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政務官工作，內容是制定國家方針大計，你願意承擔重責大任嗎？如果你接受這份工作，接下來你面對的，就是自己與家人的全面犧牲。你得在最沒效率的官僚體系下做事，還得面對立委的頤指氣使； 你的薪水不高、年資不能累積、卸任後禁止從事相關行業，還可能被司法調查。 而且，你與配偶名下全部財產，都要公開到網路上給大家說三道四。 很不幸的，你和很多人才一樣，都不想。 而台灣正面對這樣的問題……。 好官難尋！馬政府看守內閣，官員紛紛露出「真面目」，法務部部長羅瑩雪暴走成為全國話題、教育部部長吳思華備詢兩度缺席……。荒腔走板的案例在五二○前層出不窮，讓民眾緊盯新內閣成員，希望能滿足期待。 然而，四月底，準行政院院長林全內閣成員終於全部出爐，卻被外界批評「又老又男」，不但平均年齡超高、女性閣員也只有一成，遠低於國際比率。我們都沒有傑出的年輕人或女性了嗎？為什麼林全找不到呢？ 「政務官來不來，他考慮的是付出的犧牲可以得到什麼。」林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如果做政務官有很大的成就感，其他的犧牲就不重要；相反的，如果他預期沒什麼成就感、沒辦法真的改善國家，就算很小的犧牲，也要考慮很久。」很不幸的，台灣的政務官，就是處處被要求犧牲。 「看林全找人就知道，真的很難！」帶領三十七名政務官總辭之際，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對《今周刊》的記者說。馬政府任期最短、卻也是評價最高的行政院長，張善政在剛擔任副院長，尋找政務委員時，也曾苦嘗碰壁滋味，對尋覓政務官的苦，甚是熟悉。 為了 150元 價值股票遺失，跑去報案葉匡時：我真的不好意思，但規定要申報財產「找政務官難處在哪？有太多了，講不完！」張善政從來就不是會打官腔的官員，他直說：「申報財產絕對是。」也就是規定政務官要財產申報公開在網路上的法令。「我同意財產要透明，不能做利益衝突的事。」但是他也指出：「申報財產就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不但申報，最後還要公開，讓媒體拿來做文章。」身為少數放棄Google高薪，跳槽進政府為國家做事，張善政感嘆：「企業界做得很成功的人，財產一定不少，為何要公開給人家品頭論足？」講到財產申報，的確是許多政務官還沒上任前，就想打退堂鼓的阻礙。前交通部長葉匡時就透露，他第一次任職研考會政務官，就為了價值僅一百五十元台幣的股票，鬧得啼笑皆非。 「我以前有一家公司的股票，賣剩下十五股，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所以我就打給監察院，我說這十五股怎麼辦？結果監察院就說，那你要去警察局報遺失。」葉匡時回憶。「到了警察局，警察說你來幹嘛？我說不好意思，我的股票不見了，只有十五股。警察一聽傻眼，還是幫我做了筆錄。」葉匡時說：「那時一股股價是十塊錢而已，我真的不好意思，但我要申報財產，然後再把報案紀錄寄去給監察院。」政務官身負國家發展政策的重責，但台灣的制度卻對他們極不友善，總是要求政務官「犧牲一下」。台灣又有多少人才，禁得起犧牲？ 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犧牲，政務官有因此更清廉嗎？日前才因為貪汙案被起訴的立法院前祕書長林錫山，在陽光法案專區的廉政專刊上，今年三月申報資產「僅」一億一千多萬元；檢調因案外案「意外」發現他名下二．五億元的可疑資產。 公開財產捉不到貪官，卻把誠實申報的政務官全家有幾條項鍊，甚至居家地址隱私公開，更讓不少政務官候選人打消念頭。「配偶財產也要申報，錢太少會被笑，錢太多，孩子看到不就沒鬥志了？」一名卸任政務官表示。事實上，美國早在二○一三年就取消聯邦官員在網路上揭露財務資訊的規定，主要理由就是擔心這個公開財產的制度，會「衝擊人才擔任公職的吸引力」。 有志之才不願出任政務官，問題錯綜複雜，財產申報只是其中一個問題。台灣政務官的阻礙，日積月累，盤成了一道巨大的牆，橫在精英人才與政府公職之間，密密麻麻，就像張善政口中的「太多了，講不完」，造成了蔡英文政府現在的人才危機。 照理說，蔡英文以壓倒性票數當選總統、民進黨又取得國會多數，有志之士應該樂於進入新政府一展抱負；而幾乎在去年就確定勝選的蔡英文執政團隊，也應該早有準備。然而，林全組閣卻踢盡鐵板。 一個職位，連問７個人都沒人要來曾銘宗：台灣政府人才危機，沉重代價全民要背「我很努力去找，可惜問了七個人都沒有答應……。」林全在四月十五日，公布財經內閣人選時，透露自己在徵詢金管會主委的過程中，如何四處碰壁。「不管是在金融界快要退休，或是我覺得很年輕、應該有勇氣來一試的，都不願意來。」這不只是新政府的難題，而是藍綠都該正視的國家危機。《今周刊》分析從近年三次政黨輪替的中央內閣的背景，若與美國比較，可以看出兩大問題。 第一，不論誰執政，台灣政務官的年齡都偏高，且有越來越老的趨勢；第二，我們政務官來源，七至八成都是文官與學者的「趕鴨上架」；不同於總統制的美國、內閣制的英國，從專業人士到國會議員的養成，有一條完整的人才培育管道。 「政務官是決定國家發展方向最重要的人，但現在越來越難找到人才為政府服務，若無法扭轉趨勢，全民將付出沉重代價。」金管會前主委、立委曾銘宗分析當前局勢，語氣悲觀。 因此《今周刊》以面訪及問卷調查，追蹤訪談三十二位現任及卸任政務官，試圖釐清問題癥結。 受訪者中有高達七八．二％認政府不足以吸引優秀人才擔任政務官，只有一六．一％人有再次擔任政務官的意願，可見台灣罹患了「政府大腦衰竭症」，且症狀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嚴重。 要治病前，我們得先找到病因，也就是先搞清楚：為什麼台灣沒有人要來當官？ 病因 1 僵化法規妨礙施政 我像赤著胳膊上戰場「揮灑空間」，大概是所有政務官投身公職前最大的期盼。林全也認為「政務官看代價和成本，要看他能發揮什麼」。但「法規僵化妨礙施政」，是最多人共同的遺憾。 「防災型都更，是我在內政部裡最想推動的政策。因為如果發生強震造成土壤液化，台北市可能會倒幾千棟房子。我都和國防部協調好地了，但最後卻不了了之，我爭取不了自己想做的政策，就只有走人。」前內政部長李鴻源說，未竟志業，是所有政務官最不願發生的事。 「我就是一個沒有武器的將領，赤著胳膊上戰場。」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說。他說，當初推動創新創業中心，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舊社區裡的廢棄印刷廠，「我們已經規畫好怎麼重整那個破工廠，結果里長不讓我們用，整個計畫就被擋了下來。」「沒有做好，我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但是一個里長就可以擋你，政務官怎麼做事？」讓政務官有志難伸的元凶，就是台灣特殊的憲政體制、僵化的法規及文官任用制度。除了政務官手上的政策工具太少，曾銘宗也指出：「台灣公務員的晉升辦法幾乎沒有彈性，政務官空有想法，卻無法拔擢他認為最適當、最有想法的文官來執行業務，當然感覺無力。」怕被冠上圖利罪，只好處處刁難廠商李鴻源則認為，保守心態是來自法規的綑綁，「如果一項採購案流程走得太順利，檢調就會介入偵辦；公務員怕犯了『圖利罪』，當然處處刁難廠商、將法規從嚴解釋。 但這項罪名是很荒謬的，公務員正正當當沒收回扣，圖利廠商是讓民眾賺錢帶動經濟，有什麼不對？防弊重於一切的法規框架，就沒法有效率地運作。」林全也認同，公務員時時擔心被懷疑圖利廠商，長久下來，公務員不如不做事的心態，終將導致政府前進的滾輪逐漸變成龜速，政策推動的品質不佳與效能不彰。 病因2 與立院互動困難 被立委針對性羞辱，誰受得了文官體系的僵化，只是政務官要對付的障礙之一。對政務官而言，直屬上司除了行政院長與總統以外，還得依據「行政對立法負責」的《憲法》精神，定期到立法院報到，接受民意監督。然而，「與立法院互動困難」，恰好是受訪者心目中，擔任政務官期間三大困擾之一。 最近馬政府卸任前的政務官，在立法院荒腔走板的演出，在張善政的眼中，與其說是「擺爛」，不如說是與立委長期不健康互動下的爆發。他認為，「在立法院浪費時間，如果是有效溝通就認了，問題是很多時候是在配合立委做秀……。企業界認為立委理性質詢畢竟是少數，對立委貶多於褒，這也是攬人的阻礙。」花大把時間備詢，冷僻問題對施政沒幫助「政務官的工作是制定政策方向，所以我期待和立委做政策辯論，但立法院談的，多半是地方建設要給多少錢之類的庶務性問題，這種縣政府層級的問題，根本不是政務官該關心的，我找個署長來就可以解決。」李鴻源認為，自己耗費了大量時間與立委對答，內容卻經常無關政策路線。 文建會前主委盛治仁也認為，總質詢是立委與行政部門辯論重大政策議題的場域，立委可以事先將問題提供給行政院，讓各部會先行準備，才能進行負責任且有品質的討論，「總質詢的目的不是在演『百萬小學堂』，用冷僻的問題把部長問倒，對施政一點幫助也沒有。」事實上，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先進民主國家，口頭質詢時間、內容，都有嚴格限制，以防國會殿堂成為議員的秀場。枱面上，民眾看到的是質詢內容，但是枱面下與立委互動更為辛苦。 管中閔說，立法院中興大樓（編按：多數立委的辦公室所在地）像他第二個辦公室。「動不動就會被立委叫去說明。退休老兵宿舍的問題，也要我去。副主委還不行，要不然他沒辦法對選民交代！」管中閔說。 病因3 薪資低又沒保障 只有退休的人才想來退休金、職涯規畫等一般人在找工作時優先考慮的基本條件，政務官不但必須打折，甚至根本沒有保障。 薪資多寡，是衡量一份工作是否吸引人的最簡單條件。接受《今周刊》問卷調查的政務官幾乎一致認為，國內政務官待遇確實偏低；但多數人也同時強調，收入多寡，絕不是讓人不願進入政府的主因。 「如果只考慮薪水，我當初根本不會考慮公職。如果擔任政務官，能透過制定政策與分配資源的權力，帶給國家長遠且正面的影響，成就感絕對可以彌補損失的收入。」在盛治仁的眼中：錢，並不是太重要。 但如果條件也無法使人滿意，薪水當然可以是被斤斤計較的一環。事實上，部長級公差交際的特別費，每個月有七萬元，遠低於直轄市議會議長二十萬元的特別費，甚至年終獎金也經常被立委威脅刪減。一名卸任的財經官員就說：「如果訂出KPI（關鍵績效指標），像GDP（國民生產毛額）沒達標，要我不領薪水都行。但被選擇性針對，誰受得了？」無論從事什麼行業，保險與退休金都是法律保障的基本條件。 雖然任期滿兩年的政務官，卸任後可按職等與服務時間，一次領取數目不等的退職金；但政務官服務年資，無法與勞保或公務人員服務年資合併計算。就連當兵服義務役，都可以累積公務員的年資；擔任政務官為國家做事，卻不能累計年資，甚不合理。 除了年資無法併計，學者若在借調擔任政務官期間屆齡符合退休資格，還必須回到原單位報到才能辦理退休，不能以政務官身分辦理教職退休。董保城一三年擔任考選部長申請退休時，就被教育部要求辭去政務官身分一天，回政大報到後再復職，因此兩度向行政院提出訴願。 「我在學校的年資已經符合退休資格，沒有多領國家一塊錢，教育部卻要我辭掉部長一天，這凸顯了台灣對政務官的不尊重。要一個部長為了退休金辭職一天，不是可笑嗎？這樣還有誰願意當政務官？」他說。 未來職涯發展，是一般人評估一份工作的重要指標，但在台灣，政務官不僅沒有保障，偏偏又是最沒有未來性的職業，原因就在於有限縮政務官出路的「旋轉門條款」。 想拉攏企業界人才，難上加難根據《公務員服務法》規定，政務官卸任三年內，不得從事與過去五年業務主管相關營利事業的經理人、董事等職務。這項條文，讓企業界人士毫無進入政府服務的可能性。「我很希望財經部會首長，可以從企業界出來。」林全坦承：「但例如金融界出來做官，卻因為旋轉門（條款）三年不能回金融業，他要去哪裡？對中壯年的人才，這是很大的威脅。所以只能去找退休的人。」葉匡時則建議，應採「資訊揭露」與「行為規範」雙管齊下，而非僵硬的名目限制。 若卸任政務官欲前往民間企業任職，相關單位及國會可比照英、日，組成審查委員會，只要確認政務官任期內未涉及與業者直接利益相關行為，未來職務也無遊說原任職部門可能，就能自由任職。 病因４政黨輪替就被司法調查 我做事怎敢勇往直前？ 如果從事一份職業的風險，是被檢調司法單位用放大鏡檢視一舉一動，甚至可能遭羈押判刑，有誰願意鋌而走險？「當你因為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遭受調查、追殺，你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你知道自己做事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勇往直前，但我不能接受做事畏首畏尾的自己、投鼠忌器，這樣是沒辦法替國家做事的。」一位扁政府的高階政務官，訴說著自己卸任後遭司法迫害，從此再也不願出任公職的心聲。 「我做行政院副院長時督導二次金改，卸任後因為二次金改案被特偵組傳訊，檢察官竟然問我：『你和吳淑珍有沒有親戚關係？』」行政院前副院長吳榮義談起自己的經歷，聽來雖然像是一則趣聞，但在當事人心中留下的陰影，不是外人所能想像。 扁政府時代的政務官，大多都有遭到司法偵辦的經驗，被起訴甚至羈押最後卻被證明無罪的案例也不少。業界出身的財政部前次長楊子江即強烈呼籲，「無論任何政黨執政，都應嚴禁以司法為工具，行政治鬥爭之實。」長遠來看，要改變「誰肯來當官」的遊戲規則，都得透過國家憲政體系及公務員體制的改革。但許多法令的改革，要從現在開始推動。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心態，也要開始轉變。 五二○將上任，對新政務官應多點肯定「很多政務官剛上任，對政府運作不熟悉，就像只有開小汽車經驗的人突然開起貨櫃車，一定跌跌撞撞。 但台灣的政務官都是坐上駕駛座才開始訓練，如果摸索期間犯了錯被大肆攻擊，陣亡率當然很高。換了一個人進來還是重新進入摸索、陣亡的循環中，最後就變得沒人願意蹚渾水。」李鴻源認為，媒體與政論節目理應監督政府，但不該拿著顯微鏡檢視細節，或對政策做不合理的扭曲攻擊。 「我們都嘗過這個苦頭，我也很希望林全內閣可以成功。」管中閔說：「一做不好，在野黨就會見獵心喜。對新政府，社會應該要有耐心，不要用過去那種不理性的方式（監督政府），兩年、三年後再來檢視，新政府才有辦法做事。」「如果社會對於認真、有政績的政務官多一點肯定，我相信有很多人會不計較辛苦、待遇為政府服務。可惜過去這幾年，因為藍綠和意識型態的差異，讓人對進入政府比較猶豫。但信任與同理心需要時間慢慢建立，政務官與立法院、媒體、社會大眾，都應該負起對等的責任。」即將入閣接任環保署長的李應元下了這樣的結論。 組閣心聲》 林全：不要讓部會首長越做越小外界說我們組閣不順，我覺得不完全正確。這是選擇的問題，如果你找政務官，用的是比較低的標準，當然可以很快組起來。我們設了一個標準，結果找的人不來，要用一樣的標準再找、再挑剔一點，自然就會比較花時間。所以，不能用不順來講。 至於批評女性閣員過少，我們也很認真在找，民進黨也刻意培植了很多女性人才出來。但是現在中央、地方都執政，就把人都用完了。 要不要做政務官，他考慮的是付出的犧牲可以得到什麼，也就是「成本」與「成就」。在做政務官的成本上，我們不要讓他覺得做了無謂的犧牲。例如旋轉門和財產公開、信託等，應該要做得更細膩。 不過，政務官考量最重要的，不是代價和成本，是看他能發揮什麼。越來越少的政務官把事情做出成果來，我覺得，這跟政務官部會首長「越做越小」有關。 為什麼會越做越小？這不是他做得不好。第一，總統要滿足選民的期待，壓力很大的，很多事情就會親自指示。指示院長就算了，有時候甚至打電話給局長、科長。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部長、局長……兩手垂在身側兩邊，反正總統直接指示科長了，政務官怎麼會有成就感。 第二，是被扣上「圖利廠商」的威脅，讓他做事綁手綁腳。此外，還有另一個威脅：如果司法和監察院品質不好，對於行政部門也是很大的約束，而我們實際上也有這個問題，讓政務官做事變得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政務官如果要讓他能做事，就是允許部會首長能有犯錯的空間，這樣他才願意做事。如果你不允許他有犯錯空間，他兩手一垂，你要我做什麼我再做，反正錯了也不是我負責，等於是逼他走上不做事這條路。 （楊卓翰） 撰文 / 許秀惠、楊卓翰、鄭閔聲、陳前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