間,也用它的產品來服務。 「羅布森產品和國外品牌功能一樣,售價又便宜一半以上,」欣葉協理陳正莊指出,餐廳所在的舊大樓因電梯在另一側動線不順,考量長者和行動不便客人到二樓或地下室用餐需求,所以主動找升降椅產品,「讓不方便的人得到便利。」陳正莊說。 障礙:市場太小眾代理第一年,台灣只賣五台 羅布森總經理汪世旭經營下水道汙水處理工程至今已二十三年。九年前,他在做台塑設備檢驗生意的鄰居介紹下,接觸英國升降椅品牌史坦納(Stannah),該品牌是全球市占率第一大。汪世旭表示,「當時看到產品覺得這東西很棒,老年人一定有需求,台灣透天厝市場又很大。」就這樣,他成了台灣第一個代理升降椅的廠商。 但,全球第一名的產品,來到台灣第一年,只賣出五台。 「真的不好賣,十個客戶,九個不會買,」汪世旭說,儘管長者和行動不便者是該產品兩大族群,但必須先扣掉家裡有電梯、沒電梯但住公寓,就算住透天厝的有需求,以當時代理品牌一樓到二樓要價九十萬元,客戶經濟能力又難以負擔,「用刪去法大概就很少人敢投入。」 當時,超乎想像小眾的升降椅產品,正是第一個市場進入障礙。甚至當他隔年賣出三十台時,還獲英國原廠頒獎,因該品牌自己到泰國、韓國、上海拓點,一年也才不過賣出兩、三台。 汪世旭解釋,「永大、三菱電梯這些上市公司大廠為什麼不做這產品,很簡單,它小眾又完全客製化,大公司來做不划算。」 因這類產品的軌道架設須一○○%客製化,羅布森只要精準量測,把數據回傳原廠,等產品設計好,做好安裝和售後服務即可。代理商雖不用負擔庫存的風險,但價格與技術卻捏在品牌商手裡。 有一次,汪世旭到屏東鄉下向八十多歲阿嬤推銷產品,一樓到二樓一台報價八十萬元,對方卻回他:「八十萬,我這ㄟ當起一間厝!」意思是,同樣的價錢,可以在當地重蓋一間一層樓的透天厝。 突破:自創品牌鑽研技術,自製降價才能活 阿嬤的話點醒他,樓梯升降椅的競爭對手,是客戶搬家、改住一樓,這讓他萌生自創品牌以降低價格的念頭。 首先,要突破驅動主機和軌道這兩大技術門檻。決心要做就做到最好,他前後砸下七千萬元,約拿他水處理工程一年的營收來自學技術。 主機技術上,他找上工研院授權薄型馬達等關鍵零組件,該產品約比市面貴三成,卻能組裝出全球最薄升降椅主機,讓羅布森在樓梯寬度六十五公分以上就能接案,比國際大廠六十九公分下限還低;又開發出液晶顯示器,搭配中、英、日、台語、客語等五種語音指示等在地化服務。 至於軌道技術突破,則和羅布森過去代理所學到標準化量測流程和大量設計、安裝經驗有關。汪世旭透露,當每個樓梯彎度角度都在變化,讓人坐起來舒適就是難以複製的門檻。 這是因為台灣透天厝樓梯,轉彎程度、形式百百種,一樣轉九十度、一百八十度,每一階的長度、角度、斜度和深度就是不一樣。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先進馬達技術部經理彭文陽觀察,升降椅除了是三度空間,上下軌道還要配合樓梯方向,「從軌道量測、設計、加工到組裝,每一個客戶家軌道都像定做西裝,完全不同。」 優勢:價格僅歐美廠1/2加強客服,三成客人慕名來 技術之外,也要從服務下功夫,如量測時連使用者身高、腳長也會記錄,或發現使用者右手較無力時會把控制器放在左手等細節,都是別人容易忽略之處。目前至少三成客人都是靠口碑介紹來。 從代理轉自創品牌生產,現在它售價比國際品牌少一半以上,功能、服務卻更多,在客製化的小眾市場,做到了營收破億元的成績。 目前台灣市場一年需求約一千六百台,但因歐美產品的美學設計感和品牌能見度較強,使客戶願意多花一倍以上的價格選購。 再加上羅布森的產能有限、升降椅主機的關鍵技術仍握在工研院手中,難保工研院未來不會授權給其他廠商,這些都是競爭門檻,有賴羅布森進一步突破。 |
下灘自然村村民張吉壯(右)、高銀花在自家老屋前,他們有3個兒子,2個女兒,都在外地打工。 (新華社記者 王鵬/圖)
在老家有幾天隔著墻也聽能聽到鄰居家病危老人病痛的呻吟聲,安靜的夜晚只聽見他含混重複的聲音在訴說著什麽。幾天後,他去世,含混重複的聲音消失了,就像從來不曾存在過,夜晚恢複了安靜。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告訴你為何農村老人的死與生是如此的平靜而殘酷。
和中國大部分農村一樣,在我老家,留守在農村的很大一部分是不適於外出務工的老人。如果處理得當,這本應是實踐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理想的地方。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老無所養、老無所依的問題已經凸顯出來。
前段時間新聞報道了一個養老問題的極端案例:在外打工的兒子回家看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就問:“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後自殺,兒子趕在一周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案例雖然極端,卻反映了如今農村日益嚴重的老人贍養危機和代際沖突:老人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出現了子女虐待老人、不盡贍養義務,乃至老人自殺的情況。這些現象背後正是孝道的衰落。
有次回家看見家門口坐著兩位老人,行李放在門口,表情憤憤不平。我不認識他們,似乎也不是親戚,但母親還是請他們一起吃飯。席間他們感嘆:“哪有這樣的道理?真是時代變了,從沒遇到過這樣的兒子!”他們走後問母親才知道,因為與兒子兒媳的矛盾,他們被趕出了家門,來我家是想找我父親幫他們評理。父親不在,他們去鎮上找人了。
雖然這樣激烈的代際沖突例子並不多見,但這些顯露出來的例子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為這些家庭矛盾誰都不希望外人知道。家醜不可外揚,畢竟農村的熟人社會中,鄉鄰的輿論還是“可畏”的。
不過,如果看看老人的住房條件,其生活待遇情況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於農村經濟條件改善,一般家庭都新修了房子。然而,新房子中條件最好的主臥都是留給青壯年自己的。老人要麽繼續在老房子居住,要麽屈居於新房子中的次臥或條件更差的房間中。如果可能,很多老人寧願繼續住在老房子,以避免正面沖突。
但生活空間的分離並不能隔絕矛盾。簡單的生活瑣事、衛生習慣等都能夠觸發矛盾沖突升級,老人只能尋求外部力量介入調解,這時矛盾就公開化了。如果調解不成就只能對簿公堂了,而此舉大大降低了父母子女關系中的道德與感情成分,也使得家庭關系的人情和親情約束失效。法院雖然會判決子女應當盡贍養義務,但判決只能對金錢和物質進行規定,無法提供老人所需要的情感慰藉和生活幫助。所以即便勝訴,也避免不了老人失勢的局面。
2月5日,浙江省武義縣新宅鎮安鳳村的老人呼喚在外打拼的兒女回家過年。 (新華社 張建成/圖)
為了避免這些矛盾,很多老人則做了更理性的選擇——住養老院。這樣家庭養老負擔相對減輕,也能避免一些家庭矛盾,但同時也使得鎮養老院住房緊張。為了安置越來越多的老人,鎮養老院也擴建了一倍。
老人逐漸變成了家里的“累贅”,這的確是“時代變了”。在傳統農村,土地等生產資料和家庭財產都掌握在父親手中,即便在子女成年之後,父親仍然掌握著這項權力,這也即“父權”。然而這一代老人的青壯年時期恰恰處於農村集體經濟時代,主要生產資料歸公,他們年輕時的勞動並沒有積累下太多的私有財產。除了種田,他們也沒有其它謀生技能,但如今,對很多農村家庭而言,種田已經沒那麽重要了,打工成了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在連種田這一基本勞動能力都喪失後,老人也只能領到微薄的養老保險。經濟的弱勢必定造成地位的下降。例如,老人在子女結婚成家時並沒有能力給予太多物質上的幫助,這往往成為子女不盡贍養義務的口實。
隨著市場經濟席卷農村,曾經最高的道德標準——孝道靠邊站,漸有讓位給無情的市場邏輯的趨勢。農村社會主要的價值評判標準早已不是孝不孝順、老不老實,而是能不能賺到錢。當老人無法繼續為下一代提供物質幫助時,老人的價值就被榨取幹了,而一旦老人得病,情況就更糟了。
由於缺乏完善的醫療保險,如果老人得病,特別是重病時,家人有著很現實的考慮:醫治會花費大額醫藥費,而且單純的存續生命意義不大;放棄則雙方都得到了解脫,老人不必繼續承受身體的痛苦,也不會給家人造成經濟負擔。
在老家有幾天隔著墻也聽能聽到鄰居家病危老人病痛的呻吟聲,安靜的夜晚只聽見他含混重複的聲音在訴說著什麽。幾天後,他去世,含混重複的聲音消失了,就像從來不曾存在過,夜晚恢複了安靜。
農村老人的死與生都是這樣平靜而殘酷。
【後記】有一部電影的名叫《No Country for Old Men》。對農村老人而言,country作為國家提供的養老福利極為有限,country作為鄉村也不再是曾經那個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地方。農村老人生或死都避免不了這種悲情,寫的時候也無法擺脫這種厚重的無奈和悲哀。
請記住,我叫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南方周末每日網絡專稿。
要嚴肅,有知識;要八卦,有內幕。每天一篇,無需翻墻,盡享你想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我們只想,讓知道成為一種享受。
6月6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老齡社會公共政策挑戰與治理創新國際論壇上,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張雄教授負責的課題組帶來一份“2014中國農村養老現狀國情報告”(下稱報告)。
在農村老人養老方式方面,調研發現四成多的農村老人喜歡的養老方式是與子女同住。而超過6成的農村老人不喜歡進城養老。在各地區農村老人持不喜歡態度的比例中,東部是69.5%,中部是68.1%,西部是64%,東北部是67.6%。
張雄稱,農村老人不喜歡進城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活不習慣,沒有親友熟人說話,生活費用過高等原因。對於現在的生活,有接近八成的被調查老人表示滿意。
被調查的超半數農村老人還在進行職業性勞作
調研還發現四成以上的老人認為自己身體狀況較好,超過50%的農村老人還在從事職業性勞作(如種田等),子女資助在影響老人養老快樂指標中占首位,新農保收入、土地收入仍是農村老人主要收入來源。
據介紹,此次農村養老調查歷時兩個月,調查範圍覆蓋全國31個省市573個縣,有效問卷約1.7萬份。
在農村老人健康狀況方面,在農村老人健康自我感覺的指標來看,四成以上的老人認為較好。調研發現,近四成老人患高血壓,兩成老人多半都患頸椎、腰椎病。近五成的農村老人每天都需要吃藥,其中女性老人每天都要吃幾種藥的比例通常要高於男性老人。約66.4%的農村老人能夠完全自理,其余老人則在自理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2014年有63.4%的老人參加過體檢,東部的老人參加體檢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區域,其中,東北部老人參加體檢的比例比較低,僅為46.6%。
在農村老人經濟狀況方面,調研發現54.6%的農村老人還在從事職業性的勞作,比如在田里幹活或者其他勞作,幾乎所有的老人仍然從事一定程度的家庭勞作,這是中國農村老人的特點。
子女外出導致調查中空巢家庭超過半數
張雄介紹,子女資助對影響養老快樂指標占比首位,新農保對經濟較發達地區養老經費貢獻率占比很高,土地收入對農村養老經費的影響力仍然是基本的。在農村老人消費支出方面,發現飲食、醫療與人情往來占據前三位,尤其人情往來在農村老人的消費中占到比較靠前的位置。
在農村老人家庭關系和心理狀況方面,傳統的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子女外出導致年輕人在老人身邊撫養比例降低,空巢家庭超過半數。
“老人們對家庭關系、配偶關系和子女關系滿意程度相對來說都比較高,都逾八成,所以農村的老人容易滿足,他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的認知。”張雄稱。
子女的照顧老人主要是以給貨幣為主,這一比例已超過50%,其次則是糧食資助等。由於農村老人的子女多居住在本地本村,老人對兒女的孝順狀況比較滿意。中國農村老人與子女通過手機、電話方式聯絡的頻率大大增加,這也是中國農村一個比較大的變化趨勢,其中經常電話聯系的占56.4%。
在農村老人生活質量的狀況方面,調研組發現,農村正在出現排浪式消費,從耐用消費品階段進入大眾消費品階段,現代化通訊工具在農村提前普及,留守老年人群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比如電話手機指標中,東部擁有占比是79.8%,中部、西部和東北部為75.2%、77.1%、86.1%。
約八成老人對整體生活表示滿意
張雄發現,農村老人整體生活滿意感受正面積極,有81.3%的老人對目前的狀況表示滿意,東部地區人的滿意程度還要高一點。“這里面我們發現老人們有一個共同點,老人對他的後事持有樂觀、自然、豁達的態度。”
“老人們對鄰里關系滿意度最高,表示很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合計89.2%。在與子女關系方面,大概有86.5%老人認為跟子女的關系處得還是不錯。再次就是與配偶關系的相處,大概有83.5%的人都是認可。中國的農村老人對身體狀況和經濟條件的滿意度最低,對村莊管理的滿意度一般,對居住條件、環境衛生等涉及村莊管理的這些項目滿意度一般”張雄稱。
調研發現約47.3%的農村老人不願意進養老院,原因包括自己覺得不光彩,經濟不能承受,服務質量存在問題,怕子女被人指責,在養老院不自由等。
在農村老人社會支持狀況方面,子女和配偶是主要的社會支持者。調研發現,農村老人對國家及地方政府提出了養老政策存在著比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這是我們下面摸底的一些情況,農村老人對政策比較熟悉的占39%,比較模糊的占10%,不怎麽了解的占49%,所以我們很好的政策落地,落到最最基層,落到農村老人身上,確實有很長的一段路,尤其在落到最根本的地方,零距離的地方,我覺得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上面的職能部門人多,但落到下面執行就成了兩個人。調研時也就兩個人帶著我們到下面去跟老人們對話。”張雄稱。
制定社會福利政策,是為了讓所有人享受安定、尊嚴的生活。 但政府開出優惠支票之前,應同時考慮財政能力及必要性。高鐵敬老票,就是其中一項案例。 撰文•鄭閔聲 敬老尊賢,是華人社會固有的美德,台灣當然也不例外。政府為了讓銀髮族享有安定、尊嚴的生活,在法律中制定許多優惠條款,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項就是《老人福 利法》規定的:「老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半價優待。」讓年長者也能自在暢行各地。 這項立意良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各級主管機關卻從未編列預算支應,一切價差成本,都視為大眾運輸營運成本;政府用一張空頭支票,假惺惺地博取造福弱勢美名,卻讓大眾運輸單位獨自承擔巨額虧損,真是典型的偽善做作。 差額應由政府補貼 非業者買單在虛有其表的「敬老福利」上吃了最多虧的,當屬民間BOT的台灣高鐵公司,根據公司統計,高鐵提供的敬老身障愛心半價票,讓公司每月收入短少超 過一億兩千萬元,自二○○七年營運至今的累積成本則高達一一○億元。台灣高鐵今年二月曾提出仲裁,主張敬老政策由政府提出,票價差額理應由政府預算補貼, 而非業者買單,例如日本新幹線就無敬老票優惠。 儘管給予使用大眾運輸的年長者適度的票價優惠是社會多數共識,但考量高鐵屬於相對「奢華」的運輸工具,政府是否該一視同仁提供半價敬老票仍有爭議。畢竟社 會福利的本質,是維持弱勢族群基本生活需求,而非高規格享受;《老人福利法》立法精神也是「維護尊嚴與健康」,因此,搭乘台鐵或公路客運,就足以讓有往返 南北需求、但經濟較弱勢的年長者得到基本禮遇與尊嚴。 身為社會福利決策者,政府當然有承擔部分福利支出的責任,而非強迫運輸業者無條件吸收。以財務狀況搖搖欲墜的高鐵為例,一旦台灣高鐵公司不幸破產,留下的 爛攤子,還是得由政府及全民共同承擔。既然如此,還不如坦然面對現實,通盤檢討現行制度是否有修改必要,而不是為了擁抱虛假的「敬老」美名,盲目提供超出 能力範圍的優惠。 |
正在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27日下午聽取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關於“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若幹重要問題專題調研工作情況的報告。其中,有關我國養老服務發展狀況調研,引起會內外高度關註。
當前,“老齡化”已成為中國未來發展必須直面的現實問題。據統計,目前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超過2億,同時每年有3%的人口進入老年人行列,老齡化高峰將在十到二十年後來臨。到本世紀中葉,每3個中國人中就會有1位老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信春鷹在作報告時指出,我國養老服務面臨形勢嚴峻,供需矛盾突出,社會力量參與不夠,農村養老問題嚴重,相關基本制度建設滯後,管理體制機制不完善。
一邊是撲面而來的老齡化浪潮,一邊是“未富先老”的嚴峻現實。如何走出一條適合中國老齡化社會的“中國式養老”道路?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專題調研報告建議,把加快發展養老服務納入“十三五”規劃,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加大財政投入和政策支持,為居家養老提供良好的社會化服務。
報告強調,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發展養老服務,建立長期照護社會保險制度,大力推進農村養老服務發展,完善我國養老服務法律制度。
此前,民政部副部長鄒銘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也表示,居家和社區養老有望成為“十三五”時期政策投放的重點。
記者近期在各地調研發現,延續數千年的傳統文化決定了家庭和親情仍然是維系中國社會的重要紐帶,“在子女身邊慢慢老去”仍然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心願。
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李江認為,老齡化是世界級難題,對中國來說更是一項嚴峻挑戰。
“中國人的家庭觀念特別強,這樣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決定了,願意在機構養老的還是少數,絕大多數要靠家庭養老與社區養老相結合。”李江說,解決“中國式養老”難題,必須有中國式解決方案。
從事養老行業近20年的天津市和平區鶴壽養老院院長張美萍認為:“在中國,再好的養老機構也代替不了家庭,再專業的護理也代表不了親情,不能像西方那樣一味強調機構的作用、追求‘床位比’,也不能誇大父母與子女間的自由、獨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蔡昉表示,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修訂老年人權益保護法過程中,結合中國國情和國際經驗,明確提出了“居家養老”模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它符合國際上的新探索,越來越多的養老模式正在向這方面靠攏。”蔡昉說。
2013年出臺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幹意見》明確提出中國養老服務業的發展目標,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功能完善、規模適度、覆蓋城鄉的養老服務體系。
“‘居家、社區、機構’是三位一體的。”蔡昉說,“其中,居家和社區尤其密不可分,沒有社區作為依托提供老年人所需要的實實在在的養老服務,居家就變成個人家庭養老了。”
鄒銘則進一步提出了未來“中國式養老”的構想:“十三五”時期,民政部門將更加重視居家和社區,並列為下一步政策投放的重點,讓大家能夠在家庭和社區內享受到更好的養老服務,快樂地生活、健康地長壽、優雅地老去。
“養老機構的作用是兜底和補充,公辦養老機構應優先保障經濟困難的孤寡、失能、高齡等老人的養老服務需求;同時,讓各種主體興辦的養老機構成為適應不同人群養老需要的有益補充。”中國公益研究院養老研究中心主任高雲霞說。
專家同時指出,養老是一項全社會的系統工程。全國人大內司委的調研報告明確指出了我國養老面臨的突出問題,也提出對策建議。加強頂層設計、註重制度建設、走法治化道路,這是解決好“中國式養老”問題的關鍵所在。
數億中國人如何養老,是世界關註的難題。圖為電影《桃姐》劇照。 (東方IC/圖)
當海峽這邊的大陸正在為超過10%的老年人養老問題發愁的時候,海峽對岸似乎已經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在困境中激發潛能,開發養老產業中的商機也是第十三屆“遠見高峰會”的重要議題。
事實上,臺灣地區人口老化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今年臺灣老年人口超過12%,且目前還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而大陸方面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大陸65歲及以上老人占比已接近10%,到2030年,這個數字將提高到18.2%,這意味著大約每5個人就要贍養一位老人。
臺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邱淑媞提出了一種應對老齡化的思路。她表示,老年人決不是社會負擔,並不一定總需要政府撥款、機構照看。國際醫學界曾經以70歲老人為研究對象,發現身體愈健康,活得愈久,需要政府和慈善機構投入的資金愈少;住養老院者活得最短,卻花得最多。所以首先要破除這種負擔論的迷思。她把和養老相關的產業貢獻稱為“銀色GDP”。在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現實面前,銀色GDP就是企業家的機會。
在臺灣天晟醫院董事長張育美看來,創造銀色商機可從45到65歲的熟年開始,以2014年數據來看,這一群體創造了1.3萬億新臺幣的產值(約合2250億人民幣)。而針對65—85歲的初老期,則可開發保養、醫美相關產業;85歲以後的老人則需要長期看護,發展醫療養老同樣大有可為。
“進入老年化時代,醫療投資是一項長期行為,不能立刻獲得回報,但投資人始終要有布局的眼光。” 龍騰資本創始人及管理合夥人楊小雯表示,努力發展移動醫療,也有助於服務老年化社會。
上證月K 走勢圖:
留守兒童張紹蓮和弟弟張紹傑,放學以後喜歡坐在家的院墻上看書、曬太陽。(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南方周末從民政部獲悉,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日前印發《關於開展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已於2016年3月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摸底工作截至2016年7月底。
這是我國首次對農村留守兒童開展摸底排查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從《通知》相關表述發現,明確縣級人民政府要落實國務院《意見》要求,切實承擔屬地責任,也就意味著,在排查工作若有不作為等情況,相關地方政府負責人將被問責。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認為,根據官方對留守兒童的重新定義以及摸查口徑設定,本次排查最終數據將與過去討論的農村留守兒童數據或有巨大差異。
南方周末記者從民政部社會事務司了解到,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規模一直沒有準確數據,目前專家學者和新聞報道都是引用全國婦聯2013年研究報告中的估算數據。據該報告,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已達6102.55萬,占全國兒童的21.88%。
本次排查工作明確要全面、清晰地掌握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規模、分布區域、結構狀況,及時掌握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組成、生活照料、教育就學等基本信息,建立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庫,並健全信息報送機制,為細化完善關愛保護政策措施,加強關愛服務力量調配和資源整合提供基礎數據支持。
《通知》明確,摸底排查對象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無法與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滿十六周歲農村戶籍未成年人。
排查內容包括農村留守兒童出生日期、性別、民族、就學、戶口登記、公民身份號碼、身體狀況、居住地址、寄宿情況等基本信息,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情況、父母務工地點、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受委托監護人基本情況、村(居)民委員會聯系人和本行政區域農村戶籍人口中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數量。
《通知》中明確“無監護能力”,是指留守在家的父親或母親因重病、重殘等原因喪失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農村留守兒童年齡計算時間截止為2016年7月31日。
《通知》規定,摸底排查工作以縣(市、區、旗)為基礎,縣級民政部門牽頭負責,同級教育部門、公安機關協助配合。
縣級民政部門指導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全面開展摸底排查工作,督促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指導村(居)民委員會開展摸底排查並及時接收匯總摸底排查信息,建立詳實完備、動態更新的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庫。
縣級教育部門和中小學校、幼兒園按照摸底排查口徑,提供在校在園農村留守兒童有關信息、數據。
縣級公安機關及派出機構對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匯總提供的農村留守兒童排查資料,核實戶口登記和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數量等信息。
《通知》明確縣級人民政府要落實國務院《意見》要求,切實承擔屬地責任,建立本鄉鎮(街道)農村留守兒童基本信息庫,並及時報送進展情況和信息。
通過層級負責人簽字確保數據真實可靠。
《通知》強調,總匯表將由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縣級民政部門、省級民政部門層級報送負責人一一簽字確認,後報送至民政部。
另外,《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門同步部署開展農村留守婦女、老人摸底排查工作,掌握農村留守婦女、老人數量規模、分布區域等基本情況。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於2004年起開始研究中國農村留守人口問題,研究領域包括勞動力流動與留守人口、農村教育與社會問題等。
他對此次摸底排查持肯定態度,“過去沒有真正統計過留守兒童的數量,這次總體想法很好,但現實落實起來有難度。”
他表示,農村留守兒童數據具有流動不斷變化的特點,這給摸底排查工作帶來了難度。
其次,他認為“如何獲得準確的數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葉敬忠調研發現,一般情況下,摸查工作落實到農村,“村幹部、會計或文書(大致)填一下資料,很難要求他們每村每戶調研,(導致)誤差會特別大。”
同時,根據摸底排查口徑看,“這次排查的只是留守兒童中的一部分,也是最需要關註的一部分。”
葉敬忠說,學術上認為“父母一方或者雙方在外打工,交由別人監護的都是留守兒童。”
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於留守兒童的定義: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這次排查的只是父母雙方都外出的,跟過去討論的數據將有巨大的差異。”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段成榮同樣認為此次摸底排查“很有必要”,但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考量決策者的“嚴密組織能力”,建議在開展中,要將摸底排查口徑“落實到位,劃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