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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哲從矽谷工程師到﹁清潔工頭﹂的豪賭人生 世禾以清潔設備締造四○%毛利

2010-02-08  今周刊





當年,陳學哲曾是賭桌上殺紅眼的賭客,曾賭到全身上下只剩下回家的機票;多年後,陳學哲依然愛賭,只是這次,他以自己的人生為賭注,以公司為籌碼,壓寶別人看不上眼的設備清洗,這次豪賭卻讓他走出另一片別人看不到的藍海。

撰文‧羅弘旭

在澳門賭場威尼斯人的賭桌上,荷官收走陳學哲面前僅剩的五十個籌碼,問他,「還需要換籌碼嗎?」陳學哲笑說:「我玩夠了。」陳學哲瀟灑離開賭桌,半點沒有 十五年前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到渾身上下只剩機票的狠勁。比起從前賭到天光、錢也光的態度,陳學哲現在去澳門賭場只是調劑生活,真正的豪賭是他放棄美國上市公司主管頭銜,轉作高科技產業最不起眼的一環──下游的半導體零件清洗,陳學哲說:「創業時候,同事都勸我不要亂搞,鬼才會把幾百萬元的零件交給你洗。」畢業於中國海專的陳學哲,原本是美國半導體上市公司科林研發的業務工程師,十三年前,半導體產業當紅,生產半導體設備的科林研發,也是美國矽谷的熱門公司,但陳學哲卻放棄區域主管的頭銜,創立世禾科技,轉去作眾人眼中的「清潔工作」。

拚出頭

工程師轉進﹁清潔工作﹂

回想起當年的豪賭,陳學哲乾脆地說:「在半導體產業中,博士、碩士是基本學歷,我這種專科畢業的,再拚也就這樣子,我就要賭一次,看有沒有自己的機會。」 陳學哲就在這種被高科技產業當成粗工、黑手、低價人力的清潔工作中,做出毛利四○%,從二○○六到○八年,每年稅後純益都有四元以上的成績。

陳學哲說:「我當時發現,雖然半導體廠內部有自己的設備清洗部門,但是部門產值低,工作人員要求的素質和生產線上的員工也不一樣!」陳學哲認定:「清洗工作遲早會外包」。

他進一步解釋,半導體、面板和太陽能產業的生產線,在生產運作時,設備上沾染金屬和其他氧化物,當這些附著物累積到一個程度後,會影響產品的良率和品質, 因此製程設備使用一定次數後,需要將機台的重要零件作潔淨處理,這種潔淨處理又可以分為表面再生處理和精密洗淨。

簡單說,不管是半導體、面板或是太陽能產業,生產線都需要定時清洗加工,世禾就專攻這塊設備清洗的市場,但半導體和光電產業的設備種類繁多,精密清洗和再生處理的服務廠商,也必須因應不同材質和不同形狀的零組件,提供清洗服務。

博客戶

全年只休年初一一天

做設備洗淨和再生處理這行,幾乎是高度的人力和客戶服務為主,台灣第二大設備洗淨業者榮眾科技副總許澤東表示:「一切就看客戶丟回來給你的生產良率,良率 好,客戶就會繼續跟你合作,良率不好,客戶要求你說明,你找不出問題,以後就再也沒機會了。」但是一旦獲得客戶信任,基本上不太會換廠商。

陳學哲表示,像設備的表面噴砂,為了讓砂均勻噴在零件上,必須將手固定在一個點,靠著手腕轉動的角度,讓噴出來的砂以九十度角附著在零件上,表面粗糙度才 會均勻一致。此外,雖然各家半導體製程七成零件相同,但其他三成卻有些微差異,清洗、噴砂方式也會不同。「我們培養出專業的師傅,而且讓這群師傅願意配合 客戶安排機動派工。」為了讓工廠員工理解客戶的需求,陳學哲經常到第一線和員工打交道:「有時候我還會下來親自噴砂,或者幫忙卸貨,雖然不一定有效率,但 員工會感受到我做事的態度。」不過一旁的員工偷偷爆老闆的料:「老闆噴砂的那個零件,後來測出良率不過,我們還是要重噴一次。」但陳學哲還是表示:「這一 行,客戶就是天,你的良率不過,客戶損失就是幾千萬元。」為了配合客戶需求,陳學哲的手機是二十四小時開機,「有一次客戶半夜一點打來,說要送急件來,我 立刻開車去客戶那邊接貨。」陳學哲說:「半導體產線通常只有一套備料,所以我們的清洗和交件工時絕對不能有半點延誤,客戶三六五天不停機,我們也就必須全 年待命。公司每年只休年初一這一天。」世禾是台灣最早切入這塊領域的公司,加上陳學哲在這塊市場的人脈,讓世禾穩坐半導體清洗產業的龍頭,許澤東說:「他在這個圈子的人脈無人能及。」但這個產業的最大問題是與上游客戶依存度極高,一旦產業景氣波動,公司營收也跟著大幅起落,像世禾科技○四年的營收成長高達四○%,隔年又降為二%,落差達三八%,○六年成長幅度又衝高為二二%,○九年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半導體、面板受創嚴重,世禾毛利雖然仍有四成以上水準,但營收仍狂跌二成。

但陳學哲認為,未來除了半導體和面板之外,薄膜太陽能電池的設備清洗也會成為業務主力。陳學哲說:「薄膜太陽能電池的製程和半導體類似,而半導體的設備清 洗,正是世禾的強項。」目前世禾已經在南科設立第三座處理工廠,除了就近服務面板客戶之外,也會把重心擴增到太陽能客戶。對陳學哲來說,這又像是另一次豪 賭,只不過這次的勝敗,不在賭桌,而是跟著太陽能產業,賭上公司的未來成長動能。

世禾科技

成立:1997年6月

產品:半導體、面板製程設備清洗董事長:陳學聖 總經理:陳學哲

資本額:4.76億元

近五年業績獲利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營收(億元) 7.2 9.0 9.2 9.2 7.7 毛利率(%) 44.0 43.7 45.4 43.1 45.2 每股稅後純益(元) 6.59 7.29 7.17 4.79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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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3.0時代啟動

2011-2-28  TCM




美國西岸採訪的首站,來到矽谷的「首都」聖荷西(San Jose)市郊一個並不起眼的「車庫」,一個聚集新創公司的建築,四十歲左右的澳洲人利夫瑞(Peter Le Lievre),在這裡展開他人生第八次創業。

二○○九年,金融海嘯餘威仍在,矽谷正落在景氣谷底,利夫瑞卻執著帶領著十五位員工創立了Chromasun,一家專注於太陽能集能轉換效率研發的新創企業。

最艱困時,他有十二個月發不出薪水,「壓力真的很大!」利夫瑞告訴我。

儘管充滿挑戰,跟他一起創業的員工卻僅有兩人離職,「那很難熬,但這裡的人都知道,新創事業最多只有一○%成功機率,九○%會失敗,」但「矽谷承擔風險的 能力真的難得,澳洲沒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沒有這種力量,他們真正能承擔風險,這就像是淘金,永遠存在希望!」他表示。

就當所有人都以為金融海嘯重創矽谷,勢必重擊它的創新能量時,矽谷卻展現了非凡的復元力,只花了一年時間,就從海嘯的打擊之中站起,向全球展現矽谷仍是最為成熟、最有競爭力的科技產業聚落。

支柱還在》人才錢潮都沒跑

根據《矽谷指標》(Silicon Valley Index)統計,二○○八年金融海嘯肆虐時,矽谷的創投、新創公司,及科技業上市件數,一度急速下跌,然而時隔不過一年,二萬二千家新創事業又如雨後春 筍般設立,創投金額較前一年同期成長五%,專利數成長也站上了九%,等於回到正常水準;金融海嘯打在矽谷身上,像是沒了蹤影。

超快速的復元力,怎麼做到的?

表面上來看,矽谷在金融海嘯爆發的半年內,九萬多個工作機會消失,失業率一下從六%,陡升至一一‧五%,但這次的震央,畢竟是在千里以外的華爾街,矽谷雖 然難免被波及,但比起東岸的金融鉅子,只算皮肉傷,加上八年前的網路泡沫及無數次的景氣更迭,矽谷公司已經練就保命之道,金融海嘯狂襲全球時,「光是微軟 (Microsoft)、蘋果(Apple),以及Google,這三家科技業者就有九百億美元現金在手上!」《紐約時報》的報導寫道。

創業門檻降低 租一個雲端平台,學生就能創業

不止錢沒跑,矽谷創新的另一根柱子——腦力,也仍深埋在這裡。

一月二十七日,微雨中,我們在舊金山麗池高級公寓,與知名影音網站YouTube共同創辦人陳士駿(Steve Chen)碰面。雖然他一手創立的公司,已經在二○○六年賣給了Google,但他一步也沒離開矽谷,仍然在這裡尋找年輕的創業者。

陳士駿也發現,金融海嘯並沒有打散矽谷聚集人才、資金的能力,創新的底氣不減反增,「群聚效應」越來越強,創業門檻也越降越低,「以前創辦YouTube 時,你會需要資金購買硬體設備,現在亞馬遜(Amazon)就有雲端平台可以租用,而且,一般人也可以利用網路平台投資這些新事業,這使得創業門檻降低, 史丹佛大學在學學生也可以創業。」

矽谷創業門檻不升反降,就是矽谷的生命力。不管外在環境如何,「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只要你開下高速公路,隨意找到個星巴克咖啡休息,就可以聽到身邊的人很認真的在討論創新方案!」陳士駿說。

冒出新芽》綠能取代IT

不過,改變仍在發生。一股新的創新勢力,正在這個谷地慢慢成形。

《華爾街日報》在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以「矽谷三‧○」(Silicon Valley 3.0)形容矽谷正站在另一波創新浪潮的起點,而潔淨能源和生技業者,是繼資訊產業硬體以及軟體產業升級後,未來美國第三波產業創新的種籽。

潔淨能源搶手 創投轉向,把錢放最有潛力地方

矽谷創投公司DCM合夥人墨然(Peter Moran)告訴《商業周刊》的記者,現在矽谷PC、半導體、網路硬體,創投投入的案件與金額已越來越少,因為「這些都已是成熟技術。」相對的,「電動 車、LED燈泡、太陽能電池,成為成長最快的新領域。金錢要放在最有未來潛力的地方,」他表示。

看看數據的變化,矽谷創投放在潔淨能源的投資金額年成長率,二○○五年是二○%,二○○六年是三○%,然而到了二○○九年,成長率則攀升到四○%;相反的,在IT產業新創產業的投資花費成長率,則從二○○六年的六○%,下降到二○一○年的四○%,成長呈反向變化。

這些歐巴馬政府口中美國最為重要的策略產業,從二○○五年起,已為矽谷創造了超過四萬個工作機會,成為貢獻景氣的新引擎。「再過五到十年,我們就可以看到(第三波)科技產業的巨人, 」史丹佛大學SPRIE創新中心教授米勒(William Miller)表示。

這當然不是矽谷第一次變革。

翻開矽谷的演進史,一九八○年代,積體電路的新創公司快速成長,十年後英特爾(Intel)成為矽谷主流;一九九○年代,網際網路新創興起,創造了思科 (Cisco)這個網路設備巨人。接著,Google、臉書(Facebook)接下了棒子。如今,矽谷創投將資金往綠能移動,似乎暗示,未來新創產業的 版圖牽動的方向。

這並不是意味著主導矽谷的科技巨人會從蘋果或Google一夜換人,目前矽谷的失業率改善,景氣與房地產回春,主力仍是標的性的科技企業回聘,或者端出獲利表現。生物科技與潔淨能源科技仍然是新生的小樹。

只不過,越來越多東方面孔加入呵護這新生小樹的行列。

台灣臉孔變多 台達電做太陽能,鴻海也來找新秀

「這是未來十年,最好的機會,」台達電美國分公司總經理黃銘孝,站在分公司辦公室頂樓的太陽能面板展示區表示,台達電已經布局美國新能源產業未來商機。

以電動車產業為例,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二○一五年要成為全球第一個百萬輛電動車上路的國家,遠在底特律的美國三大汽車廠競相推出電動車,而加州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去年一上市股價大漲,新形態的能源車不只代表新商品,也代表產業鏈的重組商機。

「電動車需要的充電器,等級和電腦不同,能源轉換效率、保險性,這是我們可以切進去的機會;」除了電動車還有潔淨能源,「加州政府要求新建案至少要有二五%的能源來自再生能源。」黃銘孝說明,台達電希望站在既有的能源技術基礎上,在新商機卡位。

不只台達電,台積電投資的太陽能企業Stion、與台灣有深刻淵源的電動超跑車廠商特斯拉,還有鴻海去年十一月宣布和矽谷三家創投公司NEA、 Onset、DCM合作,這些業者都散布在矽谷。現在,如果開車在矽谷轉轉,華人經營的超市、珍珠奶茶店,甚至蚵仔麵線店,都比十年前多更多,顯示中國、 台灣的科技業者,與矽谷原本就緊密的關係,已經從電子,延伸到下一世代潔淨能源身上。

即使是像Chromasun這樣小規模的新創公司,都希望能夠利用亞洲的優勢。

利夫瑞帶著我參觀他的太陽能源轉換模型時強調,「我們正與中國天津大學合作,也利用亞洲的成本優勢,像這些零組件都是中國進口的。」

矽谷創投第一把交椅的紅杉資本創投(Sequoia Capital),更特別在今年募集了十三億美元,為的就是「瞄準中國新創公司IPO的實力。」

矽谷,全球聚集最多科技人才的創新沃土,擁有全球最成熟的新創商業模式與產官學媒合平台,在近二十年,推動過美國兩次產業革命,未來十年,它也要向世界證明,它將再次以創新引領未來。

 


矽谷 3.0 時代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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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反擊戰 羅健麟

2011-5-12  NM




香港出生的羅健麟,九八年留學美國,想不到兼職參與的學術研究,後來竟變成全球巨擘Google(http://www.google.com.ezproxy.lb.polyu.edu.hk),

令他掹車邊成為矽谷(http://www.siliconvalley.com)人。

可惜一朝得志的他不懂珍惜,○四年竟然劈炮唔撈,揸住三十萬港元積蓄回港創業,結果捱足半年依然零收入。

勢估不到最後拯救他的,竟是由矽谷吹來的智能手機熱,羅健麟靠開發iPhone apps(http://www.apple.com/hk/iphone/apps-for-iphone/)殺出血路,前年更有實力「衣錦還鄉」,回歸矽谷開分公司。

大埔科學園早前搞培育計劃畢業禮,向十多間獲園方資助的科技公司頒發證書,表揚它們可以自立門戶,園方更即場設置攤位,讓各「畢業生」展示得意作品。

不少畢業生為求突出,將攤位裝飾得美輪美奐。相比之下,MotherApp的攤位明顯簡陋得多,僅在架上擺放幾部智能手機。想不到,科技園 (http://www.hkstp.org.ezproxy.lb.polyu.edu.hk/HKSTPC/b5_html /b5_index.jsp)CEO陳蔭楠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甫到場,

二話不說就走到MotherApp(http://www.motherapp.com/)攤位,與創辦人羅健麟握手打氣,擺明受到特別關注。不過,雙方僅談了幾分鐘,兩位嘉賓已借口要參觀其他攤位而「逃離現場」……

iPhone開發引擎

面對高層變臉,羅健麟話已見慣不怪,他指出,在香港搞IT要識包裝,因為大部分老闆只睇產品有無錢賺,懶理技術原理。嘉賓肯親身上門,亦只不過知他在美國 矽谷有分公司,先趁機打聽當地商機,「頭先講解已經就住,換轉在矽谷,同類型展覽會一律由程式員駐場講解核心技術原理,仲容易悶親人。」

羅健麟笑說他這套與公司同名的程式MotherApp,原理其實好簡單,就是識得自動將編寫網頁的HTML程式碼(http://en.wikipedia.org/wiki/HTML),

轉換成iOS程式碼(http://en.wikipedia.org/wiki/IOS_%28Apple%29),換句話說,想寫iPhone apps毋須再學習新的程式語言。他假設將《壹週刊》網站變成iPhone app為例,編輯只須在網站更新週刊的內容,MotherApp就會自動擷取HTML程式碼,再轉換成 iPhone app的內容,幾乎可以不經人手,「以前要開發自家apps,就要去學習新程式碼,而家經我簡化後,普通人都可簡單使用。」

結果MotherApp甫推出,即大受行內人士歡迎,更吸引到大客例如OpenRice(http://www.openrice.com)及

渣打(http://www.standardchartered.com.hk/zh/)等率先試用,羅健麟話可以在短時間內贏得大企業支持,全因企業 愛外判,「大企業對自家程式員毫無信心,有新IT項目寧願外判搞掂。我收費每年大約幾萬元,比起企業請人專門開發更划算,所以好受歡迎。」

說起生意經,羅健麟即滔滔不絕,話公司另一個跑出原因,是不少客仔見他名片上印有矽谷地址,都誤會技術來自美國,但實情是矽谷分公司只得sales接生 意,程式百分百香港製造。他說因香港人崇洋媚外,所以自己比其他本地IT公司有優勢,「香港IT人雖然有實力但不被信任,地位與矽谷差天共地,例如幾千萬 元生意,矽谷的sales只負責傾合同,但程式員話不接就不接;相反香港IT人完全no say,企業的IT部實際上只被當作電腦維修部。」

個人檔案

三十五歲已婚九八年科大電腦系畢業九九年兼職當Google技術員○○年美國史丹福大學電腦系碩士畢業○一年正式加入Google○四年回流香港中大讀電腦Phd○五年創業搞網站○七年推出手機軟件MotherApp○九年回矽谷開分公司

Google開荒牛

開口埋口都讚矽谷,完全符合他口中所說的崇洋港人,羅健麟聽罷卻笑笑口,指自己曾在矽谷打工四年多,當地文化已深入骨髓,「我不否認有矽谷情意結。」

原來,他九八年到美國史丹福大學(http://www.stanford.edu/)修讀電腦碩士,

課餘做兼職時加入博士生Sergey Brin及Larry Page(http://www.google.com.ezproxy.lb.polyu.edu.hk/corporate/execs.html) 的研究小組,專門研發網站搜尋器Google,最終兩名博士生將之成立公司,在矽谷建立總部,羅健麟更在畢業後順勢加入,「我勉強算是開國員工。」

Google在○○年後發展迅速,連帶羅健麟亦水漲船高,○四年已是Google開發小組的負責人。不過他竟自以為學滿師,劈炮返香港中文大學讀電腦系博士,而諷刺的是,同年Google在美國上市,二千多名員工中,有九百多名獲分百萬花紅,他卻一毫子都無得分。

身邊朋友都笑他傻仔,可是羅健麟至今仍口硬,「其實這是矽谷人特色,員工分花紅時可以分到手軟,不過公司為救亡又可以隨時踢走一半員工,待遇可以大起大 落。不過,就算被裁走都不會難過,因為被裁員工好大機會夾份創業,自己做老闆。當時我在Google做了四年,已覺得太安穩而想改變。」

創業路難行

羅健麟雖然堅稱人各有志,但實情心底仍有不甘,○五年底急急腳創業,與三名友人各出資三十萬元,在灣仔租了一個四百呎單位搞網站,讓用家統一管理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

Twitter(http://twitter.com/)等當時新興的社交網站戶口,諗住好易發圍;點知網站推出半年卻無人問津,令一直順風順水的他受 到嚴重打擊,「當時完全無考慮清楚生意模式,以為可以同矽谷一樣,單憑口述概念,就可以吸引到幾百萬投資,不過香港人要睇實績,要肯定賺錢先肯科水。」

結果捱了半年多,眼見積蓄燒了大半,唯有一邊打聽美國有何新科技,一邊諗橋自救。直至○七年初,他打聽到Apple(http://www.apple.com)即將推出

iPhone(http://www.apple.com/hk/iphone/),標榜易用及可以下載apps為手機增值,不少矽谷人已磨拳擦掌等新機 推出。羅健麟靈機一觸,着手開發手機apps,結果○七年中iPhone一如所料引爆智能手機熱,apps開發公司即成搶手貨,「當時好多矽谷人都話情況 會好似○○年科網一樣,每間企業都會想有自家網站或程式,我就率先踩入市場霸頭位。」

上位後反攻矽谷

於是,他在香港不停call客試反應,成功冧掂香港著名飲食網站OpenRice,為對方出iPhone apps。因當時iPhone apps開發公司不多,香港製造更加是鳳毛麟角,所以一推出立即好評如潮,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轉型首年即有錢賺,○九年埋單公司更賺逾七位數字。

公司賺到錢,他立即興起「衣錦還鄉」念頭,回矽谷開分公司。羅健麟憶述開張當日的「盛況」,「雖然規模細,但在當地見到Google班舊同事,好多又驚訝 又羨慕,話估不到香港彈丸之地,竟然可以做到回來開分公司。」今次威返矽谷,令當日笑他辭職的人個個啞口無言。不過,羅健麟話開心過後,成功道路仍然很漫 長,在矽谷無兩三道板斧好快會被淘汰,「近年在矽谷,Google的巨無霸經營模式已經不再流行,認為搞網站又搞手機,業務太過分散,產品未必夠創新。反 而小公司有諗頭,收費又平,大企業更愛採用。我就睇準iPad面世,電子書勢必成為大潮流,所以我想以矽谷作起點,做到全世界的電子書出版界都知道我個 名。」

雖然他這次矽谷反擊戰,最終戰果如何仍是個謎,但這場電子書戰事,卻仍有Amazon(http://www.amazon.com/)等大牌子作對手, 「我計劃緊一個全新電子與實體書混合出版的新方案,但暫時未講得住,總之就win梗。」身為傳統的出版行業,記者與本刊的老闆真的拭目以待!


矽谷 反擊戰 反擊 羅健 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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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觀潮:尋找下一個Facebook

http://news.imeigu.com/a/1313189404887.html

曾航 上海報導

硅谷銀行資深人士認為,移動互聯網一定具備產生一家Facebook這樣巨型企業的土壤,這家企業說不定會比Facebook還要大。

「多年來,無數的美國科技專家在日本奔波,當他們驚奇地看到NTT Docomo以及任天堂的無線設備所能提供的功能(及速度)時,都不無羞怯地把自己那相對破舊的手機塞回口袋……」

這是摩根士丹利在一份關於移動互聯網報告中的開頭。就在2007年以前,日本還是世界毫無爭議的移動互聯網發展中心——3G牌照很早發放,以運營商為主導的移動互聯網體系創造了大批適合日本本地化的應用,移動互聯網用戶高度成熟……

那時的硅谷還只是移動互聯網萌芽中不起眼的一極,人們談論起智能手機時更多提到的是芬蘭的諾基亞和黑莓製造商加拿大RIM公司。

然而,2007年,蘋果推出iPhone徹底改變這一切。隨後,在蘋果、谷歌、Facebook等幾大巨頭的帶領下,一個高潮迭起的創業大潮再次在硅谷席捲而來,從大公司離職出來的工程師們再次相聚在咖啡館裡,和風險投資商們海闊天空地描繪自己創辦公司的未來……

是什麼讓硅谷的移動互聯網創業大潮洶湧而來?下一個Facebook將可能誕生在什麼領域?本報記者就此採訪了曾在早期幫助過思科、Facebook、Twitter等企業的的硅谷銀行。

經歷了當年災難性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硅谷曾一度陷入黯淡。如今,在移動互聯網大潮下,那個誕生無數偉大公司的搖籃又回來了。

硅谷銀行信貸經理Timothy M.Hardin提及最多的一個詞便是「Ecosystem(生態系統)」。

2007年,向來具有「行業破壞者」之稱的蘋果推出了iPhone,並於2008年推出App Store。谷歌隨後跟進推出了Android操作系統及Android Market。

這些由硅谷大公司牽頭搭建的開放平台,代表著硅谷的開放文化,極大地衝擊了日本式的運營商為主導的移動互聯網模式,並將民間創業者的熱情最大限度地激發,在很短時間內,硅谷湧現出了一大批移動互聯網創業者。

在Hardin看來,硅谷的移動互聯網創業熱情之所以濃厚,和當地發達的「生態體系」密切相關:大批職業的創業者、發達的風險投資體系、軟硬件大公司集聚,這一生態體系實實在在地在發生作用。

例如,在硅谷的創業大潮中,硅谷銀行這樣理念先進的金融機構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美國,半數以上的創業公司都獲得過硅谷銀行的貸款,它與硅谷數 百家風險投資商關係融洽,一旦創業公司急缺現金,硅谷銀行就以最快的速度提供貸款,而創業公司不需提供任何抵押,他們的抵押就是風投的信譽。

Hardin告訴記者,硅谷銀行幫助過早期的思科、Facebook、Twitter,並趕上了PC硬件、軟件、互聯網等幾波創業大潮。

硅谷銀行的主要收入源自為新興高科技企業貸款,其貸款利率要高於其他傳統商業銀行;另一大收益則來自它持有的眾多客戶公司的股權。從1993年以來,硅谷銀行的平均資產回報率是17.5%,遠高於同期的美國銀行平均回報率。而且,其壞賬率非常低。

在硅谷銀行工作了14年的Hardin清楚地記得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時的場景,那時硅谷總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創業者拿著一個.com的點子上門尋求硅谷銀行的貸款幫助。

「硅谷比任何地方都要寬容,這一點看似簡單,但在我看來這是硅谷比其它地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硅谷銀行中國創業平台總監黃莉莉表示。

在硅谷,喬布斯被趕出蘋果後又回來並大獲成功的故事人盡皆知,這樣的故事激勵了無數創業者,他們從失敗中站起,重新投入創業。

黃莉莉表示,為了讓創業者減少失敗,硅谷銀行一直在硅谷運行一個創業服務平台,這個平台負責去培訓創業者,並為他們尋找投資幫助,包括Twitter、Facebook在內的硅谷著名企業都曾接受過這一創業平台的幫助。

這個平台正被搬到中國。「中國的移動互聯網創業非常熱。」黃莉莉指出,這個平台馬上準備在中國舉辦一些創業大賽,獲勝的創業者將會前往硅谷並從當地頂級企業家那裡得到經驗。

大公司都是平台商

「我們有1萬多個客戶,但我並不能告訴你下一個Facebook將是誰。」Timothy M.Hardin指出,Facebook創業早期曾得到過硅谷銀行的幫助,但在幾年前,硅谷銀行也預測不到Facebook能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

但可以肯定的是,移動互聯網一定具備產生一家Facebook這樣巨型企業的土壤。Hardin指出,這家企業說不定會比Facebook還要大。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在App Store中苦苦尋求排名的App開發者們有潛力成為下一個facebook。

Hardin表示,App開發產業總體規模非常大,但並不看好單個開發者做大——這是一個競爭極其激烈的市場,並且身處別人的平台上。

短期之內,蘋果、谷歌、Facebook這樣的平台搭建商仍會是移動互聯網的最大贏家,而其它的創業者則可以在這個平台中獲得「小小的成功」,就像Zygna依託Facebook開發社交遊戲取得的成功那樣。

「移動互聯網就像一扇門,如果獨立去看它,會是很乾澀的一樣東西,單單一個東西很難成功,一定要相連,和社交網絡浪潮結合起來。」 Hardin說。

在移動互聯網上,目前最賺錢的應用仍然是遊戲。在蘋果的App Store,像《植物大戰殭屍》、《憤怒的小鳥》等一些熱門遊戲總是居排名下載量前茅。

不過,手機遊戲的開發商們很快發現,靠一些單次的下載收費賺賺小錢還可以,很難成大氣候。因此,手機遊戲的社交化成為硅谷最主流的趨勢。讓手機遊戲開發者頭疼的是,他們的遊戲很容易被淹沒在App Store或Android Market多達幾十萬款的應用中。

位於硅谷的Open Feint公司便是這場浪潮中的佼佼者——這是一個手機遊戲社交平台。該平台不僅具有Facebook的一些基本特性,例如具有個人檔案、有個牆可以給人 塗寫,或者可以在遊戲中聊天等。此外,還具有一個頗吸引人的特性,叫做「One Touch iPromote」,也就是用戶可以很容易知道朋友在玩什麼遊戲,同時可以方便地購買這些遊戲。Open Feint平台的用戶可以邀請朋友加入他們的遊戲中,用戶也可以看到其他人在玩什麼遊戲。基本上,開發者可以通過Open Feint建立自己的一個生態系統。

2011年4月,日本移動社交網絡公司Gree斥資1.04億美元收購了Open Feint。

Timothy M.Hardin認為,移動互聯網企業誕生出的下一家Facebook這樣量級的企業,多半會是一家平台類的公司。這個平台把硬件、軟件、社交網絡等結合起來,而不會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要成為平台戰的贏家,創業者們必須面對一個頭疼的問題。那就是蘋果、谷歌這樣的既有平台商不願見到其它平台的壯大——在Open Feint稍微呈現出一定規模後,蘋果官方立馬推出了功能類似的Game Center,此舉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Open Feint,蘋果對自己平台下任何可能挑戰自己地位的其它平台都毫不手軟。

任何一次產業龍頭更替都往往是在人們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發生的,並打破現有既得利益者的格局。Hardin舉例,當年雅虎出現時,人們認為不會有互聯網企業比它更大了,但後來出現了谷歌,人們又認為,沒有企業會比谷歌更成功,但後來又冒出了Facebook。

下一個Facebook,或許已在路上了。

矽谷 觀潮 尋找 一個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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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戰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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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收購摩托羅拉,讓技術公司三巨頭的戰爭升級。它們雄心勃勃地瓜分未來,同時也在瓜分硅谷的歷史。
 
 


   歷史往往就是這樣,當你還來不及反應這是什麼事兒的時候,它就被改變了。
好在這次反應用不了多長時間,那個消息─大家應該都知道了,8月15日,谷歌同意以125億美元收購摩托羅拉移動公司(Motorola Mobility Holdings Inc., MMI),摩托羅拉移動獨立運營宣告終結。一個曾經輝煌過的品牌隕落,而另一個正在輝煌的品牌第一次把移動互聯網領域的軟件和硬件合在一起:智能手機市場 即將被重塑。
不用行業分析師,即便普通消費者也能看到他們未來的選擇不過就是那麼三種,或許勉強算是四種。
一、微軟+諾基亞。前者提供Windows Mobile 7操作系統,後者提供硬件(據說也可以保留相當程度的軟件自主權)。谷歌買下摩托羅拉對於諾基亞來說是好消息,當然這不僅僅說的是消息發佈後諾基亞的股票 猛漲17.35%,而是Andriod陣營可能瓦解:儘管谷歌移動業務高級副總裁安迪·魯賓(Andy Rubin)在谷歌收購摩托羅拉移動的分析師會議上聲稱HTC、三星、索尼和愛立信都「歡迎我們的決定」,因為Android需要專利保護,而摩托羅拉具 有可以保護Android支持者的專利。但你知道這背後可能蘊藏的另一層含義─摩托羅拉移動生產的每一款設備都天然成為貼著谷歌LOGO的「原生機」,而 谷歌用專利俘獲了其它Android手機生產商。在這種情況下。HTC、三星和LG們需要怎樣才可能有一款超過摩托羅拉(谷歌)的產品?
二、蘋果+蘋果。iOS操作系統+蘋果封閉生態內一貫的工業和交互設計。對從來不需要「陣營」的蘋果來說,它太希望看到Android陣營這些「烏合 之眾」的崩潰了─僅一家Android手機生產商的出貨量迄今都不可能超過iPhone。在玩軟件和硬件協同配合這件事上,蘋果遊刃有餘。而對谷歌收購摩 托羅拉帶來的「專利效應」,它雖有所警惕但並不必過於擔心,因為對方只是在自己砌起來的圍牆外面,砌了另外一堵而已。
三、谷歌+摩托羅拉。前者提供Android操作系統,後者提供硬件。按照收購後召開的電話會議上的說法,谷歌將把摩托羅拉移動作為單獨業務運營,摩 托羅拉移動還將是谷歌Android系統的授權使用方。但人們畢竟見過太多「獨立運營」的被收購方,都不免最終變成母公司的戰略棋子(已經開始付費視頻的 YouTube現在還據說是谷歌獨立運營的業務)。
誰也不知道誰還會留在谷歌的身邊,或者誰不會─對三星、LG、索尼愛立信甚至股價同樣飆漲的HTC等手機廠商來說,它們迎來的是一個別無選擇依附於上 述寡頭的「NO LOGO」時代,本身是誰變得更不重要了。他們大概會多花一點心思在微軟的Windows Phone上,不過那不會比與谷歌合作強太多。
當然,如果你勉強算上黑莓的製造商Research in Motion Ltd. (RIM)─我們不知道它還能堅持多久─選擇會變成四種。摩托羅拉被收購顯而易見地會提升RIM的專利權價值,這一點與諾基亞並無不同。這兩家公司都不使 用Android,所以即使谷歌收回Android,它們也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如果你願意這麼看的話,谷歌收購摩托羅拉讓事情變得更利落了。我們不會再因為谷歌扮演一個開源系統提供者角色而搖擺不定,它和蘋果、微軟一樣不願 意讓移動互聯網的話語權離開自己寸步。這個看起來激烈鏖戰的角鬥場曾經上演過無數經典的以小博大、以弱勝強的設計、渠道和價格戰。而正如你知道的,谷歌的 購物車裡從來沒有過贋品,比如操作系統廠商Android、視頻網站YouTube、移動廣告平台AdMob,還有芯片製造商Agnilux……它最擅長 用低價格收購一系列羽翼未豐的新銳,然後在谷歌龐雜的內部圖譜中給它們找到位置,把它們變成明星產品,抑或一款酷產品的加速引擎。
谷歌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對這樁收購說得再清楚不過:隨著移動業務佔據核心位置,與摩托羅拉移動合併將是谷歌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摩托羅拉移動擁有令人振奮的產品 規劃和非常廣闊的增長前景;其強大的專利組合將使谷歌的Android系統免受微軟、蘋果和其他公司的競爭威脅。
這是普通消費者不太會預估到的事情,三大公司在這場戰爭中在專利這件事上安置了如此之大的權重。

  專利這件事變得有趣是因為三大公司們更多是在瓜分,而不是創新。你可以把7月初那場北電(Nortel)專利收購戰看作一場對一個電信沒落巨頭屍體的肢解:北電已經破產了,唯一有價值的是它的6000項專利。
這場瓜分讓我們換了一個角度看待移動互聯網。不是消費者更熟悉的交互設計或者應用商店,也不是觸摸屏這些硬件配置,而是無線射頻、Wi-Fi、噪音干 擾消除、4G、Java語言等等這些隱匿在「智能」這個名詞之後的東西。按照Google高級副總裁、首席法律顧問David Drummond的說法,一部智能手機可能涉及的專利達25萬個,「而其中大部分是值得商榷的」。谷歌的說法是,蘋果這些公司正在通過佔有專利阻礙 Andriod手機的發展,「他們不依靠研發新功能或新設備來展開競爭,反而通過法律訴訟。」
不管谷歌的立場如何,David Drummond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對的,不幸的是,谷歌也屬於「他們」中的一員。僅僅兩年以前,我們還在感嘆iPhone的神奇,而Andriod手機看 起來前途未卜,微軟的移動市場則渺無蹤影─但現在他們已經一起走到了專利這個環節。和以往不同的是,研發在某些程度上不解決問題,因為至關重要的專利們, 反而掌握在北電、摩托羅拉這樣的沒落者手裡。
贏的唯一方法是競購。
今年4月7日,谷歌發起了北電專利收購戰,他們達成「假馬競拍」協議,說好谷歌作為最先出價的競購方,在其他競爭者加入的時候,別人必須以更高出價才 能讓競拍生效。但這場戰爭的結果是:蘋果以20億美元買下了北電的LTE相關專利的完全所有權,以及一攬子可以用於打擊 Android的專利;RIM和愛立信以11億美元一起獲得了這些專利的使用權(Paid-up license),其他得益者還包括微軟、索尼和EMC,總出價45億美元,是這批專利原估價值的5倍。谷歌?他們出了一個圓周率的價 格:3.1415926億美元。
不在意和太自信,這是解釋谷歌奇怪出價的兩種解釋。它們看起來都不靠譜,因為谷歌旋即和蘋果共同捲入了一場現在還沒有結果的競購:Inter Digital。我們可以把 Inter Digital看作不知名的摩托羅拉。這家1972年就成立的公司是無線電話通訊的先驅,1990年代它就掌握了CDMA一系列核心技術,在與摩托羅拉官 司中敗訴後,將CDMA 二代核心技術以500萬美元賣給高通(QUALCOMM),後者將CDMA 成功市場化後獲得了該領域壟斷地位。
這次收購裡真正能引起蘋果、谷歌興趣的是Inter Digital的1.8萬 項專利,其中包括 8800項無線專利,涉及無線數據傳輸、噪聲干擾消除等專利。據彭博社報導,蘋果與谷歌此次爭奪的焦點將會集中在 1300 項直接與手機通信傳輸有關的專利上。
算一筆賬你就會明白三大公司競購專利的熱情來自何處。僅僅是Inter Digital的那些專利,就可以讓蘋果在每台 iPhone上將節省3~10 美元的成本,按照現在的出貨量計算,也就是總共節省30億至100 億美元。這裡還不算日後對 Android的「附加傷害」─通過以後收取專利費,蘋果可以讓Android手機價位從150 美元提高到200 美元,抑制其擴張,為低配版iPhone爭取市場空間。即便是現在,因為已有的那些專利,使用Android系統的HTC已經要在每部賣出的手機中交給微 軟5美元專利費。
谷歌陷入了專利困境,到目前位置,這家公司擁有的專利數量是1700個,而蘋果是4000個,微軟是1.8萬個。谷歌唯一的武器是它的開放論調,比如 之前谷歌法律總顧問肯特·沃爾克(Kent Walker)所說:「現在科技界有一個大問題:軟件專利往往會搞砸創新工作。有些人造成了一損俱損的局面,但要買斷所有的專利代價是高昂的。通過購買專 利來打擊其他競爭對手不是一個好方法,但我們也不會繳械投降。」

 

>> 谷歌董事會主席埃裡克·施密特在G8峰會上探討互聯網公司如果面臨過早的監管可能被扼殺創新的能力,但是現在,首先遏制谷歌「創新」的是專利


的確如此。7月31日,谷歌就從IBM手裡購買1030 個專利以應對專利訴訟。谷歌,或者說Andriod生態現在看起來官司纏身:牽連的廠商有蘋果、微軟、IBM、甲骨文、HTC、三星等等。美國國際貿易委 員會(ITC)裁定 HTC 侵犯蘋果 2 項專利;蘋果與三星的官司(他們在外觀到軟件技術各個層面上都打得不可開交)將在 12 月宣判,此前蘋果要求ITC加快審判進程的要求被遭到拒絕(因為三星 Galaxy S Ⅱ 將在 8 月於美國上市);谷歌與甲骨文的官司將在10 月審判,有關消息猜測甲骨文61億美元的索賠可能不會得到法院支持。
除了競購以外,打官司是另一個奪回主動權的好辦法。一個月以前,谷歌以微軟洩露其高密源代碼為由向微軟提出控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次訴訟當中, 可能還牽涉了Android─它是一個開源系統!更不要提施密特在HTC專利官司這件事上的態度了:「我們將確保 HTC 不會敗訴。」
現在……讓我們來看摩托羅拉這回事。
美國東部時間8月14日,一個叫做Fosspatents的專注於專利之戰的博客預測摩托羅拉的專利將對 Android 生態圈形成威脅。他在博客裡引用Sanjay Jha的話說,截至2011年第二財季,摩托羅拉有1.7萬項專利,還有7000 項專利正在等待批准,特別是在基礎的2G和3G專利上有優勢,其它非基礎專利對於提供競爭性的產品也很重要,特別是視頻壓縮和解壓縮、安全技術,以及在 4G LTE基礎專利上處於領先地位。
沒想到文章發佈的第二天,谷歌就宣佈了收購摩托羅拉移動的消息。Florian Mueller,就是Fosspatents的博主隨即發Twitter,其中兩條是:「噢,這對那些Andriod設備生產商來說可能是個很壞的消 息。」以及「是的,谷歌可能想成為另一個蘋果。」
你不得不佩服拉里·佩齊,他管理谷歌的方式出乎意料地激進凌厲。先是用Google+毫不拖泥帶水地回擊了Facebook(最新消息是 Google+發佈了遊戲平台且只收取5%的合作費用,Facebook的30%立即相形見絀),現在則是更不拖泥帶水地用125億現金收購了摩托羅拉移 動。如果算上一點細節,拉里·佩齊還關閉了谷歌實驗室─那個曾經測試過 Gmail、Google Calendar、Android mobile OS、Google+ 的場所。你可以認為谷歌試圖節省龐大的開銷,「集中力量辦大事」,其中的「大事」,既有 Google+,也有專利購買和申請。
喬布斯病了,但是蘋果成了全世界最值錢的公司,並且10月iPhone 5發佈在即,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家公司不會繼續酷下去。我們也一度認為微軟在三大巨頭的戰爭中失去了優勢(畢竟Windows操作系統和Office日趨 不酷不重要了),但看看摩托羅拉移動被收購後一路股價飆升的諾基亞,他們的合作也許會催生出一些再次讓人驚訝的東西─所以谷歌和摩托羅拉,這是為哪般?

  如果說拉里·佩齊只是為了那些專利,你就錯了。專利最終不會是谷歌的商業模式,當然,也不會是蘋果和微軟的商業模式。如果125億美元只為了換取一層保護膜的話,這肯定會成為谷歌歷史上最不堪的收購。
正確答案是:先不考慮Android陣營瓦解與否,谷歌應該不希望它瓦解,因為拉里·佩齊有比打造一部出色的Gootorola更遠的商業計劃。他想借用原本屬於摩托羅拉一家的專利,將Android手機廠商綁得更緊。
商業計劃的核心是廣告。谷歌不會像摩托羅拉過去那樣在意手機的研發投入、渠道成本和單一售價,它也不會太在意每部手機是否需要通過出廠前嚴格的物理測 試─在它看來,未來的每部摩托羅拉手機都是一個精緻的「谷歌軟件包」。也就是說,搜索引擎、Gmail郵箱、Gtalk聊天軟件、地圖、在線文檔和 Picasa圖片工具等谷歌的應用,它們能否快速、流暢和完美地運行在一款摩托羅拉手機上,才是最重要的事。
會有一些犧牲的,如果谷歌相信未來值錢的東西只有服務和廣告的話。當一部摩托羅拉手機承載了谷歌所有的軟件應用和商業模式─移動在線廣告的話,它作為 硬件本身的價值就大打折扣了。而那些只靠賣手機賺錢的Android設備製造商來說,這簡直就是滅頂之災。它們可能面對的是一個從來不肯背負價格負累的競 爭對手,這讓它們怎麼辦?
但谷歌會撼動蘋果。儘管擁有iOS操作系統和開發者最熱愛的應用程序商店,蘋果從未因此放棄過從銷售硬件設備上賺取的任何一分錢利潤。本質上,它仍是 一家硬件產品銷售驅動的公司。儘管一直有傳聞稱蘋果將推出低價的iPhone產品序列,再一次攪亂這個市場對蘋果價格的認知和想像,但這一幕畢竟迄今也沒 發生。
摩托羅拉成熟的硬件產品體系,以及隨之而來的1.7萬多個通信技術專利,讓谷歌在整個移動互聯網的鏈條上都能幹些不一樣的事─蘋果和谷歌此前競購北電 的專利,以及正在競逐的Inter Digital的無線通信技術專利,都並不意味著它們想變成販賣標準和管道的電信運營商,而是這些專利恰恰能讓它們更安全和名正言順地「顛覆」這個迄今仍 由電信運營商控制的移動世界的秩序。
你一定不會陌生,谷歌、蘋果們用把語音通信傳輸和互聯網聊天軟件綁定在一起,讓通話本身也依靠互聯網:無論是微軟的Skype,還是谷歌的 Google Voice,甚至是未來Facebook Messenger。《第一財經週刊》以前曾經寫過Apple T&T以及G-Mobile的可能性:北電這些第一代電信業代表正和谷歌這些第三代聯手,而AT&T們即將宣告出局。
這才是真正的移動互聯網故事。你不得不承認,如果論及硅谷、美國乃至全球科技界當下最重要的大趨勢,它們差不多都和移動互聯網相關。這也是當下這輪硅谷風暴的核心。
不妨再提一次SoLoMo(Social、Local、Mobile)。智能手機市場已經佔據所有手機份額的四分之一,手機成為了你的ID:想想看, 你還有什麼不能通過手機完成,唯一的差別就是交互體驗的優劣而已。那個日趨熱門的HTML5,你不用明白它是什麼,它正在讓各種移動終端之間的鏈接變得更 平滑。理論上你剛剛關掉家裡筆記本電腦上正在看的在線電影,匆匆出門坐上地鐵,你還能在3G運行的手機或者平板上接著看。
谷歌們把它叫做云。它讓谷歌、蘋果和微軟的各個產品線前所未有地統一:入口多多,但平台各家一個。在你選擇某一家的手機、平板或者個人電腦的時候,你其實選擇了一整套封閉的服務和體驗,對,即便宣稱開放自由的谷歌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再唏噓一下,谷歌、蘋果和微軟們爭奪的專利,正是硅谷乃至整個北美和歐洲過去30年到40年技術發展的結晶。它們從IBM、摩托羅拉、北電、 愛立信和施樂等公司手裡買走了大量專利,把其中的一些玩家在浪潮之巔瓜分殆盡,並把那些技術變成了自己的東西─這些已經把握了未來,或者要把未來搞定的玩 家,正在把所有這些歷史,放進自己腰包裡。
他們雄心勃勃地瓜分未來,同時也在瓜分硅谷的歷史。

 

文|CBN記者 駱軼航 楊櫻
製圖|羅茜


矽谷 戰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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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最令人害怕的人 專利軍火頭子

2011-8-29  TCW




如果問一問矽谷科技界,「矽谷最 令人害怕的人」是誰?

這個答案,不是蘋果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也不是Google執行長佩吉(Larry Page),更不是微軟或英特爾。而是高智發明(Intellectual Ventures)的創辦人南森.麥爾福德(Nathan Myhrvold)。

高智發明去年營收約為七億美元,折合新台幣不過兩百億元,但兩次募資,卻拿到總計二千二百億元(約合七十五億美元), 包括蘋果、雅虎等多家美國大企業,都是幕後股東。

專利授權公司,正是全球專利大混戰的趨勢下,最新形態的軍火商。對於高智發明、RPX這類 的公司而言,「專利」不用來生產實體產品,而是「生財」的唯一工具。

靠著販售專利或把專利授權來過日子的,在業界行之有年。不同的是,過去 多是被稱為「專利蟑螂」、甚或是「專利流氓」的個人或是小公司;但高智發明這類的公司,卻是大規模的向全球的機關院校買進專利,輔以內部的研發資源,再把 專利以多種營運模式換成銀子,完全企業化經營。

高智發明》讓全球企業備戰 買逾三萬項專利,不結盟恐被告

可別看不起「專利授 權公司」這種新玩意兒,當中不乏名門之後。麥爾福德是微軟前技術長,二○○○年創立公司後,標榜要協助全球三千名發明夥伴,把智慧結晶、也就是專利,化為 實質貨幣,他也因而被美國媒體封為「矽谷最令人害怕的人(the most feared man in Silicon Valley)」。

儘 管宏達電、三星、RIM等國際大廠已是高智發明的客戶,但走訪台灣企業界,對高智發明的評價卻有所保留;這或許與高智近期大興訴訟有關。高智七月才對爾必 達(Elpida)、海力士(Hynix)提出記憶體侵權告訴,也把兩家公司的客戶與通路商:宏?痋B惠普(HP)、戴爾(Dell)、沃爾瑪(Wal- Mart)等總計十餘家業者,一併給告了。

美國媒體報導,高智現有的三萬多項專利中,只有一千餘項是內部開發,其餘都是買來的,徹底的讓專 利成為金融商品。為了換銀子,高智業務勤快的越洋造訪台灣科技大廠,但被問到「是不是不加入高智,就有被告的可能」時,業者很猶疑,遲遲未否認。

靠 著提供「專利保護」,高智去年營收據稱達七億美元,是台灣股王大立光同期的一.七倍。但前者只需募資、四處搜購專利,後者卻要多年經驗累積、還得投入大量 製造成本,無怪乎高智發明在金融市場上可吃香的!

RPX》讓宏達電讚好用 標榜不脅迫客戶,還幫忙買專利

兩相比較,今年五月 在美國掛牌上市的RPX,似乎對台灣電子業親切多了;至少宏達電法務長雷憶瑜就曾對法界友人說:「RPX真是太好用了!」宏達電內部證實,今年才開始合作 的RPX,的確已經幫著解決了好幾件「惱人的小訴訟」。RPX標榜不會以興訟脅迫客戶與之合作,也會替特定會員購買需要的專利。

有趣的 是,RPX執行長阿姆斯特(John Amster)與友人共同創業之前,其實是高智副總裁,對這種特殊營運模式,早已摸透。公司網頁更以「今日,專利訴訟是一種營運模式」的警語,提醒會員加 入「保護圈」的重要性。

雖然RPX營運規模仍小,但投資市場對「專利授權」營運模式有多看好,從以下數字可窺知一二。RPX五月以十九美元 在美國掛牌後,股價一度高達三十一美元(約合新台幣九百元),近期也還有約二十四美元,與宏達電股價相當;但RPX的本益比卻逼近五十六倍,遠遠高於蘋果 的十四倍、或是宏達電的十倍。

RPX第二季財報顯示,已投入三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八十七億元)購買專利,以服務高達九十六家的客戶群。事實 上,在北電(Nortel Networks)六千餘件專利被微軟等公司結盟買下之前,RPX也曾經放話要號召有意願的企業,聯合競標;可惜最後與Google一樣鎩羽而歸。但它竄 出頭的企圖心之強烈,也由此獲得佐證。

當專利從「智慧財產」搖身成為「致命武器」後,大家都知道要趕快補足軍火,但這卻也是一項燒錢的軍備 競賽。

據一線科技大廠法務長實務統計,就算是美國一流大企業,「核武」等級的專利數,也只占其總數的二%至五%。而蘋果告宏達電,一次就拿 二十個專利來打仗,以前述比例概算,稍具規模的企業手上至少要養一千項專利,才能做到基本的防衛。

不是誰都玩得起! 養一千項專利,一年要備兩億銀彈

若要養一千項專利,在台、美、中三地申請的整體費用,包括申請、代理人、規費、年費(至少繳交七年)等,據 科技界法務長估計是:一年花費至少新台幣二億一千五百萬元起跳。如果是IBM、三星這類數量龐大的專利怪獸,一年就要吃掉數十億元。這可不是每家公司都受 得了;以台積電的小金雞創意電子為例,這約當是去年獲利的三分之一,實務上根本不可行。難怪英業達法務長張乃文要說:「專利戰是給『專利多』跟『錢多』的 人玩的!」

可怕的是,不投資麻煩可能更大!如果不幸被告、又無法和解,美國地方法院整個程序訴訟費用約為一億元,求償金額越高、費用也越 高。但最麻煩的是,長達三年至五年的時間得身陷這宗訴訟案中,無形花費與精神壓力遠高於實際金額。

若在國際貿易委員會(ITC)被告侵權, 審理期雖僅約一年半,但光律師費,起跳價就約五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簡單來說,美國訴訟費用約是歐洲的十倍,歐洲又是台灣的十倍,不過在 英國提告費用也可能很驚人。曾任職威盛的張乃文回憶,十年前英特爾在英國對威盛提告,威盛委任英國一流律師事務所,滔滔不絕雄辯三天,加上事前準備七天, 那位號稱「全英國最聰明的律師」,短短十天拿走約新台幣五千萬元高額報酬。

無怪乎宏達電財務長容覺生在法說會上被問及「訴訟費用」時,多所 閃避不願正面回答,甚至要求投資人「留下聯絡資料,會後再聯繫」,宏達電內部則透露,「這是個天文數字」。

所以,要上專利戰場前,還是先看 看自己口袋裡有多少銀彈吧!

【延伸閱讀】德州法院訴訟商機,養活整個小鎮

專利大戰不僅造就了全新的專利軍火商,也開創出德州 沙漠裡的小鎮奇蹟。

根據市調機構Legal Metric統計,過去五年裡,位在德州馬歇爾鎮上的東部聯邦法院(俗稱東德州法院)成了全球專利訴訟原告的最愛。原因很簡單:它的訴訟審理時間遠低於美 國整體法院平均值,而且法官與陪審團對專利持有人特別友善。只要來到東德州法院,據統計高達七成的被告都會被判「故意侵權」。

距離德州南方 大城達拉斯約一百五十英里的馬歇爾小鎮,人口不到三萬人,外觀宛如歐洲教堂的法院成為小鎮經濟中心,向外延伸出層層商圈,就像早年台灣村落以大廟為圓心, 發散成形。

從全球湧入的專利訴訟案,為這個小鎮帶來了數不盡的闊綽律師與大企業,當地的飯店、餐館、娛樂事業也跟著興盛,曾經出現高達一 五%的經濟成長率,締造出「德州奇蹟」。

這樣的好康當然引來覬覦,二○○九年加州中部聯邦法院以些微差距打敗東德州,成為該年度專利訴訟提 告者的新寵(Legal Metric統計),因為它提供給原告更多的彈性。但是,東德州仍以審理速度快,在美國各大法院中占上風。不過,隨著專利戰越演越烈,美國正在進行專利改 革,未來法院管轄權將有明顯的界定,「原告不能愛去哪告,就去哪告」,必須是原告就在被告公司的所在地、或以侵權事實發生地為首選等。而東德州是否有足夠 的專利、技術專家協助法院判決,也一直有所爭議。

東德州的奇蹟還能持續多久?將是全球專利戰爭是否進入新一輪法律競爭的另類觀察指標。

【延 伸閱讀】Google、宏達電都向他們買專利  ——兩大新形態專利授權公司

高智發明全球最大專利授權公司,創投追捧金額是營收的10倍 客戶數:不公開 指標客戶:三星、RIM、宏達電、大同等 2010年成績單:營收約新台幣200億元,兩次募資共募得2,200億元

RPX 首家掛牌專利授權公司,本益比是蘋果4倍 客戶數:96家 指標客戶:宏達電、英特爾、諾基亞、華為、Google等 2011年成績單:預估營收約新台幣45億元、獲利9億元,市值約341億元

 


矽谷 令人 害怕 的人 專利 軍火 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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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就是這樣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9/10656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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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矽谷,最好的辦法是跟這些創業者聊天,而不是坐在大公司的玻璃辦公室裡等待重要人物的出場。

讓我們從前面這張圖開始吧。

你一定看到它了。這是一個“你能見到的矽谷”,現在,有這些矽谷公司在影響我們的生活。

什麼是矽谷?如果你Google一下這個問題,眼前會出現215萬條相關搜索結果,從矽谷起源、矽谷在哪裡到工程師們的矽谷綜合症、如何復制矽谷模式等等無所不包。

我們試圖用模塊的大小(也就是你見到的那一樁樁彩樓)表示公司截至今年7月份的市值或者估值。其實如果進一步的話,我們還可以順著這些公司追根溯源,找出矽谷公司之間的紐帶關係,以及近60年來它們如何一步步構建了我們現在使用的個人電腦和互聯網;那些不同品牌的同類產品─從瀏覽器到智能移動終端─又有怎樣的競爭關係。

當然,我們也不會忘了那些不可或缺的外來因素,比如互聯網的興起、風險投資的湧入和斯坦福扮演的科技動力角色,甚至追根溯源,還有美國航天航空管理局(NASA)和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對於矽谷的啟蒙作用。當然,還有人,那些天才們。

但是把這些一古腦兒倒出來可能有些心急。我們更希望能夠一步步來。在接下來的5期裡,你會看到更詳細的矽谷剖面圖。在這張圖上,我們把這些理解用樂高玩具的模塊搭建起來。這種不同顏色不同大小的塑料顆粒玩具和矽谷之間好似一對奇妙的喻體和本體的關係:樂高意味著無盡的創造可能,只要你有足夠多的顆粒,以及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這是Geek們那麼愛它的原因。

《第一財經周刊》從5月27日到6月18日進行了大約20天的矽谷採訪。如果要為這20天的行程講一個故事的話,我們可能有3種態度:

A、“來,讓我來告訴你們矽谷是怎麼回事。我們發現了矽谷的秘密,現在到了說說真相的時候了。”

B、​​“我們發現了好多東西,你看,這就是為什麼中關村不是矽谷的原因,我來告訴你為什麼中國不行,而美國人做到了。”

C、“嗯,其實那是一個滿讓人好奇的地方,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矽谷其實沒有秘密。這個說法貫穿採訪始終,而第一個說這句話的是Palo Alto市長Sid Espinosa。他每天都要接待從全世界各地湧來的考察訪問團,秘密之類的問題是必問項目。正因為沒有什麼秘密可言,要解答“什麼是矽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充滿誤讀的可能。但“明知道有擋住去路的石頭,為什麼還要把它們翻過來看個究竟呢?”天使投資公司Y Combinator的創辦者、矽谷創業之父Paul Graham的回答是:純粹的好奇心。他在著作《黑客與畫家》裡曾經說過:“我要親眼看一下,然後自己做決定。”

好,我們一起去翻開石頭看一下。

我們最大的感觸是:矽穀不僅僅屬於大公司。在出發之前,我們列了一個採訪計劃名單,上面都是大公司的名字:蘋果、谷歌、Facebook、Twitter、惠普、英特爾…… 這更像是以往公司報導的一個延伸。為了節約採訪時間,我們提前聯繫,希望能夠事先做好靠譜的安排─儘管如此,直到到達舊金山的那一天我們依然對整個採訪沒有什麼把握。

事情自從我們遇到一個叫做Edith Yeung的女生開始發生了變化。如果你還記得《第一財經周刊》記者徐濤在幾期之前寫過的矽谷專欄的話,你會發現我們給矽谷的另一個標籤:nice。Edith Yeung是一個科技創業聚會博客Biztech的創辦人,之前供職過甲骨文和Autodesk,後來覺得人生苦短應該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就跳出來聯繫各種創業公司和小型科技公司,她喜歡很酷的技術和新想法。

Edith Yeung像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樣開啟了我們拜訪各種奇妙公司的旅行。她介紹我們認識了在Palo Alto的創業者Chris McCann,他經營一個叫做Startup Digest的網站,旨在幫助矽谷各種創業公司找到他們想要的創業信息和人脈資源。一年半以前,Chris McCann從美國中部一所大學畢業,雖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但他知道自己應該去那個叫做矽谷的地方,於是他就收拾了一箱東西就開車去了Palo Alto 。他參加各種活動,卻發現信息龐雜,要找到對自己胃口且派得上用場的東西通常很費勁。這成了他創業的靈感:為什麼不幫這裡的創業者創造一個提供分類信息且可以幫助組織活動的網站?最終他的主意越變越大,現在已經在全球65個城市提供科技創業類線下活動的信息發布。

參觀Chris McCann的辦公室(實際上是個別墅)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為你會直接想到《社交網絡》里馬克·扎克伯格搬到加利福尼亞之後那個裝滿亂糟糟頭髮的工程師和各種啤酒瓶的單體別墅,它們幾乎長得一模一樣,包括後院那個藍色游泳池。Chris McCann和他的合夥人(從Facebook上認識的,直到合夥前三天才正式見面)每人掏3000美元的月租租下了這個辦公場所,一樓除了幾台電腦和一個長沙發以外一無所有,一雙匡威球鞋一隻擱在櫃子頂上,一隻橫在房間正中央。牆上是各種數據的走勢圖和等待聯絡的人員名單,最上方一張捲了邊的A4白紙上寫著:Keep growing and fuck anything else(保持增長,其餘去他媽的)。在採訪的間歇,Chris McCann的合夥人接到一個電話,他徑直走到後院,像要跳水一樣踩在游泳池邊的跳板上,上下踮著打電話。游泳池裡還飄著一塊鱷魚模樣的浮水板。

Chris McCann跟我們談起他對矽谷的理解,其中一點是:允許失敗。你不一定要成功,尤其對首次創業的人而言。任何主意都不會顯得太瘋狂,而失敗真的沒什麼大不了。他喜歡App Store熱門遊戲《憤怒小鳥》的創業故事。在這款遊戲走紅之前,它的創業公司Rovio經歷了15次失敗的開發。

是不是沒想到?這樣的談話此後在各種採訪裡一次次出現,我們開始意識到,要了解矽谷,最好的辦法是跟這些創業者聊天,而不是坐在大公司的玻璃辦公室裡等待重要人物的出場。

你沒法低估任何一家創業公司。在參加斯坦福創業孵化器StartX舉辦的Demo day時,我們看到了一家叫做Leglytics的創業公司,他們旨在用一套排序軟件打破傳統律師事務所的商業模式,為那些尋求專業律師幫助的客戶與出色律師之間直接搭建平台。3分鐘的自我介紹之後,台下坐著的風險投資商發問:“你們的篩選是人工的還是機器完成的?”回答是:“噢,當然是人工智能。”─矽谷建立在各種主意上的公司每天都大量冒出,風投目不暇接,他們的投資必須建立在迅速判斷之上,甚至有時候就是一封郵件的功夫。

讓我們再說回Palo Alto市長Sid Espinosa。他另一個身份是微軟的非盈利基金會主管,屬於企業社會責任(CSR)部門。因此雖然是Palo Alto市長,他平時都在十幾公里外的MountainView上班,身兼大公司職員和公務員身份的代價是他和他妻子的一切財務和公司責任都要向監督機構事無鉅細地申報,且必須規避很多東西。39歲的Sid Espinosa每天睡3個多小時,在他管理的城市裡住著8個億萬富翁和大約20個百萬富翁,還有數不清的創業公司。

他要做的簡而言之就是“解決問題”,其中大多是公共設施的維護和完善,比如一間專門為孩子建立的圖書館。

如果你在Palo Alto轉悠幾圈,你就會發現這個小鎮罕見高樓大廈,幾乎都是兩層樓的建築,相反參天大樹到處都是,處處有各種綠植環繞。Sid Espinosa說,Palo Alto有非常嚴格的樹木保護規定,砍樹在這兒是一件需要打報告的大事;至於房屋高度,則是有建築物一般不超過15英尺(約4.6米)的規定。Palo Alto並沒有給予創業公司太多政策支持,但政府並不對這些科技公司過多課稅,Palo Alto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消費稅。“這些公司就自然地待在這裡,就像這裡自然成長的植物一樣。”所以Sid Espinosa沒有對Facebook即將從Palo Alto搬到隔壁城市Menlo Park的消息表達太多情緒,“我不怎麼擔心,很快就會有下一個Facebook的。”

這也許是個誇張的說法,但未必那麼不足信。矽谷的那些好主意─也就是那些創業公司的靈感─是矽谷的魅力之一。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多看似無關高科技的公司選擇在這裡成立實驗室。開車路過矽​​谷每一條路邊的公司銘牌時,波音、VISA、AT&T甚至通用電氣這樣公司的實驗室不斷出現。它們都在探索創造下一個新新事物的機會。

矽穀不是一個非得“你去了才知道”的地方,無論是Techcrunch還是Business Insider都在更新來自矽谷的消息。正因如此,在去矽谷之前,當本刊主編問我們採訪主題的時候,回答他的答案之一是bubble─泡沫。各種屢創新高的估值(想一下現在已經讓投資人大失所望的Color)讓人反复猜測“這一輪泡沫”有沒有來,沒來怎樣,來了又會怎樣。

Bubble跟創造力無關,它更像是一個華爾街那些成年人需要思考的問題。屬於矽谷的、屬於Paul Graham的、屬於我們的是一個兒童世界,它充滿好奇心與樂趣,它和Fun有關。

這是讓我們更愛更沉溺更快樂的世界。我們為它設置了十個入口,讓我們一起去簽到吧。!

01 矽谷ifttt

讓我們用一個矽谷時髦產品去模擬近60年以來矽谷裡發生的蝴蝶效應。

如果威廉姆·肖克利沒有離開貝爾實驗室,那麼也不會有高手雲集的仙童。如果仙童出身的尤金·克萊納沒有遇到惠普出來的湯姆·珀金斯,就不會有現在傳奇的風險投資公司KPCB,矽谷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就不會成為風投的代名詞。

如果吉姆·克拉克安於本分繼續搗騰矽谷圖形公司,就沒有那個叫做Netscape的瀏覽器,也不會分化出相同內核的Firefox,也不會催生出Chrome,我們就得接著用那個總是崩潰的IE。

如果雅虎當年買下了拉里·佩奇的那個Pagerank技術,那麼就沒有叫Google這個公司,就不會有人去做那個簡潔的框,就可能是一個叫Robin的人在掛滿了Banner的頁面裡賣搜索信息……

你還記得ifttt吧?以上便是模擬ifttt─這個矽谷時髦玩意的假設。這個網站一個月之前誕生,基於一個if this then that的程序語言邏輯,為各種其他網站(通常是SNS,但也可以是天氣預報)找到關聯性,並讓它們互通起來。當然,如果你把世界理解成這麼一個因果相連的東西,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這是叫做混沌理論吧?也可以是我們更熟悉的蝴蝶效應。

矽谷的偶然和必然性也是如此。

一個貫穿矽谷採訪始終、也是我們最想知道的問題是“矽谷為什麼可以是矽谷”。拿這個問題去問我們每一個採訪對象,我們可以在各種回答裡抓住一些標籤。比如:工程師、天使投資人、好想法、咖啡館、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以賺錢、不愛大公司、斯坦福大學、改變世界、野性……如果你覺得不知所云的話,不妨來看看他們都是誰,都說過什麼。

“我好像從來沒想過為大公司工作,大概是繼承了我媽媽的基因吧,她自己就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而且,在這裡很容易找到優秀的Coding(寫代碼)的人啊。 ”Justin Kan說,他是一家叫做Justin TV的創業公司的創始人,耶魯畢業之後就來了矽谷。

“嘿,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以賺錢是件多麼棒的事情,我從13歲賣電腦起就開始想開公司。就算不賺錢,只是為了好玩又有什麼關係!”這是Jonathan Siegull,一個開過6家公司並且有6個孩子的33歲創業者。

“這裡的各種咖啡館裡一天到晚有聚會聊天,它們都是新主意出現的地方。要是你也一天到晚在這裡你很難不想到創業。而且,看看沙山路上那些風投! ” Chris Macann,你一定還記得他,我們在前面的文章裡提過這個一畢業就開車來Palo Alto的小伙子。

設計諮詢公司IDEO的首席技術官Doug Solomon說:“西海岸和東海岸一個很大的不同是這裡更為野性。就像煮一鍋湯,資金、工程師和創業精神……所有的理想因素都在這裡,有些人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有些人就是為了樂子。”

如果梳理一下這些回答,其實不難把那些標籤歸成三個S:Sandhill Road為代表的資金、Startup代表了創業者和以Stanford為代表的技術。從這個角度而言,Palo Alto就好像整個矽谷的縮影。Chris Macann為我們畫了一張Palo Alto地圖:他刷刷地列出兩條平行線,一條是著名的101公路(連接舊金山和聖何塞),另一條是280公路。如果你開車從101公路拐進大學街,你可以筆直開到斯坦福大學校門口。而這條直路兩旁開滿了咖啡館和餐館,創業者的大多數聊天、聚會就在這裡。斯坦福大學往南一點的Menlo Park鎮,就是風投雲集的沙山路。Chris Macann在大學街、斯坦福和沙山路上拉出三個箭頭,標註的標籤便是我們歸類的那三個。

讓我們接著假設有一個熟悉矽谷歷史的人,他從縱向(也就是時間那個方向)剖開了矽谷,我們也不難從剖面圖上發現這樣幾個脈絡:

1961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國會演講中說出了一番被載入史冊的話:“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應該花10年的時間把一個人類送上月球,再讓他安全返回。”這句話引發了美蘇太空競賽,也讓美國航天航空管理局(NASA)成為矽谷高科技發展的原動力。

NASA原本就在矽谷建有Sunnyvale空軍基地(也就是後來的墨菲飛機場),但肯尼迪的阿波羅計劃大大推進了計算機運算和圖形技術的發展,他們與斯坦福大學、惠普等公司簽訂大量合同,也促使了為航天計劃服務的戰鬥機公司洛克希德(1995年與馬丁·瑪麗埃塔公司合併成為現在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加快了計算機技術的研究。史蒂夫·喬布斯的養父母以及另一個蘋果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的父母因此以工程師的身份來到矽谷。

在NASA之前,也就是1955年,威廉姆·肖克利離開貝爾實驗室在矽谷成立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其中8個叛逆的年輕人後來共同辭職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緊接著其中的羅伯特·諾依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爾(Gordon Moore)繼續出走成立了英特爾,而尤金·克萊納(Eugene Kleiner)賣掉了仙童的股份,成了KPCB中的那個“K”。

如果進一步深究,仙童之所以稱之為仙童是因為出走的年輕人們接受了來自紐約的仙童攝影器材公司的投資。事實上東海岸在矽谷發展史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1957年,二戰中曾在美國陸軍軍需部任職、後來去了哈佛教書的恩特·喬治斯·多利奧特,投資麻省理工大學的兩位教授基於晶體管的計算引擎,這是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的由來。

DEC開創了個人電腦的先河,而英特爾啟動了摩爾定律,兩者讓計算機這種遙不可及、昂貴無比的設備日漸普及。兩個史蒂夫因此可以在1976年出售第一台蘋果電腦。在創業的時候,羅伯特·諾依斯曾是喬布斯的指導者;13年之後,谷歌的創始人拉里·佩奇也一度向喬布斯請教─順便說一句,KPCB的創始人之一是谷歌的投資人之一。

你在開篇大圖裡能看到這樣的傳承脈絡(在另一張圖裡你能看到東西海岸之間的作用力),它們指向的還是那三個S: Sandhill road(資金)、Startup(創業者)和Stanford(技術)。

現在我們接近那個問題的答案了:為什麼矽谷可以是矽谷?萊斯利·柏林,一個斯坦福大學矽谷檔案研究館的工作人員總結說:我們已經看到了史蒂夫·喬布斯、羅伯特·諾依斯、諾蘭·布什內爾(Nolan Bushinell,Atari視頻遊戲公司的創始人),以及其他已經取得成功的人士,並且我們知道這種事情能夠並且將會再發生很多次─如果這些人能,那其他人為什麼不能?這就像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也推動其所在地區進入到一個創業和財富的自我延續循環中。

企業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有一個更簡潔的版本:仙童製造的是企業家,而不只是產品。

看起來是不是很個人主義?但如果把這些個人的偶然因素放在那個大環境裡,你就會看到那些必然性:1978年,美國國會將最高資本利得稅從近50%調整到28%,3年後又下降至20% ,資金流入風投領域,人們甩掉了大公司的保守原則走出去創業。1997年情況同樣如此,美國最高資本利得稅從28%降為20%,同樣刺激了風險投資規模的發展。

1985年,耶魯大學首席投資官David F. Swensen首次把學校由捐贈和其他收入所得拿去做風險投資,並獲得平均每年11.8%的投資收益率。這個比例不僅獲得了華爾街的注意,也引得斯坦福、哈佛等大學紛紛效仿成立大學創業孵化器。而1993年至2001年間,互聯網日漸普及,學校的支持促使更多的學生思考創業,他們的項目因為擺脫了硬件創新時代昂貴的成本,更加倚重軟件駕馭能力而變得創意頻出─即便很快他們遭遇了泡沫,至少谷歌脫穎而出。

“歷史其實從未改變。”Chris Macann說,你不覺得現在湧到矽谷來的人,就好像那時候來舊金山淘金的人一樣嗎?”他說的是創業者的狂熱。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這句話,在矽谷似乎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創業者理所當然地能找到工程師(或者他們本身就是),也理所當然地融到資金,就好像那句“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但你還記得Chris Macann寫在牆上的那句話吧?“Keep growing and fuck anything else(保持增長,其餘去他媽的)”。Justin Kan也說:“最難的還是找到優秀的工程師。”

不僅僅是創業者,每當你以為自己知道一個傳說,其實你只是知道那個結局。所以那3個S不是“矽谷之所以是矽谷”的秘密,它們只是一個開始。如果要讓它們豐滿靈動起來,後面還有更多值得分享的故事。

最後,可能還有一個ifttt:如果沒有肯尼迪總統的航天計劃,就不會有大興土木的矽谷小鎮的興建,保羅和克拉拉·喬布斯也不會被吸引到庫比提諾,而他們的養子史蒂夫·保羅·喬布斯也永遠不會遇上史蒂夫·蓋瑞·沃茲尼亞克……哦,你懂的。

02 停不下來的Geek

Life is too short to work at a boring company.

Bart Decrem,一個叫做Tapulous的音樂遊戲App創始人說起那個“big、ugly but really really geeky”(又大又醜但是極客死了)的商店的時候,他說這是矽谷精髓所在。

那個四四方方灰色混凝土盒子還真是挺難找的。你得開車沿著Palo Alto那條叫做El Camino Real的大馬路到接近Page Mill Road的地方,再小心拐進一條沒路牌的小路。

小路路口掛著小小的“Fry's”字樣標牌,和巨大的“我們免費幫你修理Macbook”海報。往裡走幾步,就是Fry's Electronics─那個“精髓所在”的名字。

它乍一看有點像家電賣場,但你很快就會發現這裡出售各種東西:至少有100種規格的螺釘螺帽、各種How to雜誌、教你“如何讓你的小玩意發聲”的DVD、蘋果iTunes商店的禮品卡、各種電路板、導管​​和工具箱─理論上你可以用這裡的貨物自己裝一台摩托車之類的東西出來,或者隨意搗鼓一個什麼,就像無數極客在自家車庫裡做的那樣。

車庫之於矽谷,象徵意義之一可以是白手起家式的創業精神,谷歌、惠普莫不如此;換個更輕鬆的角度,也許是美國式的DIY精神。如果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沒有在他爸爸的車庫裡靠著幾個三極管和小燈泡見識“電子流動產生電流”這回事,沒有動手組裝第一台無線電發射器,他大概不會痴迷於“如何最小限度利用個人電腦的主板”,第一台蘋果電腦也不會靠著緊湊簡潔的線程設計打敗當時主流的DEC。

矽谷有大把類似的例子,Fry's Electronics門口停滿的車是一個佐證。在訪問惠普實驗室的時候,40歲出頭的科學家Carl Taussig用鈦合金組裝了一輛自行車─用他車庫裡的一台車床。除了本身的太空材質這個亮點之外,這輛自行車還有一副奇怪的踏板:它們看起來就是兩根細金屬棍子。Carl 還為這輛車定制了特殊的鞋,鞋底有倒鉤可以鎖住細長的踏板,而他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好玩”似乎也沒有別的理由。

把那些身上貼著各種標籤,比如“瘋狂”、“高度不服從”、“技術控”、“不愛社交”的理工科男(起碼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稱為Geek,這是一種讚美。事實上他們還有一個更為冷靜的稱呼:Nerd(書呆子,或者訥客)。在創業者孵化器Y Combinator(簡稱:YC)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的《黑客與畫家》裡,這個詞被用來形容那些從小一頭扎進晶體管研究之類的愛好裡的人,他們另一個特點是對社交和橄欖球這種理所當然的美國校園文化不屑一顧。

格雷厄姆愛Nerd。在2006年寫的一篇名為《如何成為矽谷》的文章裡,他簡單地把矽谷的繁榮歸結為“這裡有風投,這裡有Nerd ”。2009年,一個叫做Benjamin Jeoff的社會學家在Palo Alto進行一項城市調研,他發現這裡的創業者85%都是男性,而這群人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個中理由合理又糾結:開45分鐘車到舊金山喝酒把妹當然是可以的,但從舊金山開到Palo Alto的城際火車在午夜結束,這意味著要花150美元打車回來─這群Nerd思前想後,決定還是留在辦公室裡寫代碼。

在格雷厄姆的那篇文章裡,另一個被提起的詞是liberalism(自由主義)。你可以參照一下英國科幻作家亞瑟·克拉克的說法:要發現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徑是跨越這個界限,從不可能跑到可能中去。克拉克也是《2001太空漫遊》的作者,這本書被許多工程師視為神作。

如果把車庫、liberalism和Nerd相結合,我們大概可以找到一些矽谷精髓的蛛絲馬跡。如果有那麼一群專注於自己的愛好,又樂於冒險、樂於嘗試的人,他們有什麼理由不成為創業者呢?要知道這群人儘管有著日益成熟的商業計劃模板,那些古怪的念頭依然在他們腦袋裡盤旋─換句話說,如果那些念頭不是那麼奇怪,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

把那些條條框框拋在腦後,去擁抱新新事物(通常來自那些古怪的念頭),可能是矽谷之所以為矽谷的原因。YC也正以一種Geek的方式改變矽谷的風險投資生態圈:和一般天使投資人或者風險投資人不同,YC開辦訓練營對早期創業團隊進行評估挑選,並提供技術和資本方面的幫助;作為回報,它能獲得這些創業團隊6%左右的股份。

“我們想像自己正在開發一種處理大量創業者的技術,就像開發軟件一樣。有時,它確實就是軟件,比如Hacker News和我們的風險投資申請系統。”格雷厄姆在2007年10月的Future of Web Apps會議的演講上這樣說。他在接下來的幾年一直致力於將對初創企業的投資規模化。

現在好萊塢明星黛米·摩爾這樣的個人投資者也加入到YC創業公司的投資中來,只是因為信任格雷厄姆團隊的眼光;模仿YC模式而新建的創業投資機構在全世界蔓延,其中包括李開復辭職Google中國之後所創辦的創新工場;傳統風投對YC頗有微詞,因為就像互聯網行業讓許多傳統行業衰頹那樣,這些傳統風險投資者感到了威脅。

創業公司的標準化、公司運營使用風險更大的策略、學位不再重要……這是格雷厄姆對風險投資的再定義,他讓人覺得他像一個思想家,而不僅僅是一個Geek或投資者。而你也很難把YC歸納為任何一類傳統風投─它是個新東西。

只要你敢,任何點子都可以創業─類似的好奇心和熱情讓矽谷充滿了連環創業者。還記得Jonathan Siegel 嗎?那個同時有6個孩子並創辦過6家公司的人。現在,33歲的Jonathan最正式的身份之一是風險投資公司Accel Partners的合夥人,但他在博客上關於自己的自述開頭是這樣寫的:“父親、丈夫和創業者”。

在介紹自己的創業項目的時候,Jonathan沒有老老實實坐在那裡,而是一邊飛速地報出公司的名字,一邊馬不停蹄地在瀏覽器裡開啟新的標籤頁,並在地址欄裡鍵入公司的域名:rightscale.com,rightsignature.com,rightcart.com……它們未必是了不起的創業項目,比如Right Signature,這是一個幫助你在網頁裡署上好看簽名的小應用,它也得到了很多用戶的讚美。“你知道為什麼我的公司名字裡都有一個right嗎?”Jonathan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因為你知道我們這些寫程序的,最不喜歡程序出錯了……”

Jonathan不止是寫程序。擺在他桌子上最顯眼的東西除了電腦顯示器之外,是一個自己動手DIY的3D打印機,看上去像是被拆開的電腦主機。他拿起一個塑料小棍,插進這個機器的一端,另一端就出來了一個有著圓孔和復雜凹凸切面的塑料小零件。通過電腦編程,Jonathan可以改變打印出來的零件的形狀。打印機旁有一個暗紅色裝著不知名液體的工具,這是他自己DIY的水平測量儀。如果你有足夠的興趣,Jonathan會不停給你演示他自己動手做的各種大小物件。

更Geek的細節可能是:Jonathan想要了解他兒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學了些什麼,玩兒了些什麼,於是他寫了個程序放在網上,老師們能夠通過這個程序寫一些簡單的日誌來向Jonathan告知孩子的各種情況。

聽起來很熟悉是不是?《第一財經周刊》在5月一篇名為《Geek眼中的世界》的文章裡曾經提起過類似的事,那些創造了匪夷所思應用程序的Geek們和Jonathan一模一樣:他們只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動手解決問題,並且大多數時候這個過程樂趣無窮。“如果你喜歡的事情還能用來賺錢,嘿,伙計,”Jonathan說,“那真是再幸運不過的事情了!”

當然,創業並不總是一件充滿幸運的事,但Geek們從未因此放棄過。Justin.tv的創始人Justin Kan與Jonathan相比運氣要差上那麼一點,在他讀耶魯大學的最後一年,他和同伴一起設計出了第一款基於Javascript的網絡日曆應用的原型(還得到了YC的一筆投資),但為這個項目辛苦奮鬥一年多之後,Google發布了自己的Calendar,一瞬間就將他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用戶群奪了過去。經歷了悶悶不樂的一年之後,他想到了一個新點子:“一個圍繞某人7天每天24小時生活的不間斷的實時視頻節目會不會有人願意看呢?要是再為這個節目搭建一個供觀眾討論交流的社區呢?”

他把這個創意以自己名字命名:Justin.tv(並且拿到了YC第二筆約5萬美元的投資),然後他開始過把攝像頭綁在頭上(連洗澡和上廁所都不例外)的生活:他成了網站第一個內容提供者。這不是個聰明主意,好在他馬上清醒過來,人們要看的不是真人秀,而是要把自己的生活小片段上傳到網上。於是Justin.tv調整了定位,並由此成為矽谷視頻網站新秀,並在今年推出了一個類似Instagram的應用:Socialcam。發布兩個月以後就進入了蘋果推薦應用的榜單。

被問及為何不去大公司上班的時候,Justin看起來像被問了一個怪問題:“好像從來沒想過……大概是繼承了我媽媽的基因?她自己開一家房地產公司。”

噢,其實跟他一樣想法的人不會少,Chris MaCann創辦的Startup Digest網站每次給訂閱者發送的活動郵件,都會在最末行附贈一句簽名:Life is too short to work at a boring company (生命太短,不值得在一個乏味的公司工作)。

每個訂閱創業者活動信息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Geek,應該都看到這句話了。

03 市長在Quora上

不要被電影《社交網絡》裡那些酒精、大麻和姑娘們誤導,這個城市的特徵不是夜店酒吧,而是那些無處不在的咖啡館。

38歲的Sid Espinosa有著很複雜的身份,他既是一個在Mountain View工作的微軟員工,同時也是Palo Alto的市長。如果哪個市民覺得不大容易找到這位市長,還可以在Quora上找到他—就是那個今年火起來的著名的問答社交網站。

“我斯坦福的一個當老師的朋友邀請我加入的,”Sid說。Quora目前是邀請註冊制,Sid關注27個話題,包括Palo Alto市政情況、Palo Alto美食、微軟、奧巴馬和比爾·蓋茨等。

他大概也是Palo Alto有史以來第一個以這種Geek兮兮的方式工作的公務員—他被問及的通常是“你們有沒有採取什麼措施來管管那些偷車賊”,或是“Pa​​lo Alto市區的B412路車難道停了嗎?”而走在街上他就跟一個普通的美國市長沒有什麼兩樣:平民一個,走在路上和他的市民打招呼,拉拉家常。很難說這個雙重身份的市長標準的一天是怎麼過的,“我在微軟是全職員工,幸好他們允許我自由安排時間,去解決一些市政問題。”把他兩個身份實時連起來的,唯有Quora。

我們也是在Quora上把Sid抓到的,然後便去了他在Mountain View微軟園區的辦公室。他回答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市長還可以兼職:他在微軟的企業社會責任部門擔任職務,和商業利益沒有衝突。除此之外,按照法律,他和妻子向公眾披露自己的工作和財產狀況,因此不會有徇私舞弊。為了同時做好兩份工作,他差不多每天只睡3個小時,“倒也沒什麼,我選擇了這種時間安排,就沒什麼好抱怨的。”

他的兩份工作好像跟商業都不沾邊。在採訪中,他唯一提到跟錢有關的是消費稅—在Palo Alto,政府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於這一稅種。因此提到Facebook可能搬離Palo Alto而去西邊一個叫做Menlo Park的城市,他顯示出了無所謂。他不太在乎公司來了又走這樣的事,因為只要人們還在這裡消費,政府就會有收入。

關於人他倒是說了很多。比如整個舊金山灣區大概有28個億萬富翁,在Palo Alto就有8個,這裡還是全美犯罪率最低的地方,並且這個有著6.2萬人的城市……在美國也並不算那麼小。當然他最愛說的,還是我們以前提到過的樹,這裡的法律規定房屋不能高於50英尺,樹木砍伐要經過繁瑣且漫長的手續和投票。而Facebook就是被這些樹擠跑的—人太多了,不能蓋高樓,又不能砍樹擴大辦公區,那就只好離開了。

我們很不想為這事寫個掃盲帖,但還是要說在有關城市的定義和對市長的理解,他關注的點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就這麼說吧,看Sid Espinosa忙活的那些事,你可以把他當成一個我們這里街道辦甚至是居委會的人,基本上就是這樣。

城市本來就是自然生長之物。在人類歷史上城市總是圍繞買賣和市場而形成的,在交通便利之處,永遠會有人們帶著貨物和錢財聚集到一起而形成城市。而城市反過來又把資金、信息和人更有效率地組織到一起,只是到了很久以後,企業因為更高效的組織能力,才在城市中佔據了核心地位—這也是工業化之後,城市化歷程得以加速的原因。

所以對於Palo Alto來說,Facebook並非可有可無。如果一個城市還有Facebook這樣的企業,那麼這個城市看起來就頗有吸引力,因為這個高效發展的企業意味著能帶來大量的崗位。在今年矽谷的整個春天,人們擔心Twitter是否會因為工資稅過高而搬離舊金山時,一個常常提到的要點是Twitter的高速發展使得它為舊金山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

但Sid不擔心的原因,除了消費稅,還在於他相信總會有新企業冒出來,“人還在”的意思除了交稅,還有創造力。

反過來想一想Facebook為什麼來到矽谷吧。馬克·扎克伯格看重的是有更多的Geek可以寫有想像力的代碼,很順暢的資金來源,最潮的應用在嘗試,有足夠多的信息和思考在交換……而讓扎克伯格下定決心的就是那個典型的矽谷主義者肖恩·帕克。他掌握很多信息,很酷,知道趨勢—這些特質的來源,與他興奮地勸扎克伯格來西部的原因是一樣的。

這些東西Sid沒有,但他知道哪裡有,肖恩·帕克也知道。

例如,Jonathan Siegel在舊金山買下了一棟皮革工廠的四層小樓並把它改裝成開放辦公室(co-working office),因為這能讓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們節約成本,還能在共享茶水間和桌上足球時彼此有所交流。在Jonathan之前,開辦不多久的The Summit SF和PariSoma Innovation Loft已證明了創業者是多麼喜歡這種又省錢又酷的辦公形式。隨之而來的是LiquidSpace、Loosecubes和WorkSnug這樣的網站,這些網站和其App程序能為創業者方便提供co-working space的信息。

在Chris的Startup Digest上,你會看到在剛過去的8月2日一周有5個和編程相關的活動,比方說入門級別的編程課程,或關於JS編程語言的交流;而如果你作為一個創業者或投資者想要看看其它創業者在做什麼,那這一周有11個活動等著你,你可以在NewMe Accelerator Demo Day上看看其它的創業者們的Demo Show,也可以在酒吧裡見一些設計師和Geek。反正這些活動不是在舊金山就是在Palo Alto,更遠一點是Mountain View,這意味著你坐慢悠悠的Caltrain,40分鐘之內就能從一個城市趕到另一個城市。

舊金山的Edith Yeung創辦的科技創業聚會博客Biztech也是一樣。她如今發起一個活動最多可以吸引800個人,但建立網站之初,花費成本不過是300美元。她靠一個叫做Meetup的網站辦了第一次聚會,參加人數5個人。Meetup有點類似於豆瓣同城,你可以看到在你的活動區域內,若干小時之內都有什麼活動在進行,選擇參加即可;你自己也可以發起一個活動。

這些網站像一個個神經元,它們伸出無數觸突把矽谷(其實說世界也不為過)的信息流融會貫通起來。

在Palo Alto,你沿著市中心的學院大街走下去,在University Café或Coupa Café坐下,就有可能看見著名的投資人格雷厄姆,他最愛Coupa Café。當然還會遇到其它人,可能是一個正找不到方向的Geek,或是一個尋找機會的風投。誰知道他們的相遇和交談是否會帶來下一個Facebook。

本地的說法是,要分辨在這些咖啡館裡的談話者誰是投資者誰是創業者很容易:那些身體前傾面帶急切的是創業者,那些身體後仰靠著椅背若有所思的是投資者。如果用我們比較習慣的那套語言,這裡也好過任何形式的“招商引資”:信息、資金,和人,就這麼被重新分配與組織了。

所有這些東西都與市長、市政府或者議會沒有關係。Sid Espinosa不用去考慮要不要“送個經濟適用別墅給馬化騰”這樣的問題,一樣有哈佛的輟學天才跑過來。

不要被電影《社交網絡》裡那些酒精、大麻和姑娘們誤導,這個城市的特徵不是夜店酒吧,而是無處不在的咖啡館。

當然,Sid的自信也有他的道理,你可以理解成,他可以把整個城市都當成送給投資者的“別墅”。

在Palo Alto,有1970年就成立的PARC(施樂Palo Alto研究中心),很多創新應用肇源於此,比如圖形界面和鼠標,這個研究機構後來成為微軟和蘋果的“Rich Neighbor”,它們從這裡得到了技術(我們以後還要提到它);這個城市還有惠普,即便它一直不太像一家典型的矽谷公司,但車庫文化可是從創始人休伊特和帕卡德開始的,況且之後惠普那個賺了大錢的團隊成為了最早在矽谷尋找高技術項目投資的人;這裡還有斯坦福,它貢獻的不僅僅是技術,在它們窮到要租地謀生的時候,陰差陽錯地成就了Stanford Research Park(斯坦福研究園),這成就了一批同樣窮得租不起辦公室的小公司。當然還有從校園裡出來的Google,它所創造的Adsence廣告業務讓許多創業網站有了最初的收入,而那些離開Google的員工也成為這個地區創業者和投資者中活躍的一分子。

就像Sid自己所說,這裡的公司,更像是自然生長的植物,自生自滅最好。反正結果大家就看到了,最生機勃勃的得到最多的資源,開出絢爛的花,那些孱弱的就無聲無息,最後讓出別的企業所需要的資源。

但Sid需要做一些對一個市長而言更重要的事情:管理大樹,推動建立公共圖書館;或者出現在Quora上,回答市民們的各種問題。當然也會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並接受一個採訪—為什麼不跟一個中國媒體介紹一下這個城市呢。

Sid還會接待全球各地來的想要了解矽谷創新秘密的官員,當然也包括中國的諸多官員。不知他們在取經時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讓這個地區的創新健康而持久的不止在於政府做了什麼,還在於它沒做什麼。

馬克·扎克伯格為什麼來到Palo Alto?他在這裡可以不斷找到新的點子來完善他的服務,這些好點子在人的大腦裡,而這些人不出意外的話應該就在街口的咖啡館裡。

反正不會在Sid和他的“市政府”裡。

04 地產商看著雅虎成長

如果不是工程師或極客,怎樣才能在矽谷變成百萬富翁?

“如果不是工程師或極客,怎樣才能在矽谷變成百萬富翁?”這是25年前Tom McGovern問自己的一個問題。那時他剛從聖地亞哥大學商學院畢業,在如日中天的惠普做銷售。但當時惠普銷售人員大多擁有技術背景,他成為了一個邊緣人。

“可我想成功,並且賺很多錢。”Tom McGovern說。於是他從惠普離開,開始任職於安永地產部門。他打電話給當時只有50個僱員的雅虎,說,嘿,我能在地產領域幫助你們嗎?

雅虎想要新辦公室,但不僅僅如此。Tom和雅虎CFO聊天,明白雅虎希望知道在它高速成長的情況下,什麼樣的辦公樓既能容納日益增多的員工,又不會對其財務狀況造成壓力,還能讓員工覺得位置不錯。於是To​​m仔仔細細為雅虎做了個規劃—免費的。此後十多年中,雅虎所有和地產相關的生意都歸了Tom,包括收購和管理超過3.72萬平方米的辦公室,並且為雅虎的全球辦公室擴張提供諮詢。他甚至在雅虎一直有一個辦公室。

當然,他實現了自己那個賺很多錢的夢想。現在他已經是相當成功的一名地產經紀人和諮詢師,在Cassidy Turley CPS公司做合夥人。

這聽起來像是說過好多次的淘金賣水者發財的故事,但這一次我們想說的不是這個老故事,這是矽谷生態的一部分。實際上,這個生態可能比我們說過的那個矽谷3S(斯坦福為代表的技術、創業者和沙山路上的風險資本家)更重要。

一個本來只是給舊金山當地做中介的網站,頁面粗糙,也不大像是準備賺錢的樣子—這個從他們的org的域名也可以看出來它們對商業沒有太多想法,就是因為在灣區,它就變成一個大生意,還變成了全球最著名的中介資訊網站—美國報業最重要的一個廣告資源,分類廣告在它的打擊下很快就宣告結束了。你一定知道這說的是craigslist,它現在在全球的網站沒人數得清,怎麼也有500個吧。題外話一句是,管理這麼大一個機構,它的全部員工一直沒超過30個人。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它們的網頁那麼難看了。在矽谷的生態裡,讓一個網站好看起來並不難。IDEO這家全球最好的設計公司就在這裡,他們的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和Human Factor(人性化因素)理論為許多產品(比如蘋果鼠標)加入了友好用戶界面,現在,消費者洞察已經成為幾乎每種產品設計的必要環節。

IDEO的現任總經理,另一個Tom,他是創始人Richard Kelly的兄弟,他說在1970年代末開始他們的生意的時候,IDEO還在為波音這樣的客戶解決工程問題,但1991年事情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的客戶希望把工程和外觀相結合以獲取更多利潤。其實在1970年,英特爾把自己經過設計的芯片賣給日本人的時候,就標誌著這裡不再只是提供工業原材料的地方,工業設計成為矽谷重要的一個生產環節。對於這群技術控們來說,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看看40年後是誰在主導矽谷:史蒂夫·沃茲尼亞克還是史蒂夫·喬布斯?對的,是那個設計上的偏執狂。讓矽谷酷起來的除了工科男們,還有蘋果首席設計師Jonathan Ive,還有IDEO這樣一群人。

如果我們從這條線往下走,還會看到的是,工業設計又會帶動一系列相關的新材料研發應用、行為學的研究、心理學的研究,甚至人類學家也會在這裡粉墨登場。IDEO說,它們選擇這裡,是因為“斯坦福在這裡”—其實技術不會主動變成一家改變世界的公司,你需要設計,還需要信息。比如矽谷銀行這個近來在中國特別活躍的金融機構,他們從來都是一個異類:50%美國科技公司是他們的客戶,並尤其關注創業項目。他們在中國也是這樣,贊助各種demo day以及新技術發布平台。信息服務有多重要,無論對於矽谷銀行這樣的機構,還是創業者,這都意味著機會。

所有的這些都讓矽谷這些沒什麼錢也沒什麼權的創業者能得到最好的待遇—窮光蛋?不要緊,只要你有好點子,你就能僱得起最好的服務。或者,更接近事實的是,創業者們最初只管專注好自己的產品好了,優秀的第三方服務團隊會湧來為你考慮其它那些事情。

最平常的如咖啡館。“某種程度上,那些創業者們愛Palo Alto的市區,是因為他們總是瘋狂地呆在辦公室裡。但一旦他們想要喝杯咖啡或者和朋友吃個飯​​,他們只要走出辦公室溜達幾步就到了,然後他們可以溜達回辦公室。”Tom說。

在創業公司需要繼續擴張規模時,他們可以在Palo Alto不過66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找到他們所想要的一切。在斯坦福科技園(Stanford Research Park),你可以找到不僅僅是惠普和Facebook這樣的科技企業,你還能找到WSGR(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這樣的律所。

這是一個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的生態。例如WSGR成立於1961年—亦即斯坦福研究院成立後的第十年;安永(Ernst & Young)在30多年前也已開始為矽谷的中小企業提供服務,這才有Tom搭上雅虎飛速成長快車的後話。

“在這裡的一個現實就是,你必須和那些創業者一起成長”,WSGR的合夥人Katharine A. Martin說。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WSGR就發現如果自己不能快速成長和應變,就無法跟上那些飛速成長並且變得龐大復雜的公司。起初它不過是為創業者們服務,後來它為蘋果的上市提供了法律服務,接下來的案子有來自甲骨文和Google等這些由小變大的科技公司。

在這裡,這些生意彼此競爭的,是誰更了解那些創業者的需求。當WSGR宣稱自己對創業企業和已經成長為巨頭的科技企業一視同仁時,其競爭對手,一家同樣是從Palo Alto誕生的律所Fenwick&West宣稱自己堅持著重為創業企業服務。

Fenwick的一個叫做Flex的項目,讓自己的律師去幫助那些請不起全職法律顧問的初創企業。在這過程中發生的過高的費用Fenwick會來承擔。這個項目非但不能給他們帶來盈利還會帶來虧損,但Fenwick認為當這些小企業中有一些會成為下一個Google的時候,他們的“助人為樂”將會得到回報。

“就像我賭對了雅虎一樣,這裡的人們都在看哪個初創公司會成為下一個大公司。你需要冒些險,願意去無償的幫助他們,有時候你會有些損失,但是也會得到回報。”Tom想了想說,“這也是矽谷生態的一部分。”

以功利的視角,他們的確是為利益所驅動,但一旦每個人都這麼做,這就成為了矽谷的文化。就像此前我們提到的,覺得矽谷的人真是很友善,不吝嗇幫助創業者,也不吝嗇幫助像我們這種對矽谷帶著好奇的提問者。

但那些真的懂矽谷的人,才能在圍繞著科技浪潮而衍生的生意中捕到大魚。

一個再典型不過的例子是在Palo Alto市中心的學院大街165號。在1990年代初,這是伊朗移民Saeed Amidi的毛毯店。二層小樓,貌不出眾。當互聯網浪潮起來之後,這個生意人覺得還是把房子出租給那些創業公司更好一些。他有時會允許那些窮得叮噹響的創業者晚些交房租;或者一直賒著,等到這些創業公司被收購或者融資成功後再還。作為Amidi所說的“善有善報”,這個小樓的入駐者先後有Google,PayPal,羅技(Logictech)和Android之父的創業公司Danger,成為Palo Alto的一個傳奇。

但這個伊朗房東最矽谷的地方在於,他會像個投資者那樣審視自己的房客。一度他給了PalPay一些投資,後來這家公司被eBay以15億美元收購,Amidi因此也獲得了不菲的回報。

接下來Amidi做的是複制這個“幸運辦公室”的幸運。2006年,他和合夥人在Sunnyvale建立了有著1.5萬平方英尺面積的Plug and Paly Tech Center,以提供給創業者作為辦公場所。創業者能在這裡獲得各種便利,包括茶水間和桌上足球。當然,他繼續像投資者一樣觀察這些初創者,對於那些他覺得優秀的給予最多100萬美元的投資。到2007年秋天,Amidi和合夥人已經投資了40家企業,其中有7家已被收購。

“他們真的是明白矽谷是怎麼回事兒。”Ron Conway評價Amidi和他的合夥人說。Ron是矽谷著名的天使投資人,幫助過Google在內的諸多科技企業。

明白矽谷是怎麼回事兒的人,即使不是Geek,在這裡也能生活得自在。Ted Wang是從新澤西移居至此的律師,他是最早一批開始玩“虛擬人生”(second life)的人,並有著大量的Geek朋友。他成為了Fenwick的合夥人,並且成為Facebook早期的外部企業顧問,後來又為Twitter提供法律服務。

你看,創新並非只來自那些有技術的人。Fenwick在2010年將半打標準法律文件放到了網上,以幫助創業者將創業的過程流程化而無需支付大量的法律費用。同一年,它自己的利潤也增長了8%。

在矽谷做中介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小一點的比如像伊朗房東,大事件可能就類似於眼看著一個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的SGI(矽谷圖形公司)的總部搬進去了Google;我們馬上還會看到Facebook又在Menlo Park買下原本屬於Sun的辦公樓。這還不算,你會看到Plex如何引導Google的辦公室革命,而新消息又說,蘋果要蓋新樓,想想吧,這會引起多少想像—沒準還會在矽谷催生出更酷的新一代的建築設計師……

現在,你知道Tom會有多開心了吧。

05 花旗也來了

就像1980或者1990年代那些亞洲汽車公司湧到洛杉磯去找設計靈感,現在大公司們喜歡來矽谷—而且不止是技術公司,各式各樣的公司都來了。

當谷歌一輛無人駕駛的豐田普銳斯撞上了另一輛普通人工駕駛的豐田普銳斯的時候,當時的谷歌CEO 艾瑞克·施密特在2010年10月說的那句話就亮了:“Your car should drive itself. It just makes sense. It's a bug that cars were invented before computers(你的車應該能自動駕駛才對呢,汽車在電腦之前被發明出來就是個錯誤)。”

而現在谷歌汽車的這個bug,據說還是因為那輛無人駕駛的谷歌汽車當時由駕駛員取消了自動控制狀態。否則的話,這輛配備了攝像頭、雷達傳感器和激光測距器,通過地圖自動選擇行車路線的“移動機器人”完全可以打破它25.7萬公里的安全行駛紀錄。

這種似乎有點超出經驗判斷的事其實每天在矽谷的馬路邊都能看見—儘管當時我們沒有感覺到—就是各種非矽谷公司的銘牌。

在Palo Alto斯坦福科技園區這種地方,開車路過的時候你可以看到緊貼公路的指示牌上有眼熟的惠普、Facebook,還有錯落夾雜其中的波音、美國銀行。兩三公里外還有AOL和迪士尼,而在Palo Alto大學路旁某幢樓上,就赫然掛著AT&T研發中心的牌子。

你可以在這篇文章的旁邊找到一張實驗室地圖,而上面有一堆“原本不應該在這兒”的公司,它們應該在紐約、底特律、日本東京或者德國斯圖加特,但矽谷像一塊磁鐵吸引它們前赴後繼地在這兒建立實驗室或者研發中心。當然,實驗室從來都是矽谷有機體裡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施樂在矽谷成立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鼠標和圖形操作界面都不會成為個人電腦的標配。但如地圖上標註的那樣,近年來這些實驗室所屬的行業愈加龐雜:移動通信、交通運輸、娛樂業……銀行們則是最新進駐的一批。

比如花旗。6月中旬,谷歌發布新產品電子錢包(Google Wallet),花旗和萬事達便是其合作夥伴。電子錢包關注的是越來越熱的移動支付,從技術上來說,谷歌把近場通訊(NFC)整合進了智能手機。消費者只需將一款內嵌NFC芯片的移動設備在特殊終端前掃過,即可迅速完成付款。

如果花旗什麼都不做,它可能就錯過了未來在金融領域的創新話語權。VISA早就在這兒了。當谷歌和花旗聯手發布電子錢包的時候,VISA已經完成對一家叫做Square的移動支付創業公司的戰略投資。

Square在舊金山似乎已經無人不知,其實如果你在美國並在Square網站上註冊的話,就會免費收到與公司同名的支付設備—僅僅兩個拇指指甲蓋大小,使用方法是像插耳機一樣把它插在你的智能手機上。或者你可以花10美元在任何一家蘋果商店買一個。只要用信用卡劃過設備上的卡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支付你的訂單。而一旦你建立了支付歷史,你只需要在App裡確認購買就可以了,連小硬件也不需要。

Square的核心技術並非通信,而是信用卡信息轉換成音頻信息,並通過3G或WiFi環境下的App終端對信號進行編碼,然後將數據發送到服務器上。VISA扮演的角色則是:除了商戶網絡,VISA的安全加密系統還會最後保證用戶信息安全,沒有任何信用卡信息會停留在手機裡。換句話說,這是一種雲支付。

“2008年的時候,我們產生了一個'如果能夠隨時隨地付錢就好了'的念頭。”Square創始人之一Randy Reddig解釋之所以做這件事是因為有個叫Jimmy做巴西水晶生意的美國朋友,因為支付又貴又麻煩常常丟掉他遠在海外的客戶。當Jimmy跟他的朋友,Twitter的創始人Jack Dorsey抱怨的時候,後者覺得這年頭支付手續還要這麼複雜真是令人髮指。於是2009年,Randy Reddig、Jack Dorsey和其他4個朋友開始著手做這個項目,這幾乎是一整個技術團隊:4個負責支付技術、1個負責App開發、另1個負責工業設計。事實上,他們一開始做出來的設備又大又笨重,唯一鼓舞人心的是信息讀取技術看起來很有效。

這家公司發展速度驚人。VISA不是他們唯一的合作夥伴,他們的支付網絡裡還包括美國運通卡和萬事達,而簽約商戶已經達到了5萬家( 他們向商戶收取每筆2.75%的手續費),每天處理接近400萬美元的移動支付金額。按照Randy的說法,Square沒有走出美國更多是因為金融業務在各個國家之間面臨不同的政策限制—這是規則上的障礙,而非技術。

VISA為這樣一個“Geek改變世界”的思路興奮沒什麼好奇怪的。對於普通消費者而言,Square意味著帶著手機走到街角咖啡店,信用卡和現金都不用掏,就可以拿走一杯咖啡。對於VISA而言,這意味著它的客戶大大增加了小額支付的頻率。

VISA、花旗、美國銀行或者我們不知道的某家公司,它們都在矽谷尋找靈感。正如設計創新公司IDEO總裁Tim Brown所說:“這就像1980或者1990年代那些亞洲汽車公司湧到洛杉磯去找設計靈感,現在它們來矽谷,一些是為了捕捉新的技術,一些就是為學習。相比而言,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更多是為了了解這個文化迥異的市場。”Tim說他不知道最近來矽谷大公司總體的數量,“那怎麼可能記得住!”

或者我們可以把事情反過來看:矽谷正在對金融行業發生日益濃厚的興趣,與之類似的還有汽車行業。在我們出​​發去矽谷之前,福特宣布與穀歌合作智能汽車項目,它將能預測目的地以及規劃最佳行車路線,而科技核心是谷歌一個叫做Prediction API的軟件,它能給現有云端數據提供模式匹配功能,令其可以“預測”當前事件的潛在後果。

換個更簡單的說法,福特希望未來它生產的汽車可以擁有學習能力,就好像人類那樣,吃一塹長一智,從我們的行為中獲取經驗,與我們的行為相適應。對於計算機(或者未來汽車而言),這就是人工智能。它依然屬於海量數據的記錄與分析,最終給出一些讓你感到意外的判斷:比如告訴你燃油效率和這輛車眼下是否適合上路。

幾乎是同時,豐田也宣布了自己的智能汽車計劃,它希望讓你的車Twitter起來。這個叫做“豐田朋友(ToyotaFriend)”的項目是豐田與微軟合作的,他們計劃改造一系列油電混合動力車。改造目的和福特說的差不多,比如在汽車電池容量低時會提醒司機需要充電,但更重要的是,汽車裡加載的智能芯片可以將駕駛人的信息實時與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網絡同步,你可以分享你的行車信息並接收來自云端的反饋。

矽谷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並且從來都是這樣。1970年11月15日,這是一個科技發展史上的歷史轉折點,因為英特爾在這天第一次把芯片原料生產器材變成了可定制的工業品,工業設計由此變成了一件重要的事,而英特爾當時的客戶之一便是來自日本的商業通信公司們。

還記得美國東海岸如何造就了矽谷嗎?現在我們可以給那幅圖一個2.0版本:一個輻射能力跨過了美國國境的矽谷,比如你能看到日本通信公司NTT DoCoMo,正如40年前一樣。我們在問未來在哪兒的時候,會一次次推翻原有的假定:華爾街是金融走勢的最前端,汽車的設計來自德國和意大利,日本是最先嘗試移動新技術的人……矽谷把這些理所當然的假定都推翻了,而且你不知道它還會推翻什麼。如果那些實驗室們不在這裡,花旗和福特們很可能就要面臨《創新者的窘境》裡說的那種狀況:什麼都沒做錯,但就是out了。

看看洛杉磯那些焦慮的娛樂公司們,最初它們恨的是盜版,但其實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們提供的產品已經不足以像以往那樣佔據消費者整塊的時間。“以前無聊的周末你可能會去電影院,但現在在家抱著一個iPad就能過一個上午。”好萊塢製片人Andrea Chung說,她的朋友、新媒體營銷公司Thirst的創始人Jeff Pierce的說法更直接:“你看看洛杉磯公路旁貼的海報,那都是給電影公司CEO看的吧。現在你還會被一張海報吸引去看電影嗎?”Thirst擅長依據智能手機應用商店和社交網絡進行營銷,客戶包括《24小時》和《南方公園》的市場部門。

又或者那個美國文藝青年們熱愛的SXSW,它原本是奧斯丁的一個音樂節,有音樂和電影兩組專場。但從2006年開始,SXSW成了創新公司熱衷的地方,以致不得不多了第三個主題:科技。因為選擇在這個擠滿了好奇年輕人的地方發布產品,那兩家現在躋身10億美元俱樂部的公司—Foursquare和Twitter一舉獲得了大量早期用戶:先成為談資,繼而成為流行。此後矽谷的創業公司紛紛加入,把SXSW變成了一個半Geek聚會。

噢,關於汽車—即便施密特說“汽車在電腦之前被發明出來就是個錯誤”,谷歌其實也沒解決汽車發明以來那個最核心的問題:能源。另一家矽谷公司,創辦於2003年的Tesla可以補上這個缺:在解決從電池冷卻、負載均衡到動力電子裝置開發一系列難題之後,這家公司出乎意料地推出了名為Roadster的純電動跑車,最高時速每小時201公里,0至96公里內加速耗時3.7秒,成本價超過10萬美元。碳纖維車身和跑車的流線設計讓它在Autodesk的舊金山展示廳裡極其引人注目。

Tesla的投資人還包括豐田和奔馳。而第一批跑車的合作者是英國公司蓮花。這家公司至今為止一分錢沒賺,淨虧損4億多美元,但他們下一步計劃是推出可大規模推廣的經濟型電動汽車,因此即便在眼下美股狂跌的時候,Tesla依然被華爾街分析師評估為最具創新價值的公司之一。

2009年,底特律在金融危機衝擊下失業率驟增,Tesla創始人Elon Musk在跟《連線》對談時說:“如果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過去,我想跟現在管事的那個人談談,不管他是誰,汽車皇帝還是什麼的─然後說,我要接管你的工廠,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他看不起裝腔作勢的油電混合動力車。未來?只有電動車。並且,他要接管底特律。

06 矽谷人在江湖漂

如果說矽谷教會了谷歌或者英特爾什麼的話,那就是這個悖論:大公司很重要,但它是浮雲。

這個30多歲的男人光頭、三粒扣西裝配捲邊牛仔褲、穿一雙尖頭翻毛皮鞋,演講前播放的視頻先打出大大的名字:Brian David Johnson。而他的名片右下角Title擠成了兩行:Principal Engineer(首席工程師)、Futurist Director(未來學顧問)和Future Casting(未來映射)……of Intel。

這是英特爾全球唯一的未來學家。Johnson 已經為這個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工作了8年,但有這個Title還是近兩年的事兒。Johnson的工作職責是告訴英特爾2020年的計算機會是什麼樣子,他需要提交的不是預測報告,而是和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一起找出英特爾客戶的需求和現有技術之間的區間,然後與工程師溝通發掘可以引爆下一個市場熱點的產品。整個過程就被稱為名片上那個拗口的詞組“未來映射”。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那台Google TV,英特爾是芯片提供者。

無論是未來學家這樣的角色,還是2009年發布的那句“Sponsor of Tomorrow”(它代替了原來的那句:Intel inside), 英特爾都在表達“別把我們看作一家微芯片製造公司”的熱切,它們更希望與創新以及每個人產生更多的直接聯繫。

在矽谷Mountain View計算機博物館舉辦的英特爾新技術展示會上,你能看到各種各樣的tomorrow:比如人機交互零售系統、退休人士的個人醫療數據應用、可辨別受眾的智能廣告發布系統和智能汽車中控台。你能感受到這家原來躲在機器背後的公司正在盡其所能接近你的生活。按照英特爾中國研究院院士王文漢的說法,自從英特爾CTO賈斯汀·拉特納(Justin Ratter)上台之後,英特爾每項技術研究立項之前都需要先確定是否符合市場​​需求,是否足以變成產品。

其實英特爾做的只是極力證明自己還不算太老。

但在矽谷,有時候它還真的像一個文物。這一點在參觀那台智能汽車中控台時就能感受到:當在智能手機上裝上一個App之後,你可以通過近場通信技術或者二維碼掃描與汽車同步,之後便可以啟動娛樂系統,還能選擇是以車主還是以客人的身份登錄,但這個App對應的控制台就是汽車原本平滑的儀錶盤前嵌著的一個碩大鐵盒,又原始又突兀。

在計算機博物館的門口印著這麼一句話:Today is so yesterday。帶著這句話去看斯坦福的博物館,或者惠普那間著名的車庫,你會覺得這些與咖啡館裡熱烈討論的新鮮主意恍惚有幾萬光年之遙。哪怕回頭再看看1976年的蘋果,啊,那也是很遙遠的事了。但矽谷本身似乎從來沒有老過。那些大公司們─英特爾、蘋果、惠普和谷歌等等─與那些創業公司比起來,身上的“矽谷”標籤更多意味著“我們來自矽谷”,而不是“我們就是矽谷”。還記得那個做音樂App的創始人Bart Decrem吧?他介紹了那個又大又醜的極客商店,他說:“你們幹嘛要去聖克拉拉那種地方?英特爾、惠普才不是你應該找的矽谷。矽谷在Palo Alto鎮上的咖啡館裡,去跟創業者聊天才對!”

Bart 說得沒錯。矽谷有它極其簡單的一面:創業者熱土。你只有到了那裡才知道“創業”這兩個字有如空氣般稀鬆平常但又不可或缺。它似乎歡迎任何人,無論國籍、年齡、種族。所以矽谷又有它說不清的那一面: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多、各式各樣的人放著好端端的大公司不去,湧到這裡來“創業”?在這個看似混亂的矽谷,你應該拿什麼去定義、衡量一個人?

輩份肯定不重要。在那個看起來很遙遠的1976年,21歲的喬布斯是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的朋友!很多人不記得諾伊斯了吧,他是安迪·格魯夫甚至戈登·摩爾之前,跟著肖克利一起在仙童混的人。即便他不是喬布斯的神,但也不是尋常拉起電話就能請教問題的人─重點不在於喬布斯怎麼敢這麼做,而是49歲的諾伊斯認認真真回答了喬布斯關於創業的問題,並且還給了他一些重要配件解決燃眉之急。

學歷肯定也不重要。你也許不知道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但你一定使用瀏覽器,並且沒準還聽說過Firefox。從那個叫做Mosaic(馬賽克)到內核一脈相承的Firefox,馬克·安德森為全世界的上網者創造了便捷端口,現在也不過40歲。從輟學創業、改變世界的角度看─這個馬克,和現在另一個矽谷偶像馬克也沒有什麼區別。

甚至這個人是否來自敵對陣營也不重要。比如穀歌的創始人拉里·佩奇總是想著喬布斯去當谷歌CEO,在投資人替他物色並推薦施密特之前,他始終覺得這是不二人選。但施密特……他還在蘋果做了董事,直到Andriod項目大白於天下兩方才覺得尷尬,這段錯綜複雜的關係才宣告結束。

Sid Espinosa,那個Palo Alto的市長,把這樣的關係稱之為frienemy(“是敵亦友”)。“矽谷有一個健康的競爭氛圍,彼此維持著一種平衡的競爭關係。平衡主要體現在,每個人都和其他人維持著緊密的聯繫,不會因為在有競爭關係的公司工作就如臨大敵,老死不相往來。”

這可能是一種更為開放的心態。在矽谷,connection(聯繫)是一個比competition(競爭)出現頻率高得多的單詞,它們衍生出來的一個對矽谷很重要的詞是community(社區)。創新設計公司IDEO會在矽谷形成一個設計師社區;而那些對人工智能熱衷的工程師們也會組成一個機器人社區:整個矽谷核心地帶規模不過數千人,這其中可能有谷歌智能汽車團隊的成員,也可能有NASA負責非地球環境探索的工程師,當然還有像Willow Garage這種機器人項目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們。順便說一句,在這個機器人社區裡,Willow Garage享有極高的口碑,因為他們在像Andriod一樣製造開源的人工智能程序,你可以視之為一切機器人的基礎內核。這樣的開源為整個矽谷的人工智能發展節省了無法計算的時間。

所以回過頭來再看Facebook為什麼來了矽谷。《社交網絡》裡肖恩·帕克對馬克·扎克伯格說,你應該去加州。這可能是一種偶像式勸誡,但現實是,在美國,當一個叫做馬克·扎克伯格的青年要創業的時候,他不可能忽視一個叫做矽谷的地方,這裡有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程師。無論蘋果還是谷歌,它們的誕生和存在都證明了這一點。

接下來的事情你會更熟悉。Facebook的出現以及它對谷歌挖角的故事,把矽谷的人才爭奪戰推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最有影響力的是Facebook現任COO、前谷歌全球副總裁Sheryl Sandberg塑造了Facebook的盈利模式,也吸引了將近200名谷歌員工加入Facebook。儘管拉里·佩奇重返CEO位置後宣佈為全球2.5萬名員工加薪10%,諸如穀歌前創意總監Ji Lee和產品主管Tom Stocky依然選擇了跳槽。迄今為止,20%的Facebook員工曾在谷歌工作過。

挖角的高潮在矽谷一再重演,對當年的谷歌一樣毫不留情,但無論Facebook還是谷歌都擋不住另一種人才流動:創業。幾乎在所有時代,一個社會的成功都取決於它能否將大型機構整合到一起,規模經濟是製勝法寶,它創立的一個原則是,最大的機構就是最成功的機構。在不到20年前,人們談起小公司可能指的是街角一家鞋店,而不是一家初創公司。

現在來看保羅·格雷厄姆2008年說的那段話,它就像一段被印證的預言:大公司可能再也無法扮演那種叱吒風雲的角色了,它們不會消失,但它們再也留不住一流人才。互聯網為那些雄心勃勃想創業的人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初創公司將會出現分食影響力。世界會進入盛行“小”的領域。

當離開肖克利半導體的那8個人成立仙童的時候,沒有人把成立一家新公司作為人生奮鬥目標,他們只是想找一家願意同時僱傭他們的公司。最後結果是其中一個人的爸爸把他們介紹給了阿瑟·洛克,他們拿著一筆啟動資金創業了─創業對他們是一件奇怪的事,屬於走投無路的選擇。

但現在,每個知道如何編程的斯坦福或者伯克利的本科畢業生,很少沒有過創業的想法,大公司不再是他們的唯一選擇。如果要證明自己,最好的辦法不是在寬敞明亮的玻璃大樓裡朝九晚五,而是一周只睡25個小時、在堆滿披薩盒的房間裡瘋狂寫代碼。這樣做的後果有可能是成為下一個十億美元公司,也有可能不是。但無論如何,你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些什麼。

矽谷就是這樣。

Harpinder Madan,這個前甲骨文工程師十年前第一次創業,為AT&T這樣的電信公司提供工程解決方案,然後揣著一筆錢回了印度老家;但終究是待不住,於是再把當年創業的合夥人從澳大利亞一塊兒拉出來,重回矽谷,這回他們創業的項目是一個叫做Project Slice的消費收據搜索引擎,所有以電子郵件形式發回的網購記錄都可以被這個小插件識別,而這和十年前他們所用的技術幾乎沒什麼關係。

現在你還可以知道,為什麼大公司會允許員工帶著寵物上班,為什麼谷歌會創立20%自由使用時間的製度。你可以將這些視之為自由創業氛圍的模擬,而終極目標當然是為了留住人才。這導出的終極悖論是,一個能留住人的大公司,得給大家上創業課,而它最終也無法阻擋那些天才員工出走創立屬於自己的公司,這也是矽谷裂變的原因。

在矽谷,每個人都是屬於自己的。你可以說只有一個大公司,也可以說所有大公司都是他們的浮雲,他們從來不屬於這些大公司,最終他們要的是自己的夢想。

07 Money...!

等到股市出現並與風險投資結合,矽谷的歷史就開始了。

還是要從保羅·格雷厄姆說起。他說互聯網創業公司就像蚊子,“唯一的競爭優勢就是數量多,作為種族可以生存下來,作為個體九死一生。”

保羅·格雷厄姆是個矽谷風險投資人,他創立的孵化器Y Combinator(這其實是個計算機術語,意思是啟動其他程序的程序)除了讓蚊子們的個體生存率比以往更高之外,還改變了矽谷的風險投資模式。

對,我們之所以總是提到這個人,是因為保羅·格雷厄姆進入了矽谷投資模式裡的一個無人地帶:以往,投資額徘徊在2萬至5萬美元的天使投資人和動輒花上百萬美元左右的風險投資人之間沒有過渡,創業公司九死一生的原因部分在此。他們在用完最初來自親朋好友攢起來的啟動資金之後,往往等不到下一筆救命錢。

光解釋Y Combinator提供多少投資並不足以解釋這家公司對傳統風投的威脅性。保羅·格雷厄姆實際上開發了一套流水線:每年有兩次,Y Combinator都會在一輪面試之後挑選創業者加入他們為期13週的創業公司孵化班,每個被選上的團隊會獲得總額為1.1萬美元+3000X美元(X為創始人團隊數量,如果有3個,則為9000美元)的資金,作為交換,Y Combinator可以獲得6%左右的股權。在這筆小額投資之後,創業者將根據Y Combinator的網絡與圈內知名投資人和創新人士緊密交流,這意味著他們真正進入了創業圈,而不只是拿著一筆錢摸不著門道。最後,他們會參加一個叫做Demo Day的創業項目發布會─底下坐著各種風投和記者,每組團隊通常只有3分鐘時間展示自己,場面熱烈有如選秀。

你可以把Y Combinator看作引領風投的風投。在把Y Combinator帶到如今這個狀況之前,保羅·格雷厄姆是個不錯的創業者,基於經驗和其他不知是什麼的因素,他和Y Combinator的其他創始人的眼光令大多數投資者羨慕,比如2010年夏天,他投資的36家公司裡有33家在離開Y Combinator後獲得了投資,命中率達94.4%。保羅·格雷厄姆很滿意,如果這個數字達到100%,他會懷疑自己是不是過於保守以至於錯過了更多好公司。

這個眼光─或者說它帶來的口碑─讓矽谷投資人為好主意投資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因為更多人信賴Y Combinator,並且如Techcrunch這樣的博客幾乎立即會跟進報導被投資公司,要搶到一個好點子變成了分秒必爭的事情。Y Combinator因此也擁有了更多模仿者,比如500 Startups和TechStars,當然還有在中國的李開復的創新工場。

這就是David Lee口中那個“像好萊塢一樣的矽谷”。

你可以把David Lee看作韓國版的李開復,他同時在兩家分別叫做SK Telecom Ventures和XG Venture的風險投資公司擔任合夥人,還是後者的創立者。就像字面含義一樣,XG Venture是一個由谷歌前員工創立的風投,現在還是Y Combinator的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ernership)。這個韓裔美國人2000年以銷售和商務拓展的職位加入谷歌,一手開拓了谷歌日本、澳大利亞和英國市場。

在Palo Alto那間辦公室裡,David說現在矽谷有如好萊塢,技術成了流行,或者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一樣的存在,“這裡除了天使,還有超級天使,還有孵化器,還有企業投資團隊,還有私募基金。每個人都不想錯過好項目,有時候你只是猶豫一下,甚至只是遵循自己投錢的流程,你就錯失了機會。”

這句話放在70年前聽起來會相當匪夷所思。二戰之後的美國一切都在飛速變化,懷有商業創意的人會去找富商尋求資助,例如在洛克菲勒家族幫助下創建的東方航空公司。但變化太快了,人們來不及去想富人在復興經濟方面發揮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而銀行不願意向創業公司貸款,它們更信任老牌企業或者房地產,因為土地永遠不會失去價值。

現在的情況則是,有那麼多人願意為Color這樣面目模糊的公司投上4100萬美元,而諸如Tango這樣的移動視頻聊天應用不過上線9個月,也可以拿到4200萬美元的融資。矽谷的投資額度被一再刷新,對於風投來說,不能錯過一個偉大的idea,這幾乎成了它們最重要的指標。按照David的說法,矽谷風投甚至有了“梯隊”這個說法:第一梯隊風投,比如紅杉,它們淘汰下來的創業公司就沒人再理了,但是第二梯隊的風投拋棄的項目倒是還有可能重新受到關注,那些更有自信的風投會不甘心地再篩選一遍。

“並且矽谷風投同樣靠的是自己的關係網,這一點上跟好萊塢明星經紀人沒什麼兩樣。”他說。因為出身谷歌,David最初投資時看重的是創業公司擁有什麼技術,但他發現這樣做的結果是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美元花光之後,依然沒有任何可市場化的產品出現。更重要的是,矽谷技術的繁榮讓風投日漸認識到,任何技術都是可複制的,不可複制的是團隊本身。所以David在被問到什麼是關鍵時,毫不猶豫地說“團隊”。

讓我們回到保羅·格雷厄姆的眼光上去。《企業家》(Entrepreneur)今年3月對他進行了一個“為什麼有的公司能拿到你的投資而有的不能”訪談,其中一個問題是“你在尋找什麼?”他們聽到的答案是“決心”。保羅·格雷厄姆說一開始的時候,他以為他在尋找聰明的人,但最終證明智力並不如想像的那麼重要。如果一個人有等量多的決心和智力,那麼在他成功之前,你可以不考慮大部分的智力因素。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關於“怎樣算是好想法”,而答案是“好想法通常聽起來像壞想法”。比如Facebook開始的時候,不過是哈佛大學生的社交目錄;谷歌開始的時候,搜索看起來根本沒多大用,那是個門戶網站的年代。

風險和回報永遠成正比,所以難怪紅杉資本合夥人邁克爾·莫里茨說:“先鋒產品這個詞聽起來就像市場毒藥。”這就像個悖論,風投首要的是尋找顛覆性的創意和構想,但創業公司的第一代產品往往只是給他人做嫁衣,真正有利可圖的是第二甚至第三代。

當然,無論如何你都可以看收益這個終極指標,這也是衡量Y Combinator創新程度的標準。創立至今6年內,這家公司已經投資過316家創業公司,其中210家總估值超過47億美元,由此平均每家估值為2240萬美元─當然由於創業公司價值的不穩定性,這個數字隨時可能被砍掉一半,但除非所有風投都賠錢,否則這些數字還能作為一個參考下限。

還記得我們開始提到的東海岸嗎?最開始的時候是哈佛教授喬治·多里奧特將軍(General Georges Doriot)。他在1940年代創辦美國研究與發展公司(ARD,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並投資了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這是發生在東海岸麻省理工的故事。接下來是阿瑟·洛克(Arthur Rock),這位當時在海登·斯通證券經紀公司(Hayden,Stone&Company)工作的投資經理將富有的費爾柴爾德引薦給了肖可利實驗室的8位科學家,讓他們在矽谷建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而真正起作用的還是政策變化。1978年,美國國會將最高資本利得稅從近50%調整到28%,3年後又下降到20%;1979年,聯邦政府允許養老基金進入風險投資,使得在接下來歲月中養老基金成為新風險投資中最大的資金供應源。如果看1980年代後美國從石油危機中解脫這件事,同樣是仰賴資本利得稅。

1960年代的矽谷出現了兩種技術:一種是製造集成電路的技術,一種是製造新型公司的技術:通過發明新技術實現快速增長。前者迅速發展到其他國家,而後者沒有。五十年之後,初創公司在矽谷和美國其他一些城市非常普遍,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還很少見。

有趣的一點還在於,矽谷技術反過來推動了資本的變化。從華爾街現場交易,到電報電話,再到彭博通訊社把信息民主化,更多人能進入並掌握交易;1990年代,納斯達克最終實現了電子交易,擺脫了交易員和中介,成為投資民主化的標誌。而在這個過程中,矽谷是推動力,也是最大的收益者,因為最願意冒險的那部分資本在這裡聚集,並成為了投資下一波美國技術公司的力量。

在見到David的那個下午,他帶著我們去Palo Alto AOL大廈參加傳說中的Demo Day,David是坐在台下準備向一一上台的創業者發問的風投之一。矽穀不停地在舉行這樣的創業演示會,風投和創業者一樣忙碌。這次的活動組織者SeeLab(Standford Student Startup Accelerator)是斯坦福大學的孵化器,你看,即便是斯坦福,他們也意識到光把學生培養成出色的工程師是不夠的,最好還得讓他們在創業的熱情之外具備創業的經驗和常識。

於是你能看到一場精心準備過的創業演示秀,它不會比American Idol差多少。第一個上台演講的男生站在講台陰影裡抑揚頓挫地說人類歷史上醫療材料無非就是紙張、針頭和塑料,而這些東西中最近的發明也有快100年的歷史了,現在他要改變歷史。並不是每個演講者都會強調願景,其實每個人都只強調一種競爭力,或者是市場定位的準確,或者是創業團隊的精良。雖然有人抑制不住因為緊張而變得尖銳的嗓音,但大多數人已經知道什麼時候該停頓一下,留出時間讓人們看著PPT笑上幾秒。

你知道1980年代初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是誰嗎?─反正肯定不會是蘋果。同樣,你也不知道在這場秀裡面,會不會產生下一個谷歌或者蘋果,這就是這些風投擠在台下不斷提問的原因。

芯片設計師、暢銷書作家安迪·凱斯勒寫過一本書叫做《我們如何來到現在》。他說17世紀發明了加法器的帕斯卡爾沒有人為他投資去做更深入的研究,結果他只好跟費馬一起去研究概率、怎麼賭博賺錢去了;瓦特也沒有上市,但他的資助人(我們可以理解成風險投資)博爾頓也沒有機會去套現,本來瓦特也可以賣出一部分股份或者買回博爾頓的股票。但這樣的機會思科得到了,英特爾得到了,谷歌也得到了。

這意味著與我們熟悉的創業相當不同的路徑。這位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時期,掌管的對沖基金從1000萬美元變成10億美元的天才投資家,認為讓政府來管理投資是不對的。這連伊麗莎白一世都看得出來;交給銀行也是不對的,因為銀行避風險的本性不會對這些存在風險的項目過於關注。

直到股市出現並與風險投資結合,矽谷的歷史開始了。

這句意味深長的俏皮話出自既不矽谷也不華爾街的伍迪·艾倫。他說對了。“技術和華爾街可以一同躺下,但是都睡不了太長的時間。”

08 一個叫Bowie的車

矽谷的另一個悖論:大公司會有專利,但是它們和好想法無關。

如果事情真如Prith Banerjee 6月份說的那樣,惠普看起來就不太像一個迷茫的大公司。

Prith Banerjee是惠普實驗室高級副總裁,他所在的這個部門近年轉變劇烈:原來數百個實驗項目現在歸成23個,由8個項目組負責,他們又被分成打印、移動終端用戶體驗和智能架構三大類。這一切是為了實現3個S:Security(信息安全)、Smart(海量數據處理)和Seamless Experiences(從PC工作環境到個人移動終端的無縫對接)。

在惠普工作了14年的Prith Banerjee在說到大公司在矽谷扮演的角色時,說這裡有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學,所以可以更好地捕捉新技術;同時它們也會扮演孵化器的角色和創業公司一起更好滿足客戶需求。

一切聽起來都很不錯,只是兩個半月後他的老闆就把PC業務終止了。業務調整後的惠普直接面對消費市場的產品理論上就剩下打印機和墨水兩種,Prith Banerjee藍圖中所謂的無縫對接和移動終端用戶體驗都不復存在。但他甚至算不上什麼悲情角色─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惠普向全世界宣布放棄WebOS的前幾個小時,惠普全球執行副總裁Todd Bradley和WebOS開發元老、前Plam CEO Jon Rubinstein才剛剛接到通知,這個時間節點不會比我們知道的早多少。

這就是大公司成熟管理所帶來的力量。各種累積的能量讓它們總是能極其果斷地推行一系列事情,包括控制現金的流向,研發的方向和各種人才的去留。惠普可以在宣布用103億美元收購英國第二大軟件商Autonomy之後,瞬間變成一家B2B公司,競爭對手也隨之變成了IBM和甲骨文。

惠普曾經書寫了口袋式計算器、便攜式電腦和噴墨打印機的創新歷史。今年2月Todd Bradley 在Palm Pre3、Veer、TouchPad 三台新設備背景前,還喊出了Think beyond。我們以為那真的是惠普大變革的開端,用WebOS 把所有的設備相連,形成一個全平台的整合方案─但這些讓人興奮的好主意不見了,剩下的只是一家大公司而已。

好主意是矽谷的靈魂,也是創新的起點。並且,好主意往往來自於並不那麼起眼的公司。

在遇到Biztech創始人Edith Yeung的那個下午,她決定帶我們在舊金山隨便轉轉,第一個步驟是先在iPhone上預約一輛離她10分鐘步行路程之內的車。簡單按了幾下之後,預約成功,取車地點在附近China Basin地下車庫。接著她的手機上就跳出一張地圖,顯示了所在位置到車庫之間的路線,並且告訴我們那輛車……名叫Bowie。

提供這個神奇服務的公司名叫Zipcar,它把智能手機變成了一個租車預約終端,同時還是把車鑰匙─當然,具體開走哪輛車視你的需求和當時情況而定。通過一個App,你就能像Edith那樣完成整套的租車程序,平均每小時耗費10美元(美國普通租車服務每天30至80美元不等),且這個價格還包括了燃油和保險。如果你超過了原本預約的時間,你還是可以通過App續租,但如果你想偷走一輛車, Zipcar會在終端鎖定這輛車,它就無法發動了。

Zipcar成立於10年前,在美國租車行業的激烈競爭下生意一直很慘淡,直到兩年前利用智能手機平台迅速崛起。現在,Zipcar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55座城市和225個大學校區都有密集的網絡,有40萬人在使用這個服務。在舊金山這樣佈滿小街巷的地方,你甚至可以不用買車,需要的時候就打開iPhone租上一輛。至少,Edith就是這麼做的,她還因為討厭永遠在找停車位賣掉了自己原來那輛。

Bowie是一輛寶馬,它旁邊的牆上貼著“Zipcars”字樣的綠色小牌。如果你左顧右盼依然看不到這樣的牌子,可以按一下iPhone App上的喇叭按鈕,預定的車會“滴滴”提示它在哪兒。Zipcar有趣的地方在於,每一輛車都有一個名字。這樣當你把一輛叫Bowie的車開走的時候,感覺多少有點像置身皮克斯拍的那部《汽車總動員》。

其實矽谷依然有比Zipcar更加新銳的租車公司,它叫Getaround。從技術上來說,Getaround與Zipcar類似,都是通過智能手機讓用戶無需交換鑰匙,直接用App解鎖;但Getaround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並不真正擁有任何一輛車,它只是管理它們。

這又是一個眾包(crowd sourcing)的例子。Getaround創始人Sam Zaid的想法簡單又大膽:“美國有2.5億私家車,但是這些車平均每天有22小時是閒置的。我們可以通過更好的計劃幫助人們共享資源,改善環境。”只要你接受Getaround的想法,只需要簡單註冊,再在車上裝一個叫Carkit的東西,就成了Getaround的一分子。從今年5月服務上線以來,這家公司已經發展了1600輛汽車,是Zipcar的20%。

但創業公司─比如Getaround─常常有自己的難題。它們基本上是在燒錢而不是賺錢,因而經常顧此失彼,只能挑最重要的問題去解決;如果一開始執行的只是一個“看起來很美好”的主意,其間還不得不面臨各種轉型;最根本的還是,他們永遠缺人。

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也會出現在大公司的新項目研發中(現在你知道Prith Banerjee 或者Jon Rubinstein在惠普的處境了吧),一旦無法容忍研髮帶來的低效,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變成產品”的焦慮,大公司就有可能遏制種種創新。

你也許聽過喬布斯和比爾·蓋茨那個“有錢鄰居”的真實笑話。

1983年,微軟出乎意料地發布了Windows操作系統,它有和Mac機幾乎一模一樣的圖形操作界面。喬布斯憤怒地朝比爾·蓋茨要一個解釋:“你這是赤裸裸的抄襲!”而蓋茨只是看著他,然後用一貫的語速說:“好吧,史蒂夫,我覺得我們可以換個方式看看。這就像我們都有個叫施樂的有錢鄰居,我闖進他家去偷電視,但是發現你已經拿走了。”

圖形操作界面(GUI)聽起來是個陌生的名詞,換個說法吧:在你的操作系統上有一個叫做桌面的東西,回收站就是一個垃圾桶的模樣,而輸入指令的時候計算機會跳出對話框問你“是”還是“否”,最根本的是有“窗口”這樣一個界面,你不必輸入複雜抽象的指令代碼,一切所見即所得。

蘋果和微軟理應感謝施樂帕羅奧圖研發中心(PARC),它不但是圖形操作界面的發明者,還是個人電腦的先驅。如果喬布斯沒有帶著一干人等繞著施樂名為Alto的電腦轉了一個半小時​​,蘋果不會是現在這個蘋果。但最終推出蘋果自己圖形操作界面的Bill Atkinson(他同時也是Lisa電腦與Mac軟件之父)否認這是抄襲:“我們沒有看到真正應用這個界面的電腦Star。Lisa有許多自己的創新,比如下拉式菜單。”

Bill Atkinson的研發夥伴Larry Tesler就要淡定一些:“我們有點像讓一群設計師隔著毛玻璃看一輛概念車,他們看不清細節,但有一個討論基點,然後再各自發揮創意,做出自己的車。”值得一提的是,Larry Tesler是從施樂跳槽過來的蘋果員工,他遵守了施樂離職的規定:不討論任何技術。他做的只是在蘋果員工偏離討論方向的時候,嘗試將它糾正。

圖形操作界面後來讓蘋果在Macintosh上大獲成功。Lisa當時還是針對辦公室人群,而Macintosh的目標客戶則是14歲的男孩,這意味著操作界面更加簡單直觀。至於施樂,他們發現自己投注如此之高的成本開發Alto和Stat個人電腦,但被層出不窮的蘋果、康柏打敗了,前者往往要一萬美元,後者往往只需幾百美元,因為受制於零件合約和製作模式,施樂根本無法降低Alto的製作成本。

更重要的是,1980年前後,施樂正忙著為捍衛自己在復印機市場的地位與日本公司展開保衛戰,PARC的研發雖然很讓人興奮,但公司本身獲益的技術僅僅局限於激光打印機技術而已,無意照顧PARC的好主意們。於是施樂PARC的人才紛紛外流─Larry Tesler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了蘋果。

微軟也應用了圖形操作界面,只不過它有另一個故事。

1980年,IBM開發出第一台個人電腦,需要為之配備操作系統,他們找上比爾·蓋茨,而後者找到一家叫做Seattle Computer Products的公司開發了後來改名為MS-DOS的系統,在應用到IBM兼容機的時候,用了另一個名字:PC-DOS。

然而當時IBM90%的利潤來自於大型機,這家公司的思維正如老沃森(Thomas J.Watson)的那個定位:“我們永遠是一家為商業機構做信息處理的公司。”在老沃森看來,計算機這種“以真空管和電子零配件裝成的龐然大物,醜陋又難看,而且由很多嘎吱作響的機械構成,聽起來像“滿滿一屋子人在織布”,他斷言“全世界大約只需要5部計算機”。

IBM就這樣錯失了DOS應用,它始終任由微軟發展,直至Windows 95推出,微軟躍上領導品牌之位,讓桌面操作系統和鼠標成為個人電腦的普遍特徵(順便說一句,鼠標也是施樂PARC的發明)。

矽谷有無數這樣的故事。你還記得那篇《極客眼中的世界》吧?那些主意都和大公司無關,它們是各式各樣發掘新市場的能力,有的來自於不滿,有的來自於純粹的好奇心。如果縱觀60年前的計算機革命、40年前的微處理器技術和20年前的互聯網技術,你會發現科技已經改變了矽谷的生產狀態,互聯網和低價硬件讓軟件的開發成了新一輪的好主意的土壤。這意味著更多更參差多態的想法不斷地演化成創業公司,繼而變成產品和服務。

那麼大公司呢?現在我們看到一個只有打印機的惠普了,當然,它們還在標榜雲服務,但你知道惠普在這一點上從來不是強者。在被問到如何讓技術與市場結合,像iPad那樣發掘一個無中生有的市場時,Prith Banerjee看上去有點激動:“噢,你不能只看iPad。你不能否認惠普還是世界上在打印領域最偉大的公司。”

就連我們都想問─如果未來不再需要打印這回事了,惠普該怎麼辦?

09 天才們的1 Billion

一代代天才們就這樣傳承著改變世界和創造財富的基因。

先說個結構簡單的八卦吧:一個叫查德·赫利(Chad Hurley)的小伙子在朋友的生日派對上遇到了一個叫凱西·克拉克( Kathy Clark)的姑娘,幾次約會後他知道這姑娘的老爸叫......吉姆·克拉克(James H. Clark)。

你可能不認識這個八卦裡的任何一個人,但你也許知道查德有個創業合作夥伴陳士峻,他們一起創辦的網站叫做YouTube。

在2006年10月,YouTube以16.5億美元的高價被Google收購。查德成為了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在各種雜誌封面出現,和好萊塢影星萊昂納多把酒言歡,和美國前總統戈爾聊氣候問題。但如果你知道YouTube最初不過是想給各種好看姑娘打打分的話—用上傳視頻的方式,只不過因為操作方法比任何視頻播放器都簡單便捷,很快這裡就擠滿了各種各樣網友上傳的視頻─你大概可以猜到吉姆·克拉克應該也沒給他女婿什麼建議,起碼看起來沒有。

現在讓我們來認識一下吉姆·克拉克這個天才。他最耀眼的身份標籤是“3個市值超過10億美元公司的創始人”:矽谷圖形公司(SGI)、網景(Netscape)和永健(Healtheon)。即便到了今天,你也很難找到一個和吉姆·克拉克相似的人。作家邁克爾·劉易斯說這個略帶神經質的天才擅長於洞察未來,因此矽谷風投對他的每一個點子都趨之若鶩,即便他們根本不明白這個點子該怎麼賺錢。

和吉姆·克拉克連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名字: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1992年,一個每天除了在伊利諾斯州大學上課就是在NCSA(美國國家超級計算中心)兼職的大學生有了一個好玩的想法。當時,除了少數計算機專業的人,大多數人都不了解黑白屏幕上一行行的程序和代碼。於是這個叫馬克·安德森的學生就和他的同學一起設計出了一個操作簡單的圖形界面程序來讓普通人也能通過互聯網上傳和下載數據。這個叫做馬賽克(Mosaic)的軟件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可以顯示圖片的瀏覽器,23歲的馬克·安德森只用一年便擁有了幾百萬用戶。

剩下的故事你肯定猜到了,繼矽谷圖形公司之後希望再次創業的吉姆·克拉克認識了馬克·安德森,他們一起創辦了網景。1995年,網景這家成立僅16個月並無分文盈利的公司開創了互聯網的神話。在其上市第一天,網景股價從28美元最高升至71美元,兩個小時內500萬股被搶購一空,當夜幕降臨時以每股58.25美元收盤。這家創始資金只有400萬美元的小公司一夜之間便成為20億美元的巨人,年僅24歲的安德森也彷彿神話般地從一文不名變為擁有5800萬美元身價的“Internet富翁”。

這件事甚至改變了人們當時對於財富的看法:老派的經濟學理論,比如財富應該來源於積蓄、投資或者切切實實的買賣,已經不能解釋網景上市這樣的現象。互聯網創業者們正從根本上重塑著美國社會,推動著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的過渡。

馬克·安德森的名聲叱吒一時,此後就如你現在的印像一樣,漸漸淡出了大多數人的視線。但如今數一下馬克·安德森身上的Tag,你大概會嚇一跳:他是惠普、eBay、Facebook和Skype的董事,他創立的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投資了Facebook、Groupon、 Twitter、Skype、Foursquare和Zynga,他個人還投資了LinkedIn。此外,他還是馬克·扎克伯格的導師。

導師在矽谷被叫做Mentor。在採訪IDEO或者投資人David Lee時,他們不止一次地提到mentor(導師)是創新鏈條中多麼重要的一環。如果為矽谷並不漫長但充滿變化的歷史畫個速寫,你會發現就是那些mentor主導著歷史的線條,他們像一個個節點(node)一樣把天才們連在一起。

歷數那幾個熟悉“節點”你就知道在矽谷會展現出一幅什麼樣的人脈圖:阿瑟·洛克(Arthur Rock)幫助肖克利實驗室的8位科學家創建了仙童半導體公司;之後,洛克又幫助這8位科學家中的諾伊斯(Bob Noyce)和摩爾(Gordon Moore)創建了英特爾;諾伊斯在數年後成為了喬布斯的mentor,他對待喬布斯像是“對待一個孩子”,並且容忍喬布斯午夜時分給他打電話,這讓喬布斯感激不盡;喬布斯則算是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的mentor。佩奇本想請喬布斯出任Google的CEO,喬布斯拒絕了,但依然願意和這兩位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和行業看法。

還有一些我們不曾提過的例子。例如Peter Thiel和Mark Pincus。Peter是PayPal的創始人,是他將查德·赫利招入PayPal;在2004年互聯網蕭條之時,他向Facebook投資了50萬元,並且成為了其董事,此後,他將馬克·安德森介紹給了馬克·扎克伯格。Mark Pincus也是Facebook的早期天使投資者之一,他同時也是Friendster的投資人。依靠Facebook的回報,他創辦了Zynga這家社交遊戲網站,並靠凌厲的管理使之成為Facebook平台上最成功的應用之一,現在估值已是115億美元—又是一個遠遠超過1 billion估值的公司。

矽谷mentor們看起來都是這樣:作為成功的創業者獲取了財富,也因為自身經驗更了解創業者,並願意投資他們。和單純的風投不一樣的是,mentor的眼光和經驗讓創業者的好想法有更強的生存能力。

Napster的創始人,後來的天使投資人肖恩·帕克有過被自己所創立的公司董事會趕出來的不堪經歷,因此在幫助馬克·扎克伯格接受風投和設立公司製度時,處處想著如何保證馬克的主導地位。在他因為不受Facebook投資者的喜歡而不得不離開Facebook董事會時,他把自己的席位留給了馬克。帕克說:“我將盡力支持他,從來沒有人這麼支持過我。我想成為類似守護者之類的角色……如此一來,他就算犯下錯誤也不要緊,而且能從錯誤中學到教訓。 ”

你可能還聽說過KPCB風險投資公司的合夥人約翰·杜爾(John Doerr),他身後有長長一串投資公司名單:谷歌、SUN、康柏、亞馬遜、網景、賽門鐵克(Symantec)等等,和馬克·安德森一樣,他還是谷歌等5家公司的董事。杜爾在1974年加入英特爾,身份是工程師,他是那些極客中最善表達的一位,所以做了產品開發與市場銷售。這樣的經歷讓他後來替許多投資對像出主意的時候節省了走彎路的時間。正如紅杉合夥人Greg McAdoo所說:“正確的建議,永遠比金錢更重要。”

吉姆·克拉克, 他後來當然也投資了一些項目,但他最有價值的標籤可能是矽谷這麼多年來最特立獨行的一個天才:不僅僅是因為創立了三個業務迥異的10億美元公司,而是那股永遠尋找新新事物的勁頭。克拉克說過:“我做不了風險投資家,我也做不了經理人,我天生就不是那些人。我能做的就是給他們開路。”克拉克在矽谷的角色再清晰不過:他是創造故事的人。他最後一個影響世界的項目是:一艘叫“太陽神”號的船。

但你知道那​​個原本應該象徵著享受和高尚生活的玩意裡都有什麼嗎?

25台電腦。它們分別負責監測水深、風速、船速、風向等各種數據,用以計算各種航線的可能性。克拉克骨子裡有一種改變環境的熱情,這是他創立每一家新公司的基礎。現在,他又要用這種熱情去改造一艘船,具體來說,是一艘由網絡自動控制的遊艇。

你可以把那艘由25台電腦控制的船看作當時的人工智能,即便放到現在,它也不會比谷歌的無人駕駛汽車遜色多少。現在人們津津樂道的東西—借助服務器的運算能力,谷歌可以實時處理通過車身傳感器蒐集到的各種信息—在克拉克那艘船上早就已經實現了。因為這些匪夷所思的實驗,那些超級計算機們現在做的事情看起來再平常不過—又有多少人知道天氣預報的背後是每秒7.3萬億次的計算呢?

“太陽神”號不僅僅是一個極客的烏托邦,對克拉克而言,它還是一個可能改變未來的新新事物。他永遠不會把自己等同於一個風投、CEO或者其他有可能讓他染上商人作派的角色。按照邁克爾·劉易斯的說法,他永遠像一個局外人,好像一個人做了有史以來最驚天動地的大事,卻忘記告訴別人這一點。他一直對世界保持與眾不同的看法。從某種程度上,克拉克能看到未來,或者說參透許多商界人士不明白的規律,或許正是因為他的這種超然物外。

你看,有了錢的極客與他人無異,都是把錢投在一條“船”上,但是你看他的船是如此與眾不同。1 Billon的極客還是極客。

10 Steve Jobs: I don't have any skeletons in my closet

蘋果把商業的各個環節都做到了最好,但最可貴的還是,它保持了生機勃勃的創業公司姿態。

在說了我們看到的矽谷之後,我們想說一點我們沒看到的,關於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我們當初幾乎就是衝著他去的。

喬布斯已經被太多神話籠罩。他帶領皮克斯改變了動畫製作,又帶領蘋果顛覆了音樂和智能手機行業,創造了數碼產品新銷售模式,還一度成了傳統出版業的救星。從他的黑色高領衫到演講節奏,都有人一遍遍研究。

8月25日,喬布斯辭去蘋果公司CEO職務,這個神話終於要落幕了。不如讓我們剝去神話,看看蘋果都有什麼。

戰略:喬布斯讓蘋果成為一家思路極其清晰的公司。1990年後期的蘋果在Windows壯大的聲勢下日現頹勢,從世界上第一款掌上電腦Newton,到你現在可能不知道的數碼相機、打印機與其他輸出系統,蘋果更像在追著別人跑。

1997年,喬布斯重返蘋果,他實施了一套冷酷但卻合理的計劃:挨個評估蘋果公司正在進行的項目,最後從近百個里保留了最優秀的和能盈利的10個產品,而它們統統傾向於消費者市場。你或許還記得當時蘋果公司的那句口號:“Think Different。”喬布斯為蘋果定下的規則是,與眾不同才是好的。他們在這個思路下推出了兩個重磅產品:像果凍一樣透明性感的iMac和顛覆了音樂播放器乃至整個音樂產業的iPod。

產品研發:在產品線雜亂的年代,蘋果是以工程技術為產品研發導向的,多數產品都是以配合技術可行性為前提,因為這樣極容易開發又可以準時完成。喬布斯把這些規則完全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產品使用的便利性和愉悅感。他從不聘用麥肯錫這樣的專家小組,而是讓蘋果自己的團隊觀察產品的消費者,由此開發符合市場潛在需求的產品,整個產品研發流程也變成了:設計、開發和批量生產。

設計:蘋果有讓人感覺到真誠和趣緻的工業設計元素。13年前,帶有半透明菜單、果凍感按鍵和陰影效果的Mac OS X操作系統重新定義了個人電腦的桌面設計,而這個創意來自雜誌的酒類廣告。如今Jonathan Ive 領導的蘋果設計團隊讓簡潔成為所有蘋果產品的通用語言,這不是一個形象工程,更多是對材料創造性運用。比如iPhone 4周邊的金屬條是蘋果自己研發的不銹鋼合金,5倍於標準鋼的強度,它們先經過鍛造而後裝配起來進行注塑─這是蘋果產品一體成型的基本元素。

生產:你甚至可以說蘋果是一個輕資產公司,它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特定產品和材料的設計研發上。但這要求蘋果必須從上到下整合一流的電子技術、軟件、硬件工業設計於一體,而你會看到喬布斯選擇把這句話單獨印在每一個蘋果產品的包裝盒上:“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周圍沒有任何多餘的裝飾。它向你透露的訊息是:這個東西或許是Made in China,但歸根到底是出自蘋果位於加利福尼亞總部設計師們的手筆。

定價:或許iPad2最讓人驚豔的不是它的外觀,也不是各種升級參數,而是那個價格標籤:499美元起,同第一代一樣。這幾乎是其他平板電腦製造商不能企及的價格,無論摩托羅拉的Xoom(800美元)還是三星的Galaxy Tab(549美元)。同時,蘋果公司調低了一代的價格,整整100美元。

供應鏈:蘋果足夠的現金流讓它在不斷為產品降價的同時仍然給工廠下千萬份的預訂單,因此,蘋果在早於競爭對手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前手裡就握有許多電子元件製造商的優質貨源。HP在接受The Next Web採訪時說,在平板設備上,HP只能等蘋果同那些工廠訂單結束之後才能同它們建立合作關係。但到了那時,蘋果又能以更低的價格拿到訂單從而生產成本又進一步降低。

控制需求:即使蘋果沒有刻意推行飢餓營銷,它也擅長製造懸念。iPad2在發布前一周就放出消息,科技博客不斷公佈試用細節,蘋果官方也大作聲勢─七天后產品發布但你也不一定買得到。蘋果Specialist會告訴你,網上預約購買是最省事的辦法。

市場需求:如果喬布斯每次都在盯著消費者做調查問卷以此判斷他們要什麼,蘋果就不會一次又一次地創造那些無中生有的市場。

喬布斯神奇的地方在於把握產品面世的時機。熱感觸屏技術在iPhone面世之前早已存在超過十年,但iPhone依靠一體成型的全觸屏設計(當然他們還保留了home鍵)成了智能手機的代名詞─他們並沒有向消費者炫耀炫酷技術,而更像在介紹一種“讓你的手機體驗更簡單”的好產?品。

再看看他們推出iPod時的市場背景,Napster讓盜版音樂成為流行。用戶在免費得到音樂的同時也付出了大量的搜索時間,往往得到的質量還不靠譜。所以喬布斯只是說:“0.99美元你可以買到最新的歌曲,而且,不用做一個小偷。”

提供更好的服務:蘋果的特別之處在於在出售那個產品之前,它們的服務就開始了。

理論上市場對蘋果的產品應該更苛刻,因為它進入的幾乎都是成熟市場,但你看到的是:iPod進入了播放器市場,但帶著iTunes;iPhone進入了手機市場,但這次帶著互聯網。在硬件公司領域裡,軟件一直是蘋果的優勢,這兩者的結合讓蘋果的產品具有強勁的誘惑力─相比之下,大部分公司的產品或服務是被賣了,而不是被買了:iPod之所以被買走,那是因為消費者抱著看看的目的來到蘋果專賣店的時候,已經決定購買了。

如果你曾經購買過蘋果的產品,你可能還會注意一個細節:它們包裝一打開,第一個展現在眼前的一定是產品本身,而不是複雜的包裝和厚厚的說明書。

營銷:蘋果直營店常被認為是喬布斯的神來之筆,它把體驗作為產品出售─現在從出售個人消費品的角度看,強調這個看起來很正常,但當時這個舉措的初衷只是為了扭轉渠道商對蘋果產品的不重視。喬布斯再一次選擇了特立獨行,當然,前提是他對蘋果的產品足夠自信。

最近的例子則是Lion操作系統在Mac App Store發售時拋棄了光盤和繁瑣的支付程序,它成了歷史上銷售最快的操作系統,並且替蘋果節省了大筆銷售和宣傳成本。

組織形式和領導力:蘋果公司唯一固定的流程是周一例會,10個左右的產品高管直接向喬布斯匯報,而所有產品的銷售、研發、生產情況都會匯總。另外,蘋果每年都向核心的100人團隊展示最新產品進展,10年前的iPod就是這樣秘密亮相的。

的確,喬布斯獨斷專行、不按常理出牌、情緒化並且對細節有不近情理的挑剔,但他的領導風格激發團隊表現出了最好的一面,並因此獲得了成就感。領導力是一個說得太多的因素,但它一定是企業運作的根本。

所有這些都離不開喬布斯的領導力,這也是他被神化的一個原因。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個中環節,就會發現其實是他把所有這些元素最有效地組織到了一起。

它是工業文明的結果。公司文明肇始於英國工業革命,從英國到美國東海岸,再到西海岸,隨著工業中心的轉移,公司也在不斷自我完善。而我們現在之所以樂於關注矽谷,也是因為它幾乎是效率最高的企業組織模式的產生地。

而既是結果也是促進因素的是,矽谷最大限度地集納了資金、智力—如果你願意給這兩個東西一個更高的評價的話,所謂人類文明進步無非就是這兩個結果。而蘋果比所有人做得更好的是,在智力和錢之外,那就是活力。

這也是創業精神。在那場著名的斯坦福大學2005年畢業典禮演講上,喬布斯曾回憶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經歷:“從蘋果公司被炒是我這輩子發生的最棒的事情。因為,作為一個成功者的負重感,被作為一個創業者的輕鬆感覺重新代替。這讓我覺得如此自由,進入了我生命中最有創造力的一個階段。”1997年,他把這種“創業者的輕鬆感”帶回了他曾經創立又被驅逐出門的蘋果,重新創造了它。

現在,如果你傍晚沿著85號公路駕車從山景城(Mountain View)開往庫比蒂諾(Cupertino),會發現一幕有趣的情形:Google Plex七八點鐘就已經燈火闌珊,很少有人加班;而位於庫比蒂諾蘋果總部的十幾幢辦公樓經常通宵達旦—這通常是創業公司才會出現的場景。

如果回到我們《矽谷就是這樣》系列的開頭,那篇《Check in Silicon Valley》,那麼一個局外人最先看到的是這種紛繁、野蠻和隨意的創造力。它似乎通往無數種可能性,每種可能性在不可知的未來,又將發生新的交叉與碰撞,繼而通向更未知的未來。

我們決定投入其中,翻開石頭看個究竟。這是一個明亮的商業世界。它真的像喬布斯在自傳裡說的,衣櫥裡沒有骷髏—沒有秘密。

這是喬布斯的商業帝國告訴我們的,也是矽谷告訴我們的。

矽谷 就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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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為什麼會到硅谷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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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德

看 過《社交網路》這部電影的觀眾都會知道,Facebook創辦者扎克伯格曾就讀於哈佛大學,在哈佛時就創立了後來發展成為Facebook的社交網站,但 為什麼扎克伯格之後卻要來硅谷創業?別忘了,哈佛大學所在的波士頓128公路區也曾是與硅谷齊名的美國高科技產業兩大發源地之一,還曾在上世紀70、80 年代創造出過「波士頓經濟奇蹟」,但為什麼20年後,卻是硅谷一枝獨秀?

一些研究指出,這是因為硅谷是一個強健的複雜網系統。

複雜網系統就是一群異質而多元的節點(可以是個人、團體或組織)相互聯結而成,每個節點又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 (比如個人可以同時是老師、投資者、好朋友、經理等等,組織可以同時是技術合作者、供應商又是採購商等等),所以每個節點也會通過多元的關係與其他節點聯結。

任何一個社會、經濟或地方產業網都是一個複雜網,但卻很少會是「強健」的複雜網。強健表現在當外在環境發生變化時,一個系統能夠很有彈性地改變其結構,從而生存下來。硅谷的強健表現在,它不是一個單一產業的網絡,像底特律的汽車業或華爾街的金融業,而是一個生發出多個新興產業的地方。同時它又經歷多次危機而都能復興,不像華爾街需要政府拯救,也不像128公路區會逐漸沒落。從最早的惠普、IBM的電子電腦業,到英特爾的半導體業,再到雅虎的網絡業,硅谷先後誕生了很多偉大的企業,在經歷了互聯網泡沫和金融風暴後的今天,硅谷雖然再次陷入危機,但又有Facebook、Google的崛起,更有蘋果的幾沉幾浮,硅谷總能創造出新的產業與新的增長點。

那麼強健的複雜網是如何煉成的呢?

首先,複雜網都是自我生發、自我演化而來的非正式關係網,絕不是規劃、設計,加上命令、控制得到的。

其次,它一定是分散決策而不是集中決策的,更是自我組織、自我產生秩序的,所以過多的控制只會減低它的強健性

再 次,這個自發產生的網絡如果是關係完全平等分佈的結構,則一些關係被移除就會使整個網絡崩解。反之,如果是高度層級分化的網絡,固然沒了上述的危險,但萬 一關係集中度高的節點被移除,則系統容易發生危機。所以一個強健的複雜網要有一定的集中度,不能太分散,但又要有多個集中點而非少數幾個集中點,才能分散 風險。

同樣的,平等網絡不容易將信息、資源傳播出去,當傳播的力道高過一個臨界值時才能傳播。反之,高度層級分化網絡則易於傳播,這個閾值幾近於零,但卻泥沙俱下,好的壞的都很快傳出去,比如疾病、錯誤概念、謠言等等。所以複雜網中如果有很多相對封閉的小團體,可以對壞的傳播築起防火牆,但小團體間又不能互不溝通,所以要有多個集中點作為「橋」,這有助於對傳播的有效控制。

還有,一個複雜網中的「食物鏈」要完整,而且鏈上各類功能的節點要有可持續性。否則,一次食物鏈上一個小環節的斷裂就可以使整個系統消失。

最後,一個複雜網要和外面的其他系統有效連結,這樣才能隨時與外界環境保持反饋過程,有效地對外界變化做出反應。

從這些過往研究的成果來看,硅谷正是一個強健的複雜網。首先它是一個完整的「食動鏈」,新科技研發及創業的各種功能都十分齊備,而且數量眾多,多元多樣,有10所大學,40個公立或私立的研發中心,180家風險投資,8000多家百人以上的企業,近5000家法律、會計等服務公司,329家職介所,700間商業銀行,以及47家投資銀行。這些組織組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使得創業得到快速而全面的支持,而且這些組織數量眾多,使「食物鏈」永不斷裂。

更重要的是,這些組織會自發地結合出各式各樣的關係,包括知識傳播、人力資源信息、教育培訓、財務投資、聯合研發、產品信息以及產業服務等等多元多樣的網絡。

這 種自發的結合,也自組織出多個「圈子」以及分散的決策。不但硅谷產業種類眾多,各有圈子,獨立決策,而且一個產業內,甚至一個產品內都會有好幾個圈子,比 如精簡指令集的電腦(主要代表是Sun的工作站),就有三個不同的戰略聯盟,今天移動商務的發展,又產生出蘋果與Google兩大系統,各攤自己的「圈 子」,相互競爭。

而這些壁壘看似分明的圈子間並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相反,一 些大的集中點扮演了各式各樣「橋」的角色,如斯坦佛大學、柏克萊加大、聖塔克拉製造商團體,蘋果、惠普、IBM、思科、快捷半導體、英特爾(這些大企業不 但戰略聯盟眾多,而且培養了大量的創業者)都是大的集中點,大學的講座與學術會議,風險投資的各類聚會都產生聯結關係的效果,使得這個網絡中有相當多的集 中點,多元多樣,增加了它的強健性。

所以在硅谷,不但新創的高科技公司如雨後春筍,小型企業四處林立,而且公司與公司間往往結為策略聯盟,甚或形成網絡式組織,以共同研發、生產、營銷新產品。

城市規劃學者薩克森妮亞曾比較硅谷與128公路區的特質,指出幾點不同。

其一,兩地企業的治理機制不同,一個是以網絡為主的,一個卻是以層級為主的。一如開放系統的計算機網絡擊敗了封閉系統的大型主機,硅谷的開放系統網絡式組織擊敗了128公路區的封閉系統科層組織,薩克森妮亞分別稱硅谷為競爭和共享,而128公路區則是獨立和科層。 比如,惠普維持了相當數量的外包供貨商,惠普與外包商之間的關係不僅在於合作生產,交換市場信息而已,更擴大於管理、財務上的支持,技術的相互公開,以擬 定共同的發展計劃。惠普就維持著與3Com、Octel以及Weitek 等公司的策略聯盟關係,有的是為了共同開發新市場,有的是為了共同研發新產品。 與Weitek的合作研發,惠普提供先進的光罩設備以提高 Weitek芯片的速度,卻冒著技術擴散出去或對手採用相同芯片的危險,而允許Weit-ek出售惠普所無法採購的多餘產量(約佔三分之二)。惠普甚至把 網絡式組織的管理原則帶入公司之內,讓集成電路與印刷電路板分別成為半自立的單位,不置於一個權威之下進行內部交易,而令其自由地與其他公司競爭惠普內部 的業務,這種內部組織方式與「層級」概念大相逕庭。

相反,波士頓的王安電腦公司、美國數字設備公司(DEC)等則保有了美國東岸大公司的商業作風,主要的研發都在自己公司內部,零組件也儘量在公司內生產,一個公司會盡力將產品線從上游到下游垂直整合在一個科層體系下。

其二,在都市設計上,波士頓有十分明顯的市中心與市郊之分,而舊金山的灣區則是多中心的。128公路區就在波士頓郊區的森林海中,高科技公司則有如海中孤島,各公司間的聯繫以及和市中心的交通都十分不便,以至於DEC自己有機場,用直升機從事地區交通。硅谷所在的南灣區則採分散式城市設計,每一個城市,帕洛阿爾托、山景城和聖何塞,都有自己的商業區、住宅區與工業區(無煙囪工業),而沒有明顯的市中心。這種分散式設計有助於各企業建立更多的聯結。

其三,在日常生活中,128公路區的社交生活一方面反映了同業間弱聯帶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加強了這種現象。波士頓地區是美國最古老的殖民地區,當地居民很多都是數代以來就住在那裡,經過長期的互動,小區意識很強,一個教會之內的教友們也有相互往來的傳統,所以下了班後的工程師經常往來的對象是鄰居、教友或親戚。128公路區的公司自給自足,缺乏公司間的往來,和當地小區也不甚兼容,所以員工的同業間人際關係大多限於公司之內。公司內員工的同歡會固然時而舉辦,但同仁間已無新的信息可供交換,而且下班後的話題,往往是足球或政治,不會涉及「公事」。與 128公路區「公私分明」的社交生活相反,硅谷的社交是「公私難分」的,它是一個新社區,高科技公司的員工多半是外來人口,與當地社區、教會甚少淵源,而 公司與公司之間的互動頻繁,使得公司員工與其他公司員工也互動頻繁,所以硅谷的工程師與經理人在同業間朋友很多,下班後和同業社交的機會也多,同業間談話 的話題往往是投資機會、科技新知以及市場趨勢等等。

薩 克森妮亞的比較分析是在複雜網研究流行之前,但今天從複雜網理論重新觀之,可以看出128公路區是一個不強健的網絡。它的網絡密度明顯太低,所以高科技創 業所需的「食物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較弱,而且它的大企業不但不能成為集中點,扮演橋的功能,並自陷於封閉圈子之中,內部也是以層級治理為主。相反的, 硅谷從PC、到工作站、到電子商務、到今天的iPhone、iPad都是開放平台,也因此創造無窮的聯結機會。這些特質都使得128公路區的複雜網不強健,一旦電腦業發生重大結構變化,它就日趨沒落了。

Facebook的出走,說明128公路區的創新能力並不差,創造了未來產業的新亮點,但卻留不住這個亮點,任憑它跑到強健的硅谷複雜網中,才得以快速發展

(作者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Facebook 為什麼 會到 矽谷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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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投資家的CES 2012:關注超極本和網絡電視

http://news.imeigu.com/a/1326341460874.html

CES 2012不僅是科技愛好者的天堂,也是硅谷投資者發現新興企業和技術的樂園

導語:國外媒體今天撰文,記錄了一名投資家在國際消費電子展(以下簡稱「CES」)上一整天的行程。與普通與會者不同,這位投資家的眼光更為挑剔,目的也更為明確。

以下為文章全文:

尋找贏家

15年來,漢普頓·亞當斯(Hampton Adams)已經成為CES最忠誠的信徒之一。在每年1月湧向這個全球最大科技盛會的14萬人中,多數都是為了一睹尖端技術的真容。但與他們不同的是,這位基金經理更關心誰將最終勝出。

與 數以千計掌握真金白銀的同行一樣,亞當斯每年都會饒有興致地加入到眾多極客和公司高管的行列中,與他們一同參加CES。在那裡,他會試用新的消費電子產 品,向企業高管提出尖銳的問題,騷擾各種各樣的營銷代表,甚至會仔細研究產品內部構造——這一切都是為了掌握第一手資料,以便確定哪項技術值得長期下注。

在亞當斯看來,沒有什麼能夠取代真實的感受。他目前在投資公司Gamble Jones Investment Counsel擔任基金經理和研究總監,該公司掌管著超過10億美元的資金。

「你可以問問人們都在展示什麼,他們為何如此振奮,他們對競爭對手有何看法。你可以獲對投資有幫助的零散信息,然後將它們拼湊起來。」穿梭在各大展台間的亞當斯說。他今年將在CES逗留3天,今天是第一天。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他說。

除了蘋果的缺席外,微軟(微博)今年也將最後一次參加CES,這使得該展會面臨影響力降低的危險。

華爾街長期以來都將CES視為一個超大號的夢工廠,彙集了各種會議和頭腦風暴。但像亞當斯這樣的人則將其視為一個瞭解長期前景的窗口。

目的明確

CES的舉辦場地遍及賭城拉斯維加斯的各個角落,總面積相當於30多個橄欖球場,聚集了來自全球各地的技術愛好者、業內人士和展會模特兒。但在如此多的電子產品和人流中徜徉的確可以有所收穫,甚至能夠對沒有參展的企業有所瞭解。

「你總是想瞭解蘋果。蘋果總是那麼重要。無論是在手機還是平板電腦領域,它都是這些企業的唯一挑戰目標。」亞當斯說。

去年共有14萬技術愛好者、業內人士和普通遊客參加了CES。據大會組織者估計,其中約有3500名專業投資人士。投資銀行會藉機在這裡舉行會議和奢華的雞尾酒會,安排眾多企業高管與參加CES的投資者進行溝通,並吸引投資。

很多投資者都將參加CES視為一次難得的機會,他們可以在這裡親眼目睹即將上市的新產品,從而幫助其制定長期投資決策。

亞當斯最看好的三隻股票是蘋果、谷歌和IBM。他參展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一些證明他錯誤的證據。他還希望瞭解那些因為蘋果的成功而獲益或受損的企業。

CES上充斥著很多廠商的粉絲、批評人士以及糊裡糊塗的遊客,他們在眾多3D電視和美女模特間漫無目的地閒逛。但與他們不同,亞當斯詳細地羅列了他希望瞭解的公司名單。

亞當斯的第一站是康寧的展台。該公司的營銷人員會邀請參展者嘗試著打碎他們專為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屏幕研發的超硬玻璃,但卻無一成功。

康寧展台的員工都不願談及蘋果,但有一個人透露,無論亞當斯口袋裡的智能手機是什麼牌子,都很有可能使用的是康寧的玻璃。

Ultrabook

亞當斯週二凌晨3:30就起床了,隨後驅車4小時前往拉斯維加斯。他表示,今年的CES似乎是美國次貸危機將全球經濟拖入泥潭以來最熱鬧的一屆。

他還來到了英特爾(微博)的展台,該公司今年正在大力推廣一種名為Ultrabook的超薄筆記本,計劃與蘋果MacBook Air競爭。

這種產品外形輕薄,具備瞬時啟動功能,而且引入了一些平板電腦的功能。英特爾希望這類產品能在2012年末佔據全球筆記本電腦銷量的40%。英特爾正在投入大量的推廣和研發資源,希望吸引廠商開發這類產品。

英特爾希望借助這種新產品阻止蘋果iPad引發的筆記本用戶流失。

回憶起英特爾去年在CES上推廣的一系列未獲成功的平板電腦,48歲的亞當斯對Ultrabook計劃也帶有幾分懷疑。「去年的展台全是平板電腦。如今都不見了,都變成Ultrabook了。」他說。

但他也承認,雖然英特爾在移動市場開局不利,但搭載新款Medfield處理器的智能手機原型機還是給他帶來了驚喜。「我長期對他們持有負面看法,但這款手機卻讓我樂觀了很多。我希望看到設計方面的優勢,看看它是否能成功。」他說。

平板電腦廠商和英特爾都在期待著微軟今年晚些時候發佈的Windows 8。由於兼容觸摸屏技術,並採用了全新的用戶界面,因此微軟預計將有更多移動設備採用該系統。

但 令亞當斯有些吃驚的是,微軟的展台僅為Windows 8開闢了很小一塊區域,沒有搭載Windows 8的PC可供試用。這也令他擔心微軟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他在微軟展台轉了一圈後說:「他們為Windows 8設立的展示面積竟然與Hotmail相同。這太荒謬了。」

Apple TV

由於多數參展者都會被新款智能手機、平板電腦、電視和遊戲機的炫酷技術折服,因此亞當斯的挑剔眼光有時會令他們感到不快。「消費者如果不購買你們的產品,最大的損失是什麼?」他曾向多名營銷代表詢問過類似的問題,但有時會遭遇白眼。

由於一再追問Apple TV和網絡電視的未來發展,亞當斯甚至曾經同時激怒過一名索尼電視的營銷代表和一位網絡電視應用開發者。

在查看了各大廠商推出的最新一代Google TV設備,並與營銷代表進行溝通後,亞當斯說,新產品似乎優於上一代產品。但他仍對網絡電視是否已經為全面發展做好準備持懷疑態度,並認為,如果蘋果的電視產品不能做得更好,就將令投資者失望。

「很多人都認為Apple TV將成為一款轟動性產品,但我不理解如何做到這一點。」他說,「iPod、iPad、iPhone都是全新的產品門類,可我不確定蘋果如何在電視市場延續輝煌,這讓我有些擔心。」

不過,由於未能找到Android平板電腦對蘋果構成新威脅的有力證據,令他對蘋果股票更為樂觀。他說:「有很多人看好Ultrabook,但這與平板電腦分屬不同門類。在平板電腦市場,我仍未看到任何一款能夠挑戰iPad的產品。」

在各個展台間參觀了9個小時後,亞當斯結束了這一天的行程,並準備明天再來——希望能夠帶回一些可以作為投資參考的材料。

然後,2013年他還會回來。「我們在這裡四處打探,希望能找到一些信息。」他說,「有時你很幸運,但有時卻未必。」(書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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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創業天堂 東移中國找人找錢

2012-01-16  TCW




矽谷是初創企業的天堂,中國是矽 谷初創企業的天堂。這句稍嫌拗口的描述點出一個小趨勢:矽谷初創企業家轉戰中國。

新模式:只有總部留矽谷

美國商業雜誌《快速企業》(Fast Company)報導,連續創業家強生(Jason Johnson)去年選擇與中國企業家合作在矽谷設立青枝(BlueSprig)總部,但除了一位執行長(強生本人)與一名業務專員留守,研發、營運與業 務單位全設在成都。

強生的做法和典型矽谷經驗背道而馳。以往外國初創企業想盡辦法在矽谷落腳,儘管在此地每聘一人可在老家聘三人,但咬緊牙關也要招兵買馬設個研發總部,好取 信可能掏錢的創投金主,技術商品化才有望。

不過強生感嘆:「在矽谷,要找到才華橫溢的人越來越難了。」他指的已不只是工程師、技術長(CTO),「試圖找到一個等著和你共同創業的人比較難,這樣的 人越來越少了。」

於是強生透過介紹與中國創業家結識,兩人技術互補、理念接近,共同創業。強生說,青枝可說是第一家採實驗做法的初創企業,但並不構成阻礙:半年內順利募集 一千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億元)資金,而且第一批智慧型手機安全相關產品如期上市。

他預期,過去十年來,美國的外包政策讓科技公司習慣與外國團隊合作,初創企業只在矽谷設點,市場轉向海外不會只是個意外,未來連集資都會湧向中國。

綠能產業已實現強生的預測了。《富比世》 (Forbes)報導,越來越多潔淨能源企業將中國視為風險資本的來源,而不僅僅是市場。例如,美國鋰離子電池製造商波士頓動力(Boston- Power),與太陽能電池製造商上澎(Sunpreme)最近都將在中國投資建廠,也分別從北京的創投企業拿到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五千萬美元融資。

波士頓動力創辦人蘭普‧翁娜魯德(Christina Lampe-Önnerud)說:「人(市場)在中國,錢(資金)也在中國,向東走是簡單的商業決策。」這句話點出了形勢比人 強的現況,如果越來越多初創企業順此邏輯向外走,有朝一日矽谷會不會成了「空谷」?

 


矽谷 創業 天堂 東移 中國 找人 找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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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上市或推高硅谷房價創新高 賣方觀望

http://news.imeigu.com/a/1328786160755.html

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2月9日晚間消息,據《紐約時報》印刷版週三報導,由於Facebook IPO(首次公開募股)在即,一些人擔心隨之湧現出的大量百萬富翁將推高Facebook總部所在地——加州帕洛阿爾托(Palo Alto)的房價。

雖然Facebook上市還有一段時間,其員工將合同上的財富轉化成現金也需要時間,但這批潛在的富人就足以推高當地本來已經相當火爆的房地產市場。

一位名叫肯•德萊昂(Ken DeLeon)的房地產經理人介紹說,他前不久剛出售一套面積為8000平方英呎(約合743平米)的房子,買主就是Facebook的員工。

對於律師出身的德萊昂來說,硅谷就是他的福地,他去年售出的房屋總價約為2.75億美元。

德萊昂介紹說,儘管近年來舊金山灣區(Bay Area)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已經被擠出一部分,但該地區的房價還是大部分家庭難以承受的。據房地產公司Coldwell Banker發佈的2011年房屋價格報告顯示,全美最貴房價前20位中,舊金山或舊金山灣區佔到8席。

德萊昂說,由於帕洛阿爾托地區的房源有限,這一帶的房價今年有望創下新高。

就近期而言,該地區的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上月帕洛阿爾托已經有10套房屋的成交價高於報價。由於Facebook上市指日可待,德萊昂預計當地的 房地產市場可能出現以下幾種情況:賣方將持觀望態度,伺機出售;投機商將購入舊房,拆後重建再銷售;買家將盡快出手,避過高峰期。

德萊昂表示,他已經為針對Facebook員工買房需要做好了市場推廣方案,其中一部分準備工作就是在Facebook上做廣告。(彪赫)

Facebook 上市 或推 推高 矽谷 房價 新高 賣方 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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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精英從華爾街轉戰硅谷:欲效仿扎克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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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已經成為美國年輕人的新偶像

 北京時間2月9日上午消息,國外媒體週三報導,《紐約》雜誌本週發表加布里埃爾·謝爾曼 (Gabriel Sherman)的文章稱,數年來美國最具天賦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一直前往華爾街尋找金融領域的個人發展機遇。 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越來越多常春藤名校畢業的年輕人將自己視為下一個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而非下一個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

一家對沖基金的高管表示:「如果你是一名麻省理工大學的博士,現在你不會想踏入華爾街,而是希望奔赴硅谷。硅谷至少有獲得巨大成功的前景。」 目前科技行業薪資上漲且公司僱傭工程師的需求非常高。而相比之下,華爾街已經削減大量工作崗位,員工的獎金也大幅下降。

科技網站BetaBeat表示,這種轉變也有「聲望」因素的影響。在許多人眼中,銀行家已不再是「宇宙的主宰」,這是湯姆·烏爾夫(Tom Wolfe)曾經賦予他們的稱謂。相反,他們都跟錢打交道又太容易犯錯,他們將世界經濟推入災難的邊緣。華爾街已再沒有當年的聲望。

然而,科技行業卻吸引著風險資本投資者將數十億美元投入其中。如果投資得當,他們或許還有可能成為《時代》評選的年度風雲人物,或者至少可以成為現實生活中的明星。

美國 精英 華爾街 華爾 轉戰 矽谷 效仿 紮克 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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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崛起一批「少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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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風險投資基金稱,投資對象中,不到21歲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對那些年輕的首席執行官而言,年輕是優勢,但也帶來一些意外的煩惱;創業充滿激情和樂趣,但也不乏挑戰與挫折。

年輕優勢

選擇年輕企業家的原因,巴克利的風投之一馬克·安德里森解釋說,十八九歲的年輕企業家已經準備了數年時間,學習計算機代碼、參與大型自由開發項目、借助互聯網「充電」。

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22日援引安德里森的話報導:「就某一點而言,他們不能再年輕了,我們不能投資學齡前兒童。」

網絡企業創業資金門檻較低。現年20歲的布賴恩·翁從數家風投基金吸引400萬美元投資,辦起一家網絡積分網站。

翁認為,年齡正是他和其他年輕企業家的優勢,「在他人眼中,你沒有限制,帶有某種破壞性」。

也有煩惱

年輕並非總是優勢,至少房東如此認為。

社交媒體營銷企業PostRocket聯合創始人之一、首席執行官蒂姆·蔡現年20歲,是巴布森學院輟學生。去年,他搬至舊金山,因年齡小、缺少信用記錄無法順利租賃公寓,最終還是父親駕車141公里從薩克拉門托趕來簽署擔保書。

蔡如今住在加州芒廷維尤附近,正在參加面向年輕企業家的創業速成培訓。他已吸引到少量投資,希望「臉譜」的首次公開募股能令投資者更加看好年輕企業家。

17歲女生勞拉·德明贏得一筆研究基金後從麻省理工學院輟學,專心研究抗衰老技術。由於未滿18歲,她必須將保密協議等文件傳真給波士頓的父親,讓他簽字擔保。

硅谷一家在線遊戲企業首席執行官喬希·巴克利對下月在舊金山舉行的遊戲開發者大會滿懷期待,不過,由於未到法定飲酒年齡21歲,不能出席多場聚會,難免覺得遺憾。

創業道路

一些對普通企業家來說很容易解決的事情,有時也會成為橫亙在年輕人面前的障礙,比如交通。

19歲的薩希爾·拉文吉亞對此深有體會。去年夏季的某一天,他在沙丘路有幾場會晤,那裡是硅谷聞名的風險投資大街,聚集了大批風險投資基金,可是沒有車去那裡。

雖然只有數公里,卻讓拉文吉亞飽受輾轉之苦。他先搭乘火車,幾站後轉乘公交車前往斯坦福大學,最後跳上一輛班車,才到沙丘路。因為天氣炎熱,又要趕路,拉文吉亞不得不輕裝上陣,穿短褲參加與風投公司的會議。

雖然硅谷的著裝標準寬鬆,但穿短褲參加正式會議也有些太過休閒。好在,拉文吉亞的項目足夠有吸引力,最終,他獲得110萬美元風投,創辦一家支付網站。

矽谷 崛起 一批 少壯派 少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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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讀 戳破矽谷三大回春表象

2012-3-5  TCM




越來越多指標數據顯示,矽谷復甦 強勁穩實,不過急凍後的就業成長,未能造福廣大失業人口,需求僅出現在少數幾個關鍵領域,顯示知識經濟產業形態,已經將矽谷劃分為兩個世界了。

工作機會變多?但集中社群和雲端業

第一項指標是工作機會。

自去年底以來,數個當地非營利機構,陸續發表就業市場的統計報告,全年新增加了四萬二千個工作機會,較前一年成長近四%,不僅比全國平均值一.一%高出兩 倍多,該區勞動力市場人口數,也重新回到金融海嘯前的一百二十萬人水準。

非營利合資機構矽谷網路暨矽谷社區基金會(Silicon Valley Network and the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執行長漢考克(Russell Hancock)指出,這個表象看似可喜,但進一步解讀,則會發現隱憂反而加劇。

原因是大量增聘的職缺主要來自社群媒體、行動應用軟體和雲端技術等公司,而且其他產業或多或少都「溫和成長」,唯獨製造業相關仍是冷清清,全年職缺需求下 跌超過一三%。

人均年收入提高?但中產階級正消失中

第二項指標是人均年收入也上升至六萬六千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九十五萬元),比前一年成長約四%,比全加州高出一倍。然而,問題同樣出現在分配不均,不僅 年收入四萬美元以下與十萬美元以上的比率都成長,中產階級消失中,全區家戶收入也反向下挫三%,連續第二年走跌。

漢考克亦指出,人均年收入水準提升,難掩矽谷經濟發展不均的缺點,因為這代表許多科技公司已無法像以前一樣,有開出中階技能職缺的需求。尤其是當地居民 中,擁有科學與工程學位的比重持續上升,未來擁有議價權的人才,將日益集中在高等教育以及精密技能背景。

風險創投加碼?但似乎重演網路泡沫

第三項指標是風險創投的金額連年加碼。

根據業內刊物《矽谷指標》(Silicon Valley Index),去年風險投資額達七十六億美元,成長約一七%,自經濟衰退以來首度回到二○○四年水準。

與全州相比,矽谷地區拿到的風險創投金額超過總額一半;與全國相比,也高達二七%;再看產業別,網路、軟體獲得最多青睞,其次依序為綠能、生物科技等產 業。

反映矽谷泡沫跡象的案例俯拾皆是,不論已經上市的職業社群網站LinkedIn、音樂串流服務Pandora,或是即將公開上市撈錢的臉書 (Facebook),甚至還找不到獲利模式的初創企業,吸金的功力漸漸重現十多年前網路泡沫的影子。

《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舉新創公司色彩實驗室(Color Labs)為例。即使在手機群組照片軟體產品還未開發成功的情況下,就已從重量級風險創投機構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貝恩資本(Bain Capital)獲得四千一百萬美元資金,比當年投資Google還多出兩倍。

但第一款產品標榜讓使用者主動與陌生人分享照片,極端放大社群網站傳播功能的特性招致反感,「幾乎沒有激起漣漪。」然而,曾經成功創業音樂串流服務並賣給 蘋果(Apple)的執行長恩古揚(Bill Nguyen),被該週刊形容為「根本沒有顯示出一絲謙卑跡象,」恩古揚說:「我們會繼續得到第三,甚至第四次機會,因為這場比賽還長得很。」

問題出在哪裡?真正的創新已經停滯

從矽谷的氛圍來看,繁榮泡沫看似與世界不太搭調;尤有甚者,科技企業解決大問題的意願逐漸降低,更專注小而美的產品創新,令線上交易支付平台PayPal 創辦人賽爾(Peter Thiel)憂心,當資源與人才都集中在開發相同產品,再也沒有人思考更有意義的「重要創新」(serious innovation),「真正的創新已經停滯。」

現在的矽谷,不僅很難再讓整個經濟成長,甚至當地就業市場也未必受惠。

非營利機構加州經濟終身學習中心出版的《轉型中的矽谷》(Silicon Valley in Transition)預估,矽谷未來兩年高端工作機會,將急劇成長一五%;但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民調卻披露,高達四四%受訪者表示搭不上這趟經濟復甦列車,比前一年高出六個百分點。

這群贏者圈外的失意人,多半是年約五十歲、失業兩年的工程師,他們懂的是扎扎實實的電子、電機、工程、數學等硬底子技術,在網路為發展基礎的矽谷已經派不 上用場。

四十八歲的惠普(HP)中階主管馬隆尼(Bernie Maloney)就是一例。他遭資遣後陸續求職大型科技公司,卻發現面試機會零零落落。不得已加入職訓行列,並聽從建議發展能源與生醫第二技能,卻再度遭 打擊:年紀太大,業者不愛。

一消一長之間,反映出九萬多名當地失業人士,至今找不到飯碗,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在矽谷這裡,平均每五個家庭就有兩個受失業影響,他們不禁要問:「矽谷榮 景到底便宜了誰?」

 


深入 解讀 戳破 矽谷 三大 回春 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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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創業教父Paul Graham:我的五個大膽創業想法

http://xueyuan.cyzone.cn/qibu-dianzi/224294.html

Y Combinator是現在美國最火的技術創業孵化器公司,已經培養出Dropbox、Heroku、Airbnb、Bump、Justin.tv、 Reddit、Disqus、Posterous等明星公司,其創始人Paul Graham也被媒體稱為硅谷創業教父、撼動硅谷的人。本文節選自他的最新博客文章,文中他提出了若干大膽的創業想法,本文擇取與IT相關的五點,讓我們 一起來看看創業教父是怎樣的藝高人膽大。

我在Y Combinator工作時注意到最驚奇的事情是,那些最具野心的創業公司的想法是多麼地嚇人;在此篇文章裡我將舉例說明這種現象。這些想法或許能夠成就億萬富翁,卻也足夠令人望而卻步。

但請勿擔心,恐懼不意味著軟弱,而可以說是理智的表現。創業公司擁有的最大想法往往令人畏懼,它們不僅意味著繁重的工作,還在威脅著你的自我認同, 讓你對能否有足夠的抱負堅持到底產生懷疑。《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中有這樣一幕:書呆子英雄邂逅了極有魅力、飽經風塵的女人。她對他說:「你看,即使你 得到了我,也罩不住我。」對我們來說,這些想法也是這樣。

這是你理解創業公司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你曾期待偉大的創業想法是具有吸引力的,然而它們往往與你不合。這會導致一堆後果:對於試圖思考創業創意的人,偉大的想法遮蔽起來,被他們的潛意識過濾掉了,即使是最有野心的人,對於這些想法也是敬而遠之為上。

一、新的搜索引擎

最棒的創意反而被視為不可能。我不知道再造一個搜索引擎是否是最棒的想法,但它或許會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最近我發現看似堅不可摧的Google們,防禦要塞上也出現了裂痕。

微軟決定幹搜索這個行當時,我就知道它已經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對微軟而言,這不是它既定的動作,這麼做是因為它們懼怕Google,而Google在做搜索。這意味著兩點:一、Google在為微軟設定日程表;二、微軟的日程表裡有它不擅長的東西。

這麼說這並不是必然再需要一個搜索引擎。只不過,最近我有點懷念以前Google的時候,彼時的Google還沒那麼社交化,總能快速而簡潔地帶給 我正確答案。現在呢,搜索結果似乎盲目地迷信科學(受到科學神教的啟發?),正確與否需要自己判斷。並且頁面不再給人清新、極簡的感覺。Google搜索 的結果曾經像Unix工具的輸出,現在如果我不小心把鼠標點錯了地方,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要在搜索上佔有一席之地,需要打造一個所有黑客們都會使用的搜索引擎,它的用戶將囊括一千位頂尖的黑客,儘管規模不大,卻也不必擔心有人會取代其有利的位置,就像曾經的Google。十年來,我第一次有了更換搜索引擎的念頭。

既然能幹這事兒的人會在這一千名黑客當中,那方法就很直接了:隨自己喜好開發一個搜索引擎,甚至帶有極度的黑客風格,比如,使之擅長代碼搜索。或許你會將搜索查詢設定為圖靈完備的,事實上,只要讓這一千名黑客成為你的用戶,任何做法都是好的。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會長期約束你,別擔心,因為假如你不搞定那幫最初的核心用戶,這事兒也是干不長的。如果能做出一件東西,你和朋友們都打心眼兒裡覺 得比Google還好,那你的IPO之路已經走了1/10了,就像曾經的Facebook,把所有的哈佛畢業生發展成用戶,儘管他們未必意識到這一點。

二、取代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最初的用途並非我們現在這樣,如今它不再是種消息傳送協議,而成為了一種todo-list,我的收件箱也就成為了一個清單,通過電子郵件,待辦事項進入這個清單中。不過這個清單真是糟透了。

我願意嘗試任何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但我懷疑僅對收件箱做改變是不夠的,電子郵件必須被新的協議所取代,它可以是todo-list協議,而非原來的那種,儘管如下的做法可能顯得有些退步:

Todo-list協議相比於電子郵件,應該給收信人更多權力。更多地限制那些向我的收件箱裡添加事項的人,如果有人要添加東西,需要告知我該做什 麼。除了讀信,他們是否還要求我做其他事情,而這事有多重要?(顯然還需要有措施防止把一切事情都說的很重要),以及什麼時候完成?

以上只是改造電子郵件的創意之一,這些想法就像要搬走巨石的力士。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協議不可能被改變;另一方面,大家長期忍受一成不變的糟糕的電子郵件似乎也不太可能了,如果電子郵件終將被取代,現在是時候了。

假若方法得當,或許能夠避免「改變舊協議」和「採用新協議」哪者為先的問題,因為最具影響力的那些人會率先採用新的協議,他們同樣受夠了電子郵件。

不管你要幹什麼,都要快。Gmail已經慢得讓人抓狂,如果你做出產品不比Gmail好,但是很快,這就足夠你從它那裡奪走用戶。

Gmail變慢的原因是Google沒法承受太多對它的投入。不過有人願意為此付錢,一個月50美元都不是問題,因為按照我花在電子郵件上的時間 (想起來都嚇人一跳),合理的收費至少要1000美元吧,考慮到每天都要費時去讀寫電子郵件,收費50美元已經讓生活變得美好的廉價方式了。(譯者註:無 疑作者在諷刺Gmail之類的電子郵件效率之低,即使收費版也很慢)。

三、互聯網影視

好萊塢對互聯網的接受很遲緩,這是一個錯誤。我認為在內容的提供機制方面,是互聯網勝出了,而非有線電視。

不少原因是由於有線電視極其糟糕的用戶體驗。我們家已經等不及Apple TV了,出於上一台電視的厭惡,幾個月前我們用一台固定在牆上的iMac取而代之,雖然用無線鼠標控制它還有點兒不便,但比起之前不得不看的噩夢般的電視UI,已經好很多了。

現在大家看電影和電視的時候,部分注意力會被毫不相關的東西分散,比如社交網絡。更多的注意力則被和影視娛樂有點兒關係的事物吸引,如遊戲。然而對 傳統的影視娛樂,大家總還是需要的,雖然是坐在那裡被動地看著上映的內容。那麼通過互聯網怎麼傳播影視呢?你提供的內容肯定要比Youtube上的視頻片 段更長,所以大家坐下來看節目時,應當獲得一種心理預期,或者知道這是一系列自己熟悉角色的一部分,或者對於稍長電影,他們將提前瞭解劇情提要。

內容交付和付費有兩種途徑,要麼是像Netflix或者蘋果提供娛樂應用商店,通過此來獲得觀眾;要麼是因為不具備此種能力,或者技術乏力,則會為視頻製作商提供點播式的支付或者流媒體服務,此種方式還將催生提供基礎設施的公司。

四、下一個喬布斯

我最近和一位對蘋果非常瞭解的人聊天,我問他說,蘋果的現任掌門人能否像喬布斯一樣,領導公司不斷創造新東西。他回答得很簡單:「不會。」我早就有點兒擔心會是這樣的答案,於是我繼續問他做何解釋,但沒有答案。

是的,不會再有新的偉大產品從蘋果的流水線上生產出來了,蘋果的收入或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會增長。但如微軟的表現告訴我們,在技術行業,收入是一個滯後的指標

所以問題來了,如果蘋果未來做不出下一代iPad,有誰可以呢?現有的玩家裡沒一個能做到,這些公司沒有一個是由有產品遠見的人經營的。按照經驗, 不可能僱傭到這種人,只能等著他自己上門,並且不解僱他。(譯者註:潛台詞是這很難)。所以能夠創造下一波硬件浪潮的很有可能是一家創業公司。

一家創業公司想要做得像蘋果那麼大,聽上去這種野心近於荒謬了。但是這種抱負,相比起昨日之蘋果成為今日之蘋果,並不過分,而且蘋果做到了。並且面 臨這個問題的創業公司比起當年的蘋果還有一個優勢:有了蘋果這個範例,喬布斯向我們展示了什麼是可能的。這將在對其未來的後繼者有所幫助,直接地,像 Roger Bannister那樣證明,雖然可以比前人做得出色地多;間接地,像Augustus給人留下地深刻印象:憑藉一己之力可以創造未來。

現在我們都能感受到喬布斯走後留下的「領袖」真空,如果一家新公司能夠勇敢地引領未來的硬件發展,用戶會願意跟隨。這家公司的CEO,這「又一位喬布斯」(或許達不到喬布斯的高度,也不必達到),只需要比三星、惠普或者諾基亞做得更好,而這看上去相當可行。

五、尋回摩爾定律

過去10年讓我們回想起摩爾定律的真正含義。大概直到2002年,把摩爾定律曲解為時鐘頻率每18個月翻一番還沒什麼大錯,事實上,摩爾定律是指電路密度每18個月翻番。過去區分這一點會顯得太呆板,然而現在不同了,英特爾不 再能提供更快的CPU,它只能提供更多的。由此產生的新摩爾定律指向了數量增長而非速度提高,這就沒那麼好了。摩爾定律曾經意味著,如果軟件不夠快,所需 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硬件不可阻擋的發展會解決軟件的問題。可現在如果軟件不夠快,就必須重寫它們了,並且並行著做更多事情,這要比之前等待硬件升級花更 多工夫。

如果一個創業公司能夠幫我們尋回老的摩爾定律,該有多棒啊。通過編寫軟件,讓大量CPU在開發人員看來就像一個快速的CPU一樣。實現這個願望有幾 種方法。其中最具野心的是使之自動化:寫一個編譯器,能夠讓代碼並行運行,然而這樣智能的編譯器近於不可能實現。但真的一點可能性都沒有嗎?今天在電腦內 存裡運行的軟件就沒有一個能成為這樣的編譯器嗎?如果你有這個想法,就應該試著證明它,因為會得到很有趣的結果。如果如此智能的編譯器並不是沒有可能,而 只是實現非常困難,那試著編寫這樣的軟件是值得的,雖然成功的幾率不高,但其預期價值會很高。

對其預期價值高的判斷理由是Web服務。如果你能寫出一款軟件,提供給程序員像以前摩爾定律那樣的便利,那你就能將其轉化成一種Web服務,這也意味著實際上你用了所有的用戶。可以想像,如果存在一家處理器製造商能夠繼續提高時鐘頻率而不是電路密度,英特爾的 生意將會被搶光。同樣的,Web服務意味著沒人能夠看到他們的處理器,寫一個智能編譯器如同找回了摩爾定律,至少在服務器市場,你和那個處理器製造商沒有 區別。其中最沒有野心的解決方法是從另一面入手,為程序員提供更多樂高積木式的並行化程序塊,提供他們類似Hadoop和MapReduce之類的框架, 然而程序員還是需要做很多優化工作。

此外還有一條有趣的中間路線可以走,你可以開發一種半自動武器—即裡面既有機器也有人的參與。一方面做一個類似於絕頂聰明編譯器的東西來看好用戶, 同時找人用高度發達的優化工具來找出用戶程序的瓶頸,然後把它給消除掉。做這些事情的人可以是你的員工,或者你也可以建立一個優化市場。此外還有相當不錯 的折衷方法,可以建立一個半自動工具。這將提供給用戶相當智能的編譯器(但人工將參與其中),用非常發達的優化工具找出並消除用戶程序中的瓶頸。你可以把 這工作交給自己的員工,或者建立一個為優化而存在的眾包市場。這個市場對於逐步創造一個相當智能的編譯器或許是可行的。參與者會積極投入提供優化工具,集 合每個人的力量,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相當智能的編譯器,並且不只屬於某一個人。

上面的話聽上去很瘋狂。但我喜歡這個離經叛道的想法。關注優化的想法與近幾十年來軟件開發的一般趨勢相悖。想要寫一個足夠智能的編譯器無疑被認為是 個錯誤。即使不是錯誤,這種軟件也被認為應該由開源項目去開發,而不是公司。此外,這事兒要是真成了,將會剝奪某些程序員的幸福感,他們就是以開發多令人 瞠目般複雜的多線程應用為樂的。但到目前為止,我挑剔的眼光還沒有找出反對這個想法的理由。

這些就是我所說的創業想法。

矽谷 創業 教父 Paul Graham 我的 的五 五個 大膽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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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新矽谷


2012-4-9  TCW




二○一二年初春,《商業周刊》團 隊飛往柏林,半個月的探訪,只希望解答一個謎題:是誰,解開了柏林的魔咒?

時間倒回二○○一年,「柏林破產了!」英國《衛報》形容。當時,柏林一個城市的負債金額,竟相當於摩洛哥一個國家的GDP水準,人口流失三分之一,GDP 成長率只剩下全國的三分之一。更慘的是,柏林竟然是全歐洲四十四個國家中,唯一比國內其他城市還要窮困的首都,而且,竟然是在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發生!

但十年時間,柏林竟從歐洲之恥翻身,「歐洲新矽谷」、「柏林的科技創業為經濟帶來希望」、「創投焦點走向柏林」、「柏林就是未來」,國際媒體CNN、《紐 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等評論。

柏林,成為金融海嘯期間,唯一就業率向上成長的歐洲首都。近五年平均GDP成長率竟是德國的三倍。

戰爭帶來的詛咒……淪為列強「樣品屋」,毫無產業可言

我站在斑駁、充滿塗鴉的柏林圍牆前,找尋答案。這裡是波茨坦廣場,一九二○年代歐洲最繁華的廣場,也是全歐第一個交通號誌站起之地。但在兩次大戰及冷戰摧 殘中,繁榮和先進,卻化成近一世紀的衰敗,大型企業如西門子等,都因戰亂遷離,德國前三十大上市公司,沒有一家將主要生產基地放在柏林。

一九八九年圍牆終於倒下,但柏林已成為美、蘇兩陣營想顯現經濟實力的「樣品屋」:一個空有兩座動物園、四個機場的空殼城市。當法蘭克福受惠於金融業,慕尼 黑靠著汽車業致富時,「我們幾乎沒有產業可言……,」柏林市政府經濟部官員瓦樂(Ingrid Walther)低頭嘆道。

舉債下忍辱求生……統一後忙蓋大樓,人口卻大量流出

大幅落後的柏林,不是沒想過要奮起求生。一九九○年,柏林想成為「歐洲首都」,因而舉債開發,八年內,柏林新增了七百萬平方公尺的辦公空間,等於蓋了近二 十棟的台北一○一,但柏林卻面臨大量人口外流,從一九九五年開始後的十年,柏林人口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唯一平均成長率為負的首都, 空屋率高出倫敦一倍以上。

惡性循環自此展開,「那都是我們自己的錯,」瓦樂說。不切實際的政策,造成至今都讓柏林人難忘的一幕。

搞出千億錢坑,柏林愛樂強烈抗議

二○○一年春天,柏林愛樂表演廳坐滿觀眾,當表演進入尾聲,突然,雙簧管樂手站了起來,帶著樂器,收拾樂譜,步下舞台。接著是小號、低音大提琴和各聲部樂 手逐一跟上,只剩兩把小提琴高亢卻孤獨的琴聲,然後戞然而止。安靜,是這一百二十歲的樂團最激烈的抗議。

那一年,是柏林遇上二戰後的最大財政危機,背著相當於新台幣一千二百億元的負債(以當年匯率計算),柏林愛樂的預算凍結,市府廣場上的噴水池也被迫關上, 柏林市長下台。

我站在Mitte區Rosenthaler廣場的地鐵站,這裡是東、西柏林的交界處,人們曾一度稱呼它是「鬼站」。它過去破敗如廢墟,今日,卻成為新開發 計畫與新移民的首選。

手上的資料告訴我,二○○四年,柏林決定把文創與科技結合,打造跨界文創產業,這或許是轉機。但關鍵還是一群「野孩子」。

「野孩子」(wild child),CNN形容從世界各地進駐柏林的科技新創團隊,「越來越少規則,越來越多混亂,沒有秩序,而且他們長得很快!」

野孩子捎來轉機……各國新創團隊,帶著點子齊聚柏林

就是他們,讓荒蕪的柏林長出花朵,在旱地中成就了一個新矽谷!

二○○四年起,柏林創造就業機會的速度,首次超越全國;去年底,柏林失業率創十五年新低,完全無懼金融海嘯陰影。

二月十七日晚上九點,氣溫不到零度。

「我們歡迎來自台灣的《商業周刊》!」台下各種顏色的面孔,好奇看著我。走進柏林西南方一個安靜的住宅區內,一間從一九三○年代就廢棄的老戲院,這裡正舉 辦新創公司的跨國派對。

這是我與這群野孩子們的第一次見面。

戲院不大,破掉的木頭地板散著霉味,除了臨時的紅色暖氣燈,掛在牆上的地燈是唯一光源,舞台上則輪番由十五個團隊上台,推銷自己公司,「報名不到一個小時 就滿了,」邀請我們的網路媒體Venture Village總編輯茵柏(Marguerite Imbert)說。當這群口音各異的年輕人推銷自己創意時,台下還坐著來自倫敦、美國的評審,視訊鏡頭的另一端,則是與美國介紹新創團隊的電視節目 Twist現場連線。

「東西方的人才都在這裡,技術背景很強,而且,他們很便宜!」目前在柏林進行投資的社群網站LinkedIn共同創辦人科勒(Matt Cohler)觀察。不只是他,包括投資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Groupon、Zynga等投資人,也都已入股柏林的新創 團隊。

和美國矽谷別苗頭,吸走創投資金

人來了!錢也來了!單以投入柏林的創投資金來看,二○一一年前三季柏林新創團隊所獲得的投資金額,比二○○九年全年度成長一八○%,這些資金有八成來自國 外。相較之下,二○一一年美國矽谷初創企業及種子資金投資金額,卻比二○一○年銳減四八%,等於少了八億四千萬美元。

柏林,也成為了媒體口中的歐洲新矽谷!「沒有任何理由,柏林不會出現像Skype這樣的公司,」Skype共同創辦人詹思壯(Niklas Zennstrom)說。

「一旦生態建立起來了,創投、天使投資人、媒體、公關公司都會跟著過來,」剛將總部從漢堡移至柏林的德國創投公司EarlyBird合夥人奧里瑞 (Ciaran O'Leary)說。

這群野孩子現在已經在柏林做起全世界的生意,如世界最大聲音分享平台SoundCloud創辦人來自瑞典,全球有一千二百萬個會員。他們的辦公室,都在 Mitte區中,「這條街上,就有三、四十家startups(新創公司),」軟體公司EyeEm創辦人邁斯尼(Florian Meissner)說。「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城市正在發生什麼,很快、很亂!」來自英國的網路媒體Silicon Allee總編輯奈特(Dave Knight)說。

這群野孩子,為什麼來到柏林?第一個理由,竟是柏林的窮困造成的低物價。

窮困造成的便宜,成了創業天堂

「以前,那裡太便宜了,」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珍奈特‧梅克兒(Janet Merkel)說。 二○一○年第四季,柏林房價每平方公尺售價三百二十六美元,慕尼黑四百六十九美元,倫敦則高達九百一十五美元。低房價竟對因為App經濟崛起的網路創業家 而言,造成高吸引力。

「成本低,為新創團隊換來的是更多的時間,」矽谷出身的新創團隊培育公司Startup Weekend創辦人尼爾森(Clint Nelson)說。新的App經濟中,創業地點不再是問題,如憤怒鳥團隊從芬蘭就能紅遍全世界。

在柏林的一座廢棄游泳池,我看到這群野孩子怎樣「善用」這曾被拋棄的城市。走過滿是啤酒瓶的大堂,先是從更衣室改造成的寄物櫃間,再穿過滿是塗鴉的淋浴 間,一個網路應用比賽的現場映入眼簾。

這裡,上百人「躺」在游泳池底。扶著本是入水用的鐵梯子走下,邁斯尼指著現場參加者說,「他們是來自東歐、巴黎、倫敦的攝影師、程式設計師。」兩天一夜的 活動,現場分隊,讓各工程師和攝影師合作,在三十六小時開發出與攝影功能有關的應用服務。

為什麼選在廢棄游泳池?「這裡很便宜啊,而且很酷!」邁斯尼說。而且「你看,那些東歐的軟體人才,超級厲害的!」

邁斯尼點出,野孩子來到柏林的第二個原因——開放而造成的多元人才。

習慣開放,外國人竟達四分之一

「我們有一百九十個國籍的人在柏林,你能相信嗎?」柏林市政府秘書長波寧(Bjoern Boehning)接受本刊專訪時說。

柏林初始的開放,是因為無奈。「柏林人很習慣外國人來了,新東西也是……,就算不接受,當英美蘇法進駐之後,你也得習慣了,」研究機構Alexander von Humboldt社會與網路研究中心教授許豪爾(Thomas Schildhauer)說。而後,人口的流入,讓柏林很自然成為民族熔爐,「自一九九○年至今,柏林外來人口超過了一百萬,取代移出、死亡的柏林人,」 《經濟學人》直指。

柏林,二戰時不容異己的納粹發源地,經過七十三年磨難,竟成為外來人口達四分之一,全球第二多土耳其人的城市。

柏林市長沃維萊特(Klaus Wowereit)回想,現在已連任做了三屆、超過十年的市長,在大選前公開出櫃的話:「我的確是同性戀,而那很好。」

「那絕對不是容易的,但現在,那根本已不是個議題了,」沃維萊特說。去年,新形態的網路政黨海盜黨(Pirate Party),就是在柏林選舉中首次獲得大勝。

柏林,包容人,也包容各種創新。

包容荒謬,變各種點子的實驗場

天使投資人、也是電子書出版公司Txtr創辦人邁爾(Christophe Maire)說,「柏林的近代史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這裡的人聽到你荒謬的想法,絕對不會笑,他還會問你需不需要夥伴?」

聲音分享平台SoundCloud創辦人梁(Alexander Ljung)舉例,他的朋友想在柏林辦歐洲拳擊棋賽(Chess boxing),一種拳擊和西洋棋戰交互進行的運動,選手先下棋幾分鐘,然後立刻緊接著上場打拳擊,動腦又動手的荒謬想法讓人噴飯,但至今此運動在柏林已 成風潮,並延燒到法國、英國、荷蘭、美國,「他就這麼成功了!」梁笑著說。

「所有德國的年輕人都知道,如果想要做些什麼新的東西,柏林,就是我的選擇,」邁斯尼說。

柏林,變成了各種創業點子的實驗場。根據德國政府二○一○年的統計,每一萬個居民中成功創業的比率,柏林高居全國之冠。

當我走進位於柏林東南方的共同工作室(Co-Working space)——Betahaus,這棟六層樓的建築裡就藏著上百個點子。年輕人帶著點子來、租個位置,就能做全球生意。如BetterTaxi的三人團 隊,讓你在台北市面積三‧三倍大的柏林,可以和路人共享計程車。

柏林如何解開詛咒的拼圖,越來越完整,但政府呢?政府在這段野孩子瘋狂走入柏林的過程中,做了什麼?

柏林政府做對了一件事情,他們「沒」做太多事!

「對我們來說,他們(指野孩子)是柏林難得一見的轉機,」瓦樂回答,有如奇蹟出現,「我們大家都很意外,我們一定要留住他們。」沒錯,柏林政府是當這群新 創團隊進入柏林後才頓悟:翻身機會來了!

政府深刻的反省……擬跨界政策,幫忙製造人才

柏林政府謹記上次強勢主導後的教訓,二○○五年開始,「這整座城市也把自己當作新創團隊了,」鑽研柏林創意產業政策的梅克兒觀察,柏林政府花了三年時間傾 聽,直到二○○七年,才推出具體政策。他們發現,創業家們需要跨界創新,而柏林政府不是急著蓋大樓,而是幫忙製造人才。

畫面轉到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這個有兩百年歷史的大學,培育了二十九個諾貝爾獎得主。從去年起,與柏林科技大學和藝術學院,三間加起來超過七百歲的大學,首次開放跨校 選課,「現在學音樂的,也想學寫程式啊!」許豪爾說,去年,已有一百五十位音樂家學會寫程式。

「因為你(柏林政府)接受了你很弱,所以就會重新去想該怎麼做?」許豪爾說。

柏林新經濟再起……人均專利數,已超越勁敵倫敦

我們來到柏林地標之一的國會大廈,二次戰後幾乎半毀的淺褐色建築,重建時被戴上玻璃圓形拱頂,在二月時,難得的陽光從屋頂灑落,藍色的天空,明亮了這個以 嚴冬聞名的首都。

很難想像,兩天前,冬天的最後一場雪,幾乎把這城市掩蓋。就像柏林,沒想過有一天,自己還有能力與七十年來的悲慘記憶和解。

現在的柏林,城市GDP絕對金額雖不及倫敦,但近百年來的磨難,讓它等於從崩毀的工業城市,由無到有的重建,變文創城市(二○一一年創意產業產值已占 GDP二七‧三%),也成為竄起最快的文創新星,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的「創意產業暨創新研究中心」所做的創意產業競爭力評比,創意產業適任人才 (qualified people)占總人口比率項目,柏林高出倫敦七個百分點,達到六三%,創意產業公司種類和人均專利數,柏林都超過倫敦。

一個多元包容的城市,碰上新經濟的崛起,再加上一個深刻反省過的政府,成就了今日的柏林,解答的拼圖趨於完整。

但梅克兒,這位三十歲出頭的研究員與我的對話,替我找到最重要的一塊拼圖——柏林人不自我放棄的信念從何來?

這是我與她的對話。

「你會想創業嗎?」我隨意問。

「快了,時機差不多了,」她認真回答。

「那失敗怎麼辦?你不怕?你工作不是很好嗎?」我好奇。

「但你要我不去實現它,我會覺得很痛苦,而且我找不到不做的理由,」她吐了一口菸,兩手一攤。

她說,在柏林,「失敗並不可恥,平庸的苦悶,才是(可恥)。」

這種一直想改變現狀的思考,其實很不「德國」。「德國人就是比較保守,比較容易著重在風險上,」網路媒體deutsche-startups.de主編胡 辛(Alexander Hüsing)說,這也是過去德國科技新創事業無法獲得發展的主因。

「因為,我們總覺得自己還會失去什麼,」負責為柏林對外招商的Berlin Partner主任庫平(Alexander Koelpin)解釋。

但是,「一無所有」的經歷,成為柏林最大的資產,讓這個城市包容、多元、無所懼,打破了過去德國民族性格的限制。最後,柏林擊潰了百年來的詛咒,終於迎向 新生。

這就是柏林用一世紀的曲折命運,告訴我們的故事。它告訴我們的太多:我們可以相信,困境與希望,真的只在一念之間。

也可以問問自己,是不是非要走到如柏林般「一無所有」的絕境,才能看到開放與無懼的價值?

我們,可不可以現在就替自己鬆綁,然後,勇敢的闖出一條新路!

【延伸閱讀】悲情城市,蛻變歐洲新矽谷

柏林發展大事紀

1939-1989戰敗國遭瓜分1945二次大戰結束,德國投降,柏林5萬棟房屋被炸毀,柏林面臨被美英法蘇瓜分命運1953東德在蘇聯索求近700億馬 克賠款的情況下,經濟一蹶不振1961柏林圍牆築起,切斷東、西柏林間的交通

1990-2000經濟垂死掙扎1990東、西德統一1996工業崩潰,柏林共失去20萬個工業工作機會1997柏林GDP成長率衰退至-1.3%,是相 對德國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1998過度建設,造成150萬平方公尺的閒置辦公空間,居德國之冠

2001-2004重定產業方向2001柏林政府負債800億馬克,幾乎破產。改由左派的沃維萊特接任市長至今2004確認創意產業及數位科技為柏林優 勢,把兩者融合,提出跨界政策定位

2005-2008文創投資扎根2005政府花3年時間,由下而上深入了解創意產業,聆聽需求2007推出風險投資基金及創業輔導計畫等政策

2009-迄今 逆轉勝寫傳奇2009 柏林成為歐洲前5大經濟體中,唯一就業率向上成長的首都2010 GDP總額較20年前成長1倍,創意產業總產值占柏林GDP達26.82%2011失業率12.3%,創下近15年新低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統計局、柏林暨布蘭登堡統計局、Project Future、衛報、大紀元、維基、德國之聲整理:陳筱晶

 
旱地 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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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激情+充裕資金+豐富人脈=硅谷成功因子

http://www.yicai.com/news/2012/05/1715961.html
月中旬Facebook即將上市,其估值達到了創紀錄的1000億美元。IPO之後必將造就新的一大批年輕的 百萬富翁。紐約時報應景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了一些Facebook前員工的故事。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了硅谷生生不息的秘密:一家成功的公司的員 工在股權變現之後往往都會開始去締造新的傳奇。創業的激情+充裕的資金+豐富的人脈就是硅谷的成功因子。

幾個年輕人都走了,但絕對不是退隱江湖。有了可觀的股權,加上寶貴的人脈,他們都離開了Facebook。要麼是創建自己的公司,要麼資助自己的朋友。

隨著Facebook本月中旬IPO日子的臨近,也許會有更多的人會加入到他們的隊伍當中來,這批人有可能會成為Facebook的一筆永恆的遺產—他們也許會成為尋找建立或投資下一個Facebook的新一代技術大亨。

硅谷的歷史一直就是偉大公司孕育出新一代偉大公司的歷史,最好的公司往往會成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者的中轉站,那些在一家公司學會了東西的人往往會繼續創辦自己的新公司。

這就是硅谷的故事,從蘋果到網景,從PayPal到Facebook,莫不如此。每一次技術公司的公開發售都會造就一批新的技術大亨,他們腰包鼓鼓等著投資。但這一次是令人瞠目結舌的1000億美元估值,其所造就的兄弟會將遠比以往的大亨更加富裕。

這個兄弟會的成員大多是理解社交網絡價值的年輕人,而且主要是白人和亞裔。他們是有錢人。有些Facebook早期的主管已經出售了自己在私募市場的股份,把幾百萬美元放進了自己的腰包。

紐約時報以Cohler為例說明硅谷的這種循環模式。

Cohler在耶魯勉強呆了兩年之後,在一次聚會上遇到了PayPal(稍早一輪的週期)的前高管Reid Hoffman,兩人一拍即合,前者成為了後者的門徒,輔助後者進行創業投資,並跟著他來到了新的初創企業LinkedIn。然後Cohler再來到了 Hoffman等PayPal前高管資助的新企業Facebook,在那裡他的職責是竭盡所能招聘最好的人才,他從2005年開始一直呆到2008年。

然後Cohler離開了Facebook,當起了風險投資家。對於他在Facebook的老朋友來說,他的作用很大。

Cohler 的風投機構投資了幾家Facebook的畢業生建立的初創公司,比方說由Facebook早期員工D'Angelo和Charlie Cheever創辦的在線問答網站Quora,以及由Facebook聯合創始人Dustin Moskovitz建立的工作管理軟件提供商Asana,還有Facebook前駐巴西辦事處負責人Julio Vasconcellos創建的巴西電子商務網站Peixe Urbano。

Cohler本人則對照片分享應用Path進行了投資,這款應用同樣是由Facebook的前僱員Dave Morin創立的。而且他還對Instagram做了投資。Instagram現在已經被Facebook以驚人的10億美元收購,相信Cohler也是 賺得盆滿缽盈。當然,很難講這些Facebook人創辦的公司能不能持續下去,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現在硅谷的錢太多了,多到初創企業無需盈利就可以 壯大自己。

另一個例子是Sanghvi,她是Facebook的前20名員工之一,她的丈夫Aditya Agarwal也是Facebook的。這對夫妻跟另一名Facebook的工程師在2010年創建了一家技術基礎設施公司Cove,最近被云存儲供應商 Dropbox收購。Dropbox的創始人也是Sanghvi通過社交認識的。

Facebook的社交網絡對於這些Facebook前僱員們來說至關重要。Sanghvi也對自己朋友Morin的Path進行了投資。

Sanghvi稱這樣的關係網極其有用,不僅可以獲得有形的資金和人才支持,也可以在感情上扶持。有這樣一幫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資深的投資人Bill Tai說,硅谷的社會結構就像一張高度重疊的蜘蛛網,人人都是相互聯繫的。他預計Facebook的IPO會影響到整個硅谷。

Cohler 編織關係網的技巧就很熟練。2007年,在為Facebook蒐羅人才的時候,他跑到Google的自助餐廳跟自己認得的一位Google員工—年輕的斯 坦福博士Benjamin Ling共進午餐,一頓飯過後他已經說服對方投奔Facebook,後者在Faceboo幹了兩年,然後又回到Google幹了幾年,接著就憑藉著手上的 數百萬美元和人脈搖身一變成了天使投資人,開始資助小型的初創企業。

許多創業者因為要麼在Google要麼在 Facebook認得他而接近他。對於每個自己喜歡的初創企業,他都會投2.5萬到25萬美元不等,而且他還喜歡跟朋友一起加入到項目中。Ling說自己 最有價值的貢獻往往不是錢,而是幫助朋友招聘到他們垂涎的工程師。這正是他為自己朋友D'Angelo在Quora干的事情。

Ling現在是社交網絡Badoo的首席運營官,他把硅谷比作是更為傳統一點的社會中的部落。「大家都互相幫助,從招聘、融資到業務拓展,不一而足。」

硅谷的社交網絡家系裡面最出名的要數一個被稱為PayPal幫(PayPal Mafia)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的成員包括PayPal的創始人之一,Peter Thiel,還有Facebook最早的投資人之一Hoffman。另一位聯合創始人Elon Musk後來則跑去造高端電動汽車Tesla了。

另外兩個成員是Russell Simmons和Jeremy Stoppelman,他們於2004年創辦了消費者口碑網站Yelp,Benchmark(Cohler是合夥人)也對該網站提供了部分資金支持。投桃 報李,Yelp今年上市,現在市值已達12億美元。Ling跟Stoppelman也是朋友,他們有時候會一起投資。

要想一窺Facebook上市之後會發生什麼,可以回想一下Google2005年上市的壯觀場景, Google的這群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的股份變現,一夜之間,錢多到這幫傢伙再也不需要工作。

Google 上市的時候,Aydin Senkut36歲。跟自己的父母前往歐洲揮霍了一個月的假期之後,他在加州艾瑟頓買了一所大房子,還有一輛蘭博基尼。但他還有一大筆錢沒花完。因此他開 始投資自己朋友的生意。他把自己淨資產的10%左右投到了十多個初創企業上。其中的一個是社交搜索引擎Aardvark,2010年被Google收購。

Senkut認為在IPO之後很多的Facebook前員工都會變成天使投資人,並且很有可能涉獵一些無法立即賺錢的尖端創意,他說:

既然天降橫財,何妨大冒其險?


創業 激情 充裕 資金 豐富 人脈 矽谷 成功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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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王候選人二》一流研發人才結合矽谷金融管理 台灣微脂體 開創生技業第三個藍海

2012-5-28  TWM




國內生技新藥公司雖然少有高獲利企業,但在國際新藥市場已逐步打出口碑,其中台灣微脂體在研發出身的董事長洪基隆帶領下,結合矽谷財務背景的總經理葉志鴻,為台灣新藥產業闖出新商機。

撰文‧林宏文

四月初,全球第一大學名藥廠Teva宣布,與台灣微脂體及安成國際藥業簽定三方合作協議,將攜手推出癌症用藥,搶攻全球龐大的癌症治療商機。透過此次合作,台灣微脂體將旗下治療癌症的學名藥授權Teva在美國販售,未來也有機會擴大至其他國際市場。

這個跨國合作案,可以說是國內新藥產業的創舉,也開發出創新的商業模式,在耗時費力的新藥開發,以及只有微薄利潤的學名藥製造外,找到台灣生技業第三種藍海商機。

成立於一九九七年的台灣微脂體,是國內以微脂體等脂質藥物傳輸平台為研發方向的新藥公司。創辦人洪基隆早在公司成立前,就已在微脂體領域研究了三十年,研發實力雄厚。

產品達國際水準

「生技巴菲特」入股 吸金力強「微脂體」是指奈米大小的微型物質,可以包覆在藥品上,隨著血液流到腫瘤部位,再讓藥物釋放出來攻擊癌細胞,既保護正常細胞不受抗癌藥的毒害,也 讓藥量保持一定濃度打擊腫瘤,不至於在血液中被稀釋。包覆微脂體的新藥,在功能、效果甚至適用範圍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在台灣微脂體擔任總經理已十年的葉志鴻,今年才四十歲。於此之前,他在矽谷美商萬通銀行負責投資業務,專長是財務調度與創業投資。

葉志鴻說,他會加入台灣微脂體,主要是洪基隆的邀請,而兩人會認識,背後則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洪基隆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化學博士,有一次回母校演講, 當時還在柏克萊念書的葉志鴻前去聆聽,因而結識。由於洪基隆一直對人文社會學非常關心,也用英文寫過兩本談台灣歷史文化的著作,所以,當時洪基隆演講的主 題不是生技,反而是談「媽祖的由來」。

葉志鴻說,在矽谷工作時,他與許多創業家接觸過,也看過很多公司最後活不下去,「因為創業家都太堅持要控制公司,擔心自己的股份被稀釋;但好的專業經理人 想的是如何把餅做大,靠績效募進更多的錢,才能讓公司走向國際舞台。」就是秉持這樣的理念,葉志鴻將他拿手的財務與管理經驗,用到台灣微脂體的募資上。他 引進美國生技創投業的正規投資作法,每兩年募集一次資金,而非一次募很多錢,但每次都要達到一個新里程碑。

因此,公司從成立的一九九七年至今,總共已募資六次,每次的金額都愈來愈高,最近一次是去年以每股六十八元的高溢價完成。「這樣的作法,可以讓股東更安心,溢價逐步增高,大家也比較不會受傷。」葉志鴻說。

與其他新藥公司相比,台灣微脂體是少數取得國際一流生技創投資金的公司。股東除了東洋、上智、啟航及波士頓等創投,還獲得有「生技巴菲特」之稱的博樂創投入股。

能獲得這麼多國際級資金挹注,背後當然還是因為技術與產品都已達到國際水準。目前台灣微脂體擁有三大產品線,其中包含專利學名藥兩種、新配方三種、新藥一 種。這些產品都已耕耘十多年,且已有授權收入,例如,二○○二年就授權給東洋的新劑型力得(Lipo-Dox),以及最近授權給Teva的專利學名藥,都 已開始貢獻收入,這也是讓國際資金願意高價入股的原因。

興櫃股價破百

投資人看好小而美的研發力台灣微脂體開發的新劑型,可以讓藥物透過不同的設計,達到「長效緩釋」的效果。也就是效果期拉長、釋放速度減慢,讓病患減少施打藥物的次數。這種新劑型帶來的效益,不比新藥研發低,但風險則降低許多。

例如ProFlow的改良乳化劑型,可將儲存穩定期自一年提升至兩年以上。此外,台灣微脂體還針對老年性黃斑病變開發新劑型,得到這種病的人,眼睛會出現 斑點,並逐步擴大導致失明,傳統療法是每月打一針,從眼球直接打進去,這種侵入式療法經常造成病人極大的恐懼與痛苦。台灣微脂體已開發出半年打一次即可的 劑型,預計年底就可進入臨床,為病患帶來好消息。

至於新藥則以治療原發性肝癌為主,是台灣微脂體在接受外界委託做劑型設計時,發現這種藥不錯,於是把它買下來,並獲得新劑型上的專利突破。目前一期臨床已在美國及台灣完成,正進入二期臨床。

儘管去年台灣微脂體每股稅後純益(EPS)大賠七元,無法名列未上市一百強的高獲利榜單,但在興櫃股價還是維持一百元以上,比大部分有獲利的電子股都要 高。原因是投資人已逐漸接受,新藥公司雖然很燒錢,但當技術及產品發展好後,未來可以持續賣十年的觀念。而且,由於台灣微脂體股本不到四億元,市值約一. 三億美元,這在美國同級新藥公司中算是很小的。

誠信創投生技事業群總經理沈志隆說,台灣微脂體創立之初,先從比較容易產生現金流的學名藥切入,再逐步發展難度較高的新劑型及新藥;在人才組成上,則結合生技研發人才及金融財務管理人員,讓台灣微脂體生技新藥的夢想,得以實現。

台灣微脂體

股本:3.91億元

主要股東:美商博樂創投、上智創投經營團隊:董事長洪基隆、總經理葉志鴻主要業務:研發微脂體等脂質藥物傳輸平台的新藥公司

成功 3關鍵

1. 擁有國際一流微脂體研發人才。

2. 結合矽谷一流財務金融操作。

3. 先發展現金流較佳的學名藥,再發展難度較高的新劑型及新藥。

股王 候選人 候選 一流 研發 人才 結合 矽谷 金融 管理 臺灣 灣微 微脂 脂體 開創 生技 業第 三個 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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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利誘學生輟學 左丁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5%B7%A6%E4%B8%81%E5%B1%B1/art/20120607/16403856
NBA東西岸決賽,打到今日,相信還未分出勝負,左丁山老早預測係東岸熱火對西岸馬刺,兩大天王巨星占士與獲迪大戰三員老將鄧肯、柏加與真奴比利,勁力氣 勢與經驗沉着大比拼,事前幾難話邊隊可以贏到 NBA總冠軍,雙方要打到 Game7分勝負都唔奇,點知道西岸雷霆與東岸塞爾特人分別力逼馬刺與熱火,有反先可能,左丁山隨時跌眼鏡。
每年 NBA決戰時刻,就是選秀時期,上星期各隊抽籤(弱隊,輸得最多嗰隊有優先)排名選秀,米高佐敦嘅山貓雖然戰績最曳,但抽到排名第一嘅籤,竟然係紐奧爾良 黃蜂隊,贏得第一位選秀權,佐敦認真運滯。以前中學畢業生(如占士,拜恩,加納特三位巨星)可以直接參加選秀,後來各方面認為中學生心智未成熟,應該起碼 讀過一年大學先至可以參加選秀,於是令到各大學嘅籃球好手,未畢業就紛紛鬆人,讀一兩年就去打 NBA,呢班人叫做 underclassmen,咁又係嘅,如果有 NBA球會選中,最低薪酬有年薪四十七萬美元,擁有學士學位嘅畢業生出嚟打工,可能做到退休都冇如此高薪。
香港學生自2000年科網股爆破後,絕 大部份高考成績優異生完全唔睇資訊科技工程系或電腦科學,一窩蜂湧去讀醫科或環球商業,特區新政府話搞科技,不妨研究下呢個現象先。矽谷方面啱啱相反,對 電腦科技學生求才若渴,周圍搶人,華爾街日報最近報道話,矽谷啲大公司、小公司,創投基金發晒癲咁去招聘電腦專科生,等大學生畢業都嫌慢,索性向 NBA學習,到大學利誘 underclassmen輟學加入矽谷公司,以電腦科技聞名嘅卡納基梅農大學,就有一位三年級生(主修電腦與藝術)突然收到獵頭公司一封信,請佢考慮即 時加入一間科技公司。現時一名電腦系畢業生嘅基本年薪係七萬五至十萬美元再加移居費用及簽字費五千至一萬五千美元,相當吸引。 Google請咗四百名「學生大使」在全球一流大學為 Google揀蟀及宣傳到 Google工作之好處。一位 Facebook嘅投資者 Peter Thiel索性設立一個計劃,向二十名學生每名送十萬美元,叫佢地離校兩年為佢做事。香港啲理科生注意嘞,自問有條件嘅,不妨向大學申請入讀 Information Engineering,話唔定二三年級時已收到美國科技公司聘書!
矽谷 利誘 學生 輟學 左丁 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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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創業公司最難招什麼人?

http://www.yicai.com/news/2012/06/1790994.html

創業公司,如果你不瞭解公司的產品、技術細節甚至用戶使用習慣的話,你什麼都做不了,沒有人會輕易搭理你。

上週在一個活動上,我替我的一個朋友問硅谷天使投資機構SV Angel的一個合夥人:如果一個公司的創始人是市場和商務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簡稱BD)背景的人,你們會考慮投資他的公司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完了之後,他看我的眼神好像跟看怪物似的。當然,他還是很認真地解釋了他們的立場:技術很重要,如果創始人是市場和商務背景,甚至連產品經理都不是的話,那麼他至少需要有一個合夥人是技術背景。不過,創始人是市場和商務背景的團隊在硅谷幾乎是不存在的。

我想他一定不理解為什麼在中國,會有那麼多市場營銷、商業拓展甚至科技記者出身的人正義無反顧地投身與電子商務、云計算及移動應用相關的創業中。當 然,事實證明這也沒什麼不好—最近國內最流行的陌生人地理位置交友和另一款移動健康服務工具的創業者都來自網絡媒體。當然,也會出現像CCTV某知名女主 持人在投身視頻網站創業之後「教導」其它創業者在創業前三年不要考慮創新這樣的奇葩。

其實我想說的是,你能夠體察到硅谷天使投資、VC和成功的創業者普遍對市場背景的人存在的偏見—這一點也不新鮮。前不久在一個Evernote創始 人Phil Libin和Dropbox創始人Drew Houston參加的活動上,我同時聽到這兩個人在抱怨,其實在硅谷最難招到的並不是合格的工程師,而是市場、營銷和商業拓展人才。

原因很簡單:一個在Facebook、Google和微軟工作了幾年的軟件工程師進入一家創業公司,獨當一面並不困難。但如果一個成熟公司的市場和 商業合作員工進了創業公司,他們就會發現什麼都不是那麼回事了。過去你可能掌握著一年千萬美元級別的預算,現在最多也就幾十萬;過去你需要在一個軌道上去 進行相關的工作,這甚至並不需要你十分地瞭解公司的產品和業務—但到了創業公司,如果你不瞭解公司的產品、技術細節甚至用戶使用習慣的話,你什麼都做不 了,沒有人會輕易搭理你。

「他們的問題在於太依賴過去的經驗。」這是上次我問Drew Houston為什麼硅谷沒有合適的創業公司市場和商業人才時他的回答。而這些經驗往往是大學市場營銷和商務類專業的那些工具和概念,和創業公司本身的情 況是脫節的—目前還從來沒有一個市場營銷學的專家告訴人們科技創業公司的市場應該怎麼做。

以我的經驗,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創業公司不得不僱傭市場總監和商業合作總監之類的人。但你會發現他們只能解釋那些十分泛泛的問題,稍微深入到一點具 體的產品細節和用戶情況當中,他們居然也會說出「產品研發有很多機密,用戶的情況我們不方便透露。」這種大公司邊緣員工慣常說得出的鬼話。可如果你找到他 們的創始人,你就會發現其實沒什麼不能透露的。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那天Dropbox的Drew Houston給了幾個方案—當然,這也是Dropbox招聘非技術類人才的策略:創始人不要自己從商業營銷類的書籍裡再去多學一點錯誤的東西;對市場和 商務類人員,前期聘用非正式員工的做法可以降低風險;多招聘一些剛從學校畢業的人從事非技術類工作;最後,鼓勵這些人從頭開始—比如讓做市場的人去做商務 拓展,讓做商務拓展的人去做銷售,創業公司需要打通各個環節,激發這些非技術背景的人們的潛力。

無獨有偶,前幾天一個科技記者背景出身,現在一家國內創業公司做市場總監的朋友跟我埋怨,她下面的公關經理死守著在公關公司發稿的那套東西,在微博傳播、科技博客溝通和用戶社區幾件事上無動於衷,更不願意去瞭解產品本身。看來,問題還是很普遍啊。


矽谷 創業 公司 最難 難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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