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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我發起了一個讀書會。每個 月，讀書會成員會一起讀一本經濟學著作。剛剛過去的一月，我們揀了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為什麼我們的錢變薄了？》（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讀書會分享討論時，我問：「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是什麼？」大多數人答：「稅收。」當然，在香港這獨特的時空，也有少數朋友說：「土地收入。」稅收，從來不可 靠。遠的不說了，就看南歐諸國，稅率雖然夠高，不過漏稅的人更多。古代，官僚機器更加簡陋，要徵重稅又談何容易？其實綜觀過去二千年的人類文明，統治者最 重要的收入，是發行貨幣；越是揮霍無度的統治者，就越要依賴發行貨幣來埋單找數。貨幣多了，如果貨物一起增多，物價自然不變。不過，當太多的貨幣，追逐太 少的貨物，結果就會是物價的上升。物價持續地上升，那就是我們認識的通貨膨脹。由古羅馬到滅六國統一天下的秦始皇再到宋、元、明、清然後到今天的歐美和各 國政府，歷史說明統治者只要有機會，都想偷偷地多發一點貨幣，當見到物價升了，庫房不夠使用，又再多發一點貨幣，一直循環到系統承受不了通脹不斷加大力 度。走到最後一步，古代的結局叫改朝換代，現代版就是茉莉花革命。通脹令貨幣的購買力不斷削弱，製造了贏家，也有輸家。通脹的贏家，是有能力發鈔的統治 者，有能力借錢做槓桿的投機者，以及那些有能力從統治者手上拿到新銀紙借出去的銀行家；而通脹的輸家，就是那些老老實實去儲蓄，希望以勞力換取安穩收入的 打工仔。 通脹，是一種看不見的稅，是劫貧濟富的稅。通脹的日子越長，對社會文化的根本影響也越大。通脹鼓勵投機，卻懲罰殷實工作的人。不過在現實中，不是人人都會 投機。結果，這些放棄了工作的人，索性變成依靠社會救濟的政治動物。久而久之，社會上又多了一群靠政治投機為生的既得利益者。政府要安撫這一班人，要搞福 利，也要搞貿易封閉政策，結果，開支又大了，貨物卻更少。香港實行聯繫匯率，所以物價升跌，也是由美元的強弱主導。雖然香港沒有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但這 並不代表通脹帶來的財富轉移不存在。許多人理所當然地覺得，香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土地，甚至將所有問題都說成是高地價的後遺症。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高 地價只不過是通脹稅在香港展現的一種模式？高通脹下的輸家和贏家，也是高樓價高地價下的輸家和贏家。畢竟，高地價源於高租金，高租金背後的動力就是太多貨 幣追逐太少貨物。其實九九至○三年，美元強勢，這個模式被雪藏了好幾年。不過○八金融海嘯之後，美元又轉弱，忽然間，香港又回到從前的模樣，樓越升越炒， 越炒越升；庫房更加多錢到「使唔晒」。這些一切問題，都是源自貨幣被操控。可惜作為香港人，無奈是我們對這一切，一點影響力都沒有。 李兆富 時事財經評論員，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作者網誌：http://hkliberty.wordpres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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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pleung826.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_03.html
有朋友不明白中國的錢是怎樣來的, 其實這位朋友自己有一個不太肯定的答案想分享一下的,「全世界的錢不會多了的, 中國這幾年賺了很多錢, 其他國家一定蝕, 中國賺即美國蝕吧!」, 言下之意, 中國的收入一定是其他國家的支出, 整個世界就是一張 "balance sheet", 有贏家就一定有輸家, 所有金錢一定是平衡的。
這個問題實在是一個不簡單的問題, 不是一下子想得通的。我下意識覺得全世界國家的經濟活動不應該是此消彼長的, 腦內努力找尋創造價值的經濟活動例子作支持, 某國在賺取一分錢之時不一定代表有其他國家正在失去一分錢。
這個問題的討論應該相當有趣, 對修讀過經濟學的朋友應該很在行, 方向是提出一些創造價值的例子, 看看例子中金錢流向的總和是否大於零, 再將其類比開去就可以證明全世界國家不一定是此消彼長的經濟。
例子一, 富士康的工廠
眾所周知, 曾經是恒生指數成份股的富士康是 iphone加工場 , 採用廉價的中國勞工, 不難理解它的成本控制如何出色, 借富士康來說說工廠的管理智慧。假設一個工人要由頭到尾親手做一部手機出來要足足兩個星期的時間, 意思是這個工人要捍接電路板、做鍵盤、做外殼、測試、包裝等, 不只時間長, 工人所需要的培訓時間會很長, 出錯機會也很高, 要加快生產亦有很多限制, 在這個情況下, 要在一個月內生產100件 iphone就要50個熟手工人。
今天的工廠管理都已經把所有工序分散, 每個小組負責生產個別工序, 包裝的只會做包裝, 捍接電路板的不需要做外殼, 在這個情況下, 生產速度會大增, 所需要的工人又不一定是熟手工人, 工人出錯的機會大大減低, 連技術外洩的機會都減低 (蘋果不會把核心流程給同一個工廠製造, 以免技術外洩)。透過這樣的管理, 可能做一部 iphone分散成 5個不同組別的工人, 但平均每部 iphone製造出來的時間只需 1日。之前要1個工人做 14天, 現在就5個工人做 1天, 要在一個月內生產100件 iphone, 平均所需工人應該是15人至20人就足夠。
就是這樣, 透過工廠管理的智慧, 製造同樣的東西所需要的資源及成本就減少了, 盈利會到什麼地方呢? 就是企業家手中, 先不計算是中國人做還是美國人做, 單看這個工廠例子, 同樣賣5000元一部的 iphone, 成本可能由 2000元降至 1000元, 每部由賺 3000元增至賺 4000元, 在消費者完全沒有付出更多的情況下, 一些價值透過智慧在無中生有 "money created from the thin air", 證明一方賺錢不一定另一方賠錢的。只要透過商業轉型, 很多價值可以從中創造出來。
中國有13億人口及一塊很大的土地, 要在當中創造價值實在不是問題。鄧小平先生提倡將中國經濟轉型, 把大量農民的生產力釋放出來。從前, 一個農民借一塊田的生產力, 可能一年只能產生1000元的價值, 但轉了做工廠工之後, 一年可能產生10000元的價值, 輕鬆就能創造10倍價值。中國幾20年有多少農民作出轉型呢? 又有多少國民增加了生產力呢? 當中創造出數以10倍計的新價值, 這些價值都不一定是其他國家損失的價值。
討論過國家本土的經濟價值問題, 進而談多一點不同國家之間的問題, 當涉及到國家之間的貿易, 問題再會複雜一些, 包括兩個國家出入口貨品的平衡問題, 各國貨幣的面值定價問題。有關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問題, 在這裡又想多舉一個例子。
例子二, 兩國分工種植再作貿易
貿易就是一個國家贏而另一個國家輸嗎? 亦不然。記得 Charlie Munger 舉過一個例子, 就是有兩個國家在地球的不同地方, 國家 A的地理位置很適合種植稻米, 成本低廉, 而國家 B就很適合種葡萄, 壤紅酒, 又是成本低廉。如果要國家A種葡萄來出產紅酒, 可能要1000元一支的成本, 還要很難入口, 而國家 B 就只需要100元一支, 而且味道極佳。相反, 國家 B種植稻米的成本是100元一斤, 而國家 A只需要10元一斤, 還保證出產穩定。
聰明的經濟學家會怎樣做呢? 當然來一個貿易, 由國家 A專注種植稻米, 產量足以供應兩國, 因而出口平、靚、正的稻米到國家 B。而國家 B就用同樣方式出產一級便宜紅酒到國家A。就是這個雙邊貿易關係, 兩個國家同時降低了生活成本, 又提升了生活水平, 輕易做到雙贏。所以兩國貿易, 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存在此消彼長的情況。
貿易從來就是一個聰明的經濟遊戲, 結果應該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處理得而的話, 同樣不存在誰在賺、誰在蝕的問題。
至於貨幣問題, 從前大部份國家的貨幣都要透過黃金來支持, 如今都不用了, 大家見到美國要印多少銀紙出來都可以就知道。今天多數國家的貨幣都由債券來支持, 債券的價值又由國家的經濟狀態及其信用所支持, 亦即債券數量跟GDP的比例, 如果一個國家的GDP夠高的話, 理應可發更多債券, 亦即可以合理地印出更多銀紙。
因此, 高生產力的國家就有能力支持多些銀紙, 國民可以有多些錢可以花, 比其他國家多點購買力, 多點改善生活的能力, 過更好的生活, 一個國家可以單靠內需也可以發展得很富足, 不存在中國賺的錢一定是外國賠掉的。
中、美兩國近年來都有貿易差額, 中國出口貨物多於美國出口, 造成一個美國人在花費買東西, 中國就賣東西賺走美國人的錢這個現象, 美國就借些施壓要人民幣升值來削弱中國的出口能力, 又狂印銀紙令美元貶值, 完全在歪曲貨幣所代表的意義。這一招她對日本都用過, 要日元升就升、跌就跌, 完全將日本的經濟拖垮了20年之久。
美國要中國的低廉產品, 又不出口中國需要的高科技產品, 他們有東西又不賣, 又要指控人家向他們賣東西多於買東西, 完全超錯。難怪一般人都有這個錯覺, 覺得其他國家的衰退跟中國的掘起有直接關係。經常在想, 要是美國希望貿易平衡一點, 不如選擇多賣兩台戰機到中國吧。
「紮根」在我國最基層醫療服務前線的村醫們，正在經歷一輪嚴重的「水土流失」。
按照國務院辦公廳2011年印發的 《關於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指導意見》的要求，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26個省份結合各自實際情況，先後出台了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或實施方案。
一邊是更高服務水平和素質的要求，一邊卻是不對等的高風險、低收益。這群並不「名副其實」可稱為醫生的群體，在分擔著我國8.3億新農合覆蓋人群醫療需求的同時，卻掙紮在堅持和放棄的兩難之中。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新醫改背景下的存疑生存與工作狀況調查報告》中一項調查顯示，藥品零差價實施後，收入有減少的衛生室達98.2%，因藥物品種有限而不去村衛生室就醫的患者比例高達72.5%。
村醫的高風險、低收入還體現在醫療風險自擔、常年無休假、收入低等方面。各種不利因素疊加起來，使許多村醫選擇了放棄。
村醫流失令人擔憂
李釗畢業於河南省中醫學院，在其他同學毫不猶豫地跨入大醫院之門時，品學兼優的他，卻固執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成為了一名最普通的基層村醫。
成為一名好的村醫，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是李釗長期以來的追求和夢想。於是，十幾年如一日，他和所有同行一樣隨叫隨到。無論是嚴冬酷暑，還是白天黑夜，只要接到電話，他就會馬上背起藥箱，迅速趕往病人家裡。
即便是一些藥物過敏的病例險些讓他賠得窮困潦倒，即便是病人欠下的藥費單據可以堆積成一座 「小山」，他仍在堅持最初的夢想。2010年，他獲得「全國優秀鄉村醫生」這一殊榮。
然而，這個將近四十歲、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除了無日無夜拚命地為百姓看病賺取微薄收入外，只剩下一疊厚厚的賬單。在生活壓力之下，他最終還是放棄了。
如今，李釗已是擁有三四個分公司的公司董事長。每當回想起做村醫的辛酸和無助，他都感慨萬千：「我不想戴著榮譽之貌，卻過著無地位、無身份、一貧如洗的生活。」
這位全國優秀鄉村醫生的轉行背後，折射出的正是令人擔憂的村醫流失問題。村醫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等。
一件事故可致破產
記者獲得的一份《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告 （2011）》顯示，62.1%的受訪者從未遇到過醫療風險，32%的受訪者碰到過5次以下醫療風險，至少遇過6次醫療風險的佔5.9%。在遭遇過醫療風險的受訪者中，賠償金額平均為13759元。
今年6月3日，做了48年村醫的湖北省潛江市老新村村醫王華，迎來了他村醫生涯中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重大醫療事故。
當 天早上，一位中年男子來到王華的診所。經王華診斷，男子左腳大拇指紅腫伴有疼痛的原因可能是痛風。依照經驗，王華開了4克頭孢曲松鈉的靜脈注射，「皮試顯 示的是陰性，沒打到十滴，患者就開始嘔吐」，他立刻拔了針，注射了10毫克的塞米松鈉，此時患者呼吸猝停。老王又注射了腎上腺素，並做了緊急救助，但患者 始終沒有醒來。
死者家屬要求當場賠150萬元。在當地政府的調解下，最後要求賠償40萬元。但老王拿不出那麼多錢。
王華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因為村醫的衛生室是個體經營，賠償金額全由自己負擔，沒有相關機構負責。」
醫療事故自擔，很多村醫已習以為常。兩年前，黑龍江村醫李傑依照患者的症狀，開了一副遂化某藥廠生產的新綠寧口服液。患者服用後頭暈、噁心、嘔吐，送至衛生院搶救，他賠了患者家屬3000元。
李傑告訴記者，自己是按藥品說明書的指示給患者服用的，患者產生的症狀也可能是藥物質量問題，「我去藥廠討說法，藥廠負責人只說了一句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便再無音訊。」
收入微薄且無保障
王華想著，這次賠完錢，他就不打算幹了。家中還有幾畝地，足夠他謀生。
事實上，老王對自己幹了48年的村醫有些許失望。他沒有村醫養老保險，一直承諾的村醫每月700元左右的工資補貼，至今也沒見到。如今，王華的收入除了每次掛號的4元錢診費，就是每月以農民身份得到的55元補助。
除了微薄的收入，工作的繁重同樣構成村醫的巨大壓力。社科院調查顯示，村醫平均每月休息時間不到半天，如此繁重的工作，使村醫很難從事其他副業來增加收入。因此，如果不設法提高村醫的待遇，將很不利於村醫隊伍的穩定。
醫 事律師網醫學律師孫潤波告訴記者，「作為自由職業者的村醫，風險自擔是合理的。但風險自擔的同時，也應讓村醫自負盈虧，自己管理。但現如今，在縣衛生院管 轄下的村醫，失去了自我經營的權利。衛生院和村醫存在競爭關係，衛生院會將有收益的項目獨攬自身，讓村醫做沒有收益的事情。村醫因此處在不合理的狀態 中。」
「社會組織應該行動起來，比如成立協會。另外，政府亟待統一為村醫購買相關保險，一旦出了問題有保險給付，可以適當分擔風險。」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俞衛呼籲。
零差價後困境加劇
除了上述因素，基本藥物零差率制度則成為促使大量村醫改行的直接導火索。
《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告（2011）》顯示，基本藥物零差率制度給衛生室帶來的影響中，最明顯的是村醫轉行。
據一項零差率制度對衛生室收入影響及補償的調查顯示，零差率制度實行後，98.2%的調查對象年收入下降，平均降幅達50.3%，降幅在20%以上的佔89.81%。
另有數據顯示，接受調查的村醫在實行基本藥物零差價之前的人均年收入為24902元，之後平均為10444元。
社科院的調研顯示，新醫改政策，尤其是基本藥物制度執行後，基層醫療衛生體系顯得更加薄弱。《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瞭解到的來自河南、湖北、安徽等8個省份的村醫均反映，基本藥物制度的零差價讓他們更難掙錢了。
「未實行基本藥物制度之前，藥品利潤佔大部分，一個月大概能賺3000元。實行之後，每月只能拿到平均1000塊錢的醫療補貼和每月415元的基本工資。」湖北恩施村醫代表文慶華告訴記者。
醫療補貼，視門診量和基本藥物的進貨量而定，且發放時間不確切。到今年4月，恩施施行基本藥物制度已有8個月，但文慶華只拿到了兩個月左右的6470元醫療補貼和4個月1660元的基本工資。這是施行基藥製度之前文慶華約3個月的收入。
「304種基本藥物也不夠用，」黑龍江村醫代表汪洋說，「有些村子生活漸漸富裕，想用療效好的藥，但基本藥物中沒有。患者就會去鎮上的衛生院看病，導致我們患者流失，利潤也下降。」
除上述問題外，評論員黃國勝認為，政府應明確農村村醫身份，改革衛生人事制度，提升農村村醫的待遇水平，並且適當放寬農村村醫執業資質，給予特殊的政策保障以及傾斜。
朱恆鵬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按照目前中國的行政管理，將村醫納入事業編制，會導致行政管理失調。」他認為馬鞍山的農村醫療保障措施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解決之道，給農民醫療券，讓他們自行選擇醫生，醫生可憑醫療券換錢。
20年前創業時， 總是出現資金不足、一再增資的狀況，我想事前的計劃一定隱藏了重大缺失。為了抓出癥結，我仔細檢查了幾次創業計劃與實際執行的過程，我發現我在事前規劃 時，往往低估了支出的成本與費用，而高估了收入。這種差異，使整個創業計劃中的毛利變好了，單月平損的時間點提前了，累積總虧損的金額也變小了。總之，因 為這種估測心態上的差異，美化了創業計劃，也使我的創業執行經常捉襟見肘。
為什麼我會高估收入、低估成本?我發覺，我的樂觀、積極進取害事，因為我對新事物、新事業有興趣，所以「浪漫」地想做出一個可行的計劃，以說服我自 己採取行動，結果就出現計劃與現實的巨大落差。發覺這個問題後，我把心態更正為務必精準，所有的預測數字一定要一再檢查、反覆推估，希望計劃與執行能一 致，這就接近了預算編定的精準原則。
可是事後檢驗，精準度仍然不夠，執行與計劃還是有落差，當逆向的落差出現時，我還是面對著極大的危機。我開始思索如何做出萬無一失的計劃，以確保公 司經營的穩定。我開始設想最壞的情況，決定用最悲觀的心態試算財務，這就是我現在奉行不渝的反向高低估財務試算法。我把所有的收入都假設為最壞的狀況，如 遇 SARS、遇到大地震，生意變到最差;其次我把所有的支出，不論是成本或費用，儘可能從高試算。
真正的考驗這時才開始，因為我並不是故意要做一個不可行的計劃，接下來我傾全力去解決這些最壞的狀況。從組織結構的改組，經營策略的調整，到成本費 用的降低，再到擴大生意。如果我的努力得到可以讓我自己滿意的答案，我可以控制最壞的狀況，並且進一步改變最壞的狀況，並從財務試算中得到我可以接受的毛 利率，或者獲利可期，這時我真正得到一個萬無一失的計劃，我才會真正把計劃變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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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英宗一年成功改造南山人壽的祕密潤成控股入主南山人壽一周年後，繳出漂亮成績單，不僅成功標下北市世貿二館地上權，今年前七月還躍居壽險業獲利王。讓南山一躍而上的靈魂人物杜英宗，過去一年是如何讓南山谷底翻升？ 撰文‧許瀞文 去年八月，潤成控股正式入主，新南山人壽團隊首度亮相，副董事長杜英宗對外宣示，要重新擦亮南山人壽的招牌，三年內要和國泰人壽、富邦人壽並駕齊驅，五年內要成為壽險市場市占第一名；如今才一年的時間，杜英宗的承諾已經慢慢實現中。 日前，南山人壽公告前七個月稅後獲利七十三億元，遠高於國泰人壽的十三．二億元、富邦人壽的六十二．二億元。 根據壽險公會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各大壽險公司在新契約保費收入︵ＦＹＰ︶排行榜，前三名為富邦人壽、國泰人壽、南山人壽，其中南山較去年同期成長四九 三％，和去年八月潤成入主時還在市場第十一名相比，許多資深壽險人士驚呼：「南山回來了！」種種數字都說明，南山真的回來了！曾在金融海嘯大幅虧損四六○ 億元、二○一○年也虧損一二七億元的南山，似乎已經打底完成，預備迎接美好未來。 一度因股權交易不順遂、員工上街頭抗議而元氣大傷的南山人壽，為何能在潤成入主一年後繳出好成績？背後的靈魂人物，正是南山人壽副董事長、也是被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稱為「杜老師」的杜英宗。 策略調整 拉高銀保比重這位頭髮花白、已屆退休之齡的投資銀行教父，外資同業都敬他一聲「杜老」。在投行界打滾超過三十年的杜英宗，去年轉戰南山人壽時，還在外資圈 引起不小震撼，大家都在談論：「保險和投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杜老』能習慣嗎？」但身段柔軟的杜英宗，儘管在外資圈中評價不一，到了南山人壽後，確 實幫南山重返榮耀，他是如何做到？ 「他每天早上都是最早到公司、最晚離開的人。」一位南山人壽內部主管表示。自從接手南山後，這一年來杜英宗維持每天早上七點前進公司的紀律，下班時間可能會是晚上的十一、二點，幾乎每天晚上都和不同的銀行財管主管餐敘，讓南山在短時間內，順利打進銀保市場。 一位南山主管表示，在南山還是外商時，其實不重視銀保通路，但潤成新團隊入主後，南山調整成銀保及業務員雙軌並進，由過去和金融圈有好交情的杜英宗出面，一一拜會銀行高層；據了解，近一年來，所有大型民營銀行的高層都曾見過杜英宗。 而南山也端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躉繳商品在銀保通路銷售，「他們總是能比其他壽險公司給的預定利率高○．二％，客戶自然會選擇南山。」一位財管銀行主管表示。 商品利率高、加上杜英宗的人脈加持，因此南山今年上半年新契約保費收入九六一億元中，接近一半以上都來自於銀行通路。但也因如此，讓部分老南山的業務員略有微詞，因為銀行賣的多是「類定存式」躉繳商品，可能衝擊未來公司的獲利能力。 據了解，杜英宗私下和同仁曾正面回答這個疑慮，他當然很清楚保險的本意是保障，但類定存商品是目前低利市場的潮流，如果南山不順著這潮流走，很難在保險市 場中占有一席之地，「未來更沒有影響力。」勤訪營業處、聽基層的聲音一面帶領公司衝業績，但杜英宗也沒忘記安撫人心。尤其兩年前，南山業務員上街頭抗議的 畫面，還停留在許多人的心中，更是潤成團隊上任後必須盡快面對的問題。因此杜英宗一上任，就積極著手改善和業務員間的關係，穩定軍心。 「副董來之前，都會請身邊的特助先和我們約時間，剛上任時，他一個月曾經來三次，聽聽大家的意見和想法，讓大家有熟識的機會。」一位在台北通訊處的處經理提到。 或者，區域相近的通訊處處經理開會時，杜英宗也抽時間到場參加，盡量能在短時間內認識通訊處的負責人，了解第一線業務員的聲音。 過去，總和大老闆交陪的杜英宗，現在要放下身段和最基層的員工搏感情，「有些通訊處的設備沒那麼好，他也不計較，和業務員一起坐在板凳上。」、「他也和大家一起吃飯、喝酒，甚至會捲起衣袖說：『你答應我喝完這杯要帶進多少業績。』」一位中部通訊處經理表示。 過去因為南山人壽隸屬於美國ＡＩＧ集團，基層的聲音往往要繞道國外才能傳遞，時間耗費較久；但新團隊入主後，馬上不一樣，很多意見一表達，總公司立即就有反應。 例如南山人壽一直有「陽光日」的制度，是指周三的下午，內勤人員可以不用接聽業務人員的電話，目的在讓負責核保、理賠的人員能專心處理行政事務，但卻造成 業務人員些許不便。在走訪通訊處時，據說杜英宗一聽業務人員反映「陽光日」制度，認為不合理，就立即取消，讓南山的服務可以零時差。 賣出早期高利率公債 除了調整軟、硬體質，還得兼顧獲利才行，但保險是百年事業，獲利要能短期內改善，談何容易，但杜英宗還是努力完成。 「在○一年左右，國內發行的政府公債，有五成都是南山人壽購買的，帳上持有的債券部位是所有壽險公司最多的，利率至少五％以上，許多甚至八％、一○％。」一位南山人壽前高階主管表示。這些債券大多還留在帳上未賣出，如今，也成了南山獲利的最大寶庫。 過去，南山屬於外商公司，礙於國內法令限制，南山無法大量買入房產，只好去買國內政府公債，「那時本土大型壽險公司都去買房產，等看到南山獲利好才驚覺， 原來長期而言，買債券獲利不輸房地產，甚至更為穩定；但回頭跟著南山一起買時，市場利率已經往下走，獲利沒那麼好了。」根據保發中心的會員資料顯示，○六 年時，南山的可運用資金為一．一兆元，其中持有國內政府公債就高達五四七一億元，占了四七％；若保守以平均利率五％計算，不用做事，每年就可以坐收債券二 七三億元的配息，已然讓南山立於不敗之地。 當然，法令的限制讓如今各家帳上「寶庫」各有不同。國壽等大型公司坐收房地產的增值效益，但在金融資產的「未實現利益」上，南山就遙遙領先。截至去年底止，國壽帳上的未實現獲利為一○六億元、富邦有三○八億元，而南山帳上則有高達七○三億元，居同業之冠。 金融商品未實現利益居冠 南山計畫三年後上市，按︽證交法︾規定，必須要連續三年獲利，對南山人壽來說，無論景氣榮枯，只要擁有這座寶庫，就等於吃了獲利的定心丸。 而南山近一年的獲利，壽險界人士推估，得自這座寶庫的「庇蔭」比重當然也很高。 南山人壽財務長許妙靜表示：「有別於外商時期，債券投資都是長期持有，潤成接手後，會依市場狀況調整投資配置，在資產管理上更靈活，在調整過程中，賣出一 些早期建立的債券部位，也有買入新的金融資產，以建立未來獲利來源。」許妙靜指出，去年出售金融資產獲利約占總投資獲利的二二．七％。 這數字是多或少？壽險同業表示很難評估，一般壽險公司財務健全度看的是帳上未實現損益，「那才是決勝負的關鍵。」不過，瑕不掩瑜，歷經波折後，南山人壽確 實逐漸聚集人氣，走出陰霾，過去曾經引領業內風騷的業務員大軍，也逐漸回籠，目前已有三萬多人，幾乎完全回到出售之前的水準。在杜英宗的帶領下，入主之初 的支票正在一步步兌現，南山是否真能重返榮耀？令人期待。 杜英宗 出生：1947年 現職：南山人壽副董事長 經歷：花旗環球台灣區董事長、美國高盛公司紐約總部副總裁學歷：哈佛大學企管研究所、 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 南山帳上未實現獲利703億元居同業之冠對未來上市之路助益大 單位：億元2009年稅後損益 2010年 稅後損益 2011年 稅後損益 2012年前7月稅後損益 2011年底帳上未實現獲利 2011年底國內債券投資金額國泰人壽 26 -65 4.5 13.2 106 1921 富邦人壽 108 66 101 62.2 308 4015 南山人壽 105 -127* 35 73 703 6271 註：*計算年度從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共13個月。 資料來源：金管會及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 ||||||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是一塊分外難啃的骨頭，從其最初被提出至今已逾十年，方案仍遲遲未出，今年仍然可能「難產」。
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鏗鏘有力地表示，在本屆政府任期最後一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
隨後，國務院常務會議將「制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列於2012年要完成的七項主要任務之首。方案牽頭制定者國家發改委出台《關於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抓緊制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
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今年5月，發改委代表國務院，曾拿出與全國人大會商的方案版本，原擬6月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討論， 「下半年有望出台」。但最後此方案未能得到討論，原因是其涉及多部門切身利益，國家發改委仍在反覆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另外，會議議程緊湊，沒有足夠的時間 討論此方案。
剛閃露的曙光迅速黯淡下去。
看過最新方案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由於阻力非常大，該方案反覆協調、修改過多次；現在的方案內容「比較鼓舞人心」，但和老百姓的期望可能還有較大差距。
即便總體方案出台，是否就能有效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現狀？多位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人士均表示不樂觀。「收入分配問題到今天這個地步，『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一位參與方案討論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本屆政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但可以出台總體方案，給下屆政府指引方向、鋪平道路。
拉鋸戰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案早在11年前就已經著手，最初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負責，後改為國家發改委牽頭。
一位長期進行收入分配研究的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早在2001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就設計出了總體方案，但是由於涉及面太寬，當時的方案被無限期擱置。
此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轉交給國家發改委。具體落實部門為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其它參與部委包括，人社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國資委、商務部、農業部等。
2004年開始，發改委醞釀改革方案，2007年起多次徵求專家意見。一位參與方案討論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最近一次討論是在2012年4月，發改委舉行小規模徵求意見討論會。此前一次向專家徵求意見是在2009年底，當時一度傳出分配改革方案將出台的消息。
發改委當時透露，方案已上報給國務院，中央表態要對方案進行修改。但此後便歸於沉寂。「方案制定和修改工作一直在進行，並沒有停頓」，上述參與方案討論人士稱。
一位參與方案制定的部委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這是一個概述性總體方案，「主要是指導性文字」，包括指導思想、現狀描述、目標、基本步驟、主要政策、組織領導等幾個部分。
其基本原則是：抑制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解決收入分配當中存在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壟斷部門收入過高、資源價格不合理帶來的暴利、政府部門權力過多地干預經濟帶來的部門利益等。
上述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每個具體問題有一小段文字加以簡單闡釋。比如，在如何解決壟斷問題上，提到規範高管薪酬、保持壟斷企業內部合理差距等內容，不過，「沒有更細化的措施」。
難點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涉及面非常廣，既和收入分配體制本身不健全相關，也跟社會體制及經濟發展方式不合理相關，需要多方面深層次的改革。
方案多次提交又不斷被退回要求修改的重要原因在於，涉及的各個部門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研究員、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對財新記者介紹，發改委是方案牽頭者，彙總各部門意見，對具體內容統籌規劃；其他部委各自負責提出相關領域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建議。
具體而言，人社部主要從各類職工工資分配、保險福利角度來就職工收入分配提出建議。財政部從財稅體制改革角度建議：新收哪些稅？怎麼對低收入者 實行稅收減免？如何對高收入者加大調節力度？對國有壟斷企業的稅後利潤怎麼調節？國資委對國企薪酬分配、工資分配如何加強監管，使其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等提出建議。商務部側重怎麼在外資合同中更好保護外向型企業勞動者的權益，改善外向型企業收入分配等提出建議。
取得一致性意見的重要阻礙是如何調節壟斷行業收入。多位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關於要不要「調節壟斷行業高收入」，相關部門尚持反對意見。 「反對的理由是，那不是壟斷企業，因為有競爭」，一位知情人士稱，「如果被定義為壟斷企業，下一步就是找出哪些是壟斷企業，這對他們來說很被動」。
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分配改革方案裡涉及到的國企紅利上繳問題，也遭到相關部門反對。他說，國資委未必要阻礙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但作為整個國企的利益代表來說，需要他們反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魏眾認為，調節收入分配對經濟究竟會產生正面還是負面影響還看不清楚，這也是決策層難以下決心的原因。「控高」 方面，如果對富人徵稅過重，導致富人投資收益減少，富人或將資產轉走，或者減少投資，致使整體社會投資下降；「提低」方面，基本工資制度如果建立，將對勞 動者積極性產生抑制，「特別是會影響高收入群體的積極性」。
參與方案討論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今年4月的討論會上，發改委提出一系列問題讓與會專家討論。這些問題包括：壟斷行業收入到底高不高，應不應該 調節，應該怎麼調節；個稅3500元起征點到底合不合適，還要不要再提高；遺產稅要不要徵收；如何整頓初次分配秩序，等等。決策層對收入分配改革難以下決 心，顧慮也主要來自上述幾方面。
先易後難
雖然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遲遲難以出台，但很多阻力較小的相關措施一直在逐步推進。「能看見以前討論的方案裡涉及的多項內容，現在已經在做了」，魏眾對財新記者稱。
多位參與方案討論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收入差距過大是長期問題，不可能一下全部得到解決。決策層的思路是，先解決老百姓最關注、最突出的問題。 這包括壟斷部門高收入、公務員和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差距、城鄉收入差距、灰色收入等問題。「其中，『提低』相對容易，在漸進式改革中就先得到實施。」
已經出台的措施主要致力於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蘇海南告訴財新記者，中國低收入群體主要包括農民、城鄉貧困居民、企業退休人員和低收入工薪勞 動者四部分人；已出台措施覆蓋了除低收入工薪勞動者以外的三類人群。具體措施包括：對農民實行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直接增加農民收入 為目的的補貼；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教育「兩免一補」等。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認為，各種對農民的補貼使得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從中獲益，使其收入快速增長，有效縮小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
一位方案參與者評論道，過去的改革推進了較容易推進的措施，「最難的留在了最後」。
拐點難期
中國收入分配現狀如何？收入差距擴大是否到了危險階段？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收入分配差距由擴大到縮小的轉折點——庫茲涅茨拐點是否已經來到？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估算，2002年衡量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為0.45，2007年上升至0.48，2007年至今收入差距處於相對穩定狀態。按照國際衡量標準，基尼係數在這個水平表示收入差距較大。
中國官方有兩個基尼係數，將城鎮和農村居民分開測算。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農村居民基尼係數為0.3897，較2002年的0.37上升近兩個百分點；2011年中國城鎮居民基尼係數為0.34，較2002年的0.32上升兩個百分點。
官方統計的農村和城鎮基尼係數在近10年來漲幅雖然不大，但學者較為一致的觀點是，這並不意味著收入分配差距趨於緩和。
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庫茲涅茨判斷，收入分配不均現象，隨著一國經濟增長先上升後下降，即「倒U型」曲線關係。收入分配差距由擴大到縮小的轉折點被稱為庫茲涅茨拐點。一般來說，劉易斯拐點到來會導致庫茲涅茨拐點的相繼到來。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中國在2004年跨越了劉易斯拐點。2004年以來，中國普通勞動力短缺現象普遍化，工資水平持續大幅度提高。按照庫茲涅茨的理論，在這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上，各種力量都傾向於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但蔡昉認為，庫茲涅茨拐點在中國還遠沒有到來，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在常規的收入所形成的差距顯示某種程度緩解傾向的同時，包含灰色收入在內的全部收入所形成的差距仍呈持續擴大勢頭」。
李實告訴財新記者，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化趨勢確實有所放緩，但城鎮內部的實際收入差距在加速擴大，「未來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趨勢並不令人樂觀，一旦經濟增長下滑或長期衰退，過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對社會不穩定的影響會更加凸顯」。
馬建堂也承認，城鎮高收入階層不經常記賬，而且灰色收入也不會記到賬面上，城鎮基尼係數被較大程度低估。
收入分配不公不但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還成為調整中國經濟結構的重要不利因素。
世界銀行剛卸任的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今年6月回國後，多次提及改革收入分配製度的必要性，認為這已成為目前中國 面臨的最大問題。他認為中國收入差距擴大源於1979年開始的市場轉型。雙軌制轉型方式一方面繼續對重點領域提供暫時性保護，另一方面向私人企業和外國直 接投資開放勞動密集型領域。「這使中國實現了穩定和快速增長，但也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
林毅夫認為收入不平等成為中國內外部經濟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動投資以及生產能力的增長，卻壓制了國內消費。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是中國未來五到十年內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他稱，收入分配對經濟影響非常大，未來五到十年中國是否會出現硬著陸的風險，與現階段將採取什麼宏觀政策有很大關係。
不要期望太高
即便方案能出台，多大程度上能改善收入分配？人們並不看好。
美銀美林大中華區經濟研究部主管陸挺擔心，大而化之的總體方案可能沒有可操作性，「要防止看起來像是要改善收入分配，但實際上卻起到相反的效果，惡化了現狀」。
蘇海南告訴財新記者，作為整體指導規劃，方案不可能很細。除了總體方案，還需要有相應的法規、政策、制度多方面的有效配合，和各方面共同參與，經過相當長時期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成效，「指望這一個方案出來，所有的問題就得到解決，是很幼稚的想法」。
而且，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不具備法律強制性，只是為各部門和地方進一步按總體方案的基本要求，去制定解決本部門、本地區分管領域收入分配問題的政策提供基本依據。
收入分配改革能多大程度拉動消費？張智威認為，除非是改革能真正擴大中產階級人群，「如果沒有一個中產階級，難以有效促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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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打深一口井，是進入職場修煉的第一堂課，那麼，進階下一關要累積的實力，則是在一方池塘裡，什麼魚都要能撈進網的本事。 能不能通過這一關考驗，決定你的職場生涯是在基層主管位階就打住，抱著「萬年科長」獎牌退休養老；還是具備將才基因，朝獨當一面的高階領導人下一站邁進。 房仲業資歷二十年的台灣房屋青埔領航店副總范瑀芳，專科夜校學歷的她，二度就業進入這一行。七年前，她就跨越擔任店長的門檻，但去年，她填的卻是比月薪近五十萬元的馬總統，金額還要高的「元首級」個人所得稅扣繳憑單，原因即是，她撈到了游進池塘裡的特大魚。 攤開去年戰績表，排在最前頭兩筆，分別是成交金額四億元、三億元，比台北市仁愛路帝寶豪宅還高價的土地，交易對象分別是桃園建商和新加坡外資。對房仲店頭 來說，這樣總價億元級的成交物件，在北部地區一百件占不到一件；房地價遠低於台北的中南部，一千件也不一定找得到一件。 瓶頸：小池塘釣不到大魚菜市場肉販，連五千元也要殺價 就算天生好手遇到吉星高照，也擒不來迎面而來的兩條大魚，更何況大魚不是天天有。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小說《老人與海》，老人與大魚搏鬥的關鍵時刻之前，整整八十四天沒捕到任何一條魚，但老人總說，「走運當然是好，不過我情願做到分毫 不差，這樣，運氣來的時候，你就有所準備了。」 小說描寫，老人指的分毫不差，指的是他把掛著魚餌的釣索，垂得比任何人更直，這樣，在灣流深處的不同深度，都會有一個魚餌剛好在他指望的地方，等著游動的魚群來吃。而別的漁夫則讓釣索隨海流漂去，有時釣索只垂到海平面下一百尺，自己卻以為在兩百尺深處。 和這位老人一樣，范瑀芳也在桃園中壢這一帶的房地產市場池塘裡，有步驟的在各角落布下魚餌。 一開始，她的獵物是買一百多萬元房子、連五千元也要殺價的中壢菜市場肉販，成交三筆物件，也抵不過同行在台北做一個案子的績效，小池撈不到大魚，因此，頭 三年摸熟中古屋交易流程之後，她一度曾轉戰土地開發公司，學人家怎麼交易農地、建地。然而，小公司雖靈活，但缺乏教育訓練和可長可久的團隊戰力。 兩年後，她再回原店復職，大家仍原地踏步搶中古屋物件，范瑀芳卻是店裡第一個能賣千萬農地、替客戶規畫節稅的業務員。五年前，公司到高鐵桃園青埔站開分 店，她主動舉手去墾荒，開始接觸到指名重劃區億元土地的大咖投資客，前年，經過十八載努力，終於結出億元級成交物件的美好果實。 如今，有近二十家房仲店頭進駐的青埔特區，已是大桃園房仲業一級戰區，「剛來的時候，標示地籍的界牌，散落在舉目看不到一片圍牆的雜草堆，」「開車繞三 圈，常常還找不到地主的那塊地，光公司印的地籍圖，就畫爛十多張。」帶著墨鏡，開車熟練的再來個大迴轉的范瑀芳，如數家珍指著特區內土地，哪一塊上個月成 交，哪一塊又是創了當地最高價行情。 改變：墊高專業門檻熟記各土地法令，什麼物件都能賣 《商業周刊》二○一二「王者大獎」決審面試現場，評審們最好奇的，也是聽她談經手過的物件，從中古屋、店面、農地、工業用地、重劃區，甚至高鐵特區，什麼物件都能賣。 這個本事，就連一位來自房地產同行的評審也半信半疑。因為以農地為例，要有處理家族共同持有的協調能力；投資客偏好的商業用地，必須具備對投報率變動和政 策走向的敏感嗅覺；工業用地除要搞懂土地分區，以及各別工業區還有不同的限建高度等規範，甚至牽涉公司債務設定抵押等法院流程。因此，如百貨公司般賣房地 產物件，並不是每一個資深業務員都辦得到。 評審抽考她，高鐵特區容積率和建蔽率的規範各是如何？「住宅區是（建蔽率）五○％、（容積率）二○○％，今年七月，政府對大面積開發提供獎勵，兩千平方公尺、五千平方公尺、一萬平方公尺都不同，還有綠建築獎勵……，」她不假思索的對答如流。 顯然，范瑀芳的基本動作到位，也才能布餌布得準，沒有因為經手大案或自認見多識廣，顯露出職場老鳥常現的流氣，因為，這些像是毛線團，與時俱改的土地法條和建築規範，她不但每週追蹤，並備份在大腦這顆硬碟裡，還現場實地演練。 行動：專挑難的任務做花九個月跑公文，只賺六萬仲介費 她曾經手中壢市中心一塊處理起來極為費事的畸零地：二十六坪土地委售總價才一百六十八萬元，位處路沖不打緊，空地被搭棚占用，地上有電線杆、台電電箱、電 信設備和路燈，還有誤占私有地的排水溝。這樣的物件，已是熟手的她看一眼便知，一個地上物就是一個主管機關，得先一一行文跑公文，把地上物處理乾淨，才會 有買方願意接手；而且像管水溝的市公所工務課等機關，又是她從沒接觸過的，絕大多數業務老鳥，是不會花時間在這種沒有營養的小案上。 不過，她肯耐煩，前後跑了十幾份公文、前去縣府調地籍圖，光處理水溝就鑑界兩次、會勘三回，每次都花去大半天時間，九個月之後終於成交結案，「仲介費用一 共才六萬六千元！」她指著影印留存的發票上金額，工務課、台電等承辦人員，以及當地兩位里長的行動電話，也都還保留在這份資料匣上。 她知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白繳的學費，接同事不玩的案子，正是最佳練功的機會，「就像買房子幾千元都要計較的肉販，這種客戶難搞定，但卻也讓我學到最多。」揚起爽朗的歐巴桑笑容，她感謝曾讓她吃盡苦頭的客戶。 范瑀芳所在店的店長王桂圓觀察，許多職場老鳥後來戰力無法持續，就是因為自滿於小有局面的現況，逐漸失去對市場的敏感度，以及和顧客之間的熱度；基本功生疏不自知，出手失準頭卻歸咎手氣背，但市場景氣一定是上上下下，幾波循環之後，最先淘汰的就是這批人。 至於范瑀芳則是難得在歷經長期景氣循環，最後仍能生存下來，還越來越拔尖，這除了和她習慣接受挑戰有關，也具有一種級數到這裡的頂尖業務，那種拿掉上下班界線、把客戶當朋友、從替朋友著想角度出發的態度，因為感受到「被朋友需要」，能量便源源不絕。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是形容高手過招，第一時間勝敗已決。要在職場的池塘釣到大魚，除了餌要布得準，魚上鉤、浮筒下沉一瞬間，也要抓準時機適時抽竿，太快，會把魚兒給嚇跑；太慢，魚餌就被吃光光。 用這樣比喻，范瑀芳絕對是釣魚高手。二○○八年金融海嘯，房地產市場交易近乎停擺，范瑀芳利用這段交易清淡的空檔，上婦產科診所進行例行檢查，不過二十分鐘問診時間、一百五十元的健保掛號費，卻換來六千萬元成交大案，羨煞所有業績抱蛋的同事。 成就：精準看出客戶需求二十分鐘接觸，十天後成交六千萬 成交過程是這樣的，這位第一次打照面的婦產科醫師，隔週看到馬路邊范瑀芳掛的農地出售看板，自動打電話給她，詢問這塊地狀況，從看診到結案，前後十天結案收佣。 這樣的銷售本事，外人看起來很「神」，但范瑀芳分享，她只是更願意傾聽、觀察。由於當天她是穿著印有公司品牌的制服就診，醫生問完診，順口提到先前在青 埔、中壢買的幾塊農地，「這幾塊地你覺得該不該繼續抱？附近最近行情怎麼樣？」「是有想把農地變更蓋安養院啦，也在看市中心有沒有適合開醫院的 地⋯⋯。」 「他有沒有可能變成你的客戶，關鍵在於你怎麼接他的話？」范瑀芳說，一樣的情境，資淺的業務員可能只是「喔、喔」兩聲，就接不了話，因為他可能根本不清楚 對方說的那幾塊地，確切的位置在哪裡？最新的成交行情如何？接下來當地有沒有大型公共建設要動工？但是這一點都難不倒她，只見那位醫生一面聽，一面點頭如 搗蒜，「醫生這樣高資產的客戶，接觸過的業務員太多了，他為什麼要找你，除非他服你。」 她分享，事實上，像這樣的場合，不可能拿出商品目錄談業務，最重要的是聆聽，聽出對方問題背後的需求。例如，醫生買農地，當然不是拿來種菜，那如果也不是 炒地皮，會是什麼？從這個問題點切入、接話，「你若能聽出他沒說出來的需求，對方便會認同你。」這樣行銷於無形的火候，是經過無數次挫折，范瑀芳領悟出的 心得。 《老人與海》中的老人，在沒有捕到魚的日子，面對一望無際、寂靜無聊的大海時，心裡想的是：「一個人在海上絕對不會孤單的。」因為老人認為身邊遇到的一切 事物，像是大海、魚群、飛鳥、風等，都是他的朋友，他都以親切的態度來接受，隨時保持開放的心態，是讓大魚願意上鉤，必要的修為。 【延伸閱讀】范瑀芳的精密碼過去10年轉戰3家分店，開疆闢土掌握新竹以北20處工業區和重劃地交易動向20分鐘開發出6,000萬元土地的買方客戶 【延伸閱讀】「精準力」養成三心法 關卡：為什麼我總是賺辛苦錢？ 心法：你沒看到的，是頂尖工作者的基本功。 關卡：為什麼同事隨便聊個天就有好績效？ 心法：既不聽對方說，也不懂得接球，當然常落空。 關卡：為什麼做不贏人而且還先喊累？ 心法：只顧解決眼前問題，會缺乏宏觀角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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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個多月，樓市持續升溫，梁 振英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包括「港人港地」，企圖令樓市降溫。過去幾年，曾蔭權政府嘗試透過收緊按揭和徵收額外印花稅，從削減需求方面去遏止樓價繼續上升。 梁振英政府則從供應方面着手，希望透過增建公營和私營房屋，令市民相信政府有決心遏抑樓價，不會盲目高價入市。 過去幾年樓價大幅上升，主 要原因是市場資金氾濫，息率超低，大量資金流入樓市。剛好近五年房屋供應不足，每年平均少於一萬個單位落成入伙，在需求大增而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樓價又怎 能不拾級而上？現時的樓價水平，其實已脫離一般家庭的負擔能力，只不過按揭息率仍處於超低水平，才令供樓支出佔收入比重低於五成。未來幾年，當息率上升， 本地經濟轉弱，到時一般家庭實在難以負擔如此高昂的樓價。過去30多年，香港樓市經歷過兩個大周期，現在正處於第三個大周期的最後階段。上世紀七十年代 初，香港股市進入瘋狂狀態，之後股價急挫，由高位1,700點以上下跌至150點，跌幅超過九成。加上油價颷升，出口大減，令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大幅上 升。到1976年經濟復甦後，當時中小型住宅單位平均呎價是298元，而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是1,450元。每月收入可以購買4.87呎樓面。若要購買一 個500呎單位，需要103個月（即八年多）的收入。之後幾年通脹加劇，樓價持續颷升，到1981年平均呎價升至1,058元，五年間升了兩倍多，每年平 均升幅接近30﹪。以當時的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3,080元計算，只可以購買2.91呎樓面。要購買一個500呎單位，需要172個月（即14年多）的收 入。
1981年樓市爆煲後，樓價在三、四年間大幅下挫一半，到1984年平均呎價不過589元。以當時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 4,508元計算，每月收入可購7.65呎樓面；購買一個500呎單位，只需65個月（五年多）的收入。樓價自1985年回升，輾轉上升至1997年，平 均呎價高見6,170元。以當時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18,300元計算，只可認購2.96呎樓面，情況類似1981年。之後樓價持續尋底，到2003年低 見1,854元一呎，以當時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15,000元計算，可以認購8.09呎樓面，情況類似1984年。自2008年底開始，樓價輾轉上升近四 年，累積升幅近一倍。現時樓價已突破九七年高位，以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大約21,000元計算，只可購買不足3.3呎樓面。倘若樓價再上升一兩成，而家庭 收入又沒有顯著升幅，到時便出現類似1981年及1997年的情況，一般家庭要花14年收入才可以購買一個500呎單位。對上兩次樓市高位（即1981年 及1997年）相距大約16年。現在距離1997年高位約15年，倘若今次樓市周期與過去相若，樓市在未來一兩年，隨時會爆煲。而每次當樓市見頂回落之 際，剛好又有大量新建單位落成，加速樓價下滑。現在還以高價搶樓的小市民，日後恐怕會損失慘重。
林本利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du.hk）作者網誌 - 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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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Apple Inc.，NASDAQ: AAPL)不僅是開發產品的天才、創新商業模式的天才，同時也是避稅的天才。
其年報顯示，在截至今年9月底的2012財年，蘋果以557.6億美元的全年稅前收入，僅繳納了140億美元稅款。其中，122.6億美元支付美國聯邦稅，10.6億支付美國的各州州稅，支付海外稅款的僅7.1億美元;綜合計算，總稅率僅為22%，遠低於聯邦稅率。
按照美國稅法的規定，對於蘋果這種年營收規模超過1833.33萬美元的公司，大部分的營收應適用35%的聯邦稅率。
秘密在於，蘋果稅前收入中的三分之二被算在海外分公司賬上。這部分收入只要不匯回美國，就不需要在美國納稅。據測算，蘋果海外收入的稅率只有3.3%，大大拉低了整體稅率。
為了實現這種避稅魔術，蘋果利用了美國的稅法漏洞和海外不同國家之間的稅法差異，從而做到「在有關稅率最低的地方交相應種類的稅」。
避稅魔術
蘋果絢麗的避稅魔術被戲稱作「愛爾蘭荷蘭三明治」，因為其手法主要是在兩家愛爾蘭子公司和一家荷蘭子公司之間騰挪，就像兩片面包夾著一片奶酪的三明治。
為了吸引投資解決就業，愛爾蘭的企業所得稅非常低，只有12.5%，遠低於美國和其他歐盟國家。蘋果在愛爾蘭設立蘋果國際銷售公司(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下稱「愛爾蘭銷售公司」)，負責接收除了美國以外地區的所有銷售收入，享受愛爾蘭的低所得稅稅率。
但相比一些稅率極低的「避稅天堂」，愛爾蘭的所得稅還是高，為了儘可能地少繳所得稅，蘋果要把大部分營收以成本最低廉的方式轉移到避稅天堂去。
愛爾蘭恰好又提供了向避稅天堂轉移營收的獨特通道。根據愛爾蘭獨特的稅法，即使是在愛爾蘭註冊的公司，只要其母公司或總部設在外國，就被認定為外國公司。於是，蘋果在愛爾蘭又設立了一家蘋果國際運營公司(Appl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下稱「愛爾蘭運營公司」)，其總部則設立在著名的避稅天堂——加勒比群島。由於愛爾蘭運營公司是外國公司，它把收入匯到總部不需要向愛爾蘭繳稅，幾乎是零成本。
廉價的收銀機已經設好，通向避稅天堂的渠道也已打通，現在要考慮的是，怎麼把愛爾蘭銷售公司的銷售收入便宜地轉到愛爾蘭運營公司。
直接轉，要繳愛爾蘭所得稅，划不來;好在歐洲的另一個國家可以為這個關鍵的轉移提供跳板，那就是荷蘭。
蘋果在荷蘭設有一家子公司——蘋果歐洲運營公司(Apple Operations Europe，下稱「荷蘭運營公司」)。與愛爾蘭不同，荷蘭稅法以公司註冊地而不是總部所在地來認定公司的國籍，所以蘋果在愛爾蘭與荷蘭的3家子公司在荷蘭都被認定為歐盟的公司。愛爾蘭和荷蘭都規定，歐盟成員國公司之間的交易，免繳所得稅。
橋樑也已經架好，現在的問題是：在這3家關聯公司之間，並不存在實際的銷售活動，怎樣實現交易呢?
分析人士稱，蘋果選擇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但又很值錢的交易品來充當轉移收入的媒介——知識產權。
當美國以外的蘋果用戶在iTune市場上點擊購買一首歌或者一個軟件的時候，蘋果美國公司就把其所擁有的知識產權資產——也就是iPhone、 iPad等硬件終端和iTune等軟件所提供的服務——轉移到愛爾蘭運營公司，而用戶所支付的現金則進入愛爾蘭銷售公司的賬戶。由於實現這一銷售必須用到蘋果的知識產權資產，因此愛爾蘭銷售公司就「需要」向愛爾蘭運營公司支付知識產權專利使用費。愛爾蘭銷售公司通過荷蘭運營公司的中轉，將銷售收入以專利使用費的名義轉到愛爾蘭運營公司，最終轉到加勒比群島上的總部。錢一旦進入那個避稅天堂，就無法再被任何監管機構監控到。
在整個收入轉移過程中，只需要繳納荷蘭低廉的交易稅和部分愛爾蘭低廉的所得稅。
另外，蘋果年報還披露，除上述3家歐洲的子公司外，蘋果在美國也有一家註冊在內華達州的子公司Braeburn Capital, Inc。由於內華達州不徵收公司所得稅，讓該子公司彙總公司營收並進行投資，可以使部分投資收益避免向加州繳納8.84%的所得稅。
人人都吃三明治
其實，蘋果使用的避稅策略在美國大公司中並不少見。早在2010年，就有媒體報導過谷歌等公司在通過「愛爾蘭荷蘭三明治」將營收轉移到避稅天堂的做法。過去兩年，標準普爾500指數成份股中的71家高科技公司——包括蘋果、谷歌、雅虎和戴爾等——在全球範圍內繳稅現金稅的比例平均比非高科技公司低三分之一。
紐約聖約翰大學會計系的助理教授孫佳麟告訴本報，美國公司所使用的上述國際會計策略在專業上被稱為轉讓定價(Transfer Pricing)，指的是關聯企業之間通過銷售貨物、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等定價巧妙的交易，進行資金的轉移。
一名會計專業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在跨國經濟活動中，利用關聯企業之間的轉讓定價進行避稅已成為一種常見的進行稅務籌劃的方法。其實現的原則是通過各種交易將利潤向低稅率國家轉移。
在具體操作時，高稅國企業向其低稅國關聯企業銷售貨物、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時制定低價;低稅國企業向其高稅國關聯企業銷售貨物、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時制定高價。這樣，利潤就從高稅國轉移到低稅國，從而達到最大限度減輕其稅負的目的。
「蘋果在美國進行大部分的研究。其主要僱員大多數是在美國。其54%的長期資產、69%的零售商店、39%的銷售額都在美國。」美國非營利機構 「稅收分析師」的首席經濟學家沙利文(Martin Sullivan)在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國轉讓定價規則是篩子(讓稅收都漏走了)。」
沙利文稱，如果沒有相關的避稅策略，蘋果2011財年應繳納聯邦稅稅額可能增加24億美元。
至於利用免稅州註冊公司來避稅就更加普遍。著名的註冊地址特拉華州威明頓的1209 North Orange Street那幢一層不起眼的小樓裡註冊了包括谷歌、通用汽車、福特、美國航空等超過28萬家公司或子公司。唯一吸引這些大公司的就是特拉華州獨特的法律和稅務。
孫佳麟說，其實美國這樣的稅務漏洞由來已久，美國的稅務機構IRS對此也瞭如指掌。他們曾督促國會立法，但國會議員們並沒有多大動力去做這件事。因為即使這些公司稅率偏低，它們仍是所在州的納稅大戶，無論是州還是聯邦政府，都從中受益。即使立法填上這個漏洞，美國還有其他的相關稅法限制，最後美國政府並不一定能收到更多的稅。(第一財經日報 周佳 楊倩雯)
任何一個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的第一階段，進入了中等收入之後，都要面臨轉型問題。所謂轉型即是製造業從技術含量低、勞動生產率低的狀態，上升到技術含量高、勞動生產率高的狀態，進入工業化的第二階段。伴隨著這種轉變，經濟體內許多結構都要發生根本性變化，如農業、服務業的比重，就業的結構，產業鏈的轉化，乃至商業文化等。
製造業要轉型升級，一要有壓力，二要有動力。壓力在於，如果不轉型，企業就難以生存；動力在於，如果轉型了，會有更好的前景。製造業升級的最主要壓力來自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其動力來自仍在擴張的市場前景。
當製造業進入升級階段，必然出現的情況是，增加資本支出，提升技術，減少勞動力，特別是中低端的勞動力。此時，勞動力的主流市場如供大於求，勞動力的成本就難以持續上升，製造業升級的壓力就會減弱。
同樣，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下，任何一個國家都面對國內與國外兩個市場。如果升級後製造業的產品，能處於一個擴張性的市場中，製造業就有升級的動力。
在目前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製造業升級所需的擴張性市場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要擴張，居民的真實收入與消費就必須不斷地增加。
一國經濟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就在於伴隨著製造業升級而出現主流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失業隊伍不斷擴大，居民收入無法提高，始終處於中等水平。此時，如果還有通脹，居民的真實收入還會下降，進入惡性循環。這就是拉美有關國家在轉型中所面臨的困境。
反觀中國經濟，自2010年以來，製造業就進入這一轉型升級的過程。我們確實看到珠三角、長三角等加工製造業中心已有相當多的低端企業減產或關閉。然而，儘管如此，佔就業人口超過80%的中低端勞動力市場並沒有感覺到供大於求，反倒是供不應求。正是這種供不應求，推動了中低端勞動力的收入以高於名義GDP增長的速度增長。
這說明中國經濟在進入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開局良好。在宏觀經濟穩定下，收入增加——消費增加——消費服務業擴張——就業需求增加——收入增加，這樣的循環是可以良性發展下去的，使中國從「中等收入」上升到「高等收入」國家。因此，中國經濟轉型的良好開局能否持續，就在於中國經濟是否存在一個穩定的宏觀環境。
對穩定宏觀環境的破壞，有兩大因素：一是外部衝擊。歐債危機帶來的衝擊已大部分顯現，並未對我們的宏觀經濟造成實質性的破壞。即使未來歐洲經濟進一步惡化，對我們的影響應是有限的。未來國際上可能的衝擊是日債危機或美債危機、美元危機。即使發生，前者的衝擊應更小於歐債危機，後者的危機近期應不會發生。二是通脹。歐美經濟在二戰之後能夠享受20多年的黃金期，宏觀背景就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嚴重的通脹。一旦通脹嚴重，銀根緊縮，經濟正常的增長就受到抑制。
中國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有嚴重的通脹。這主要是由於全球的資源市場相當長時間內已進入熊市。目前中國工業企業的成本結構，大體上是原材料佔60%-70%，勞動力成本佔10%-20%，其他佔10%-20%。如果原材料成本穩定，勞動力成本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對企業的成本上漲的壓力只是1%-2%。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中國經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的年通脹率都將維持在3%以內。
這種經濟轉型所帶來的黃金期的長短，就取決於製造業中勞動力成本所佔的比重何時超過原材料的成本比重，即成本差（Cost Gap）縮小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