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icai.com/news/2011/09/1065668.html
0 0 Check in Silicon Valley 要了解矽谷，最好的辦法是跟這些創業者聊天，而不是坐在大公司的玻璃辦公室裡等待重要人物的出場。 讓我們從前面這張圖開始吧。 你一定看到它了。這是一個“你能見到的矽谷”，現在，有這些矽谷公司在影響我們的生活。 什麼是矽谷？如果你Google一下這個問題，眼前會出現215萬條相關搜索結果，從矽谷起源、矽谷在哪裡到工程師們的矽谷綜合症、如何復制矽谷模式等等無所不包。 我們試圖用模塊的大小（也就是你見到的那一樁樁彩樓）表示公司截至今年7月份的市值或者估值。其實如果進一步的話，我們還可以順著這些公司追根溯源，找出矽谷公司之間的紐帶關係，以及近60年來它們如何一步步構建了我們現在使用的個人電腦和互聯網；那些不同品牌的同類產品─從瀏覽器到智能移動終端─又有怎樣的競爭關係。 當然，我們也不會忘了那些不可或缺的外來因素，比如互聯網的興起、風險投資的湧入和斯坦福扮演的科技動力角色，甚至追根溯源，還有美國航天航空管理局（NASA）和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對於矽谷的啟蒙作用。當然，還有人，那些天才們。 但是把這些一古腦兒倒出來可能有些心急。我們更希望能夠一步步來。在接下來的5期裡，你會看到更詳細的矽谷剖面圖。在這張圖上，我們把這些理解用樂高玩具的模塊搭建起來。這種不同顏色不同大小的塑料顆粒玩具和矽谷之間好似一對奇妙的喻體和本體的關係：樂高意味著無盡的創造可能，只要你有足夠多的顆粒，以及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這是Geek們那麼愛它的原因。 《第一財經周刊》從5月27日到6月18日進行了大約20天的矽谷採訪。如果要為這20天的行程講一個故事的話，我們可能有3種態度： A、“來，讓我來告訴你們矽谷是怎麼回事。我們發現了矽谷的秘密，現在到了說說真相的時候了。” B、“我們發現了好多東西，你看，這就是為什麼中關村不是矽谷的原因，我來告訴你為什麼中國不行，而美國人做到了。” C、“嗯，其實那是一個滿讓人好奇的地方，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矽谷其實沒有秘密。這個說法貫穿採訪始終，而第一個說這句話的是Palo Alto市長Sid Espinosa。他每天都要接待從全世界各地湧來的考察訪問團，秘密之類的問題是必問項目。正因為沒有什麼秘密可言，要解答“什麼是矽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充滿誤讀的可能。但“明知道有擋住去路的石頭，為什麼還要把它們翻過來看個究竟呢？”天使投資公司Y Combinator的創辦者、矽谷創業之父Paul Graham的回答是：純粹的好奇心。他在著作《黑客與畫家》裡曾經說過：“我要親眼看一下，然後自己做決定。” 好，我們一起去翻開石頭看一下。 我們最大的感觸是：矽穀不僅僅屬於大公司。在出發之前，我們列了一個採訪計劃名單，上面都是大公司的名字：蘋果、谷歌、Facebook、Twitter、惠普、英特爾…… 這更像是以往公司報導的一個延伸。為了節約採訪時間，我們提前聯繫，希望能夠事先做好靠譜的安排─儘管如此，直到到達舊金山的那一天我們依然對整個採訪沒有什麼把握。 事情自從我們遇到一個叫做Edith Yeung的女生開始發生了變化。如果你還記得《第一財經周刊》記者徐濤在幾期之前寫過的矽谷專欄的話，你會發現我們給矽谷的另一個標籤：nice。Edith Yeung是一個科技創業聚會博客Biztech的創辦人，之前供職過甲骨文和Autodesk，後來覺得人生苦短應該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就跳出來聯繫各種創業公司和小型科技公司，她喜歡很酷的技術和新想法。 Edith Yeung像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樣開啟了我們拜訪各種奇妙公司的旅行。她介紹我們認識了在Palo Alto的創業者Chris McCann，他經營一個叫做Startup Digest的網站，旨在幫助矽谷各種創業公司找到他們想要的創業信息和人脈資源。一年半以前，Chris McCann從美國中部一所大學畢業，雖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但他知道自己應該去那個叫做矽谷的地方，於是他就收拾了一箱東西就開車去了Palo Alto 。他參加各種活動，卻發現信息龐雜，要找到對自己胃口且派得上用場的東西通常很費勁。這成了他創業的靈感：為什麼不幫這裡的創業者創造一個提供分類信息且可以幫助組織活動的網站？最終他的主意越變越大，現在已經在全球65個城市提供科技創業類線下活動的信息發布。 參觀Chris McCann的辦公室（實際上是個別墅）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為你會直接想到《社交網絡》里馬克·扎克伯格搬到加利福尼亞之後那個裝滿亂糟糟頭髮的工程師和各種啤酒瓶的單體別墅，它們幾乎長得一模一樣，包括後院那個藍色游泳池。Chris McCann和他的合夥人（從Facebook上認識的，直到合夥前三天才正式見面）每人掏3000美元的月租租下了這個辦公場所，一樓除了幾台電腦和一個長沙發以外一無所有，一雙匡威球鞋一隻擱在櫃子頂上，一隻橫在房間正中央。牆上是各種數據的走勢圖和等待聯絡的人員名單，最上方一張捲了邊的A4白紙上寫著：Keep growing and fuck anything else（保持增長，其餘去他媽的）。在採訪的間歇，Chris McCann的合夥人接到一個電話，他徑直走到後院，像要跳水一樣踩在游泳池邊的跳板上，上下踮著打電話。游泳池裡還飄著一塊鱷魚模樣的浮水板。 Chris McCann跟我們談起他對矽谷的理解，其中一點是：允許失敗。你不一定要成功，尤其對首次創業的人而言。任何主意都不會顯得太瘋狂，而失敗真的沒什麼大不了。他喜歡App Store熱門遊戲《憤怒小鳥》的創業故事。在這款遊戲走紅之前，它的創業公司Rovio經歷了15次失敗的開發。 是不是沒想到？這樣的談話此後在各種採訪裡一次次出現，我們開始意識到，要了解矽谷，最好的辦法是跟這些創業者聊天，而不是坐在大公司的玻璃辦公室裡等待重要人物的出場。 你沒法低估任何一家創業公司。在參加斯坦福創業孵化器StartX舉辦的Demo day時，我們看到了一家叫做Leglytics的創業公司，他們旨在用一套排序軟件打破傳統律師事務所的商業模式，為那些尋求專業律師幫助的客戶與出色律師之間直接搭建平台。3分鐘的自我介紹之後，台下坐著的風險投資商發問：“你們的篩選是人工的還是機器完成的？”回答是：“噢，當然是人工智能。”─矽谷建立在各種主意上的公司每天都大量冒出，風投目不暇接，他們的投資必須建立在迅速判斷之上，甚至有時候就是一封郵件的功夫。 讓我們再說回Palo Alto市長Sid Espinosa。他另一個身份是微軟的非盈利基金會主管，屬於企業社會責任（CSR）部門。因此雖然是Palo Alto市長，他平時都在十幾公里外的MountainView上班，身兼大公司職員和公務員身份的代價是他和他妻子的一切財務和公司責任都要向監督機構事無鉅細地申報，且必須規避很多東西。39歲的Sid Espinosa每天睡3個多小時，在他管理的城市裡住著8個億萬富翁和大約20個百萬富翁，還有數不清的創業公司。 他要做的簡而言之就是“解決問題”，其中大多是公共設施的維護和完善，比如一間專門為孩子建立的圖書館。 如果你在Palo Alto轉悠幾圈，你就會發現這個小鎮罕見高樓大廈，幾乎都是兩層樓的建築，相反參天大樹到處都是，處處有各種綠植環繞。Sid Espinosa說，Palo Alto有非常嚴格的樹木保護規定，砍樹在這兒是一件需要打報告的大事；至於房屋高度，則是有建築物一般不超過15英尺（約4.6米）的規定。Palo Alto並沒有給予創業公司太多政策支持，但政府並不對這些科技公司過多課稅，Palo Alto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消費稅。“這些公司就自然地待在這裡，就像這裡自然成長的植物一樣。”所以Sid Espinosa沒有對Facebook即將從Palo Alto搬到隔壁城市Menlo Park的消息表達太多情緒，“我不怎麼擔心，很快就會有下一個Facebook的。” 這也許是個誇張的說法，但未必那麼不足信。矽谷的那些好主意─也就是那些創業公司的靈感─是矽谷的魅力之一。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多看似無關高科技的公司選擇在這裡成立實驗室。開車路過矽谷每一條路邊的公司銘牌時，波音、VISA、AT&T甚至通用電氣這樣公司的實驗室不斷出現。它們都在探索創造下一個新新事物的機會。 矽穀不是一個非得“你去了才知道”的地方，無論是Techcrunch還是Business Insider都在更新來自矽谷的消息。正因如此，在去矽谷之前，當本刊主編問我們採訪主題的時候，回答他的答案之一是bubble─泡沫。各種屢創新高的估值（想一下現在已經讓投資人大失所望的Color）讓人反复猜測“這一輪泡沫”有沒有來，沒來怎樣，來了又會怎樣。 Bubble跟創造力無關，它更像是一個華爾街那些成年人需要思考的問題。屬於矽谷的、屬於Paul Graham的、屬於我們的是一個兒童世界，它充滿好奇心與樂趣，它和Fun有關。 這是讓我們更愛更沉溺更快樂的世界。我們為它設置了十個入口，讓我們一起去簽到吧。! 01 矽谷ifttt 讓我們用一個矽谷時髦產品去模擬近60年以來矽谷裡發生的蝴蝶效應。 如果威廉姆·肖克利沒有離開貝爾實驗室，那麼也不會有高手雲集的仙童。如果仙童出身的尤金·克萊納沒有遇到惠普出來的湯姆·珀金斯，就不會有現在傳奇的風險投資公司KPCB，矽谷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就不會成為風投的代名詞。 如果吉姆·克拉克安於本分繼續搗騰矽谷圖形公司，就沒有那個叫做Netscape的瀏覽器，也不會分化出相同內核的Firefox，也不會催生出Chrome，我們就得接著用那個總是崩潰的IE。 如果雅虎當年買下了拉里·佩奇的那個Pagerank技術，那麼就沒有叫Google這個公司，就不會有人去做那個簡潔的框，就可能是一個叫Robin的人在掛滿了Banner的頁面裡賣搜索信息…… 你還記得ifttt吧？以上便是模擬ifttt─這個矽谷時髦玩意的假設。這個網站一個月之前誕生，基於一個if this then that的程序語言邏輯，為各種其他網站（通常是SNS，但也可以是天氣預報）找到關聯性，並讓它們互通起來。當然，如果你把世界理解成這麼一個因果相連的東西，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這是叫做混沌理論吧？也可以是我們更熟悉的蝴蝶效應。 矽谷的偶然和必然性也是如此。 一個貫穿矽谷採訪始終、也是我們最想知道的問題是“矽谷為什麼可以是矽谷”。拿這個問題去問我們每一個採訪對象，我們可以在各種回答裡抓住一些標籤。比如：工程師、天使投資人、好想法、咖啡館、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以賺錢、不愛大公司、斯坦福大學、改變世界、野性……如果你覺得不知所云的話，不妨來看看他們都是誰，都說過什麼。 “我好像從來沒想過為大公司工作，大概是繼承了我媽媽的基因吧，她自己就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而且，在這裡很容易找到優秀的Coding（寫代碼）的人啊。 ”Justin Kan說，他是一家叫做Justin TV的創業公司的創始人，耶魯畢業之後就來了矽谷。 “嘿，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以賺錢是件多麼棒的事情，我從13歲賣電腦起就開始想開公司。就算不賺錢，只是為了好玩又有什麼關係！”這是Jonathan Siegull，一個開過6家公司並且有6個孩子的33歲創業者。 “這裡的各種咖啡館裡一天到晚有聚會聊天，它們都是新主意出現的地方。要是你也一天到晚在這裡你很難不想到創業。而且，看看沙山路上那些風投！ ” Chris Macann，你一定還記得他，我們在前面的文章裡提過這個一畢業就開車來Palo Alto的小伙子。 設計諮詢公司IDEO的首席技術官Doug Solomon說：“西海岸和東海岸一個很大的不同是這裡更為野性。就像煮一鍋湯，資金、工程師和創業精神……所有的理想因素都在這裡，有些人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有些人就是為了樂子。” 如果梳理一下這些回答，其實不難把那些標籤歸成三個S：Sandhill Road為代表的資金、Startup代表了創業者和以Stanford為代表的技術。從這個角度而言，Palo Alto就好像整個矽谷的縮影。Chris Macann為我們畫了一張Palo Alto地圖：他刷刷地列出兩條平行線，一條是著名的101公路（連接舊金山和聖何塞），另一條是280公路。如果你開車從101公路拐進大學街，你可以筆直開到斯坦福大學校門口。而這條直路兩旁開滿了咖啡館和餐館，創業者的大多數聊天、聚會就在這裡。斯坦福大學往南一點的Menlo Park鎮，就是風投雲集的沙山路。Chris Macann在大學街、斯坦福和沙山路上拉出三個箭頭，標註的標籤便是我們歸類的那三個。 讓我們接著假設有一個熟悉矽谷歷史的人，他從縱向（也就是時間那個方向）剖開了矽谷，我們也不難從剖面圖上發現這樣幾個脈絡： 1961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國會演講中說出了一番被載入史冊的話：“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應該花10年的時間把一個人類送上月球，再讓他安全返回。”這句話引發了美蘇太空競賽，也讓美國航天航空管理局（NASA）成為矽谷高科技發展的原動力。 NASA原本就在矽谷建有Sunnyvale空軍基地（也就是後來的墨菲飛機場），但肯尼迪的阿波羅計劃大大推進了計算機運算和圖形技術的發展，他們與斯坦福大學、惠普等公司簽訂大量合同，也促使了為航天計劃服務的戰鬥機公司洛克希德（1995年與馬丁·瑪麗埃塔公司合併成為現在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加快了計算機技術的研究。史蒂夫·喬布斯的養父母以及另一個蘋果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的父母因此以工程師的身份來到矽谷。 在NASA之前，也就是1955年，威廉姆·肖克利離開貝爾實驗室在矽谷成立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其中8個叛逆的年輕人後來共同辭職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緊接著其中的羅伯特·諾依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爾（Gordon Moore）繼續出走成立了英特爾，而尤金·克萊納（Eugene Kleiner）賣掉了仙童的股份，成了KPCB中的那個“K”。 如果進一步深究，仙童之所以稱之為仙童是因為出走的年輕人們接受了來自紐約的仙童攝影器材公司的投資。事實上東海岸在矽谷發展史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1957年，二戰中曾在美國陸軍軍需部任職、後來去了哈佛教書的恩特·喬治斯·多利奧特，投資麻省理工大學的兩位教授基於晶體管的計算引擎，這是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的由來。 DEC開創了個人電腦的先河，而英特爾啟動了摩爾定律，兩者讓計算機這種遙不可及、昂貴無比的設備日漸普及。兩個史蒂夫因此可以在1976年出售第一台蘋果電腦。在創業的時候，羅伯特·諾依斯曾是喬布斯的指導者；13年之後，谷歌的創始人拉里·佩奇也一度向喬布斯請教─順便說一句，KPCB的創始人之一是谷歌的投資人之一。 你在開篇大圖裡能看到這樣的傳承脈絡（在另一張圖裡你能看到東西海岸之間的作用力），它們指向的還是那三個S： Sandhill road（資金）、Startup（創業者）和Stanford（技術）。 現在我們接近那個問題的答案了：為什麼矽谷可以是矽谷？萊斯利·柏林，一個斯坦福大學矽谷檔案研究館的工作人員總結說：我們已經看到了史蒂夫·喬布斯、羅伯特·諾依斯、諾蘭·布什內爾（Nolan Bushinell，Atari視頻遊戲公司的創始人），以及其他已經取得成功的人士，並且我們知道這種事情能夠並且將會再發生很多次─如果這些人能，那其他人為什麼不能？這就像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也推動其所在地區進入到一個創業和財富的自我延續循環中。 企業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有一個更簡潔的版本：仙童製造的是企業家，而不只是產品。 看起來是不是很個人主義？但如果把這些個人的偶然因素放在那個大環境裡，你就會看到那些必然性：1978年，美國國會將最高資本利得稅從近50%調整到28%，3年後又下降至20% ，資金流入風投領域，人們甩掉了大公司的保守原則走出去創業。1997年情況同樣如此，美國最高資本利得稅從28%降為20%，同樣刺激了風險投資規模的發展。 1985年，耶魯大學首席投資官David F. Swensen首次把學校由捐贈和其他收入所得拿去做風險投資，並獲得平均每年11.8%的投資收益率。這個比例不僅獲得了華爾街的注意，也引得斯坦福、哈佛等大學紛紛效仿成立大學創業孵化器。而1993年至2001年間，互聯網日漸普及，學校的支持促使更多的學生思考創業，他們的項目因為擺脫了硬件創新時代昂貴的成本，更加倚重軟件駕馭能力而變得創意頻出─即便很快他們遭遇了泡沫，至少谷歌脫穎而出。 “歷史其實從未改變。”Chris Macann說，你不覺得現在湧到矽谷來的人，就好像那時候來舊金山淘金的人一樣嗎？”他說的是創業者的狂熱。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這句話，在矽谷似乎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創業者理所當然地能找到工程師（或者他們本身就是），也理所當然地融到資金，就好像那句“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但你還記得Chris Macann寫在牆上的那句話吧？“Keep growing and fuck anything else（保持增長，其餘去他媽的）”。Justin Kan也說：“最難的還是找到優秀的工程師。” 不僅僅是創業者，每當你以為自己知道一個傳說，其實你只是知道那個結局。所以那3個S不是“矽谷之所以是矽谷”的秘密，它們只是一個開始。如果要讓它們豐滿靈動起來，後面還有更多值得分享的故事。 最後，可能還有一個ifttt：如果沒有肯尼迪總統的航天計劃，就不會有大興土木的矽谷小鎮的興建，保羅和克拉拉·喬布斯也不會被吸引到庫比提諾，而他們的養子史蒂夫·保羅·喬布斯也永遠不會遇上史蒂夫·蓋瑞·沃茲尼亞克……哦，你懂的。 02 停不下來的Geek Life is too short to work at a boring company. Bart Decrem，一個叫做Tapulous的音樂遊戲App創始人說起那個“big、ugly but really really geeky”(又大又醜但是極客死了)的商店的時候，他說這是矽谷精髓所在。 那個四四方方灰色混凝土盒子還真是挺難找的。你得開車沿著Palo Alto那條叫做El Camino Real的大馬路到接近Page Mill Road的地方，再小心拐進一條沒路牌的小路。 小路路口掛著小小的“Fry's”字樣標牌，和巨大的“我們免費幫你修理Macbook”海報。往裡走幾步，就是Fry's Electronics─那個“精髓所在”的名字。 它乍一看有點像家電賣場，但你很快就會發現這裡出售各種東西：至少有100種規格的螺釘螺帽、各種How to雜誌、教你“如何讓你的小玩意發聲”的DVD、蘋果iTunes商店的禮品卡、各種電路板、導管和工具箱─理論上你可以用這裡的貨物自己裝一台摩托車之類的東西出來，或者隨意搗鼓一個什麼，就像無數極客在自家車庫裡做的那樣。 車庫之於矽谷，象徵意義之一可以是白手起家式的創業精神，谷歌、惠普莫不如此；換個更輕鬆的角度，也許是美國式的DIY精神。如果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沒有在他爸爸的車庫裡靠著幾個三極管和小燈泡見識“電子流動產生電流”這回事，沒有動手組裝第一台無線電發射器，他大概不會痴迷於“如何最小限度利用個人電腦的主板”，第一台蘋果電腦也不會靠著緊湊簡潔的線程設計打敗當時主流的DEC。 矽谷有大把類似的例子，Fry's Electronics門口停滿的車是一個佐證。在訪問惠普實驗室的時候，40歲出頭的科學家Carl Taussig用鈦合金組裝了一輛自行車─用他車庫裡的一台車床。除了本身的太空材質這個亮點之外，這輛自行車還有一副奇怪的踏板：它們看起來就是兩根細金屬棍子。Carl 還為這輛車定制了特殊的鞋，鞋底有倒鉤可以鎖住細長的踏板，而他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好玩”似乎也沒有別的理由。 把那些身上貼著各種標籤，比如“瘋狂”、“高度不服從”、“技術控”、“不愛社交”的理工科男(起碼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稱為Geek，這是一種讚美。事實上他們還有一個更為冷靜的稱呼：Nerd(書呆子，或者訥客)。在創業者孵化器Y Combinator(簡稱：YC)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的《黑客與畫家》裡，這個詞被用來形容那些從小一頭扎進晶體管研究之類的愛好裡的人，他們另一個特點是對社交和橄欖球這種理所當然的美國校園文化不屑一顧。 格雷厄姆愛Nerd。在2006年寫的一篇名為《如何成為矽谷》的文章裡，他簡單地把矽谷的繁榮歸結為“這裡有風投，這裡有Nerd ”。2009年，一個叫做Benjamin Jeoff的社會學家在Palo Alto進行一項城市調研，他發現這裡的創業者85%都是男性，而這群人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個中理由合理又糾結：開45分鐘車到舊金山喝酒把妹當然是可以的，但從舊金山開到Palo Alto的城際火車在午夜結束，這意味著要花150美元打車回來─這群Nerd思前想後，決定還是留在辦公室裡寫代碼。 在格雷厄姆的那篇文章裡，另一個被提起的詞是liberalism(自由主義)。你可以參照一下英國科幻作家亞瑟·克拉克的說法：要發現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徑是跨越這個界限，從不可能跑到可能中去。克拉克也是《2001太空漫遊》的作者，這本書被許多工程師視為神作。 如果把車庫、liberalism和Nerd相結合，我們大概可以找到一些矽谷精髓的蛛絲馬跡。如果有那麼一群專注於自己的愛好，又樂於冒險、樂於嘗試的人，他們有什麼理由不成為創業者呢？要知道這群人儘管有著日益成熟的商業計劃模板，那些古怪的念頭依然在他們腦袋裡盤旋─換句話說，如果那些念頭不是那麼奇怪，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 把那些條條框框拋在腦後，去擁抱新新事物(通常來自那些古怪的念頭)，可能是矽谷之所以為矽谷的原因。YC也正以一種Geek的方式改變矽谷的風險投資生態圈：和一般天使投資人或者風險投資人不同，YC開辦訓練營對早期創業團隊進行評估挑選，並提供技術和資本方面的幫助；作為回報，它能獲得這些創業團隊6%左右的股份。 “我們想像自己正在開發一種處理大量創業者的技術，就像開發軟件一樣。有時，它確實就是軟件，比如Hacker News和我們的風險投資申請系統。”格雷厄姆在2007年10月的Future of Web Apps會議的演講上這樣說。他在接下來的幾年一直致力於將對初創企業的投資規模化。 現在好萊塢明星黛米·摩爾這樣的個人投資者也加入到YC創業公司的投資中來，只是因為信任格雷厄姆團隊的眼光；模仿YC模式而新建的創業投資機構在全世界蔓延，其中包括李開復辭職Google中國之後所創辦的創新工場；傳統風投對YC頗有微詞，因為就像互聯網行業讓許多傳統行業衰頹那樣，這些傳統風險投資者感到了威脅。 創業公司的標準化、公司運營使用風險更大的策略、學位不再重要……這是格雷厄姆對風險投資的再定義，他讓人覺得他像一個思想家，而不僅僅是一個Geek或投資者。而你也很難把YC歸納為任何一類傳統風投─它是個新東西。 只要你敢，任何點子都可以創業─類似的好奇心和熱情讓矽谷充滿了連環創業者。還記得Jonathan Siegel 嗎？那個同時有6個孩子並創辦過6家公司的人。現在，33歲的Jonathan最正式的身份之一是風險投資公司Accel Partners的合夥人，但他在博客上關於自己的自述開頭是這樣寫的：“父親、丈夫和創業者”。 在介紹自己的創業項目的時候，Jonathan沒有老老實實坐在那裡，而是一邊飛速地報出公司的名字，一邊馬不停蹄地在瀏覽器裡開啟新的標籤頁，並在地址欄裡鍵入公司的域名：rightscale.com，rightsignature.com，rightcart.com……它們未必是了不起的創業項目，比如Right Signature，這是一個幫助你在網頁裡署上好看簽名的小應用，它也得到了很多用戶的讚美。“你知道為什麼我的公司名字裡都有一個right嗎？”Jonathan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因為你知道我們這些寫程序的，最不喜歡程序出錯了……” Jonathan不止是寫程序。擺在他桌子上最顯眼的東西除了電腦顯示器之外，是一個自己動手DIY的3D打印機，看上去像是被拆開的電腦主機。他拿起一個塑料小棍，插進這個機器的一端，另一端就出來了一個有著圓孔和復雜凹凸切面的塑料小零件。通過電腦編程，Jonathan可以改變打印出來的零件的形狀。打印機旁有一個暗紅色裝著不知名液體的工具，這是他自己DIY的水平測量儀。如果你有足夠的興趣，Jonathan會不停給你演示他自己動手做的各種大小物件。 更Geek的細節可能是：Jonathan想要了解他兒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學了些什麼，玩兒了些什麼，於是他寫了個程序放在網上，老師們能夠通過這個程序寫一些簡單的日誌來向Jonathan告知孩子的各種情況。 聽起來很熟悉是不是？《第一財經周刊》在5月一篇名為《Geek眼中的世界》的文章裡曾經提起過類似的事，那些創造了匪夷所思應用程序的Geek們和Jonathan一模一樣：他們只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動手解決問題，並且大多數時候這個過程樂趣無窮。“如果你喜歡的事情還能用來賺錢，嘿，伙計，”Jonathan說，“那真是再幸運不過的事情了！” 當然，創業並不總是一件充滿幸運的事，但Geek們從未因此放棄過。Justin.tv的創始人Justin Kan與Jonathan相比運氣要差上那麼一點，在他讀耶魯大學的最後一年，他和同伴一起設計出了第一款基於Javascript的網絡日曆應用的原型(還得到了YC的一筆投資)，但為這個項目辛苦奮鬥一年多之後，Google發布了自己的Calendar，一瞬間就將他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用戶群奪了過去。經歷了悶悶不樂的一年之後，他想到了一個新點子：“一個圍繞某人7天每天24小時生活的不間斷的實時視頻節目會不會有人願意看呢？要是再為這個節目搭建一個供觀眾討論交流的社區呢？” 他把這個創意以自己名字命名：Justin.tv(並且拿到了YC第二筆約5萬美元的投資)，然後他開始過把攝像頭綁在頭上(連洗澡和上廁所都不例外)的生活：他成了網站第一個內容提供者。這不是個聰明主意，好在他馬上清醒過來，人們要看的不是真人秀，而是要把自己的生活小片段上傳到網上。於是Justin.tv調整了定位，並由此成為矽谷視頻網站新秀，並在今年推出了一個類似Instagram的應用：Socialcam。發布兩個月以後就進入了蘋果推薦應用的榜單。 被問及為何不去大公司上班的時候，Justin看起來像被問了一個怪問題：“好像從來沒想過……大概是繼承了我媽媽的基因？她自己開一家房地產公司。” 噢，其實跟他一樣想法的人不會少，Chris MaCann創辦的Startup Digest網站每次給訂閱者發送的活動郵件，都會在最末行附贈一句簽名：Life is too short to work at a boring company (生命太短，不值得在一個乏味的公司工作)。 每個訂閱創業者活動信息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Geek，應該都看到這句話了。 03 市長在Quora上 不要被電影《社交網絡》裡那些酒精、大麻和姑娘們誤導，這個城市的特徵不是夜店酒吧，而是那些無處不在的咖啡館。 38歲的Sid Espinosa有著很複雜的身份，他既是一個在Mountain View工作的微軟員工，同時也是Palo Alto的市長。如果哪個市民覺得不大容易找到這位市長，還可以在Quora上找到他—就是那個今年火起來的著名的問答社交網站。 “我斯坦福的一個當老師的朋友邀請我加入的，”Sid說。Quora目前是邀請註冊制，Sid關注27個話題，包括Palo Alto市政情況、Palo Alto美食、微軟、奧巴馬和比爾·蓋茨等。 他大概也是Palo Alto有史以來第一個以這種Geek兮兮的方式工作的公務員—他被問及的通常是“你們有沒有採取什麼措施來管管那些偷車賊”，或是“Palo Alto市區的B412路車難道停了嗎？”而走在街上他就跟一個普通的美國市長沒有什麼兩樣：平民一個，走在路上和他的市民打招呼，拉拉家常。很難說這個雙重身份的市長標準的一天是怎麼過的，“我在微軟是全職員工，幸好他們允許我自由安排時間，去解決一些市政問題。”把他兩個身份實時連起來的，唯有Quora。 我們也是在Quora上把Sid抓到的，然後便去了他在Mountain View微軟園區的辦公室。他回答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市長還可以兼職：他在微軟的企業社會責任部門擔任職務，和商業利益沒有衝突。除此之外，按照法律，他和妻子向公眾披露自己的工作和財產狀況，因此不會有徇私舞弊。為了同時做好兩份工作，他差不多每天只睡3個小時，“倒也沒什麼，我選擇了這種時間安排，就沒什麼好抱怨的。” 他的兩份工作好像跟商業都不沾邊。在採訪中，他唯一提到跟錢有關的是消費稅—在Palo Alto，政府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於這一稅種。因此提到Facebook可能搬離Palo Alto而去西邊一個叫做Menlo Park的城市，他顯示出了無所謂。他不太在乎公司來了又走這樣的事，因為只要人們還在這裡消費，政府就會有收入。 關於人他倒是說了很多。比如整個舊金山灣區大概有28個億萬富翁，在Palo Alto就有8個，這裡還是全美犯罪率最低的地方，並且這個有著6.2萬人的城市……在美國也並不算那麼小。當然他最愛說的，還是我們以前提到過的樹，這裡的法律規定房屋不能高於50英尺，樹木砍伐要經過繁瑣且漫長的手續和投票。而Facebook就是被這些樹擠跑的—人太多了，不能蓋高樓，又不能砍樹擴大辦公區，那就只好離開了。 我們很不想為這事寫個掃盲帖，但還是要說在有關城市的定義和對市長的理解，他關注的點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就這麼說吧，看Sid Espinosa忙活的那些事，你可以把他當成一個我們這里街道辦甚至是居委會的人，基本上就是這樣。 城市本來就是自然生長之物。在人類歷史上城市總是圍繞買賣和市場而形成的，在交通便利之處，永遠會有人們帶著貨物和錢財聚集到一起而形成城市。而城市反過來又把資金、信息和人更有效率地組織到一起，只是到了很久以後，企業因為更高效的組織能力，才在城市中佔據了核心地位—這也是工業化之後，城市化歷程得以加速的原因。 所以對於Palo Alto來說，Facebook並非可有可無。如果一個城市還有Facebook這樣的企業，那麼這個城市看起來就頗有吸引力，因為這個高效發展的企業意味著能帶來大量的崗位。在今年矽谷的整個春天，人們擔心Twitter是否會因為工資稅過高而搬離舊金山時，一個常常提到的要點是Twitter的高速發展使得它為舊金山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 但Sid不擔心的原因，除了消費稅，還在於他相信總會有新企業冒出來，“人還在”的意思除了交稅，還有創造力。 反過來想一想Facebook為什麼來到矽谷吧。馬克·扎克伯格看重的是有更多的Geek可以寫有想像力的代碼，很順暢的資金來源，最潮的應用在嘗試，有足夠多的信息和思考在交換……而讓扎克伯格下定決心的就是那個典型的矽谷主義者肖恩·帕克。他掌握很多信息，很酷，知道趨勢—這些特質的來源，與他興奮地勸扎克伯格來西部的原因是一樣的。 這些東西Sid沒有，但他知道哪裡有，肖恩·帕克也知道。 例如，Jonathan Siegel在舊金山買下了一棟皮革工廠的四層小樓並把它改裝成開放辦公室(co-working office)，因為這能讓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們節約成本，還能在共享茶水間和桌上足球時彼此有所交流。在Jonathan之前，開辦不多久的The Summit SF和PariSoma Innovation Loft已證明了創業者是多麼喜歡這種又省錢又酷的辦公形式。隨之而來的是LiquidSpace、Loosecubes和WorkSnug這樣的網站，這些網站和其App程序能為創業者方便提供co-working space的信息。 在Chris的Startup Digest上，你會看到在剛過去的8月2日一周有5個和編程相關的活動，比方說入門級別的編程課程，或關於JS編程語言的交流；而如果你作為一個創業者或投資者想要看看其它創業者在做什麼，那這一周有11個活動等著你，你可以在NewMe Accelerator Demo Day上看看其它的創業者們的Demo Show，也可以在酒吧裡見一些設計師和Geek。反正這些活動不是在舊金山就是在Palo Alto，更遠一點是Mountain View，這意味著你坐慢悠悠的Caltrain，40分鐘之內就能從一個城市趕到另一個城市。 舊金山的Edith Yeung創辦的科技創業聚會博客Biztech也是一樣。她如今發起一個活動最多可以吸引800個人，但建立網站之初，花費成本不過是300美元。她靠一個叫做Meetup的網站辦了第一次聚會，參加人數5個人。Meetup有點類似於豆瓣同城，你可以看到在你的活動區域內，若干小時之內都有什麼活動在進行，選擇參加即可；你自己也可以發起一個活動。 這些網站像一個個神經元，它們伸出無數觸突把矽谷(其實說世界也不為過)的信息流融會貫通起來。 在Palo Alto，你沿著市中心的學院大街走下去，在University Café或Coupa Café坐下，就有可能看見著名的投資人格雷厄姆，他最愛Coupa Café。當然還會遇到其它人，可能是一個正找不到方向的Geek，或是一個尋找機會的風投。誰知道他們的相遇和交談是否會帶來下一個Facebook。 本地的說法是，要分辨在這些咖啡館裡的談話者誰是投資者誰是創業者很容易：那些身體前傾面帶急切的是創業者，那些身體後仰靠著椅背若有所思的是投資者。如果用我們比較習慣的那套語言，這裡也好過任何形式的“招商引資”：信息、資金，和人，就這麼被重新分配與組織了。 所有這些東西都與市長、市政府或者議會沒有關係。Sid Espinosa不用去考慮要不要“送個經濟適用別墅給馬化騰”這樣的問題，一樣有哈佛的輟學天才跑過來。 不要被電影《社交網絡》裡那些酒精、大麻和姑娘們誤導，這個城市的特徵不是夜店酒吧，而是無處不在的咖啡館。 當然，Sid的自信也有他的道理，你可以理解成，他可以把整個城市都當成送給投資者的“別墅”。 在Palo Alto，有1970年就成立的PARC(施樂Palo Alto研究中心)，很多創新應用肇源於此，比如圖形界面和鼠標，這個研究機構後來成為微軟和蘋果的“Rich Neighbor”，它們從這裡得到了技術(我們以後還要提到它)；這個城市還有惠普，即便它一直不太像一家典型的矽谷公司，但車庫文化可是從創始人休伊特和帕卡德開始的，況且之後惠普那個賺了大錢的團隊成為了最早在矽谷尋找高技術項目投資的人；這裡還有斯坦福，它貢獻的不僅僅是技術，在它們窮到要租地謀生的時候，陰差陽錯地成就了Stanford Research Park(斯坦福研究園)，這成就了一批同樣窮得租不起辦公室的小公司。當然還有從校園裡出來的Google，它所創造的Adsence廣告業務讓許多創業網站有了最初的收入，而那些離開Google的員工也成為這個地區創業者和投資者中活躍的一分子。 就像Sid自己所說，這裡的公司，更像是自然生長的植物，自生自滅最好。反正結果大家就看到了，最生機勃勃的得到最多的資源，開出絢爛的花，那些孱弱的就無聲無息，最後讓出別的企業所需要的資源。 但Sid需要做一些對一個市長而言更重要的事情：管理大樹，推動建立公共圖書館；或者出現在Quora上，回答市民們的各種問題。當然也會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並接受一個採訪—為什麼不跟一個中國媒體介紹一下這個城市呢。 Sid還會接待全球各地來的想要了解矽谷創新秘密的官員，當然也包括中國的諸多官員。不知他們在取經時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讓這個地區的創新健康而持久的不止在於政府做了什麼，還在於它沒做什麼。 馬克·扎克伯格為什麼來到Palo Alto？他在這裡可以不斷找到新的點子來完善他的服務，這些好點子在人的大腦裡，而這些人不出意外的話應該就在街口的咖啡館裡。 反正不會在Sid和他的“市政府”裡。 04 地產商看著雅虎成長 如果不是工程師或極客，怎樣才能在矽谷變成百萬富翁？ “如果不是工程師或極客，怎樣才能在矽谷變成百萬富翁？”這是25年前Tom McGovern問自己的一個問題。那時他剛從聖地亞哥大學商學院畢業，在如日中天的惠普做銷售。但當時惠普銷售人員大多擁有技術背景，他成為了一個邊緣人。 “可我想成功，並且賺很多錢。”Tom McGovern說。於是他從惠普離開，開始任職於安永地產部門。他打電話給當時只有50個僱員的雅虎，說，嘿，我能在地產領域幫助你們嗎？ 雅虎想要新辦公室，但不僅僅如此。Tom和雅虎CFO聊天，明白雅虎希望知道在它高速成長的情況下，什麼樣的辦公樓既能容納日益增多的員工，又不會對其財務狀況造成壓力，還能讓員工覺得位置不錯。於是Tom仔仔細細為雅虎做了個規劃—免費的。此後十多年中，雅虎所有和地產相關的生意都歸了Tom，包括收購和管理超過3.72萬平方米的辦公室，並且為雅虎的全球辦公室擴張提供諮詢。他甚至在雅虎一直有一個辦公室。 當然，他實現了自己那個賺很多錢的夢想。現在他已經是相當成功的一名地產經紀人和諮詢師，在Cassidy Turley CPS公司做合夥人。 這聽起來像是說過好多次的淘金賣水者發財的故事，但這一次我們想說的不是這個老故事，這是矽谷生態的一部分。實際上，這個生態可能比我們說過的那個矽谷3S（斯坦福為代表的技術、創業者和沙山路上的風險資本家）更重要。 一個本來只是給舊金山當地做中介的網站，頁面粗糙，也不大像是準備賺錢的樣子—這個從他們的org的域名也可以看出來它們對商業沒有太多想法，就是因為在灣區，它就變成一個大生意，還變成了全球最著名的中介資訊網站—美國報業最重要的一個廣告資源，分類廣告在它的打擊下很快就宣告結束了。你一定知道這說的是craigslist，它現在在全球的網站沒人數得清，怎麼也有500個吧。題外話一句是，管理這麼大一個機構，它的全部員工一直沒超過30個人。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它們的網頁那麼難看了。在矽谷的生態裡，讓一個網站好看起來並不難。IDEO這家全球最好的設計公司就在這裡，他們的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和Human Factor（人性化因素）理論為許多產品（比如蘋果鼠標）加入了友好用戶界面，現在，消費者洞察已經成為幾乎每種產品設計的必要環節。 IDEO的現任總經理，另一個Tom，他是創始人Richard Kelly的兄弟，他說在1970年代末開始他們的生意的時候，IDEO還在為波音這樣的客戶解決工程問題，但1991年事情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的客戶希望把工程和外觀相結合以獲取更多利潤。其實在1970年，英特爾把自己經過設計的芯片賣給日本人的時候，就標誌著這裡不再只是提供工業原材料的地方，工業設計成為矽谷重要的一個生產環節。對於這群技術控們來說，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看看40年後是誰在主導矽谷：史蒂夫·沃茲尼亞克還是史蒂夫·喬布斯？對的，是那個設計上的偏執狂。讓矽谷酷起來的除了工科男們，還有蘋果首席設計師Jonathan Ive，還有IDEO這樣一群人。 如果我們從這條線往下走，還會看到的是，工業設計又會帶動一系列相關的新材料研發應用、行為學的研究、心理學的研究，甚至人類學家也會在這裡粉墨登場。IDEO說，它們選擇這裡，是因為“斯坦福在這裡”—其實技術不會主動變成一家改變世界的公司，你需要設計，還需要信息。比如矽谷銀行這個近來在中國特別活躍的金融機構，他們從來都是一個異類：50%美國科技公司是他們的客戶，並尤其關注創業項目。他們在中國也是這樣，贊助各種demo day以及新技術發布平台。信息服務有多重要，無論對於矽谷銀行這樣的機構，還是創業者，這都意味著機會。 所有的這些都讓矽谷這些沒什麼錢也沒什麼權的創業者能得到最好的待遇—窮光蛋？不要緊，只要你有好點子，你就能僱得起最好的服務。或者，更接近事實的是，創業者們最初只管專注好自己的產品好了，優秀的第三方服務團隊會湧來為你考慮其它那些事情。 最平常的如咖啡館。“某種程度上，那些創業者們愛Palo Alto的市區，是因為他們總是瘋狂地呆在辦公室裡。但一旦他們想要喝杯咖啡或者和朋友吃個飯，他們只要走出辦公室溜達幾步就到了，然後他們可以溜達回辦公室。”Tom說。 在創業公司需要繼續擴張規模時，他們可以在Palo Alto不過66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找到他們所想要的一切。在斯坦福科技園（Stanford Research Park），你可以找到不僅僅是惠普和Facebook這樣的科技企業，你還能找到WSGR(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這樣的律所。 這是一個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的生態。例如WSGR成立於1961年—亦即斯坦福研究院成立後的第十年；安永（Ernst & Young）在30多年前也已開始為矽谷的中小企業提供服務，這才有Tom搭上雅虎飛速成長快車的後話。 “在這裡的一個現實就是，你必須和那些創業者一起成長”，WSGR的合夥人Katharine A. Martin說。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WSGR就發現如果自己不能快速成長和應變，就無法跟上那些飛速成長並且變得龐大復雜的公司。起初它不過是為創業者們服務，後來它為蘋果的上市提供了法律服務，接下來的案子有來自甲骨文和Google等這些由小變大的科技公司。 在這裡，這些生意彼此競爭的，是誰更了解那些創業者的需求。當WSGR宣稱自己對創業企業和已經成長為巨頭的科技企業一視同仁時，其競爭對手，一家同樣是從Palo Alto誕生的律所Fenwick&West宣稱自己堅持著重為創業企業服務。 Fenwick的一個叫做Flex的項目，讓自己的律師去幫助那些請不起全職法律顧問的初創企業。在這過程中發生的過高的費用Fenwick會來承擔。這個項目非但不能給他們帶來盈利還會帶來虧損，但Fenwick認為當這些小企業中有一些會成為下一個Google的時候，他們的“助人為樂”將會得到回報。 “就像我賭對了雅虎一樣，這裡的人們都在看哪個初創公司會成為下一個大公司。你需要冒些險，願意去無償的幫助他們，有時候你會有些損失，但是也會得到回報。”Tom想了想說，“這也是矽谷生態的一部分。” 以功利的視角，他們的確是為利益所驅動，但一旦每個人都這麼做，這就成為了矽谷的文化。就像此前我們提到的，覺得矽谷的人真是很友善，不吝嗇幫助創業者，也不吝嗇幫助像我們這種對矽谷帶著好奇的提問者。 但那些真的懂矽谷的人，才能在圍繞著科技浪潮而衍生的生意中捕到大魚。 一個再典型不過的例子是在Palo Alto市中心的學院大街165號。在1990年代初，這是伊朗移民Saeed Amidi的毛毯店。二層小樓，貌不出眾。當互聯網浪潮起來之後，這個生意人覺得還是把房子出租給那些創業公司更好一些。他有時會允許那些窮得叮噹響的創業者晚些交房租；或者一直賒著，等到這些創業公司被收購或者融資成功後再還。作為Amidi所說的“善有善報”，這個小樓的入駐者先後有Google，PayPal，羅技（Logictech）和Android之父的創業公司Danger，成為Palo Alto的一個傳奇。 但這個伊朗房東最矽谷的地方在於，他會像個投資者那樣審視自己的房客。一度他給了PalPay一些投資，後來這家公司被eBay以15億美元收購，Amidi因此也獲得了不菲的回報。 接下來Amidi做的是複制這個“幸運辦公室”的幸運。2006年，他和合夥人在Sunnyvale建立了有著1.5萬平方英尺面積的Plug and Paly Tech Center，以提供給創業者作為辦公場所。創業者能在這裡獲得各種便利，包括茶水間和桌上足球。當然，他繼續像投資者一樣觀察這些初創者，對於那些他覺得優秀的給予最多100萬美元的投資。到2007年秋天，Amidi和合夥人已經投資了40家企業，其中有7家已被收購。 “他們真的是明白矽谷是怎麼回事兒。”Ron Conway評價Amidi和他的合夥人說。Ron是矽谷著名的天使投資人，幫助過Google在內的諸多科技企業。 明白矽谷是怎麼回事兒的人，即使不是Geek，在這裡也能生活得自在。Ted Wang是從新澤西移居至此的律師，他是最早一批開始玩“虛擬人生”(second life)的人，並有著大量的Geek朋友。他成為了Fenwick的合夥人，並且成為Facebook早期的外部企業顧問，後來又為Twitter提供法律服務。 你看，創新並非只來自那些有技術的人。Fenwick在2010年將半打標準法律文件放到了網上，以幫助創業者將創業的過程流程化而無需支付大量的法律費用。同一年，它自己的利潤也增長了8%。 在矽谷做中介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小一點的比如像伊朗房東，大事件可能就類似於眼看著一個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的SGI（矽谷圖形公司）的總部搬進去了Google；我們馬上還會看到Facebook又在Menlo Park買下原本屬於Sun的辦公樓。這還不算，你會看到Plex如何引導Google的辦公室革命，而新消息又說，蘋果要蓋新樓，想想吧，這會引起多少想像—沒準還會在矽谷催生出更酷的新一代的建築設計師…… 現在，你知道Tom會有多開心了吧。 05 花旗也來了 就像1980或者1990年代那些亞洲汽車公司湧到洛杉磯去找設計靈感，現在大公司們喜歡來矽谷—而且不止是技術公司，各式各樣的公司都來了。 當谷歌一輛無人駕駛的豐田普銳斯撞上了另一輛普通人工駕駛的豐田普銳斯的時候，當時的谷歌CEO 艾瑞克·施密特在2010年10月說的那句話就亮了：“Your car should drive itself. It just makes sense. It's a bug that cars were invented before computers（你的車應該能自動駕駛才對呢，汽車在電腦之前被發明出來就是個錯誤）。” 而現在谷歌汽車的這個bug，據說還是因為那輛無人駕駛的谷歌汽車當時由駕駛員取消了自動控制狀態。否則的話，這輛配備了攝像頭、雷達傳感器和激光測距器，通過地圖自動選擇行車路線的“移動機器人”完全可以打破它25.7萬公里的安全行駛紀錄。 這種似乎有點超出經驗判斷的事其實每天在矽谷的馬路邊都能看見—儘管當時我們沒有感覺到—就是各種非矽谷公司的銘牌。 在Palo Alto斯坦福科技園區這種地方，開車路過的時候你可以看到緊貼公路的指示牌上有眼熟的惠普、Facebook，還有錯落夾雜其中的波音、美國銀行。兩三公里外還有AOL和迪士尼，而在Palo Alto大學路旁某幢樓上，就赫然掛著AT&T研發中心的牌子。 你可以在這篇文章的旁邊找到一張實驗室地圖，而上面有一堆“原本不應該在這兒”的公司，它們應該在紐約、底特律、日本東京或者德國斯圖加特，但矽谷像一塊磁鐵吸引它們前赴後繼地在這兒建立實驗室或者研發中心。當然，實驗室從來都是矽谷有機體裡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施樂在矽谷成立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鼠標和圖形操作界面都不會成為個人電腦的標配。但如地圖上標註的那樣，近年來這些實驗室所屬的行業愈加龐雜：移動通信、交通運輸、娛樂業……銀行們則是最新進駐的一批。 比如花旗。6月中旬，谷歌發布新產品電子錢包（Google Wallet），花旗和萬事達便是其合作夥伴。電子錢包關注的是越來越熱的移動支付，從技術上來說，谷歌把近場通訊（NFC）整合進了智能手機。消費者只需將一款內嵌NFC芯片的移動設備在特殊終端前掃過，即可迅速完成付款。 如果花旗什麼都不做，它可能就錯過了未來在金融領域的創新話語權。VISA早就在這兒了。當谷歌和花旗聯手發布電子錢包的時候，VISA已經完成對一家叫做Square的移動支付創業公司的戰略投資。 Square在舊金山似乎已經無人不知，其實如果你在美國並在Square網站上註冊的話，就會免費收到與公司同名的支付設備—僅僅兩個拇指指甲蓋大小，使用方法是像插耳機一樣把它插在你的智能手機上。或者你可以花10美元在任何一家蘋果商店買一個。只要用信用卡劃過設備上的卡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支付你的訂單。而一旦你建立了支付歷史，你只需要在App裡確認購買就可以了，連小硬件也不需要。 Square的核心技術並非通信，而是信用卡信息轉換成音頻信息，並通過3G或WiFi環境下的App終端對信號進行編碼，然後將數據發送到服務器上。VISA扮演的角色則是：除了商戶網絡，VISA的安全加密系統還會最後保證用戶信息安全，沒有任何信用卡信息會停留在手機裡。換句話說，這是一種雲支付。 “2008年的時候，我們產生了一個'如果能夠隨時隨地付錢就好了'的念頭。”Square創始人之一Randy Reddig解釋之所以做這件事是因為有個叫Jimmy做巴西水晶生意的美國朋友，因為支付又貴又麻煩常常丟掉他遠在海外的客戶。當Jimmy跟他的朋友，Twitter的創始人Jack Dorsey抱怨的時候，後者覺得這年頭支付手續還要這麼複雜真是令人髮指。於是2009年，Randy Reddig、Jack Dorsey和其他4個朋友開始著手做這個項目，這幾乎是一整個技術團隊：4個負責支付技術、1個負責App開發、另1個負責工業設計。事實上，他們一開始做出來的設備又大又笨重，唯一鼓舞人心的是信息讀取技術看起來很有效。 這家公司發展速度驚人。VISA不是他們唯一的合作夥伴，他們的支付網絡裡還包括美國運通卡和萬事達，而簽約商戶已經達到了5萬家（ 他們向商戶收取每筆2.75%的手續費），每天處理接近400萬美元的移動支付金額。按照Randy的說法，Square沒有走出美國更多是因為金融業務在各個國家之間面臨不同的政策限制—這是規則上的障礙，而非技術。 VISA為這樣一個“Geek改變世界”的思路興奮沒什麼好奇怪的。對於普通消費者而言，Square意味著帶著手機走到街角咖啡店，信用卡和現金都不用掏，就可以拿走一杯咖啡。對於VISA而言，這意味著它的客戶大大增加了小額支付的頻率。 VISA、花旗、美國銀行或者我們不知道的某家公司，它們都在矽谷尋找靈感。正如設計創新公司IDEO總裁Tim Brown所說：“這就像1980或者1990年代那些亞洲汽車公司湧到洛杉磯去找設計靈感，現在它們來矽谷，一些是為了捕捉新的技術，一些就是為學習。相比而言，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更多是為了了解這個文化迥異的市場。”Tim說他不知道最近來矽谷大公司總體的數量，“那怎麼可能記得住！” 或者我們可以把事情反過來看：矽谷正在對金融行業發生日益濃厚的興趣，與之類似的還有汽車行業。在我們出發去矽谷之前，福特宣布與穀歌合作智能汽車項目，它將能預測目的地以及規劃最佳行車路線，而科技核心是谷歌一個叫做Prediction API的軟件，它能給現有云端數據提供模式匹配功能，令其可以“預測”當前事件的潛在後果。 換個更簡單的說法，福特希望未來它生產的汽車可以擁有學習能力，就好像人類那樣，吃一塹長一智，從我們的行為中獲取經驗，與我們的行為相適應。對於計算機（或者未來汽車而言），這就是人工智能。它依然屬於海量數據的記錄與分析，最終給出一些讓你感到意外的判斷：比如告訴你燃油效率和這輛車眼下是否適合上路。 幾乎是同時，豐田也宣布了自己的智能汽車計劃，它希望讓你的車Twitter起來。這個叫做“豐田朋友（ToyotaFriend）”的項目是豐田與微軟合作的，他們計劃改造一系列油電混合動力車。改造目的和福特說的差不多，比如在汽車電池容量低時會提醒司機需要充電，但更重要的是，汽車裡加載的智能芯片可以將駕駛人的信息實時與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網絡同步，你可以分享你的行車信息並接收來自云端的反饋。 矽谷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並且從來都是這樣。1970年11月15日，這是一個科技發展史上的歷史轉折點，因為英特爾在這天第一次把芯片原料生產器材變成了可定制的工業品，工業設計由此變成了一件重要的事，而英特爾當時的客戶之一便是來自日本的商業通信公司們。 還記得美國東海岸如何造就了矽谷嗎？現在我們可以給那幅圖一個2.0版本：一個輻射能力跨過了美國國境的矽谷，比如你能看到日本通信公司NTT DoCoMo，正如40年前一樣。我們在問未來在哪兒的時候，會一次次推翻原有的假定：華爾街是金融走勢的最前端，汽車的設計來自德國和意大利，日本是最先嘗試移動新技術的人……矽谷把這些理所當然的假定都推翻了，而且你不知道它還會推翻什麼。如果那些實驗室們不在這裡，花旗和福特們很可能就要面臨《創新者的窘境》裡說的那種狀況：什麼都沒做錯，但就是out了。 看看洛杉磯那些焦慮的娛樂公司們，最初它們恨的是盜版，但其實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們提供的產品已經不足以像以往那樣佔據消費者整塊的時間。“以前無聊的周末你可能會去電影院，但現在在家抱著一個iPad就能過一個上午。”好萊塢製片人Andrea Chung說，她的朋友、新媒體營銷公司Thirst的創始人Jeff Pierce的說法更直接：“你看看洛杉磯公路旁貼的海報，那都是給電影公司CEO看的吧。現在你還會被一張海報吸引去看電影嗎？”Thirst擅長依據智能手機應用商店和社交網絡進行營銷，客戶包括《24小時》和《南方公園》的市場部門。 又或者那個美國文藝青年們熱愛的SXSW，它原本是奧斯丁的一個音樂節，有音樂和電影兩組專場。但從2006年開始，SXSW成了創新公司熱衷的地方，以致不得不多了第三個主題：科技。因為選擇在這個擠滿了好奇年輕人的地方發布產品，那兩家現在躋身10億美元俱樂部的公司—Foursquare和Twitter一舉獲得了大量早期用戶：先成為談資，繼而成為流行。此後矽谷的創業公司紛紛加入，把SXSW變成了一個半Geek聚會。 噢，關於汽車—即便施密特說“汽車在電腦之前被發明出來就是個錯誤”，谷歌其實也沒解決汽車發明以來那個最核心的問題：能源。另一家矽谷公司，創辦於2003年的Tesla可以補上這個缺：在解決從電池冷卻、負載均衡到動力電子裝置開發一系列難題之後，這家公司出乎意料地推出了名為Roadster的純電動跑車，最高時速每小時201公里，0至96公里內加速耗時3.7秒，成本價超過10萬美元。碳纖維車身和跑車的流線設計讓它在Autodesk的舊金山展示廳裡極其引人注目。 Tesla的投資人還包括豐田和奔馳。而第一批跑車的合作者是英國公司蓮花。這家公司至今為止一分錢沒賺，淨虧損4億多美元，但他們下一步計劃是推出可大規模推廣的經濟型電動汽車，因此即便在眼下美股狂跌的時候，Tesla依然被華爾街分析師評估為最具創新價值的公司之一。 2009年，底特律在金融危機衝擊下失業率驟增，Tesla創始人Elon Musk在跟《連線》對談時說：“如果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過去，我想跟現在管事的那個人談談，不管他是誰，汽車皇帝還是什麼的─然後說，我要接管你的工廠，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他看不起裝腔作勢的油電混合動力車。未來？只有電動車。並且，他要接管底特律。 06 矽谷人在江湖漂 如果說矽谷教會了谷歌或者英特爾什麼的話，那就是這個悖論：大公司很重要，但它是浮雲。 這個30多歲的男人光頭、三粒扣西裝配捲邊牛仔褲、穿一雙尖頭翻毛皮鞋，演講前播放的視頻先打出大大的名字：Brian David Johnson。而他的名片右下角Title擠成了兩行：Principal Engineer（首席工程師）、Futurist Director（未來學顧問）和Future Casting（未來映射）……of Intel。 這是英特爾全球唯一的未來學家。Johnson 已經為這個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工作了8年，但有這個Title還是近兩年的事兒。Johnson的工作職責是告訴英特爾2020年的計算機會是什麼樣子，他需要提交的不是預測報告，而是和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一起找出英特爾客戶的需求和現有技術之間的區間，然後與工程師溝通發掘可以引爆下一個市場熱點的產品。整個過程就被稱為名片上那個拗口的詞組“未來映射”。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那台Google TV，英特爾是芯片提供者。 無論是未來學家這樣的角色，還是2009年發布的那句“Sponsor of Tomorrow”（它代替了原來的那句：Intel inside）, 英特爾都在表達“別把我們看作一家微芯片製造公司”的熱切，它們更希望與創新以及每個人產生更多的直接聯繫。 在矽谷Mountain View計算機博物館舉辦的英特爾新技術展示會上，你能看到各種各樣的tomorrow：比如人機交互零售系統、退休人士的個人醫療數據應用、可辨別受眾的智能廣告發布系統和智能汽車中控台。你能感受到這家原來躲在機器背後的公司正在盡其所能接近你的生活。按照英特爾中國研究院院士王文漢的說法，自從英特爾CTO賈斯汀·拉特納（Justin Ratter）上台之後，英特爾每項技術研究立項之前都需要先確定是否符合市場需求，是否足以變成產品。 其實英特爾做的只是極力證明自己還不算太老。 但在矽谷，有時候它還真的像一個文物。這一點在參觀那台智能汽車中控台時就能感受到：當在智能手機上裝上一個App之後，你可以通過近場通信技術或者二維碼掃描與汽車同步，之後便可以啟動娛樂系統，還能選擇是以車主還是以客人的身份登錄，但這個App對應的控制台就是汽車原本平滑的儀錶盤前嵌著的一個碩大鐵盒，又原始又突兀。 在計算機博物館的門口印著這麼一句話：Today is so yesterday。帶著這句話去看斯坦福的博物館，或者惠普那間著名的車庫，你會覺得這些與咖啡館裡熱烈討論的新鮮主意恍惚有幾萬光年之遙。哪怕回頭再看看1976年的蘋果，啊，那也是很遙遠的事了。但矽谷本身似乎從來沒有老過。那些大公司們─英特爾、蘋果、惠普和谷歌等等─與那些創業公司比起來，身上的“矽谷”標籤更多意味著“我們來自矽谷”，而不是“我們就是矽谷”。還記得那個做音樂App的創始人Bart Decrem吧？他介紹了那個又大又醜的極客商店，他說：“你們幹嘛要去聖克拉拉那種地方？英特爾、惠普才不是你應該找的矽谷。矽谷在Palo Alto鎮上的咖啡館裡，去跟創業者聊天才對！” Bart 說得沒錯。矽谷有它極其簡單的一面：創業者熱土。你只有到了那裡才知道“創業”這兩個字有如空氣般稀鬆平常但又不可或缺。它似乎歡迎任何人，無論國籍、年齡、種族。所以矽谷又有它說不清的那一面：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多、各式各樣的人放著好端端的大公司不去，湧到這裡來“創業”？在這個看似混亂的矽谷，你應該拿什麼去定義、衡量一個人？ 輩份肯定不重要。在那個看起來很遙遠的1976年，21歲的喬布斯是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的朋友！很多人不記得諾伊斯了吧，他是安迪·格魯夫甚至戈登·摩爾之前，跟著肖克利一起在仙童混的人。即便他不是喬布斯的神，但也不是尋常拉起電話就能請教問題的人─重點不在於喬布斯怎麼敢這麼做，而是49歲的諾伊斯認認真真回答了喬布斯關於創業的問題，並且還給了他一些重要配件解決燃眉之急。 學歷肯定也不重要。你也許不知道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但你一定使用瀏覽器，並且沒準還聽說過Firefox。從那個叫做Mosaic（馬賽克）到內核一脈相承的Firefox，馬克·安德森為全世界的上網者創造了便捷端口，現在也不過40歲。從輟學創業、改變世界的角度看─這個馬克，和現在另一個矽谷偶像馬克也沒有什麼區別。 甚至這個人是否來自敵對陣營也不重要。比如穀歌的創始人拉里·佩奇總是想著喬布斯去當谷歌CEO，在投資人替他物色並推薦施密特之前，他始終覺得這是不二人選。但施密特……他還在蘋果做了董事，直到Andriod項目大白於天下兩方才覺得尷尬，這段錯綜複雜的關係才宣告結束。 Sid Espinosa，那個Palo Alto的市長，把這樣的關係稱之為frienemy（“是敵亦友”）。“矽谷有一個健康的競爭氛圍，彼此維持著一種平衡的競爭關係。平衡主要體現在，每個人都和其他人維持著緊密的聯繫，不會因為在有競爭關係的公司工作就如臨大敵，老死不相往來。” 這可能是一種更為開放的心態。在矽谷，connection（聯繫）是一個比competition（競爭）出現頻率高得多的單詞，它們衍生出來的一個對矽谷很重要的詞是community（社區）。創新設計公司IDEO會在矽谷形成一個設計師社區；而那些對人工智能熱衷的工程師們也會組成一個機器人社區：整個矽谷核心地帶規模不過數千人，這其中可能有谷歌智能汽車團隊的成員，也可能有NASA負責非地球環境探索的工程師，當然還有像Willow Garage這種機器人項目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們。順便說一句，在這個機器人社區裡，Willow Garage享有極高的口碑，因為他們在像Andriod一樣製造開源的人工智能程序，你可以視之為一切機器人的基礎內核。這樣的開源為整個矽谷的人工智能發展節省了無法計算的時間。 所以回過頭來再看Facebook為什麼來了矽谷。《社交網絡》裡肖恩·帕克對馬克·扎克伯格說，你應該去加州。這可能是一種偶像式勸誡，但現實是，在美國，當一個叫做馬克·扎克伯格的青年要創業的時候，他不可能忽視一個叫做矽谷的地方，這裡有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程師。無論蘋果還是谷歌，它們的誕生和存在都證明了這一點。 接下來的事情你會更熟悉。Facebook的出現以及它對谷歌挖角的故事，把矽谷的人才爭奪戰推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最有影響力的是Facebook現任COO、前谷歌全球副總裁Sheryl Sandberg塑造了Facebook的盈利模式，也吸引了將近200名谷歌員工加入Facebook。儘管拉里·佩奇重返CEO位置後宣佈為全球2.5萬名員工加薪10%，諸如穀歌前創意總監Ji Lee和產品主管Tom Stocky依然選擇了跳槽。迄今為止，20%的Facebook員工曾在谷歌工作過。 挖角的高潮在矽谷一再重演，對當年的谷歌一樣毫不留情，但無論Facebook還是谷歌都擋不住另一種人才流動：創業。幾乎在所有時代，一個社會的成功都取決於它能否將大型機構整合到一起，規模經濟是製勝法寶，它創立的一個原則是，最大的機構就是最成功的機構。在不到20年前，人們談起小公司可能指的是街角一家鞋店，而不是一家初創公司。 現在來看保羅·格雷厄姆2008年說的那段話，它就像一段被印證的預言：大公司可能再也無法扮演那種叱吒風雲的角色了，它們不會消失，但它們再也留不住一流人才。互聯網為那些雄心勃勃想創業的人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初創公司將會出現分食影響力。世界會進入盛行“小”的領域。 當離開肖克利半導體的那8個人成立仙童的時候，沒有人把成立一家新公司作為人生奮鬥目標，他們只是想找一家願意同時僱傭他們的公司。最後結果是其中一個人的爸爸把他們介紹給了阿瑟·洛克，他們拿著一筆啟動資金創業了─創業對他們是一件奇怪的事，屬於走投無路的選擇。 但現在，每個知道如何編程的斯坦福或者伯克利的本科畢業生，很少沒有過創業的想法，大公司不再是他們的唯一選擇。如果要證明自己，最好的辦法不是在寬敞明亮的玻璃大樓裡朝九晚五，而是一周只睡25個小時、在堆滿披薩盒的房間裡瘋狂寫代碼。這樣做的後果有可能是成為下一個十億美元公司，也有可能不是。但無論如何，你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些什麼。 矽谷就是這樣。 Harpinder Madan，這個前甲骨文工程師十年前第一次創業，為AT&T這樣的電信公司提供工程解決方案，然後揣著一筆錢回了印度老家；但終究是待不住，於是再把當年創業的合夥人從澳大利亞一塊兒拉出來，重回矽谷，這回他們創業的項目是一個叫做Project Slice的消費收據搜索引擎，所有以電子郵件形式發回的網購記錄都可以被這個小插件識別，而這和十年前他們所用的技術幾乎沒什麼關係。 現在你還可以知道，為什麼大公司會允許員工帶著寵物上班，為什麼谷歌會創立20%自由使用時間的製度。你可以將這些視之為自由創業氛圍的模擬，而終極目標當然是為了留住人才。這導出的終極悖論是，一個能留住人的大公司，得給大家上創業課，而它最終也無法阻擋那些天才員工出走創立屬於自己的公司，這也是矽谷裂變的原因。 在矽谷，每個人都是屬於自己的。你可以說只有一個大公司，也可以說所有大公司都是他們的浮雲，他們從來不屬於這些大公司，最終他們要的是自己的夢想。 07 Money...! 等到股市出現並與風險投資結合，矽谷的歷史就開始了。 還是要從保羅·格雷厄姆說起。他說互聯網創業公司就像蚊子，“唯一的競爭優勢就是數量多，作為種族可以生存下來，作為個體九死一生。” 保羅·格雷厄姆是個矽谷風險投資人，他創立的孵化器Y Combinator（這其實是個計算機術語，意思是啟動其他程序的程序）除了讓蚊子們的個體生存率比以往更高之外，還改變了矽谷的風險投資模式。 對，我們之所以總是提到這個人，是因為保羅·格雷厄姆進入了矽谷投資模式裡的一個無人地帶：以往，投資額徘徊在2萬至5萬美元的天使投資人和動輒花上百萬美元左右的風險投資人之間沒有過渡，創業公司九死一生的原因部分在此。他們在用完最初來自親朋好友攢起來的啟動資金之後，往往等不到下一筆救命錢。 光解釋Y Combinator提供多少投資並不足以解釋這家公司對傳統風投的威脅性。保羅·格雷厄姆實際上開發了一套流水線：每年有兩次，Y Combinator都會在一輪面試之後挑選創業者加入他們為期13週的創業公司孵化班，每個被選上的團隊會獲得總額為1.1萬美元+3000X美元（X為創始人團隊數量，如果有3個，則為9000美元）的資金，作為交換，Y Combinator可以獲得6%左右的股權。在這筆小額投資之後，創業者將根據Y Combinator的網絡與圈內知名投資人和創新人士緊密交流，這意味著他們真正進入了創業圈，而不只是拿著一筆錢摸不著門道。最後，他們會參加一個叫做Demo Day的創業項目發布會─底下坐著各種風投和記者，每組團隊通常只有3分鐘時間展示自己，場面熱烈有如選秀。 你可以把Y Combinator看作引領風投的風投。在把Y Combinator帶到如今這個狀況之前，保羅·格雷厄姆是個不錯的創業者，基於經驗和其他不知是什麼的因素，他和Y Combinator的其他創始人的眼光令大多數投資者羨慕，比如2010年夏天，他投資的36家公司裡有33家在離開Y Combinator後獲得了投資，命中率達94.4%。保羅·格雷厄姆很滿意，如果這個數字達到100%，他會懷疑自己是不是過於保守以至於錯過了更多好公司。 這個眼光─或者說它帶來的口碑─讓矽谷投資人為好主意投資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因為更多人信賴Y Combinator，並且如Techcrunch這樣的博客幾乎立即會跟進報導被投資公司，要搶到一個好點子變成了分秒必爭的事情。Y Combinator因此也擁有了更多模仿者，比如500 Startups和TechStars，當然還有在中國的李開復的創新工場。 這就是David Lee口中那個“像好萊塢一樣的矽谷”。 你可以把David Lee看作韓國版的李開復，他同時在兩家分別叫做SK Telecom Ventures和XG Venture的風險投資公司擔任合夥人，還是後者的創立者。就像字面含義一樣，XG Venture是一個由谷歌前員工創立的風投，現在還是Y Combinator的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ernership）。這個韓裔美國人2000年以銷售和商務拓展的職位加入谷歌，一手開拓了谷歌日本、澳大利亞和英國市場。 在Palo Alto那間辦公室裡，David說現在矽谷有如好萊塢，技術成了流行，或者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一樣的存在，“這裡除了天使，還有超級天使，還有孵化器，還有企業投資團隊，還有私募基金。每個人都不想錯過好項目，有時候你只是猶豫一下，甚至只是遵循自己投錢的流程，你就錯失了機會。” 這句話放在70年前聽起來會相當匪夷所思。二戰之後的美國一切都在飛速變化，懷有商業創意的人會去找富商尋求資助，例如在洛克菲勒家族幫助下創建的東方航空公司。但變化太快了，人們來不及去想富人在復興經濟方面發揮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而銀行不願意向創業公司貸款，它們更信任老牌企業或者房地產，因為土地永遠不會失去價值。 現在的情況則是，有那麼多人願意為Color這樣面目模糊的公司投上4100萬美元，而諸如Tango這樣的移動視頻聊天應用不過上線9個月，也可以拿到4200萬美元的融資。矽谷的投資額度被一再刷新，對於風投來說，不能錯過一個偉大的idea，這幾乎成了它們最重要的指標。按照David的說法，矽谷風投甚至有了“梯隊”這個說法：第一梯隊風投，比如紅杉，它們淘汰下來的創業公司就沒人再理了，但是第二梯隊的風投拋棄的項目倒是還有可能重新受到關注，那些更有自信的風投會不甘心地再篩選一遍。 “並且矽谷風投同樣靠的是自己的關係網，這一點上跟好萊塢明星經紀人沒什麼兩樣。”他說。因為出身谷歌，David最初投資時看重的是創業公司擁有什麼技術，但他發現這樣做的結果是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美元花光之後，依然沒有任何可市場化的產品出現。更重要的是，矽谷技術的繁榮讓風投日漸認識到，任何技術都是可複制的，不可複制的是團隊本身。所以David在被問到什麼是關鍵時，毫不猶豫地說“團隊”。 讓我們回到保羅·格雷厄姆的眼光上去。《企業家》（Entrepreneur）今年3月對他進行了一個“為什麼有的公司能拿到你的投資而有的不能”訪談，其中一個問題是“你在尋找什麼？”他們聽到的答案是“決心”。保羅·格雷厄姆說一開始的時候，他以為他在尋找聰明的人，但最終證明智力並不如想像的那麼重要。如果一個人有等量多的決心和智力，那麼在他成功之前，你可以不考慮大部分的智力因素。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關於“怎樣算是好想法”，而答案是“好想法通常聽起來像壞想法”。比如Facebook開始的時候，不過是哈佛大學生的社交目錄；谷歌開始的時候，搜索看起來根本沒多大用，那是個門戶網站的年代。 風險和回報永遠成正比，所以難怪紅杉資本合夥人邁克爾·莫里茨說：“先鋒產品這個詞聽起來就像市場毒藥。”這就像個悖論，風投首要的是尋找顛覆性的創意和構想，但創業公司的第一代產品往往只是給他人做嫁衣，真正有利可圖的是第二甚至第三代。 當然，無論如何你都可以看收益這個終極指標，這也是衡量Y Combinator創新程度的標準。創立至今6年內，這家公司已經投資過316家創業公司，其中210家總估值超過47億美元，由此平均每家估值為2240萬美元─當然由於創業公司價值的不穩定性，這個數字隨時可能被砍掉一半，但除非所有風投都賠錢，否則這些數字還能作為一個參考下限。 還記得我們開始提到的東海岸嗎？最開始的時候是哈佛教授喬治·多里奧特將軍（General Georges Doriot）。他在1940年代創辦美國研究與發展公司（ARD，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並投資了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這是發生在東海岸麻省理工的故事。接下來是阿瑟·洛克（Arthur Rock），這位當時在海登·斯通證券經紀公司（Hayden，Stone&Company）工作的投資經理將富有的費爾柴爾德引薦給了肖可利實驗室的8位科學家，讓他們在矽谷建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而真正起作用的還是政策變化。1978年，美國國會將最高資本利得稅從近50%調整到28%，3年後又下降到20%；1979年，聯邦政府允許養老基金進入風險投資，使得在接下來歲月中養老基金成為新風險投資中最大的資金供應源。如果看1980年代後美國從石油危機中解脫這件事，同樣是仰賴資本利得稅。 1960年代的矽谷出現了兩種技術：一種是製造集成電路的技術，一種是製造新型公司的技術：通過發明新技術實現快速增長。前者迅速發展到其他國家，而後者沒有。五十年之後，初創公司在矽谷和美國其他一些城市非常普遍，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還很少見。 有趣的一點還在於，矽谷技術反過來推動了資本的變化。從華爾街現場交易，到電報電話，再到彭博通訊社把信息民主化，更多人能進入並掌握交易；1990年代，納斯達克最終實現了電子交易，擺脫了交易員和中介，成為投資民主化的標誌。而在這個過程中，矽谷是推動力，也是最大的收益者，因為最願意冒險的那部分資本在這裡聚集，並成為了投資下一波美國技術公司的力量。 在見到David的那個下午，他帶著我們去Palo Alto AOL大廈參加傳說中的Demo Day，David是坐在台下準備向一一上台的創業者發問的風投之一。矽穀不停地在舉行這樣的創業演示會，風投和創業者一樣忙碌。這次的活動組織者SeeLab（Standford Student Startup Accelerator）是斯坦福大學的孵化器，你看，即便是斯坦福，他們也意識到光把學生培養成出色的工程師是不夠的，最好還得讓他們在創業的熱情之外具備創業的經驗和常識。 於是你能看到一場精心準備過的創業演示秀，它不會比American Idol差多少。第一個上台演講的男生站在講台陰影裡抑揚頓挫地說人類歷史上醫療材料無非就是紙張、針頭和塑料，而這些東西中最近的發明也有快100年的歷史了，現在他要改變歷史。並不是每個演講者都會強調願景，其實每個人都只強調一種競爭力，或者是市場定位的準確，或者是創業團隊的精良。雖然有人抑制不住因為緊張而變得尖銳的嗓音，但大多數人已經知道什麼時候該停頓一下，留出時間讓人們看著PPT笑上幾秒。 你知道1980年代初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是誰嗎？─反正肯定不會是蘋果。同樣，你也不知道在這場秀裡面，會不會產生下一個谷歌或者蘋果，這就是這些風投擠在台下不斷提問的原因。 芯片設計師、暢銷書作家安迪·凱斯勒寫過一本書叫做《我們如何來到現在》。他說17世紀發明了加法器的帕斯卡爾沒有人為他投資去做更深入的研究，結果他只好跟費馬一起去研究概率、怎麼賭博賺錢去了；瓦特也沒有上市，但他的資助人（我們可以理解成風險投資）博爾頓也沒有機會去套現，本來瓦特也可以賣出一部分股份或者買回博爾頓的股票。但這樣的機會思科得到了，英特爾得到了，谷歌也得到了。 這意味著與我們熟悉的創業相當不同的路徑。這位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時期，掌管的對沖基金從1000萬美元變成10億美元的天才投資家，認為讓政府來管理投資是不對的。這連伊麗莎白一世都看得出來；交給銀行也是不對的，因為銀行避風險的本性不會對這些存在風險的項目過於關注。 直到股市出現並與風險投資結合，矽谷的歷史開始了。 這句意味深長的俏皮話出自既不矽谷也不華爾街的伍迪·艾倫。他說對了。“技術和華爾街可以一同躺下，但是都睡不了太長的時間。” 08 一個叫Bowie的車 矽谷的另一個悖論：大公司會有專利，但是它們和好想法無關。 如果事情真如Prith Banerjee 6月份說的那樣，惠普看起來就不太像一個迷茫的大公司。 Prith Banerjee是惠普實驗室高級副總裁，他所在的這個部門近年轉變劇烈：原來數百個實驗項目現在歸成23個，由8個項目組負責，他們又被分成打印、移動終端用戶體驗和智能架構三大類。這一切是為了實現3個S：Security（信息安全）、Smart（海量數據處理）和Seamless Experiences（從PC工作環境到個人移動終端的無縫對接）。 在惠普工作了14年的Prith Banerjee在說到大公司在矽谷扮演的角色時，說這裡有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學，所以可以更好地捕捉新技術；同時它們也會扮演孵化器的角色和創業公司一起更好滿足客戶需求。 一切聽起來都很不錯，只是兩個半月後他的老闆就把PC業務終止了。業務調整後的惠普直接面對消費市場的產品理論上就剩下打印機和墨水兩種，Prith Banerjee藍圖中所謂的無縫對接和移動終端用戶體驗都不復存在。但他甚至算不上什麼悲情角色─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惠普向全世界宣布放棄WebOS的前幾個小時，惠普全球執行副總裁Todd Bradley和WebOS開發元老、前Plam CEO Jon Rubinstein才剛剛接到通知，這個時間節點不會比我們知道的早多少。 這就是大公司成熟管理所帶來的力量。各種累積的能量讓它們總是能極其果斷地推行一系列事情，包括控制現金的流向，研發的方向和各種人才的去留。惠普可以在宣布用103億美元收購英國第二大軟件商Autonomy之後，瞬間變成一家B2B公司，競爭對手也隨之變成了IBM和甲骨文。 惠普曾經書寫了口袋式計算器、便攜式電腦和噴墨打印機的創新歷史。今年2月Todd Bradley 在Palm Pre3、Veer、TouchPad 三台新設備背景前，還喊出了Think beyond。我們以為那真的是惠普大變革的開端，用WebOS 把所有的設備相連，形成一個全平台的整合方案─但這些讓人興奮的好主意不見了，剩下的只是一家大公司而已。 好主意是矽谷的靈魂，也是創新的起點。並且，好主意往往來自於並不那麼起眼的公司。 在遇到Biztech創始人Edith Yeung的那個下午，她決定帶我們在舊金山隨便轉轉，第一個步驟是先在iPhone上預約一輛離她10分鐘步行路程之內的車。簡單按了幾下之後，預約成功，取車地點在附近China Basin地下車庫。接著她的手機上就跳出一張地圖，顯示了所在位置到車庫之間的路線，並且告訴我們那輛車……名叫Bowie。 提供這個神奇服務的公司名叫Zipcar，它把智能手機變成了一個租車預約終端，同時還是把車鑰匙─當然，具體開走哪輛車視你的需求和當時情況而定。通過一個App，你就能像Edith那樣完成整套的租車程序，平均每小時耗費10美元（美國普通租車服務每天30至80美元不等），且這個價格還包括了燃油和保險。如果你超過了原本預約的時間，你還是可以通過App續租，但如果你想偷走一輛車， Zipcar會在終端鎖定這輛車，它就無法發動了。 Zipcar成立於10年前，在美國租車行業的激烈競爭下生意一直很慘淡，直到兩年前利用智能手機平台迅速崛起。現在，Zipcar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55座城市和225個大學校區都有密集的網絡，有40萬人在使用這個服務。在舊金山這樣佈滿小街巷的地方，你甚至可以不用買車，需要的時候就打開iPhone租上一輛。至少，Edith就是這麼做的，她還因為討厭永遠在找停車位賣掉了自己原來那輛。 Bowie是一輛寶馬，它旁邊的牆上貼著“Zipcars”字樣的綠色小牌。如果你左顧右盼依然看不到這樣的牌子，可以按一下iPhone App上的喇叭按鈕，預定的車會“滴滴”提示它在哪兒。Zipcar有趣的地方在於，每一輛車都有一個名字。這樣當你把一輛叫Bowie的車開走的時候，感覺多少有點像置身皮克斯拍的那部《汽車總動員》。 其實矽谷依然有比Zipcar更加新銳的租車公司，它叫Getaround。從技術上來說，Getaround與Zipcar類似，都是通過智能手機讓用戶無需交換鑰匙，直接用App解鎖；但Getaround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並不真正擁有任何一輛車，它只是管理它們。 這又是一個眾包（crowd sourcing）的例子。Getaround創始人Sam Zaid的想法簡單又大膽：“美國有2.5億私家車，但是這些車平均每天有22小時是閒置的。我們可以通過更好的計劃幫助人們共享資源，改善環境。”只要你接受Getaround的想法，只需要簡單註冊，再在車上裝一個叫Carkit的東西，就成了Getaround的一分子。從今年5月服務上線以來，這家公司已經發展了1600輛汽車，是Zipcar的20%。 但創業公司─比如Getaround─常常有自己的難題。它們基本上是在燒錢而不是賺錢，因而經常顧此失彼，只能挑最重要的問題去解決；如果一開始執行的只是一個“看起來很美好”的主意，其間還不得不面臨各種轉型；最根本的還是，他們永遠缺人。 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也會出現在大公司的新項目研發中（現在你知道Prith Banerjee 或者Jon Rubinstein在惠普的處境了吧），一旦無法容忍研髮帶來的低效，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變成產品”的焦慮，大公司就有可能遏制種種創新。 你也許聽過喬布斯和比爾·蓋茨那個“有錢鄰居”的真實笑話。 1983年，微軟出乎意料地發布了Windows操作系統，它有和Mac機幾乎一模一樣的圖形操作界面。喬布斯憤怒地朝比爾·蓋茨要一個解釋：“你這是赤裸裸的抄襲!”而蓋茨只是看著他，然後用一貫的語速說：“好吧，史蒂夫，我覺得我們可以換個方式看看。這就像我們都有個叫施樂的有錢鄰居，我闖進他家去偷電視，但是發現你已經拿走了。” 圖形操作界面（GUI）聽起來是個陌生的名詞，換個說法吧：在你的操作系統上有一個叫做桌面的東西，回收站就是一個垃圾桶的模樣，而輸入指令的時候計算機會跳出對話框問你“是”還是“否”，最根本的是有“窗口”這樣一個界面，你不必輸入複雜抽象的指令代碼，一切所見即所得。 蘋果和微軟理應感謝施樂帕羅奧圖研發中心（PARC），它不但是圖形操作界面的發明者，還是個人電腦的先驅。如果喬布斯沒有帶著一干人等繞著施樂名為Alto的電腦轉了一個半小時，蘋果不會是現在這個蘋果。但最終推出蘋果自己圖形操作界面的Bill Atkinson（他同時也是Lisa電腦與Mac軟件之父）否認這是抄襲：“我們沒有看到真正應用這個界面的電腦Star。Lisa有許多自己的創新，比如下拉式菜單。” Bill Atkinson的研發夥伴Larry Tesler就要淡定一些：“我們有點像讓一群設計師隔著毛玻璃看一輛概念車，他們看不清細節，但有一個討論基點，然後再各自發揮創意，做出自己的車。”值得一提的是，Larry Tesler是從施樂跳槽過來的蘋果員工，他遵守了施樂離職的規定：不討論任何技術。他做的只是在蘋果員工偏離討論方向的時候，嘗試將它糾正。 圖形操作界面後來讓蘋果在Macintosh上大獲成功。Lisa當時還是針對辦公室人群，而Macintosh的目標客戶則是14歲的男孩，這意味著操作界面更加簡單直觀。至於施樂，他們發現自己投注如此之高的成本開發Alto和Stat個人電腦，但被層出不窮的蘋果、康柏打敗了，前者往往要一萬美元，後者往往只需幾百美元，因為受制於零件合約和製作模式，施樂根本無法降低Alto的製作成本。 更重要的是，1980年前後，施樂正忙著為捍衛自己在復印機市場的地位與日本公司展開保衛戰，PARC的研發雖然很讓人興奮，但公司本身獲益的技術僅僅局限於激光打印機技術而已，無意照顧PARC的好主意們。於是施樂PARC的人才紛紛外流─Larry Tesler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了蘋果。 微軟也應用了圖形操作界面，只不過它有另一個故事。 1980年，IBM開發出第一台個人電腦，需要為之配備操作系統，他們找上比爾·蓋茨，而後者找到一家叫做Seattle Computer Products的公司開發了後來改名為MS-DOS的系統，在應用到IBM兼容機的時候，用了另一個名字：PC-DOS。 然而當時IBM90%的利潤來自於大型機，這家公司的思維正如老沃森（Thomas J.Watson）的那個定位：“我們永遠是一家為商業機構做信息處理的公司。”在老沃森看來，計算機這種“以真空管和電子零配件裝成的龐然大物，醜陋又難看，而且由很多嘎吱作響的機械構成，聽起來像“滿滿一屋子人在織布”，他斷言“全世界大約只需要5部計算機”。 IBM就這樣錯失了DOS應用，它始終任由微軟發展，直至Windows 95推出，微軟躍上領導品牌之位，讓桌面操作系統和鼠標成為個人電腦的普遍特徵（順便說一句，鼠標也是施樂PARC的發明）。 矽谷有無數這樣的故事。你還記得那篇《極客眼中的世界》吧？那些主意都和大公司無關，它們是各式各樣發掘新市場的能力，有的來自於不滿，有的來自於純粹的好奇心。如果縱觀60年前的計算機革命、40年前的微處理器技術和20年前的互聯網技術，你會發現科技已經改變了矽谷的生產狀態，互聯網和低價硬件讓軟件的開發成了新一輪的好主意的土壤。這意味著更多更參差多態的想法不斷地演化成創業公司，繼而變成產品和服務。 那麼大公司呢？現在我們看到一個只有打印機的惠普了，當然，它們還在標榜雲服務，但你知道惠普在這一點上從來不是強者。在被問到如何讓技術與市場結合，像iPad那樣發掘一個無中生有的市場時，Prith Banerjee看上去有點激動：“噢，你不能只看iPad。你不能否認惠普還是世界上在打印領域最偉大的公司。” 就連我們都想問─如果未來不再需要打印這回事了，惠普該怎麼辦？ 09 天才們的1 Billion 一代代天才們就這樣傳承著改變世界和創造財富的基因。 先說個結構簡單的八卦吧：一個叫查德·赫利（Chad Hurley）的小伙子在朋友的生日派對上遇到了一個叫凱西·克拉克（ Kathy Clark）的姑娘，幾次約會後他知道這姑娘的老爸叫......吉姆·克拉克（James H. Clark）。 你可能不認識這個八卦裡的任何一個人，但你也許知道查德有個創業合作夥伴陳士峻，他們一起創辦的網站叫做YouTube。 在2006年10月，YouTube以16.5億美元的高價被Google收購。查德成為了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在各種雜誌封面出現，和好萊塢影星萊昂納多把酒言歡，和美國前總統戈爾聊氣候問題。但如果你知道YouTube最初不過是想給各種好看姑娘打打分的話—用上傳視頻的方式，只不過因為操作方法比任何視頻播放器都簡單便捷，很快這裡就擠滿了各種各樣網友上傳的視頻─你大概可以猜到吉姆·克拉克應該也沒給他女婿什麼建議，起碼看起來沒有。 現在讓我們來認識一下吉姆·克拉克這個天才。他最耀眼的身份標籤是“3個市值超過10億美元公司的創始人”：矽谷圖形公司（SGI）、網景（Netscape）和永健（Healtheon）。即便到了今天，你也很難找到一個和吉姆·克拉克相似的人。作家邁克爾·劉易斯說這個略帶神經質的天才擅長於洞察未來，因此矽谷風投對他的每一個點子都趨之若鶩，即便他們根本不明白這個點子該怎麼賺錢。 和吉姆·克拉克連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名字：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1992年，一個每天除了在伊利諾斯州大學上課就是在NCSA（美國國家超級計算中心）兼職的大學生有了一個好玩的想法。當時，除了少數計算機專業的人，大多數人都不了解黑白屏幕上一行行的程序和代碼。於是這個叫馬克·安德森的學生就和他的同學一起設計出了一個操作簡單的圖形界面程序來讓普通人也能通過互聯網上傳和下載數據。這個叫做馬賽克（Mosaic）的軟件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可以顯示圖片的瀏覽器，23歲的馬克·安德森只用一年便擁有了幾百萬用戶。 剩下的故事你肯定猜到了，繼矽谷圖形公司之後希望再次創業的吉姆·克拉克認識了馬克·安德森，他們一起創辦了網景。1995年，網景這家成立僅16個月並無分文盈利的公司開創了互聯網的神話。在其上市第一天，網景股價從28美元最高升至71美元，兩個小時內500萬股被搶購一空，當夜幕降臨時以每股58.25美元收盤。這家創始資金只有400萬美元的小公司一夜之間便成為20億美元的巨人，年僅24歲的安德森也彷彿神話般地從一文不名變為擁有5800萬美元身價的“Internet富翁”。 這件事甚至改變了人們當時對於財富的看法：老派的經濟學理論，比如財富應該來源於積蓄、投資或者切切實實的買賣，已經不能解釋網景上市這樣的現象。互聯網創業者們正從根本上重塑著美國社會，推動著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的過渡。 馬克·安德森的名聲叱吒一時，此後就如你現在的印像一樣，漸漸淡出了大多數人的視線。但如今數一下馬克·安德森身上的Tag，你大概會嚇一跳：他是惠普、eBay、Facebook和Skype的董事，他創立的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投資了Facebook、Groupon、 Twitter、Skype、Foursquare和Zynga，他個人還投資了LinkedIn。此外，他還是馬克·扎克伯格的導師。 導師在矽谷被叫做Mentor。在採訪IDEO或者投資人David Lee時，他們不止一次地提到mentor（導師）是創新鏈條中多麼重要的一環。如果為矽谷並不漫長但充滿變化的歷史畫個速寫，你會發現就是那些mentor主導著歷史的線條，他們像一個個節點（node）一樣把天才們連在一起。 歷數那幾個熟悉“節點”你就知道在矽谷會展現出一幅什麼樣的人脈圖：阿瑟·洛克（Arthur Rock）幫助肖克利實驗室的8位科學家創建了仙童半導體公司；之後，洛克又幫助這8位科學家中的諾伊斯（Bob Noyce）和摩爾（Gordon Moore）創建了英特爾；諾伊斯在數年後成為了喬布斯的mentor，他對待喬布斯像是“對待一個孩子”，並且容忍喬布斯午夜時分給他打電話，這讓喬布斯感激不盡；喬布斯則算是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的mentor。佩奇本想請喬布斯出任Google的CEO，喬布斯拒絕了，但依然願意和這兩位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和行業看法。 還有一些我們不曾提過的例子。例如Peter Thiel和Mark Pincus。Peter是PayPal的創始人，是他將查德·赫利招入PayPal；在2004年互聯網蕭條之時，他向Facebook投資了50萬元，並且成為了其董事，此後，他將馬克·安德森介紹給了馬克·扎克伯格。Mark Pincus也是Facebook的早期天使投資者之一，他同時也是Friendster的投資人。依靠Facebook的回報，他創辦了Zynga這家社交遊戲網站，並靠凌厲的管理使之成為Facebook平台上最成功的應用之一，現在估值已是115億美元—又是一個遠遠超過1 billion估值的公司。 矽谷mentor們看起來都是這樣：作為成功的創業者獲取了財富，也因為自身經驗更了解創業者，並願意投資他們。和單純的風投不一樣的是，mentor的眼光和經驗讓創業者的好想法有更強的生存能力。 Napster的創始人，後來的天使投資人肖恩·帕克有過被自己所創立的公司董事會趕出來的不堪經歷，因此在幫助馬克·扎克伯格接受風投和設立公司製度時，處處想著如何保證馬克的主導地位。在他因為不受Facebook投資者的喜歡而不得不離開Facebook董事會時，他把自己的席位留給了馬克。帕克說：“我將盡力支持他，從來沒有人這麼支持過我。我想成為類似守護者之類的角色……如此一來，他就算犯下錯誤也不要緊，而且能從錯誤中學到教訓。 ” 你可能還聽說過KPCB風險投資公司的合夥人約翰·杜爾（John Doerr），他身後有長長一串投資公司名單：谷歌、SUN、康柏、亞馬遜、網景、賽門鐵克（Symantec）等等，和馬克·安德森一樣，他還是谷歌等5家公司的董事。杜爾在1974年加入英特爾，身份是工程師，他是那些極客中最善表達的一位，所以做了產品開發與市場銷售。這樣的經歷讓他後來替許多投資對像出主意的時候節省了走彎路的時間。正如紅杉合夥人Greg McAdoo所說：“正確的建議，永遠比金錢更重要。” 吉姆·克拉克, 他後來當然也投資了一些項目，但他最有價值的標籤可能是矽谷這麼多年來最特立獨行的一個天才：不僅僅是因為創立了三個業務迥異的10億美元公司，而是那股永遠尋找新新事物的勁頭。克拉克說過：“我做不了風險投資家，我也做不了經理人，我天生就不是那些人。我能做的就是給他們開路。”克拉克在矽谷的角色再清晰不過：他是創造故事的人。他最後一個影響世界的項目是：一艘叫“太陽神”號的船。 但你知道那個原本應該象徵著享受和高尚生活的玩意裡都有什麼嗎？ 25台電腦。它們分別負責監測水深、風速、船速、風向等各種數據，用以計算各種航線的可能性。克拉克骨子裡有一種改變環境的熱情，這是他創立每一家新公司的基礎。現在，他又要用這種熱情去改造一艘船，具體來說，是一艘由網絡自動控制的遊艇。 你可以把那艘由25台電腦控制的船看作當時的人工智能，即便放到現在，它也不會比谷歌的無人駕駛汽車遜色多少。現在人們津津樂道的東西—借助服務器的運算能力，谷歌可以實時處理通過車身傳感器蒐集到的各種信息—在克拉克那艘船上早就已經實現了。因為這些匪夷所思的實驗，那些超級計算機們現在做的事情看起來再平常不過—又有多少人知道天氣預報的背後是每秒7.3萬億次的計算呢？ “太陽神”號不僅僅是一個極客的烏托邦，對克拉克而言，它還是一個可能改變未來的新新事物。他永遠不會把自己等同於一個風投、CEO或者其他有可能讓他染上商人作派的角色。按照邁克爾·劉易斯的說法，他永遠像一個局外人，好像一個人做了有史以來最驚天動地的大事，卻忘記告訴別人這一點。他一直對世界保持與眾不同的看法。從某種程度上，克拉克能看到未來，或者說參透許多商界人士不明白的規律，或許正是因為他的這種超然物外。 你看，有了錢的極客與他人無異，都是把錢投在一條“船”上，但是你看他的船是如此與眾不同。1 Billon的極客還是極客。 10 Steve Jobs: I don't have any skeletons in my closet 蘋果把商業的各個環節都做到了最好，但最可貴的還是，它保持了生機勃勃的創業公司姿態。 在說了我們看到的矽谷之後，我們想說一點我們沒看到的，關於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我們當初幾乎就是衝著他去的。 喬布斯已經被太多神話籠罩。他帶領皮克斯改變了動畫製作，又帶領蘋果顛覆了音樂和智能手機行業，創造了數碼產品新銷售模式，還一度成了傳統出版業的救星。從他的黑色高領衫到演講節奏，都有人一遍遍研究。 8月25日，喬布斯辭去蘋果公司CEO職務，這個神話終於要落幕了。不如讓我們剝去神話，看看蘋果都有什麼。 戰略：喬布斯讓蘋果成為一家思路極其清晰的公司。1990年後期的蘋果在Windows壯大的聲勢下日現頹勢，從世界上第一款掌上電腦Newton，到你現在可能不知道的數碼相機、打印機與其他輸出系統，蘋果更像在追著別人跑。 1997年，喬布斯重返蘋果，他實施了一套冷酷但卻合理的計劃：挨個評估蘋果公司正在進行的項目，最後從近百個里保留了最優秀的和能盈利的10個產品，而它們統統傾向於消費者市場。你或許還記得當時蘋果公司的那句口號：“Think Different。”喬布斯為蘋果定下的規則是，與眾不同才是好的。他們在這個思路下推出了兩個重磅產品：像果凍一樣透明性感的iMac和顛覆了音樂播放器乃至整個音樂產業的iPod。 產品研發：在產品線雜亂的年代，蘋果是以工程技術為產品研發導向的，多數產品都是以配合技術可行性為前提，因為這樣極容易開發又可以準時完成。喬布斯把這些規則完全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產品使用的便利性和愉悅感。他從不聘用麥肯錫這樣的專家小組，而是讓蘋果自己的團隊觀察產品的消費者，由此開發符合市場潛在需求的產品，整個產品研發流程也變成了：設計、開發和批量生產。 設計：蘋果有讓人感覺到真誠和趣緻的工業設計元素。13年前，帶有半透明菜單、果凍感按鍵和陰影效果的Mac OS X操作系統重新定義了個人電腦的桌面設計，而這個創意來自雜誌的酒類廣告。如今Jonathan Ive 領導的蘋果設計團隊讓簡潔成為所有蘋果產品的通用語言，這不是一個形象工程，更多是對材料創造性運用。比如iPhone 4周邊的金屬條是蘋果自己研發的不銹鋼合金，5倍於標準鋼的強度，它們先經過鍛造而後裝配起來進行注塑─這是蘋果產品一體成型的基本元素。 生產：你甚至可以說蘋果是一個輕資產公司，它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特定產品和材料的設計研發上。但這要求蘋果必須從上到下整合一流的電子技術、軟件、硬件工業設計於一體，而你會看到喬布斯選擇把這句話單獨印在每一個蘋果產品的包裝盒上：“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周圍沒有任何多餘的裝飾。它向你透露的訊息是：這個東西或許是Made in China，但歸根到底是出自蘋果位於加利福尼亞總部設計師們的手筆。 定價：或許iPad2最讓人驚豔的不是它的外觀，也不是各種升級參數，而是那個價格標籤：499美元起，同第一代一樣。這幾乎是其他平板電腦製造商不能企及的價格，無論摩托羅拉的Xoom（800美元）還是三星的Galaxy Tab（549美元）。同時，蘋果公司調低了一代的價格，整整100美元。 供應鏈：蘋果足夠的現金流讓它在不斷為產品降價的同時仍然給工廠下千萬份的預訂單，因此，蘋果在早於競爭對手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前手裡就握有許多電子元件製造商的優質貨源。HP在接受The Next Web採訪時說，在平板設備上，HP只能等蘋果同那些工廠訂單結束之後才能同它們建立合作關係。但到了那時，蘋果又能以更低的價格拿到訂單從而生產成本又進一步降低。 控制需求：即使蘋果沒有刻意推行飢餓營銷，它也擅長製造懸念。iPad2在發布前一周就放出消息，科技博客不斷公佈試用細節，蘋果官方也大作聲勢─七天后產品發布但你也不一定買得到。蘋果Specialist會告訴你，網上預約購買是最省事的辦法。 市場需求：如果喬布斯每次都在盯著消費者做調查問卷以此判斷他們要什麼，蘋果就不會一次又一次地創造那些無中生有的市場。 喬布斯神奇的地方在於把握產品面世的時機。熱感觸屏技術在iPhone面世之前早已存在超過十年，但iPhone依靠一體成型的全觸屏設計（當然他們還保留了home鍵）成了智能手機的代名詞─他們並沒有向消費者炫耀炫酷技術，而更像在介紹一種“讓你的手機體驗更簡單”的好產?品。 再看看他們推出iPod時的市場背景，Napster讓盜版音樂成為流行。用戶在免費得到音樂的同時也付出了大量的搜索時間，往往得到的質量還不靠譜。所以喬布斯只是說：“0.99美元你可以買到最新的歌曲，而且，不用做一個小偷。” 提供更好的服務：蘋果的特別之處在於在出售那個產品之前，它們的服務就開始了。 理論上市場對蘋果的產品應該更苛刻，因為它進入的幾乎都是成熟市場，但你看到的是：iPod進入了播放器市場，但帶著iTunes；iPhone進入了手機市場，但這次帶著互聯網。在硬件公司領域裡，軟件一直是蘋果的優勢，這兩者的結合讓蘋果的產品具有強勁的誘惑力─相比之下，大部分公司的產品或服務是被賣了，而不是被買了：iPod之所以被買走，那是因為消費者抱著看看的目的來到蘋果專賣店的時候，已經決定購買了。 如果你曾經購買過蘋果的產品，你可能還會注意一個細節：它們包裝一打開，第一個展現在眼前的一定是產品本身，而不是複雜的包裝和厚厚的說明書。 營銷：蘋果直營店常被認為是喬布斯的神來之筆，它把體驗作為產品出售─現在從出售個人消費品的角度看，強調這個看起來很正常，但當時這個舉措的初衷只是為了扭轉渠道商對蘋果產品的不重視。喬布斯再一次選擇了特立獨行，當然，前提是他對蘋果的產品足夠自信。 最近的例子則是Lion操作系統在Mac App Store發售時拋棄了光盤和繁瑣的支付程序，它成了歷史上銷售最快的操作系統，並且替蘋果節省了大筆銷售和宣傳成本。 組織形式和領導力：蘋果公司唯一固定的流程是周一例會，10個左右的產品高管直接向喬布斯匯報，而所有產品的銷售、研發、生產情況都會匯總。另外，蘋果每年都向核心的100人團隊展示最新產品進展，10年前的iPod就是這樣秘密亮相的。 的確，喬布斯獨斷專行、不按常理出牌、情緒化並且對細節有不近情理的挑剔，但他的領導風格激發團隊表現出了最好的一面，並因此獲得了成就感。領導力是一個說得太多的因素，但它一定是企業運作的根本。 所有這些都離不開喬布斯的領導力，這也是他被神化的一個原因。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個中環節，就會發現其實是他把所有這些元素最有效地組織到了一起。 它是工業文明的結果。公司文明肇始於英國工業革命，從英國到美國東海岸，再到西海岸，隨著工業中心的轉移，公司也在不斷自我完善。而我們現在之所以樂於關注矽谷，也是因為它幾乎是效率最高的企業組織模式的產生地。 而既是結果也是促進因素的是，矽谷最大限度地集納了資金、智力—如果你願意給這兩個東西一個更高的評價的話，所謂人類文明進步無非就是這兩個結果。而蘋果比所有人做得更好的是，在智力和錢之外，那就是活力。 這也是創業精神。在那場著名的斯坦福大學2005年畢業典禮演講上，喬布斯曾回憶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經歷：“從蘋果公司被炒是我這輩子發生的最棒的事情。因為，作為一個成功者的負重感，被作為一個創業者的輕鬆感覺重新代替。這讓我覺得如此自由，進入了我生命中最有創造力的一個階段。”1997年，他把這種“創業者的輕鬆感”帶回了他曾經創立又被驅逐出門的蘋果，重新創造了它。 現在，如果你傍晚沿著85號公路駕車從山景城（Mountain View）開往庫比蒂諾（Cupertino），會發現一幕有趣的情形：Google Plex七八點鐘就已經燈火闌珊，很少有人加班；而位於庫比蒂諾蘋果總部的十幾幢辦公樓經常通宵達旦—這通常是創業公司才會出現的場景。 如果回到我們《矽谷就是這樣》系列的開頭，那篇《Check in Silicon Valley》，那麼一個局外人最先看到的是這種紛繁、野蠻和隨意的創造力。它似乎通往無數種可能性，每種可能性在不可知的未來，又將發生新的交叉與碰撞，繼而通向更未知的未來。 我們決定投入其中，翻開石頭看個究竟。這是一個明亮的商業世界。它真的像喬布斯在自傳裡說的，衣櫥裡沒有骷髏—沒有秘密。 這是喬布斯的商業帝國告訴我們的，也是矽谷告訴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