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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香港中環,上班族異常忙碌。上市公司的中報期來臨,又恰逢外圍市場的強烈震盪。「投資人不但關心公司基本面,而且比以往更多討論宏觀經濟,好像每個人都變成了經濟學家。」一名投資經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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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來,主要海外投行的中國經濟學家「大換位」正接近尾聲。圖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銀行大樓。Bobby Yip/Reuters |
此時,近一年來主要海外投行的中國經濟學家「大換位」正接近尾聲。任職於高盛的經濟學家喬虹,有望加盟摩根士丹利,彌補王慶離開的空缺;而一度 空缺的摩根大通中國經濟學家人選,也已於9月初內部公佈,花落曾於國際清算銀行任職的朱海斌。一名不願具名的投行經濟學家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在全球 經濟諸多不確定性面前,服務於機構投資者的投行經濟學家,也「到了考驗功底的時候」。
現在,這個圈子裡耳熟能詳的名字不多了。相較於上世紀90年代謝國忠、許小年等人任職的時期,投行經濟學家的市場影響力正日趨減弱。伴隨著頻繁的跳槽換位,海外投行的中國經濟學家群體,正進入一個「無英雄、無明星」的時代。
變動趨定
高顴骨、消瘦的面龐,幹練的短髮,這是外界對喬虹的初步印象。這位2000年自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年輕女經濟學家,2005年於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加入高盛。近期,她有望轉投摩根士丹利,接替今年6月離開的王慶。
儘管目前消息尚未公開,但高盛公關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詢問中國經濟學家的簡歷時,只提供了另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宋宇的簡歷,間接印證了喬虹的離開。
像個大男孩的宋宇,看起來更年輕,個頭約一米八左右,身材瘦高,棱角分明。宋宇的簡歷很簡單,「2004年加入高盛,負責中國宏觀研究,2011年7月1日起,任北京高華證券宏觀經濟學家。」此前在美聯儲、經合組織等機構實習,為愛丁堡學士及牛津大學碩士。
在過去一年中,海外投行中國經濟學家經歷了一番大洗牌。出現人事變動的,不只高盛和大摩。8月初,英資投行巴克萊宣佈,將由黃益平接替去年10月轉投中金的彭文生,出任該行董事總經理及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研究部首席經濟分析師。
曾供職花旗、在加入巴克萊之前在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擔任教授的黃益平,被「新生代」的投行經濟學家尊稱為「黃老師」。黃將掌管巴克萊的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同時負責香港及台灣的海峽兩岸政治關係研究。
而今年7月底,出身中金的經濟學家張智威,轉投野村證券,出任該行的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接替去年底離職的孫明春。孫明春目前擔任大和證券中國研究主管兼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另一位自中金出來的沈建光,在去年年中加盟瑞穗證券,出任該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一職。
這輪「洗牌」終於將在近期告一段落。市場在等待摩根士丹利正式公佈對喬虹的任命之外,此前因王黔轉投內地國家級投資機構中投公司,而致中國經濟學家一職空缺的摩根大通,也於9月初公佈由朱海斌出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及大中華區經濟研究部主管一職。
投行經濟學家的人事變動在近年已成常態。他們的「出路」,一是依靠積累和廣闊的人脈,轉做投行業務。如摩根大通前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已轉 任該行的中國區投資銀行副主席;王慶今年年中在離開摩根士丹利之後,加入中金的投行部;前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亦加入高盛投資銀行部。二是由「賣 方轉為買方」,創辦投資公司,這其中包括原高盛經濟學家胡祖六,他在轉做投行業務後又離開高盛,創辦了私募股權基金春華資本。
特質延續
目前活躍在市場上的投行中國經濟學家,在資歷和穩定度上「碩果僅存」的,只有德意志銀行的馬駿、匯豐銀行的屈宏斌以及瑞信銀行的陶冬。
陶冬外表斯文,個頭不高,1998年加入瑞信,主管亞洲區經濟研究。由於資歷較深,長年曝光於香港的媒體,加之外型儒雅,被暱稱為「師奶殺手」。馬駿和屈宏斌分別在2000年及2002年加入德銀和匯豐,一直未有變動。
由於投行經濟學家不僅要撰寫報告,而且大部分時間在海外路演,會見投資者,他們的工作異常緊張和忙碌。陶冬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4個到18個小時。週末的摩根士丹利辦公室,以前也時常可以看到王慶加班的身影。當年的王慶,在圈裡以「拚命三郎」著稱。
長期「高壓」的工作,讓這些經濟學家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成熟得多。美銀美林中國經濟學家陸挺,1974年12月生人,今年還不到37歲。而根據公 開資料,外表老成的大和證券孫明春也是「70後」。沈建光、張智威等人,也不到40歲或是剛滿40歲。有投資人擔心,經濟學家過於年輕,可能經歷的週期還 不如他們自己多。
「其實可能外界有誤會,當年馬駿是36歲進的投行,謝國忠也是37歲出任摩根士丹利亞太區經濟學家。」一名現任海外投行經濟學家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解釋。
比較現任海外投行的中國經濟學家與其前輩的履歷,並未有太大分別,仍是以海外高校博士畢業為主,沈建光甚至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博士後。
現任的投行中國經濟學家與其前輩的工作經歷基本相似,多是曾經供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世界銀行等機構。彭文生、張智威曾供職於香港金管局,沈建光曾在歐洲央行工作。
部分經濟學家,多有在象牙塔的工作經歷。如花旗的沈明高、巴克萊的黃益平,以及離開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王黔——這位經常紮著簡單馬尾的女經濟學家,說起話來鏗鏘有力,她曾經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教授。
也有從海外高校畢業後直接加入投行的。喬虹自2005年獲得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便加入高盛,此前只是短期供職及實習經歷。但其學術功底深 厚,師從斯坦福大學被譽為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的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I.Mckinnon),此前從事美元本位下東亞經濟體匯率政策對本國國內貨幣政策的影響研究。其同僚宋宇則是於2004年加入高盛經濟研究部工作至今。
投行經濟學家仍不是一個「巾幗不讓鬚眉」的位置。目前主要海外投行中,只有瑞銀證券的汪濤以及喬虹為女性。或許是工作性質的緣故,投行中國經濟學家仍是一個男性主導的行業。
「明星」消失
投行經濟學家「本質是賣方的銷售。他們的觀點就是試圖影響市場,製造交易量」。陶冬在其博客中指出,對於投行經濟學家而言,他們的核心競爭力就 是對經濟形勢和政策的把握,預測準拐點來臨。但相較於海外部署中國業務早期的年代,如今海外投行的中國經濟學家,缺少符號化、代表性人物。
一位在海外大型公募基金供職、擁有超過20年的投資經驗的投資者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說:「在90年代中後期,像許小年在美林的時候(後來去了 中金),謝國忠在摩根士丹利的時候,他們都是獨立思考的經濟學家。後來的胡祖六也還不錯,屈宏斌、薛瀾、陶冬,那個時候在中國經濟學家圈子裡,還是有競爭 的。但是你看現在,我都不知道找誰?」
這名投資者更不諱言:「投行經濟學家影響力的下降是這個行業的悲哀。投行的研究水平這麼多年來,可以說是退化,研究質量這幾年來下降很多。」
一個可被觀察的現象是,在過去,無論觀點對錯,這個圈子存在「永遠的大牛」,但現在,投資者開始抱怨投行經濟學家變得越來越標準化。
這種演變的一個原因,與互聯網的發展相關。投行機構在20年前具有極強的信息優勢,它們相對普通投資者有更多的渠道和手段去獲取信息,在處理信息方面不僅有先發優勢,也技高一籌。
但隨著互聯網高速發展,大部分的信息數據,經濟學家和散戶均有可能同步獲得。在信息處理方面,市場上具有經濟學背景的人士與投行的經濟學家差距不大。亦有投資者指出,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投資者越來越成熟和有主見,不再會輕易認同經濟學家的觀點。
投行經濟學家對市場的影響力也與20年前完全不同。一名對沖基金的負責人說,由於信息獲取和處理的優勢,當年的經濟學家更容易獲得較有特色和新意的觀點,加上投資人對歐美機構亦有仰視的態度,投行的經濟學家能擔當市場「訓導者」的角色,影響市場。
「如今是個人人都可以做經濟學家的時代。」上述對沖基金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他指出,簡單的宏觀數據分析,投資者甚至可以自己做到。只有一些深入的市場調研,「可能會對投資者有些幫助。」
另一個導致經濟學家「明星」消失的重要因素是經濟格局變化。「當年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是非典型的分析,有的時候甚至一種價值的判斷。」1998 年進入中銀國際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目前在中國銀行擔任經濟學家的曹遠征說。20年前,中國的經濟沒有現今的複雜,相對封閉,因此對於經濟走勢和大方向的判 斷相對容易。
但如今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經濟也在融入全球,與全球經濟互為影響。「非典型分析變成了典型分析,或者說是規範分析。」曹遠征說。由於外圍 因素的複雜性,對宏觀經濟判斷較以往不那麼容易了,因此經濟學家也經常判斷錯市場,這也間接導致了他們影響力的下降。「這些經濟學家壓力蠻大,有時意興闌 珊,還不如轉做企業投融資或者其他業務。」
實際上,目前投行經濟學家面臨的競爭也遠遠超過從前。除了海外投行的同行,逐漸壯大的國內券商亦設立首席經濟學家,「如今發聲的人多了,自然每個人關注度就會降低。」沈建光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說。
海外投行的費率下降,資金優勢不在則是另一誘因。有市場人士分析稱,投行不能出更有吸引力的價錢,降低了「明星」經濟學家出現的幾率。由於投行是盈利機構,投行經濟學家的分析容易以關注短期的波動和預測能力為導向,對長遠經濟發展的獨立思考不足。
詩人北島曾說過,「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裡面,我只想做一個人」。對於「英雄」難求的投行經濟學家而言,恰須回歸「本分」。
陶冬曾在他的博客裡寫道,經濟學家預言未來,可大可小。「小的可以是下一個公佈的經濟數據,經濟學家各顯身手,或用模型,或靠關係,每人每天都 在做,都在競爭。這些預言是市場的一部分,做得好會贏得客戶的讚譽,甚至可能直接影響價格和市場情緒。」但對於大的預言,可以是今後十年經濟的大趨勢、產 業的新規律。這類預言難得多,功力在於從一片噪音中過濾出真音來,很難通過關係和模型獲得。這更需要經濟學家堅守獨立思考之本分。
從另一個角度上理解,經濟學家則真正卸下「光環」。「其實作投行經濟學家的好處就是出路很多,因為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是自上而下的,對大勢的把握,因此之後可以有很多行業選擇。」沈建光樂觀地說。
財新《新世紀》記者劉衛,實習記者蘇昕琪、呂凱霏對此文亦有貢獻
我在華爾街的第一筆大交易是由一個胖男人批准的,他經常在充滿煙蒂的樓梯間吸煙。這個胖男人叫John,他是所羅門兄弟公司的交易主管,同時是也是執行委員會成員,是僅次於公司CEO的人。
那是在1994年,那時他已經在這個公司做了20年的交易員,而我那時才進入公司一年。
我去找他是因為我的老闆,以及老闆的老闆不太樂意批准我一個投資2億美元到巴西貨幣的交易,雖然我認為巴西貨幣比其他貨幣擁有更好的前景。我碰到John,並和他聊起了這個事情。當時由於公司6個月前頒佈的禁煙令,我和他不得不進入他辦公室轉角的消防通道進行談話。
我闡明了我的道理。他在問我問題之前一直在吸煙,打著飽嗝地傾聽著。他的大部分問題都集中在我是否、如何以及何時放棄那筆交易,而有些問題則是關於文化和金融的令人驚訝的天真的問題:「你能讀西班牙文嗎?」
最終,他批准了我想要的交易的一半資金——1億美元。
他把煙蒂扔在地上,然後離開時說,「黃金這麼快就能變成垃圾,真是令人驚訝!」
兩週後,我的交易的表現看起來更像是垃圾而不是黃金。在非專業人士眼中,它看起來還不錯,並且也還在賺錢,但是很多參數顯示,這筆交易表現不佳。當我把它放到交易大廳裡,巴西雷亞爾的「遠期合約」正表現糟糕,這意味著市場對巴西貨幣的信心正在開始衰減。
在一個特別糟糕的一天,我正坐電梯去自助餐廳,正巧John也在。在電梯的大部分時間內,他都在和他的朋友談論週末的滑雪計劃,要出電梯時,他轉向我問道,「你打算退出交易了嗎?」
我回答道,這筆交易正在賺錢。他卻指出,市場已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很明顯,他比我更加瞭解巴西貨幣。
後來,我對我的老闆說,「一個這麼高層的人對我的交易瞭解得那麼清楚,我感到震驚。」
他大笑道,「你拿來投資的錢是他的錢,那些老董事總經理們仍然像合夥人一樣管理這個公司。」
在經過一晚的焦躁不安後,第二天早上我就結束了這筆交易,有些小盈利。這幫我們避免了1000萬美元的損失。兩週後,巴西貨幣崩潰,貨幣危機開始。
12年後,我已經在花旗銀行工作。花旗差不多有20萬僱員,已經將所羅門兄弟公司收購,當時所羅門公司只有4000人,而我已經調動到花旗的自營交易部門工作。而我的老上司John去了科羅拉多滑雪。
在我最後的幾年中,我許多交易都獲得上司的批准——我並不知道他們長得怎樣,因為大部分談話都是通過電話進行的。有時候會是一個帶著印度口音的紳士,有時候聽起來像個在某個辦公室的緊張不安的男人。在甜蜜的6個月內,沒有任何人來管理我的交易,我自己來給我交易設定限制。
不管電話那頭的經理是誰,我總喜歡把他想像成一個在遙遠的樓梯間吸煙的男人,就像John那樣。
花旗裡面有多少人處於我和CEO之間呢?這也很難說,那裡有很多不同匯報線。在一些管理序列中,在我和CEO之間可能有10個人,而在另一些序列中可能有15個人。而當我1994年在所羅門第一次談論巴西雷亞爾時,我和CEO之只有3個人。
像大多數那個年代的投資銀行一樣,所羅門在1990年代早期仍然保留著私人合夥的文化,即使它在1981年就已經上市。然而,他們的傳統文化也被逐漸湮沒,開始消失的是服務員把中式餐具帶到交易員們的桌子上,接下來消失的是雪茄,以及在交易室吸煙。勉強保留的是一個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權制度,因為投行員工把大部分他們的錢又投資到公司裡面。
投資銀行的行為就像一個金融業聯合會,由共同的風險和共同的收益連接起來,每一個業務都由一個合夥人掌管,他們的錢被投向他的或者他朋友的公司。
結果是,風險管理——確保銀行虧的錢不會超過它能承受的範圍——是每一個人的職責。如果你的朋友弄砸了一筆交易,你自己也會有損失。因此,公司對他們進入什麼業務、成長有多快是非常清楚的,通常公司更願意保持較小的規模,並讓風險保持在他們可以理解的範圍之內。
他們還是犯了錯誤——這是冒險的天性。1991年,所羅門發生動亂,他們要求巴菲特拯救所羅門的串通投標醜聞幾乎把所羅門擊垮。但是,較小的公司規模避免了動盪傳染到更大的市場。
截止2000年,華爾街的文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大程度是因為放鬆管制,以及投資銀行上市公眾化。
銀行業進化成了巨無霸的天下,比如花旗和摩根大通。他們的僱員成千上萬,一個官僚機構來管理他們橫跨整個世界的多元化的業務。
由於員工和業務眾多,很多在其中工作的人很難對公司有主人翁的感覺。結果怎樣?投資銀行變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這個聯盟不是由風險共擔的精神連接的,而是由廉價資金的共同來源——銀行存款和政府補貼債務——連接的。
在2000年代早期,如果你運營一項這種業務——就拿在加納做短期商業貸款來說——作為一個銀行家,你是通過你特定的業務增長來獲得收入的,這也是你的獎金的來源,它並非來自確保大銀行獲得可持續的利潤。激勵因此就變成了去掉對每個風險的限制,並儘可能多的獲得廉價資金。
每個銀行經理都想分得其中一塊蛋糕,在2000年代早期快錢很容易獲得,高級管理層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把蛋糕做大。很快,公司資產負債表變得巨大,在一些公司接近2萬億美元。
這些快錢讓一些投資銀行變得「大而不能倒」,並且他還充滿了各種可疑的資產,這增加了他們最終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幾率。其中的一些資產壞透了,2007年這些資產傳染給了很多人,並最終導致了讓華爾街處於崩潰邊緣的金融危機。
人們進入學術界是因為他們想掌握不確定,人們進入社交領域是他們想幫助其他人,人們進入銀行業是因為他們想賺錢,這就是現實,無論對我們的銀行業或者我們的經濟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在許多業務中——包括我選擇就職的一個——仍然有管理人員和僱員專注於精明地把控風險,讓所有的後果都處於可控範圍。他們都是出於個人道德,而不是公司的結構或者激勵。
我們都想要我們的資金管理者擁有賺錢的雄心,並強烈的警示自己:銀行家個人的利益需要與銀行的健康綁定在一起。
大型銀行的結構和薪酬體系都沒有將這些利益統一,這一失調打破了銀行、客戶和廣大社會群體之間作為一個整體的銀行的受託人的責任。
各種不同的提案被提出來說要解決銀行業的毛病,但其中大部分還不如什麼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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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期《壹週刊》,筆者在個人專欄中指出投資相連壽險(簡稱「投連險」)產品的種種問題,並呼籲投保人向保險公司取回月費及保證紅利資料,看看是否遇上類似問題。剛巧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成立了一個投資相連式保單苦主大聯盟,在2月9日約見保險業監理專員蔡淑嫻,要求有關方面正視相關產品的問題。 或許有人以為筆者小題大做,不應把個人與安盛的爭拗在專欄中重複論述。筆者過去10個月,花上過百小時與安盛及保監處周旋,絕非為個人私利,而是察覺到整件事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投連險產品的銷售、基金買賣、每月收費及紅利派發,完全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監管,讓保險公司可以從中取得巨大利益。根據保監處的資料,截至2013年底,全港有效投資相連個人人壽保單總數高達167萬份,淨負債(即客戶權益)合共2,677億元。數字遠高於2008年爆發的迷債事件,涉及4萬多名投資者,投資額200多億元。2013年保險公司在投連險產品上收取約700億元保費,較每年強積金500多億元的供款還要多。700億元保費中,很大比例屬於保險公司的收費。以筆者的保單為例,每月供款中,約六成是保險公司收取的月費,年費比率高達4.4%,透過每月扣減基金單位收取。故此一個合理的收費制度,保險公司是否真實買賣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基金公司在基金價格中再收取管理費,每年約2%。換言之,保險公司和基金公司透過扣減基金單位數量和調低基金價格,從中賺取超過6﹪的收入。即便每年投資回報有6﹪,保單持有人亦得個「桔」,更何況不少基金(特別是新興市場),長期錄得負回報,投資者便慘上加慘。安盛每月向客戶收取大筆月費,但向客戶又提供了什麼服務?公司從來沒有向筆者發過月結單,從沒有告知每月在哪一日,以什麼價格,代筆者認購基金單位。每月在哪一日,以什麼價格計算賬戶價值;又在哪一日,以什麼價格扣除基金單位作為月費。每年收到的年結單,只列出年結日的賬戶價值和現金價值(若合約未屆滿而提早兌現)。合約到期後客戶獲發保證紅利,完全不知道原來是以較低的現金價值作為計算基礎。經過多番追討資料,筆者才能掌握安盛的收費制度,卻完全不曉得背後的邏輯。安盛會每月計算客戶的賬戶價值,但沒有特定的基金定價日期,可以是每月最後第三個交易日、第二個交易日、最後一個交易日,甚至是下個月第一個交易日亦可以,兼且賬戶內不同基金有不同定價日。計算好賬戶價值及應收月費後,安盛又不會即時收取,會延至下個月收取保費後才以當時的基金價格收取。然而,公司又可能提早(以過去價格收取)或進一步延遲收取,試過延遲20多天才收取,令客戶需要面對價格波動的風險。合約屆滿後以較低的現金價值計算保證紅利,計算現金價值的基金定價日期,原來又與計算賬戶價值的基金定價日期不同。從網上資料(見http://therapeofhongkong.com./)及保險界朋友得悉,原本投連險產品的設計,是方便在港工作的英國人減輕稅務負擔,後來不知何故證監會及保監處卻批准有關產品銷售給香港人。證監會指產品屬於保險,應由保監處監管,而保監處則指現時缺乏相關法例監管保險業的投資產品。至於金管局,則負責向銀行發出指引,要求披露資料而已。小投資者在投連險產品上近3000億元的投資,變成證監會、保監處和金管局三不管,眼見資產價值不斷萎縮,真是欲哭無淚。(按:投保人若想尋求協助,可與公民黨郭榮鏗或民主黨單仲偕議員辦事處聯絡,向保險公司索取資料的表格,可到筆者網誌下載。) 林本利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www.livingword.edu.hk)作者網誌 - lampunlee.blogspot.com |
2015-07-06 TWM
錢國維領軍的摩根大通銀行,是今年以來協助台灣企業進行海外籌資與購併的最大贏家,六月初甫升任台灣投資銀行業務負責人的葉伊珊,就是背後負責運籌帷幄的頭號戰將。這位初掌兵符的外資圈女中豪傑,到底有何能耐?
撰文•顏喻彤
國際投資銀行駐台業務負責人以男性居多,因此凸顯出女性出頭天的可貴。二○○八年之前,以美商高盛余佩佩、摩根士丹利林水仙、瑞銀陳嫦芬、美林黃慧珠四大金釵」盛極一時;○八年之後,則已有野村證券曹慧姝與瑞士信貸邱慧平躥起,隨著摩根大通葉伊珊晉升負責人,象徵「女力」時代再度來臨。
葉伊珊的重要性有多高?亞洲領先的專業金融雜誌日前選出二十位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女性金融家(領域涵蓋投資銀行、私人銀行、證券研究等)當中,葉伊珊是摩根大通銀行(簡稱小摩)唯二、台灣唯一入選者。
小摩悍將:練功11年
從大集團到中小企業通包
○四年加入摩根大通銀行的葉伊珊,至今邁入第十一個年頭,細數過去參與的海外籌資與購併客戶名單,從大型企業的台積電、中鋼、矽品、宏碁、F-TPK、富邦金控、國泰金控,到具有產業利基性的中小型企業F-中租與F-慧洋,幾乎橫跨各大產業領域,是投行圈少數具備「全面性攻擊能力」的高手。
「現在枱面上的台灣優質企業,都已經過嚴峻的國際競爭環境洗禮,我們台灣人一定要有一百二十分的熱誠服務這些企業。」因此,當知名金融雜誌選葉伊珊作為台灣女性銀行家代表之一時,她表示,「因為這代表我們服務的客戶及我們團隊的努力,被國際資本市場看見及肯定。」尤其是在台灣資本市場被邊緣化危機逐漸增加之際,摩根大通銀行的競爭優勢更能被凸顯出來。自去年底開始,一口氣完成矽品發行四億美元海外可轉換公司債(ECB)、廣達大股東何莎透過發行海外存託憑證(GDR)出脫一.七億美元、F-TPK發行三.八三六億美元GDR+ECB、F-慧洋發行八千萬美元ECB,外加台灣TVBS(聯意製作)股權出售等合計五項業務,期間都有葉伊珊穿梭的身影。
「儘管我們一直服務規模及市值較大的產業龍頭廠商,對摩根大通業績排名(league table)有很大的幫助,但讓我印象同樣非常深刻的,是協助第一流的中小企業站上國際資本市場舞台!」葉伊珊說。過去兩年來,摩根大通兩度協助散裝航運大廠F-慧洋發行GDR 及ECB、合計籌資一.八億美元,就是典型例子。
「兩年多前,我們與慧洋的團隊開會,公司表示想要到海外籌資擴展船隊,我們發現這是一家獲利狀況非常好的公司,但所屬產業基本面欠佳,當下覺得慧洋董事長藍俊昇很有guts(勇氣)、也很有遠見,但真正讓我們佩服的是,藍董直接表態要掛英國倫敦交易所主板,因為從來沒有台灣企業掛上去過。」葉伊珊回憶。
關鍵一役:F-慧洋
推動台灣企業登上倫敦主板既然是客戶提出的想法,且葉伊珊團隊研究後也覺得有機會,就決定放手去做,沒想到倫敦證交所對於掛盤主板企業的財務資訊要求非常嚴格,「光是當時F-慧洋旗下八十艘船都得進行價值評估,就花了許多時間,說實在的,連我在這行做這麼久,腦中都曾浮現放棄的念頭。」葉伊珊表示,但抱著一股讓國際看見台灣企業能力的願望,她決定堅持下去。
一三年,摩根大通透過結合GDR與ECB方式,成功協助F-慧洋籌資近一億美元,包括六千萬美元GDR與三九三一萬美元五年期ECB,當時更締造多項台灣企業海外發行案的紀錄,包括:一、台灣史上第一筆於倫敦交易所主板上市的GDR;二、過去十年來台灣航運業規模最大的海外籌資案件;三、過去一年來,亞太區唯一結合股權與股權連結的海外籌資案。
這樣的成績,連同業都豎起大拇指稱讚:「F-慧洋與葉伊珊團隊都具備勇於嘗試的特性,連散裝航運公司都能有此發行成績,真的不簡單!」葉伊珊及團隊看到F-慧洋在倫敦交易所主板掛牌鐘敲下,以及倫敦副市長與慧洋上下游廠商同聚一起慶祝的那一刻,心裡滿是激動,深深為藍董及慧洋的團隊感到驕傲,她覺得,自己為台灣企業做了一件對的事。
日前已升任摩根大通大中華區銀行業務聯席執行官的錢國維,對這位一手帶大的子弟兵的評論是:「隨時能夠掌握客戶需求,且有著相當優異的執行力,成功投資銀行家所具備的條件,在她身上都能看見!」講話速度極快的葉伊珊,思考縝密有條理,能力不在話下。但她認為,投資銀行團隊要成功,除了全力維繫與客戶間的關係,還要懂得如何跟集團內部溝通爭取資源,「Carl(錢國維英文名字)就是最好的榜樣!」「尤其是面對中國市場的崛起,不管是購併或籌資案動輒數十億美元以上,要為台灣企業案子爭取內部資源,靠的就是每個案子累積的信任及口碑,讓團隊同事齊心為台灣客戶爭取最佳條件,讓客戶下次有需求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摩根大通!」葉伊珊點出關鍵因素。
自詡是「台灣優質企業最佳推銷員」的葉伊珊建議有意入行者,「如果只是靠『賺很多錢』的思惟就想進這行業,最後可能待不了很久,因為這行業真的非常辛苦。」要有更具意義的使命感才能表現優異,葉伊珊想提攜更多後進,讓台灣企業站在國際舞台。
Profile葉伊珊
出生:1974年
現職:摩根大通銀行台灣投資銀行
業務負責人
經歷:摩根大通銀行資深執行董事
瑞士銀行助理副總裁
學歷: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管理碩士
在形勢有些嚴峻的風險投資市場,依舊有兩臺發動機未曾放慢自己的投資步伐,首先就是騰訊。
這家被創投界定義為中國最大、最活躍、出手最快、錢最多的投資機構,已經超越了任何一個天使、VC和PE,成為最強投手。根據筆者粗略統計,截至7月23日,2018年騰訊共投資了93家企業,投資規模超過1700億元人民幣,已經快要趕上騰訊2017年全年投資數量和規模。
更為直接的印證是,騰訊一季度財報顯示,僅僅是2018年第一季度,騰訊對外投資高達540億元人民幣,是其一季度利潤的兩倍有余。而從橫向上來看,騰訊一季度投資數量比阿里多出一倍有余,比百度多出兩倍,若從B輪前投資數量來看,騰訊已經位於VC前三。
“流量+資本”被視為騰訊的核心能力,其中資本開放策略更是為騰訊開辟出了一片新戰場。
與阿里巴巴投資堅持與主營業務形成強互動不同,騰訊的投資邊界遠大於阿里,財務投資項目也不在少數。除此之外,騰訊還以LP的方式投資了二三十家基金,其中包括金沙江創投、紅杉、經緯中國、創新工場、高榕資本、晨興、中信產業基金等知名創投機構。
這些都讓騰訊的投資風格越來越充滿“投行化”特色。雖然騰訊表示投資並非為了修建護城河,但從“騰訊沒有夢想淪為一家投資公司”的輿論混戰,到內容領域與今日頭條的膠著應戰,本質上來看,騰訊投行化隱憂背後,依舊是流量焦慮帶來的資本防禦。
防禦之一體現在投資範疇和投資階段的擴大。如果說以往騰訊投資聚焦於遊戲和社交兩大主業,幾乎全部通過控股或全資收購的方式,讓這些業務實現內生式增長。如今騰訊的投資已演變為“只求共生,不求擁有”,甚至有些“寧可投錯,不可錯過”的意味。
騰訊相對重視早期投資,在各個領域都進行了試水,且大多不參與具體業務操作。除了社交和娛樂業務外,其他業務包括電商、新零售、O2O等基本都靠資本流量賦能。根據IT桔子統計數據示,騰訊在2017年投資的125家公司中,有40%的投資事件發生在種子/天使輪、A輪等早期階段。而阿里在種子/天使輪、A輪等早期階段的投資事件占比為20%左右。
對於騰訊而言,借助資本和流量優勢,可以快速推動早期項目成長,並在資本市場得到認可,進而獲得高額回報和長期營收。與此同時,先財務後戰略的投資路徑,也避免了在行業形勢模糊下的資源內耗。
“賭賽道”是紅杉中國投資的經典章法,在投資上騰訊也呈現相似的風格。在騰訊大投資版圖下,不少被投公司之間既有合作也存在明顯的競爭關系。
例如在醫美領域騰訊投資了更美和新氧,直播領域的鬥魚TV、龍珠直播,醫療領域的丁香園、掛號網,社交領域的知乎、朋友印象,而這些業務也與騰訊自營產品存在競爭關系。
騰訊的全賽道打法在直播領域尤為明顯。在同時押註虎牙和鬥魚,成為遊戲直播行業的最大贏家之後,騰訊仍在社交娛樂領域拓展自己的直播版圖,並為這場激烈的內容+短視頻之戰儲備彈藥。
與虎牙、鬥魚為騰訊外部產業投資標的不同,NOW直播是騰訊自有直播平臺,也是騰訊公司級產品。除此之外,在騰訊的直播版圖里,還有專註於電競遊戲的企鵝電競,專註互動娛樂的花樣直播不同類型產品,內部流量和資源加持,外部進行戰略投資,成為騰訊的經典打法。
和“賽馬機制”一樣,賭賽道的投資方式無疑會增大投資成本,自營和外部投資標的,以及同類投資項目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但從投資角度而言,卻能避免錯失機會,尤其是在企業產生合並後,還能成為受益者獲得穩定資本回報。
“騰訊需要的就是一種戰略確定性以及不對其行業地位造成傷害(的結果),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公司戰略確定性每提高1%,帶給它的價值就遠超投資收益。”互聯網觀察家尹生的觀點道出了騰訊投資本質。
投資突圍、資本防禦對於騰訊而言具有決定性的戰略意義,對於一家擁有20年歷史的科技公司而言,企業的生長和自我進化創新能力則是更大的命題,下一個20年,騰訊會給我們帶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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