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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競爭力在全世界排名第１１，為什麼外人投資，竟只有菲律賓的一半？

台灣水費低、電費低、薪資調漲幅度全亞洲最低，為什麼外國人這樣還不來？

最新洛桑管理學院報告指出，讓外商不投資台灣的前３名原因，都和政府有關，以前，台灣人告訴外商，在大陸經商，小心政治風險。

現在，外商問，為什麼現在的台灣，竟像你以前口中的大陸。

日本住友商事、馬來西亞ＩＯＩ集團、德國福斯汽車都想投資台灣，讓數千億元資金不能投資台灣的關鍵，不是經濟，是政治！

撰文•林宏達 研究員•陳前康「救經濟！」台灣出口連續下滑，過去二個星期，行政院院長毛治國忙著召開會議，本周要提出拯救台灣出口和投資的策略。諷刺的是，五個月前，台灣政府剛把一樁外資投資案趕出台灣，最致命的一擊，竟來自台灣央行！

去年十二月六日，央行總裁彭淮南、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財政部部長張盛和罕見地公開表示，反對馬來西亞IOI集團投資一○一大樓。

政策把錢擋在門外

外商投資金與合作機會，就這麼飛了今年三月，IOI集團參與投資一○一案的團隊成員，向友人透露﹁現在有很大的壓力﹂，﹁我們被勸退了﹂，當時他透露，台 灣央行曾與馬國央行聯繫，(這個投資案)在這裡有很大的爭論，﹁不要勉強﹂，一個星期後，IOI宣布放棄投資台灣一○一大樓。二五一億元的外商投資，就這 麼飛了！

央行祕書室副處長梁建菁表示，「已和相關部門主管確認，絕對查無此事。」當記者追問彭淮南是否願意發表評論，梁建菁則回應無此必要。本刊向IOI集團求證，IOI集團則低調表示，已在馬來西亞交易所的聲明中解釋，對此事不發表評論。

外商圈對這件事議論紛紛，因為IOI集團在二○一二年時，被︽富比世︾雜誌評為全球創新企業排行榜上第九十五名的企業。五年前，IOI集團就有意投資一○ 一大樓，第一輪競標時，IOI也曾參與投標，﹁當時也沒事，怎麼第二輪得標了，什麼事都出來了！﹂一位參與此案的高階主管觀察，﹁所有人都在問，為什麼 （一○一股權）不能賣給外資？﹂兩個月後，五月八日，財政部次長吳當傑更證實，官方對一○一大樓的持股已經過半，一○一竟成為政府主導的「準國營事業」， 台灣除了損失馬來西亞的投資資金、喪失外商可能帶來的合作機會，還必須全民買單，買下一○一股權。

政治干預投資的案例，不只一樁。

去年初，住友商事以八．八億元台幣，出清手上所有的台灣民營電廠持股，在外商圈引發討論。因為電廠一向是投資金額高，獲利穩定的好生意，股神巴菲特就大量投資電廠，住友商事是日本大型商社，出清持股，等於放棄在台灣的電廠投資。

眾達國際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黃日燦觀察，他曾代表民營電廠打官司，他分析政府介入是原因之一，因為缺電時，政府希望外商投資發電；電力過剩時，又想單方修 改合約希望民營電廠降電價，台電既是這些民營電廠的大股東，又是唯一的買家，一三年，公平會以聯合壟斷為由，以六十億元台幣的重罰，處分七家民營電廠。眼 見原本賺錢的事業，因為政府侵害權益，利潤下滑，住友商事只好在有人要買時，趕快出清持股走人，民營電廠後來把公平會告上法院，公平會一審敗訴。

美商懷德公司，則是另一個受害者。台灣一九八七年就討論設立離島賭場，新加坡比台灣起步晚，一宣布開放，兩年內就發出賭場執照。

台灣在○九年，立法院通過︽離島建設條例︾，同意離島得設立觀光賭場；一二年，馬祖通過博弈公投。懷特公司因此決定投資二四○○億元台幣，在馬祖開發賭場度假村。

沒想到，三年多過去，台灣因為政治氣氛轉向反對賭場，︽離島觀光賭場管理條例︾在立法院一躺就是兩年，懷德公司還遇上詐騙糾紛，損失數千萬元；今年，懷德 公司關閉馬祖辦公室和國貿大樓辦公室，封存所有文件，亞洲區總裁焦力人表示，將檢討在台灣的投資案。「政府要選舉時，就靠外商釋放利多，等到選後，又翻臉 不認帳。」一位熟悉此案的人士觀察。

三個加在一起近二九○○億元台幣的外商投資，因為台灣政府政策不穩定，就這麼飛了！

一位律師觀察，以前台灣勸外商不要到大陸投資，原因之一，就是政治環境不穩定，會影響企業營運；近幾年，政治干預商業的例子，卻反而一再在台灣發生。

兩大經濟引擎熄火

改善投資環境，用投資帶動出口今年上半年，台灣出口罕見地連續五個月衰退，本周行政院院長毛治國要求國發會提出經濟振興方案，改善投資環境是重點之一。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執行長尹啟銘也公開表示，台灣短期出口救不了，台灣應該改善投資環境，用投資帶動出口。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觀察，出口、投資和消費，是台灣經濟的三大引擎，如今，出口不振，投資也創下新低，消費因為薪資沒有大幅調升，成長有限，「三個引擎只剩半個在轉」。

更嚴重的是，多項證據顯示，台灣吸引外資投資的能力每況愈下。

證據一：台灣吸引外資排名，在亞洲逐步倒退。

六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公布最新的︽世界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這是一份關於全世界投資資金流向的關鍵報告，這份報告指出，全球投資資金正加速流入亞洲各國，中國更首次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吸引最多外資 的國家，但台灣吸引外資的排名，在亞洲卻逐步倒退，十年前，台灣外人投資，還能排到第六名，去年，卻落後於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去年投資金額，只有越 南的三分之一、菲律賓的二分之一。

證據二：聯合國報告指出外人投資（FDI）存量占GDP的比率，台灣更是排名亞洲倒數第三。

這個數字，代表外人投資對一個國家的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能有多大助力，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連玉蘋坦言，全球平均值是三三．六％，台灣卻只有一三％，「顯示台灣經濟大部分是靠自己打拚」，相較全球其他國家，台灣經濟成長，外人投資的助力少得多。

證據三：更令人擔心的是，台灣在新創投資（Greenfield FDI）的投資金額上，創下十年新低。

Greenfield FDI指的是外商來台新創公司，從一片荒地開始設立公司的投資資金，一一年經濟部新聞稿就曾指出，外人投資有三個主要的用途，第一是投資新創事業；第二，進行企業購併；第三是將賺來的錢進行再投資。

一二年，經濟部新聞稿還曾引用這個數字，認為聯合國揭露的台灣外人投資總數，無法反映台灣吸引外資狀況，聯合國的新創投資數字，才能「更真實呈現外人投資 面貌」，經濟部當時引用這個數字指出，○六年到一一年，台灣新創投資平均金額，勝過韓國。沒想到，到了一四年，台灣新創投資大幅縮水，減為十六億美元，韓 國一四年新創投資，卻衝上一○八億美元，比台灣高出六倍。

今年聯合國最新報告出爐，本刊採訪經濟部，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翁明德科長卻表示，聯合國的新創投資數字，是來自︽金融時報︾，「用的是次級資料(二手資料)，內容不正確」，否認台灣新創投資下滑。

證據四：僑外資平均投資金額一一年後連續下滑。

根據台灣投審會的資料，台灣的僑外資投資金額也在下降，一一年時，僑外資平均每個投資案的投資金額，是二一七萬美元，之後跌多漲少，到今年一至六月，僑外資每個投資案的平均金額只剩一一四萬美元，只有原來的二分之一。

七月十九日，馬英九總統還提到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最新報告，二○一五年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從去年的第十三名進步至第十一名。台灣過去在國際上多項經營環境評比上都名列前茅，為何沒人要來投資？

一份關鍵報告揭露

台灣什麼都便宜，外國人還是不想來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最新︽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的經商環境在亞洲名列第三，但這份報告也直指，台灣在吸引外資的表現上吊車尾。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分析洛桑管理學院的報告指出，「你去看我們的政府效能、基礎建設，這兩項裡面，我們好的都是什麼？我們好的都是這個 低那個低」，他擔憂地說，「IMD的報告顯示我們什麼都很低，油價低、電價低、稅率低、利率低、匯率低，什麼都便宜，外國人這樣還不來，」他直言，「我們 的外人投資真的是很爛，不是今年，是每一年。」孫明德回憶，日本駐台代表處副代表花木出演講時曾特別提到，日本人很喜歡來台灣投資，「日本人來台灣投資都 會賺錢，因為台灣的水電費很低！」薪資上漲率更只有二．五％，是亞洲最低。

本刊取得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最新報告，結果顯示，台灣經濟表現最差的五個項目，有三個都和吸引外資能力有關，外資流入金額占國家經濟規模的比率，在調查的 ＝國家中，台灣排名五十六，是倒數第五名！

這份報告中，還調查台灣吸引外資的關鍵因素，前三名都和民間競爭力有關，分別是高素質人力、技術人力、成本競爭力；最後三名則和政府相關，從最後一名開 始，分別是政府效能、稅制競爭力和法制環境。像台新金控和彰銀合併的例子，台新金依循二次金改政策購併公股銀行，卻因為政治風向改變，法令制度又不夠健 全，陷入和財政部大戰的經營風險中。

世界銀行︽二○一五年全球經商環境報告︾也指出同樣問題，在全世界一八八個經濟體中，台灣表現最好的，是取得電力的效率，全世界排名第二；表現最差的，是契約執行的效率，排名九十三。

台灣變拒絕往來戶

印尼、菲律賓卻急起直追，積極招商換句話說，台灣用低電價、低水價、低勞工成本換來的投資優勢，卻被政府政策不穩定帶來的經營風險給毀掉了。

黃日燦觀察，「這幾年，大型跨國企業連探詢來台投資，幾乎都沒有」，東亞各國投資金額和投資案數量節節上升，台灣卻在原地踏步 ，因為台灣恐怕早已在跨國公司的投資名單上，被刪掉了！

不只外商投資困難，台灣的大型企業也感受到壓力，「投資環境確實有壓力」，台積電發言人何麗梅說，台積電中科案，環評就做了五次，即使通過，抗爭仍在持 續。台灣過去靠電力充足吸引外資，但過去幾年，台灣電力供應趕不上需求增加，連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今年都公開表示，「台積電可以說一分鐘都不能缺電」，顯 示環境的確嚴峻。

經濟部投資處處長連玉蘋坦言，台灣目前已經陷入「沒水、沒電、沒人、沒地」的窘境，現在，只要是投資金額三千萬元以上的案子，經濟部就會列管，幫忙找地、找電。

印尼、菲律賓則急起直追。在台灣，招商是由處長級官員負責；在印尼，負責招商的官員則是直接向總統報告，去年十一月，印尼總統佐科威上台不到一個月，就親 自在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大會上做簡報，吸引外資，連如何取得土地、處理簽證問題，都仔細說明；菲律賓也是由總統親自出馬招商，要吸引從中國流出 的外資。

反觀台灣，台北美國商會抱怨，就以簽證為例，台灣法規嚴格要求要有大學學歷才能來台工作，這個問題，反映了十年，都無法完全解決。

台灣懷德亞洲區總裁焦力人觀察，台灣投資環境封閉，「台灣好像是一家人在打麻將，堂弟、爸爸、媽媽，錢都是自己人的錢，你應該邀請隔壁的鄰居（外商）過來 打，你贏的錢才是真正的錢，你輸他、他贏他，他贏他輸，都是一家人的錢，流來流去，都是本土的，根本沒有創造新的錢。」這個問題，正在影響台灣人的就業和 財富。

在台北天母做房仲生意的匯泓公司協理吳懿倫，感受特別深刻，他分析，有家庭的外商經理人，重視學區，會住在美國學校附近，「二、三年前，外商開始少了」， 以前天母的別墅，每月租金二、三十萬元還一戶難求；現在，「十萬元還租不掉」。他觀察，台灣的外商公司，近幾年規模縮小、預算下降，以前專租外國人的高級 出租公寓，空屋率上升，他過去只做美、日外商生意，現在則必須找新加坡、馬來西亞客戶，才能維持業績。

外人進入本地競爭

可刺激本國企業，進行轉型升級站在天母東路，也能感受到影響，以前，這裡像小聯合國，街頭充滿異國風情，○七年，台灣從外人投資高峰下降後；天母的店租跟著下降，現在天母過去濃厚的異國風情，也被一家家台灣在地店家取代。

天母的場景就是台灣縮影，不同的是，當台灣整體缺少國外資金的直接投資，衝擊不會只是房價與店租，「沒有外人投資，台灣經濟要有大的動能，很難。」中研院院士胡勝正說。他的說法其來有自，翻開教科書，FDI的確是高度攸關一國民生經濟的重要命脈。

表面看，吸引外資投入只是對GDP組成公式中的「民間投資」項目加分，有助於當年度的經濟成長率，但外人直接投資所產生的後續「外溢效果」，卻已被國際間 公認為提振長期經濟成長與人民所得的重要解方；美國最權威的經濟研究組織NBER即曾在一九九五年發表研究報告，明確指出「FDI的表現與國家經濟、國民 所得成長高度相關」。

原因不難理解：短期而言，外人投資當然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更深遠的影響，是外人直接投資往往形同某種程度的「進口替代」，補足本地原本所缺乏的生產 項目，在過程中，無論是透過技術移轉、人力訓練等，都像是為本地產業注入升級轉型的內在基因；即使從消極的角度思考，NBER報告直指，當外人進入本地競 爭，會刺激本國企業進行轉型升級，甚至提高本國企業的資本支出，帶動境內民間投資。

產業升級不力、薪資停滯成長、民間投資疲弱，這些能夠仰賴FDI加以改善的面向，不正都是長期困擾台灣的經濟病嗎？二○○六年，立委丁守中曾以「FDI連 續五年下滑」在立法院中要求政府提出對策，十年後，台灣的FDI不僅未見起色，反而更形弱化。一位外商高階主管說，在台灣徵廠長、總經理的缺越來越少，這 些工作都流到海外了，只有讓外商加碼投資台灣，高階工作才會回流。缺少外人投資的負面效應，扼殺台灣過去十多年的經濟、產業、薪資發展空間，讓台灣看不到 脫離苦勞經濟的機會。

台灣正在邊緣化??

過度保護，形成對外開放最大障礙開放，是台灣非走不可的路。採訪時，連玉蘋表示，民意對招商決策「影響很大」。缺電、缺水、缺地，都能解決，但台灣過度保 護自己的心態，形成對外開放的最大障礙，以開放外籍人士來台工作為例，不開放，是怕外國人與台灣人搶工作，但是台北美國商會執行長吳王小珍觀察，從國外找 人才進來，機票、住宿都是成本，如果不是本地找不到人，「誰願意這麼麻煩到國外找人？」王健全形容，台灣對外人投資的態度，一如張惠妹的歌名「原來你什麼 都不想要」，台灣要創新，但開放國外人才來台幅度有限；要升級，但解除不當的產業管制速度卻不夠快。

照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台灣想靠加入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等協定，靠開放刺激經濟，將更加困難，若再孤立自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當亞細亞的孤兒。

這份報告，看外商為何不投資台灣！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列出15個關鍵指標，針對外商高階主管進行問卷調查，每個人圈選5個他心目中認為台灣的強項，左表是前4名和後4名的結果；右表則是從經濟、政府效能、企業效率、基礎建設四大面向，上百項指標拆解國家競爭力。

最吸引外商前4個關鍵 是人才與價格

得分

排名 項目 認同的

外商比率

1 台灣的教育

水準高 62.3％

2 高品質人力 60.9％3 價格競爭力 55.1％4 基礎建設可靠 42.0％外商最討厭的4個項目 都跟政府有關

得分

排名 項目 認同的

外商比率

12 政策可預測性和穩定性 19.6％13 法律系統運作效率 16.7％14 稅制競爭力 10.9％15 政府效能 5.8％資料來源：2015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報告》全球61個主要經濟體，台灣在吸引外資能力排名倒數第５名

項目 排名

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

占GDP百分比 56

產品出口集中度 53

外國直接投資流入

流量占GDP百分比 48

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

金額 47

辦公室租金 41

直接投資流入存量金額 40

生活成本指數 38

研發部門外移的風險 34

平均每人GDP 29

外國直接投資流出

流量金額 20

缺少外人投資，三大經濟病纏身

經濟動能受牽制：

FDI除了直接帶入長期投資資金，也能刺激境內企業提高投資以因應競爭。缺乏FDI，提振投資事倍功半。

產業升級淪口號：

缺乏外人引入新的產業或經營模式，境內企業無法在競爭與示範效應中獲得升級思惟。

薪資水準難成長：

NBER報告指出，對多數國家而言，FDI有助於高階人力需求，進而帶動整體薪資成長。

各種成為強國的條件，瑞士「一應俱缺」；改變不了先天環境，瑞士人選擇改變自己。

因為沒有內耗的籌碼，所以讓瑞士人面對問題時追求共識；必要時，也願意做點犧牲，換取群體的最大利益。

瑞士人的驕傲在於，國家裡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拼圖。

瑞士的富裕強盛，來自800萬成熟公民的付出。

在台灣，我們擁有2300萬片拼圖，就看你願不願意和身邊的人一起，拼了！

製作人·楊紹華 撰文·鄭閔聲 攝影·劉咸昌 研究員·陳前康他們，永遠避免用民粹面對國家問題「國家的未來就是我的事」，他們用這樣的理性腦袋，讓每次的政策制定與民粹絕緣，與台灣形成強烈對比。

在台灣，颱風假若只放半天，民眾電話立刻打爆市政府。

在瑞士，66.5%的民眾公投反對增加休假，擔心影響國家經濟。

在台灣，風景優美的觀光勝地，被無限度的開發弄得面目全非。

在瑞士，50.3%的民眾公投要求不得過度開發，確保觀光資源永續。

在台灣，以人口數量作為核廢料場選址依據，政府溝通少，抗爭不斷。

在瑞士，政府耐心溝通，居民理性接受，願意讓核廢料「在我家」。

在台灣，開放白領外勞政策爭執不休，討論無法聚焦。

在瑞士，把外來移民當成國家公民，74.1%民眾反對過度嚴格的移民限制。

瑞士，為什麼能贏？

這裡，人口只有800萬人，卻有四種官方語言；缺乏天然資源、三分之二國土還是山坡地…。

儘管先天不良，瑞士卻能揮別曾經的貧窮，走向富足，憑的，就是公民力。

日內瓦小學

在這間教室裡，只有一項原則: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人說話這所學校不依賴鐘聲維持日常作息。上午十點整，導師梅諾蒂(Menotti)放下手中的馬克杯走出戶外，提醒正在運動場上嬉鬧的學生們：「該上課了」。三分鐘後，二十名十歲的孩子放慢了腳步，用排隊搭火車般的次序，魚貫走進三樓的教室。

這節課上的是法語，瑞士日內瓦州的官方語言。今天的進度，是動詞avoir(有)的不規則變化。梅諾蒂發下自己準備的教材並簡單講解後，就讓出了發言權;學生舉手、老師點名，讓孩子說出教材上的填空題答案。

四十五分鐘的上課時間，學生享有相當的自由，不須事先報告，就可以離開座位借文具，或到角落使用削鉛筆機。

教室裡，只有一項不能違背的規則：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人說話。

「這是為了告訴孩子，每個人表達意見的權利，都應該受到尊重。」掩著嘴，壓低聲音，與我並肩坐在教室最後方的日內瓦州國民教育負責人盧懷勒(Joelle Leutwyler)這麼說。

這句注解，不只說明了瑞士人的教育理念，也透露了這個國家的競爭力源頭。

國家縮影，看這!

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權利，前提是尊重每個人都有充分的發言機會，也樂於主動表達意見，但交換意見的前提是彼此尊重。身為群體中的一分子，沒有誰比誰優越，所有人都該負起相應的責任，維持群體的秩序與穩定運作——小學生的法語課，就是整個瑞士社會的縮影。

台灣人對瑞士一直有股憧憬，因為這個國家的先天條件與台灣有太多相似：同樣小國寡民、缺乏天然資源、國土有一大部分是難以利用的高山……想找出路，台灣至少接近充滿希望的海洋，瑞士卻是內陸國。儘管先天不良，瑞士卻硬是殺出重圍，揮別曾經的貧窮，走向富足；除了物質條件外，瑞士人對心靈生活也感到滿足，根據聯合國調查，二0一五年全球最幸福國度，就是瑞士。《今周刊》今年一月委託波仕特線上市調調查也顯示，瑞士是最多台灣人(三六.二％)心目中的幸福國度。

瑞士究竟憑什麼？台灣人花過很多時間找解答。有人建議引進工匠精神，提升台灣產品的附加價值；有人說要學習瑞士對全球開放市場、吸納人才；有人發現瑞士的技職教育創造了優質人才，增加了企業競爭力……。如果要問瑞士人，這個國家站穩贏者圈的祕密是什麼，上面說的也許都是答案；但這些答案，就像是探出水面的冰山，在肉眼看不見的深處，被其他更加堅實的部分支撐著。

「瑞士能從貧窮走向富裕安定，成熟的公民意識，扮演了重要角色。」瑞士政治學者林德(Wolf Linder)這麼說。

什麼是「公民意識」？簡單來說，就是每一位成員明確了解自己既是獨立不可侵犯的自由個體，也是整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權利享受自由的生活，也有責任為維護或改善整體現狀，做出貢獻。

瑞士人的一生，就是不斷學習、實踐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這個國家，就像是一堂包羅萬象的公民課，藉由公民的集體努力，緩慢卻堅定地前進。這，才是台灣最該向瑞士學習的一堂課。

「這個國家曾經什麼都沒有，能走出今天的樣貌，關鍵就是多數人都能負起責任;而『責任』的範圍，包括了個人、家庭、社區以及國家。」瑞士聯邦國會議員福瑞納(Sebastian Frehner)這麼說：「所以，如果有人指責我『沒有做到自己的責任』，我會感到非常羞恥。」鏗鏘有力的，他詮釋了瑞士這個國家「贏的底蘊」：缺乏資源及強鄰環伺帶來的不安全感，讓瑞士人沒有選擇，只能互相依靠，進而產生了獨特的責任感與集體意識。在瑞士人的腦袋裡，「公共事務」不是硬邦邦的生冷名詞，而是融入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關心和參與。

參與，這是負起「公民責任」的第一課。

國家最高殿堂

在這場選舉裡，最重要的價值是:管你來自哪裡，能為瑞士做事才重要

二0一五年十二月九

日清晨，瑞士首都伯恩(Bern)下了一場雨，接

近零度的低溫將空氣中

的水珠凝成薄霧，像是

為這座十四萬居民的小

城，罩上一塊白色的防塵布幕。

霧氣，罩住聯邦國會大廈的金色穹頂，偌大的聯邦廣場一片空寂，只有正門上方以四十五度朝外伸出的瑞士國旗，和幾名身穿雨衣佇立在旗下、仔細查驗訪客的警員，勾勒出幾分國家政治中心的意象。

通過嚴格的安檢程序走進國會大廈，看見的是與戶外截然不同的熱烈場面。這一天，是瑞士政界四年一度的盛事：聯邦議會選舉。瑞士國會上、下兩院，將共同選出七位聯邦委員會委員;這七個人，未來四年將領導聯邦行政機關，並輪流擔任瑞士總統。

在講究和諧共識的瑞士政治，現任聯邦委員除非捲入重大爭議，否則幾乎篤定連任；本屆是因一位聯邦委員退休，才必須選出新成員。但各主要政黨事前也已達成共識，由剛在國會大選中贏得最多席次的瑞士人民黨推薦繼任者;只是人民黨一口氣提名了來自德語區、法語區、義語區的三名候選人，讓這場間接選舉因不確定性而引入關注。

「這是一種宣誓意義，證明人民黨代表來自所有區域與文化的瑞士人民，不只是特定利益。」人民黨籍的福瑞納分析。

「共同體」的概念，是瑞士政治中最常被強調的價值。國會大廈穹頂內部，是由畫著各州「州旗」的哥德式彩繪玻璃，圍繞著中心的瑞士十字國徽；瑞士國徽上下，則是拉丁文的國家格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這句格言，因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小說《三劍客》而知名。一八六八年，當瑞士阿爾卑斯山區遭洪水肆虐時，剛建國不久的瑞士聯邦政府，借用了這句話召喚人民團結意志，對災區提供援助。此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成了瑞士精神象徵。

這裡的人民

「一邊享受葡萄酒、一邊參與政治」接近中午，逐漸升起的陽光緩緩揭開了薄霧，站在國會廣場另一端的咖啡館前，從事保險業的年輕男子法比歐點起一支香菸，遠眺著國會大廈。「我今天特地請了一天假，就是為了到最接近國會的地方觀察選舉。沒有什麼事，會比和幾個朋友一邊享受葡萄酒，一邊參與瑞士的民主制度更好了。」他說。

「那麼，你支持誰呢？」我問。

「我來自德語區，但我不在意誰當選。我在乎的是當選人進入政府後，能不能融入，並和其他人一起做些能幫助瑞士的事。」法比歐捺熄了香菸，轉身走回餐廳，他吐出的最後一口白色菸圈，輕巧地融進了殘留的霧氣裡。

經過三輪投票，來自法語區的候選人當選了。但對法比歐與許多瑞士人來說，單一的選舉結果，或許從來就不是重點。因為在這裡，「政府首長」只是代理人民處理政治事務;每當遇上重大難題，人民總有機會親力親為，用自己的腦袋，決定國家該走的路。

核廢料小鎮

把核廢料埋在你家

如果專業都說這裡最適合，我OK!

台灣許多公共工程興建過程中，常能看見「反××自救會」、「反××抗爭行動」等民間團體參與其中。政府與居民對「公共利益」的想像總是難以一致，再加上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讓衝突幾乎難以迴避。

但在瑞士，政府用最誠意的溝通與最透明的資訊，加上深植在民眾心中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觀念，讓最爭議的工程，也能以最理性的方式找到妥協。

從瑞士最大城蘇黎世搭乘火車，再轉公車，大約一個小時，就能抵達位在瑞士中部、人口約一千五百人的城鎮利尼根(Riniken)。雖然只移動四十公里，卻讓人感覺進入了另一個國家。四.七五平方公里大的利尼根，超過一半土地都還

是原始森林；柏油馬路

上經常接連幾分鐘都看

不見一輛車；市公所只

是一棟三層樓的小木

屋，卻已是放眼望去能看到的最高建築物。

這座平凡小鎮所在

的區域，過去幾年經

常登上瑞士全國性媒

體，因為它的地質結構穩定，經過瑞士國家放

射性廢棄物處置合作社

「Nagra」長期鑽探後，

成為最有可能被選為興

建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地點之一。若聯邦政府拍板定案，並通過全國公投，此地二0五0年將開始放置核廢料。

根據。五年重新制定的《新核能法》(New Nuclear Energy Act)，聯邦能源辦公室從選址作業有初步結果開始，就必須向可能位址的周邊區域展開說明，並每年提供五十萬瑞士法郎(約新台幣一千六百萬元)的經費，給每一個可能的位址成立影響區域委員會。委員會每季定期集會，討論政府揭露的選址資訊、安全措施、可能環境影響等，並有權以決議形武，對政府計畫提出修正方案。

「當政府宣布這裡可能成為核廢料最終處置場時，許多人擔心房價下跌、抱怨為什麼不把核廢料存在核電廠底下就好。」利尼根市長、影響區域委員會副主席慕勒(Ueli Muller) 笑著說：「沒有人會覺得這是種榮譽，沒有那麼偉大。」政策公開透明 讓居民做出獨立判斷慕勒解釋，利尼根周邊的影響區域委員會，一共有九十七名成員，其中不少一開始抱持懷疑態度的代表，經過長達五年的溝通及資訊交流，逐漸能從理性的角度看待問題，「核廢料是瑞士製造出來的，瑞士人當然有責任好好處理。如果各種證據都指向這裡最適合，那我們願意接受。」他說。

「溝通及參與的用意，不是為了讓所有反對者接受政府的想法。這套機制最重要的精神，是從一開始就讓決策過程透明，並且提供所有客觀的資訊，讓可能被影響的居民，做出獨立的判斷。」聯邦能源辦公室專員昆提(Pascale Kunzi)說。

馬路旁的斜坡上，農民包曼(Baumann)正趁著下午溫暖的陽光修剪葡萄藤架。提到核廢料議題，他說：「當然有人害怕，還有人說如果確定要蓋核廢料儲置場，他就再也不買這裡出產的紅酒。」「所以你怕嗎？」我追問。

「我當然不願意有任何風險，但我知道面對這麼專業的問題，不能感情用事。如果政府能證明核廢料儲存的安全，我願意選擇信任，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總得找出解決的方法。」他從口袋裡掏出鉗子，走回灑滿陽光的葡萄園。

少女峰上的爭辯

蓋纜車能舒緩交通量，但，如何不破壞環境……對於不可逆的決策，他們想了7年十二月中旬午後，海拔高度超過兩千公尺的伯恩州小夏戴克(Kleine Scheidegg)，戶外氣溫低於攝氏零度，但火車站周邊餐廳與酒吧擠滿了享受雪地陽光的旅客，一位難求。

這個位於半山腰的車站，除了是兩條開往瑞士觀光勝地少女峰鐵路的交會點外，也是滑雪中心，每年旅客人次超過百萬。遇上周末假日，總是擠滿了轉運人潮。在這裡，一場台灣絕不陌生的「發展與環境衝突」戲碼，已悄悄上演多時。

為舒緩交通量，當地政府自二00八年起展開研究，並於一三年提出興建兩座纜車、將滑雪客與少女峰觀光客分流的計畫。多數居民認為，纜車對觀光產業有正面效益，但一四年夏天舉行公投時，部分居民憂心纜車破壞環境、噪音干擾動物作息，一個名叫瓦爾基斯特(Wargistal)地區的投票結果未達三分之二同意門檻，整項計畫推遲超過一年，直到一五年十月再次公投通過後，才正式準備動工。

「我聽說這個計畫好多年了，但瑞士人對於不能回復的決策特別謹慎，會評估所有反對意見，寧可慢一點決定，也不想犯錯。」帶瑞士團經驗逾二十年的泰永旅行社董事長楊振發說。

對凡事講究效率的台灣，「寧可慢，也別犯錯」的原則似乎有些消極。但回想一二年立法院以「先求有再求好」為由，草率通過後患無窮的《證所稅》修法：一三年為因應洪仲丘事件火速修正的《軍事審判法》，也被法界人士認為極可能引發後遺症。瑞士人做決定前的審慎態度，確實值得台灣借鏡。

「瑞士人做決定，就像在雪地上行走，必須小心踩穩每一步，否則很容易跌倒。一件再怎麼正當的事，也不能沒有經過合適的程序就達成結論。」來自提契諾州(Ticino)的滑雪客羅貝托指著腳上的雪鞋解釋，「這也像是照顧一盆花，你必須持續澆水，並耐心期待它長出來的那一天。」「纜車非蓋不可，只是你必須尊重少數意見。這會花點時間，但我們願意等。」來自蘇黎世的波勒說。

評估利弊時，瑞士人看的，不只有短期影響。一二年春天，一場全國性公投，印證了瑞士人對於「不可逆」的決策，是多麼謹慎看待。

當經濟發展遇上環境保護難題，瑞士人只問一個問題：長遠來看，值得嗎？

這項公投，是由環保團體連署提案，要求聯邦立法限制度假別墅的數量。提案者認為，各州政府放任富人在滑雪勝地、溫泉景點大量興建平時無人居住的別墅，不僅浪費水電等公共成本，更將對瑞士引以為傲的自然環境造成難以回復的傷害。反對者則堅持，營造業提供當地許多就業機會與經濟成長，非度假區的居民，憑什麼把手伸到別人家後院來？

最後，這項正反意見兩極的公投案，由贊成限制的一方，以五0.六三％的些微差距勝出。伯恩州，恰好就是全瑞士滑雪場最密集的區域之一；這場與居民切身相關的公投，在當地引起了最激烈的辯論。

通往少女峰山腳下觀光小鎮因特拉肯(Interlaken)的火車上，退休老人理查為這場公投做出了注解：「這附近有山有湖，不管冬夏都適合度假，吸引不少有錢人置產。度假別墅確實能帶來觀光收入，但為了觀光收入而改變自然環境、蓋一堆只有耶誕節才亮燈的大房子，值得嗎？我不這麼認為。」「長期看來值得嗎？」這是公民做決定前關鍵的自問自答，不帶情緒，純粹基於得失間的效益權衡。

兒童年度路跑

所有的小孩要獨自跑完1.6公里，對自己負責，是融入圍體的第一步十二月中旬的周日上午，蘇黎世的天空是冬季罕見的深藍色，市中心的利馬特河兩岸，圍起禁止車輛通行的封鎖線，數百名不滿十三歲的青少年，在淨空的道路上賣力奔跑。在路旁圍觀的家長與群眾倚著鐵欄杆，臉朝賽道，愉悅地為每一位通過的選手打氣；越是拖著沉重腳步、面露難色的跑者，越能獲得熱烈掌聲。

這是蘇黎世傳統的年終分齡路跑活動，父母可以帶著不滿九歲的兒童，一同挑戰一.六公里的賽事;九歲以上的青少年，能選擇與全班同學一起完成路跑，或依年齡獨立參賽。

「這是蘇黎世的重要活動，除了慶祝新年之外，還有讓孩子獨立完成一件事的教育意義。」一位穿著反光背心的女性志工這麼解釋。

群體意識的基礎

來自每一個獨立的公民

瑞士社會強調群體意識，卻不代表瑞士人習慣「從眾」。在瑞士，獨立自主代表對「自己」負責;而對自己負責，當然是對群體負責的基礎。

「你要先弄清楚自己的想法，才能誠實準確地表達意見；你有自己的意見，才能參與討論。

我們樂見意見交流與價值衝突，只是一旦達成妥協，就會盡可能接受。」瑞士駐台商務辦事處前代表費爾(Jost Feer)說。

在瑞士，包括國會議員在內的許多政治人物，都是兼職工作。基督教民主黨聯邦議員普菲斯特(Gehard Pfister)，從政前是位高中教師，專長德語與哲學，從政後也持續教學。「課堂上，我不會迴避與學生討論公共議題，只是我會非常小心地排除意識形態，引導學生全面思考。思考，是關心的起點。」他說。

教堂裡的大合唱

來自波蘭、西藏、喀麥隆的移民學生唱著耶誕歌，瑞士社會鼓勵我們記得故鄉的根在日內瓦街頭聽見英語的機會，比其他地方高出許多。

這座城市是聯合國歐洲總部及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部所在地，在這裡生活的外國人比率逾四0％，是全瑞士的兩倍。

移民，是瑞士近幾年最棘手的公共議題。早在歐洲難民危機前，瑞士就憂心利用申根簽證越境就業的勞工，將造成「人口超載」。一四年二月，瑞士人民黨發動公投，要求政府控管歐盟移民總量。這項公投挑起了瑞士內部矛盾，鄉村支持這項訴求，前三大都市卻一致反對；湧入大量義大利移工的義語州壓倒性贊成，國際組織集中的法語區則強烈反彈。

最終，這項公投以五0.三％的些微多數通過，瑞士政府必須限期與歐盟協商移民數量。但同一年十一月，另一項由人民黨提出、主張將移民上限設為瑞土總人口0.二％的公投，就遭七四％民眾否決。

「移民問題非常困難，我們必須同時權衡國家的負荷量與需要經濟生產力，做出適當的決定，不能急躁或感情用事。」普菲斯特解釋。

瑞士不是沒有排外保守的聲音，0九年，瑞士曾公投禁止穆斯林興建清真寺尖塔，如今也拒絕移民無限量湧入。但這個已有五分之一外國人定居的國家，對於「移民」，仍有許多溫暖友善的作為。

正就讀日內瓦大學歷史系的馬修(Mathias Froelicher)，服兵役時，就選擇了一份他認為別具意義的工作；為移民學童加強法語能力。「這些人都是我們的一分子，我很榮幸能為他們盡一分力。」他說。

其實，馬修自己也有移民背景：「我的父親是義大利移民，但替我取了個非常德國的名字，我現在卻在法語區念書。我父親那邊的親戚分別住在不同州，見面聊天最方便的語言是英語。」在台灣，移民者常被稱為「新住民」，像是被貼上一塊分類標籤；但瑞士社會，不以先來後到區分族群。這種渾然天成的包容力，來自瑞士分歧的歷史，每一位瑞士公民，都曾是外來者；今日的外來者，當然也能成為完全合格的瑞士公民。

瑞士的國歌，用四種官方語言各自填了一份歌詞；連經常流通的瑞士法郎紙鈔，也分別印上來自法語、德語、義語區的藝術家肖像。而在耶誕節前一周，日內瓦州最重要的慶典，是在日內瓦市地標聖彼得大教堂舉行的耶誕合唱表演，在這裡，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尊重與包容。

活動的主角，是由日內瓦州八所小學、一百多名學生組成的合唱團。

晚間七點，穿著白色上衣、年齡介於八到十二歲問的表演者，在管弦樂團的伴奏聲中，從教堂後方走向主祭台前、打上紫色燈光的舞台。每一位歌手的輪廓、膚色大不相同，沒有依高矮順序整齊排列的隊伍，身上也沒有華麗的統一服裝。

一個小時的表演當中，合唱團用四種不同語言，演唱了十首源自法國、德國、義大利、美國的耶誕歌曲。而每一首歌曲之間，主持人都安排兩位新移民學生，以母語發表耶誕賀辭，「我們想告訴移民學生，用母語說話是值得驕傲的；希望他們融入瑞士以外，還是記得故鄉的根。」盧懷勒說。

這晚，教堂裡的聽眾，被來自西班牙、荷蘭、波蘭、匈牙利、中國、西藏、布吉納法索、喀麥隆等國的耶誕祝福圍繞著；我和身旁每一位土生土長的瑞士人一樣，微笑聆聽著一段又一段完全無法理解的賀辭。有一瞬間，我的肩膀感覺一陣痠軟，像是有雙天使的翅膀短暫停留。

鏡頭轉回國內。一月十六日，是台灣人實踐公民權利的時刻，這一天，我們用手中的選票，決定了未來四年的總統與國會成員;許多人因此熱切期盼從一六年開始，新的領導人，能帶領台灣逐漸揮別過去的陰霾。

但至少，瑞士的故事告訴我們，所謂「公民責任」絕不只是定期投票而已;而應該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共同體概念，融入日常生活當中。農曆年前的台南震災，各界無私提供協助、災區周邊住戶為協助救災，即使面臨不便也毫無怨言，在在證明了台灣人的內心深處裡，同樣懷有濃濃的互助人情。

「如果百姓英明，就不用老是期待一個英明的領導人。」作家吳念真認為，「改變成直二的軌跡，永遠是由個人出發。

台灣，應該這麼做：把個人色彩減掉一點，為群體加分一點台灣不必像瑞士一樣，將大小事情交付公投，但至少該修正門檻過高的《公投法》，將政治人物難解的問題，交付眾人議決。政府也許不用把每件事情交給全民決定，但該在做決定前，坦率公開利弊得失。「無私奉獻」不必是生活信仰，但如果做抉擇時能考慮共同的未來，台灣也許不會有被染色的河川、被濫墾的山坡地、不該被吃下肚的黑心食品……。

你一定看過運動會上的二十人二十一腳遊戲，沒有誰能讓隊伍飛快抵達終點；你只能扶著夥伴的肩膀，朝共同目標前進。瑞士，就這麼走了一百多年；台灣，一定也辦得到。

(本單元將在TVBS新聞台五十五頻道《十點不一樣》播出，日期為二月十七至十九日，晚間十點首播)

有一份政務官工作，內容是制定國家方針大計，你願意承擔重責大任嗎？如果你接受這份工作，接下來你面對的，就是自己與家人的全面犧牲。你得在最沒效率的官僚體系下做事，還得面對立委的頤指氣使； 你的薪水不高、年資不能累積、卸任後禁止從事相關行業，還可能被司法調查。 而且，你與配偶名下全部財產，都要公開到網路上給大家說三道四。 很不幸的，你和很多人才一樣，都不想。 而台灣正面對這樣的問題……。

好官難尋！馬政府看守內閣，官員紛紛露出「真面目」，法務部部長羅瑩雪暴走成為全國話題、教育部部長吳思華備詢兩度缺席……。荒腔走板的案例在五二○前層出不窮，讓民眾緊盯新內閣成員，希望能滿足期待。

然而，四月底，準行政院院長林全內閣成員終於全部出爐，卻被外界批評「又老又男」，不但平均年齡超高、女性閣員也只有一成，遠低於國際比率。我們都沒有傑出的年輕人或女性了嗎？為什麼林全找不到呢？

「政務官來不來，他考慮的是付出的犧牲可以得到什麼。」林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如果做政務官有很大的成就感，其他的犧牲就不重要；相反的，如果他預期沒什麼成就感、沒辦法真的改善國家，就算很小的犧牲，也要考慮很久。」很不幸的，台灣的政務官，就是處處被要求犧牲。

「看林全找人就知道，真的很難！」帶領三十七名政務官總辭之際，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對《今周刊》的記者說。馬政府任期最短、卻也是評價最高的行政院長，張善政在剛擔任副院長，尋找政務委員時，也曾苦嘗碰壁滋味，對尋覓政務官的苦，甚是熟悉。

為了 150元 價值股票遺失，跑去報案葉匡時：我真的不好意思，但規定要申報財產「找政務官難處在哪？有太多了，講不完！」張善政從來就不是會打官腔的官員，他直說：「申報財產絕對是。」也就是規定政務官要財產申報公開在網路上的法令。「我同意財產要透明，不能做利益衝突的事。」但是他也指出：「申報財產就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不但申報，最後還要公開，讓媒體拿來做文章。」身為少數放棄Google高薪，跳槽進政府為國家做事，張善政感嘆：「企業界做得很成功的人，財產一定不少，為何要公開給人家品頭論足？」講到財產申報，的確是許多政務官還沒上任前，就想打退堂鼓的阻礙。前交通部長葉匡時就透露，他第一次任職研考會政務官，就為了價值僅一百五十元台幣的股票，鬧得啼笑皆非。

「我以前有一家公司的股票，賣剩下十五股，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所以我就打給監察院，我說這十五股怎麼辦？結果監察院就說，那你要去警察局報遺失。」葉匡時回憶。「到了警察局，警察說你來幹嘛？我說不好意思，我的股票不見了，只有十五股。警察一聽傻眼，還是幫我做了筆錄。」葉匡時說：「那時一股股價是十塊錢而已，我真的不好意思，但我要申報財產，然後再把報案紀錄寄去給監察院。」政務官身負國家發展政策的重責，但台灣的制度卻對他們極不友善，總是要求政務官「犧牲一下」。台灣又有多少人才，禁得起犧牲？

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犧牲，政務官有因此更清廉嗎？日前才因為貪汙案被起訴的立法院前祕書長林錫山，在陽光法案專區的廉政專刊上，今年三月申報資產「僅」一億一千多萬元；檢調因案外案「意外」發現他名下二．五億元的可疑資產。

公開財產捉不到貪官，卻把誠實申報的政務官全家有幾條項鍊，甚至居家地址隱私公開，更讓不少政務官候選人打消念頭。「配偶財產也要申報，錢太少會被笑，錢太多，孩子看到不就沒鬥志了？」一名卸任政務官表示。事實上，美國早在二○一三年就取消聯邦官員在網路上揭露財務資訊的規定，主要理由就是擔心這個公開財產的制度，會「衝擊人才擔任公職的吸引力」。

有志之才不願出任政務官，問題錯綜複雜，財產申報只是其中一個問題。台灣政務官的阻礙，日積月累，盤成了一道巨大的牆，橫在精英人才與政府公職之間，密密麻麻，就像張善政口中的「太多了，講不完」，造成了蔡英文政府現在的人才危機。

照理說，蔡英文以壓倒性票數當選總統、民進黨又取得國會多數，有志之士應該樂於進入新政府一展抱負；而幾乎在去年就確定勝選的蔡英文執政團隊，也應該早有準備。然而，林全組閣卻踢盡鐵板。

一個職位，連問７個人都沒人要來曾銘宗：台灣政府人才危機，沉重代價全民要背「我很努力去找，可惜問了七個人都沒有答應……。」林全在四月十五日，公布財經內閣人選時，透露自己在徵詢金管會主委的過程中，如何四處碰壁。「不管是在金融界快要退休，或是我覺得很年輕、應該有勇氣來一試的，都不願意來。」這不只是新政府的難題，而是藍綠都該正視的國家危機。《今周刊》分析從近年三次政黨輪替的中央內閣的背景，若與美國比較，可以看出兩大問題。

第一，不論誰執政，台灣政務官的年齡都偏高，且有越來越老的趨勢；第二，我們政務官來源，七至八成都是文官與學者的「趕鴨上架」；不同於總統制的美國、內閣制的英國，從專業人士到國會議員的養成，有一條完整的人才培育管道。

「政務官是決定國家發展方向最重要的人，但現在越來越難找到人才為政府服務，若無法扭轉趨勢，全民將付出沉重代價。」金管會前主委、立委曾銘宗分析當前局勢，語氣悲觀。

因此《今周刊》以面訪及問卷調查，追蹤訪談三十二位現任及卸任政務官，試圖釐清問題癥結。

受訪者中有高達七八．二％認政府不足以吸引優秀人才擔任政務官，只有一六．一％人有再次擔任政務官的意願，可見台灣罹患了「政府大腦衰竭症」，且症狀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嚴重。

要治病前，我們得先找到病因，也就是先搞清楚：為什麼台灣沒有人要來當官？

病因 1 僵化法規妨礙施政 我像赤著胳膊上戰場「揮灑空間」，大概是所有政務官投身公職前最大的期盼。林全也認為「政務官看代價和成本，要看他能發揮什麼」。但「法規僵化妨礙施政」，是最多人共同的遺憾。

「防災型都更，是我在內政部裡最想推動的政策。因為如果發生強震造成土壤液化，台北市可能會倒幾千棟房子。我都和國防部協調好地了，但最後卻不了了之，我爭取不了自己想做的政策，就只有走人。」前內政部長李鴻源說，未竟志業，是所有政務官最不願發生的事。

「我就是一個沒有武器的將領，赤著胳膊上戰場。」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說。他說，當初推動創新創業中心，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舊社區裡的廢棄印刷廠，「我們已經規畫好怎麼重整那個破工廠，結果里長不讓我們用，整個計畫就被擋了下來。」「沒有做好，我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但是一個里長就可以擋你，政務官怎麼做事？」讓政務官有志難伸的元凶，就是台灣特殊的憲政體制、僵化的法規及文官任用制度。除了政務官手上的政策工具太少，曾銘宗也指出：「台灣公務員的晉升辦法幾乎沒有彈性，政務官空有想法，卻無法拔擢他認為最適當、最有想法的文官來執行業務，當然感覺無力。」怕被冠上圖利罪，只好處處刁難廠商李鴻源則認為，保守心態是來自法規的綑綁，「如果一項採購案流程走得太順利，檢調就會介入偵辦；公務員怕犯了『圖利罪』，當然處處刁難廠商、將法規從嚴解釋。

但這項罪名是很荒謬的，公務員正正當當沒收回扣，圖利廠商是讓民眾賺錢帶動經濟，有什麼不對？防弊重於一切的法規框架，就沒法有效率地運作。」林全也認同，公務員時時擔心被懷疑圖利廠商，長久下來，公務員不如不做事的心態，終將導致政府前進的滾輪逐漸變成龜速，政策推動的品質不佳與效能不彰。

病因2 與立院互動困難 被立委針對性羞辱，誰受得了文官體系的僵化，只是政務官要對付的障礙之一。對政務官而言，直屬上司除了行政院長與總統以外，還得依據「行政對立法負責」的《憲法》精神，定期到立法院報到，接受民意監督。然而，「與立法院互動困難」，恰好是受訪者心目中，擔任政務官期間三大困擾之一。

最近馬政府卸任前的政務官，在立法院荒腔走板的演出，在張善政的眼中，與其說是「擺爛」，不如說是與立委長期不健康互動下的爆發。他認為，「在立法院浪費時間，如果是有效溝通就認了，問題是很多時候是在配合立委做秀……。企業界認為立委理性質詢畢竟是少數，對立委貶多於褒，這也是攬人的阻礙。」花大把時間備詢，冷僻問題對施政沒幫助「政務官的工作是制定政策方向，所以我期待和立委做政策辯論，但立法院談的，多半是地方建設要給多少錢之類的庶務性問題，這種縣政府層級的問題，根本不是政務官該關心的，我找個署長來就可以解決。」李鴻源認為，自己耗費了大量時間與立委對答，內容卻經常無關政策路線。

文建會前主委盛治仁也認為，總質詢是立委與行政部門辯論重大政策議題的場域，立委可以事先將問題提供給行政院，讓各部會先行準備，才能進行負責任且有品質的討論，「總質詢的目的不是在演『百萬小學堂』，用冷僻的問題把部長問倒，對施政一點幫助也沒有。」事實上，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先進民主國家，口頭質詢時間、內容，都有嚴格限制，以防國會殿堂成為議員的秀場。枱面上，民眾看到的是質詢內容，但是枱面下與立委互動更為辛苦。

管中閔說，立法院中興大樓（編按：多數立委的辦公室所在地）像他第二個辦公室。「動不動就會被立委叫去說明。退休老兵宿舍的問題，也要我去。副主委還不行，要不然他沒辦法對選民交代！」管中閔說。

病因3 薪資低又沒保障 只有退休的人才想來退休金、職涯規畫等一般人在找工作時優先考慮的基本條件，政務官不但必須打折，甚至根本沒有保障。

薪資多寡，是衡量一份工作是否吸引人的最簡單條件。接受《今周刊》問卷調查的政務官幾乎一致認為，國內政務官待遇確實偏低；但多數人也同時強調，收入多寡，絕不是讓人不願進入政府的主因。

「如果只考慮薪水，我當初根本不會考慮公職。如果擔任政務官，能透過制定政策與分配資源的權力，帶給國家長遠且正面的影響，成就感絕對可以彌補損失的收入。」在盛治仁的眼中：錢，並不是太重要。

但如果條件也無法使人滿意，薪水當然可以是被斤斤計較的一環。事實上，部長級公差交際的特別費，每個月有七萬元，遠低於直轄市議會議長二十萬元的特別費，甚至年終獎金也經常被立委威脅刪減。一名卸任的財經官員就說：「如果訂出KPI（關鍵績效指標），像GDP（國民生產毛額）沒達標，要我不領薪水都行。但被選擇性針對，誰受得了？」無論從事什麼行業，保險與退休金都是法律保障的基本條件。

雖然任期滿兩年的政務官，卸任後可按職等與服務時間，一次領取數目不等的退職金；但政務官服務年資，無法與勞保或公務人員服務年資合併計算。就連當兵服義務役，都可以累積公務員的年資；擔任政務官為國家做事，卻不能累計年資，甚不合理。

除了年資無法併計，學者若在借調擔任政務官期間屆齡符合退休資格，還必須回到原單位報到才能辦理退休，不能以政務官身分辦理教職退休。董保城一三年擔任考選部長申請退休時，就被教育部要求辭去政務官身分一天，回政大報到後再復職，因此兩度向行政院提出訴願。

「我在學校的年資已經符合退休資格，沒有多領國家一塊錢，教育部卻要我辭掉部長一天，這凸顯了台灣對政務官的不尊重。要一個部長為了退休金辭職一天，不是可笑嗎？這樣還有誰願意當政務官？」他說。

未來職涯發展，是一般人評估一份工作的重要指標，但在台灣，政務官不僅沒有保障，偏偏又是最沒有未來性的職業，原因就在於有限縮政務官出路的「旋轉門條款」。

想拉攏企業界人才，難上加難根據《公務員服務法》規定，政務官卸任三年內，不得從事與過去五年業務主管相關營利事業的經理人、董事等職務。這項條文，讓企業界人士毫無進入政府服務的可能性。「我很希望財經部會首長，可以從企業界出來。」林全坦承：「但例如金融界出來做官，卻因為旋轉門（條款）三年不能回金融業，他要去哪裡？對中壯年的人才，這是很大的威脅。所以只能去找退休的人。」葉匡時則建議，應採「資訊揭露」與「行為規範」雙管齊下，而非僵硬的名目限制。

若卸任政務官欲前往民間企業任職，相關單位及國會可比照英、日，組成審查委員會，只要確認政務官任期內未涉及與業者直接利益相關行為，未來職務也無遊說原任職部門可能，就能自由任職。

病因４政黨輪替就被司法調查 我做事怎敢勇往直前？

如果從事一份職業的風險，是被檢調司法單位用放大鏡檢視一舉一動，甚至可能遭羈押判刑，有誰願意鋌而走險？「當你因為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遭受調查、追殺，你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你知道自己做事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勇往直前，但我不能接受做事畏首畏尾的自己、投鼠忌器，這樣是沒辦法替國家做事的。」一位扁政府的高階政務官，訴說著自己卸任後遭司法迫害，從此再也不願出任公職的心聲。

「我做行政院副院長時督導二次金改，卸任後因為二次金改案被特偵組傳訊，檢察官竟然問我：『你和吳淑珍有沒有親戚關係？』」行政院前副院長吳榮義談起自己的經歷，聽來雖然像是一則趣聞，但在當事人心中留下的陰影，不是外人所能想像。

扁政府時代的政務官，大多都有遭到司法偵辦的經驗，被起訴甚至羈押最後卻被證明無罪的案例也不少。業界出身的財政部前次長楊子江即強烈呼籲，「無論任何政黨執政，都應嚴禁以司法為工具，行政治鬥爭之實。」長遠來看，要改變「誰肯來當官」的遊戲規則，都得透過國家憲政體系及公務員體制的改革。但許多法令的改革，要從現在開始推動。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心態，也要開始轉變。

五二○將上任，對新政務官應多點肯定「很多政務官剛上任，對政府運作不熟悉，就像只有開小汽車經驗的人突然開起貨櫃車，一定跌跌撞撞。

但台灣的政務官都是坐上駕駛座才開始訓練，如果摸索期間犯了錯被大肆攻擊，陣亡率當然很高。換了一個人進來還是重新進入摸索、陣亡的循環中，最後就變得沒人願意蹚渾水。」李鴻源認為，媒體與政論節目理應監督政府，但不該拿著顯微鏡檢視細節，或對政策做不合理的扭曲攻擊。

「我們都嘗過這個苦頭，我也很希望林全內閣可以成功。」管中閔說：「一做不好，在野黨就會見獵心喜。對新政府，社會應該要有耐心，不要用過去那種不理性的方式（監督政府），兩年、三年後再來檢視，新政府才有辦法做事。」「如果社會對於認真、有政績的政務官多一點肯定，我相信有很多人會不計較辛苦、待遇為政府服務。可惜過去這幾年，因為藍綠和意識型態的差異，讓人對進入政府比較猶豫。但信任與同理心需要時間慢慢建立，政務官與立法院、媒體、社會大眾，都應該負起對等的責任。」即將入閣接任環保署長的李應元下了這樣的結論。

組閣心聲》

林全：不要讓部會首長越做越小外界說我們組閣不順，我覺得不完全正確。這是選擇的問題，如果你找政務官，用的是比較低的標準，當然可以很快組起來。我們設了一個標準，結果找的人不來，要用一樣的標準再找、再挑剔一點，自然就會比較花時間。所以，不能用不順來講。

至於批評女性閣員過少，我們也很認真在找，民進黨也刻意培植了很多女性人才出來。但是現在中央、地方都執政，就把人都用完了。

要不要做政務官，他考慮的是付出的犧牲可以得到什麼，也就是「成本」與「成就」。在做政務官的成本上，我們不要讓他覺得做了無謂的犧牲。例如旋轉門和財產公開、信託等，應該要做得更細膩。

不過，政務官考量最重要的，不是代價和成本，是看他能發揮什麼。越來越少的政務官把事情做出成果來，我覺得，這跟政務官部會首長「越做越小」有關。

為什麼會越做越小？這不是他做得不好。第一，總統要滿足選民的期待，壓力很大的，很多事情就會親自指示。指示院長就算了，有時候甚至打電話給局長、科長。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部長、局長……兩手垂在身側兩邊，反正總統直接指示科長了，政務官怎麼會有成就感。

第二，是被扣上「圖利廠商」的威脅，讓他做事綁手綁腳。此外，還有另一個威脅：如果司法和監察院品質不好，對於行政部門也是很大的約束，而我們實際上也有這個問題，讓政務官做事變得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政務官如果要讓他能做事，就是允許部會首長能有犯錯的空間，這樣他才願意做事。如果你不允許他有犯錯空間，他兩手一垂，你要我做什麼我再做，反正錯了也不是我負責，等於是逼他走上不做事這條路。

（楊卓翰）

撰文 / 許秀惠、楊卓翰、鄭閔聲、陳前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