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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場能為醫生定價，醫院就可以不再全靠藥品供養 解放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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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體制內聲譽正隆的名醫，和一個在全國最有名的醫院工作的年輕醫生，在制度與社會環境變化的當下，同時選擇離開公立醫院，為尚在半途的醫改闖出另一條縫。

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只有從體制中解放醫生，讓他們自由流動與充分競爭，才能真正讓市場來為醫生定價，讓好醫生為醫院帶來高價值，從而改變醫院靠藥品供養的畸形現狀，最終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當一些探索者勇敢走出醫院，卻發現能否繼續走下去，依然有賴於體制內的變革——如果不能納入醫保範疇，如果公立醫院不接受他們開出的轉診單，他們就不會有多少病人。

2012年所謂「世界末日」這一天，上海東方醫院知名血管外科醫生張強，和北京協和醫院腎外科醫生朱岩，都選擇離開他們棲身多年的公立醫療系統。

一個告別自己業已積累二十年的體制內聲譽，一個告別有百年歷史的中國一流醫院，他們的選擇，在公立醫院依舊是醫療市場絕對主流、無數人打破頭擠入體制內的今天，成為一種罕見的標誌性事件。

張強和朱岩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瞄準醫療市場金字塔的頂端，進入外資背景的私立高端醫療機構；一個走向塔基，按國外的家庭醫生模式創建社區診所。有趣的是，他們都選擇了提供相對高端的服務，因為這裡管制最少。

無論何種路徑，他們想擁抱的都是一個自由醫生的職業尊嚴。

他們的個人選擇，為尚在半途的中國醫改闖開了另一條縫隙——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讓醫生從體制中走出來，才能讓市場真正為醫生定價，也才有可能讓醫院不再全靠藥品供養，從而讓醫生回歸為醫生，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所謂自由執業，就是醫生不再僅僅受僱於一家醫療機構，而可以在多個醫療平台之間自主選擇執業地點。目前衛生部的規定在幾經放寬之後，依然尚未批准完全自由執業，而是限定醫生在得到第一家執業點的允許後，最多在三家執業點工作。

「從單位人，到社會人」

2012年的最後一天，張強一大早趕到上海東方醫院特需門診部，辦理了最後的離職手續，年終獎和12月的工資都沒打算要。

47歲的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決定脫離體制，成為一名自由的醫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海裡泡了20年，終於上岸了」。

在體制內工作了20年，張強稱得上功成名就。他的專長是治療下肢靜脈曲張，是國內第一個把腹腔鏡技術應用到血管外科的醫生，東方醫院的血管外科在他任主任期間全國知名，患者絡繹不絕。體制內的各種榮譽，他也都享受過：五四勞動獎章，各種協會頭銜，專業雜誌編委。

正因為成功，他的出走顯得很「另類」。

自1990年代後期，社會資本逐漸進入醫療領域以來，也有少部分醫生離開體制，但大部分是退休的、在原單位「待得不好」的、想賺大錢的，或者難於找到工作的新畢業生。像張強一樣年富力強的「體制受益者」離開的，鳳毛麟角。

「已經觀望了半年，只是需要一個導火索。」張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把這稱為是一次「自我重新探索」。他在東方醫院曾經努力探索特需門診，也就是高端服務，掛號費300元，患者享受高質量服務，預約看病，至少半小時的問診時間，甚至在做手術時可以點自己喜歡的音樂。

這是張強理想的工作方式，「最好手術後還能來杯咖啡」。

然而，在公立醫院的平台上，發展特需醫療瓶頸頗多。

首先是政府統一定價，很難高收費，先進的技術和好材料不能用。公立醫院的就醫環境也使特需大打折扣，「只是病房好一點，護士漂亮一點，推到手術室，一樣要排隊」。而他想改進醫療質量而推出的當日手術理念，也受限於公立醫院緊張的病床和手術室而難以實現。

最根本的是，特需醫療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天然存在矛盾，特需發展到一定程度，會佔用普通患者的就醫資源。

「公立醫院無法滿足高質量的醫療需求。」張強早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市場上漸漸傳出的特需門診會從公立醫院剝離的消息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晚走不如早走」。

這種圈內人看來非常冒險的選擇，張強本人並不糾結。1992年剛從醫學院畢業時，他就已面臨過類似的選擇：當時，全套引入美國辦醫理念的浙江邵逸夫醫院剛剛籌辦，美方院長寫了一封信給他，期待他能參與創辦邵逸夫醫院的血管外科平台。這位當時浙江省唯一的血管外科碩士，已經拿到浙江一所著名三甲醫院的工作機會，卻不顧全家人反對，去了邵逸夫醫院，只因為「聽說美國先進。很好奇，還會去香港培訓，我很喜歡」。

在那個中國醫院還是綠油漆的年代，邵逸夫醫院被中方認為「像賓館，哪像醫院」，「老外們在大廳裡放盆景，椅子全是沙發」。

對張強來說更重要的是，那些本來只存在於想像中的醫療理念一下子鋪展在眼前，他第一次接觸了可以電動的病床，第一次看到氧氣管不用塞在鼻子裡，第一次知道要用簾子把病人隔開尊重隱私權，第一次看見美國人用筆記本電腦，用互聯網查資料——張強因此成為浙江省第4000個互聯網用戶，很早便用互聯網查閱國外免費的醫學文獻。

也是在這裡，張強學習了腹腔鏡技術，掌握他日後行醫的殺手鐧。

這種遠遠超前的眼界，奠定了他日後的興趣和所有選擇的取向。而他的自由能成為現實，還與一系列制度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有關。

1949年以來，公立醫院一直佔據著中國醫療市場的主流，也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醫生們唯一的「棲身之所」。在1990年代後期民營醫院大量出現後，出現了許多「醫生走穴」的狀況，曾一度備受社會抨擊。1999年，執業醫師法出台，醫生多點執業被明文禁止。

直到2009年，衛生部出台《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醫生在不超過三個醫療機構多點執業。

不過，雖然制度允許了，但現實卻依然是無法打破的一塊堅冰。多位受訪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沒有哪個公立醫院院長會同意讓自己的醫生出去執業。

「公立醫院是一個封閉體系，不讓人出去，也不讓人進來。」張強說，「習慣了小農思維，你出去執業他們會擔心帶跑病人。」

於是，隨著在公立醫院探索高質量醫療的空間日益狹窄，加上上海又將成立兩個醫療中心，讓他覺得醫改的氣氛越來越好，他終於決定走出來，「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

2012年12月12日12點整，張強正式確定了他的第一執業點：上海沃德醫療中心，這是一個外資背景的醫療平台。在這裡，他將名片上的「張主任」改成「smile醫生」，辦公室擺著家人的照片，病人送的超人肖像畫掛在牆上，一盒鮮豔的紅玫瑰擺在茶桌的一角。

幾乎同時，年輕的朱岩也選擇像張強一樣出走體制內。

「協和的醫生都非常嚴謹，有奉獻精神，在目前的體制下，勢必收入非常低，年輕醫生根本買不起房子，更不用說結婚生子養老人啦。」朱岩今年32歲，山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進入大名鼎鼎的北京協和醫院，但九年之後，醫生的尊嚴感卻一點點幻滅。作為腎內科主治醫師，朱岩在協和醫院的掛號費僅僅5元，每月工資獎金加起來稅後七八千。這樣的工資現狀在北京生活並不容易，醫生要不甘於清貧，要不就收紅包、拿回扣。

而且，這個龐大體系裡淤積著大量醫生——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龔曉明曾對媒體說，協和醫院婦產科正高職稱有30位，副高職稱的也有三十多位——從上到下一層層排下來，資歷越淺的醫生機會越少。

在這個體系裡，獲得認可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科研論文發表的數量，這也讓更注重臨床技能的朱岩並不喜歡。

「我身邊的醫生，一半以上動過走的心思，」朱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協和醫院很重視年輕醫生的培養，也一直在努力改善年輕醫生的收入，但體製出了問題。」2011年，僅協和醫院內科的住院醫師就有十餘人辭職，有的出國行醫，有的去了大型醫藥公司，有的回老家繼續當醫生。而朱岩自己，在2012年和幾個朋友一拍即合後，離開國內最好的醫學平台協和，辭職創業，打算走一段「很長的黑暗路」。

有趣的是，新的信息技術出現，無論對張強還是朱岩來說，都是一個福音。比如，微博的出現，使得醫生無論在哪裡都能被「粉絲」找到。10年前張強從邵逸夫醫院離職到另一家醫院時，深深感受到的痛苦是，病人沒有渠道知道你去了哪裡，最初一個月他連一個病人都沒有。而如今，他不僅在微博上發了公告，收穫許多轉發與評論，而且他一直參與的網絡診療平台「好大夫」網站，也在他加盟沃德後首次把私立醫院納入網站關注範疇。

對朱岩來說，微博也是一個推廣平台。他的新浪微博名是「回到明朝當醫生」，他說明朝只是一種虛指，代表理想世界，在那裡可以做一名有尊嚴的醫生，重建醫者與患者之間古老的信任。

兩條道路

同樣離開體制，張強和朱岩卻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走向醫療市場金字塔頂端——私立高端醫療，一個走向塔基——社區連鎖診所。

張強看好高端醫療市場，他認為市場需求有層次，醫療服務就應該有差異。他對未來職業的規劃也是立體的，計劃分三步走：先簽約一個高端私立醫療機構。再簽一個公立醫院，借助其大型醫療設備，建一個靜脈血栓學科的培養基地，也可給普通病人看診，履行醫生的公益價值。此外還會再簽約一個國際化的醫療機構，組建醫療團隊。

沃德是張強簽約的第一家機構。這家成立於2009年的外資高端醫療中心，意在打造一個醫療資源整合平台，提供行政、護士、設備，而各類優秀醫生則在這個平台上貢獻他們的醫術，但不隸屬於這個平台。上海沃德醫療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方瑞敏說，「不組劇團，只搭舞台。」

張強和沃德的合作，並非傳統的僱傭關係。他在沃德幾乎不拿底薪，而是按照歐美的一般標準，和沃德按一定比例分成。「如果拿個百萬年薪，我就又成了它的僱員，又要受制於它的指標壓力。」而分成制，除了相應承擔風險之外，所有的社會保險、公積金等，都由張強自己繳納，他戲稱，「自由的代價是很高的」。

在沃德醫療中心，醫生是一切的核心。每個樓層都設有行政總監，專門為醫生協調各種事務。一台手術確定後，沃德要為醫生提供手術室，護士、麻醉師也要配套。在這裡，診療費遠高於公立醫院，達到次均1600-1800元，醫生與醫院都無需再靠藥品回扣「養」——據方瑞敏介紹，沃德的藥佔比（藥物佔醫院收入的比重）不到10%，而公立醫院通常高達50%左右。

有一個下肢靜脈曲張的菲律賓女病人，當張強還在公立醫院時為其做了一條腿的手術，另外一條腿則在私立醫院完成。兩相對比，看出區別：公立醫院的手術室很冷，病人下半身暴露，男性醫生與護士進進出出，術後住院兩三天；而在私立醫院，雖然價格貴了一倍，但一切都很安心，手術日期確定，護士先開好空調，麻醉師提前和病人交流15分鐘，術後幾個小時就可以下地走路。

不僅病人，醫生也獲得了尊嚴感。「以前在公立醫院當主任，大量的醫藥代表來巴結，很多病人求著你，那種體制帶來的權力感很醉人，但自由的感覺更好。」張強說，「世界比原來的圈子更大了，我的出診和手術流程，都是精益管理專家的朋友幫我設計的，幾點出診，怎麼跳台，非常科學。」

不過，在朱岩看來，專科路線更適合那些功成名就的「名醫」，而像他一樣的年輕人，還要尋找新的道路。

朱岩的創業夥伴，都是三十出頭，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多年三甲公立醫院從業經驗但又不甘於在體制內熬日子的年輕人。反覆商討後，他們決定深入社區，提供高品質的家庭醫生服務。

「強基層」是過去三年新醫改的重中之重，但儘管政府向基層醫療機構投入大量資源，卻依然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多少好醫生願意去基層，導致基層醫療機構診療水平參差不齊，難以得到患者的認同和信任，成為醫療市場最底層最大的難題。

朱岩們正是瞄準了這個困局中的機會，試圖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社區醫療平台，推廣家庭醫生理念。他給診所取名卓正，是希望醫療服務卓越，為人做事正直。

三個合作者之一的王志遠曾在花旗環球金融和摩根大通的投資銀行部門工作多年，為卓正找來了河山資本做天使投資人。朱岩並未透露具體的投資額，但其稱資金不會是壓力。「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長久的事業而不是買賣，不會為了賺錢而降低服務標準，這點雙方都有共識和契約保障。」

經過八個月籌備期，2012年12月，首批三家社區診所在深圳開門迎客，第四家正在籌備中。選擇深圳，是因為這裡行政效率相對高，且離香港近，患者更易接受新的就醫模式。包括朱岩在內，卓正目前有五名醫生，三家診所均開在深圳比較高檔的商業區或社區，診療收費參考香港模式，每次380元，包括診療費、三天的常用藥物和基本的化驗。

不過，運行近一個月以來，形勢並不樂觀——每天兩三個人的就診量顯示，建立口碑尚需時日。朱岩說，「雖然做了最壞的準備，困難依舊比想像的多。」

比如，問題之一是，轉診渠道的建立困難重重：目前公立醫院在設備、專科診療等方面依舊享有社區診所不具備的優勢，必須要在醫療市場上建立從社區診所到大型醫院之間的轉診渠道。

另一個問題則是無法接入醫保體系。診所定位是收入較高人群，他們往往繳納社保，在公立醫院看病不用掏錢，在診所卻得全部自費。

無論張強還是朱岩，他們都認為個體探索的最大風險來自政策的不明朗，「不知道我們這個方式政府會不會持續支持」。

萌芽的力量

在醫生仍基本留守體制內的背景下，張強和朱岩等人的逆向流動，會給既有體制帶來多大觸動？

「很多醫生在觀望，有好的平台可能就會離開。」張強的前同事、上海東方醫院微創外科主任胡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若有更多的平台和機會，體制內也不是鐵板一塊。他舉例說，上海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醫療中心，已讓很多體制內的醫生躍躍欲試。

隨著新醫改的推進，社會資本投資醫療日趨開放，使更多比1990年代民營醫院品質更高的醫療機構開始出現，為出走體制的醫生提供了更多可選擇的平台。

「我們的探索若能成功，將給體制內的人走出來的信心。」朱岩說，這就撕開了一條縫，新的體系生成，會倒逼舊有體系改變。

不過，早在2010年就已離開公立體系到民營昆明同仁醫院就醫的周樂今醫生卻並不那麼樂觀。曾經以80萬年薪力邀他加盟的這家民營醫院，在管理層幾經變化後，和周樂今理念不容，合同期未滿就將其辭退。2012年12月14日，他和昆明同仁醫院的官司剛剛二審勝訴。

「雖然從戰略角度看，民營醫院一定會越來越多，但目前90%的本土民營醫院管理方式還是很落後的，好平台還是不多。」周樂今說。

除此之外，依舊偏向公立醫院的既有政策體系，使體制內外落差巨大，不僅不能幫助醫生走出來，反而處處形成束縛。比如，在社會資源、學術資源、研究資源多被體制內「壟斷」的背景下，出走成本極高。

「用身份保障換執業自由，多數人不敢『冒險』。」多年跟蹤醫改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恆鵬說。他舉了一個案例說明整個體制對自由執業權的束縛。

2009年，昆明曾在全國率先開展醫師多點執業，時任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兼心內科主任的李易，帶領二十多位醫務人員以「社會人」的身份在多家醫院自由執業。但現在這個團隊卻逐漸回歸公立醫院了，體制束縛是很大原因——教學、科研資源集中在公立醫院；更關鍵的是，能否獲得這些資源並不取決於你是否有能力，而是取決於你的「公家人」身份。自由執業的醫生評不了職稱，當不了研究生導師，更為要命的是，退休後能夠拿到的養老金明顯低於擁有國有事業編制身份的醫生，儘管前者繳納的養老保險並不低於後者。

不過，生性樂觀的張強把這些看得很淡：「國內的學術機構排斥你，可以到國外更好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像李娜一樣！」

不過張強也有對市場成熟度的兩個擔憂。一是國內的保險市場尚不發達，而這是醫生自由執業的一個重要前提，一方面提供埋單者，降低患者負擔，另一方面也提供對醫療機構的第三方監督。

另一個懸在自由執業頭上的風險則是醫患矛盾的處理機制。當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關係不再是僱傭關係時，醫療風險如何承擔？「在國外，有專門的責任險可以購買，而國內尚不成熟」，如何在醫生、醫療機構、保險和患者之間建立更有效的信任與制約，仍是自由執業面臨的一道難題。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張強醫生的樂觀和自信。」周樂今說，若想真正實現自由執業，不對舊體制動刀很難取得實質成功。雖然很謹慎，但已經走出體制的周樂今依然很讚賞張強與朱岩，「雖然目前還是萌芽，慢慢不失為一種力量」。

投資能為你帶來什麼？ 雷公投資筆記

http://xueqiu.com/9987866486/28455384
投資能為你帶來什麼？這取決於你帶著怎樣的心態來到這個市場。

有人說，主業不耽誤，拿一份薪水，把投資當做副業。想著小投一點，虧也虧不到哪兒去，幸許還能賺點小錢，也說不定人品爆發還賺了大錢。我相信有這種想法的業餘投資者佔比較大，人性使然嘛，不足為奇。倒不是說當做副業一定不行，但不一定行，沒有大量的付出那肯定不行。除非，你絕頂聰明，有意思的是，市場專門消滅這種「聰明絕頂」的人，血淋淋的金融史為證！

但是也須要避免另一種極端——全心投入卻鑽了牛角尖。這種人似乎也不在少數——自詡為「價值投資者」，或「投機者」、「趨勢者」……不論你來到這個市場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投資者也好、投機者也罷，不斷地試錯糾錯是基本素質。但卻有不少人固守著一種所謂的「理念」，為自己的失敗找各種藉口，這卻是萬萬要不得的，這幾乎是自我毀滅的最佳路徑。如果一種方法（或理念）總是不能獲利，就趕緊換一種，別死磕！這個時代的精髓是「迭代」，呵呵。切記：只有你去動態地適應市場，沒有可能讓市場適應你的投資理念。市場足夠大，足以消滅任何一種「不恰當」的投資行為。

投資是一場探求「真理」的戰爭，金錢不是戰爭的目標。

有很多朋友不理解，來市場不為了賺錢為什麼？說實話，我個人的願望能滿足社會平均生活水準即可，物質上要求不高。投資是我的愛好，我喜歡「戰爭」，彷彿我是一名將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百萬雄師攻城掠寨、殲敵十萬繳械無數……我陶醉其中，享受著投資的樂趣。另外，我特別喜歡證明我是對的。多年前，我辭去國內名校副高教職投身股市，就為了證明「我是對的」。在體制內混過的人應該理解我這句話的含義。金錢，只是戰利品，不是戰爭本身的意義。市場，就是我的戰場！

至於這場戰爭怎麼打？關於策略、戰術、兵力佈局等等，有空我再細說，估計會顛覆很多人的價值觀……

有人說，投資是為了實現「財務自由」。以我個人的經驗，想要靠投資實現財務自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1. 要全心投入，必須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
2. 要全力投入，必須投入大量資金。

第1點很好理解，假設每年收入10萬元能實現財務自由，並且這是你的全部收入，那麼，既然投資承載了全部家庭收入，至少應該投入80%以上的時間在投資研究上（甚至我認為還不夠）。問題是，很多朋友期望通過投資實現大多數家庭收入，卻只願意或只能夠付出極少數的時間和精力，這顯然是低估了投資的技術含量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第2點有悖於很多投資經典理論。我的觀點是：必須拿出至少80%的家庭可支配資產去投資，才有可能通過投資實現財富增長和財務自由。當然，這裡講的投資包括股票、房產、債券、理財等多方面。舉例來說，某朋友家庭儲蓄200萬（現金），但僅拿出10萬做投資，即使年收益高達50%又如何？第二年收益只有區區5萬元，這點錢還不夠生活花銷，那就不得不去上班打工了。況且沒有人能有水平做到長期收益率50%！

假設拿出150萬（留足至少3年的生活費其餘的全部投入），這樣，只須投資收益率達到10%，第二年即實現15萬收益，這種收益狀況已經可以在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過上非常小資的生活了（前提是沒有家庭負債）。況且，現在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普遍6%左右，要實現10%的收益率可以說是比較輕鬆的。以我的建議，定期結算（半年或一年），150萬本金不動，盈利取出，恭喜你，你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可以去享受陽光沙灘了，告別上班一族！除非你喜歡上班。

在上海這座城市裡，有一點投資觀念的朋友，大多數還是能拿出200萬的，只不過大多數人把它沉澱在了流動性比較差、且不產生現金流的房產裡，不幸的成為了房奴，不得不朝九晚五上班還貸……辛苦的工作究竟為了什麼？我曾經勸一位「嚮往自由」的朋友把他的房子買了（遠不止200萬）去投資，跟他算了一筆賬，他非常激動。但是，遺憾的是，到現在他還在無奈地搖搖頭、嘴裡喊著「要自由」……當然，他這種情況很普遍，可以理解。

那些有勇氣拿出80%的資金去做投資的朋友，我相信，一定會投入100%的精力去研究，這差不多是他的全部身家了，他一定會認真對待。

投資能改變人生，投資能實現自由，並不是什麼難事，關鍵在於你的勇氣和你的心態。
祝福你，雪球裡勇敢的朋友們！

埃里克·施密特：希望谷歌能為中國提供服務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1102/152605.shtml

還能為楊德昌買張電影票嗎 修複版“牯嶺街”的故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932

2015年10月27日淩晨，一位巴西網友在推特上寫道：“昨天以後，世界上的影迷可以分成兩種了：一種是昨天在資料館看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另一種是沒看過的。”

10月22日開幕的第39屆巴西聖保羅國際電影節，亮點之一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下稱《牯嶺街》）35毫米修複版的3場放映。本屆電影節的回顧影展，主題是向美國大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及其領導的“世界電影基金會”致敬，放映由這一機構出資修複的經典影片。《牯嶺街》拷貝在2009年即由世界電影基金會修複完畢。

2015年10月初，屆滿20歲的韓國釜山電影節將《牯嶺街》選為亞洲影史最偉大十部影片第七名，並於電影節期間放映修複版。釜山的放映後，楊德昌導演的遺孀彭鎧立女士也帶來最新消息：電影修複版本2016年要在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地區上映。

2007年，楊德昌在美國病逝，過去通過盜版影碟、網絡下載愛上他電影的觀眾無不扼腕嘆息。2015年8月，《刺客聶隱娘》成為臺灣導演侯孝賢在大陸公映的首部影片，他半開玩笑地對大陸觀眾說，“你們在電腦上看了我那麽多年電影，總要去買張票了吧。”而楊德昌，卻再也沒有這麽說的機會。

對待《牯嶺街》最好的方式

2012年《牯嶺街》在舊金山市電影協會的放映後，彭鎧立向觀眾透露，影片修複版正在計劃新一輪的展映，其影碟發行權歸屬CC公司。

CC公司1984年由百老匯劇評人威廉·貝克與合夥人創立，專門發行全球藝術電影、獨立電影、實驗電影的修複版。由於挑片口味的睿智高雅，設計制作的專業細致，“標準收藏版”很快成為影迷眼中殿堂級的品牌。

“標準收藏版”看中發行的華語片屈指可數：吳宇森的《辣手神探》《喋血雙雄》，王家衛的《花樣年華》《重慶森林》，楊德昌的《一一》。像《牯嶺街》這樣在華語影史上占據重要位置的影片能由CC公司發行，意味著除了修複一新的正片，還會有可看性強的豐富花絮。對熱愛這部電影的觀眾來說，這是對待它的最好方式。

3年過去了，影碟出版的消息石沈大海。按照慣例，CC公司每月15日會公布下數第三個月的發行消息。幾乎每一個15日，《牯嶺街》的影迷都在熱切期盼這部影片的名字出現，但3年來，每一次都落空。

2014年11月，CC公司的兩位制作人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交流時曾透露，在2015年，除了《牯嶺街》之外，楊德昌其他作品也會同時推出。如今2015年“標準收藏版”的所有發行計劃已全部公布，仍沒有《牯嶺街》的半點消息。

楊德昌留下一個暗示

或許中國大陸影迷更關心的是，《牯嶺街》修複版會否有機會來到大陸，在大銀幕放映哪怕一次。

2007年，馬丁·斯科塞斯成立了世界電影基金會，誌在保存世界優秀電影遺產。基金會兩名中國理事之一王家衛推薦了《牯嶺街》的修複計劃，2009年正式啟動，委托意大利著名的電影拷貝修複機構“博亞電影修複所”實施。修複完成的《牯嶺街》在2009年第四屆香港夏日國際電影節首次放映，而後陸續在臺灣、新加坡等亞太地區放映。2011年，北京“新人電影節”首次在大陸成功舉辦了楊德昌作品回顧展，展映了八部楊德昌作品，獨缺《牯嶺街》。

1987年，臺灣宣布解除“戒嚴”，楊德昌和同為“外省人”的中央電影公司（簡稱“中影”）經理、編劇小野一起共同編寫《牯嶺街》劇本。故事原型是1961年真實案件：建國中學學生茅武因為情感糾紛，在臺北牯嶺街把女友刺死。這是國民黨遷臺後第一起少年犯罪案件，成為爆炸性新聞。

楊德昌是建國中學校友。最初他的想法是拍一個普通的小成本電影，在劇本階段，他越寫就越覺得這個故事的分量非同小可，正如小野後來回憶：“一寫下去，故事就愈來愈龐大了。為什麽男孩會把女孩殺掉？因為他很苦悶。為什麽苦悶？他的父母親來自上海，經歷‘白色恐怖’……”

片中隨父母來臺的小四，在楊德昌看來是一代人的縮影：在1960年代苦悶、高壓的政治環境成長的少年，長大成人走上社會，參與各種政治運動之後，歷史會在他們身上留下什麽痕跡？這部影片含有更多的政治符號留待影迷去辨別、解讀。影片最後，楊德昌留下暗示：小四被捕了，收音機傳來聯考錄取通知書，一個個名字里，有意無意地暗藏了一位日後活躍於社會運動的人士。

或許正是政治元素成了阻礙影片最終到達大陸大銀幕的重要因素。

《牯嶺街》影片版權方開出的條件常常成為另一個阻礙。目前影片由臺灣“中影”和彭鎧立共同持有各一半的版權。以2015年10月釜山電影節的放映為例，單場放映費高達6500美元，而電影節票價則合4.5美元，基本不可能收回成本。多個曾接洽《牯嶺街》的策展人也都表示，版權方的附帶條件也較為苛刻，比如放映時彭鎧立女士必須在場等等。

“臺灣沒有發行過完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DVD。”臺灣電影資料館館長林文淇曾在2013年對媒體談起，這部經典影片在傳播上遇到的種種阻礙。臺灣中影對此片發行DVD信心不大，“利益又不高，如果期待它積極處理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過去港臺拍片前臨時拉起一個影業公司，投資人眾多，版權所屬複雜無比，只要其中一個人不願意，其他人也沒法處理。《牯嶺街》近年才漸漸捋順了版權關系，但仍有版權持有人意見相左，爭持不下遲遲不能發行。

重現那些以前看不清的地方

曾經面市的《牯嶺街》大體有4個版本。一個是1991年7月在臺灣公映版本，片長兩個多小時。此外還有185分鐘版（VCD）和235分鐘版（LD）。最後是237分鐘的“導演剪輯版”，“其實237分鐘的導演版是楊導在世時已有，235分鐘的版本純粹是為方便發行而剪輯成的。兩個版本的場口基本上都是齊全的，只不過是時間長度上的差異。”鄭子宏解釋。

2015年7月，博亞電影修複所首個海外分公司落戶香港，鄭子宏任董事總經理。“此次為4K級別修複。原素材主要是屬於楊導演遺孀彭女士藏於臺北中央電影公司的原35毫米底片和聲片。由於部分原底已損壞，修複亦以當年的一個翻底為取材。”他這樣描述當年修複的過程。

電影修複，行內有個常識，就是修複永無止境，一旦有新的技術、材料“出土”，很可能就會將此前修複的成果推倒重來。2010年阿根廷發現德國表現主義大師弗里茨·朗《大都會》完整版，就徹底顛覆了之前的修複版本。

《牯嶺街》亦如此。“2009年推出的修複版是一個‘未完工程’。現今的修複技術比當時更進步了，可以在現存的材料上重新檢視，和對不足的地方作出補遺。”鄭子宏判斷，10月在釜山和羅馬等地放映的應該仍是2009年那個未完全完成的版本，他透露，《牯嶺街》還在最後修複階段。

《牯嶺街》電影場景大部分是夜間，為修複增加了難度。微信公號“映畫臺灣”運營者之一黃豆豆在釜山電影節看過修複版放映：“電影修複版遠遠沒有期待中的效果好，同行的電影專家們，都是同一感受。但比原來看過的模糊版本要好很多。”

鄭子宏是這樣看的：“修複也希望保持原來電影的膠卷味道，可能有些觀眾誤會了修複後要呈現像現今數碼拷貝般的清晰才是‘理想’。”

大陸影迷目前能在網絡上找到的《牯嶺街》最佳版本，取材自LD版轉錄成的DVD。那是2007年楊德昌逝世時盜版商“應時而作”，畫質比之前流行的香港飛圖版VCD好一點，但由於LD播放過程要換碟，因此中間有明顯停頓黑場。

我在10月底向CC公司發郵件詢問《牯嶺街》影碟發行計劃，得到的是相當“標準版”的答複：“別失望，請期待我們未來的公告。”

（作者為公眾號“奇遇電影”聯合發起人、媒體工作者）

先別談顛覆，互聯網能為駕培做什麽？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107/153651.shtml

廣東電信攜華為阿里“重金”4K 視頻能為運營商打贏翻身仗？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0093.html

在語音時代，OTT廠商的“免費”策略一度讓運營商們亂了陣腳，而到了視頻時代，面對互聯網廠商的猛攻，有著“管道優勢”的運營商能打好這場翻身仗嗎?

5月5日，中國電信廣東公司宣布將投資160億元用於打造光網城市集群，並且預計未來光纖寬帶用戶規模將超過2000萬戶，而目前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廣東寬帶用戶已經超過千萬戶，其中IPTV用戶超過百萬。“從去年9月廣東IPTV 4K業務開始規模放號，不到一年時間用戶就已經突破百萬，並且以每天上萬的速度在增長。過去十年的IPTV實踐為今天的迅速發展打下基礎，也積累了極佳的運營經驗和大量內容。”廣東電信總經理鐘平表示。

事實上，在語音收入不斷減少的同時，國內三大運營商不約而同地把目標投向了視頻領域，為此不惜重金為寬帶提速。華為中國區電信軟件業務部家庭媒體業務部總經理張曉冬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20年，90%的流量將會來自於視頻業務，而對於運營商來說，這將成為一個可觀的收入組成。

IPTV一季度新增用戶數趕超上年總數

“據華為內部數據統計，一季度全國運營商IPTV新增用戶數接近去年全年用戶發展總數，從去年下半年IPTV市場整體增長迅猛。”華為家庭媒體業務負責人張曉冬對記者說。

“我們預計今年IPTV整體用戶數量將會過億。”張曉冬表示，視頻市場的整體崛起讓去年出現了4K盒子一度短缺的現象。

事實上，視頻領域存在著巨大的機會，這一點已經成為行業共識。

在此前的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上，華為常務董事、戰略Marketing總裁徐文偉表示，現在正是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過去的很多暢想正變成現實。他以VR為例，表示VR要實現完美的虛擬現實體驗，每秒要處理高達5.2Gbit的數據量，時延要低於20ms，而這將使視頻領域成為一個千億美元級的市場。

而在行業人士看來，在線觀看4K視頻一般需要30Mbps以上的網速，流暢觀看要求更高。為滿足真正的4K視頻體驗，首先就需要一張大帶寬、低時延網絡的支持，這一點對於運營商來說是不可多求的機會。

從2014年底開始，廣東電信即全面啟動光纖寬帶升級工作。截至2016年5月，其寬帶用戶總數近2000萬戶，光纖寬帶用戶超過1000萬戶，其中百兆光寬用戶超過400萬戶，發展勢頭迅猛。今年1月，廣東電信發布了千兆光纖寬帶產品，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四個地市面向家庭和企業率先推出1000M的超寬帶和500M、200M的高寬帶，目前全省平均帶寬已超過30M。

除了電信，中國聯通在今年三月份也公布了最新的光纖化升級目標：計劃投入244億元，目前已建成全光網絡省7個、全光網絡地市118個;光纖入戶覆蓋家庭1.6億戶，較光改前提升1.1倍。

“比起互聯網廠商，運營商在視頻發展上有天然的管道優勢，一個互聯網廠商在全球的CDN節點可能比不上一個運營商在廣東省的量，而這個布點影響著消費者觀看視頻時的體驗，比如說視頻幀率可以達到每秒60幀，不會出現卡帶的情況。”張曉冬對記者說。

視頻聯盟能否“圍剿”OTT?

面對OTT視頻的強烈沖擊，電信運營商一改之前避諱態度，以擁抱態度重新布局視頻業務市場。

在發布會上，中國電信廣東公司宣布與華為公司發布全球首個超級4K P60高端機頂盒(Q22)，基於華為公司融合視頻解決方案，為業界展示了4K P60/HDR超高清視頻、超高清視頻通話產品粵想家以及超高清3D遊戲等精品應用。同時，在電信的4K生態聯盟中，不乏阿里體育、科大訊飛、廣播電視臺、中國網絡電視臺等合作夥伴。

“4K視頻市場非常大，需要產業鏈上下遊的合作夥伴一起，比起互聯網廠商，IPTV在流暢度以及互動能力上都有自己的優勢。”廣東南方新媒體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碩宏對記者說。

不過雖然電信運營商都非常重視視頻業務，但這一承載運營商視頻戰略的業務在推出之後並不是非常順利。相比之下，OTT視頻自2013年誕生以來，便以不可阻擋之勢進入用戶家庭，改變用戶的視頻收看習慣。美劇《紙牌屋》便是OTT視頻的代表作，其在播出的第一季度就為Netflix培育了超過300萬的用戶。

“Video流量將統治整個網絡，運營商轉型是必然趨勢。未來，電信運營商和廣電運營商的界限會越來越模糊，融合之後的運營商將能提供語音、視頻和寬帶接入等各種各樣的業務。沒有這個能力的運營商將無法在市場上生存。”華為內部人士對記者如是說。

從海外到國內，移動營銷能為企業帶來多大市場機會?

在互聯網技術下，營銷廣告正在擺脫受人唾棄的惡名。依賴精準定位技術以及消費者畫像描繪，移動營銷能夠快速提升產品廣告投放效果。

根據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2015年移動營銷市場規模達592.5億元。預計2018年中國移動廣告市場規模將超過2500億元。

移動營銷行業近年來的增長主要依賴智能手機普及度進一步提升以及廣告呈現方式有趣化逐漸促使受眾對於廣告的抵觸瓦解。

那麽在廣告皆娛樂的時代，移動營銷能為企業帶來多大的市場機會?

“看到廣告就放心了”

移動營銷市場增長主要來源於智能手機的普及，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6月底，中國手機網民規模為5.9357億，在整體網民中占比88.9%。而全球智能手機用戶也將在2016年突破20億。

大部分智能手機用戶每天一半以上的時間花費在手機上，手機正在替代電視、電腦成為主要的內容終端。

對比傳統廣告，移動端受眾對於廣告接受程度也在提升。一些微博網紅的長幅廣告下通常都有大量的評論以及點贊數，對於一些接受程度較高的網紅，甚至有“看到是廣告就放心了”的評論出現。

在網民面對廣告態度改變的同時，廣告內容傳播也在發生變化。“現在投放廣告的很多廠商都是互聯網企業，決策層年輕化，讓他們嘗試更多新的廣告運營模式。互聯網廣告會不會成為爆款，是他們所關註的。”普華永道TMT行業合夥人蔡智鋒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廣告呈現者與受眾之間逐漸建立的理解正在給行業帶來新的機會。對於傳統分發渠道的營銷方式，受眾一直是被動接受，而移動營銷時代，企業通過數據進行用戶畫像，實現精準營銷，在這個過程中用戶掌握更多主動權。

市場空間增大帶來的是終端整合規模化，對比過去，移動媒體端渠道更加分散，APP、網站等都是單一的內容渠道，通過整合這些渠道，移動營銷平臺實現移動廣告規模化。

獨特路徑：海外到國內

國內巨大的市場空間，讓不少移動營銷平臺實現高速增長，根據中報業績，目前新三板移動營銷平臺實現上億營收的企業達到7家。

作為尚未成熟的產業，移動營銷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行業內缺少體量上的絕對巨頭。在激烈競爭下，如何突破重圍尋找更大增長點成了這些營銷平臺公司生存下去必須跨過的“坎”。

而兼並收購是移動營銷平臺獲取數據最快速的辦法。通過大量並購中小型企業，Facebook目前在移動廣告領域的營收占比已經超過50%。

根據2015財報，Facebook第四季度來自於廣告業務的營收為 56.37 億美元，而移動廣告業務的營收在廣告營收中所占比例約為 80%。

除此之外，兼並也讓行業內的小魚更快完善數據平臺等布局。今年以來國內移動營銷平臺匯量科技先後將美國老牌原生廣告平臺NativeX與歐洲遊戲內行為數據分析平臺GameAnalytics收入囊中。通過收購，快速獲取NativeX的開發者、原生廣告源及技術資源，以及GameAnalytics豐富的用戶數據庫。

匯量科技聯合創始人曹曉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對於移動營銷企業而言，應該尋求更大的增量市場。

匯量科技成立於2013年，隨著大批互聯網企業出國潮，匯量科技依靠幫助中國企業進行海外營銷積累一批海外資源。

曹曉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選擇海外市場作為業務開拓主要是大勢所趨。CVSource投中數據顯示，2013年全年共有110家中國企業在全球資本市場完成IPO。截至2014年9月底，已經有12家公司登陸美國納斯達克，其中包括國內最大的電商平臺阿里巴巴。

大批互聯網公司出國潮帶動海外營銷市場，然而海外營銷平臺卻很少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但對於初創公司而言，沒有資源難以開展海外業務，因此盡管海外營銷供求不平衡，但仍然能夠幫助中國互聯網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營銷平臺數量並不多。

匯量科技原核心團隊為UC瀏覽器技術人員，依靠相應市場經驗與媒體資源打開國外市場，同時通過海外媒體資源在中國分發渠道，擺脫國內市場營銷市場的流量寡頭，獲得增量廣告。“海外媒體國內流量絕對比例上占小頭，但是數量上不可小覷。大部分平臺都跟百度、今日頭條等渠道平臺合作，這時，雖然海外媒體在中國的流量沒有占據大比例，但是對現有流量來說是增量。”曹曉歡說道。

道與魔的博弈

最近，互聯網初創團隊刷單、刷流量等造假消息頻頻曝光，曹曉歡將這稱作互聯網公司的“原罪”，“因為所有結果都通過計算機進行追蹤，肯定會存在作弊與反作弊這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過程。”

作為互聯網公司，移動平臺營銷效果平臺從點擊量向下載量轉變，提升了刷流量能夠提高業績的難度。

“我們的模式跟分眾類似，但是分眾更多是傳統品牌廣告，按照曝光收費，而我們是按照最終效果收費，這個代表這個行業兩種主流曝光形式，一種是品牌廣告按照曝光收費，一種就是效果廣告。”曹曉歡說道。

對比點擊，吸引用戶下載難度更大，需要數據進行更為精準的用戶定位。目前，主要移動廣告類型為針對工具類產品和內容類產品的廣告。對於用戶有著剛性需求的工具類產品，只要增加曝光次數就可以提高下載量，而對於遊戲等內容產品，進行精準的用戶畫像非常必要。

“如何把產品推給更多玩家，涉及到歷史數據積累，過去三年，我們積累了20億部設備，通過這些設備廣告點擊下載數據分析出用戶喜好，基於這些數據優化廣告投放效果，第二個維度點擊預測，通過第三方數據輔助我們認知用戶是什麽樣類型的人，幫助判斷用戶有否可能性打開廣告。”曹曉歡說道。

死刑複核上收十年：律師能為死刑犯做什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670

北京東城區北花市大街9號，一座十多層的建築，就是最高法院的第二辦公區，俗稱“死刑複核大樓”。（任重遠/圖）

在與最高法院、雲南普洱中級法院爭取了一星期後，昆明律師惠君琦才從後者處拿到當事人的死刑複核裁定書。彼時，當事人已因毒品犯罪被一審的普洱中院執行死刑。

為了這起死刑複核案件，惠君琦往北京跑過五趟，五次約見最高法院的承辦法官，遞交了五份書面辯護意見，換來的只有複核裁定書中的一句話：“（合議庭）聽取了辯護律師意見，現已複核終結。”

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死刑複核權，迄今已近十年。據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透露，十年來，中國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總數已由“萬字號”減少到“千字號”，少殺、慎殺效果明顯。

但在死刑複核這一攸關生死的最後防線，律師的參與程度、辯護空間依然有限。據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亮統計，2014年至2016年，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255個死刑複核案例中，有辯護律師參與的僅22例，占比8.63%。

法律不明確，就叫辯護人吧

與十年前相比，惠君琦的遭遇已經好多了。

知名刑辯律師張青松說，那時的律師，找不到死刑複核案件到了哪里，找不到承辦法官在哪里，不知道如何表達意見。

接受當事人委托後，律師們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閱卷難。在死刑複核階段，最高法院、終審法院都會拒絕律師的閱卷申請，因為沒有法律依據。而被告人家屬、一二審律師手里的案卷，很可能只有關鍵部分，如此，死刑複核律師便無法掌握全部案情。

會見當事人也是障礙重重。在很多地方的看守所，律師想在死刑複核階段會見被告人，先要出具最高法院公函。但最高法院往往認為死刑複核期間的會見沒有法律依據，拒絕出函。

一個既看不到案卷、又見不到當事人的律師能做些什麽？或許可以嘗試找找法官。在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下稱“尚權所”）於2009年完成的《律師參與死刑複核程序實證報告》中，律師是這樣聯系法官的——首先，通過網絡搜索查詢某地、某類死刑複核案件歸屬最高法院的某個刑事審判庭管轄；然後，通過“114”或其他方式找到相應審判庭的電話，並與該庭內勤聯系。如果運氣好，內勤或許會告訴你案件承辦法官的姓名、電話。

當然，運氣也可能不好。在尚權所2009年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律師直接撥通了一位法官的電話。不料，法官上來就說電話保密，還質問他從哪里得來的號碼。律師只想問問案件進展，對方卻說沒有義務告知，電話直接掛斷。

這種情況下，律師想與法官聯系，只能通過兩種途徑：郵寄、信訪。涉及死刑複核的郵件，收件人一欄不必寫明具體審判庭或法官，但要標註案件性質和被告人姓名。經過整理、分揀，這些郵件會被自動送到案件承辦人手里。若是走信訪通道，律師就要親自去一趟永定門附近的最高法院信訪接待點。曠日持久的排隊後，得到回應的幾率微乎其微。

2008年9月，最高法院刑三庭一位法官的話似乎給出了答案：對於律師在死刑複核階段的身份，法院沒有明確規定。那時，律師在死刑複核程序中開展的是辯護業務還是代理業務，都沒有統一的說法。作為慣例，辦案時一般稱為“辯護人”。

依據刑事訴訟法，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案件，必須有律師參與。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應由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辯護。“但在死刑複核程序中，最高法院對此沒有要求。”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院教授吳宏耀認為，這樣的制度設計不盡合理。

2013年起施行的新刑訴法，對於死刑複核階段律師的作用，只寫了一句話：最高人民法院複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新刑訴法的司法解釋出臺前，吳宏耀組織過一個研討會，提出死刑複核階段，必須為那些沒有辯護律師的被告人指定律師。然而司法解釋公布時，只規定了高級法院複核死刑案件時，要為被告人指定律師。對於最高法院的死刑複核，只字未提。

法律援助規定遲遲未出臺

早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複核權前，學界就在關註死刑複核階段律師的作用。一種設想是，讓死刑複核走向訴訟化，逐漸發展成控辯雙方你來我往的聽證模式。或者至少，為合議庭、被告人、被害人、辯護人、檢察人員等搭建起一個平臺，大家可以見見面、說說話。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死刑複核訴訟化並未實現。死刑複核不開庭，法官們對著案卷審案，律師們能做的就只有約見法官、會見當事人、提交辯護意見。

盡管作用有限，死刑複核程序依然需要律師參與，因為絕大多數被告人根本沒有為自己辯護的能力。在張亮的統計中，255個死刑複核案件涉及281名被告人，其中初中及以下學歷者246人，占比87.54%；高中及以上學歷者35人，具有大學學歷者僅7人。

為保障被告人權利，從2007年起，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先後出臺了一系列規範性文件。尤其最初三年，兩高每年都會發布一兩個新規。比如2007年，兩高會同公安部、司法部制定了《關於進一步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的意見》；2008年，最高法院、司法部共同頒布《關於充分保障律師依法履行辯護職責確保死刑案件辦理質量的若幹規定》等等。

一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的法官透露，剛收回死刑複核權的幾年，不核準率相對較高，大約15%。2007年，死刑緩期執行數字首次超過死刑立即執行。此後，不核準率漸趨平穩，基本保持在10%以下，規範出臺的密度也相對放緩。

直到2014年3月，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在一篇內參中指出，為確保死刑複核案件質量，應盡快賦予死刑複核被告人法律援助權。很快，劉仁文的建議得到官方回應，“為死刑複核案件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被列入法院的“改革任務”中。

隨之而來的，是最高法院、司法部牽頭制定《關於為死刑複核案件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規定》（下稱《法律援助規定》）。

據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最高法院的設想是，將法律援助、免費辯護推廣到全部死刑案件中。2016年3月全國“兩會”前後，時任最高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也對制定中的法律援助規定進行過解讀。孫軍工稱，“為所有死刑複核案件被告人指定辯護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是依法保障死刑複核案件被告人訴訟權利的需要，是進一步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是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防範冤假錯案發生的需要”。而規定一旦發布，不僅所有死刑複核案件被告人都能得到律師辯護；在律師辯護方式、律師資質、律師權利義務和權利保障，以及法律援助的監督管理方面，也都將有所規範。

2016年9月11日，在尚權所和法大刑事法援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死刑複核收回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表示，在死刑複核案件法律援助一事上，“財政部的錢都落實了”。但本擬於2015年年內出臺的法律援助規定，至今沒有下文。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李貴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規定之所以擱置，可能因為司法部、最高法院和律協等各方在一些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意見。比如是否要對死刑複核律師進行資格限制，是否設立死刑複核案件最低工作標準等等。

“所以2015年最高法院發布了《關於辦理死刑複核案件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辦法》（下稱《辦法》），專門對律師閱卷、提交辯護意見、死刑複核裁定書送達等問題做出了規定。”李貴方說。

死刑複核的標準“太散”

《辦法》出臺後，律師們的境況確實有所改觀。至少閱卷、約見法官、會見被告人不再困難。律師再也不必到處亂撞了，他們可以直接向最高法院立案庭查詢，立案庭應當答複是否立了案，以及是哪個審判庭負責。

“但最受挫的是，律師的辯護意見完全沒有反映在死刑複核裁定書上。法官不會像一審、二審那樣，（說明）采納或者不采納律師的意見，完全沒有評判。”尚權所律師張雨說。

張雨的困惑同樣困擾著其他律師，他們的所有努力往往只能換來裁定書上的一句話：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訊問了被告人，聽取了辯護律師的意見。惠君琦認為，這樣的反饋過於簡單。

對此，有法官回應，一些律師水平有限，辯護意見沒有參考價值。“除了說被告人是初犯、主觀惡性不強，你還能不能講點別的？”

法官的說法也並非沒有道理。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張亮搜集了2014年、2015年山東省高級法院作出並公布的276個死刑案件，盡管所有被告人都獲得了律師辯護，但辯護質量實在令人堪憂。在一些案件里，律師不但無法提出有力的辯護意見，甚至會發表不利於被告人的言論。在一起被告人“喊冤”的案件中，律師寫道，“對認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在另一起案件中，律師稱“原審判決……已對其從輕處罰，提請法院維持原審判決”；在一起故意殺人案中，律師直接表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請法院依法核準”。

多位最高法院法官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介紹，死刑複核階段主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證據，二是政策（詳見南方周末2014年10月16日《最高法院如何刀下留人》）。其中，政策較難把握。

“標準是什麽呢？它散見於最高法院發布的刑事參考、指導案例、會議紀要、領導講話之中，太散。”自從接觸死刑案件以來，張雨一直試圖挖掘出這些標準，但很難歸納成體系。

“收回死刑複核的初衷，就是為了統一裁判標準。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吳宏耀認為，最高法院正在執行的一些標準並沒有規則化，仍然具有彈性。

在《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不核準死刑典型案例》一書中，記錄了一起因婚戀矛盾引發的故意殺人案。被告人郭某用水果刀對懷孕的戀人連捅三十余刀，一屍兩命。由於符合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等一般不判處死刑的情形，且有自首情節，最高法院未對郭某核準死刑立即執行。而在張亮搜集的案例中，有三起類似的案件，核準了死刑。

“想要維持標準的動態平衡並不容易，”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現於最高法院掛職刑一庭副庭長的林維說，“至少在最高法院內部，應該實現各個庭之間的融合。”

2014年至2016年，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255個死刑複核案例中，有辯護律師參與的僅22例，占比8.63%。

死刑複核案件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有望確立，但相關文件至今尚未出臺。

“收回死刑複核的初衷，就是為了統一裁判標準。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特朗普能為巴以和平做的不多

巴勒斯坦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中東之行的最後一站。當地時間23日，特朗普從以色列前往伯利恒會見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途中，特朗普的車隊經過高聳的隔離墻，似乎在提醒該地區沖突的複雜性。

特朗普稱他將“竭盡全力”幫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實現和平，卻沒有給出任何具體建議或措施，同時白宮對於特朗普此次訪問的前景也相當低調。

更謹慎

在和阿巴斯會晤時，特朗普說他“真心希望”美國能夠幫助巴以人民給該地區帶來新希望。“我致力於達成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我期待和這些領導人一起為持久的和平而努力。”

阿巴斯則稱，他對特朗普“崇高而可行的任務”表示歡迎。

特朗普此番表態和本月初阿巴斯訪問華盛頓時，他的論調基本一致，但措辭更為謹慎。本月初，特朗普和阿巴斯曾發表共同電視講話，當時特朗普表態美國將全力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達成全面和平協議，該目標“很有可能”實現，並表示願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在巴以間斡旋。

巴以和談已停滯了3年多，盡管在行前吹風時特朗普稱此行將促使巴以達成和平，但如今他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最難達成的協議之一”。

前一日，特朗普到訪以色列，和以總統里夫林、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會談，當天他還訪問了位於耶路撒冷的猶太教聖地“哭墻”，成為首位在總統任期內訪問“哭墻”的美國總統。

特朗普在以色列時強調了此行的首要目的是鞏固美以兩國關系，兩國不僅是朋友，更是盟友和夥伴。其次他表示兩國將共同應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等，並阻止伊朗成為核國家。同時，他還表達了美國期待促成巴以達成和平協議。

在和內塔尼亞胡會談時，他特別澄清，此前他和俄羅斯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時並未提及以色列。

特朗普在正式就職美國總統伊始就展現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場。今年2月中旬，特朗普正式就職不足一月之際，他就在白宮會見了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當時他說美以兩國是“牢不可破的”盟友，同時稱“兩國方案”可能是解決以巴問題更簡單的辦法，但並不是唯一辦法，而此前多屆美國政府以及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兩國方案”是實現巴以永久和平的唯一現實方案。

在此行中，特朗普對巴以問題的態度較之以前顯然更加謹慎。據海外媒體報道，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表示，如果巴以領導人都願意達成和平協議，那麽特朗普願意親自參與斡旋和平進程。

能做的有限

然而就在特朗普在耶路撒冷老城參觀訪問時，巴以之間的流血事件還在繼續，22日在伯利恒附近的一個檢查站，以色列軍警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青年，以方稱當時這名青年持刀沖向檢查站打算襲擊以方人員，雙方在經過短暫的搏鬥後以方開槍將這名青年打死。巴勒斯坦方面則稱，事發後以方阻止救護車救治該青年，眼睜睜看著他流血身亡。

23日晚些時候，特朗普將回到耶路撒冷參觀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並在以色列博物館發表演講。預計還將經過以色列隔離墻，以色列10年前建立了這堵墻，稱旨在防禦巴勒斯坦武裝分子，而巴勒斯坦人卻稱，這堵墻是為了爭奪地盤，割掉了西岸約10%的土地。

多數政治觀察家認為，特朗普在推動巴以和平進程上能做的很有限，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東耶路撒冷的未來、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以及巴勒斯坦邊境線等一些主要問題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且雙方在互信上存在很大問題。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分析也認為，巴以達成和平協議沒那麽容易，即便憑借特朗普張揚的個性也不足以結束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沖突，要達成和平協議不是定價做交易，而是調停擁有兩種完全不同世界觀的對立群體。

以色列已占領東耶路撒冷50年，以色列政府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認為此地已為以色列所有。

阿巴斯在5月初同特朗普會晤時說，他深信巴以間有可能達成最終解決方案。但他明確表示，巴方的“戰略選項”是在“兩國方案”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即一個在1967年邊界基礎上建立的、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和平共處。

同時，巴勒斯坦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2006年哈馬斯獲得巴勒斯坦大選勝利，次年用武力把法塔赫從加沙地帶趕走，之後巴勒斯坦便形成了哈馬斯占據加沙，法塔赫控制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分裂局面，因此近年來巴勒斯坦一直未能形成統一力量和以色列談判。

巴勒斯坦駐美國大使祖馬洛特(Husam Zumlot)曾擔任阿巴斯的顧問，他說巴以之間任何協議的輪廓雙方都知道。如果要重啟和談，就要談核心問題，而不是為談而談。“特朗普總統真的很認真，他認為和平是可能的。這不容易，但我們同意，和平是可能的。”他說，“我們準備好了，所有的事情都準備好了。”

不僅能為你寫詩，還能為你唱歌，微軟小冰還能為你做多少不可能的事？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614/163597.shtml

6月13日下午，微軟召開了朱主愛+小冰·音樂發布會，向大家展示了微軟小冰在音樂領域中的進步。

為了能讓小冰更好地演繹出音樂，微軟特意邀請了華語流行女歌手朱主愛來擔任微軟小冰的實習產品經理。此次實習的任務主要為提升小冰的演唱水準，加強其演唱的連貫度，情感的表達，以及風格的變換，同時參與到了音樂卡的研發當中。

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產品經理周典對於朱主愛的實習表現給予了高度贊賞，“因為小草本身是學音樂的，對於聲音有自己的敏銳度，所以對於我們給她播放的一些聲音的小樣，以及聲音里面的不同模型訓練出的合成語音的異同都非常地敏感和靈敏，耳朵特別靈，後面的會議和溝通就一直非常地順利，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她一個人在那兒跟我們講音樂上面的體悟。”

朱主愛在會上講到了人類與機器學習歌曲上面的不同之處。她認為，人類學習一首歌曲需要從低到高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學，需要大量的練習去慢慢地找到自己最適合的發生位置，去分辨什麽是好聽，什麽是不好聽，甚至不同曲風的歌曲應該用怎麽不同的情感去詮釋演繹。

而對於機器人來說，則可以直接從很高的位置開始學習，因為他們很容易就能夠做的很完美——因為它們根本沒有音域的限制，技術人員讓它唱多高，它就能唱多高。盡管如此，機器還是無法達到人類的水準，因為它缺乏我們人類在欣賞音樂時非常註重的一個東西——情感。不過，機器的學習能力非常強，再加上它的效率很高，小冰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學會了很多首歌曲甚至是不同種曲風。

對於在微軟的實習成果，朱主愛回答道，“我們覺得可以去探討小冰怎麽去提升她的音樂表現力，怎麽樣讓她更加達到接近人類歌手的標準，怎麽讓小冰能夠達到自己的特點和特色。因為我覺得小冰她是一個專業歌手的話，她應該需要有自己對音樂的理解和自己的想法，像真正的專業歌手一樣。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東西，一直在討論的。”

所以此次朱主愛格外重視對小冰的歌聲中註入人類的感情。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產品經理周典在會上播放了《隱形的翅膀》、《山歌好比春江水》、《好想你》，聽眾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小冰得到朱主愛的訓練優化後在情感表達，流暢度，多元化唱法方面的提升，尤其是轉音部分的連貫度自然度有了不小地進步，情感得以更好地展現。

小冰的音樂卡主要包含了音樂聊天、歌詞聊天、音樂推薦、猜歌名、個性化唱歌等多項特色交互功能。小冰會根據對用戶的了解和互動，來推薦用戶可能喜好的歌曲，與用戶共同探討品鑒音樂；個性化唱歌功能，就是小冰給用戶哼唱的歌曲中能夠加入用戶的名字，增強了用戶的參與感；尤為值得註意的是由朱主愛主導設計，由微軟小冰哼唱歌曲音樂旋律，與用戶猜歌名互動的“我愛猜歌名”技能。

朱主愛和團隊挑選了大量不同曲風的歌曲給小冰學習，使得小冰能夠更好地與不同的用戶進行交流互動。

最後，朱主愛更是發布了與小冰首度合作的MV《好想你》，點擊這里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