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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從哪裡來? 股息是從股價中扣除的嗎? 市場先生自語

http://mrmarketofhk.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11.html
有些朋友投資股票永遠不重視股息, 原因是要等很長時間, 包括等公司公佈業績, 之後要等股息除淨, 再等股息派發.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認為股息來自股價, 舉例, 如果你以10元買入一支股票, 派股息1元, 假設股價一直沒有升跌, 到股息除淨當日, 股價會自動下跌1元至9元, 因此, 朋友認為雖然收到1元股息, 但股價又扣除1元, 根本無著數. 事實真的如此嗎? 股息真的是來自股價嗎? 如果有投資者在2000年1月4日以當日收市價50元買入#26中華汽車, 持有至今大約13年總共收取股息每股51.66元, 如果股息來自股價是成立的話, 現時中華汽車的股價應該為負1.66元, 不過, 事實是, 執筆之時(註: 上星期六)中華汽車的股價為62元, 比2000年1月4日還要高12元. 因此, 股息來自股價其實只是錯覺, 真正的事實是, 股息其實來自股東資產淨值, 舉例, 如果派息之前股東資產淨值是每股100元, 派完股息5元之後股東資產淨值會跌至95元, 不過, 如果企業的股東資金回報率(ROE)有10%, 表示靠經營生意可以賺取利潤9.5元, 股東資產淨值因此可以提高至104.5元, 由此可見, 只要生意可以繼續有利潤, 股息便可以長派長有, 生生不息. 以中華汽車為例, 主要業務為持有投資物業收租, 由於派給股東的股息來自租務的利潤, 而無損投資物業本身, 因此, 只要繼續持有投資物業, 便年年都有租務利潤可以派發給股東, 這種盈利模式便有持續性. 

有朋友問筆者為何不少地產股和收租股的股價相對資產淨值都有大折讓. 以中華汽車為例, 截至2013年底股東資產淨值為每股156元, 上星期收市價只有62元, 表示市帳率只有0.397倍, 折讓高達6成. 原因是收租股資產淨值的提升, 主要來自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而非來自經營業務本身. 中華汽車最近公佈的中期業務顯示稅前盈利大增1.8276億元或67.23%至4.5462億元, 不過, 當中有3.798億元來自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佔了總稅前盈利的83.54%, 如果撇除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經營業務的稅前盈利其實只是增加了7.25%. 問題是,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只是帳面上的非現金利潤, 除非集團將投資物業出售, 否則永遠都是"有得睇, 無得使".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不單增加了集團盈利的"水份", 也大幅膨脹了股東資產淨值. 隨著年月累積, 股東資產淨值因為投資物業重估盈餘而迅速上升, 與可以分派的現金盈利大幅脫節, 既然集團不太可能出售投資物業, 投資者自然也不願意以貼近市值買入收租股, 因此, 收租股的股價相對資產淨值有大幅折讓便成了普遍現象.

【猜想】阿里入股華數的65億從哪來的？

http://www.iheima.com/thread-1587-1-1.html
　阿里巴巴集團目前還是一家非上市公司，資本運作的整個架構不能為外人所知曉，本文亦是在整理目前市場上各種看法的情況下，對阿里巴巴集團此次資本運作進行的一次猜想和解構。
　　阿里巴巴和馬云進行的收購，從來都能引起市場各方的關注，這一次入股華數傳媒更是因為65億資金的來源引發了多方爭議。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包括交易結構的設計、槓桿收購、資金來源以及資本運作這盤大棋。
　　阿里巴巴集團目前還是一家非上市公司，資本運作的整個架構不能為外人所知曉，本文亦是在整理目前市場上各種看法的情況下，對阿里巴巴集團此次資本運作進行的一次猜想和解構。
　　交易結構設計
　　綜合華數傳媒公告的整體情況來看，本次交易實際上應當是阿里巴巴集團對華數傳媒的入股，這也是為什麼與華數傳媒的控股股東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的是阿里巴巴集團。而操作層面上入股華數傳媒的杭州云溪投資合夥企業是為了完成這次交易而設立的「特殊目的公司」(SPV)。
　　至於為什麼要設立特殊目的公司，一個重要原因是華數傳媒所在的行業「廣播、電視、電影和影視錄音製作業」被列於國家限制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中，而準備海外上市的阿里巴巴集團是VIE架構的外資公司，不能直接投資華數傳媒。
　　交易結構設計的第二個備受爭議的部分是浙江天貓技術有限公司向謝世煌個人放貸提供本次入股的資金來源。浙江天貓與特殊目的公司云溪投資的有限合夥人(LP)謝世煌簽署了《貸款協議》，貸款本金不超過65.37億元，貸款期限為自提款之日起10年，貸款復合年利率8%。
　　既然阿里巴巴想投資又不能直接投資，那麼必然要把入股的資金給到特殊目的公司來完成交易。怎麼給這筆錢呢?正如國內某財經媒體報導中指出的：央行《貸款通則》限制了企業向企業直接貸款，但對企業向個人貸款則並沒有禁止性規定。因此，通過向個人借款的方式解決了本次交易合法提供交易資金的問題。
　　通常情況下，一項交易中的交易結構設計，除了為滿足商業上的考量(比如稅務籌劃考量、融資考量等)，還要有滿足政策和監管規定的考量，有滿足合法合規性的考量，這在國際成熟市場收購案中都非常普遍。很多國際企業都通過設立基金、資本運作平台來控制自己的投資組合。
　　質疑為什麼阿里巴巴或天貓不直接收購股份而讓一個馬云、史玉柱、謝世煌三人構成的投資公司來收購，這其中主要為了個人私益，其實沒有太多根據。
　　槓桿運用
　　本次交易在媒體和網絡上引起極大爭議的另一個問題是 「空手套白狼」的槓桿運用。有質疑說這次投資的主體是謝世煌個人，但資金全是天貓提供的，謝本人一分錢沒花，這槓桿率超高。還有質疑說云溪投資是馬云控制的公司，享有決策權的普通合夥人(GP)馬云出資9900元，史玉柱出資6500萬元，分別佔合夥投資的0.0002%、0.9943%，共同控制云溪投資。而有限合夥人(LP)謝世煌個人出資64.72億元，佔比99.0055%，毫無話語權。馬云僅出資9900元，即撬動了65億的資金，這一資本運作可謂四兩撥千斤。
　　首先，如果我們把云溪投資視為一個特殊目的公司，那麼與云溪投資有關的資金運作安排、合夥人架構安排就不是與個人有關的，不能說謝世煌個人或者馬云個人用了槓桿。而站在阿里巴巴集團的角度來看，浙江天貓來提供這次入股的資金，收購槓桿率為0。其次，普通合夥人和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話語權大小的問題在這裡是慣例操作，沒有任何特殊性。
　　即使我們退一步來說，站在云溪投資的角度看這次投資，云溪投資本身充分利用了槓桿。媒體上有不少人士質疑，擔保資產即是新收購的華數股份，這樣用借款收購資產後，反過來為借款進行擔保，頗似空手套白狼。
　　但用收購的標的資產來抵押取得收購資金恰恰是國際上盛行多年的槓桿收購(leveragedbuyout)的標準做法。槓桿收購的突出特點就是，收購方為進行收購，大規模融資借貸去支付交易價款，通常為收購總價的70%或全部。同時，收購方以目標公司資產及未來收益作為借貸抵押。借貸利息將通過被收購公司的未來現金流來支付。換句話說，「空手套白狼」恰恰是槓桿收購的代名詞。
　　那麼，云溪投資在進行槓桿收購的時候以謝世煌個人的名義借款也是很正常的交易結構設計，這背後自然會有一系列的法律約束條款來明確各方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
　　資金來源
　　即使前述交易結構設計都可以理解，仍然有人質疑：浙江天貓技術有限公司哪來這65億資金?很多人擔心這錢來自餘額寶，來自商家的保證金。關於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天貓的回應和法律人士的解讀。浙江天貓對媒體書面回應稱：「此次借貸資金是天貓公司自有資金。天貓目前經營狀況良好，每年營運都產生利潤和淨資金流入，此次貸款對天貓沒有現金壓力。另外，天貓商家保證金僅用於商家出現違約行為時，根據合同保障消費者權益，任何人都無權也不能動用。」有律師也表示保證金在銀行存管，無法輕易動用。而餘額寶的錢屬於貨幣基金，投向有明確的要求，更不可能擅自使用。
　　有人分析指出，天貓可以自身的現金流和資產做抵押向銀行貸款。但筆者諮詢過香港和內地的銀行人士，均表示65億元規模的10年期貸款，8%的利率很難提供，在中國香港及國際成熟市場幾乎就是不可能，尤其是10年這麼長的期限。而浙江天貓也向財經媒體聲明：「阿里巴巴集團目前為止尚未動用外國銀行的授信，更談不上挪用貸款。」
　　所以問題就變成了天貓有沒有可能有這麼多錢來做投資。阿里巴巴沒有上市我們得不到確實數據，但我們可以用公佈了招股說明書的京東來做對比。京東也是一家電商，根據其在美國上市的招股說明書，截至2013年9月30日，京東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淨額有88億元。京東都有88億元的現金，天貓商城完全可能有更多的現金在賬上。全球電商巨頭亞馬遜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86.58億美元。阿里巴巴集團的資金實力應當完全不用擔心。
　　資本運作
　　近年來，阿里巴巴一方面在媒體上不斷以集團整體上市的話題吸引著大家的關注，另一方面更是大手筆地做了很多收購，在A股市場收購了恆生電子控股權、華數傳媒股權，在港股市場收購了海爾股權、文化中國控股權、中信21世紀控股權等，在美股收購了高德軟件，這些收購案加起來有幾百億的金額。
　　然而由於阿里巴巴不是上市公司，我們無法知道每筆交易的資金來源。目前能知道的，只有收購華數傳媒的65億元來自浙江天貓，收購恆生電子的錢來自自有資金17億元和銀行貸款17億元(貸款2到3年，年利率不超過7%，以收購股權為質押)，收購高德軟件的11億美元來自阿里巴巴的自有資金。通常來說，非上市公司的融資能力弱於上市公司，但像阿里這樣的公司，經歷過上市、退市，有豐富資本運作經驗，又有大量現金流，融資不是問題。
　　有人質疑馬云在收購的同時，總是用自己個人的公司與阿里巴巴的公司一同參加收購，由此獲取高額的個人收益。在阿里巴巴和云峰基金共同收購中信21世紀時，《紐約時報》也刊文稱，馬云個人的私募公司會毫無疑問從中獲利。作者指出，2007年谷歌因為向一名創始人妻子的初創企業投資了幾百萬美元而受到批評。等阿里巴巴上市後，此類交易必然會接受公眾嚴格的審視和質疑。
　　然而就目前這個階段來看，只要浙江天貓的股東沒有意見，阿里巴巴的股東沒有意見，公眾又有什麼可操心的呢?阿里巴巴這家公司並不是馬云一個人的，阿里巴巴合夥人制度下，也不是馬云一個人說了算，只要履行了必要的決策程序，怎麼做都無可厚非。
　　當然阿里巴巴上市前加快收購動作有兩個好處：一是提高公司的整體估值，雖然有些收購是用馬云個人的公司完成的，但所收購的業務仍然能與集團業務產生協同效應，使集團整體受益。二是趁阿里還不是公眾公司前進行資本運作會更加靈活。
　　當然，只要阿里巴巴未上市，我們所做的一切分析就只是猜想。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A股9000億天量從哪來？習大大不遺餘力 金融之王

來源: http://xueqiu.com/3349896301/33579830

轉兩篇文章）

  9000億宇宙天量！

  如果說因為匯率換算問題（按2007年的匯率7.579折算，應為人民幣7541億元）上周這個“第一”還有歧義。那麽今天，A股兩市9000億的成交量，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宇宙第一天量！

幾大因素推動天量成交

1、降準預期，上周五在降準預期的催化下銀行股大漲，完全消化了11月21日降息對銀行股的不利影響。

2、資金價格下行，利於股市的估值提升，減少經濟失速風險，從而提振市場。9月以來，1年期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1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下行到3%附近，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下行到3.5%以下。

3、融資融券為股市帶來了大量資金。統計顯示，截至11月28日，融資余額已達到8189.27億元，再創歷史新高，相對於半年前不足4000億元的余額已經翻倍。由此可見，券商的融資業務確實成了當前市場的巨大推動力。

4、資產配置效應仍將發揮余威。在地產投資需求疲軟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有閑階層將資金從地產、礦產等領域轉出並投向股市，資產配置效應開始顯現。

5、增量資金加速入場。在本輪A股高歌猛進之際，兩市開戶數持續熱情不減，據統計，上周（11月24日至28日），兩市新增股票賬戶數為37.01萬戶，創2011年4月以來新高。而當前周開戶數已連續7周超過20萬，雖然與上輪牛市相比還有些差距，但也顯示有不少新增資金正跑步入場。（以上來源：第一財經資訊）


另推薦彭博商業周刊一文章

中國股市暴漲之謎：股市四千點等於新四萬億

　　種種跡象顯示，資本市場受到了習李政府的重視，證監會在推動股市上漲方面不遺余力。

　　如果上證綜指從2000點上漲到4000點，新增民營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潛力在4萬億元以上。

　　中國政府正在推動新一輪“四萬億”，姑且稱之為“新四萬億”。有別於2008年以政府投資為主導，大興基礎建設的“舊四萬億”，“新四萬億”將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

　　自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就有不少政府智囊團隊提出類似“以股市上漲為手段，搞活資本市場的投資功能、融資功能，帶動居民財產性收入，增強中小民營企業的投融資能力，進而實現經濟結構轉型、拉動消費的目的”的建議。萬博經濟研究院測算過，如果上證綜指從2000點上漲到4000點，A股的流動市值將增加20萬億元，由此帶來的新增民營企業投資能力和居民消費潛力在4萬億元以上。

　　種種跡象顯示，資本市場受到了習李政府的重視，作為“中國夢”的重要抓手之一，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國務院、央行、證監會等部門“一盤棋”式地呵護。

　　最近的事實是，11月21日，謝鎮江在第十屆中國證券市場年會透露證監會授權《證券日報》寫文章唱多股市的細節。謝鎮江透露，9月22日、9月23日兩天，A股連續兩天大跌，在中國證監會有關領導授意下，9月24日《證券日報》刊發了《中國股市市值再增二十萬億，滬指躍上四千點的路徑選擇》一文。與此同時，在中國證監會有關部門的直接指導下，同日用了八版專刊，全面細致地分析了多個國家和地區養老金入市的情況。

　　很顯然，證監會在推動股市上漲方面不遺余力，但這並不是全部，更深遠的意義是：一，中國資本市場逐步回歸其在金融領域應有的地位；二，資本市場扮演結構轉型的重要工具大概率得到高層的首肯。

　　核心觀點一：資本市場地位回歸

　　我所說的回歸，主要指的是資本市場投資功能回歸。

　　中國資本市場長期在金融領域得不到其應有的地位，或者說資本市場長期因功能定位不合理，而大起大落、結構畸形。筆者至今清晰地記得，在2012年第八屆中國證券市場年會上，第三屆證監會主席周正慶老爺子既憤又無奈地講到，“股市低迷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領導機構和主管部門對資本市場的重視程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當前重視不夠。”從證監會主席的口里說出如此直白的話，不得不反思。

　　在新中國的金融史里，資本市場從最初的摸著石頭過河，到為國有企業解決困難服務，重融資輕投資一直困擾著A股的發展。回顧A股的歷史，這一點有充足的證據。

　　雖然上交所、深交所1990年底就正式開業了，但姓“社”姓“資”的問題一直困擾A股的最初發展，直到1992年小平南巡，擲地有聲地說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高層一言讓時任證監會主席的劉鴻儒“有一種一塊石頭終於落地的感覺”。中國的資本市場抱著這種試的態度，從1990年到1997年，摸著石頭過河，從無知到幼稚，第一批上市的大部分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及中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而且都是試水性質的。

　　從1998年到2008年，國家將國有企業的改革目標定位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支持大型國有企業優先改制上市，資本市場的定位則成了“為國有企業解困服務”，其“圈錢”功能成為首要功能，投資功能則一直被忽視。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上一波牛市。在這十年間，大批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型國有企業改制上市，把包括國有銀行等在內的國有企業從債務危機中解救出來。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大範圍啟動，為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提供了重要平臺和機會。期間無論是1999年國務院搞活市場的“六項政策”引起“5.19”行情，還是2004年年底國務院針對資本市場的“國九條”助推股市最終飆升至6000點，資本市場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不需贅言。

　　那麽，在如今這輪從2000點起來的、可以預期的牛市中，資本市場又在扮演什麽角色？至少股市原來單純強調融資功能而忽略投資功能的時代過去了。原因有三：

　　首先，社會無風險利率進入下降周期，大批社保、企業年金、住房公積金等縮水空前，面對龐大的養老金虧空，從國家穩定的層面要求股市的投資功能必須歸位；

　　其次，中小企業融資難，已經嚴重制約中國微觀經濟的發展。去年由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擔任組長，央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等全面參與的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主要解決的便是融資問題，這種高度前所未有。而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的緊迫性更加強烈，資本市場進入以馬凱為主導，央行、銀監會、保監會“一盤棋”式的高度，即意味著一個“全新的資本市場”；

　　再次，社保等資金保值增值，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舉措，這從根本上決定著中國老百姓的消費意願，因此這是拉動消費，促進結構調整的舉措之一。

　　現在，曾主導經濟高增長的房地產市場難以延續，出口疲軟，傳統產業產能過剩，中小型新興企業融資難，微觀經濟層面持續惡化進而影響就業率；社會無風險利率下降，40萬億元的個人銀行存款、社保資金、企業年金等面臨空前縮水壓力，所有的問題交織，仔細分析，股市正是這錯綜複雜死結的“活扣”。資本市場回歸投資功能、融資功能並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無以替代。

　　核心觀點二：不用懷疑國家呵護股市的力度

　　過去發展不健全的資本市場，正是新一屆政府的王牌之一，而如果股市現在已經是4000點了，這張牌的威力便大打折扣。可以預見，資本市場的“新常態”之一是更加市場化，法律更加健全，包括退市制度、註冊制、分紅政策、監管層的功能、中小投資的利益保護等，資本市場將真正起到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另一“新常態”是在市場信息沒有完全恢複、整體經濟較差的情況下，政府對股市進一步下跌的容忍度比較低，央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一盤棋”式的呵護。

　　在經濟整體不佳的情況下，投資者對股市的信心、流動性高度敏感。但細心的投資者應該註意到，從今年6月份開始，央行對流動性的預期管理非常明確。

　　6月份，金融機構外匯占款結束連續10個月的增長態勢，而為負的882.8億元，加之新股申購凍結資金以及公開市場到期資金銳減的影響，市場流動性壓力很大，但是當月，央行選擇暫停正回購，央行靈活的公開市場操作策略給機構吃下了“定心丸”，這成功化解了市場對流動性吃緊擔憂的預期。

　　到了7月份，信貸數據更是低於市場預期，M2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13.5%，低於市場預測的14.4%，同時7月份新增貸款只有3852億元(6月份為1.08萬億元)，成為自2010年1月以來增速最低的一個月。要是以往，股市早就跌得稀里嘩啦，但央行第一時間站出來解釋低於預期的原因以及強調‘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貨幣政策並沒有改變。

　　央行最近一次流動性預期管理是11月21日，宣布基準的一年期貸款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無論是幅度、時間點都大幅超出市場預期。市場普遍預期，降準以及進一步降息會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我國將進入大降息周期。請註意，央行降息的背景是11月20日，資金面波動超過市場預期，交易所資金利率在IPO影響下已趨緊數日，銀行間市場頭寸難平迫使交易延時，錢荒陰影使得市場情緒明顯回落。

　　不難發現，央行在流動性預期管理方面不遺余力。股市現在正是在流動性預期向好、社會無風險利率加速下降的情況下，出現了爆發式上漲，尤其以金融板塊為代表的高分紅率、低估值藍籌股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周正慶老爺子過去一直耿耿於懷的股市得不到“領導機構和主管部門”的問題已經破局，資本市場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投融資功能地位都空前重要。應該看到在長達7年的下跌後，中國股市蘊含了極大的合理上漲空間，尤其股息率遠遠超過定期存款利率的大量優質藍籌股。這也是筆者最近幾個月一直唱多的大背景之一。

@今日話題

“土豪”安邦的錢從哪里來？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567

安邦，這家在本土壽險市場位居第八的保險公司，今年以來無比強勢地在全球瘋狂掃貨，手筆之大令人側目。

在國外，安邦收購比利時FIDEA保險公司100%股權，並購德爾塔·勞埃德比利時銀行，從希爾頓手中接盤久負盛名的紐約華爾道夫酒店……國內，安邦更是頻頻出手，將民生、招行、金地、金融街均收入囊中，持倉A股總市值超過1000億元。

所有人都在納悶：一年前還名不見經傳的保險公司，是如何迅速崛起的？支撐其在資本市場不計成本吸籌的巨額資金，究竟來自何處？

首先，有錢任性的安邦有著一幫“土豪”股東。

華爾街見聞此前曾提到，安邦保險的前身安邦財險成立於2004年，由上汽集團聯合中石化等數家央企設立，最初的註冊資本僅5億元。不過，隨後在股東雄厚資本實力的支持下，成立之後的安邦財險接連增資，2009年時已至51億元。2011年9月再度增資至120億元。

最大手筆的註資來自於2014年。今年4月，安邦保險股東就已大手筆增資180億元，註冊資本金達到300億元。

保監會今年12月披露，安邦保險再度獲準增資319億元，增資之後註冊資本金一舉達到619億元，資本金規模躍居市場首位，遠超“亞軍”人保集團的424億元，由一家中型險企一舉跨入保險巨頭行列。

而多家媒體調查，除了股東註資，保費是支撐安邦金融帝國的另一個重要來源。

今年1至11月，安邦人壽上海分公司的原保險保費收入已達到約109億元，遠超老牌保險公司平安人壽和中國人壽的91億元、67億元。去年同期安邦人壽在上海分公司保費收入僅有549.26萬元，規模增加1984倍，如此暴增讓業界大為驚奇。

在北京市場前十月的保費數據中，第一把交椅依然是平安人壽北分公司，保費收入為113.9億元。而安邦人壽以原保險保費99億元緊排其後，作為壽險老大的中國人壽只有68.5億元。

保監會公布的前11個月保費數據顯示，安邦規模保費達到564億元。而2013年全年，安邦人壽原保費只有13.68億元，投資類保費為82億元。

那麽問題就來了，究竟是什麽產品如此吸金，讓安邦的保費收入突然暴增呢？《經濟觀察報》援引一家上海市場排名前三的壽險公司銀保渠道負責人的消息稱，安邦保費暴增的奧秘，在於依靠遠高於競爭者的保險和理財產品迅速蠶食市場。

下面的兩款產品就很能說明問題，據《經濟觀察報》：

閔行滬閔路一家郵政儲蓄網點的銀保產品只有一款安邦長壽利豐保險，其他都是基金產品。安邦該產品的2年期預期年化利率為4.71%，五年期為5.84%，比銀行定存收益高出不少。

該產品說明書顯示，這是一款在人身保險費率市場化改革後，為了回饋客戶推出的自主定價、收益固定的保險計劃，一經投保利益就可鎖定。

……

在建設銀行網點，銀保渠道只有兩款產品，一個是新華人壽的惠福寶，保本保息年化收益4.5%，安邦財險的一個三年期安邦共贏三號投資型綜合保險產品的收益卻高達5.17%，比短期銀行理財產品、國債都高出不少。

而兩家網點的營銷員推銷的一個共同點則是，都是純理財產品，附帶的保險全都是贈送的。

不過，這種靠高收益、高手續費吸引來的資金成本很高，對投資收益的要求非常高。而安邦的投資策略也明顯差別於傳統的做法。

與以往註重資產配置和負債久期不同，安邦對於民生、招行等公司的投資主要集中在並購整合銀行地產等優質資產，除了股票權益類收益，還可以分享企業發展的長期利潤。

《經濟觀察報》援引一家壽險公司銀保渠道負責人的評論稱，這種激進的模式對公司的投資管理能力和風險管控的要求很高，如果大的投資環境好的話，還好；否則，風險累積形成滾雪球效應，一旦投資不能覆蓋成本出現破產，這些公司將逃脫不了。

不過，另類激進、有錢任性的安邦最終是否能走出一條“顛覆之路”，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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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億”與地方債：中國新“刺激”的錢從哪來？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017

中國發改委本月確認，國務院已批準總投資逾10萬億的七大工程包項目。官方強調這並非新增財政刺激。但是在政府不出錢的情況下，問題就來了：錢從哪里來？

根據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羅國三的說法，

“十萬億”並不是新增的財政投入項目，而是將社會資本引入投資計劃中。中央政府投資在並沒有怎麽增加總量的情況下，通過內部調結構，減少一般性的投資，加強重點領域的投資，來引導和加強國家重大工程建設。

從這番講話中可以看出弱化或者規避“財政刺激”的用意十分明顯。微刺激一直被視為政策“標桿”，大張旗鼓的宣稱刺激計劃顯然和原有路線不符。但是中國在不增加地方政府債務的前提下，似乎已經不可能加速基礎設施項目。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此前《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中國地方債的總量可能會讓中央政府“大吃一驚”。

數據顯示，2014 年前11個月的基建投資總額就已達到9.8萬億元，比2013年同期增長了接近 20%。以此增速推算，2015 年全年基建投資總量大致應該在 13萬億左右。由於萬億基建項目有的項目已經開工建設，有的正在開展前期工作，有的項目還需要分解，所以總投資是無法確定的。但是資金需求的現實還是十分明顯的。

由此，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似乎成為了最大亮點和可能。發改委的表態中也看到了引入社會資本投資的內容。

羅國三:目前政府對於國家重大工程的政策導向是通過創新投融資機制來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建設。

對於PPP，按照平安證券的算法：參考另外兩個金磚國家巴西和印度，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較大。他們通常也通過 PPP 模式進行運作。印度PPP的規模/GDP 的比例超過30%，巴西的比例則為25%，俄羅斯的比例也高達7%。而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PPP 模式的項目規模僅有 1%-2%。

中國地方政府目前已經將部分項目通過PPP模式在運作，但是規模只有 5000-6000 億元，占GDP的比例僅有1%左右。平臺公司債務余額為7萬億元，假設債務余額中70%改為PPP模式，規模可達4-5萬億元，如果占 GDP的比例達到金磚國家平均水平可達 10萬億元。

理論上PPP似乎可以接替政府成為投資的主力軍，並且政府也出臺了《關於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試圖更好的推動PPP運行。

但是從過往的經驗來看，在個人投資者依然受制於地方政府的背景之下，會有多少社會資金願意介入實在很難估量。而尚不健全的相關制度以及如何協調社會資本回報和公共利益的沖突也讓PPP“看起來很美好”。

如果基建所需資金難以獲得的瓶頸無法在“2015PPP大元年”得到解決，那麽信貸加速擴張似乎又成了唯一選擇。光大證券在12月通脹數據公布之後發布的報告就曾認為：

只有信貸的加速投放才能直接觸及融資難這個問題。去年降息之後資本市場泡沫化發展的傾向已經降低了央行降息的動力。因此，貨幣政策放松更可能以放松信貸的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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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國企產權改革路 國企改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789

 

30年來，國企產權改革從無人敢提到激進實施再到陷於停滯，始終在收與放、進與退的兩難之間苦苦摸索。

中國國企改革啟動至今已30年，其中產權改革的進與退是其中的一條主線。

30年間，第一個10年里政府嘗試了除產權改革（或稱所有權改革）以外的各種探索，如兩權分離、承包制等；第二個10年，是被動實施激進產權改革的國退民進的十年；第三個10年，產權改革限於停滯，國企效益轉好，逐漸做大。

梳理產權改革的歷史，有助於看清楚國企改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從要有好廠長到要有好制度

1984年，中國開始國有企業改革的探索。

此前，國營企業是附屬於政府的一個個生產機構，企業內部花2萬元翻修廁所都要請示上級主管單位。1984年3月，福建省召開一次“廠長經理研究會”，與會的55位廠長、經理聯名給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上了一封呼籲書，要求為企業家“松綁”。隨後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等轉載這封呼籲書。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思路是“兩權分離”，即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全會提出探索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多種經營方式，包括承包制、租賃制、破產制度、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

這年，國企改革啟動“利改稅”，即把企業原來的利潤上繳改成稅收。但當時征收的企業所得稅、調節稅等稅率過高，僅給企業留利9.8%，用作設備更新、大修基金、福利基金和工資獎勵基金。這實際上是竭澤而漁，結果造成財政連續22個月大滑坡，企業利潤連續20個月下降。

這種背景下，1986年初，一些地方的國企經營不下去，就模仿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起了承包。

承包制在短期內調動了積極性，短短半年就扭轉了財政收入下降的趨勢，但也逐漸暴露出弊端，比如承包基數需要一對一談判，造成企業之間苦樂不均，“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另一方面，承包制賦予了企業廠長經理過大的權力，出現一些問題。

據當時在國家體改委的賈小梁回憶，當時有一種觀念，一家企業能否搞好，關鍵看有沒有一個好的廠長。因此很多企業建立了廠長負責制，“一個人說了算”。但後來暴露出很多問題，如中國長江動力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總經理於誌安卷款出逃菲律賓。於是理論界又反思，人靠不住，搞好一個企業得靠制度，要把裁判員和運動員分開。

承包制未見明顯成效後，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改革中出現的股份制形式，是社會主義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形式，可繼續試行。由於不是所有制形式，所以股份制不涉及“姓社姓資”的問題。

最早提出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公司制改造的，是1985年出版的《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思路》一書。經濟學家董輔礽1987年則在《所有制改革與經濟運行機制改革》一文中提出，“兩權分離”無法真正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應該用股份制取代國有制。而北大教授厲以寧則因大力倡導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而被稱為“厲股份”。

1984年11月，上海首家股份制企業飛樂音響公司成立，隨後公開發行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張規範化股票。

十三大對股份制加以肯定後，北京、上海、四川、浙江、廣東等地推行了國企的股份制改造。但1989年之後，股份制改革受到質疑而被擱置。

初探產權改革

1980年代後期，國企虧損面達到了30%，這迫使政府意識到必須轉換國企的經營機制。

1991年底，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镕基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生產辦主任。生產辦是當時國務院為清理三角債、限產壓庫、扭虧為盈而成立的跨部門單位，賈小梁所在的體改委企業司在生產辦里負責企業改革的工作。賈小梁回憶，當時朱镕基大概主持了十多次總理辦公會議，討論起草《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條例》（以下簡稱《轉機條例》）。

《轉機條例》在當時是國企改革的頭等大事，其制定過程中曾經討論過產權問題，有次辦公會議上還有領導舉例說，有個老農民進城，在公交車上扁擔把車窗玻璃給杵碎了，售票員說這是全民所有的財產，打破了就要賠。老農說，既然是全民所有，我那份我不要了行嗎？

這個玩笑的意思是全民所有制落實到某項國有財產時，責任主體往往是缺位的。

但1990年代初期，產權改革是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來批判的，“誰要提產權改革，就是大逆不道。”賈小梁說。

因此《轉機條例》只提賦予企業經營自主權。1992年7月國務院發布該條例，賦予企業生產經營決策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出口權、投資決策權、留用資金支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並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獎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和拒絕攤派權等十四項權利。

在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看來，當時的改革非常激進甚至過於激進，“剩余分配權、投資決策權、資產處置權這些權利肯定應該由股東行使，而不應該放給企業”。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時肯定了股份制。《轉機條例》在肯定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同時，也提出要創造條件試行股份制。當年國務院13個部門還共同制訂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等11個法規。

到1993年，國企改革在產權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是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若幹問題的決定》，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其對現代企業制度的16字概括——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第一句就觸及產權問題。

這份決議里有關的不止這16個字，還有一段是關於國有企業的進退，“企業經營不善難以為繼時，可通過破產、被兼並等方式尋求資產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再配置”。

當是時，國企改革已刻不容緩。1994年初，國家經貿委等9個部門成立聯合調查組，對上海、天津、沈陽等16個重要工業城市的國企財務狀況做調查，結果顯示虧損面已達52.2%。

調查後，9部門聯合推出“優化資本結構”試點，主要思路是充實資本金、處理不良債務、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以及政策性破產，重點是增資、改造、分流、破產。至1997年，這項政策基本覆蓋全國所有中等以上城市。

1994年，國務院還確定了100家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這100家企業分布於二十多個行業，其中盈利、虧損和微利的各占三分之一。“好的搞成股份制，最後上市。微利的可能調整，可能淘汰。差的企業首先扭虧、減虧，相當部分要關停並轉退出市場。”賈小梁介紹。

進與退的兩難

1995年初，由國家經貿委和國家體改委牽頭，各部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動員大會，開始制定國企改制方案的12個配套文件。

當時有很多人擔心搞現代企業制度會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比如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三改一加強”的國有企業改革總體方案，“三改一加強”是指改組、改革、改造和加強管理。但最初的“三改”是改組、改制和改造，其中改組是將不同的國有企業進行優化組合，做大做強；改制是成為多元股東持股的股份制或有限責任公司；改造是進行經營機制改造和技術改造。

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三改”的初始目標是對確定要發展的國企進行改制，成立股份公司吸收非國有資本進入，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國企進行關停並轉的淘汰。但後來有領導提出，改制的爭議太大，能否改成“改革”。於是改成了後來的版本。

十四屆五中全會後，重慶、山東等地率先實施“抓大放小”戰略，1996年前後，山東省諸城市委書記陳光因為力推當地國企改制為股份合作制而被稱為“陳賣光”。時任副總理朱镕基派了兩個調查組去調查，又親自前往聽取匯報，最後批示繼續觀察。

時任國有資產管理局企業集團處處長周放生當年是抓大放小的親歷者，“當時中央叫抓大放小，其實就是把中小企業市場化、民營化，搞產權制度改革。”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那時候請各地經貿委領導開會，一律不準記者參加，不能公開報道，“因為我們也沒有把握，只是堅定了這個探索的方向。”

由於長期激進的控制權改革，1990年代後期國企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內部人控制”。

這種情況下，職工和管理層搞變相私有化層出不窮。出售國企熱潮中，也出現了不少假買真送、半賣半送、權錢交易等現象。地方不少告狀信寫到北京，國家經貿委不得不於1998年7月緊急下發《關於制止出售國有小企業成風有關問題的通知》。

1997年，國有大中型企業虧損面達39.11%，那年秋天，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攻堅和扭虧脫困的三年目標。為實現此目標，國務院提出堅決走“鼓勵兼並、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據說當年主管經濟工作的官員被要求要把這幾句話一字不差的背下來。

不巧的是，三年目標剛一提出，就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特大洪澇災害，據財政部數據，1998年國有虧損企業虧損額為3066.5億元，比上年增虧30.9%，成為歷史上國有企業虧損最高的年份。

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通過剝離不良貸款、抓大放小、戰略性改組和上市融資等手段，1999年出現了轉折性變化，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實現利潤達到967億元，比1998年增長84.2%。2000年，國企利潤達2392億元，比上年猛增了140%，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虧損面下降到20%左右。

業績改善的代價之一是職工下崗和企業關閉破產。據陳清泰所著的《國企改革：過關》一書，三年脫困時期，全國下崗分流的職工共有2100萬，1997年底6599戶虧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中，通過兼並聯合和破產註銷等方式退出市場的約2000戶。

1999年，陳清泰、吳敬璉等在《國企改革攻堅15題》一書中提出，國企應該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

是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資本控制的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這四大領域的重要骨幹企業。

2000年以後，各地國有企業改制不斷加速。但正如1997年後那一輪出售國企熱潮中出現的問題一樣，國企出售程序不規範、價格不合理等問題再次出現。

2004年夏，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指責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收購國企時侵吞國有資產，引發轟動一時的“郎顧之爭”。一場全社會的大爭論由此引發，政策法規日趨嚴格，國企產權改革實際上陷入停滯。

國資委“一龍治水”

表面上，“郎顧之爭”是產權改革停滯的原因，但實際上，2003年之後國企尤其是央企的效益好轉，政府也失去了改革的動力。

國企經營效益好轉的原因有多種解釋，比如2001年中國入世，中國經濟搭上“全球化紅利”快車，國企也是“乘客”；2000年之後，中國啟動重化工業發展戰略，大量的資金、資源向國企傾斜，典型的情形是2009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國企是直接的財政資金流向地；全國人民承擔了國企改制甩掉的歷史包袱，比如“三年脫困”時數千萬職工下崗，以及銀行業改革時數萬億不良貸款的剝離、核銷，和資本金註入。

除以上原因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即2003年國資委的成立。

在國資委成立之前，國資管理體系改革已經爭論了十多年。1993年，吳敬璉等人在《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書中提出，由人民代表大會下設的公有資本經營委員會直接組建和擁有的持股公司和投資公司，作為一級持股機構；其下是二級持股機構以及直接從事經營的國企。公有資本經營委員向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

當時的改革親歷者、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張春霖告訴南方周末，這一方案因國情原因在1994年之後被放棄。

經過漫長的多種方案的博弈，2002年底，時任國務院總理領導下的一個國資管理體系設計小組終於決定建立國資委，解決產權不清、多龍治水問題。

1990年代，跟國企產權相關的部門有9個，隨著44個中央部委合並精簡為29個，“九龍治水”變成了“五龍治水”：計委、經貿委、財政部、組織部和勞動部。

多龍治水實際上把出資人的三大基本權利——重大投融資決策權、收益分配權和經營者任免權——進行了分解。其結果就是當企業效益好時，大家都伸手，企業搞得不好大家都不管。

當時一個典型案例是1998年山東濟南重汽集團被發現虧損29個億，國務院領導很生氣，一查原因發現找不到責任人。有人說是組織部門選人不當，組織部門說是重複建設投資的問題，管投資的部門又說是企業辦社會包袱太重。最後只好把企業一分成三，分成山東、陜西和重慶三家汽車廠了事。

類似案例越來越多，國企改革逐漸聚焦到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上。

“改來改去，後來發現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繞不過去的問題，就是產權問題。”賈小梁說，“產權關系不理清楚，出了問題就找不到責任人。”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在理論層面實現突破，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並把現代產權制度概括為16個字：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

同年，國務院特設機構國資委成立，實行管人、管事與管資產相結合，權責利相統一。

知情人士透露，當初制定“定崗定員定責”的三定方案時，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曾要求，所有部門只要涉及國企改革的職權一律劃轉到國資委，但在實際運作中，國資委權責打了一定折扣：比如“管人”，央企一把手的任免權仍由中組部掌握；“管事”，國企的重大投資事項仍須發改委審批；“管資產”，國有資本金預算仍由財政部編制。

國資委成立後，先後出臺了《企業國有資產監管條例》（2003年）、《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2003年）等重要文件，產權改革客觀上劃上了句號。

未來的懸念

2003年之後，國企尤其是央企徹底告別了“經營不下去”的困境。

據國資委數據，2003年至2006年，央企利潤由3000億增加到7500億，凈資產收益率由5%提高到10%，2007年更提高到12.3%。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央企資產規模快速膨脹等原因，凈資產收益率下降到7.5%左右。

從2008年至2012年，國企資產規模飆升了90%。

但對其真實效益，一直存有爭議。比如天則研究所的分析報告認為，2001-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扣除同期少繳納的利息、地租、資源租和獲得財政補貼，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6.2%。

一位前國資委人士認為，國企由國資委一元化管理之後，確實導致國企利潤絕對額的短期增長，但同時也留下了弊端。他說，國資委一開始按營業收入和資產利潤總額來排序，排不進行業前三名的即可能被合並，這使得央企拼命擴張，負債率急劇上升。直到2010年，國資委才引入EVA（經濟增加值）指標考核體系，“但趨勢已經很難扭轉了。”

國資委受到的另一詬病，則是本作為去行政化目標而設的“特設機構”，卻變得越來越行政化。“有的央企老總說，國資委跟過去的機械部差不多了。”該人士說，“行政化管理與產權管理不同，產權管理你就只是股東，跟企業是平等的關系。現在國資委是央企的領導，是行政上下級關系。”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本輪國資改革的內容也包括國資管理體系的調整，其中國資委的未來定位，與財政部、發改委以及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之間的關系，還有待揭曉。

但在張文魁看來，無論國資管理體系如何調整，都只是控制權體系的改革。“歷史上我們曾經試圖通過控制權改革，來回避所有權改革，但繞來繞去才接受了一個鐵的事實：不進行所有權改革只進行激進的控制權改革，還是無法實現市場化。”

對於是否應該重啟產權改革，周放生的看法是，“我肯定不贊成國進民退，但是現階段也不可能把大國企私有化。”他說，“國企改革不是賣古董，成千上萬活生生的人在里面，饅頭得一口一口吃，急了要翻車的。”

他主張現階段先放開充分競爭行業的國企，對其國有股占比不設限，從而“解放”大多數國企。但對於壟斷行業的國企改革，可以分四步走：先放產權，後放市場；先放下遊，再放上遊。比如中石化銷售公司，即是先放開下遊的產權，接下來可再放開下遊的市場準入，再放開上遊（石油開采）的產權，最後放開上遊的市場。

從0到10億，韓後未來十年沖擊百億級品牌的底氣從哪來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0307/154584.shtml

撮合還是自營，產業B2B從哪里起航？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629/157036.shtml

文|施雲

產業B2B平臺的建設是一個複雜的決策過程。

第一步，需要找到三個關鍵要素：產業資源、IT技術和資金資源，我們把這個步驟稱作“找資源”。第二步，需要結合所擁有的資源，挖掘平臺給客戶帶來的價值是什麽，我們把這個步驟稱作“找痛點”。本期，我們要談到的是另一個重要的決策點，即：平臺是以自營方式切入，還是以撮合方式切入？

這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在艾瑞咨詢剛剛發布的《2016年中國B2B電子商務行業研究報告》中對這兩者有過一個粗略的對比，見附圖。

總體來說，撮合模式主要靠收取傭金（服務費方式），而自營模式主要靠賺取差價（買入賣出方式）。撮合模式較輕，因此有利於快速導入貿易商資源，積累用戶和交易量，但缺點是用戶粘性不強，盈利能力較差。自營模式較重，往往需要自建物流倉儲、ERP系統等，可以很好地掌控供應鏈，提高客戶體驗，但是投入周期長，擴張速度較慢。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撮合切入，還是自營切入，都是殊途同歸，終極模式都一樣，都應該是“自營+撮合”的混合模式。兩者的關鍵區別在於平臺的發展路徑不一樣。

如圖所示，撮合平臺首先需要吸引各級貿易商，尤其是中小貿易商或生產商的參與，將它們現有的線下交易搬到線上；在形成了海量的“交易規模”以及“數據資源”後，平臺擁有了與上遊大型貿易商或生產商博弈的籌碼，類似於B端的“團購”平臺；在取得了上遊大型貿易商或生產商的代理資源後，進一步整合產業結構，導入自營模式；最後形成“撮合+自營”相結合的混合模式。

其成功的關鍵要素在於，能否在前期撮合模式下解決用戶的關鍵“痛點”，從而快速導入交易量，並形成可持續的交易規模，最後形成真實的海量交易數據。在這一點上，許多撮合平臺走了彎路。沒有深挖客戶“痛點”，而是圍繞價格進行補貼，導致交易量缺乏可持續性，陷入了一輪又一輪的燒錢遊戲中去。

自營平臺則恰恰相反。它首先通過自建的資源，如物流、ERP或資金池，直接與上遊生產商或者大型貿易商達成合作協議，以買入賣出賺取差價的方式對接下遊客戶。這種模式往往會對傳統的供應鏈體系造成一定的沖擊，在業務上與部分下遊區域經銷商形成沖突。價格有優勢的自營平臺會針尖對麥芒地投入到區域戰鬥中去，而服務有優勢的自營平臺會有選擇性地與區域經銷商進行合作，進行優勢互補。

自營平臺的資源優勢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資金的投入，長時間的試錯和磨合，加上與區域經銷商之間存在一定的競合關系，因此發展速度較慢。但是當自營平臺的盈利能力逐步提升，前期的積累達到質變的突破點後，其服務水平和盈利能力會在行業內形成口碑和品牌聚集效應。這種聚集效應能夠不斷吸引各級貿易商加盟，從而打開撮合交易的大門。類似的，在B2C領域，京東就是一個從自營走向“自營+撮合”混合模式的很好的例子。

很多人誤以為產業B2B的終極模式是直營，沒有中間商，因為所有的中間環節都是多余的，去除中間環節是最有效率的方式。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產業B2B的終極模式應該是“自營+撮合”，產業供應鏈上的各級參與者都有其各自存在的價值。

這在我的文章“供應鏈上都有哪些玩家”第一章中有特別提到。中間商的存在與否取決於其對供應鏈的價值，而不因其為中間商就不需要存在。大多數情況下，中間商的價值在於其服務於某類特定的客戶，可以滿足這類客戶的獨特需求，例如承擔庫存、承擔價格波動風險、提供部分增值服務等。

這里面最有趣的是，選擇不同的切入方式，會形成與中小經銷商截然不同的關系。以撮合模式切入將形成合競關系（合作在前，競爭在後）；以自營模式切入將形成競合（競爭在前，合作在後）。無論以什麽方式切入，最終都是合作與競爭。那些在供應鏈上不產生價值的經銷商都將不複存在，而那些在供應鏈上依靠自身能力提供價值的經銷商更是誰也替代不了的。

除了自營和撮合，還有一種所謂的聯營模式，即與上遊或下遊的某個具有強大資源的企業聯合經營，共同開發B2B市場。例如，與上遊生產商或大型經銷商聯營，獲取產品成本優勢；再如，與下遊渠道商聯營，獲取貿易流通資源；還可以與第三方，如物流企業、信息化平臺等聯營。這種模式並沒有太多新意，筆者在文章《傳統企業、P2P平臺、IT企業，如何切入產業B2B？》中有提到，B2B平臺的建設需要先“找到資源”。找到了以後，可以發起成立新的公司，可以聯合經營，可選擇不同的合作模式，關鍵是看資源能否互補。

“自營+撮合”的混合模式結合了兩者的優點，尤其在盈利手段方面，既可以賺取服務費，如提供物流服務、提供供應鏈金融產品、提供信息服務、交易服務等，也可以賺取中間貿易差價，甚至還有類似找鋼網那樣開始利用自身資源參與其它B2B平臺的股權投資。

但是，混合並不等於不做任何區分。例如，假如銷售渠道沒有區分，就會出現終端銷售體系混亂的局面。銷售人員不知道該賣自營的產品，還是做撮合。因此，需要針對不同的渠道特點、不同的客戶特點，結合經銷商和自身的優勢弱勢，做市場的細分管理。在供應鏈端，也需要做一定的區隔，筆者稱之為“複合供應鏈模式”。

當一個B2B平臺實現了“撮合+自營”的混合模式後，無論從規模角度還是盈利角度來說，都在行業內形成了較高的競爭門檻，新進入者往往需要付出數倍的努力才有可能與之競爭。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平臺的架構工作已經完成，平臺的生態已經初步建成。

河北多渠道籌集鋼鐵去產能資金 破解“錢從哪來”

2日從河北省政府官網獲悉，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近日出臺《關於多渠道籌集化解鋼鐵過剩產能資金的指導意見》，破解去產能過程中的資金瓶頸。

據新華社2日報道，根據指導意見，除積極爭取國家專項獎補資金外，河北還將利用加大省級資金獎補、鼓勵地方安排專項資金、引導企業自願繳納互助金等渠道解決“錢從哪來”。

河北將引導企業自願繳納互助金，即鋼鐵冶煉企業自願繳納的用於支持產能退出的資金，保留產能的企業上繳互助金，拆除設備壓減產能的企業領補助。互助金出資企業為本行政區域內已列入《河北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實施方案》中的在冊企業。企業互助金的繳納方式、標準和數額，由各地與企業協商確定。

意見還明確了各渠道資金使用範圍。國家專項獎補資金主要用於化解過剩產能企業職工分流安置工作;省、市、縣(市、區)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獎補資金優先用於企業職工安置，也可用於企業資產損失補償、債務清償;企業互助金可統籌用於企業職工安置、資產損失補償、債務清償、轉型發展等。

按照國家與河北省簽訂的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目標責任書要求，“十三五”期間河北需壓減煉鐵產能4989萬噸、煉鋼產能4913萬噸 。

以下為意見全文：

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多渠道籌集化解鋼鐵過剩產能資金的指導意見

有關市(含辛集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關部門：

按照國家與省政府簽訂的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目標責任書要求，“十三五”期間我省需壓減煉鐵產能4989萬噸、煉鋼產能4913萬噸，職工安置、資產處置、債務處理等任務非常繁重，資金矛盾十分突出。為確保按時完成鋼鐵去產能任務，探索運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法治辦法化解過剩產能的有效方式，破解去產能過程中的資金瓶頸，經省政府同意，現就多渠道籌集化解鋼鐵過剩產能資金提出如下指導意見：

一、籌集原則

(一)政府引導，依法依規。各市、縣(市、區)政府對籌集化解鋼鐵過剩產能資金負總責，根據承擔的壓減任務，通過爭取國家支持、財政預算安排、協調企業互助等方式，多渠道籌集資金。強化大局意識、法治意識，依法依規履行相關程序，最大限度做大資金規模，切實保障企業合法權益。

(二)市場運作，公開公平。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鋼鐵產能退出市場化補償機制，促進鋼鐵產能向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轉移聚集，實現資源高效配置。健全開放透明、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及時公開資金的籌集、使用和管理情況，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三)企業自願，互助互利。充分尊重企業意願，鼓勵引導鋼鐵企業主動承擔壓減任務，自願繳納化解過剩產能互助金。保留產能的鋼鐵企業作為受益方，出資補償退出產能企業的資產損失，彌補企業職工安置、債務處置費用的不足，以此為杠桿推動壓減任務完成。

二、籌集渠道

涉鋼市、縣(市、區)在用足用好國家和省級化解過剩產能獎補資金的同時，可通過市、縣(市、區)財政預算安排一部分、鋼鐵企業互助提取一部分，多渠道、多方式籌集資金，激勵引導鋼鐵過剩產能平穩有序退出，確保按時完成產能壓減目標任務。

(一)積極爭取國家資金支持。嚴格按照財政部印發的《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管理辦法》規定，用好國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積極爭取國家專項獎補資金重點向我省傾斜。

(二)加大省級資金獎補力度。嚴格按照《河北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獎補辦法》規定，用好省級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獎補資金。要在目前預算安排基礎上，根據年度化解鋼鐵過剩產能任務，逐步增加資金額度，提高獎補標準，充分發揮其激勵作用，加快推動鋼鐵行業去產能。

(三)鼓勵地方安排專項資金。鋼鐵企業比較集中的市，要結合本地壓減產能任務，從市本級財政中適當安排專項資金，用於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整合重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等。化解過剩產能任務重的縣(市、區)，也要從財政預算中安排一定的獎補資金，專項用於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

(四)引導企業自願繳納互助金。企業互助金是指鋼鐵冶煉企業自願繳納的用於支持產能退出的資金，保留產能的企業上繳互助金，拆除設備壓減產能的企業領補助。出資企業為本行政區域內已列入《河北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實施方案》中的在冊企業。企業互助金原則上以市為單位進行籌集，具體籌措方式可參照武安市“鋼鐵產能指標置換交易金”模式，也可根據企業保有產能按比例提取。鋼鐵企業比較集中的縣(市、區)也可自行籌集。企業互助金的繳納方式、標準和數額，由各地與企業協商確定。

三、資金使用範圍

國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主要用於化解過剩產能企業職工分流安置工作;省、市、縣(市、區)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獎補資金優先用於企業職工安置，也可用於企業資產損失補償、債務清償;企業互助金可統籌用於企業職工安置、資產損失補償、債務清償、轉型發展等。

四、資金撥付管理

(一)國家獎補資金。中央財政將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撥付我省後，由省財政廳會同省發展改革委、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依據財政部《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管理辦法》(財建〔2016〕253號)制定資金分配方案，確定各地獎補資金數額，報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領導小組審定後，撥付到市、縣(市、區)財政。市、縣(市、區)財政部門根據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領導小組辦公室提供的驗收報告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職工安置方案，按照本地確定的獎補標準撥付資金。

(二)地方獎補資金。省級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獎補資金按照《河北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獎補辦法》規定，由省財政廳會同省發展改革委，按照各地承擔的年度壓減任務進行測算，確定各地獎補資金數額，報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領導小組審定後，撥付到市、縣(市、區)財政。市、縣(市、區)財政部門依據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領導小組辦公室出具的驗收報告，將獎補資金及時撥付到企業。市、縣(市、區)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獎補資金撥付管理辦法由各地自行確定。

(三)企業互助金。企業互助金是鋼鐵企業間為落實化解過剩產能任務自願繳納的專項資金，可由地方政府設立專項資金賬戶管理，也可委托第三方或行業協會進行管理。年度壓減任務確定後，設立企業互助金的屬地政府負責協調、督促轄區內鋼鐵企業，按時繳納資金並匯入管理方賬戶。各地確定的資金管理方負責互助金的日常管理和會計核算，按照使用管理辦法辦理資金撥付手續。當地財政部門負責對企業互助金監督管理，可委托第三方審計機構對獎補資金的管理使用情況進行審計，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將審計結果向社會公開。企業互助金的籌集、使用、管理辦法，由當地政府組織相關企業協商確定。

各級各有關部門要切實加強組織領導，盡快研究制定具體措施和辦法，積極籌措化解鋼鐵過剩產能資金，充分發揮各類專項獎補資金的激勵作用，推動鋼鐵去產能任務如期完成。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領導小組辦公室要適時對資金籌集使用情況進行專項督查，及時通報督查結果。

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2016年11月29日

董明珠下註珠海銀隆 但銀隆的電池技術從哪來？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12-24/1064446.html

當下中國最具知名度的商界女性董明珠,與王健林“排排坐”的照片再次上了熱搜。鏡頭中的她比以前更漂亮、也更職業化了。

雖然更愛飄飄長裙，但董明珠還是特意穿上了一套粉嫩色修身高級女士套裝，薄黛清妝，嫻雅溫和，與王健林談笑晏晏。

然而，登上主席臺開口說話的一瞬，那位帶著總攻氣場、淩厲猛烈的她又重回了眼前。這天，是12月15日。

一個月前（11月16日），格力電器(000651.SZ)巨資收購珠海銀隆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稱“珠海銀隆”)方案告吹，董姐姐保持了難得的安靜。後來人們才恍然大悟，女強人根本沒打算放棄這次並購。

與王健林同時出現的那天，戴著閃光項鏈的董明珠做了精心準備：作為格力電器董事長兼總裁的她突然宣布，以個人名義投資珠海銀隆，並拉來了大連萬達、中集集團和北京燕趙匯金國際投資公司、江蘇京東邦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共同增資30億元，拿下珠海銀隆22.388%的股權。這一舉動讓她本人怒刷了存在感。

促使家電“武則天”如此破釜沈舟、誓要下註全部身家的這家新能源企業，業內並不出名。主攻的鈦酸鋰電池技術因過於偏門，幾乎難有機會嶄露頭角。而在董明珠個人的力捧、企業家“朋友圈”的大力助威下，珠海銀隆的命運可能有所不同。

值得提醒的是，珠海銀隆的技術“鈦酸鋰”源自一家長期虧損、已在納斯達克退市的海外企業Altair Nano(美國奧鈦納米技術有限公司，下稱“美國奧鈦”)。在全行業都更看重磷酸鐵鋰、三元鋰電池的今時今日，鈦酸鋰、美國奧鈦及珠海銀隆到底是否值得董明珠如此用心良苦，它們的技術能否有所作為、贏得新能源行業的矚目?帶著這些疑問，第一財經記者展開了一番調查。

銀隆收購美國奧鈦

2016年8月18日格力電器公告稱，擬采用發行股份的方式收購珠海銀隆100%的股權，交易對價130億元。消息公布後市場一片震動，定向增發的相關議案未獲股東通過，因此格力電器對這家新能源公司的“買買買”也被擱置一旁。

誰知，董明珠很快宣布個人參股珠海銀隆，並有包括萬達集團、中集集團等其他企業的助陣，總投資30億元。王健林在解釋自己之所以5億元進入珠海銀隆的原因時說，“這都是因為董明珠，我相信她的判斷。我連自己占多少股份也不太知道。”

珠海銀隆是一家什麽樣的企業，令董明珠如此傾心?原來，它的核心技術並不複雜，而是一種基於鈦酸鋰材料而制成的新能源電池產品，由這一脈絡展開並進入新能源汽車、儲能產品的開發、生產及銷售。

以鈦酸鋰材料作為負極，錳酸鋰或三元材料為正極的電池即為“鈦酸鋰”電池。就珠海銀隆而言，該技術實際又存在於其2010年收購、持股53.18%的子公司---美國奧鈦納米技術有限公司（下稱“美國奧鈦”）手中。當年5月珠海銀隆展開收購行動，美國奧鈦的兩家下屬子公司---Altair US和Altairnano(下稱“奧鈦納米”)也被一同納入至珠海銀隆的體系中。

魏銀倉為大股東的珠海銀隆成立於2009年12月30日，註冊資本1000萬元，珠海恒古持股49%，魏銀倉旗下的銀通投資集團持股51%。

創立之初，珠海銀隆就已重點定位於新能源電池，但通過收購美國奧鈦，中方才得以真正敲開鈦酸鋰電池的技術之門、整合研發團隊，並有機會邁入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和儲能技術領域。

美國奧鈦曾是一家設立在加拿大安達略省的企業，後冊遷至美國，曾在納斯達克上市，不過現已退市並在OTCBB市場交易。它可能還在試圖恢複資格、重回納市交易。不過該說法沒有得到珠海銀隆方面的確認。

第一財經記者查詢多個公開資料後發現，美國奧鈦在被中方全部收購的前後幾年里，業績一直不佳。2010年，美國奧鈦的總資產、營收及凈利潤分別是2426萬美元、783萬美元和-2228.6萬美元。在被中方控股後的兩年里(2011年、2012年)，這家美企依然虧損，凈利潤-1993.3萬美元、-1440.5萬美元。

去年，美國奧鈦的總資產為2.6114億元（人民幣，下同），總負債1.9219億元，營收3962萬元，凈利潤-3832.85萬元。到了今年上半年，這家美國公司繼續虧損1501萬元，營收1045萬元。

在納入到珠海銀隆公司之後，美國奧鈦的研發體系與珠海銀隆做了進一步的分工。

目前，珠海銀隆在國內設有銀隆研究院、銀隆電器技術中心、廣通技術中心等研發部門，國外的研發職能則主要由美國奧鈦承擔。美方側重於鋰電池基礎理論的研發，銀隆研究院則更偏重鋰電池的應用研發及工藝研發。銀隆電器技術中心負責BMS、電機電控、整車控制及安全研究；廣通技術中心重點負責整車底盤、汽車工藝等研發。在珠海銀隆20位左右的核心技術人員中，研究方向集中於鋰電池、納米材料及系統的總計8人，其中多位核心美方技術人員依然在美國奧鈦工作。

美國奧鈦技術來自必和必拓

2010年珠海銀隆戰略控股了美國奧鈦後，掌握了電動車鋰電池的鈦酸鋰材料生產技術。2014年1月19日，作為美國奧鈦核心子公司的奧鈦納米也決議，整頓在美國所有的生產經營行為以向中國轉移，停止在美生產、營銷和銷售行為。

經過消化吸收，截至2016年6月30日，珠海銀隆已分別在廣東省珠海市、河北省邯鄲市建立了兩大鈦酸鋰動力電池生產基地。今年10月份，河北銀隆奧鈦三期工程生產線竣工投產，彼時魏銀倉透露，奧鈦三期項目總投資5億元、設計生產能力7000噸、建築面積3.5萬平米，投產後年產能將達到10000噸、產值20億元。

那麽，這家有著18年歷史的美國新能源技術公司“奧鈦系”，其研發的根基來自哪里呢?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的公開資料梳理發現，奧鈦納米的現任高級技術總監Bruce Sabacky博士是一位關鍵性人物。在企業成立的一年後即1999年，他就加盟了。從履歷上看，他曾擔任必和必拓礦物技術中心的研發經理，負責研發鈦礦物加工技術。而上述技術後來也成為了奧鈦納米的主要技術方向。

1999年11月，奧鈦納米收購了必和必拓有關納米材料和二氧化鈦顏料的所有權利和資產。這一時間，也與Sabacky入職日期保持了一致。

Sabacky博士曾獲得九項專利，其中四項涉及Altair的鈦基納米材料產品，發起並指導了公司的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計劃。

美國奧鈦的兩位高級管理層---Brad Hanauer、Len Sekowski則都有過通用汽車、德爾福等美國車企的技術背景經歷。前者曾在通用電氣的EV1電池組工作，此後就職於德爾福鋰電池組，2005年來到奧鈦系並工作至今。Len Sekowski在德爾福的電池制造工程小組工作了30年、在喬治亞州的Fitzgerald電池廠也做了10年的駐地制造工程師。Sekowski在建立電池制造工廠(包括巴西，韓國和墨西哥等地)方面擁有不少經驗。他曾擔任過奧鈦納米電池模塊制造的工程師，是構建ESS系統，對其進行安裝和調試的首席工程師。

鈦酸鋰電池是否靠譜?

奧鈦納米官方資料顯示，公司所掌握的技術有其特別之處、具備諸多優勢，主要表現在安全性較高、快速充電、循環壽命長、工作溫度範圍寬等方面。

從安全性方面來講，珠海銀隆的高級工程師範雪海曾在第四屆鋰電達沃斯論壇上說：“鈦酸鋰電池采用的是結晶石納米結構材料，比傳統鋰電池材料的石墨結構穩定，因而安全性較強。而且，納米尺寸變化比較快，位於20到60納米之間，能做到6分鐘快充90%以上，這是由材料特性決定的。”

奧鈦納米公司的公開資料顯示，從充電次數來說，傳統鋰離子電池在報廢前通常可充電約1000次，而在實驗室測試中，奧鈦納米能量存儲和電池系統已實現16000次以上的充放電循環，其速率比常規電池高40倍，且仍保持了高達初始充電容量80%的容量。

美國電動巴士制造商Proterra於2009年起就開始采購了這家美企的電池，“奧鈦納米針對我們需求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可謂是傑出並獨特的，這也將使我們的汽車更獨一無二。”Proterra的首席執行官Jeff Granato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從2009年~2010年5月，奧鈦納米共接到了Proterra的兩筆訂單，金額分別為85萬美元、近90萬美元。此後，對方是否持續下單給奧鈦納米，第一財經記者未能從公開渠道獲得。

奧鈦納米為Proterra提供的電池專為商用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設計，具有循環壽命長、功率高等特征，對溫度變化也有很強的適應性，在零下40度、55度的極端溫度下都能有效運轉。24伏50安的納米結構鈦酸鋰電池充電十分快捷，10分鐘即可，充放電循環可達9000次。通過應用鈦酸鋰電池，Proterra公交車的燃油經濟性比常規柴油車和其它競爭對手的燃油經濟性高出4倍。

同時，珠海銀隆也在發展其基於鈦酸鋰電池的純電動客車這一終端產品，其純電動客車2015年的銷量為2996輛，2016年上半年達1507輛。2016年，公司純電動客車年產10000輛，較2015年增加了7000輛，主要系北方園區石家莊中博在2015年底完成了客車整車生產線的一期工程，同時對南方園區珠海廣通客車的整車生產設備進行了二期改造。

爭議不斷

盡管鈦酸鋰電池的優勢被業內認同，但專家們對鈦酸鋰電池的前景爭議很大。

“董明珠選擇造車的方向沒有錯，但如果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她選擇鈦酸鋰電池(這個方向)還是值得商榷。”國軒高科總裁方建華的觀點直截了當：鈦酸鋰電池未來不會成為主流，其發展空間有限，“實際上，鈦酸鋰電池的發現要早於三元鋰電池和磷酸鐵鋰電池，如果可行的話，大家早就做出了選擇。”方建華說，鈦酸鋰電池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能量密度低，“這一指標直接關系到續航里程的長短。舉例來說，三元鋰電池的能量密度是每12度可跑100公里，但鈦酸鋰電池只能跑50公里，能量密度是三元鋰電池的一半。”

不過，就其安全性來講，三元鋰電池的安全性較低，所以目前純電動客車所使用的普遍為磷酸鐵鋰電池。

但三元鋰電池的充電時間大概是4~6個小時，鈦酸鋰的充電速度還是要更快，“如果鈦酸鋰電池應用在公交車上是可以考慮的，安全性比較高，可以實現快充。但這種充電方式也只能在部分狀況下進行。如果全部使用快充的話，會對現有能源體系造成很大的沖擊。以北京為例，如果全部實現快充，電網就要擴容一倍。”方建華說。全球前三大動力電池生產商---寧德時代總裁黃世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表示，鈦酸鋰的快充技術可通過現有磷酸鐵鋰材料升級實現。

另一方面，雖然鈦酸鋰電池的工作溫度範圍寬，可到零下40~50度，但也有人士認為這一特點適應於較冷的北方地區，在南方該優勢就不明顯了。

上海中興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技術營銷總監王以誠更是謹慎地認為，“在(零下50度)這麽低的範圍內工作，從我們做鋰電池行業的角度來看，可能還需要進行大批量的驗證。”

第三，鈦酸鋰電池本身是貴金屬，成本較高，比傳統電池成本高出約30%，更加適合用在公交車、場地車和儲能領域，也更適用於對於電池穩定性要求極高的軍工領域。

在儲能技術上，珠海銀隆的儲能模塊由鈦酸鋰電池配合先進的電源管理系統組合而成。通過優化的模塊結構和完善的電池管理軟件，可實現現場更換電池單元、高響應速率、高一致性等，有效解決多元化電力系統的功率頻率調節控制管理問題和風光電並網的削峰填谷問題，為家庭、工廠、通信基站、發電廠、電網公司等解決能源利用問題。

王以誠說道，即便是鋰電池用在儲能領域，由於各方利益未協調一致、儲能補貼也沒到位，因此電池成本的高企會限制國內儲能產業的發展，“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儲能領域的成本投入比收益還要高，也就是說充電比儲電還貴。短期內，使用鈦酸鋰作為儲能產品的一大技術也不合算。”

當然，通過大規模的投入和使用(如新能源汽車的大力發展)，可能會促使鈦酸鋰的成本有所降低。但該電池“能量密度低”的這一劣勢若要解決起來，難度很大。相比之下，磷酸鐵鋰電池和三元鋰電池可能會通過技術進步來提高自己的循環壽命，將劣勢變為優勢。

珠海銀隆也表示，自己正在以技術創新、優化電池制造工藝等兩種方式，來提高鈦酸鋰的能量密度。東興證券分析師林劼說，假設克服能量密度低這個問題，鈦酸鋰電池能否成為主流，還要看未來的發展態勢再做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