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華爾街的第一筆大交易是由一個胖男人批准的，他經常在充滿煙蒂的樓梯間吸煙。這個胖男人叫John，他是所羅門兄弟公司的交易主管，同時是也是執行委員會成員，是僅次於公司CEO的人。
那是在1994年，那時他已經在這個公司做了20年的交易員，而我那時才進入公司一年。
我去找他是因為我的老闆，以及老闆的老闆不太樂意批准我一個投資2億美元到巴西貨幣的交易，雖然我認為巴西貨幣比其他貨幣擁有更好的前景。我碰到John，並和他聊起了這個事情。當時由於公司6個月前頒佈的禁煙令，我和他不得不進入他辦公室轉角的消防通道進行談話。
我闡明了我的道理。他在問我問題之前一直在吸煙，打著飽嗝地傾聽著。他的大部分問題都集中在我是否、如何以及何時放棄那筆交易，而有些問題則是關於文化和金融的令人驚訝的天真的問題：「你能讀西班牙文嗎？」
最終，他批准了我想要的交易的一半資金——1億美元。
他把煙蒂扔在地上，然後離開時說，「黃金這麼快就能變成垃圾，真是令人驚訝！」
兩週後，我的交易的表現看起來更像是垃圾而不是黃金。在非專業人士眼中，它看起來還不錯，並且也還在賺錢，但是很多參數顯示，這筆交易表現不佳。當我把它放到交易大廳裡，巴西雷亞爾的「遠期合約」正表現糟糕，這意味著市場對巴西貨幣的信心正在開始衰減。
在一個特別糟糕的一天，我正坐電梯去自助餐廳，正巧John也在。在電梯的大部分時間內，他都在和他的朋友談論週末的滑雪計劃，要出電梯時，他轉向我問道，「你打算退出交易了嗎？」
我回答道，這筆交易正在賺錢。他卻指出，市場已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很明顯，他比我更加瞭解巴西貨幣。
後來，我對我的老闆說，「一個這麼高層的人對我的交易瞭解得那麼清楚，我感到震驚。」
他大笑道，「你拿來投資的錢是他的錢，那些老董事總經理們仍然像合夥人一樣管理這個公司。」
在經過一晚的焦躁不安後，第二天早上我就結束了這筆交易，有些小盈利。這幫我們避免了1000萬美元的損失。兩週後，巴西貨幣崩潰，貨幣危機開始。
12年後，我已經在花旗銀行工作。花旗差不多有20萬僱員，已經將所羅門兄弟公司收購，當時所羅門公司只有4000人，而我已經調動到花旗的自營交易部門工作。而我的老上司John去了科羅拉多滑雪。
在我最後的幾年中，我許多交易都獲得上司的批准——我並不知道他們長得怎樣，因為大部分談話都是通過電話進行的。有時候會是一個帶著印度口音的紳士，有時候聽起來像個在某個辦公室的緊張不安的男人。在甜蜜的6個月內，沒有任何人來管理我的交易，我自己來給我交易設定限制。
不管電話那頭的經理是誰，我總喜歡把他想像成一個在遙遠的樓梯間吸煙的男人，就像John那樣。
花旗裡面有多少人處於我和CEO之間呢？這也很難說，那裡有很多不同匯報線。在一些管理序列中，在我和CEO之間可能有10個人，而在另一些序列中可能有15個人。而當我1994年在所羅門第一次談論巴西雷亞爾時，我和CEO之只有3個人。
像大多數那個年代的投資銀行一樣，所羅門在1990年代早期仍然保留著私人合夥的文化，即使它在1981年就已經上市。然而，他們的傳統文化也被逐漸湮沒，開始消失的是服務員把中式餐具帶到交易員們的桌子上，接下來消失的是雪茄，以及在交易室吸煙。勉強保留的是一個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權制度，因為投行員工把大部分他們的錢又投資到公司裡面。
投資銀行的行為就像一個金融業聯合會，由共同的風險和共同的收益連接起來，每一個業務都由一個合夥人掌管，他們的錢被投向他的或者他朋友的公司。
結果是，風險管理——確保銀行虧的錢不會超過它能承受的範圍——是每一個人的職責。如果你的朋友弄砸了一筆交易，你自己也會有損失。因此，公司對他們進入什麼業務、成長有多快是非常清楚的，通常公司更願意保持較小的規模，並讓風險保持在他們可以理解的範圍之內。
他們還是犯了錯誤——這是冒險的天性。1991年，所羅門發生動亂，他們要求巴菲特拯救所羅門的串通投標醜聞幾乎把所羅門擊垮。但是，較小的公司規模避免了動盪傳染到更大的市場。
截止2000年，華爾街的文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大程度是因為放鬆管制，以及投資銀行上市公眾化。
銀行業進化成了巨無霸的天下，比如花旗和摩根大通。他們的僱員成千上萬，一個官僚機構來管理他們橫跨整個世界的多元化的業務。
由於員工和業務眾多，很多在其中工作的人很難對公司有主人翁的感覺。結果怎樣？投資銀行變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這個聯盟不是由風險共擔的精神連接的，而是由廉價資金的共同來源——銀行存款和政府補貼債務——連接的。
在2000年代早期，如果你運營一項這種業務——就拿在加納做短期商業貸款來說——作為一個銀行家，你是通過你特定的業務增長來獲得收入的，這也是你的獎金的來源，它並非來自確保大銀行獲得可持續的利潤。激勵因此就變成了去掉對每個風險的限制，並儘可能多的獲得廉價資金。
每個銀行經理都想分得其中一塊蛋糕，在2000年代早期快錢很容易獲得，高級管理層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把蛋糕做大。很快，公司資產負債表變得巨大，在一些公司接近2萬億美元。
這些快錢讓一些投資銀行變得「大而不能倒」，並且他還充滿了各種可疑的資產，這增加了他們最終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幾率。其中的一些資產壞透了，2007年這些資產傳染給了很多人，並最終導致了讓華爾街處於崩潰邊緣的金融危機。
人們進入學術界是因為他們想掌握不確定，人們進入社交領域是他們想幫助其他人，人們進入銀行業是因為他們想賺錢，這就是現實，無論對我們的銀行業或者我們的經濟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在許多業務中——包括我選擇就職的一個——仍然有管理人員和僱員專注於精明地把控風險，讓所有的後果都處於可控範圍。他們都是出於個人道德，而不是公司的結構或者激勵。
我們都想要我們的資金管理者擁有賺錢的雄心，並強烈的警示自己：銀行家個人的利益需要與銀行的健康綁定在一起。
大型銀行的結構和薪酬體系都沒有將這些利益統一，這一失調打破了銀行、客戶和廣大社會群體之間作為一個整體的銀行的受託人的責任。
各種不同的提案被提出來說要解決銀行業的毛病，但其中大部分還不如什麼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