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後把之併入此文。
Webb說:
Actually,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pproves and registers drugs but does not grant patents. For patents, you go to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確實,他們是有生產批文,如下圖:
亦有知識產權,但請留言發名設計人有一位叫劉勁瑋,他應該是高寶綠色科技(274)的前主席。
另外他亦授予知識產權予前述收購的東莞太力,但地址就應該要留意,是在東莞高寶綠色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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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部份人,一生最重要的決策,莫過於結婚,轉工及置業。這些大的決策,我們究竟是怎樣做決定呢?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做好決定嗎?我有這樣的經驗。
婚前準備課程,傳導人問我:為何你要娶她?
面對這問題,我好像在答一些答案...然而,最後我坦誠回答傳道人,其實那些答案都不是,真正的答案是:我遇上了她,這就是原因了。傳導人說:這就對了。
朋友問我,為何你做投資,而不做中醫,那不是很浪費嗎?我告訴他,我不做投資,才是浪費。
其實我心裏想像,做中醫的情況,對比我的人生需求...不成不成,我要先在社會求生,之後才義務地做中醫,貢獻社會吧~同時,老了還更像中醫呢~所以,我走到這裏。
今年六月時100%CASH,就是等待機會,當時騰訊急跌,雜誌上寫著”騰訊風光不再”,我知道是時候了,我運用用交易的技巧,累積我的倉位,由120買至130,平均價在125以下,我增持至50%持股。我太過份了,但我認為我應該這樣做。
朋友問我:為何你買那麼多騰訊?我回答了一大堆原因...然而,我知道那只是買騰訊的答案,但不是買那麼多的答案...真正的原因單純是因為,”我知道”。四個月後,騰訊今天$186。至今我還未真正回答我朋友的問題。
八月尾至九月份,我很焦慮,我對女友抒情說,我很怕第四季會大升,而我不能參與。女友問:為什麼?我說,我還未肯定,但事實就是這樣發展,我希望我是錯的。現在,我沒有焦慮了,因為這己成事實。
昨晚,老友Mark在讀書會上,給我上了Tacit Knowledge一課,這是我一直尋找的決策及知識管理範圍(同時讓我給讀書會Credit)。總結如下:
1有一些知識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叫Tacit Knowledge
2Tacit knowledge是經驗所累積而成(Floss補充,Outlier說最小要10000小時的Hard work)
3Tacit knowledge,快而準,適應力強;Procedure可以給人跟,但需時及不能適應改變
4Floss補充,Tacit Knowledge最後,最好都加上Procedure去把關,以防emotional干擾
5Tacit Knowledge的決策準則,是Simulation。(如想像中醫...我諗唔通->轉行)
他分享一本書<<Streelight and Shadow>>。聽完他的課,我決定看這書了!
NLP中所說的身心一至,或者也跟Tacit knowledge有關。這也延伸到為何會用VAKOG, Anchoring等技巧。
相信Tacit Knowledge是很大爭議性的話題,有一些人會十分反對,有一些人則十分贊成。雖然對於一切的答案,我也傾向it depends,但我的tacit knowledge並不這樣說呢~:)
後記:
1令我聯想到捉棋:我們有勝利的目標,有棋法,但其實更實際的目標是想像未來的幾步,然後盡量拿一點優勢,累積起來,便是勝利。
2Brian:存在先於理性。
3點解唔做中醫?我記得很清楚,我決定學投資的那一剎那,就是我中七放榜,目睹成績單,知道自己入中醫的那一刻。我一生人,只望過那一張紙一眼,我 沒有再看過了。我的朋友可能聽過,我本打算入西醫,有冷氣,受人尊敬,科學化,高收入,還有漂亮的護士,但中醫則是冷清的獨坐在藥材舖,沒有冷氣,不科 學,最多只懂術數及功夫,沒有護士,收入一般(7年前,中醫未被香港人認同,跟現在差很遠...一般,即係唔夠),要到老才受人尊敬(敬老)。回想起來, 那Tacit knowledge及simulation,是如此的快而準,而且深刻。最初全部人包括家人都反對我,但我還是要堅持要學投資。我是大學第四年在掙紥多 時,以及有更大更多的支持,我才敢理智地去承認這鐵一般的決定及事實。為何我會那麼全力研究投資,除了各種理由,我認為最初最初,是源於逃亡般的恐懼,因 為我只有五年時間,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第一二年,我還向同學傳播投資的好處,同學原來背後說我是”傳教士”...是利益嗎?不,其實未想到利益的,更更 更重要的是信念,是求生的意志。要成功嗎?不,其實沒有想過要成功,而是要求生。想改變?先失去吧!先接近危險吧~背水一戰,人的潛能就能發揮。現在較穩 定了,較富足了,老實說,我的狀態沒有當年那樣狼了,階段不同了(值得感恩的)。這就是我的故事。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90293&time=2011-08-12&cl=115&page=all
2004年,中國決定引進高鐵技術之時,中國列車運行的最高時速約為160公里。日本川崎重工總裁大橋忠晴曾勸告中方技術人員不要操之過急,先用八年時間掌握時速200公里的技術,再用八年時間掌握時速350公里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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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6日,北京,黃昏時分從上海方向駛來的CRH380動車。CFP |
但追求「跨越式發展」的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決心超越這個速度。在他的鐵腕之下,七年之後,通過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中國將高鐵的最高運營速度提升到了每小時380公里,並打算將這一速度在京滬高鐵上實踐。
這曾是一個令世界為之震驚的技術奇蹟——日本人花了30年才將列車時速從210公里提升至300公里。如果沒有「7·23」動車追尾事故,中國高鐵最新刷新的一個世界紀錄,或許是成為「首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輸出的戰略性高新技術項目」。
但奇蹟終止的速度比誕生更快。
今年6月24日,日本共同社報導稱,中國南車集團有意在美國為其研製的「創造世界高鐵最高速度」「世界最先進高速列車」CRH380A申請高鐵 專利,為南車競標美國高鐵項目做準備。早在去年12月7日,南車就與通用電氣(GE)簽署協議,雙方將在美國設立各自持股50%的合資公司,共同競標美國 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項目。南車董事長趙小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南車擬向合資公司轉讓的國產動車組技術已經通過美國知識產權局審查,不存在知識產權方面 的爭議。
但南車的重要合作方、日本川崎重工並不認同南車的上述說法。大橋忠晴7月4日接受日本《朝日新聞》採訪時表示,當初川崎重工和中方簽署技術轉讓 協議時有明確約定,日方轉讓的技術「只能在中國國內使用」,目前川崎重工還不清楚南車在美申請專利的具體情況,所以暫時無法應對,但會對此事繼續保持關 注,「如果中方違反了當初的協議,我們將提起訴訟」。
7月7日,鐵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長、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做客新華網,針對日本媒體說中國高鐵「是在日本新幹線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盜版新幹線」奮起反擊:
「可以說,新幹線與京滬高鐵完全不在一個層次。無論速度還是舒適度,無論是線上部分還是線下部分技術,差距都很大。
「例如,我們創新製造的CRH380A型車與過去從日本川崎重工引進技術、合作生產的CRH2型車相比,功率由原來的4800千瓦增加到 9600千瓦;持續時速由200公里-250公里提高到380公里;脫軌係數由0.73降低為0.13;頭車氣動阻力降低15.4%,尾車升力接近於0, 氣動噪聲降低了7%;轉向架輪對實現了『踏面接觸應力』比歐洲標準降低10%-12%的新突破;車體的氣密強度從4千帕提升至6千帕,提升了50%,保證 了列車在時速350公里隧道內交會的結構安全可靠性⋯⋯」
王勇平試圖列舉數據證明中國高速動車組和高鐵安全可靠、性能優異,並擁有完整的自主知識產權,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人間奇蹟」。鐵道部總工程師何 華武也在7月中旬連續為高鐵安全背書,稱「無論是線路、車輛、接觸網、通信信號等任何一個環節、任何一個點上檢測到問題,系統都會按照故障導向安全原則, 採取自動導向安全的應對措施」。
但這個技術奇蹟被京滬高鐵隨後發生的一系列設備故障打破了——京滬高鐵6月底開通後,五天內發生了四次供電設備故障。7月23日,發生在溫州的 一場奪走40條人命的追尾事故,徹底動搖了各界對於中國高鐵技術的信心。這場匪夷所思的動車追尾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是雷擊導致信號系統的程序錯誤,並使 列車自動駕駛和防護系統失去作用。
日本亞特蘭蒂斯投資公司研究總管埃德溫·摩納稱,「7·23」事故之後,「中國高鐵出口的機會為零。恐怕中國高速鐵路建設者需要花至少20年時間,才能重新向國外採購者證明高速鐵路技術的安全性。」
8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高鐵全面降速,在建項目緩行,以重估中國高鐵的安全問題。
對於目前在重負下喘不過氣來的鐵路系統,降速或許能減輕部分壓力,也為脆弱的中國高鐵技術回爐再造贏得時間。但是,除非痛下決心啟動鐵路改革,催生這一「奇蹟」的土壤不會消失。
未經考驗的速度
接替因腐敗案下馬的劉志軍出任鐵道部長的盛光祖上任伊始就宣佈,原來設計時速350公里的京滬高鐵降速運行。聽到這一消息,國內一家機車製造企 業的副總工程師對財新《新世紀》說:「我們每個人真的鬆了一口氣。」這些鐵路機車專家們最瞭解中國高鐵技術的現狀——我們製造出了能跑出世界紀錄的動車 組,卻還不能完全控制它的速度。
今年6月底,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周翊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國內從日本、德國引進的動車組,外方明確要求運行速度不能超過300公里/小時,鐵道部把從國外引進的動車組衝刺300公里以上的時速,實際上「是吃掉了安全冗餘」。
消息傳出後遭到了鐵道部的反駁。然而,來自鐵路和機車製造系統內三家不同單位的專家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證實周翊民的講話「符合事實」。
前述機車企業副總工程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高鐵速度從300公里提升到350公里的過程中,我們是做了一些自主改進的工作,把引進電 機的設計余量利用起來,增大了牽引電機的功率,自然就能把車速提上來。這個比較容易,但一下子把設計余量全部用掉,沒有實踐檢驗,會不會出問題沒有人知 道。」
他表示,安全設計余量並非不能利用,但提速應逐步進行,「先運行300公里的速度,運行幾年後積累經驗再逐步提速到320公里、350公里。因為需要更長時間去檢驗我們的技術,哪怕百分之一、萬分之一的風險,我們都不敢冒」。
缺乏機械疲勞測試是一個大問題。「今年4月1日美國西南航的一架波音737就因金屬材料疲勞,機艙頂部突然裂開一個大洞。」前述副總工說,「動車像飛機一樣,是可能存在機械疲勞的,但當時看不出問題。」
另一位原鐵道部官員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強調:高鐵運營中的一個關鍵就是防止機械疲勞造成的安全事故,「在這方面德國已敲過警鐘」。
1998年6月13日,德國一列高速列車途經愛舍德小鎮一座橋樑時突然出軌,第三節車廂和橋樑發生猛烈撞擊,造成100人死亡、88人重傷,調查結果顯示,列車車輪因機械疲勞而斷裂脫落是主要原因。
2007年底,南車青島四方在做時速300公里以上速度試驗時,技術引進合作的外方技術人員拒絕參加衝刺試驗,並明確表示若因此造成事故,外方不負任何責任。
在前述機車製造公司的副總工看來,「鐵道部一直在說高鐵安全沒有問題,外界則在質疑它有問題,以科學的態度講,應該說我們不能證明它有問題,也不能證明它 沒有問題。因為我們引進的國外先進技術、成熟車型,時速最高就是300公里。而我們短短這幾年跨越式發展到350公里以上,只是『擅自』增大了功率、提高 了速度,有一些東西我們都沒搞懂。」
他舉例說,列車時速達到300公里以後,理論上講,速度越高,測算出的脫軌係數應該越大,才符合常識,「但我們實際測量時發現,時速在350公里再往上, 測算出來的結果卻是速度越高脫軌係數越小,CRH380A的脫軌係數由0.7多降到0.1了。這並不說明高速安全,只能說明我們原來用的數學模型在這麼高 的速度下不符合實際」。
「在沒有弄明白這個數學模型問題之前,不能冒險,不能拿人的生命冒險,這個原因或結果盛部長是知道的。」他說,「降速不只是響應輿論的呼籲,我覺得盛部長在這個問題上做的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一個政治家的決定。」
強勢招標始末
「跨越式發展」是劉志軍2003年上任伊始就提出的施政綱領,即「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落後者對先行者走過的某個發展階段的超常規趕超」。這個思路取代了網運分離等體制改革方案,成為鐵路核心戰略,貫穿其任期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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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稱CRH380A比其日本原型車更為先進。Sankei/Getty Images/CFP |
2004年中國正式通過第一個《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要達到10萬公里,國內主要繁忙幹線實現客貨分離;並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四橫四縱」的客運專線網。
劉志軍的跨越式發展,不僅要大建高鐵,而且要快建。為此,他的第二把火是「用市場換技術」,引進國外高速鐵路技術,終止國內進行了十年之久的高鐵技術自主研發,包括當時南車研發成功並已投入試驗性載客運營的「中華之星」。
劉志軍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要「系統性地引進已被驗證過的發達國家機車車輛關鍵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和系統合成」,快速推動國內高鐵建設,在其任內 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完全自主創新需要時間。他希望以大規模建設這塊市場大蛋糕迫使外方轉讓核心技術,實現低成本引進和本土化生產,最終打造中國品牌。
在劉志軍的主導下,鐵道部在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裡,先後進行了三次重要的項目招標。
2004年8月27日,法國阿爾斯通與中國北車集團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聯合體、日本川崎重工與中國南車集團青島四方機車車輛有限公司聯合體、加拿大龐巴迪與南車的合資公司——青島四方龐巴迪鮑爾鐵路運輸設備有限公司,中標了「時速200公里動車組招標」項目。
2005年10月,「時速300公里動車組」的項目招標啟動。2006年初,川崎重工、阿爾斯通、龐巴迪和西門子四家外國巨頭通過與南車、北車下屬企業合作中標。
2006年11月,鐵道部開始進行國內第一條新建高速鐵路京津城際項目招標,最終以西門子為首的德國企業聯合體以120億元人民幣價格中標。
北京交通大學電氣工程學院電力系主任吳俊勇教授對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說:「這三次招標的區別在於,2004年引進的時速200公里動車組主 要是在既有線路上使用;2005年第二次招標引進的動車組則是在新建客運專線上使用。這前兩次招標都是車輛採購+技術引進。而2006年的第三次招標,針 對的是一條高鐵專線,競標企業要負責包括線路建設和動車在內的整個工程,是一個總承包方。」
吳俊勇是第三次招標中鐵道部技術引進談判的技術顧問。即使在高鐵危機日漸深化的今天,這位教授仍認為當時主持技術引進的劉志軍和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的談判策略頗值得讚賞。
「談判中鐵道部佔據了主導。」他說,「所有外商都要直接和鐵道部談,中國企業和市場被整合到一起,如果我們不讓步,對方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們有四個選擇,一個一個地磨,這家不行就找那家,讓四家外商來競爭。」
他介紹說,京津城際是拿出來談的第一個高鐵項目,也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條時速350公里的高速鐵路,「這條線才118公里,而我們準備在 10年內建5000公里的高鐵新線,後面的市場才是大頭,要知道過去50年裡所有的發達國家加起來才建了6500公里的高鐵。這樣還有一個好處,以後武廣 高鐵招標時,前面外商轉讓的技術就不需要談了,只談那些他們還沒轉讓的就行。」
鐵道部要求來自外方企業分別組成聯合體,即以西門子為首的德國企業聯合體,包括ABB、施耐德等;以阿爾斯通為首的法國企業聯合體,以龐巴迪為首的加拿大企業聯合體和以日立為首的日本企業聯合體。
每個聯合體企業之間互有分工。日本集團並非此前獲得兩次動車訂單的川崎重工牽頭,而是以日立為首,包括川崎重工、三菱等六家公司。
這一輪談判從2006年11月開始,持續了三個月,鐵道部包下了北京車公莊附近的新大都酒店作為談判地點,並從北京交通大學、西南交通大學等科 研院校抽調專家,和鐵路系統內的談判人員一起,分成六個小組與四個國家企業聯合體進行車輪戰。每個小組都有二三十人,外方人數也基本對等。
六個小組分別針對高鐵所涉及的動車組設計製造、牽引供電、基礎設施、運營調度、通信信號、客運服務等六個子系統。吳俊勇參與的是牽引供電系統談判組,「就是27.5千伏的接觸網和受電弓的滑動摩擦給車提供動力,以及10千伏的鐵路沿線供電」。
談判圍繞兩個焦點進行,一是轉讓哪些技術,二是轉讓價格。「我們這些顧問主要負責談外方要轉讓哪些技術的問題,張曙光本身也是鐵道部高鐵技術引 進消化吸收辦公室的主任,價格方面還有最終拍板都是由鐵道部領導來做。」吳俊勇回憶說,「外方都有不同的推薦方案,我們也有我們提出來的單子,一發現有些 技術他們沒列出來,我們就一項一項的談,哪些可以轉讓,哪些不能轉讓。每項技術都要和對方四家分別談,爭得非常激烈,談判時經常拍桌子摔板凳。」
前兩輪招標的經歷,讓鐵道部有了足夠的自信。2010年新華社記者為鐵道部撰寫的長篇通訊《穿越夢幻的時空——中國高速鐵路發展紀實》中記錄了「張曙光笑傲西門子」的故事:
2004年的第一輪招標,「德國西門子公司興趣濃厚,充滿自信,開出了天價:每列原型車價格3.5億元人民幣,技術轉讓費3.9億歐元。直到招 標前一夜,西門子仍不肯讓步。作為鐵道部首席談判代表,張曙光堅定地說,如果原型車價格不降到2.5億元人民幣以下,技術轉讓費不降到1.5億歐元以下, 肯定出局。」
結果次日開標:西門子出局,阿爾斯通、川崎、龐巴迪中標。通訊稱談判團隊因此被集體解僱。但接近西門子談判團隊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當時恰逢負責談判的人員因任期結束被調回總部。但西門子此次招標後也調整了談判策略。
第二年時速300公里動車組招標,據上述通訊描述,「西門子再次競標時,不僅原型車每列價格降到2.5億元人民幣,還以8000萬歐元價格轉讓了關鍵技術。僅此一個項目,就節省了90億元人民幣的採購成本」。
以技術轉讓為前提
除了價格,據稱,拒絕響應招標說明書中規定的50多項技術轉讓要求,也是西門子2004年第一輪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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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聯邦政府將撥款80億美元啟動美國的高速鐵路計劃。圖為美國的Acela高速列車。Mark Wilson/Getty Images/CFP |
日本川崎重工則從一開始就「識時務」。中方最初向擁有目前日本動車組最新700系及800系技術的日本車輛製造公司(日車)及日立製作所洽商, 但日車、日立均拒絕向中國出售車輛及技術轉移。鐵道部改向川崎重工招手,川崎經營狀況不太理想,因此不顧日車、日立及東日本旅客鐵路公司的反對,出售三組 E2系及其車輛技術給中國。
第一輪招標的最大贏家法國阿爾斯通,當時同樣經營不善債台高築。2003年8月甚至向巴黎法院申請了破產保護,但2004年中國的6.2億歐元大單挽救了它被肢解的命運,阿爾斯通為此將其TVB高速列車的七項關鍵技術轉讓給了中國。
「鐵道部的思路很清楚,就是要引進最先進的技術,哪怕成本偏高,但是一次到位,對長期規劃是有利的。」吳俊勇說,比如高鐵的供電方式,四家都提 供了方案,但中方技術人員認為德國的AG供電方式最先進,兩個供電變壓器的點段之間距離可以達到90公里,供電距離長,能量大。這種供電模式在118公里 的京津城際優勢不明顯,但在1300公里的京滬高鐵上優勢就很顯著,1300公里只需建26個變電站。
「每天從早8點一直談到晚上11點,然後晚上整理一天的談判進展,有哪些問題。」吳俊勇說,「晚上一般張曙光都會跑來看看。」在他看來,張在技術上有貢獻,在推進談判上也很有組織才能,主要談判策略都是張決定。
由於京津城際高鐵按要求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通車,談判時間非常緊張,談判組連2007年的春節都沒有休息。談判到最後就剩下了兩組,一是動車,二是牽引供電。
吳俊勇解釋說,其他系統我們原有技術相對成熟,但動車組沒辦法,要跑350公里,我們過去沒有;而高鐵的牽引供電系統則全部採用新技術,原來的 既有線路都是直接用直流電機,動力比較小;京津高鐵上要跑交直交的動車組,採用的是交-直-交供電系統,而且是採用分散動力,也只能對外引進。
最終,西門子牽頭的德國企業聯合體以120億人民幣的價格中標京津高鐵。之後,日本人拿到了武廣高鐵的合同。與前兩次動車組招標一樣,他們需要 與中國企業合作,先整車引進,再零部件引進,由中國企業組裝調試,再然後是零部件逐步國產化。西門子的合作者是北車唐山廠,日本則選擇了南車株洲廠。
升級版國產化率
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一份資料顯示,在2006年5月25日鐵道部組織的一次京滬高速鐵路國產化專題論證會上,鐵道部計劃司已勾勒了中國高速鐵路技術體系的未來。
簡而言之,即線橋隧涵等基礎設施是「原始創新」,全部自己來;通信信號、牽引供電系統是「系統集成創新」,即平台創新;運營調度和客運服務系統是以中方企業為主的自主創新;機車製造則完全推倒重來,以市場換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與中國汽車產業當年引進桑塔納一樣,鐵道部的「以市場換技術」首先強調國產化率。
根據鐵道部的部署,2004年第一次招標採購的160列時速200公里動車組,其中9列是整車進口,151列全部在國內生產,2007年底全部交付完成,國產化率達到70%。
2005年通過競爭談判採購的120列時速300公里動車組,其中60列是在第一次技術引進的基礎上,由四方股份等國內企業通過消化吸收再創 新,將動車組時速提升至300公里,採購合同由客運專線公司與四方股份直接簽訂,全部在國內採購,2007年開始交付,2009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國產化 率從70%最終達到85%以上;另外60列由北車唐山工廠引進西門子時速300公里動車組設計製造技術,除3列整車進口外,其餘57列全部在國內生產,國 產化率第一階段達到30%,第二階段59%,第三階段達到70%以上,2009年底全部交付完成。
「國產化」是上世紀90年代曾統治整個中國工業體系的發展戰略,即在引進國外產品設計和生產線的前提下,由中國企業按照國外的產品設計圖紙和規範製造出產品,但因為只著眼於有形產品的生產,並不重視關鍵技術能力的獲得,在中國汽車產業已被認為失敗。
鐵道部並不願重蹈覆轍,它組建了四方、長客、唐車三大整車集成總裝平台,並按照動車組的車體、轉向架、牽引控制、牽引變壓器、牽引變流器、牽引 電機、制動系統、列車網絡控制系統、動車組系統集成技術等九大關鍵和主要配套子系統,安排各子系統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平台。
根據財新《新世紀》記者所瞭解的不完整情況,永濟電機廠、大同電力機車公司、大連內燃機車研究所、四方車輛研究所、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株洲電 力機車廠、鐵科院機輛所等負責主攻交流傳動牽引系統和網絡控制系統,即動車組的「心臟」和「大腦」;鐵科院機輛所、浦鎮車輛廠主攻制動系統;青島四方主攻 車體和轉向架;中南大學做頭型設計。
這條道路幾乎真的創造了奇蹟。2007年4月18日,第六次大提速正式拉開序幕,中國鐵路正式步入「200公里」時代,繁忙幹線區段時速達到 200公里至250公里,這是世界鐵路既有線的提速最高值。140對標識有「CRH」的動車組在這一天閃亮登場,鐵道部將這些動車組統稱為「和諧號」。
具體而言,CRH1型車由龐巴迪-四方-鮑爾(BSP)生產,原型車是龐巴迪為瑞典AB提供的Regina;CRH2型車由南車四方聯合日本川 崎聯合體生產,原型車是日本新幹線E2-1000;CRH3型車是中國引進西門子的技術生產的時速300公里動力分散式動車組,合作廠是北車唐山,以 ICE3為藍本;CRH5型車引進自法國阿爾斯通的高速列車,與長春客車聯合生產。
當年4月29日,鐵道部召開新聞發佈會,張曙光宣佈,中國已經掌握了世界先進成熟的鐵路機車車輛製造技術,運用這些技術生產的時速200公里及以上動車組和大功率機車的國產化率達到70%以上,「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張強調的是比原來的藍圖提前半年掌握了製造技術。
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的多名技術專家亦證實,中國確實從技術引進中學到了不少先進的製造工藝,按照外方提供的圖紙能夠造出車來。
「最突出的就是銲接,我們銲接的精度有了很大提升。以前火車的速度不高,功率也小,對銲接要求不高。」前述機車製造企業的副總工程師介紹說, 「製造工藝的技術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也容易學——外國人提供了圖紙嘛。而且協議規定外方必須能讓我們把車做出來,並且確保時速300公里以內是安全 的。」
但一些看不見的、摸不著的設計原理和思路,就不在技術轉讓的範圍了。
這位副總工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出示了一份與阿爾斯通簽署的大功率交流傳動電力機車採購和技術引進合同,厚達數百頁,其中所列的技術資料被解釋為「與機車的設計、組裝、檢驗、試驗、試運行、操作、維修以及部分檢修配件製造等有關的技術指標、規格、圖紙和文件」。
「就好像人家賣彩電給你,給了你一本有電路圖和各部件尺寸的說明書,你都可以照貓畫虎做出來,但他們不可能提及設計思路。實際上你並沒有真正學會,一旦環 境有所變化,該怎麼修改,為什麼要這樣改,哪些東西必須要改,哪些可以不改,如果不搞清楚的話,你還是不能說你完全掌握了這項技術。」副總工表示。
作為電氣專家,吳俊勇對此也深有感觸。他介紹說牽引供電系統西門子轉讓的很多技術,比如變壓器、逆變器難度不大,中國也能做,只是不太成熟,技術轉讓後成熟度獲得了提高。
「但我們原來引進的是時速300公里的動車系統,以後你要衝刺350公里,就要調整系統和部件,局部調整後,整個系統的相互配合會不會有問題你 不知道。」他說,「你必須知道為什麼這樣設計。不吃透它的設計原理,就沒辦法從總體角度來把握怎麼做配套設計、怎麼進行系統優化,出了什麼事你還得去找外 國人。」
高鐵自主知識產權含金量
「自主創新,關鍵在於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緘默知識的積累和獲得。」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路風教授說。一位參與了動車引進工作的技術工程師對此深 有體會:「以轉向架技術為例,比如參數和性能設計方法,參數靈敏度分析和性能的穩定性分析等,結構可靠性的設計方法、檢驗標準和相關材料疲勞特性數據庫等 等,這些看似最基礎的東西,但卻是最關鍵的,我們都沒有通過引進獲得。」
結果是,中國經過幾年的消化,可以按照外方圖紙生產轉向架、電機、變壓器,用外方的核心零部件組裝變流器和自動控制系統,但卻不知道頭型的設計依據、原 理,不知道加寬車體有沒有風險,得不到車體的原始設計計算書,得不到轉向架的關鍵參數和升級改進方法,也得不到電機和變壓器的電磁場、熱場、力場的計算機 多維協同仿真技術。前述工程師感嘆說:「我們能做的只是改變油漆方案,更換座椅板凳,搞搞室內裝修。」
更難的是像自動控制系統的軟件源代碼這樣的核心技術。
根據前述副總工程師的說法,變流器和列車自動控制系統的一些關鍵部件和軟件仍然是原裝進口,中方只能把模塊買來由合資公司組裝進去,調試都是外 方來做。「後來通過談判,調試工具給了我們,我們還可以改一些參數,但限制在很小範圍內,出問題調整程序的話還是需要外方技術人員。」他舉例說,2006 年南車和西門子合作生產DJ4大功率電力機車時進行兩節列車調試,一節列車會動,一節卻動不了,中方搞不清楚問題,最後是德國技術人員對中方人員清場後進 行檢查,發現是軟件初始參數設定有問題。「一週多後他們改完,我們再一頭霧水地重新調試,嗯,兩節車都能動了。」
在高鐵的牽引供電系統,鐵道部也沒能通過技術引進談判拿到想要的東西。
據吳俊勇介紹,比較核心的一個技術是西門子生產的27.5千伏的真空斷路器,能保證使用10萬次不出故障,在全球擁有75%的市場份額。但西門 子最終拒絕轉讓,稱如果轉讓,公司股價會大降,且涉及國家經濟利益,要總理默克爾簽字同意才行。高鐵供電是一段一段的,在動車經過段與段之間時要通過斷路 器來操作,保持供電連續性,因為高鐵上來往的車多,真空斷路器的質量直接決定著高鐵供電系統故障。
「我們的老師害怕你知道。」上述副總工程師總結說,「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四步沒有問題,但如果沒有紮實的消化和吸收,你的再創新就是瞎子摸象。對於高速鐵路這樣一個複雜的高集成系統,這樣關乎億萬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戰略產業,瞎創新是很危險的。」
鐵道部不會不明白其中利害,但對創造一個又一個速度奇蹟的追求已經越來越無法遏制。2008年2月26日,鐵道部和科技部簽署了《中國高速列車 自主創新聯合行動計劃》。很多業內人士批評為「一份完全違反科研規律的行動計劃」,按照多位業內專家的說法,這份計劃不是沉下心來補課,將從外國師傅哪裡 囫圇吞棗拿來的技術消化吸收,弄懂那些緘默知識,並加緊對外方沒有轉讓但對於再創新至關重要的核心技術攻關,反而制訂了更「令人振奮」的跨越新目標:研發 運營時速38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車,最高運營速度將比德國、法國的高速列車快60公里,比日本新幹線快80公里。
在新華社長篇通訊的開篇,寫下了這樣的「等式」:「5年=40年;3小時=11小時;1種=4種」,即5年走完國際上40年高速鐵路發展歷程;3小時跑完武廣間曾需要11個小時的路途;集世界最先進的4種技術,中國人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中國高鐵品牌。
2009年9月8日,張曙光宣佈這個奇蹟已經誕生:「經過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我們用六年的時間完全掌握了高鐵技術的九大 核心技術,即高速動車組的總成、車體、轉向架、牽引變流、牽引控制、牽引變壓、牽引電機、列車網絡控制和制動系統等核心技術,大功率電力機車的總成、車 體、轉向架、主變壓器、網絡控制、主變流器、驅動裝置、牽引電機、制動系統等核心技術,大功率內燃機車的柴油機、主輔發電機、交流傳動控制等核心技術,以 及大量的配套技術,都已拿到中國企業的手中,實現了全面創新的目標。」
2010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的任期第一年《國情咨文》提到了中國高速鐵路。
奧巴馬說:「從第一條跨州鐵路的誕生,到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的建成,我們的國家向來走在世界前列。我們沒有理由讓中國擁有最快的鐵路。」他宣佈,聯邦政府將撥款80億美元啟動美國的高速鐵路計劃。
同年,境內外媒體密集報導中國正與越南、緬甸和印度等17個周邊國家洽談修建高速鐵路,中國鐵道部成立了中美、中俄、中巴、中沙、中委、中緬、 中吉烏、中波、中印等境外合作項目協調組,組織國內有關企業開拓境外鐵路工程承包和裝備出口市場。英國《每日電訊報》透露,中國將實施一項宏偉的新計劃, 讓乘客兩天內從倫敦君王十字火車站抵達北京。
這些計劃已經沒有機會展開了。2011年7月13日,從上海虹橋開往北京的G114次列車行駛至鎮江南站時停車。這是連續第三天發生的京滬高鐵 停車故障,官方說法是雷電引發供電故障,但有內部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這輛長客股份生產的CRH380BL列車「部分速度感應器出現故障,列車 自動控制系統不能識別運行良好的感應器與出現故障的感應器」。
8月9日,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601299.SH)發佈公告稱,接鐵道部通知,由北車生產的CRH380BL型高鐵列車暫停出廠,兩天之後,公司宣佈對上述車型實行召回。
但這一切已是亡羊補牢。7月23日那個雨夜發生的慘劇,已經殺死了奇蹟。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17/100357853_all.html
在全世界都高歌猛進的蘋果公司,眼看著就要在小陰溝裡翻船了。 由於涉嫌在中國大陸使用iPad商標侵權,蘋果的iPad系列平板電腦已經在部分城市下架。蘋果公司也一改往日沉默,於2012年2月14日晚 發佈官方聲明稱,「多年前,我們購買了唯冠公司在全球十個不同國家的iPad商標權。唯冠拒絕承認和履行涉及中國部分的協議。香港法院已支持蘋果。我們在 中國大陸的訴訟仍在進行中。」 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稱深圳唯冠)代理律師馬東曉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該聲明語焉不詳,「沒有講明蘋果到底是購買了哪家唯冠的 iPad商標權,到底是母公司香港唯冠國際,還是子公司台北唯冠?還是深圳唯冠?所謂香港法院支持也沒講清楚,到底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有沒有法律文 書?我們作為案件當事人,從來沒有聽到香港法院這麼講過。蘋果的確已在香港起訴深圳唯冠,但香港法院尚未對此案進行開庭審理,何來支持一說?」馬東曉是國 浩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亦是全國律協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執委。 深圳唯冠1991年成立,曾是全球第四大平板顯示器製造商,但如今債台高築。其母公司唯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00334.HK,以下稱唯冠國 際)財報顯示,流動負債淨額達28.7億元,38億元貸款逾期未償還,對中國銀行等八家銀行的負債大約為1.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1.45億元。這家公 司目前被認為惟一值錢的資產,就是它在中國商標局註冊的一個iPad商標權。 全球市值最大的明星公司和顛覆性暢銷產品、巨額的工商罰單、果粉們對iPad產品下架的強烈關注,讓一樁在律師們眼裡普通的商標糾紛案,成為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常被媒體提及的花絮:究竟是誰在侵犯知識產權? 百密一疏 蘋果公司與深圳唯冠有關iPad在華商標歸屬權的爭奪,始於2010年6月,蘋果在深圳起訴深圳唯冠,要求確認自己為iPad商標專用權人。 2011年12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蘋果敗訴。深圳中院認為,蘋果所出示的商標轉讓合同,系其中介英國IP公司與台灣唯冠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稱台灣唯冠)簽訂,被告深圳唯冠沒有參與談判,也沒有授權他人處分其商標及訂立商標轉讓合同,且商標轉讓合同簽訂人與被告之間的表見代理亦不成 立,涉案的商標轉讓合同對被告無約束力。故原告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深圳唯冠和台灣唯冠分別是唯冠國際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設立的子公司,2000年,台灣唯冠在多個國家與地區註冊了iPad商標,第二年,深圳唯冠 又到國家商標局註冊了iPad商標。2006年,蘋果開始策劃iPad時,發現該商標歸唯冠所有。2009年12月,蘋果通過其中介英國IP公司,以 3.5萬英鎊的價格與台灣唯冠簽署了包括「iPad」在內的全球商標轉讓協議。2010年2月,IP公司又以10英鎊的對價,向蘋果轉讓了有關商標。但蘋 果為防止唯冠漫天要價的「瞞天過海」計卻百密一疏——中國大陸地區的iPad商標權並不在台灣唯冠手裡,而是為深圳唯冠所有。 一審敗訴後,蘋果又上訴至廣東省高院,有消息稱將在2月29日開庭。深圳唯冠並沒有就此等待,馬東曉在其微博上透露,深圳唯冠向多地工商部門發 去投訴函,要求對蘋果商標侵權進行立案調查,還在上海和廣東向法院起訴蘋果侵權,要求對蘋果iPad執行禁止令,並將部分蘋果的銷售渠道商列為起訴對象。 同時,深圳唯冠正在準備向海關提供材料,要求禁止蘋果iPad的進出口。 和君創業的公關總監黃一丁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深圳唯冠已就蘋果侵權一案向北京西城區工商分局進行投訴,後者向蘋果在北京西單大悅城的 直營店開出了2.4億元的罰單,尚未執行。和君創業是深圳唯冠的債務重組顧問。黃一丁還表示,不排除去美國起訴蘋果「合同欺詐」的可能,因為蘋果利用殼公 司低價購買iPad商標權,本來就欺詐在先。 而據馬東曉介紹,截至目前,全國已經有九個省市近20家工商部門介入調查iPad商標侵權案。陸續有媒體報導稱,上海、廣東、河北、江蘇等地工 商部門對蘋果公司侵權iPad展開調查,全國一些地區銷售蘋果產品的櫃檯已下架iPad。蘋果發佈聲明的當日,亞馬遜卓越、蘇寧易購等電子商務網站也接到 了蘋果公司要求其下架iPad產品的通知。 蘋果還有哪些牌? 此案爭議的焦點在於,蘋果認為其已經購買了唯冠的全球商標,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然而,深圳唯冠認為,深圳唯冠和台灣唯冠是兩個獨立的法人主體,誰也無權處置別人的商標。 業內普遍認為,蘋果二審翻案的可能性不大。「從法律上講,台北唯冠和深圳唯冠確實是兩個不同的獨立主體,股東也不同,不能視為一體。」上海市海 上律師事務所徐智達律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除非台北唯冠在出售iPad商標時獲得深圳唯冠的明確授權,否則商標權無疑還是深圳唯冠的。 有消息稱,1月5日蘋果向廣東省高院提出上訴時,曾要求該案應適用香港法律判定,因為深圳唯冠的母公司唯冠國際是香港上市公司。蘋果的意圖很明 顯,香港法律制度對「隱名代理」比較支持。所謂「隱名代理」,是指代理關係中被代理人隱名,直接由代理人與客戶簽訂合同。蘋果認為,深圳唯冠與台灣唯冠構 成了隱名代理關係。 但徐智達認為,本案系商標權屬糾紛,在被告所在地中國起訴並使用中國法律,並無不當,除非當事人在轉讓合同中對糾紛發生後所適用的法律有約定。但一審判決已經表明,深圳唯冠和蘋果公司並沒有簽訂過轉讓合同。 創新工場法務負責人裘伯純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認為,蘋果在此案中有較大的失誤:「作為一個跨國公司,在購買商標資產時,應該做好三 件事情:一是做好盡職調查;二是所有商標資產都列在所簽合同裡,作為合同的附件;三是把這個商標從一個公司轉到另一個公司是要到商標局去辦理的。而在彼此 談的協議裡,應該寫清楚,轉讓者需要授權或者去商標局確認辦理轉讓,蘋果可能在這方面存在漏洞。」根據中國商標法規定,商標轉讓需在國家商標局提交轉讓申 請,被核准之後才算轉讓完成。2010年4月,蘋果曾向國家商標局申請iPad商標過戶轉讓,結果被駁回。 此前,深圳唯冠的代理律師曾多次向媒體表示,蘋果對此案並不積極。上海泛洋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楊春泉分析認為,蘋果可能對中國法律存在誤判。 根據《商標法》第56條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可以依據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可以依據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深圳唯 冠並不存在損失,但如果依據蘋果iPad的獲利,確實將是很大數字。」他說,「可能蘋果覺得中國的知識產權侵權賠償不高,曾經最高的是3億多元,終審下來 實際只賠了一個多億,所以蘋果有些大意了。」 一旦終審維持原判,蘋果在中國不但會遭遇所有侵權產品的下架處理,還會面臨各地工商部門的天價罰單。同時,蘋果可能還需更換商標,並面臨唯冠後續的訴訟,要求其賠償過去兩年的侵權損失。此前深圳唯冠曾有要求蘋果賠償100億元人民幣的說法。 當然,蘋果手裡並不是沒有牌可以打。楊春泉認為,蘋果在中國的代工業務舉足輕重,如果中國禁止蘋果的進出口,蘋果把代工遷到越南、馬來西亞也不是不可能,這對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和國內地方政府都是很大壓力。 同樣,也存在一些對深圳唯冠不利的法律條文。根據200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關於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 見》,對於請求保護的註冊商標未投入實際使用的,如果確定無實際損失和其他損害,一般不依據侵權人的獲利確定賠償;如果註冊商標已經連續三年沒有使用的, 可以不支持其損害賠償要求。 黃一丁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唯冠還有一些自己iPad產品的庫存。但如果這一點得不到證實,唯冠也有可能得不到賠償。 據他介紹,蘋果起訴前,深圳唯冠和蘋果曾就商標轉讓進行談判,但因價格問題一直未達成協議。「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讓蘋果願意重新談判,和解是我們最終的目的。」黃一丁說。 最擔心的不是司法權力,而是行政權力 令蘋果始料未及的是,一審敗訴引發了全國工商部門的關注和調查行動。「其實蘋果現在不擔心唯冠,而是擔心各地的工商機關,因為你不知道他會開出多少錢的罰單。」楊春泉認為,蘋果對中國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力度可能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中國對知識產權實行保護雙軌制,包括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對於行政執法保護,跨國公司一直很喜歡用,因為行政保護不需要太多律師費、訴訟費, 政府行政執法的效率也很高。然而這次槍口調轉過來了,跨國公司自己成了被處罰的對象。」楊春泉說,「雖然民事中沒有懲罰性賠償,但是用行政執法,懲罰是按 照違法所得的比例來罰款,就不是一個小事情了。」 不過,對於當前各地工商機關查扣iPad產品的行動,業內也有不少爭議。北京市漢卓律師事務所趙虎律師認為,目前進行的訴訟是蘋果與深圳唯冠之 間的商標行政確權糾紛,並非侵權糾紛。也就是說,蘋果是否侵犯了深圳唯冠的商標權尚不確定;而且蘋果公司已經提起上訴,一審判決結果不能成為工商機關採取 行動的理由。 上海市工商局楊浦分局和北京市工商局朝陽分局兩位要求匿名的官員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目前各地均是工商部門接到權利人的舉報投訴而開展的 調查,並非主動去查扣。上海工商人士認為,如果工商部門將一審判決書作為依據當然是不妥的,但如果是依職權進行調查,掌握的證據能充分證實侵權存在,自行 處罰也是可以的,「因為判決書並非工商部門執法的必要依據」。 也有業內人士強調,如果是在美國,只要法院接受了商標權起訴,就會立刻禁止銷售。馬東曉在其微博中表示:「商標權是絕對權,權利人禁止他人侵害 是應有之義;暫扣涉嫌侵權產品是工商執法的調查手段,連查扣都不行,這不是不讓調查了嗎?如果所有假冒商標案件中假冒人都提起一個權屬訴訟,工商都要等著 法院判決後再調查,豈非侵權人的美事?」 財新採訪的多位法律界人士都認為,此案很可能會以和解了局。而在iPad商標案被報導後,有網友查詢國家商標局網站發現,另一家當前炙手可熱的美國公司Facebook,已在中國申請註冊了除「非死不可」外的臉譜、臉書、面書、飛書博、飛思簿、菲絲博克等61個商標。
當深圳唯冠及其背後的債權人因為和蘋果的iPad商標戰初步取得勝利而洋洋得意之時,蘋果正在為自己的超微型SIM卡是否能成為下一代超輕薄手機中的「nano-SIM卡」行業標準,而與摩托羅拉移動、黑莓手機製造商RIM以及諾基亞陷入鬥爭。
另 一邊,華為在巴塞羅那移動世界大會上展出了自己最新研發的Ascend系列,聲稱是當今最快、最薄的手機,該手機中的四核處理器由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設 計,而不是使用英偉達或高通的產品。與此同時,微軟則宣佈推出新的軟件,把Windows智能手機的價格降到1000元人民幣,進入中國低端智能手機市 場。
這些都是2012年3月以來發生的事件。迅速更迭的全球知識產權格局中,中國企業逐漸佔有了一席之地。
中關村知識產權戰略研究院院長馬一德這樣分析這些最新的變化:「大部分中國企業還處於利用知識產權『耍小聰明』的階段,缺乏大智慧;而每每說到成熟運用專利佈局、預警,並將專利技術放在核心競爭力上,說來說去就是華為、中興等企業,少之又少。」
中國似乎在用30年的時間,想要趕上西方知識產權先發國家200年的發展水平。企業的知識產權商業意識迅速開竅,但大部分圍繞知識產權的「生意經」仍處於行業底端。
另一方面,全球知識產權的混戰,意味著改革的機遇。在中興通訊知識產權總監王海波看來,舊勢力必然垂死掙扎,新勢力必然奮起抗爭。這是歷史規律。
真正的「大智慧」是看透知識產權硝煙背後的商業邏輯。上海交通大學專攻知識產權研究的副教授許劍向記者表示,知識產權不僅是權利,更是利益,是商業策略工具。無論在國家還是企業層面的商業競爭中,知識產權本身無關道德,純粹是生意。而弱肉強食,是亙古不變的遊戲規則。
原始模式:搶注商標、高價售賣
搶注商標、高價售賣,這是目前中國人做知識產權生意的最普遍的原始模式。
「現在中國人漸漸意識到知識產權這東西可以賺錢,於是五花八門的事情都出現了。」馬一德說。包括最近熱火朝天的林書豪商標搶注、facebook中文域名搶注以及喬丹體育被訴等案件。
類似無錫女商人搶注林書豪商標不乏商業眼光和遠見,但一旦被定性為惡意,其商業風險很大。如果在申請商標的5年之內林書豪方面提出撤銷申請,這個搶注就算失效。
這種搶注也是不少商標運營公司的主要競爭手段。喬丹體育案就是搶注者可能獲得的一種下場。「即便喬丹體育訴稱,喬丹是一個通用名稱,但是把喬丹的兩個兒子也註冊了商標的行為就說不通了。你怎麼說服我你不是惡意?」馬一德表示。
在他看來,中國人從最初對知識產權一知半解,到後來知道開始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到如今學到一點經營知識產權的皮毛,又似乎走向了極端。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製定的《商標法》、而後的《專利法》和《著作權法》,中國開始在知識產權立法上與國際進行接軌;而真正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歷史,嚴格來講應該是11年,也就是中國加入WTO之後開始發展的。
對 於規則的學習並沒有直接帶來良性的互動。在許劍的研究中發現,近年來中國企業涉及知識產權的案件數量逐步增加,但其中絕大部分是涉及版權和商標的。從早期 的偽劣商品和假冒品牌,到後期的商標搶注,都是在低端水平的無序競爭。而深圳唯冠訴蘋果侵佔其iPad商標的案件,在大邦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斯偉江律師看 來,儘管法院判唯冠勝訴有一定道理,但蘋果當初與台灣唯冠已經簽訂了協議,深圳唯冠此舉並不能完全站得住腳。「現在看來,這只能怪蘋果自己沒看清楚了。」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法院上訴法官陳卓光告訴本報記者:「如果我來判iPad和喬丹體育的案子,我會爭取他們和解,因為這是對雙方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強者的規則: 全球知識產權中的中國生意經
中國人的這些「彫蟲小技」的確換來了一時的利益,很多民營企業或者商標運營公司還為此津津樂道。
但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真正的知識產權不在這裡。
真正的生意:中國技術被「圍攻」
國內企業利用知識產權酣戰之時,跨國公司早已在專利領域對中國市場展開佈局,為佔領技術專利制高點而戰。
微軟在北京地區有1000多名專利分析人員。馬一德表示,分析人員的主要工作,就是到重點高校收集好創意,低價收來、再回到「專利偵察隊」裡,經歸類編輯,形成微軟的專利池。
雖然諸多專利池中的技術和微軟目前的主營業務無關(比如手機、白色家電、生物製藥、環保技術),但他們隨後進行深層次技術分析,將這些技術做成專利包,專門盯著做同類產品和技術的企業。一旦等到對手做大做強,打通銷售網絡,取得很大的效益後,就起訴對方侵犯其知識產權。
「最終的結果,要麼這些企業被微軟收購,要麼就向他提交高額專利許可費。微軟隨即就可以進入這一成熟市場。」馬一德表示,微軟的專利池在3-5年內會形成氣候,到時候針對不同企業發難的可能性很高。
類似的,中關村的23000家企業也被許多國際機構盯住。金融資訊提供商路透社在中關村地區聚集了3000多人的團隊,分析企業的技術方向、專利申請、專利佈局、從而形成自己的專利地圖;並尋找中關村的技術創新點和突破點,隨後憑藉技術優勢再進行外圍反攻。
「人家是知識產權的高手,我們只是幼兒園的小朋友。」馬一德說,「我們國內的企業還是沒有意識到四面楚歌,實際上人家已經把大砲大槍架在你脖子上了。」
遺 憾的是,面對這些傳統勢力咄咄逼人的態度,中國企業目前卻沒有真正的禦敵之策。即便在相對準入門檻較低的版權和商標領域,中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商業模式顯得 蒼白和單薄。正如漢王科技早年拚命註冊商標,最終向蘋果出售iPhone標識,卻沒有想到與蘋果合作分享iPhone中國市場一樣。
高級階段的遊戲規則
知識產權商業戰爭的高級階段,已經被許多大型跨國企業詮釋: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國際化。
意思就是,首先進行技術的專利佈局,隨後努力將自己的專利寫進行業標準,最終在開拓國際市場的同時將標準推向全球。
「國外的企業就是通過品牌和技術轉讓費獲得第一桶金,永遠站在制高點,這就是國外企業的專利佈局的一個表現,等你到達了那個階段,他已經得到了第二桶金,永遠比你技高一籌。」馬一德表示。
正如當年諾基亞將GSM的某些專利技術寫入行業標準,使得每一個希望進入GSM制式手機的製造商等,不得不支付專利許可費。諾基亞曾經挑了一批中國手機OEM企業起訴,也正是因為對方拒交費用。
而當年被迫繳納這些費用的企業,逐漸意識到成為行業領頭羊的重要性。在新一代4G LTE技術的研發中,國內企業已經幾乎保持了和國外企業的同步研發水平。
「研發LTE技術對我們來說,是基於攻守平衡的考慮。」王海波表示,「現在我們LTE的專利強度,和國際同行基本平行。」他表示,將自己的專利技術寫入標準,也是中興所希望的。
「中國企業要麼吃了虧,要麼嘗到了知識產權的快樂,要麼因為國際化必須走出去,同時進行資本運作,否則不會主動重視知識產權的問題。」馬一德說。
而像中興、華為這樣的企業,早年在國際巨頭的夾縫中生存,已經體會到沒有知識產權就沒有商業話語權的嚴酷現實。
王海波勾勒出當下全球知識產權遊戲規則說:「如果中國企業要走出去,第一專利資產的概念一定要建立起來,第二知識產權的競爭一定是全球化的競爭,第三要尊重任何對手的知識產權,第四不要惡意破壞產業,破壞競爭。」
但更多的中國企業,包括大部分走出去的國企和民企,仍然停留在這樣一個階段。馬一德說:「中國現在還鮮有企業懂得真正『玩轉』知識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