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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經濟新動力·廣東】「公共秘書」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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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配角到主角

「週六保證不休息,週日休息不保證」,這是嚴濟榮的常態。

嚴是東莞市科技局副局長。2012年11月8日上午,在與南方週末記者交談的一個小時裡,兩家申報市創新科研團隊的當地公司找他。這兩個項目,從寫申報書再到答辯、做PPT,嚴的輔導可謂是細入骨髓,連標點符號的錯誤都管。

嚴濟榮還兼任東莞市資本上市辦副主任,因為輔導多家企業上市,他在當地被譽為「企業教父」,找他輔導上市的人排成了隊,也擠滿了他的每一天。

在科技局,如此忙碌的不只是嚴濟榮。

當天下午,發展規劃科科長李耀球的辦公系統裡,閃動著三個需要緊急處理的會議批件。現如今,在東莞凡是涉及經濟的會議都會叫上科技局的人。

繁忙是科技局的共同場景。因為全局39人根本忙不過來,不得不從其他單位借調了15個人。

嚴濟榮在東莞科技局已經工作了17年。他依稀記得,1995年他剛來時,只有四個科室——辦公室、科技計劃科、科技管理科、專利管理辦公室。當時政府支持的經費叫做科技三項經費,主要面向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基礎性實驗,金額不過百萬元。

當時,科技局除了制定每年的工作計劃和發放科研經費,還有兩項工作,即培訓企業和政府部門使用電腦和互聯網,宣傳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1997年,東莞科技局第一次組織產學研考察團,但企業的報名數卻是零。無奈之下,科技局找來七八個公務員充數。

「在十一五之前,科技是配角,這些年漸漸變成主角。」嚴濟榮說。變化從2006年開始。「十一五」政府提出了轉型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口號。

從這一年開始,東莞設立科技東莞工程專項資金,市財政每年投入不少於10億元。而在此之前,東莞每年的科技經費不過三四千萬元。到了2012年,這個數字已經翻了一番,成了20億,科技局也從清水衙門變成了手握重金之地。

「我們要把錢花在不同的節點上。」東莞科技局副局長沈海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不僅要把錢花出去,還要花在刀刃上:「從一個設想開始,進行研發,一直到產業化,最後走向市場,中間很多環節都需要政府支持。」

科技局因此設計了13個大項、31個小項的資助項目,一年受理的資助申請就有五千多件,還要負責項目的評審、檢查、監督和驗收。機構設置也由此發生了變化,原來的四個科室增加到十個。

而科技局,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在許多招商引資現場,科技局都會以顧問的身份出現。「以前我們是配合發改委、經信委、外經貿局做些項目評估類的輔助性工作。現在,他們拿到企業的資料會來徵求我們的意見。市領導去考察大的項目,肯定有我們的份。」李耀球毫不掩飾自己的驕傲和自豪。

到了2011年,東莞確定電動汽車、半導體照明(LED)、高端新型電子信息、太陽能光伏作為四大新興產業。科技局由此史無前例地與經信委和發改委兩位老大哥平起平坐,分管其中一大產業——LED。

青蘋果、紅蘋果與蘋果樹

身處中國最有名的製造重鎮,東莞科技局這些年最為忙碌的一件事情就是為技術和企業「搭橋」。

第一次做「紅娘」的故事,至今仍被他們津津樂道。

2000年,一家名叫志成冠軍的企業主動找到東莞科技局。這家一直以來為香港公司代工生產小功率電源的企業,試圖通過開發大功率不間斷電源實現自身的轉型升級。他們重金挖來幾名工程師,卻始終無法攻克核心技術。

東莞科技局多方打聽,得知華中科技大學有這方面的技術優勢。那年春節過後的第一個工作日,他們就帶著志成冠軍來到了華中科大。

這項技術,華中科大一位年過七旬的老教授已經研究了三十年,苦於找不到企業實施,研究成果束之高閣。

雙方一拍即合。企業先派人到武漢學技術,到了調試生產階段,大學的教授和博士生們坐鎮企業。經過半年,大功率不間斷電源實現了產業化。直至目前,它依然是志成冠軍的拳頭產品之一。

2010年10月,為了減低成本,志成冠軍把大功率不間斷電源的生產線遷往內地,但騰出了「籠」卻沒「鳥」可換。他們再次瞄上華中科大,看中了實驗室裡兩台LED芯片自動測試與分選設備的樣機。華中科大出技術,志成冠軍出資金,一家新的公司就此成立,志成又做起了LED。

「東莞是從農業縣發展起來的地級市,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更沒有工業研究所。」東莞科技局分管產學研的副局長吳貽昀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東莞總體來說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很難養一批人專門從事研發工作。即使自建科研團隊,研發的速度要遠遠落後於知識更新的速度。」

走產學研和對外科技合作之路,是東莞企業最經濟的選擇。而科技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後十多年裡,經科技局牽線走上產學研合作之路的企業不下千家。

東莞市天域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便是這樣從一家房地產企業變成高科技企業。2008年,這家當地民營房地產企業瞄準了東莞市戰略新興產業——LED。但變身並非易事,因為缺乏技術人才,他們連從日本買回來的生產設備都無法組裝。

不過,與中科院半導體所「聯姻」,幫助解決了這些技術問題。2011年,團隊被評為廣東省創新科研團隊,天域科技因此獲得廣東省3000萬元立項資助和東莞市1500萬元的配套資助。

科研院所與企業點對點的合作,能讓實驗室裡的青蘋果變成可實現產業價值的紅蘋果。但對於東莞科技局來說,他們更希望這些科研院所能夠在東莞栽出一棵棵蘋果樹。

這就好比1970年代的台灣工研院,他們進行技術研發,將成果轉移給企業,最終造就了台灣半導體產業。

東莞正在努力複製這一模式。2008年,東莞拿出1.2個億,華中科技大學製造工程研究院落戶東莞。

這背後,是東莞科技局副局長住在武漢親自跟教授們一起寫建院方案。從土地的招拍掛到建樓裝修,再到購買實驗設備,都由科技局一站式搞定。不到一年,華中科大的二十餘名專家「拎包入住」。之後,科技局便領著華中科大的專家一個鎮一個鎮地推介。

如今,在東莞,這類公共科技創新平台已有11個。電子科技大學東莞電研院為莞企「換芯」「換線」,華科大工程院則在毛紡重鎮大朗掀起了數控毛紡機代替手工勞動的風潮。

企業的「公共秘書」

有趣的是,與東莞科技局不同,深圳選擇了把與企業直接相聯繫的工作都交給科技創新委下屬其他單位——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高國輝如此解釋:科技創新委應該減少行政手段對企業和科研機構不必要的干擾,把重心轉移到為企業科技創新提供服務。

從深圳這個城市誕生開始,就是全國最有名的創新勝地,而高新技術產業則被其作為第一支柱。但是,直到2012年2月,科技「管家」才真正誕生:科技創新委以獨立的姿態重新出現在政府機構的名冊中,並罕見地冠以「創新」之名。

此前,是長達兩年的尷尬。

2009年,深圳啟動大部制改革,科技和信息局與貿工局、高新辦、保稅區管理局等6個政府部門,合併成科工貿信委——這個名字長得讓一位官員在一次重要活動上幾次說錯。

成立這個深圳「最大的衙門」,初衷是統籌科技與產業發展的各項資源。但卻事與願違,因為職能分散在二十多個下屬處室,科技部下發的政策和文件甚至不知道要交給誰。

科技和信息局發放科技經費的職能,也從政府剝離出來交給市科協。但在申報國家科技創新獎時,卻出現尷尬一幕:因為科協並非政府部門,申報材料上級沒法接。

有人猜測,2010年,深圳在科技部公佈的20個國家創新城市試點中意外落選,與沒有獨立的科技部門不無關係。

現在,新的科技創新委不僅獨立,而且手握「園區實體」這個有力工具。

「如果科技部門單純地給科技事業和科技產業做規劃,其職能實際上是被架空了。」深圳市科技創新委主任陸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原來與之平級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管委會被招至麾下。「現在,高新區內的企業是科創委進行產業引導的載體,高新區管委會是科技創新委規劃和調整產業佈局的抓手。」

成立於1997年的高新區服務中心,成了科創委的直屬事業單位,也是觀察深圳科創委運轉模式的窗口。

目前,這個中心有「一個窗口,八大平台」為主的園區公共服務體系(包括國際科技商務平台、創業投資廣場、社會事務平台、文化建設平台、創新總裁俱樂部、創業服務平台、國際技術轉移服務平台以及知識產權服務平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科技服務鏈條」。

在深圳,高新區的各種活動出了名地多。比如每週四下午,深圳高新區創業投資廣場都會主辦項目推介會——一間屋子,一些椅子,自己帶瓶水,風投與企業們能聊上一下午。通常每次會有兩三家企業項目進行推介,而此前主辦方已向與他們建立聯繫的一百多家風投進行過短信通知,有興趣的自然會來「淘金」。

「風投和企業很多時候會相互懷疑對方的實力,創投廣場就是幫雙方建立最基本的信任關係。」創投廣場陳姓負責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幫助資本與企業互相找到彼此,是這些平台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而高新區旗下的國家科技商務平台,則更是被寄託了國際交流的希望。目前,國家科技商務平台已經入駐了33個國家和地區46家境外機構,中國歐盟商會、華南美國商會等紛紛在這裡「安家」。

入駐平台的匈牙利創新與技術中心,曾促成華為在匈牙利興建歐洲物流集散中心和生產基地;法國維埃納省駐平台機構也幫助中興通訊投資90億元人民幣在法國建立研發中心。

據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的部長康少臣介紹,「引進來」的同時,他們也「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

2008年以後,這個平台通過入駐機構,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設立「深圳高科技企業投資研發平台」或「企業孵化器」,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設立「深圳新技術新產品轉移中心」。

除了如此之多的平台,深圳科創委還掌管著虛擬大學園、深圳軟件園、IC產業化基地、技術轉移促進中心等。這些事業單位,也同樣大都是服務部門——在深圳科技部門,他們都笑稱自己是企業的「公共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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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經濟新動力·廣東】讓桉樹皮變綠電 ——世界最大生物質發電廠的生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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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廣東的能源安全及污染問題日益突出,發展新能源迫在眉睫。世界最大的生物質發電廠的投產、運營代表了廣東省發展大型生物質能產業的可能性。

「就像找到了一個大煤礦」

在蘇余寧騎著自行車溜躂於廣東湛江周邊上千個木材加工廠之前,沒人注意過一摞摞堆在院落裡黑裡透著紅的「下腳料」——桉樹皮、桉樹枝。

儘管桉樹這種原產於澳大利亞的樹種被譽為玉樹、黃金樹,但樹皮、樹枝還是被木材加工廠視為「垃圾」,「直接僱人拉走扔掉」。

現在,它們卻成為了世界上單機及總裝機容量最大的生物質發電廠——廣東粵電湛江生物質發電有限公司(下稱湛江生物質發電廠)源源不斷的燃料,發出一度度綠色電力。

「這就像是找到了一個大煤礦。」曾苦苦尋找合適燃料來源的湛江生物質發電廠的總經理蘇余寧比喻道。

2011年8月,廣東粵電集團成了這些「下腳料」的買家。粵電集團2台5萬千瓦的生物質發電機組相繼在湛江投產,代表著世界單機及總裝機容量最大的生物質發電項目建成,在此之前,我國最大的裝機容量僅為3萬千瓦。

生物質發電是利用生物質所具有的生物質能進行的發電,屬於可再生能源發電的一種。過去的五年,「生物質電」在中國遠比全球變暖升溫更快。將它敲入搜索引擎谷歌,會在0.29秒裡蹦出271萬條搜索結果。

隨著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廣東的能源安全及污染問題日益突出,發展新能源迫在眉睫。作為粵電集團新能源示範性項目,湛江生物質發電廠是廣東省唯一一家生物質發電企業,可謂生正逢時。

2007年,粵電集團進一步加大新能源的發展,規劃生物質能產業,還在湛江電廠任副廠長的蘇余寧受到集團委託,調研湛江周邊的生物質能資源。

為找到持續穩定的燃料,蘇余寧跑遍了湛江市林業局、桉樹研究中心、木材加工廠。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他發現了桉樹。

蘇余寧畫出了詳細的桉樹種植分佈圖。他發現湛江有四百多萬畝桉樹林,由於桉樹砍伐週期短,加工過程產生廢料多,「下腳料」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數字。此外,湛江地形平坦,是連結粵、桂、瓊以及大西南的交通樞紐,區位優勢十分顯著,剩餘勞動力也極為豐富。

一切似乎水到渠成——建立世界最大的生物質發電廠不僅僅是藍圖。

「用三星級酒店造價建成世界最大生物質發電廠」

如何讓桉樹皮「變廢為寶」,不單尋找原料那麼簡單。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最初擬定裝機容量時,所有人的態度都半信半疑。「這麼大的項目能行麼?天方夜譚吧?」

頂著壓力的蘇余寧只敢對周圍的人說在研究「垃圾發電」。好玩的是,項目原先擬定的名字是「農林廢棄物」,後來找廠裡懂英語的年輕人「查名詞」後才改為「生物質」。

與粵電集團一樣,地方政府也是壓力重重。

該項目所在的遂溪縣經信局局長陳輝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縣長牽頭成立了專門領導小組,每週現場召開一次工程建設協調會。而他所在的局裡更是開了不下百次的專項會議,整個項目共有幾千人配合,「現在想都不敢想了」。

以徵地為例,「磨破了嘴皮,跑破了腳皮,還撕破了臉皮」。辦理土地證的審批流程一般是15天,而生物質項目3天就辦好了。其間,廣東省發改委的領導多次前來視察並予以支持。

最初規劃中,燃料甘蔗葉佔40%-50%,樹皮佔30%-40%,剩下則是秸稈等農作物。但甘蔗的成熟季節只有4個月,加上收購困難,現在僅佔10%,樹皮和根則由木材廠全年供應。

由於屬行業首創,技術路線、設備選型上都有很多不確定性。在不斷的實驗和與浙江大學等研究團隊的研討中,湛江生物質發電廠改進了多項設備裝置,其中「爐前給料系統」還申請了專利。

「我們用一家三星級酒店的造價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生物質電廠。」湛江生物質發電廠設備部部長楊云金說起這個項目,難掩興奮。

據稱,該項目建成後,美國、英國等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都紛紛前來學習。世界最大的生物質發電廠的投產代表了廣東省發展大型生物質能產業的可能性。

「第一個吃螃蟹的味道不好受」

真正挑戰還在投產後。此前,據媒體報導,國內一些地方盲目上馬生物質發電廠,結果出現爭奪秸稈資源、地盤、秸稈以次充好等現象。

據悉,湛江生物質發電項目一度經歷了燃料給料困難、成分複雜多變和組織難度大等多種困難。

目前湛江當地約有大小上百個供應商,大的供應商的料場投資上千萬元,供應總量約為3000-4000噸/天。供應商們會把收購上來的樹皮等原料在料場內曬乾、打包、裝車,再運入廠區內由大型切割機粉碎,通過傳送帶逐一送到鍋爐內燃燒發電。

組織難度可想而知。「按照目前每天進廠燃料4000噸計算,每天需要160輛左右的大型燃料運輸車輛進廠。」公司綜合部部長陳開培說。最初經常有人以次充好,混進來沙石和不干燥的燃料。他們想了很多辦法,幾乎是「集全廠之力驗收」,好在「現在運輸進出都全程有錄像,抓了幾個做手腳的開除了」。

燃料的供給很大程度還會受到季節影響。公司燃料部副部長鄧瑜調侃道,「我們是靠天吃飯,遇到一場陣雨什麼都白費了。」燃料需要露天晾曬,曬場很大,很難做到及時收儲。而今年下雨時間比往常都要多,有時候一連會下十幾天,嚴重影響發電總量。

據介紹,在蘇北一些生物質發電廠,使用的生物質燃料來源單一,較好控制。而桉樹在進爐焚燒後會產生大量的酸性物質,進而腐蝕鍋爐的內壁,嚴重時還可能「爆管」。「這是世界性難題。」粵電一度非常頭疼,一直在積極研究對策,現已取得一些突破。

這一切並沒有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鑑。「以前是搞燒煤的,沒出現過這種情況。第一個吃螃蟹的味道不好受。」一位電廠工人說。

「2013年可以實現微利」

對於湛江生物質發電廠周邊的村民來說,企業建成最大的好處是,找到了活兒干。

在最大的黃略料場裡,十幾名村民戴著草帽、搭著毛巾在翻曬樹皮和樹枝,附近顏村的村民王權英從去年就開始在這裡幹活,每天八小時,收入60-100元不等。

粵電集團副總工程師兼戰略發展部部長文聯合介紹,項目每年投放在當地及周邊地區購買燃料的資金達2億至3億元,其中絕大部分資金是直接付給農民,解決了近四千人的就業問題。

按計劃該項目年利用農林廢棄物近100萬噸,年發電量可達6億千瓦時,二氧化碳年減排當量達48.9萬噸。不僅如此,生物質燃燒後的每天300噸的灰渣也是不可多得的寶貝。

「我們正在研究對灰渣的深度利用。」文聯合說。

儘管生物質電廠是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極佳的企業,但行業公開的秘密是,國內大部分生物質發電企業面臨著嚴重虧損,燃料成本牽動著所有企業的神經。

據湛江生物質發電廠介紹,公司經營壓力大的主要原因是,受下雨天等潮濕天氣的影響造成合格的生物質燃料供應不足,設備利用小時數少,發電量偏低,燃料收購價格上漲,運行維護成本較高,發電單位成本偏高。

文聯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生物質電廠建廠前,電廠當地的樹皮、木屑、穀殼等都是廢棄物。現在電廠的收購價格達到每噸300元,比一年前上漲了50元,人工和運輸費用也在不斷攀升。

2010年7月,國家出台農林生物質發電項目固定電價政策,固定電價0.75元/千瓦時。但這遠遠不能讓湛江生物質發電廠盈利。「電價應適當提高。」一位企業內部員工說。

對於項目的處境,遂溪縣經信局局長陳輝說,「一般項目需要三年才能開始盈利」,而這個項目對當地的意義在於間接收入,如帶動勞動力、吸引人才和生態環境的變化。

按照《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底,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目標達到1300萬千瓦,「這就意味著還要增加好幾百個生物質發電廠,沒有國家政策支持,是不可能達到的。」文聯合說。

對於生物質發電企業來說,政府科學規劃生物質能源,嚴控項目選點,避免因地域資源不足引起燃料無序競爭至關重要。中國工程院院士倪維斗曾建議高層,秸稈發電項目一哄而上,將產生巨大的浪費,欲速而不達。

由於已有前車之鑑,廣東省政府也在避免重蹈覆轍。

蘇余寧感到慶幸的是,廣東省對批覆生物質發電廠「非常慎重」,目前並沒有佈局新的企業。他提到,曾有廣州的一家生物質能源企業來到湛江收購原料,但因運輸成本太高,最終放棄。

「明年應該可以實現微利。」文聯合滿懷信心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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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經濟新動力·廣東】中國面板與時間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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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經由日、韓、中國台灣主導下的液晶面板市場,現在有了中國大陸的新對手——深圳華星光電。這家總投資規模達245億元的公司對廣東產業升級、電子產業鏈的形成意義深遠,但作為這個產業的後來者,華星光電不可能長期依賴政府扶持,它需要與時間賽跑,積累足夠的資本和技術實力,以跟上技術升級的浪潮。

2012年10月26日,TCL(000100.SZ)公佈的三季報顯示,華星光電項目提前三個月實現設計產能10.8萬片,良品率達到95%,成為海峽兩岸產能最大的8.5代液晶面板工廠,並在2012年9月實現經營性盈利(即不計補貼的主營業務盈利)。

這是個難得的好消息。在2012年上半年,華星光電經營性虧損仍達4.8億元。

2010年1月,華星光電8.5代液晶項目在深圳市光明新區正式打樁。用了17個月建成投產、10個月爬坡達產,創造全球範圍內業界最快的紀錄。245億元的投資規模,也使其成為深圳市建市以來單筆投資額最大的工業項目。

從其股東構成來看,一誕生便具有某些先天優勢。其主要股東包括TCL、深圳深超科技有限公司、韓國三星電子。TCL是下游家電企業,自華星光電量產之後,就是其第一大客戶;深超科技是深圳國資委直管企業,代表著政府的扶持;三星電子擁有技術優勢。

但作為液晶面板行業的新玩家,華星光電一出生也面臨著種種風險:如何挖掘人才,形成自己在技術上的領先優勢?如何規避折舊成本高、回報週期長的行業定律?如何在新一代技術成熟之前完成自己的資本和技術積累,而不致落伍?

過去,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企業長期掌控著液晶面板行業的話語權。而中國面板企業的先驅京東方給華星光電帶來的只是失敗的教訓,而非趕超經驗。京東方這家國企自2002年進入液晶面板行業之後,便年年虧損,僅2007年行業回暖那年獲得微利。

搶人搶工期

對於華星光電來說,建廠的關鍵並非那些工地上的活計,而是沒有硝煙的人才爭奪戰。華星光電執行副總裁陳立宜曾說,從零開始不容易,難點在於能不能找到合適的技術人才組成團隊。

項目啟動前,公司就開始從全球招募液晶面板領域的技術專家組建團隊發展核心技術,這在中國電子企業發展史上是沒有的。

在項目成立之時,一些設備和材料廠家前來拜訪。他們看到辦公室裡只有前CEO賀成明一個人,擔心便寫在臉上。賀曾公開稱,李東生董事長每次見面第一件事就是問他找到了幾個人,甚至要匯報這些人的個人簡歷。

「公司的研發和領導層都是從台灣來的。」華星光電工程師李良說。2009年11月,台灣群創光電與奇美電子合併引發高層地震。前奇美電子電視事業部的總處長陳立宜投奔華星光電,負責營運計劃、找人。

據台灣媒體報導,陳租下永康街一棟二樓的公寓,設立人力中介公司。他開出幾個條件:在光電產業排名前40%人才、肯冒險、要更高職位、更大舞台、更高的薪水。人才面試的地點,不是星巴克,就是高鐵的快餐店。

三個月內,一場赤裸裸的挖角戰在台灣上演。剛開始,跳槽者紛紛接到原公司的存證信函(具有保存證據效力的函件),還有人派臥底來假面試,甚至連打掃的阿姨都被懷疑是探子。

華星開出的待遇高出台灣公司4到5倍。例如200萬新台幣年薪跳槽後直接換成200萬元人民幣。凡提早報到者,華星先發100萬新台幣獎金。

之後,陳立宜再採取「人滾人」策略。先挖主管,從資歷五到六年、擔任廠長者開始挖,一個人最高紀錄帶進了十名人才。最終,兩百多名人才流入華星光電。這場人才爭奪戰亦引發了台灣面板業震動。

清華大學液晶技術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高鴻錦認為,華星光電的先天不足就在於技術和人才儲備。華星的技術還在國際團隊手裡,但比別的國產面板廠家成套買夏普的技術已經強很多。

挖人任務完成後,華星光電公司建設異常迅速,因為時間壓縮得非常緊。為了趕進度,公司採取了非常手段。例如設備安裝時,十幾噸的設備要運到廠房中,原本應路線暢通,但地板還在搞裝修。「這些狀況對生產質量會有影響,但我們通過其他辦法解決了。」

華星光電還通過租用其他工廠生產線、提前生產樣品,送客戶認證,大大縮短了項目的計劃時間。

創業期的難題

華星光電一投產便陷入巨額虧損。TCL集團公佈的2012年上半年報顯示,整個集團實現淨利潤4.8億元,同比大降43.7%。旗下華星光電的經營性虧損達到4.28億元。

據瞭解,華星光電最大的虧損是折舊成本。國外的第8.5代液晶面板線已運營十年、成本攤銷了五至六年,包括華星光電在內的國內8.5代線仍處於爬坡期,華星的成本攤銷期為七年。

這種壓力轉移到生產細節中。最近,李良和同事們被告知,用來擦拭儀器的無塵布再也不能隨意領取了。一包一百張,領取時李良需制定一個計劃書,說明哪個部分用幾張布。

除了節約,另一個辦法是儘可能地擴大生產來抵消折舊成本。廠裡從開始生產到現在,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狀態。2012年上半年華星光電八成面板都是由TCL自行消化,外部採購的客戶也以國內彩電二線廠商為主。從2012年8月開始,外部訂單比例快速提升,客戶包括國內彩電一線廠商以及部分海外廠商。

華星光電預期到2012年第四季度,可以達到整個面板行業的中位數水平,和台灣面板巨頭奇美、友達的水平相當。現在,「約30%以上由TCL消化。其他的則提供給海信、長虹、三星、冠捷等國內外客戶。」李良說。

產能過剩是另一個幽靈。華星光電自2011年10月量產後,就一直未曾盈利。

不過,華星光電2009年開建後,業內已沒有新的液晶項目,預計2013年,液晶面板的供求關係趨於平衡,這將給華星光電帶來機會。

除了短期盈利的難題外,隨著第三代顯示技術的逐漸成熟,時間變得更加緊迫。2011年6月2日,三星移動顯示宣佈其第8代AM-OLED面板試驗線將於2012年5月投入使用。OLED面板是液晶面板之後的第三代顯示技術,三星已經搶佔了此產業的制高點。

陳立宜認為,短期之內OLED在成本上要跟LCD競爭應該不容易,其中良品率是一個問題。一般來講,一個新技術做出來,從開始展示到真正實現量產、商品化,大概需要3年左右的時間。

2015年是一個關鍵點,之前OLED不會造成太大威脅。「最重要的是,兩種技術間並非取代關係,各有優劣」。

政府助推

華星光電從一開始便受到地方政府的強力支持。李良記得,建廠時,大量設備需要進口,深圳海關就搬到廠裡辦公,現場報關。南方電網則專程為華星光電做了電力配套設施。

「從建設到現在省委書記汪洋來過三次,每月接待的省部級領導多達五六次。區領導則更是常見。」李良說。

除了行政支持,深圳市政府還自掏腰包對企業進行補貼。TCL董事長李東生坦言,投產前五年,政府通過稅費減免、補貼的形式使華星光電獲益。

公開數據顯示,2011年,華星光電經營性虧損達到4.76億元,包括3.3億元的政府補貼。2012年上半年,華星光電在政府補貼4.21億元情況下,實現淨利-0.22億。

工信部制定的目標是,截至2015年,平板電視面板自給率要達到80%以上。華星光電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回覆中稱,業內預估,80%的自給率意味著國內電視面板的採購市場將達到8000萬台左右。

然而目前國內只有京東方和華星具備生產面板的能力,根本無法擔負80%自給率的重任。華星光電成為樣板企業。「這也是未來企業底氣所在。」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除了完成產業升級,對華星光電的支持更能帶動整個產業鏈發展。」一名深圳市政府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目前,華星光電高世代TFT-LCD面板項目帶動了電子玻璃基板、光阻材料、LED光源等上下游產業的發展。以華星光電為核心,深圳乃至整個珠三角地區正在形成年產值超過千億的平板顯示配套產業。

清華大學液晶技術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高鴻錦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有一次,一家國有銀行的領導曾問他:「為什麼歐美不做(液晶屏),我們做?」高回答,「中國不是要做製造大國嗎?製造大國怎麼能沒有液晶行業?你既然要做這個,就不能哆哆嗦嗦的,要下定決心」。

(應受訪者要求,李良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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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新動力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2-28/100478016.html
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央領導層交替之際,新舊兩任執政黨總書記均稱:腐敗問題解決不好將會「亡黨亡國」——這對當權者而言是警醒;對飽含期待的民眾而言,則為一種承諾。

  與此相應,2012年歲末,「微博反腐」「網絡反腐」,以及多位「問題官員」被查處,成為中國政壇一大景觀,激起相當廣泛的掌聲與歡呼聲。

  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產生腐敗。在2012年浮塵散盡之後,審視中國的反腐敗形勢不難發現,以備受社會關注的高官腐敗、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前腐後繼」為典型特徵,因權力過分集中而導致的形形色色的腐敗「老大難」問題仍不容樂觀。

  中共十八大在作出反腐敗鬥爭形勢依舊嚴峻的判斷的同時,強調必須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積極發展黨內民主,可視作為「制度反腐」奠定了基本框架;在此基礎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失時機地推出部分新舉措,新任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甚至推介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期望從歷史和域外吸取教訓。

  些許清新之風給焦灼的民間更多期待。但多年來,經改和政改不平衡導致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積重難返。改革和反腐的誓言若不切實踐行,將無以挽回日漸流失的信任。知行合一,必須起步。

  ——編者

聚焦高官腐敗

細心觀察可知,目前的高官貪腐案發,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職位越高,被查處的可能性越小

  涉及高級官員的大案要案查處,歷來是觀察中國反腐敗的主要風向標之一。

  2012年初舉行的中央紀委十七屆六次全會重申,將「加大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工作力度,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貪污賄賂、失職瀆職案件」。這一表態,最終得到了實踐的部分確認。

  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本刊發稿時,省部級高官,2012年有薄熙來、王立軍、李春城、周鎮宏等四人被查處。這一數字與2010年、2011年持平,低於2008年的7人和2009年的9人。

  其中,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查處,成為自中共十四大以來第三位被查處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近六年來「落馬」官員中最高級別者。

  2006年9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查處,後因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1995年4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被查處,後因貪污罪、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

  據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的中央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披露,「薄熙來在擔任大連市、遼寧省、商務部領導職務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其履歷顯示,1988年起薄熙來即擔任大連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從而成為大連市委領導;1992年至1993年間任大連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從而成為大連市政府「一把手」。如此算來,至少在20年前,薄熙來即存在「嚴重違紀」行為。

  中央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還披露,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的內容之一,就是「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

  目前,薄熙來已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已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目前尚無刑事追訴相關進展的公開信息披露。

  在2012年查處的其他高官中,重慶市原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在9月24日一審被認定犯有徇私枉法、濫用職權、叛逃、受賄305萬元等四項罪名,並判處有期徒刑15年。至此,王立軍成為2012年惟一被當年查處並當年判決的副省級高官。

  需要指出的是,薄熙來和王立軍案具有極其複雜的社會和政治背景,涉及層面既廣又深,包括令人觸目驚心的權爭、濫權、貪腐和徇私枉法,乃至於高官家屬的尋租和謀殺,為30多年來高官惡劣案例之集大成者。

  2012年「落馬」的副省級以上官員中,還有廣東省委原常委、統戰部長周鎮宏,他曾任茂名市委書記。當年1月16日被證實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從而成為2012年首位「落馬」的副省級官員。

  到了年尾,當選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僅22天之後,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即因「涉嫌嚴重違紀」而「接受組織調查」,7天之後被確定免職。他成為至少10年來當選後最快被調查的中央候補委員。

  此外,2012年還有兩名往年查處的副省部級官員接受一審宣判。他們分別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劉卓志因受賄817萬餘元被判處無期徒刑;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宋晨光因受賄1263萬餘元被判處死緩。此外,國家藥監局原副局長張敬禮因受賄117萬餘元、非法經營、誣告陷害等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7年。

  2011年被查處的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吉林省原副省長、吉林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田學仁,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等三人,均在2012年被開除黨籍並移送司法。目前有關這三人的涉案詳情尚無官方公開說法。

  而在2012年年末,網絡舉報反腐興起高潮。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中共十八大之後,已有包括重慶市北碚區原區委書記雷政富、山西省公安廳原副廳長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長李亞力、山東省農業廳原副廳長單增德等三名廳官因網絡舉報「落馬」。其中,雷政富涉及貪腐和作風問題,李亞力涉及徇私枉法和濫用職權問題,單增德涉及作風問題。此前,因網絡舉報而「落馬」的廳官還包括廣西壯族自治區質監局原巡視員段一中、陝西省安監局原局長楊達才等。

  前車之覆,後車可鑑。中共十八大報告重申要「始終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堅決查處大案要案,著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不管涉及什麼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再次表明了中共查處高級官員腐敗的決心。

  然而,細心觀察可知,目前的高官貪腐案發,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職位越高,被查處的可能性越小,這也意味著,不解決權力過於集中的根子,反腐敗依舊非常困難。

  而微博舉報在一個熱潮之後也漸趨平淡。民間已有共識,網絡反腐只可能是制度反腐的補充,如果不能推動官員財產公開,公眾信任危機會擴大;如果沒有制度反腐,網絡反腐的成效也將大打折扣。

解剖「前腐後繼」

腐敗大要案頻發的地帶,往往是權力大、資源多的關鍵領域和關鍵崗位,包括位高權重的「一把手」崗位

  近年來反腐敗出現的一個趨勢是,以國土規劃、公路交通、鐵路系統等為典型,一些重要領域、關鍵崗位和一些地區出現「前腐後繼」和窩案現象。這一勢頭在2012年仍有明顯體現。

  12月25日,上海市二中院一審認定,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型「土地爺」、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原副局長胡俊受賄504萬餘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並處沒收財產20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

  46歲的胡俊是南京人,博士研究生學歷,專攻城市與區域規劃,曾是中國第一批城市規劃專業博士後,是專業能力出眾的學者型官員,最終未能在腐敗高發的國土和規劃領域倖免。

  據媒體披露,胡俊受賄經歷貫穿在靜安區、崇明縣以及市規土局任職的時期。他先後利用負責上海市靜安區規劃局全面工作,分管崇明縣規劃、房地管理工作以及分管上海市規土局總體規劃編制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工作等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

  據財新記者統計,胡俊是近五年來上海第三名「落馬」的「土地爺」。

  2008年8月,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長、上海市土地學會原會長殷國元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濫用職權及私藏彈藥被上海一中院判處死緩。2011年6月,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長陶校興因受賄1045萬餘元被判無期徒刑。

  在今年「落馬」或者被判刑的國土系統廳官名單中,還有廣東省國土廳原副廳長呂英明(接受組織調查)、山西省國土廳原副巡視員王有明(被移送司法)、甘肅省國土廳原副廳長張國華(一審被認定受賄428萬餘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973萬餘元,判處無期徒刑,目前處於上訴階段)等。

  與國土規劃系統相比,交通系統的「前腐後繼」在2012年同樣毫不遜色。

  8月30日,湖南省紀委發佈消息,交通運輸廳副廳長李曉希涉嫌嚴重違紀,被立案調查;11月9日,湖南省政府發佈了李曉希被免職的消息。

  李曉希自擔任副廳長到免職期間不足一年,在任期間分管運輸、農村公路、招商引資工作。他這是近年來湖南省交通廳第四位「落馬」的廳級官員。自2011年8月以來,該廳先後有黨組成員馮偉林、黨組書記兼副廳長陳明憲、副廳長鄒和平等三位廳官被立案調查。目前尚無上述四人進入司法程序的公開消息。

  再往前追溯,2002年6月和2005年12月,湖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長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省高速公路建設開發總公司原副經理馬其偉,湖南省交通廳原黨組成員、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長楊志達,分別因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與湖南省交通系統類似的還有河南。2012年11月29日,河南省許昌中院對該省交通運輸廳原廳長董永安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董永安受賄2583萬餘元人民幣、4萬歐元、10萬元港幣、1萬美元,判處無期徒刑。董永安因此成為1997年以來該省5任交通廳長中的第四個「落馬」者。此前,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連續三任交通廳長「落馬」。

  同一崗位接連四位廳級官員「落馬」,令人深思。交通廳手中握著大量建設項目,投入資金少則數以億計,而缺乏監督的決策權又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一把手」前腐後繼也就不難理解。

  鐵路系統也是腐敗高發區。12月24日,原中鐵集裝箱運輸集團董事長羅金寶涉嫌受賄案在齊齊哈爾市中院開審。此前,2010年4月,大同市原公安局長申公元因一起瞞報五年的礦難被「雙規」,爆出與羅金寶涉嫌私下交易貨運車皮計劃,被捲入其中的還有北京博宥集團董事長丁書苗。隨後,羅金寶被查出涉嫌在高鐵工程中違規插手項目招投標,幫助丁書苗非法獲利。由此又牽出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

  在劉志軍「落馬」前後,鐵路系統被查的官員還有鐵道部運輸局原局長張曙光、運輸局原副局長蘇順虎、南昌鐵路局原局長邵力平、哈大客專公司原董事長杜厚智、昆明鐵路局原局長聞清良、呼和浩特鐵路局原常務副局長劉彪等人,以及呼和浩特鐵路局原局長林奮強、原副局長馬俊飛等。

  據新華社披露,公訴機關指控稱,羅金寶收賄賂款物折合人民幣4700餘萬元。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12年前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成克傑受賄案4109萬元。

  高官貪腐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值得關注。據財新記者統計,2008年以來被審判的17名副省部級以上高官均構成受賄罪,其中被司法認定貪腐數額過千萬的有五人,涉案金額最多的是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的3318萬元,其次是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2959萬元,其他過千萬的還包括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統戰部原部長宋晨光1263萬元,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的1196萬元,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勇1022萬元。在其他12名「落馬」高官中,涉案金額最少的是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受賄390餘萬元和貪污120萬元。

  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足壇掃黑。6月13日,中國足協原副主席南勇、謝亞龍等人因犯受賄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這標誌著歷時三年之久的足壇腐敗案暫時告一段落。

  在「窩案」方面,2012年查處的廣東茂名市的系列腐敗案最為典型。今年4月13日,廣東省紀委通報了近兩年查處的一批違紀違法典型案件。其中茂名市市委原書記羅蔭國系列腐敗案中,整個茂名官場幾乎整體「淪陷」,全案共涉及省管幹部24人、縣處級幹部218人(其中立案查處61人)。

  其中,羅蔭國從1998年至2011年在擔任茂名市委秘書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在幹部提拔、工程建設、資金和土地使用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額賄賂,違反規定收受禮金。此外,茂名市市委原常委、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市委原常委、市政法委原書記、公安局原局長倪俊雄,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朱育英,原副市長陳亞春,電白縣原縣委書記李日添等均涉嫌巨額受賄。

  十八大之後,廣東興起的新一波反腐風潮也引起輿論關注。據財新記者統計,十八大後廣東已查處了包括深圳市原副市長梁道行,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原副廳長呂英明,英德市政府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鄭北泉,揭陽市委原書記、廣東省人大農村農業委員會原主任委員陳弘平,深圳市委衛生工作委員會原書記、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原書記、原主任江捍平在內的多位官員。

  中國社科院最新出版的《反腐倡廉藍皮書》披露,2011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345814件,立案137859件,結案136679件,處分142893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4843人,移送司法機關的縣處級以上幹部777人。

  從中共十七大到2012年底,中央和31省份紀委案件監督管理部門共辦理督辦案件(含清理超期案件)8210件,辦結7598件。2007年至2012年5月,全國檢察機關通過勸返、遣返等方式抓獲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76人,在國內每年的追逃專項鬥爭中年均抓獲犯罪嫌疑人1300名左右。

  新任中央紀委委員、中央紀委駐國家廣電總局紀檢組組長、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長李秋芳曾指出,腐敗大要案頻發的地帶,往往是權力大、資源多的關鍵領域和關鍵崗位,包括位高權重的「一把手」崗位。

  李秋芳認為,正是腐敗易發地帶的體制機制不健全和制度落實不到位,導致了對權力的監督失效,使權力制約成為虛置和空談,腐敗行為才有了機會和空間。

  因此她主張,必須加快推進關鍵領域體制機制制度的深度改革,始終把對公共權力的準確認知、科學配置和有效監管作為反腐倡廉建設的核心問題,尤其實現對關鍵崗位權力的有效制約。

  中國紀檢檢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也認為,制度反腐的關鍵在於科學分權,以及建立異體監督體制。

反腐新期待

最近,新華社播發了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特稿,其中首次披露了領導人的部分家庭成員信息。人們紛紛猜測這是不是推動官員財產公開和政治透明度的前兆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出版的《反腐倡廉藍皮書》中,有學者指出,縱觀世界反腐敗歷史,處於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轉型期的國家,腐敗也往往易發多發,而走出腐敗高發期均非一日之功,中國的反腐敗鬥爭正在經歷「在坡路上艱難行進」的階段。

  面對這一現實,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公開場合並不諱言腐敗問題,並強調要從制度上防止、治理腐敗。

  「打鐵還需自身硬」,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記者見面會上,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直面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嚴峻挑戰時稱,「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這是十多年來首次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政治局常委見面會上談及此內容。

  新一屆中央紀委領導班子由王岐山任書記,副書記和常委雖然保持與上屆相同的規模,但人員結構發生重要調整,或可為未來中國的反腐敗工作向縱深發展奠定基礎。

  王岐山此前在防範化解廣東金融風險、抗擊北京「非典」、籌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籌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等重大時刻,往往扮演著「挽狂瀾於既倒」的角色。

  接替何勇的新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曾在中央紀委任職數年,1997年當選十五屆中央紀委委員、常委,1998年成為時任監察部部長何勇的副手,此後還有在組織部門任職、沿海省份主政的經歷。

  長期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的黃樹賢、李玉賦、吳玉良三位中央紀委副書記,此次得以連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監察部原副部長王偉則新當選為中央紀委副書記。

  此外,法學科班出身、長期從事司法、紀檢工作的最高法院原副院長張軍和福建省委原副書記陳文清,在十七屆中央紀委八次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紀委副書記;此後二人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一次全會上得以連任。這一人事佈局,契合了民間希望推進紀檢監察工作法治化的期待。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首次以中央紀委書記身份,主持召開由多位政治學者和法學者參加的座談會,就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問計時的發言,初步透露出他對反腐敗工作的新觀點。

  王岐山說,「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反腐敗鬥爭要讓人民群眾感到越來越有力度,越來越實在,要『潤物細無聲』,不搞『三把火』」;「要有深邃的思考和植根於我們土地的調查研究,研究並實施制度創新」。

  在加強紀檢監察機關自身隊伍建設的問題上,王岐山稱,「信任不能代替監督」,「絕不能『透支』黨的信任和信用」,要「用鐵的紀律打造一支忠誠可靠、服務人民、剛正不阿、秉公執紀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

  轉型社會中的人與制度之間,往往呈現互動關係。最近,新華社播發了有關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特稿,其中首次披露了領導人的經歷和部分家庭成員信息。這一舉動引起海內外輿論和社會公眾高度關注。

  在十八大報告重申「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並強調「嚴格執行領導幹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的背景下,人們紛紛猜測這是不是推動官員財產公開和提高政治透明度的前兆。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做客人民網時分析說,公開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家庭信息,是官員家庭財產公示最基本的步驟,以後應當逐步涉及官員家庭財產狀況,官員的孩子、愛人的工作、收入狀況等。

  竹立家認為,這一舉措應形成「上行下效」趨勢,其他主要領導層,以及地方各級主要領導都應該向中央領導學習,公開相關信息,這既有助於根治「裸官」現象,又能表明高管們願意接受老百姓監督的態度,以取得老百姓的信任。

  實際上,在中國推動建立反腐利器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近年來已經形成持續不斷的民間運動,但官方的回應尚遠不能滿足社會期待。至今,中國已經實施多年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還沒有實現從內部申報向對外公示的進步,相關立法也一直只是處於動議之中。

  而在地方,近些年已有至少20多個地方有「試水」舉措。但這些地方試點的效果並不令人樂觀,包括最早的吃螃蟹者新疆阿勒泰地區在內,試點都無疾而終。學界的共識是,需要「頂層設計、中央決斷」。

  而就在十八大召開期間,包括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內的高層官員,都對官員財產公開問題鮮明表態支持。俞正聲之後當選政治局常委,汪洋連任政治局委員。

  而有意思的是,在新一波網絡反腐推動下,「表哥」「房叔」以及雷政富等人的「落馬」,已經形成一定的連鎖效應。據媒體報導,11月以來,北京、上海、廣州、江蘇等地的二手房成交量明顯增長,其中包括擁有多套房產的部分官員急於脫手名下房產。對此,有分析認為,這或許與上下互動的反腐壓力有關。

  種種跡象表明,新人帶來新氣象,但這些新氣象能否轉向實質進步,目前尚待觀察。只有真正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可能推動制度反腐。

反腐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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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河:城鎮化與經濟新動力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1-04/100479350.html
馬曉河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霍侃 財新記者

【對話背景】

  十八大報告和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城鎮化提到一個新的戰略高度,提出城鎮化是中國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點,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

  中國城鎮化之路已走過30餘年,期間經歷了從支持小城鎮到重點發展大城市、再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路徑。以常住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衡量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1年的51.3%。但中國城鎮化水平仍然相對滯後於經濟發展階段和工業化水平。

  而且,經濟轉軌過程中推進的城鎮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不少新問題:城市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凸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遊走在城市和農村夾層的農民工群體日益龐大,成為社會管理難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已經成為城鎮化進一步推進的瓶頸。

  危機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負債消費提供市場、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提供低成本商品的全球市場供求體系已被打破。中國經濟增長亟待挖掘國內需求。加快城鎮化發展,不僅是後危機時代中國尋求新增長動力的短期策略,更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長期戰略選擇。

  如何在加快城鎮化發展速度的同時,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並避免各級城市盲目擴張、投資過熱和債務負擔加重等副產品,是下一步的關鍵。千頭萬緒,如何推進?帶著這些問題,財新記者12月28日專訪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

【對話摘登】

  財新記者:中國城鎮化已經推進多年,為什麼當前又要特別強調?

  馬曉河:這是新形勢下中國經濟謀求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目前中國最大的挑戰是,現有經濟結構遇到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繼續沿著以往的發展道路難以為繼。

  中國產業結構是典型的國內生產大於消費,目前正遭遇國際上兩方面的嚴峻挑戰。第一,外需減少。美歐等發達國家在去槓桿化,壓縮財政支出,政府購買力下降;同時,失業率偏高,消費者信心不足,家庭儲蓄率在上升,私人消費率下降,導致進口需求下降。中國近一半的出口是這些國家,現在要想繼續依賴出口拉動經濟難度越來越大。

  第二,供給替代。一批發展中國家,如孟加拉、斯里蘭卡、印尼、越南、印度等,紛紛向中國學習,大辦園區、招商引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並向美歐等發達國家出口。

  這些國家的產品跟中國一樣,也是紡織、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比中國低得多,因此,他們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比中國更具有競爭優勢。這就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供給替代。

  此外,中國國內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出口產業的利潤空間在不斷下降,出口產業開始越來越無利可圖。

  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尋找新的發展機制。城鎮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彌補當前世界供求結構的變化,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

  財新記者:城鎮化帶來的新增長動力來自哪些方面?

  馬曉河:城鎮化通過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拉動經濟增長。拉動投資和消費是需求面,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供給面。

  第一是投資拉動。我們測算,目前城市每增加一個人口,全國平均增加10萬元的公共設施投資,包括水電路氣暖房網,以及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等。

  第二是消費拉動。農民轉為市民後,由於生活方式轉變,從自給、半自給狀態變成商品性狀態,在當前價格水平下,每個人可以增加1萬元的生活消費。

  第三是還有利於產業結構調整。城鎮化有利於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從以第二產業為主轉向第三產業。因為人口集聚能帶來服務業的需求增加,服務業就業人口增加和服務業價值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將提高,都改變了產業結構。製造業結構轉型和升級也離不開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都是先在城市通過科研人員的集聚創新研發,然後通過平台示範,再推廣傳遞到產業鏈條中的。

  財新記者: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1.3%。但你曾指出城鎮化率被高估了。應當如何衡量城鎮化水平?

  馬曉河:城鎮化水平是按照常住城鎮的人口比重來衡量。但現有體制決定了51.3%即6.9億的城鎮人口中,有一部分沒有實際享受城鎮化制度安排,即約1.58億農民工。農民工進了城,但實際上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沒有城鎮化。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政策並沒有把他們當城裡人。

  所以,中國真正的城鎮化人口不是6.9億,在現有體制下,應該扣掉1.58億農民工。嚴格意義上,中國的實際城鎮化率應該是40%,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階段。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現在是中上等收入發展中國家,但實際城鎮化率是中下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財新記者:中上等收入國家合適的城鎮化率應該是多高?

  馬曉河:合適的城鎮化水平應該接近60%,這指的是實際城鎮化率。如果中國要在本世紀中前葉,達到中等水平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即一般在70%以上,我們還有30%的城鎮化提升空間。這個空間很大,所帶來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產業結構變遷潛力都非常大。

  財新記者:目前,第一步是不是需要先把已經進入城鎮,但還沒有享受城市保障和公共服務的這部分人的問題解決?

  馬曉河:對。當前城鎮化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讓1.58億進城農民工中有落戶意願的人落戶,變成市民。我們作過調查,很多人已經在城市工作多年,有穩定的就業、收入和住房,想落戶,但由於現在的戶籍制度不能落戶,這部分人在進城農民工中大概是30%。但不是強制將進城的農民工都變成市民,而是在自願的前提下,政府的體制門檻要降低,政策要開放,引導有意願的農民落戶。

  財新記者:人們可以預計城鎮化的速度會加快,同時也看到中央提出要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如何提高質量?

  馬曉河:提高質量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人口城鎮化。全國人口要從農村向城市適度集中,讓人口能真正通過體制改革進入城市,讓農業人口順暢地轉移為城市人口,享受均等化的待遇。

  所以,李克強副總理提出要把改革紅利和城鎮化結合起來,拉動中國經濟。第二,城鎮化的質量體現在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同時要實現集約發展。

  財新記者:城市佈局方面,這些年看到大城市不斷膨脹,交通、環境不堪重負,但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的發展動力似乎不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

  馬曉河:城鎮化應該是公共資源、發展資本均衡地配置在大中小城市之間。但過去多年的發展重點放在大城市,每個省保省會,全國保北京、上海、天津,把大量公共資源優先配置在大城市,導致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越來越優質,全國人民都嚮往大城市,大城市不堪重負,最終不得不用行政手段限制人口向這些城市集聚,這是惡性循環。

  同時,在現有「以大管小」的城鎮管理體系下,大城市利用行政級別和上下級領導關係,往往是調配和掠奪中小城市的資源,財權向上集中,事權向下投放,導致小城鎮公共設施、發展資本不足,人口集聚的動力不足。

  財新記者:如何構建更合理科學的城市佈局?

  馬曉河:要想城市佈局合理,現有的城鎮管理體制必須改革,不應是「以大管小」,而要「以大帶小」。要通過改革不斷弱化城市行政級別,不要讓各級城市在資源配置上有依附和管理關係。

  其次,在公共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分佈上,大中小城市應該對接,不應該是各級城市完全競爭,恨不得將所有產業都吸引到自己的城市,而應該選擇最適合發展的城市。

  財新記者: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難點是什麼?

  馬曉河:當前農業人口轉為城市人口的核心問題,第一是戶籍,第二是社會保障制度,第三是公共服務的制度安排。戶籍問題不解決,依附於戶籍的一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都受到影響。

  財新記者:戶籍制度改革如何突破?

  馬曉河: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該是漸進式、分層化。城鄉二元體制積累的矛盾太深,改革一步到位恐怕會產生動盪。所謂漸進式、分層化,應該是在中小城市優先改革,大城市分階段改革。中小城市應該先放開,有穩定就業、收入、住房、有意願的農業轉移人口應該註冊登記為城鎮人口,享受跟城鎮人一樣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但北上廣深等這樣的大城市如果一夜之間放開,城市肯定會爆炸,所以應該先探討優先具備條件的人進入大城市。如考慮進城年限、就業時間、就業崗位(跟收入有關)、學歷等,這是現有條件下無奈的次優選擇。

  財新記者: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後享受均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所帶來的成本誰來承擔?

  馬曉河:的確,最大的問題是轉移成本誰來承擔。下一步,應該按照財權和事權的權限,建立多方科學合理地分擔成本的機制。地方政府應該積極承擔農業轉移人口的進城成本,中央政府也得承擔應由中央分擔的那部分公共服務。一部分成本要農民自己承擔,例如保障性住房的買房成本由農民承擔,但建低價房引起的市場差價要由政府承擔。

  財新記者: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是如何對待農民的土地。過去幾年出現過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失去土地、但又無法真正進入城市的案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馬曉河: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不經營土地;而中國最大的特點是政府經營土地。在現有財政體制安排下,地方政府往往把經營土地作為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

  在現行體制下,農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集體土地轉為城鎮建設用地,必須變性轉為國有土地,才能拿到一級市場交易。在這個環節,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控制方,怎麼轉、賣給誰、價格多少、利益如何分配,都是地方政府說了算。農民作為土地集體所有者,所有權、交易權、分配權和談判權都不充分。在第一道手續土地國有化上,農民就吃虧了。

  土地農轉非過程中的價值溢出主要給了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公司,農民只得到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為造成的土地市場交易制度門檻,就導致農民失去了土地資本變成進城資本的機會。

  財新記者:土地制度應如何改革,以提高農民轉化為市民的能力?

  馬曉河:第一,應該提高農民土地的徵用補償標準;第二,實行土地交易市場化,土地集體所有制可以不改,但土地交易應該按照市場化原則交易,不應該是低價徵收;第三,土地流轉應該與農民所享受的社會保障脫鉤,享受基本社會保障是農民基本的權益,與土地是否交易無關。現在好多地方政府說「你把土地給我,我給你社會保障」,這是錯誤的。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無論有無土地都應享受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務。

  此外,應該取消地方政府經營土地的權限,劃清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和土地經營中的界限。國有土地要交給國有土地經營公司來經營,政府不要參與。

  集體土地轉成建設用地,只要法律批准,農民可以直接帶著自己的集體土地進入市場。農民的土地在交易中應該讓農民說了算,讓市場說了算。土地的產權法律保障,下一步應該細化。

  財新記者:城鎮化是涉及多項制度改革的系統工程,這是否需要頂層設計?

  馬曉河:農業人口城鎮化牽涉到戶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土地制度等改革,這些都需要總體設計,要有總體規劃,提出總目標,然後分階段實施,並根據不同城市的特點有不同的落實政策。

  財新記者:從近期部分地方政府出台的推進城鎮化措施看,仍然比較強調投資,很多人擔心出現投資過熱。

  馬曉河:我也擔心。現在好多地方政府找不到增長點,一看到提出城鎮化戰略,就開始徵地、搞投資、修馬路等,是有可能的。城鎮化能拉動內需,但不能操之過急,應該分階段、漸進式推進,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超越經濟發展階段來推進城鎮化,恐怕會引起人們擔心的投資過熱。在目前階段適度推進城鎮化是有好處的,但是不能操之過急,過急過快推進恐怕會帶來好多後遺症。

  財新記者:如何制約地方投資衝動?

  馬曉河:首先要搞好規劃,其次要加強監督。考核制度上,不應該以GDP和財政收入作為指標,能否將一個地區的實際城鎮化率以及城鎮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作為重要考核指標,這都是需要考慮設計的。

  財新記者:部分地方政府提出的城鎮化措施,支持組建城鎮開發建設投融資平台。地方政府債務是否有加重的風險?

  馬曉河: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如果由政府主導,積極地超前推進城鎮化,完全有可能抬高地方債務,所以要防止。

  城鎮化是與經濟發展相伴的經濟現象,地方政府不要人為去操作。由於過去的城鄉二元體制,中國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現在補課是應該的,但補課一定要強調市場主導、政府鼓勵支持。現在國家提出積極推進城鎮化,地方政府就急於用行政命令手段向下分配任務指標,搞運動式的推進,這就把城鎮化方向搞歪了。■

馬曉河 城鎮化 城鎮 經濟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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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汽车及汽配业:正处于变革期,孕育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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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勇活


行业观点:


1)行业进入中低速持续增长阶段:乘用车需求受普及率上升以及替换需求增加推动,增长动力具有持续性,周期性特征相对弱。但是由于基数大、限购和道路交通压力上升等原因,增长速度从高增长向中低速增长回归。商用车具有投资品属性,受宏观经济影响大,周期性特征显著,拖累行业整体增长。前4个月乘用车同比增长7.7%,商用车下跌19.1%,整体增长2.8%。预期全年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5%,行业同比增速回落。


2)竞争更趋激烈,行业分化加剧:分品牌看,更看好本地化策略和平台战略领先的欧系和美系汽车制造商,而日系处于产品线下行期,中日政治风险削弱其品牌美誉度,竞争压力相对大。自主品牌则避开合资品牌具有品牌优势的轿车领域,重点突破以性价比优势为竞争点的SUV市场,市场份额趋于上升。分车型看,SUV受惠于替代轿车的替代效应以及消费升级需求,预计仍是全行业中增速最快的细分市场。预计豪华车市场降温,处于产品线上升周期的品牌(例如奔驰)具有竞争优势。


3)行业处于变革期,孕育新的增长动力:整车制造方面,对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加码,以及传统燃油车的油耗标准严格限制,推动新能源汽车进入持续快速增长阶段。产业链方面,反垄断政策推出以及产业政策调整,令汽车经销商和整车厂之间的利益更趋平衡。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1.4亿辆,后市场有望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互联网与汽车产业链的嫁接,在汽车制造、流通渠道和后市场催生新的业务模式,有望形成新的业态。


选股建议及投资主题:


1)关注产品线处于上升周期,竞争力上升的公司:尽管豪华车市场竞争加剧,但是部分豪华车品牌例如奔驰、沃尔沃等品牌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本地化进程,推出更具有竞争力的车型,令其产品线竞争力上升,价格竞争压力相对低,市场份额上升。股票推荐:北京汽车(1958.HK)推出全新的北京奔驰产品线,重整销售渠道和品牌,竞争优势从落后到反超。不看好华晨中国(1114.HK),其产品线暂处于竞争劣势阶段。


2)关注新能源汽车投资机遇:中国明确提出汽车强国战略,而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方向。预计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动力电池供应商、充电配套设施供应商将长期受益于这个国家战略。


股票推荐:泰坦能源技术(2188.HK)充电站设备和充电桩供应商,也是新能源汽车政策下的受益者。


3)关注新业务模式和新业态形成的机遇:汽车经销商处于转型时期,与厂商的利益关系有望更趋于平衡,领先经销商积极发展独立售后模式扩大其业务的版图。二手车、汽车金融等延伸服务成为新的增长点。关注转型速度相对快的公司例如和谐汽车(3836.HK),以及快速扩张汽车后市场连锁规模的新焦点(360.HK)。在汽车智能互联网汽车方面,中国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智能互联网汽车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关注元征科技(2488.HK),公司正在从汽车维修检测设备制造商向车联网企业转型。


股价催化剂︰


1)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推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推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与传统汽车的性价比优势不明显,因而需要更多的支持性政策的推出,包括充电网络的配套、购车补贴、免费获得牌照、税费优惠等。支持性政策推出将利好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链的公司。


2)新的汽车品牌管理办法的推出︰新的汽车品牌管理办法有望扭转原政策中汽车厂商绝对强势的地位,经销商话语权有望提升,与汽车厂商的利益关系有望趋于更加平衡(尤其是压库存、搭售等),经销商的运营成本有望下降,利好汽车流通渠道相关公司。


推荐股票


北京汽车(2883.HK)︰北京奔驰开启新的产品周期,重塑品牌形象和销售渠道,2015年进入持续高增长期,成为公司盈利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北京现代受产能限制,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以增强经济效益。北京品牌技术积累进入收获期,产品结构和产能利用率提升,盈利逐步走出低谷。




来源:招商证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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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汽車 汽配 正處 變革 孕育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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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虎城:推進內貿流通現代化 下半年要培育商務發展新動力

據商務部網站消息,7月29至30日,中共商務部黨組在京召開2016年年中黨組擴大會。商務部黨組書記、部長高虎城主持會議並作總結講話。

高虎城強調,今年以來,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商務部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各項決策部署,著力推進商務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 內貿流通現代化,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穩步推進商務發展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商務運行平穩向好。下半年,要培育商務發 展新動力,打造商務發展新優勢,努力完成全年預期目標,實現“十三 五”良好開局。

高虎城 推進 內貿 流通 現代化 現代 下半年 培育 商務 發展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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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7】改革紅利開啟A股新動力

對於A股而言,2016年是極其關鍵也難言輕松的一年。年內,A股完成了由異常波動向震蕩市的轉變,經歷了價值重估、周期反轉、題材快速輪替。同時,嚴監管、去杠桿向各個資產類別延伸和深化;在A股市場上,打新、重要股東增減持、重大資產重組、停複牌、上市公司治理、券商風控等規章制度均現重大調整和修訂,深刻影響著市場估值和風險偏好。

展望新一年,對金融風險和資產泡沫的警惕絲毫沒有減弱。最新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於控風險、去泡沫的立場堅決且表態升級。這將成為A股將要面對的重要基調,也將對市場走勢、股市與其他市場不斷加強的聯動性產生重要影響。

另一方面,會議重提“促改革”,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至主線的高度。這意味著,改革將成為貫穿A股全年的布局主線。改革預期有望成為提升風險偏好、推動行情的催化劑,而改革方向更是新一年行業與主題布局的重要依據。

金融風險與資產泡沫防控升級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明確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重要性;同時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相比此前的相關表態,本次會議對金融風險的關註重點有所轉移、態度明顯升級。比如,2015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關註重點為信用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非法集資等;2016年10月的政治局會議提出要註重抑制資產泡沫,但針對金融風險使用的表態為“防範”。而至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防範”則已升級為“防控”。

“防範的是還未出現的隱患,防控的是已出現的風險和泡沫。2017年包括房市、股市、債市、期貨市場等任一市場的資產價格如果出現過快上漲,都可能招致調控的加碼。”廣發證券策略分析師陳傑對此點評稱。

與其觀點類似,多份市場點評均將對金融風險的表態變化,列為本次會議釋放的重要信號之一。而近期因債市信用風險、去杠桿引發“錢荒”警報等導致的股債雙殺,更像是未來的“預演”,強化市場對“防控風險”所帶沖擊的預期。還有分析師指出,在防風險、去杠桿全面升級的趨勢下,資本市場新一年里的監管將更趨嚴厲,各類資產波動率將會顯著降低;A股市場的中小創、純故事炒作將會進一步遭嚴控,低估值藍籌估值溢價將會提升。

但若考慮到杠桿水平和驅動因素的綜合影響,未來A股市場受防風險、去泡沫的沖擊或小於其他市場。“‘防控風險’主要針對的是房地產等市場,金融去杠桿對杠桿率並不高的股市影響較弱。”華泰證券策略分析師戴康表示。

更為樂觀的市場觀點此前還曾預計,房市、債市、商品目前仍處高位,各類資產的去杠桿或將引發資金的流動,較早啟動去杠桿的股市對增量資金的吸引力提升。申萬宏源策略分析師王勝就表示,房地產、外資、銀行保險這三類增量資金的配置需求,將對股市形成利好。

具體來看,股市和房市“蹺蹺板”效應2017年或繼續顯現,居民的“買房錢”可能轉向股市。此外,盡管保險監管趨嚴,但存量再配置的壓力未減,險資配置權益類資產的意願仍有可能提升。王勝還表示,雖然當前短期內美元、美股、大宗商品的走勢強勁,人民幣已出現快速貶值,但中期來看,“中美雙極”全球格局決定了人民幣快貶趨勢不會在未來兩年持續。預計2017年人民幣匯率有望階段性貶值到位,加之A股納入MSCI的概率將繼續提升,外資增配A股也值得期待。

改革紅利推動力可期

除強調防控金融風險之外,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提“促改革”,供給側改革仍將是2017年的政策主線。對於A股市場而言,改革也將是貫穿全年的布局主線:改革預期將成為提升風險偏好、推動行情的催化劑,改革方向也成為行業與主題布局的重要依據。

會議提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戴康表示,這顯示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力進一步加強,且從黨到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經濟政策的步調一致性也進一步增強。“對於A 股市場而言,這將有利於穩定市場預期、提升風險偏好。”

市場還紛紛看好將於2017年召開的“十九大”改革利好,並對2017年下半年行情普遍樂觀。“2017年的機會將大於2016年。”王勝表示,從短期來看,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限售股仍對市場形成結構性壓力,但中長期來看,三類增量資金和“十九大”改革預期等多重上行因素催化,有望形成共振。

國泰君安策略分析師張華恩預計,2017年上半年A股震蕩中樞將緩慢上移,一波三折;進入下半年,“十九大”召開前改革預期的密集發酵,市場將迎來年內最佳的進攻時機。興業證券策略分析師王德倫認為,A股2017年將整體呈平衡震蕩市:年初貨幣環境邊際轉緊是主要制約因素,上半年對經濟複蘇的樂觀預期將逐步消退;但之後伴隨“十九大”效應增強、寬松預期再起,市場有望重新迎來機會。

除催化行情和提升風險偏好外,改革圖譜的明確也讓A股新一年投資機會和投資風格日漸凸顯。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至主線的高度,強調將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並詳細闡述了實施的原因、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徑。多位分析師均強調,未來市場化和行政去產能將繼續推進,並有望從鋼鐵煤炭向化工、有色、稀土等其他產能過剩行業拓展。此外,會議還重點提及了農業供給側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債轉股,並對改革方向做出明確批示。而上述領域均將成為2017年A股重要布局主題。

改革主線對A股更進一步的影響,體現在投資風格和支撐邏輯層面。戴康稱,2016年下半年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政策越發清晰,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ROE)三季度出現拐點。當前,企業償債周期進入尾聲,投資意願慢慢回升,新一輪主動補庫存周期開啟,這些都將有助於帶動盈利持續改善。其更強調,盈利修複將成為2017年A股市場主要決定因素。

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也稱,“錢荒”、債市去杠桿傳染等對股市只能形成短期沖擊,盈利改善和利率上升才是A股中期邏輯,股市未來將走向“業績牛”。

與上述觀點相呼應的,是2016年三季度A 股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戴康稱,目前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依然在下行階段,但銷售現金收入增速和經營性現金流占比在提升、償債現金流減少、固定資產投資現金流增加。“2016年以來企業盈利能力和現金流的持續改善是內生性的。A 股盈利能力出現長周期改善的拐點。我們預計2017年A股凈利潤同比增速為5%至8%。”

但與此同時,盈利修複的持續性還需要進一步驗證。王勝就強調,對於2017年一季度之前的經濟上行趨勢充滿信心,尤其是2016年四季度以來,中美經濟數據持續向好,疊加特朗普上臺擴張財政的預期明顯升溫,A股市場逐漸切換由需求複蘇預期來驅動。但盈利改善能否度過“4月決斷”的關口,仍存在疑問。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已開始擠壓中下遊毛利,總資產周轉率、應收賬款、存貨周轉率仍存在趨勢性下行,企業經營效率或仍在惡化。

展望 2017 改革 紅利 開啟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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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計算成增長新動力 谷歌一季度凈利潤增長73%

在數字廣告審查趨嚴,隱私問題不斷受到關註的一季度,谷歌的廣告收入仍持續增長,雲計算等業務則成為繼廣告收入後的第二波增長動力。但凈利潤同比增長73%,主要源於該公司調整了會計準則。

北京時間4月24日,谷歌母公司Alphabet發布了2018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顯示,Alphabet第一季度總營收為311.46億美元,同比增長26%;凈利潤為94.01億美元,同比增長73%。

一方面,強勁的營收增長表明該公司在數字廣告審查日益增多的情況下不斷湧向服務。 另一方面,Alphabet的開支處於歷史高位。Alphabet長期資本支出約為去年同期的三倍,從25億美元漲至73億美元,主要用於支持落後於亞馬遜和蘋果等公司的雲計算和消費設備業務。

廣告銷售持續增長 一季度凈利潤同比增長73%

Alphabet第一季度凈利潤為94.01億美元,每股收益為13.33美元,高於路透預計的9.28美元。

與去年同期相比,凈利潤增長73%,主要得益於該公司調整了會計準則。凈利潤中的23.99億美元來自於對創業公司的投資收益。此次財務業績受新會計準則(ASU 2016-01)影響,改變了該公司對股權投資的處理方式。按新會計方法,Alphabet記錄了其投資的初創企業的估值,而不是等待有機會出售股權再計入收入。剔除與投資相關的收益和其他項目,調整後的收益為每股9.93美元。

分業務看,谷歌第一季度營收為309.9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6%。雖然近年布局各種新領域,但廣告收入仍占大頭。財報顯示,谷歌總廣告營收為266.42億美元,同比增加24.4%,占谷歌總營收的85%以上。

廣告銷售增長表明,谷歌一季度並未受到全球隱私問題影響。Facebook最近有關隱私的問題也讓一些人對谷歌產生懷疑。世界各地的官員也試圖改變谷歌的商業慣例,例如讓用戶對自己的數據擁有更多的控制權。

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 )在財報會上表示:“要明確的一點是,我們廣告業務的絕大部分是搜索,依賴非常有限的信息,就是根據關鍵字顯示相關內容的廣告。”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財報中,智能恒溫器制造商Nest的營收被計入谷歌“其他收入”類別,該類別下的業務還包括雲計算業務、Play商店和硬件銷售等。

雲計算等業務快速增長

谷歌CFO Ruth Porat在財報會上表示,除了廣告業務持續增長的勢頭之外,雲計算,硬件等非廣告業務的貢獻越來越大。

此前,Ruth表示,公司將專註於在中長期內在谷歌內部建設第二波增長,其中包括雲計算,硬件和YouTube等領域快速增長的業務。在2017年四季度財報會上,谷歌首次披露了雲計算相關的收入。皮查伊表示,其雲計算平臺和工作應用G套件(G Suite)現在每季度能帶來超10億美元的收入,相當於每年40億美元。雖然,目前谷歌的雲服務仍落後於亞馬遜和微軟,但是皮查伊稱,2017年谷歌雲服務平臺是全球擴張最快的主要公共雲服務平臺。

當天,皮查伊表示,2018年一季度,谷歌雲業務增長勢頭良好,“我們正在全面發展,並且正在簽署更大,更具戰略性的交易。”

為拓展全球雲業務,谷歌在全球的基礎設施不斷擴大。2018年初,該公司計劃在2019年底前鋪設三條海底光纜,將雲服務擴大到加拿大、日本、荷蘭和沙特·阿拉伯等地方,皮查伊稱,谷歌將在全球20個地區提供雲服務。

此外,谷歌還對AI業務進行了重要調整。繼2016年合並搜索和AI部門後,谷歌在4月初宣布將搜索和人工智能業務分拆為兩個獨立部門。在搜索和AI業務獨立後,搜索和人工智能部門負責人John Giannandrea的職位將由兩位高管接手。谷歌大腦( Google Brain)的聯合創始人Jeff Dean將領導谷歌所有的AI業務;2000年加入Google搜索業務的 Ben Gomes將接管搜索部門。此舉表明,人工智能在谷歌非常重要,足以形成自己的業務部門。

在一季度財報會上,皮查伊表示,AI會切入谷歌的一切業務,需要服務於該公司所有的領域。他表示,Jeff非常有能力領導谷歌的AI工作。這些變化將很好地服務於公司。

此前的2016年2月,谷歌合並了搜索和AI部門,由資深計算機科學家John Giannandrea掌舵,當時谷歌希望將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融入其最重要的產品——搜索,但是谷歌 CEO Sundar Pichai越來越強調AI對公司的重要性。這家科技巨頭在搜索和AI業務上都是技術領導者,但隨著基於語音的搜索設備的出現,它正面臨來自亞馬遜和蘋果公司等競爭對手的威脅。

計算 增長 新動力 谷歌 歌一 季度 利潤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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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工業、汽車取代智能手機成半導體廠商新動力

由智能手機帶動的芯片行業的大爆發正在走向消亡,驅動行業產生下一階段爆發性增長的因素將是人工智能、5G和物聯網技術的發展。

全球最大的芯片設備技術提供商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上周五公布財報,下調了對於當季營收和銷售預期,公司股價大跌近10%,創下自2009年以來的十年最大單日跌幅。

應用材料公司稱,下調業績預期的主要原因是智能手機銷量的下滑。“智能手機銷量低於預期,尤其是高端手機型號,因此半導體公司和顯示器提供商都下調了他們的產能計劃。”應用材料公司CEO Gary Dickerson在財報後的電話會議上表示。該公司預計,當季營收將增長7%,遠低於華爾街分析師13.8%的預期。

應用材料公司的財報一直被視為半導體行業的風向標,它的主要客戶包括三星電子、美光科技(Micron)和英特爾。鎂光和英特爾股價周五也都出現下滑。

高盛芯片行業分析師Toshiya Hari在一份給投資者的報告中寫道:“我們下調了應用材料公司的評級,由買入下調為中性,同時下調了對該公司目標股價的預期。”

Dickerson表示:“雖然我們剛剛處於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開始的時代,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些新技術對於半導體市場的正面影響。這些技術也將成為驅動下一個十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全球高端印制電路板技術提供者奧特斯(AT&S)本月稍早時公布的2017年全年財報也暗示了同樣的趨勢。盡管奧特斯在移動設備以及半導體封裝載板業務去年的銷售額同比增長29%,不過公司已經將下一財年的投資聚焦在物聯網和汽車、工業領域。

奧特斯集團首席財務官奚莫瑤(Monika Stoisser-Goehring)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智能手機銷量在2017年首次出現下滑,但是我們預計從2018年到2020年由於5G智能手機即將上市,預計年增長將達到2.8%。”

奚莫瑤還表示,在5G技術的帶動下,消費電子領域將產生最為強勁的增長。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看到市場的趨勢是設備互聯、物聯網等方面的發展,我們預計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消費電子的年平均增速將會達到4.3%。”

她特別提到了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將帶來汽車電子元器件需求的增加。“電氣化、互聯、自動駕駛將成為該領域增長的引擎,每一輛汽車中平均使用的電子元器件的數量大幅增長,在未來三年汽車電子預計每年增長會達到3.9%。” 奚莫瑤表示,“在本財年中,我們計劃將額外的1億歐元用於自動駕駛領域高頻印制電路板產能的提升和技術的擴張。”她還稱,在工業電子與汽車電子的趨勢類似,受到機器人、自動化、工業4.0發展的推動,未來三年每年平均增長將達到3.4%。

信息技術研究公司Gartner最新統計結果顯示,物聯網的發展將給半導體市場帶來深遠的影響。Gartner研究總監George Brocklehurst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物聯網的發展已經給廠商帶來紅利。盡管半導體行業在2017年遇到零部件價格下跌且智能手機產業停滯不前的挑戰,但無線聯網半導體的增長率最高,達19.3%,且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Gartner報告還顯示,2017年存儲器細分市場增長勢頭強勁,工業及汽車兩大關鍵市場持續呈現兩位數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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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做爸:有新動力

1 : GS(14)@2016-12-07 07:41:16

■陀着七個月大肚的Baby,昨與曉明行故宮。台灣《蘋果日報》



黃曉明昨日在台灣出席按摩椅活動,懷孕七個多月的太太楊穎(Angelababy)亦有隨行。早上二人抽空到故宮參觀文物,齊齊戴上口罩和帽,在場內全程拖手,相當恩愛。離開時,曉明小心翼翼扶Baby下樓梯。



黃曉明(左)、楊穎(Angelababy右)

之後曉明單獨現身記者會,他笑說Baby去了嘆美食,並透露前天來台已吃了牛肉麵、排骨和香腸等美食,還與林心如、陳妍希等朋友聚會。談到即將當爸爸的心情,他說:「我突然有了新動力,十多年過去了或許有點疲乏,但當有新生命要降臨,又有了努力的方向和動力,未來希望多陪家人,不想留下遺憾。」撰文:葉綠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entertainment/art/20161206/19856103
曉明 做爸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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