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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路頻繁?看看國外征信模式怎麽規避風險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701/157125.shtml

跑路頻繁?看看國外征信模式怎麽規避風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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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路頻繁?看看國外征信模式怎麽規避風險吧

信用是構成市場經濟的靈魂,是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利器”。

導讀

著名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認為,信用是構成市場經濟的靈魂。信用經濟的基礎是個人和企業的信用,其發展的最大障礙便是“信息不對稱”。而征信就是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利器”。征信行業在國外已經發展多年,幾乎覆蓋全社會,而在國內這一領域才剛剛起步,征信基礎設施不完善,信用信息無法共享,嚴重阻礙經濟金融的健康發展甚至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小編希望我國能盡快建立起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讓魏則西的悲劇不再重演~

1、征信及其對微金融發展的意義

征信就是指由具有專業征信能力並且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通過對信息的依法采集、客觀記錄其信用信息,為個人或企業建立信用檔案,並依法對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務的一種活動,它為專業化的授信機構提供了一個信用信息共享的平臺。征信一詞最早源於我國的《左傳》,書中提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但現代征信的含義則可以參考我國的《征信業管理條例》,條例中規定:“征信業務是指對企業、事業單位等組織的信用信息和個人的信用信息進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並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動。”

征信業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衍生出的一種具有專業化性質的信用信息服務,主要包括出具信用報告、進行信用評估、信用信息咨詢等服務,它是為了幫助經濟社會活動主體了解其交易對象的信用狀況,從而幫助其判斷經濟活動的風險。通過征信業務的開展有助於降低企業之間、個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對於企業、個人不僅在融資方面並且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都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小微企業、普通個人和廣大農戶為代表的微金融主體,在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擴大就業、減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長期以來微金融主體卻難以獲得來自傳統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

征信業的發展有助於打破微金融主體信用空白的格局,使金融機構降低與微金融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更好地對微金融主體風險進行甄別,這樣從另一方面來講,也增加了小微企業和個人消費者獲得融資的可能性。隨著征信業的不斷發展不僅使互聯網金融企業開始涉足微金融,甚至曾經難以深入到微金融領域的傳統金融機構也勢必會進入。屆時小微企業將獲得充足的資金供給,為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貢獻巨大的力量。而個人消費者和廣大農戶由於擁有了征信信息,能更加容易地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因此他們將減少平日的預防性儲蓄,而增加消費、擴大內需,從而促進國民經濟健康轉型。

征信的完善不僅有利於微金融主體的發展,也對金融機構的健康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傳統融資模式下,借款者違約後由於缺乏相應的處罰和監督機制,導致了違約成本相對較低。而隨著征信的健全,貸款違約成本將急速上升,因為如果某公司或者個人違約,必然導致以後的融資處處受影響或者很難再次獲得融資的話,最終會使借款人不敢甚至不願意違約,這將大大降低金融機構的風險,從而促進金融業的健康發展。

2、國外征信業發展現狀

(1)美國征信業——市場化征信模式

美國作為一個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征信模式主要是以市場為主導的征信模式。市場化征信模式是指由獨立於政府之外私營企業組成的征信機構,通過對個人、企業信用信息進行收集、加工然後提供給信息使用者,以獲得報酬的征信模式。市場化征信模式,信息來源相對廣泛,並為法律允許範圍內的所有市場主體提供信用調查服務。政府會通過設立信用管理局來管理信用行業實務,並且制定相關法律並監督法律執行,但市場化征信模式下政府不會直接參與征信活動。

市場化征信模式的優勢在於市場化程度較高,有較廣闊的市場空間,服務範圍廣,有利於通過提供信用調查和咨詢服務來降低更大範圍的社會信用交易中存在的風險。而且這種模式能有效擴大信用規模,進而有力拉動信用消費需求的增長。另外因為市場化模式不需要政府財政資金的介入,所以能充分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

同時市場化征信模式的不足也很明顯。美國的征信模式是經過較長時期的市場競爭、淘汰和整合後才逐步形成的,對於起步較晚的國家來說,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覆蓋範圍廣、市場占有率高的民營征信機構確實難以做到。市場化模式不僅時間要求長,行業內激烈的競爭還可能導致同一水平的重複投資和社會資源一定程度的浪費。同時,市場化模式對於法律環境和執法水平要求相當高,如果法律體系不夠完善或者執法力度不夠,很有可能導致濫用信用信息和侵害個人隱私權等社會問題的出現。

(2)歐洲征信業——公共征信模式

公共征信模式一般是以中央銀行建立的銀行信貸登記系統為主體,征信機構多是由各國的中央銀行或銀行監管機構開設,一般為政府出資來建立中央信貸登記系統和全國數據庫,並且非盈利。在這種模式下,多通過法律或決議形式來強制政府及所有金融機構參加公共信用登記系統,從而采集企業信貸信息和個人消費信貸信息。因此,信用數據也只向金融機構提供,而不提供給社會其他需求方,主要用於商業銀行防範自身貸款風險和中央銀行金融監管及貨幣政策決策。

一般認為,由於公共征信模式下,征信機構是中央銀行設立的非營利性部門,信用數據由中央銀行及其下屬部門掌控,這有利於保護金融系統的信息安全,從而較大程度地保護個人隱私。另外,中央銀行主導建立的信用數據庫覆蓋面廣,數據質量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規避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

而公共模式的不足主要體現在政府財政對建立數據庫的投資較大,維護系統運轉的成本較高,會給財政帶來較大負擔。市場化運作的空間較小,能提供服務的範圍有限,不利於將各類信用信息進行整合並滲透到社會的更多方面,對擴大全社會的信用規模、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十分有限。雖然通過政府來協調各方,能高效地建立起較為完備的數據庫,但由於是政府主導且是非盈利性質的征信機構,提供的信用資料可能不夠透明。還有,公共征信模式主要為了防範金融信貸風險,所以它收集的多是一定貸款額度以上的信息,沒有記錄個人每項信貸記錄,不利於對個人信用等級進行評分。

(3)日本征信業——會員制征信模式

會員制征信模式是以銀行協會建立的銀行會員制征信機構與商業性征信機構共同組成的混合型征信模式。運作形式是以各協會建立會員制信用服務機構,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均面向會員,其提供的信用信息服務基本能夠滿足會員對個人信用信息的需求。後來銀行協會統一國家各信息中心,成立全國銀行個人信息中心和會員銀行間交流采取收費方式。目前日本的征信機構大致分為銀行體系、消費信貸體系和銷售信用體系三類,分別對應著銀行協會、信貸業協會和信用產業協會。

會員制征信模式下,行業內會員的協調相對比較容易,各會員關系也比較穩定,但是對於行業協會的發展水平要求較高。由於日本行業協會發展時間長、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尤其是二戰之後以行業協會為主導的經濟秩序發展成為了日本經濟的主要治理結構。而其他國家的行業協會難以發展得像日本一樣有影響力,且這種模式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較低,因此會員制征信模式難以在其他國家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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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 微金融 國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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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胡濱:呼籲允許互聯網金融機構接入央行征信系統

作為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最快、最為活躍的業態,P2P網貸始終處於風口浪尖。尤其進入2016年,頻頻爆發的風險事件。據第一網貸最新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全國P2P網貸行業快報》顯示,截至6月末,2013年以來,P2P網貸行業發生停止經營、提現困難、失聯跑路等情況的各種問題平臺累計2077家,占全國P2P網貸平臺5685家的36.53%,為歷史新高。截止2016年6月底,問題平臺率36.53%,環比增加0.45個百分點。

在6月30日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以“風暴中的P2P網貸行業”為主題的學術沙龍上,多位業內專家聚焦互聯網金融話題,分析我國互聯網金融蓬勃發展的積極意義,透視行業亂象背後的原則和監管問題,並就完善金融監管提出了建設性建議。

莫將P2P妖魔化

胡濱副所長表示,在黨中央、國務院先後出臺“互聯網+”行動方案、大數據發展綱要、鼓勵支持“雙創”以及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都對互聯網金融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一度讓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產業帶上了奪目的“光環”,這是不客觀的。但在一些負面事件的影響和波及下,當下的互聯網金融不僅走下了“神壇”,更有被嚴重“妖魔化”的趨勢和現象,這更是不可取的。

在胡濱看來,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中國金融業實現“彎道超車”的機會點。同時,呼籲媒體及社會各界不要用“有色眼鏡”看待互聯網金融,應正視互聯網金融在發展普惠金融和實現共享經濟方面的作用。

風險頻發背後的亂象

在看到互聯網金融在經歷了蓬勃發展的積極現象背後,胡濱也看到,當前行業存在著監管的效率問題、自律的問題。目前有很多跑路的問題,特別是一些線下理財公司,財富管理公司打著互聯網金融的旗號,從事非法集資、非法融資行為,開始出現了一些群體性的事件,出現了局部的重大風險。

對於P2P平臺跑路事件不斷,風險頻發的原因,互聯網創新研究副院長、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分析,一是宏觀經濟因素,經濟下行,影響項目收益、本息對付能力,二是行業擴張的滯後性,在過去的三到四年,一些互聯網金融企業快速跑馬圈地,融資非常的容易,快速的擴張到現在很多的項目集中進入到本息兌現的時候,又加上經濟下行,這種風險才爆發,對於一些企業而言,存在生存和運營困難問題。三是平臺本身是偽互聯網金融,假借了互聯網這種慈善的外衣,從事違法的活動。

對於違法的形式,鄧建鵬總結歸類為三種:一種是先歸結資金,再對接資產端,典型的涉嫌到非吸;第二種是發布的借款項目,平臺沒有盡到前面審核的業務,發現借款項目是虛構的,要麽平臺自己承擔損失,墊付利息,要麽導致投資人成本損失;第三種是完全詐騙,非法占有,要詐騙投資人的資金。

這些現象背後更振聾發聵的本質是目前P2P網貸的風險狀況還沒有本質上的變化。第一網貸報告同時指出,P2P網貸長期存在的四大缺失嚴重,主要表現為標準缺失、信息缺失、中介缺失和預警缺失。至今還沒有多大改變,並導致了P2P網貸跑路風、倒閉潮。

深圳市錢誠互聯網金融研究院理事長胡爾義進一步解釋稱,規範P2P網貸主體行為的法規、制度、標準仍未落地。國家至今仍未出臺一份正式監管文件和明確可行的監管辦法。目前債務人信息十分模糊、P2P網貸平臺的財務信息匱乏、部分P2P網貸信息造假觸目驚心。P2P網貸平臺定位為信息中介機構,但目前P2P網貸平臺並不獨立。借款人不是以會計師、律師、評估師、評級等獨立第三方中介審定後形成的信用成為P2P網貸主體。由於P2P網貸風險監測預警體系缺失,同時,P2P網貸領域的非法集資隱蔽性強,往往披著各式各樣的偽裝,打著依法合規的旗號,監管部門不易發現。

提高監管容忍度 加強協調監管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胡濱表示,對待金融創新,金融監管需適當提高容忍度,采取分類監管的原則,避免一刀切。對待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新型金融業態,應該采取更加包容的態度。在有效加強信息披露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監管機構應采取分類監管的原則,避免“一刀切”,避免“一管就死”。同時,呼籲允許互聯網金融機構接入央行征信數據庫,並通過互聯網金融協會搭建全社會共享的民間金融信用數據庫。

鄧建鵬也強調,整治互聯網金融工作一定要特別的註重區別的對待,對合法,對違法、違規的機構要有不同的措施。同時,把握監管和創新的平衡點,不能夠因為過分的整治工作,把我國很不容易領先全世界的互聯網金融創新業態扼殺。

針對整治工作,鄧建鵬進一步建議,要有配套的法制建設,互聯網金融專項的整治方案提出要建立整治的長效機制,這涉及到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是修訂法律,第二是嚴格執法。同時,金融行業和法律控本需要新式的法律來加以歸置。

圍繞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剛表示,第一是規範性監管與原則性監管相結合。第二是突出行業自律,減少信息不對稱引發的監管失靈,對於行業自律組織是區域性還是全國性,網絡借貸自律組織與央行互聯網金融協會關系?行業自律通過誰來落實等問題亟需厘清。第三是加強投資者保護。

同時,要加強監管協調,王剛強調,一是進一步加強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和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合作,特別是考慮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人員編制少、監管經驗等問題,明確銀監會派出機構對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配合和協調,二是進一步理清機構監管與行為監管職責在中央監管部門和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具體劃分,三是法律責任部分除規定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責任,基於權責對等的原則,也應規定中央部門特別是派出機構的職責。

針對當前P2P網貸面臨的銀行資金托管難問題,胡濱建議,對真正服務於小微、服務於普惠金融的網貸平臺,可嘗試性的建立政策性資金托管渠道及清算平臺,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杜絕平臺跑路和資金占用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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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征信,阿里與騰訊鬥法的新戰場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720/157541.shtml

個人征信,阿里與騰訊鬥法的新戰場
二說 二說

個人征信,阿里與騰訊鬥法的新戰場

成熟的征信體系將釋放巨大的金融衍生場景,勢必成為騰訊和阿里鬥法的新戰場。

去年1月5日,央行批準8家機構預做個人征信準備,騰訊征信和芝麻信用同列其中,但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近水樓臺,依托支付寶入口迅速擴張,而騰訊2014年高調路演的征信業務卻按兵不動,直到最近才四處商務拓展,大舉接入第三方數據,試圖以強勢社交為信用背書,後發先至,彎道超車螞蟻金服。

芝麻開門這兩年

馬雲做金融並非燭照先機,而是支付寶金融場景成熟後的合理選擇。但阿里能擺脫傳統銀行桎梏,拆分出螞蟻金服這樣600億估值的金融帝國,芝麻信用自有其承上啟下的作用。

阿里信用體系從2002年的誠信通,到交易評價、實名認證、擔保交易,基本都是給淘系業務打工,再到阿里小貸才有金融平臺雛形。2007-2010年,阿里聯合建行、工行力推網貸產品,多數小微商家卡在征信環節功敗垂成。阿里倒是信心暴棚,2010年甩掉銀行赤膊上陣,但銀監會《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限制了融資渠道,加上2014年4月虛擬信用卡又被叫停,馬雲怒噴銀行之後才有了小微金服蛻變而來的螞蟻金服。

這個決策放大了芝麻信用的底層風控作用,以便繞開傳統金融,獨立解決陌生人交易場景中的身份及違約風險評估問題,芝麻信用的任務就是三件事:

一、打通外部數據

中美基礎金融環境大不相同,央行數據庫中的8.6億人約3.5億有征信記錄,僅覆蓋總人口的35%,遠低於美國的92%,加上中美儲蓄率和信用卡持有率倒掛,互聯網公司想做美國FICO式的風控模型幾乎不可能。阿里握有中國最大電商數據庫,攻下了部分公共數據,但拿不到封閉的金融數據,也只能依賴跨業合作來補全,芝麻信用負責人鄧一鳴曾表示,征信數據僅30-40%來自阿里體系,其余均為第三方數據。

不過讓那麽多合作企業甘心就範肯定需要些手腕,芝麻信用的套路是先勾勒出一個雙贏的願景,然後以阿里和螞蟻金服的高光為背書,讓合作企業痛感原有的風控機制太Low,再用先玩後付、免押減押之類的優惠為餌,引導第三方用戶到支付寶的服務窗完成授權,這套花小錢辦大事的策略也只有BAT才玩得純熟。

二、技術鋪墊

芝麻信用有螞蟻金服的技術護盤,前端產品卻有雙贏的拿來主義——face++的人臉識別和活體檢測,這是高頻且嚴苛的應用場景,需要強化技術的自學習能力,而不是在魔漫、美圖里去研究網紅臉的特征;芝麻信用關註的則是如何給正確的人授信,否則在“證明你是你”的搞笑課題之前,技術再牛X也是枉然。

芝麻信用打通連接公安系統的實名驗證與活體檢測,不同於Uber司機端的掃臉登錄,關註的不僅是人與賬號的深度關聯,也著眼於為螞蟻金服的商業化提供成熟可靠的服務。

三、商業模式

征信事業群在螞蟻體制內並不背負盈利KPI,但團隊仍有前向收費的沖動,更何況芝麻信用本身就是個金融產品,事業群只不過激發了屁股決定腦袋的積極性,查詢收費只是基礎,開源節流並舉才是重點,比如:

1、減負

芝麻信用給用戶打分,自然要為合作方的溢出風險兜底,這點費用對螞蟻金服不構成負擔但對團隊績效是壓力,因此必須盡快分攤和轉嫁。

2、追繳

信用機制如果只攔不放,只堵不疏,不但對商家無用,對螞蟻價值也不大,所以芝麻信用在避免誤殺的同時,正調動釘釘等內部資源強化對授信老賴的追繳,這是風控自我修複機制的延伸,當然支撐芝麻信用這麽做的肯定不全是契約精神。

騰訊征信表面學步,實則反其道而行之

騰訊做征信有一點與芝麻信用相通,即必須自證其數據體系是央行信用數據的拓展而非補充,既不兼容也不可替代,也就是說互聯網征信的生存空間在於它覆蓋了那5億沒有信貸或征信記錄的人群。

按內部披露的時間表,騰訊征信將於今年8月底全面開放,入口是去年即已上線卻一直處於待開通狀態的微信和QQ公眾號,騰訊征信之所以要玩這種“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模式,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一、數據積累是個漫長過程

騰訊征信依賴三部分數據,騰訊系的基礎業務數據,如社交、遊戲等;從合作金融機構拿到的信貸和金融信息以及外部數據。

三部分數據都處於半開發狀態,從自有數據來說,始於PC的QQ在移動時代已有疲態,財付通一直在支付寶的陰影中,微信雖是社交利器,但事業部在體系內話語權太高,整合頗為不易,所以騰訊征信退而求其次,8月率先上線的將是手Q資源,即使坐擁3億實名認證用戶,缺少了微信的頂級資源,冷眼看去仍有些異樣。

二、交易數據仍付缺如

騰訊的強社交關系鏈,在活躍和粘性上超過電商,但有效交易數據明顯不足。微信支付的成熟晚於支付寶,微商又不爭氣,京東雖已歸屬騰訊陣營,但獨立做金融的初衷不改,去年就對微信支付做過灰度發布,以強推京東支付,有金融業務VP甚至暗示在合適時機關閉微信支付,騰訊能慶幸的是,撐到了社交深度嵌入生活場景的這一天。

三、第三方合作

馬化騰一向認為騰訊“更適合做基礎性、平臺性、普適性的連接器”,而騰訊征信能否成為底層連接器,取決於它串聯了多少第三方企業。

之前騰訊有價值的交易數據大多來自微信支付,特別是開通了免密代扣的滴滴,所以未來合作主攻高頻O2O、打通外部場景符合邏輯。在騰訊征信規劃的首批特殊權益中,除了合作銀行的信用卡在線申請,主打的就是旅遊出行企業,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場景可能是婚戀交友領域。

在社交紅利進入收割期、微眾銀行出師不利、微粒貸等小微金融產品承壓的大背景下,騰訊征信的亮相時機可謂恰到好處。

企鵝和螞蟻肉搏,G點還是信用

芝麻信用和騰訊征信作為兩大互金體系對決的鎩手鐧,勝敗已不是PR向的面子工程,而是關乎誰的用戶和數據更有價值。

這場較量首先是騰訊社交經濟學與阿里交易經濟學的全面對決。

在中國,互聯網征信沒有美國成熟的5C1S和FICO模型可用,因而建立違約概率評估體系是第一要務,表面上螞蟻和騰訊旗鼓相當,芝麻有支付寶的3億實名認證用戶,其中5000萬是優質用戶,後者有3億QQ實名用戶,而微信即將進入戰場。

但真正拼的還是數據質量。芝麻信用宣稱為旅遊出行企業設計的風控體系效果穩定,KS值為25%,騰訊征信則表示查得率、查全率、查準度上全面領先,而且籍由社交信息的引入,KS值的跨期校驗樣本有5%的提升,這是相當驚人的。

騰訊征信發揮了那條著名的社交經濟學理論,即你的收入是你經常聯系10個人的平均值,在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的社會結構里精準定義真實生活圈,這有助於找到芝麻信用從iPhone手機等超前消費中無法識別的那群人。某種程度上,這也是騰訊對Facebook“你的好友名單決定你的貸款”的活學活用,是朋友圈信用的一種中國式檢驗。

對佳緣、百合之類的平臺來說,微信朋友圈比芝麻信用更能為表面光鮮的白富美和高富帥“卸妝”,社交比消費更能勾勒人的真實生活狀態,“自己約的炮含淚也要打完”不再是笑談,這類數據正在支持騰訊征信開拓一條芝麻信用暫時無法染指的戰線。

從手段上說,中國互聯網征信都是美國Zestfinance的翻版,後者善於從FICO低於500分的邊緣群體中篩選出相對優質人群,擁有超級入口的芝麻信用和騰訊征信與此類似,拼的是誰擁有更多的第三方商業化場景。

這也符合央行“數據來源於第三方,使用於第三方”的要求。

對企業來說,授信源越多風控越完善,因此理論上對芝麻信用與騰訊征信都不會排斥。以旅遊行業為例,芝麻信用的用戶識別度是60%,騰訊宣稱在70%以上,嘴炮可謂開足馬力,但真相如何企業自有判斷。

這也引出了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技術。

與螞蟻和曠視科技的合作不同,騰訊征信依賴的是集團旗下的優圖團隊,後者深耕圖像識別技術多年,拿過不少獎項,之前做過水印相機、天天p圖這樣的產品,給社交圖片打上LBS信息等,也為易迅這樣不成熟的電商研發過圖片壓縮技術,但要證明自身價值,還得借助於征信之類更嚴苛的金融場景。

技術的演進有時也使簡單問題複雜化,開啟實名認證+人臉識別+活體檢測的流程繁雜,先要OCR身份證,接著刷臉,然後再進行活體檢測,芝麻信用要求左右擺動頭部,以顧名思義的證明檢測者仍然存活,騰訊征信會讓你說出一段數字加以唇語識別。

對非金融性的第三方企業來說,這個門檻未免太高:

首先,不管企業用戶與互聯網征信樣本數據的重合率有多高,未經授權都不能為企業所用,所以企業運用互聯網征信的前提是“大公無私”的將自有用戶輸出給螞蟻或騰訊完成授權,這就變相推高了有效用戶的獲取門檻;

其次,中國現時征信體系如同孤島,銀行對互金封閉,互金之間封閉,各方全力爭取的都是線下企業,但因為各體系割裂,數據不能互為校驗,存在誤殺;

最後,互聯網征信較之企業的傳統解決方案,未必有最佳的效費比,芝麻和騰訊都高舉免費大旗,但是不是“羊毛出在豬身上”的陽謀還有待觀察。

從這個意義上講,螞蟻和騰訊才是互聯網征信的真正贏家,未來的人們或許在某些場合需要用騰訊征信的技術證明自己在情感問題上的潔身自好,而在另一些場景中,則需要芝麻信用對自己消費能力的合適評判。

有一點是肯定的,成熟的征信體系將釋放巨大的金融衍生場景,勢必成為騰訊和阿里鬥法的新戰場,再加上剛剛投資Zestfinance的百度以及同樣申請了央行征信牌照的京東,這一桌麻將會打得很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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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千家征信機構破土而出

在42歲的時候,篤定“征信是通向誠信社會”之路的蔣慶軍決定自主創業。自稱大齡創業者的他離開國有公司後一度在民營企業兜兜轉轉,最後還是選擇了回歸熟悉的老本行。

聯合上海資信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資信”)原三位老同事,四個人開始招兵買馬,並將公司設在了上海市江蘇路的一個辦公樓里。蔣慶軍任職CEO, 為公司取名“算話互聯網金融信息服務公司”,取“說話算話”之意。

算話成立於2014年12月,一個月後的2015年1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官網刊發了《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騰訊征信有限公司、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等八家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的準備工作。這一舉措被市場解讀為中央銀行有意開放個人征信市場。“我們覺得,民營征信服務有市場空間。”蔣慶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算話遞交的個人征信業務許可申請材料在2015年7月通過了當地監管部門審查,公司也於10月更名為算話征信服務有限公司。

在中國的征信市場,央行征信中心占據主導地位,它所累積的近4億人信貸數據主要服務於商業銀行等信貸機構,而非銀信貸領域的服務則不夠完善。

成立於1999年7月的上海資信,是根據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同意個人信譽公司在上海試點”的批示,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市政府協調下,組建的全國首家從事個人征信業務的機構。2009年4月,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成為上海資信的控股股東。

蔣慶軍和算話征信的幾位創始人都曾在上海資信任職,並參與了重要業務板塊的構建和運營。在上海資信股東調整前,蔣慶軍選擇了離開。

看到征信市場機遇的不止蔣慶軍和他的合夥人。人民銀行開放征信市場的信號一經釋放,“無數人一哄而上”。蔣慶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可以算是“非銀征信的第一個階段”。據他粗略估算,最多時候,中國征信市場有上千家機構提供類似的服務。

在非銀行征信突飛猛進的三年時間里,既出現了算話征信這類白手起家的公司,也有騰訊征信、芝麻信用這樣的背靠巨頭而迅速壯大的重量級選手。

非銀行個人征信服務的需求來自於中國的非標準金融服務大發展。銀行業、保險等傳統大機構主導了中國的金融服務,覆蓋了最主要的需求者,但仍留下了大片的空白區域。

過去數年間,中國的P2P(person-to-person)網絡借款市場突飛猛進。安永中國金融行業風險管理轉型與創新執行總監、金融科技負責人吳大維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在中國有近20%的人口是傳統金融機構觸角沒有覆蓋到的,這為P2P等另類金融的發展提供了土壤。

盡管2016年P2P領域頻發跑路,這一領域的市場規模有所降低。但據安永數據,中國P2P在2016年9月份的規模仍有4000多億。

新的個人信貸平臺的發展催生了對個人征信業務的需求,間接為算話以及芝麻信用等機構提供了生存和壯大的空間。

算話征信於2015年上線征信服務,2016年反欺詐產品上線。2017年3月份推出信用評分體系,並於2016年服務約450家機構客戶。無共享,不征信。數據共享為蔣慶軍所看重,據他透露,目前不少一線非銀信貸機構已經開始與算話征信全面共享數據,超過300萬非銀行業的個人信用記錄被算話征信采集入庫。

但蔣慶軍坦承,征信服務“不賺錢”,公司目前取得的業務收入主要來自於反欺詐、信用評分、大數據等風控服務。

算話在征信領域的盈利難題頗有代表性。

“許多人發現(征信服務)無從下手,就放棄了”,蔣慶軍說。經過了千家征信機構拔苗而出的階段,許多早期的踴躍參與者“發現這個行業是不賺錢的,死掉的、轉掉的非常多”。

盡管對非銀征信機構的服務需求是存在的,但新成立的征信機構大部分在提供免費的服務。“需求是在的,業務也是在的,但是你收不到錢。”蔣慶軍預計,征信機構將在很長時間內面對市場價值的低速增長,只有在市場的集中度達到一定階段,征信機構有了議價能力,市場價值才會有所突破。

美國的征信機構曾經歷了快速發展和並購整合期,至今已經形成益百利(Experian)、艾可菲(Equifax)和全聯(TransUnion)三大全國性征信機構並舉的局面。中國的非銀行征信機構有沒有機會突圍,成長為類益百利的巨頭?蔣慶軍認為這取決於國家政策是否支持。

中國正在走過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時代,進入消費驅動型社會,這意味著對於個人征信的需求將持續增長。以近期受到強力監管的P2P領域為例,盡管悲觀者認為這一模式機會走進了死胡同,但吳大維認為,它遠未達到市場需求的天花板。中國的民間金融或者地下金融處於活躍狀態,海外研究者估計,這一市場有10萬億的規模,吳大維分析稱,如果P2P業務得到比較好的監管和規範,地下金融可以借此實現陽光化,而P2P還有巨大的潛力可挖掘。

盡管已經上線了反欺詐等業務,蔣慶軍仍將征信看作公司的核心板塊。對征信業務念念不忘的原因在於,他相信這是有獨特價值的領域。中國不缺反欺詐機構,但缺一家強大的第三方征信公司,蔣慶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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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息泄露嚴重 保護成征信監管核心

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世界銀行集團國際金融公司、APEC工商理事會共同主辦的“個人信息保護與征信管理國際研討會”近日在北京舉行。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開幕致詞中指出,當前,加強個人信息保護,推動征信市場規範發展,既面臨著歷史性的重大機遇,也面臨著不少的挑戰。人民銀行正在積極穩妥地推進個人征信業務牌照發放工作。

在人民銀行看來,個人信息保護是構成個人征信監管的核心內容,對於個人征信機構要提高門檻,積極而審慎地推進。

個人征信機構門檻要高

對於個人征信機構,與會專家們討論並形成的較為一致的意見就是,從國際成熟經驗來看,個人征信市場準入的門檻應該較高,個人征信機構的數量不能太多。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在發言中指出,國內公共征信機構和市場化征信機構協同發展,是未來征信業的方向。

她指出,個人征信主要與個人參與的金融信貸相關,信息共享是個人征信機構最核心的商業原則,由於金融業務和個人信息的敏感性,征信產品從經濟學上來說是有條件的公共產品,因而由政府或行業成立公共征信機構,成為各國的選擇。在中國即為人民銀行征信中心,但市場要求是多樣、多層次的,因而還需要一些商業化的征信機構作為補充,深耕細分領域,為市場提供靈活高效的服務。

“但這種機構是有限競爭的,不能太分散,要有相當的門檻。美國是經過了幾百年的競爭,才最後形成了三大征信機構,中國沒有這個時間,不可能通過自由競爭形成有限競爭,因而從剛開始開放機構的時候就應該是有限競爭,控制數量。”吳曉靈強調。

2015年1月5日,央行在網站公布《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騰訊征信有限公司等8家機構(後附名單)做好個人征信業務的準備工作,準備時間為6個月。

不過,兩年多過後,個人征信牌照仍未下發。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長萬存知稱,主要原因是目前8家機構都沒有滿足相應的監管要求,牌照的下發需要審慎。

歐洲個人信用信息服務商協會(ACCIS)主席尼爾門羅(Neil Munroe)認為,征信機構所發揮的主要職能就是收集不同來源的數據,把這些數據傳輸到其他機構,相當於一個樞紐,完成信息的分享。基於這一職能,他認為,征信機構要滿足的基本原則,一是具有獨立性,二是能夠為客戶數據提供良好的安全環境,三是最好實現商業性的運轉,四是需要可靠的會員。

陳雨露在研討會開幕致辭中也表示,在個人征信市場準入和業務活動開展中,人民銀行強調註重把握三方面的原則:一是第三方征信的獨立性原則;二是征信活動中的公正性原則。征信業務活動應充分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確保政治上的正確性;三是個人信息隱私權益保護原則。

征信活動要保持社會的公平正義

就征信業務活動應充分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陳雨露指出,征信產品主要用來解決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信用違約風險問題,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普惠金融發展,既不能當作把人分為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工具,也不能應用於某些低俗的社交活動,背離征信的本意。

萬存知指出,現在大數據掌握海量信息,根據這些信息能夠對借款人的身份進行基本的判斷。“這個人在哪兒工作,工作單位怎麽樣,是比較有社會地位的還是從事一般性的工作,其朋友圈到底是‘達官顯貴’還是‘下里巴人’,住在豪華社區還是簡易房里面?在消費方面,喜歡大手筆還是喜歡買便宜貨、小金額的物品?”萬存知說,根據這些特征,比如,住得比較好、支付能力比較強、工作好的借款人,其信用評分肯定高;反之評分就會低。

但是,他認為,以上這些,對於商業組織進行產品策劃和營銷的時候,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手段,但是如果用於征信,把人劃成不同的人群,分為“三六九等”,並因此給予不同的待遇,這恐怕有問題。

“有歧視性的安排、理念、做法,是政治上不正確的,不能保持社會的公平和正義,而且也經不起理性反思。”萬存知強調,征信活動中的公正性原則是央行在推進個人征信工作中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

堅持個人信息隱私權益保護

征信機構對於客戶信息的保護也成為此次研討會討論的焦點。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喻海松指出,當下中國面臨比較嚴峻的公民個人信息泄露、違法犯罪的態勢。綜合會上專家們的觀點,征信機構要從保護個人信息、保護個人隱私權益出發,所有信息使用應該授權,應該特定用途、特定授權,不能一次授權反複使用、多次使用、無限使用。

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16中國網民權益調查報告顯示,54%的網民認為個人信息泄露情況比較嚴重,84%的網民曾經遭受過因個人信息泄露帶來的不良影響,比如廣告推銷等。

此外,根據公安部門的數據,從2016年4月開始打擊侵犯網絡公民個人信息專項行動,半年時間就查獲了290億條涉案個人信息。

陳雨露指出,在個人征信市場準入和業務活動開展中,人民銀行強調註重的原則之一是個人信息隱私權益保護原則。

他稱,在制度建設和日常監管中,強調征信機構應從保護個人隱私、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的角度出發,保持業務透明度,防止個人信息被過度采集、不當加工和非法使用,防範對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的侵害,切實維護信息主體合法權益。

那麽,個人信息保護和個人征信監管有什麽關系?萬存知在發言中強調,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個人信息保護構成個人征信監管的核心內容。

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副所長蔣惠嶺指出,目前,法院在保護個人信息方面主要遵循的法律有《刑法》、《民法總則》、《網絡安全法》、《訴訟法》等。 不過,他強調,在新技術發展形勢之下,司法機構也需要經常更新理念,要跟得上形勢的發展。

附:開展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機構名單

(央行《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2015年1月5日)

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騰訊征信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征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鵬元征信有限公司

中誠信征信有限公司

中智誠征信有限公司

拉卡拉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華道征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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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征信牌照兩年多未落地 8家機構目前無一合格

“個人征信牌照到底發不發,怎麽發,何時發?”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長萬存知直言,這個問題“相當敏感,的確很複雜”。

早在2015年1月,央行官網公布《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騰訊征信有限公司等8家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的準備工作,準備時間為6個月。當時,外界期待個人征信市場將全面放開,但如今兩年多過去,企業望眼欲穿,牌照仍舊懸而未落。

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發牌照?4月21日下午,在人民銀行舉辦的“個人信息保護與征信管理國際研討會”上,萬存知釋疑這一問題,稱“主要有幾個沒想到”。

三個“沒想到”

“我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征信牌照肯定會發。但怎麽發,何時發?我感到有一些情況比較複雜。”萬存知說。

他表示主要有三個“沒想到”:第一個是發完通知要求8家機構進行個人征信業務準備,但沒想到剛起步就碰上互聯網金融整頓,整頓到現在還沒結束。換句話說是互金業態到現在也不穩定、不定型,因此,在這個領域怎麽做征信業務是需要研究的。

第二個”沒想到“是,社會公眾對個人信息保護的意識空前高漲,對8家機構要求更高了。

第三個是,這8家機構實際開業準備的情況離市場需求、離監管要求差距那麽大,”這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所以綜合判斷,8家進行個人征信開業準備的機構目前沒有一家合格,在達不到監管標準的情況下不能把牌照發出去。”萬存知表示。

他進一步指出了這8家機構目前存在的三大共性問題:

其一,8家機構都想追求依托互聯網形成自己的業務閉環,這樣在客觀上就分割了市場的信息鏈,而且每家的信息覆蓋範圍都受到限制,因為信息不廣、不全面,如此帶來產品的有效性不足,不利於信息共享。

“我們征信是搞信息共享的,現在開業準備的情況是不利於信息共享的。”萬存知稱。

其二,這8家各自依托某一個企業或者企業集團發起創建,在業務或者公司治理結構上不具備或者不具有第三方征信獨立性,存在比較嚴重的利益沖突。

其三,這8家對征信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規則了解不夠,而且也不太遵守,在沒有以信用登記為基礎、數據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根據各自掌握的有限信息進行不同形式的信用評分並對外使用,存在信息誤采、誤用問題。

“有人提建議說,央行的市場準入門檻這麽嚴,一般人都過不了關,還不如先放後收,有問題再一個個清理,這樣行不行?”萬存知表示,不行,不能采取這個策略。

“在現階段有很多人想搞征信,工商總局提供的材料顯示,在全國工商登記中帶有征信字樣的企業有50多萬家,其中有三分之一多一點想辦個人征信,其他想搞企業征信,如此一來,想搞個人征信的就有20多萬家,假如央行都給它們發牌照,進來後有問題再整頓,那麽要發20萬張牌照,這最終可能成為笑話。”萬存知坦言,這不可能。

那麽,到底誰有資格辦征信?獨立自然人、獨立的企業或者企業集團,金融機構或者金融控股公司,想獨資辦個人征信機構是否可行?

萬存知稱,“不行。”除非是很多有共同意向的機構聯合起來申辦個人征信機構,這是可以的。“我們有很多協會建立的會員信息共享平臺,按照現在的業務方式應該屬於一種征信活動,應該受國務院發布的《征信業管理條例》的約束。”他稱。

除此之外,外資也可以在中國申辦個人征信機構,目前內外資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實現國民待遇。

在萬存知看來,發展征信業不在於征信機構的數量有多少。征信業有三個組成部分:信息提供者、征信機構和信息使用者。各行各業的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通過征信機構居中聯系,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或者信息鏈,成就征信行業。

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個人征信體系

那麽,未來的個人征信機構應該是怎樣的?

在央行看來,未來征信機構應該是覆蓋全社會的。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4月20日上述研討會開幕式上指出,人民銀行作為國務院征信業監督管理部門,在履行征信管理職能過程中,始終將維護信息主體合法權益作為監管的核心理念,在五個方面努力工作,其中第一條就是推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

陳雨露指出,人民銀行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制定我國征信市場發展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雙線推動的積極作用,促進各類征信機構錯位發展、優勢互補,推進征信服務對經濟金融領域、社會生活領域和行政司法領域的全覆蓋,切實維護信息主體權益和經濟金融安全。

“覆蓋全社會”又該如何理解?萬存知指出,覆蓋全社會是指信用信息的全覆蓋,也就是債務信息的全覆蓋。

他在發言中指出,我國的市場結構和國外不太一樣,在中國,個人負債信息大體有三個領域:第一個領域就是持牌金融機構掌握的債務信息。所謂持牌金融機構,是指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以及持有其他監管部門發放的與金融有關的牌照的機構,包括助學貸、房貸、消費貸、信用卡、擔保等等。

第二個領域就是貿易信用。貿易信用是企業給個人提供的商業信用以及個人之間的民間借貸,這是持牌金融機構之外的負債信息。企業給個人提供商業信用很普遍,比如電商通過優惠提供賒銷服務。再比如,互聯網金融P2P實際上是把過去在線下的民間借貸搬到線上。

第三個領域就是公權機關包括行政、司法機關掌握的個人在履行法律義務中形成的信息,比如交稅、交社會保險費,再比如,法院判決執行等,這些都屬於公權機關掌握的負債信息。

通過人民銀行的調查,以上三個領域在個人總負債中,負債信息量分別占85%、10%和5%左右。

“持牌金融機構之外的領域,人民銀行征信中心難以覆蓋,需要培育其他個人征信機構來做補充,形成錯位發展、功能互補。新培育的個人征信機構,必須能夠在全國全面采集第二個領域和第三個領域的債務信息,能夠提供綜合性的服務,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和這個市場化的個人征信機構按照市場規則進行信息共享。”萬存知稱。

他進一步指出,征信業服務有很多專業化、特殊化的需求,靠幾個大機構肯定滿足不了,但在第二個、第三個領域能夠在全國範圍內綜合開展業務的機構現在數量也不能太多,要嚴格控制,因為數量一多,每個機構有自己的信息平臺,就把信息分割了,雖然要求共享,但共享的難度會加大。

而對於個性化的、差異化的征信服務,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及外國專家的介紹,將來能不能培育一些專業化、區域化、行業性、地方性的個人征信公司做專項征信服務?“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他稱。

至於個人征信牌照何時才能落地,萬存知表示,這取決於央行基礎工作的進度和質量,一些基礎工作、研究要做透,措施要做穩妥,還要與各個方面深入細致地協調,需要很大工作量,需要時間。

“對於符合審慎監管條件的個人征信申請機構,人民銀行將積極穩妥地推進個人征信牌照發放工作。”萬存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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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兩高”首次出臺司法解釋 打擊大數據征信亂象

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就打擊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出臺《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下稱司法解釋)。其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購買和收受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罪量刑標準以及相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系統規定。

“該司法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金融業格局,尤其對於經營‘與個人信息相關’業務的金融企業,包括大數據、個人征信企業等產生重大影響”,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肖颯律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空前保護個人信息

該司法解釋對《刑法》二百五十三條作出了詳細說明,並從“公民個人信息範圍”、“情節嚴重認定標準”、“嚴打內鬼”、“非法購買”、“收受個人信息獲利”等方面對該條款作出詳細解釋。

“由於近幾年電信詐騙等利用個人信息欺詐案件頻發,此次司法解釋出臺是對規範行業、打擊信息犯罪、維護個人信息權利提供了進一步保障,” 中倫律師事務所(上海)非權益合夥人肖波律師對記者表示。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此次發布的司法解釋首先明確了“公民個人信息”的範圍,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件號碼、通信通訊聯系方式、住址、賬號密碼、財產狀況、行蹤軌跡等。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顏茂昆表示,“對於列舉以外的個人信息還有很多,司法實踐中要根據司法解釋第一條的規定,把握‘公民個人信息’的要件特征,準確作出判斷。”

對於刑法中“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此次司法解釋也明確規定了十種情形。包括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征信信息、財產信息五十條以上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響人身、財產安全的公民個人信息五百條以上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前兩項規定以外的公民個人信息五千條以上的;違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等。

司法解釋同時對買賣信息的“內鬼”和“購買者”入罪標準進行了詳細規定。“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目前造成危害最大的,主要是銀行、教育、工商、電信、快遞、證券、電商等行業的內部人員泄露數據。”公安部網絡技術研發中心主任許劍卓表示。

為了嚴打“內鬼”,本次出臺的司法解釋規定,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數量或者數額達到司法解釋規定的相關標準一半以上的,即可認定為刑法規定的“情節嚴重”,構成犯罪。

肖颯律師認為,此項規定表明針對某些銀行、保險公司、網絡貸款公司、培訓學校等販賣消費者個人信息問題,法律已經註意到了,而且采取了更為嚴格的認定標準,制造“伸手必被捉”的高壓環境,減少市面上信息的“增量”,減少類似風險的高發。

而對於那些購買個人信息搞推銷的行為,司法解釋也規定,為合法經營活動而非法購買、收受敏感信息以外的公民個人信息,具有利用非法購買、收受的公民個人信息獲利五萬元以上等情形的,應當認定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

同時,司法解釋還進一步明確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義務。其中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經監管部門責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戶的公民個人信息泄露,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依照刑法相關規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定罪處罰。

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罰金刑適用規則方面,司法解釋規定,對於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應當綜合考慮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違法所得數額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況、認罪悔罪態度等,依法判處罰金。罰金數額一般在違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打擊大數據、征信行業亂象

此項司法解釋的發布,對於經營“與個人信息相關”的企業或機構將產生很大影響,尤其是大數據和征信類企業。

目前市場上有很多所謂的大數據公司,會倒賣來源於黑市的數據,這些數據很多涉及公民個人信息。棱鏡大數據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廖辰瀚博士對記者表示,“在販賣的數據中,有些數據是合法的,有些數據是違法的。線上消費的、網銀的、pos機的、信用卡的、運營商的、甚至是工商的數據都有人賣。此次司法解釋出臺為有關部門嚴打大數據征信行業亂象提供法律依據。”

“這次出臺的司法解釋細化了刑法中涉及侵犯個人信息的相關條款,例如定義了刑法第253條規定的“公民個人信息”,列舉了哪些信息可以被定義為個人信息(如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等),這些都將為規範征信業務提供更加具體和完善的法律依據,”一位征信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而一些相對合規的大數據企業其實早在此解釋頒布之前就已經對刑法中的有關規定及其他有關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律,如網絡安全法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制定了應對措施以確保各項業務符合法律規定。

同盾科技技術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其服務必須經用戶授權,對於未經授權的則一律拒絕,同時還會對數據進行脫敏處理等。記者也從前海征信處了解到,其在防止客戶信息泄露的過程中,會遵循PDCA原則(計劃、實施、檢查、行動循環管理原則),使數據在生產、流轉、加工、處理中都符合對應的管控要求,設立防火墻和單獨的機房等隔離、鎖開,也會對內部員工進行權限管控、數據加密、數據脫敏,謹防數據泄密。

在肖颯律師看來,大數據企業想要擺脫刑法風險,除卻當事人認可之外,只有“經過處理無法識別特定人且不能複原”。一般的做法是,取得對方授權,或者進行匿名處理。然而,由於商業化運作中,很難對信息進行全面匿名或每次都取得被采集人同意,對個人信息進行徹底清洗的難度在增加。

鑒於此,他認為,此項司法解釋會給區塊鏈產業帶來發展機遇。“我國相關自律組織對網絡借貸平臺進行自律管理時,就采用“區塊鏈技術”將數據打散,一方面符合我國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法律法規政策;另一方面也讓會員放心,其提供的“借貸信息流”不會被人隨意截取,即便是截取了也無法知悉具體內容,可以最大程度保護商業秘密”。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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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著手建立征信體系 助力實體經濟發展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經濟發展到什麽時候,實體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

5月8日~5月12日,中共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此次黨代會報告(下稱《報告》)顯然也十分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多處提及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相關方針與舉措。

比如,在全面深化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方面,《報告》提出要完善自貿試驗區改革與全市重大改革、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聯動機制,放大政策集成效應,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

在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方面,《報告》提出要防止產業結構形態虛高,防止資源、資金、資產脫實轉虛,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加快建設綜合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能級高、服務能力強的國際經濟中心。

在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報告》提出要抓好“三去一降一補”重要任務落實,全面實施國家各項減稅政策,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破解制約科技創新和擴大開放的制度性短板,實施在在增加企業實惠。

在發展實體經濟方面,中小企業貸款難是目前比較棘手的問題。

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撰文指出,從中美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對比中可以發現,中國的民營企業高度依賴內源性融資(包括自有資本和留存收益),這一部分占比高達60%,而美國的對應比例只有30%;另外,民營企業從銀行貸款比例(20%)遠低於國外類似的企業(42%)。對於1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申請銀行貸款被拒絕的可能性超過了50%。“其他”一項中國占比將近20%,這里可能包括融資利率更高的民間借貸。

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員會書記、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鄭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小企業貸款難很大的一個原因是金融機構對它們的信用狀況不了解,而國外企業好貸款是由於它們的征信體系比較清楚,而且在那里咨詢公司、評級機構等比較發達,通過它們能讓金融機構對企業有更詳盡的了解。“現在上海由經信委牽頭,聯合人民銀行、工信部、工商系統等,正在著手建立與經濟、金融發展相適應的征信體系。”

“建設征信系統要從三方面努力,一是金融信用的信息體系,二是公共信用的信息系統,三是商業信用的信息系統。”鄭楊對記者表示,屆時上海的每個區都會有一個推動中小企業融資服務中心,通過大數據來支撐信用體系。在弄清中小企業狀況的基礎上,對這些企業進行分類,信用好的企業給予全額信用貸款,信用有點問題的就打折貸款,信用有很大問題的就不能給貸款。

“要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接下來一方面要建立透明的征信系統,企業也要把自身的信用信息貢獻出來。另一方面要進一步給金融機構壓指標壓任務,讓它們做更細的工作去了解中小企業,在此基礎上決定是否給中小企業貸款。”鄭楊告訴記者,同時,還要有一點補貼和獎勵,比如對小微企業貸款損失在1.5%以上的銀行給予補貼;對中小微企業的貸款占比比較高的銀行,也給予一點獎勵,因為這里面有成本的問題。比如同樣是1億元,貸給一家大企業和200家中小企業,這里面顯然銀行在後者上面花費的成本要高得多。再則,專業咨詢服務機構也要跟上。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副書記、主任陳鳴波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此次黨代會結束後,即本月下旬,上海將推出《創新驅動發展 鞏固提升實體經濟的若幹意見》,這里面會詳細涉及科技創新、自貿區、金融等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同時涉及如何破解實體經濟發展的四大天花板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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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行征信業務申請獲央行受理 國內首張個人征信牌照有望出爐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1-07/1180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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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 張壽林 每經編輯 王可然

國內首張個人征信牌照有望出爐。1月4日,央行發布公示,受理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籌)的個人征信業務申請。

回顧近期征信業管理的動向,此前市場所傳的“信聯”,也就落在如今的百行征信頭上了。事實上,百行征信並不是一個“外來的和尚”,它是由目前從事個人征信業務的芝麻信用、騰訊征信等8家市場機構共同參與組建,各持股8%,不過大股東是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持股36%。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百行征信以這種股權結構誕生,意味著國內個人征信業務模式除了央行征信中心這種直接由監管當局組建的登記系統外,另一種將是行業協會組織牽頭的。在這一格局下,此前多家公司各自為政的模式或將自此淡入歷史,國內個人征信業務可謂獲得歷史性突破。

行業現狀:8家個人征信機構“無照駕駛”

說起征信,大家一點都不陌生,市場上以征信命名的機構並非少數。不過稍加註意便會發現,這些眾多的征信機構中,從事的征信業務多是企業征信業務。當然也有不少人宣稱從事個人征信業務的,這在近幾年大數據技術漸成時尚的情形下尤其常見。只要是數據挖掘、數據分析,甚至行業評比都自稱是征信業務,當然期間也不乏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的行為。

根據市場機構的統計,截至目前國內存續備案的企業征信機構約140家,企業征信業務可謂全面鋪開,但個人征信機構始終難有大的推進。

迄今,官方承認準備開展個人征信業務的企業僅有8家,但8家中依然未有一家獲得業務牌照。這背後在於個人征信與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密切相關,涉及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是一項敏感業務。個人征信意味著將一部分個人信息權利讓渡給社會公共領域,因此需要在征信與個人隱私保護之間嚴格把握好界限,否則很可能導致大範圍公民個人利益受到損害。

2013年初國務院頒布的《征信業管理條例》規定,設立經營企業征信業務的征信機構,應當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的設立條件,並自公司登記機關準予登記之日起30日內向所在地的國務院征信業監督管理部門派出機構辦理備案,並提供相關材料。

這表明從事企業征信業務的機構設立屬於備案制,不需要征信監管部門發放業務牌照便可開展。

針對個人征信業務,《征信業管理條例》規定,設立經營個人征信業務的征信機構,應當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的公司設立條件和特定條件,並經國務院征信業監督管理部門批準。未經國務院征信業監督管理部門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個人征信業務。

從上述規定即可看出,個人征信業務和企業征信業務的監管要求差別懸殊。

在《征信業管理條例》頒布兩年後,2015年初,央行允許8家市場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這8家機構其實也就是如今百行征信中持股8%股東,分別是:芝麻信用、騰訊征信、深圳前海征信、鵬元征信、中誠信征信、中智誠征信、拉卡拉信用管理、北京華道征信等。

央行通知準備時間為6個月,然而,6個月後沒有一家獲得個人征信業務牌照,如今兩年多過去了8家機構依然是“無照駕駛”。

受理背後:央行去年曾放風“新模式”

個人征信標誌性進展,可以說是2017年4月20~4月21日連續兩天舉行的個人信息保護與征信管理國際研討會。研討會主辦方就是央行征信局、世界銀行集團國際金融公司、APEC工商理事會。央行允許準備個人征信業務的市場機構也列席研討會。

這次研討會達成5項重要共識:1.應正確理解征信概念;2.個人征信機構不應太分散,準入門檻應較高較嚴;3.征信應堅持政治上的正確性,貫徹社會的公平正義;4.征信機構不能濫用客戶信息;5.征信產品的應用場景主要是在信貸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會議即將結束時,央行征信局局長萬存知上臺發表了風向標式的講話。萬存知指出,在中國現階段有很多人想搞征信,國家工商管理局提供的材料顯示,在全國工商登記中帶征信字樣的企業有50多萬家,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有意從事個人征信業務,也就是說這就有20多萬家企業。假如都發牌照,有了問題再收回。面對這20多萬張牌照,最終可能成為笑話。

“到底誰能辦個人征信?假如你是單獨自然人、單獨的企業或者企業集團,金融機構或者金融控股公司,想獨資辦個人征信機構,我們說不行。在什麽情況下行呢?假如多個有共同意向的機構聯合起來,共同申辦一個行不行?我們說這可以。我們有很多協會建立的會員信息共享平臺,按照現在的業務方式應該屬於一種征信活動,應該受國務院發布的《征信業管理條例》約束。”萬存知的這番話現在看來,顯然為百行征信的可能“出世”作了一定鋪墊。

專家說法:協會牽頭國外已有先例

百行征信正是在協會牽頭下,多家機構聯合起來共同申辦。業務範圍為個人征信業務,註冊資本十億元人民幣,機構性質是公司制。

根據公示信息,擬任董事長(兼總裁)是朱煥啟。朱煥啟現任匯達資產托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該公司2005年成立,是接受委托管理和處置資產的國有獨資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就是說百行征信的董事長也產生於第三方,而不是來自於股東機構內部。不過朱煥啟有長期在央行系統的履歷,公開信息顯示早期任職於央行貨幣政策司,後調任央行大連市中心支行行長。

著名征信專家賴金昌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目前已經收錄了約9.5億自然人,其中有信貸記錄的有4.8億人左右,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應該給予肯定。“但是,我們一直呼籲在征信中心之外還應該有能按商業原則運作的全面征信機構。百行征信的組建是一個順應行業發展需要的重大舉措,對完善中國的征信市場意義深遠。”

實際上,由行業協會出面幫助發展獨立的、不依附於任何企業集團或金融集團的征信機構在國際上已經有不少先例。

賴金昌介紹,如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等。“監管當局支持——行業協會出面組建”這種模式也是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征信體系的模式之一。例如,柬埔寨的征信公司(CBC)是目前亞太地區運營最好的個人征信機構之一,這家機構是由國際金融公司(IFC)幫助、中央銀行支持、銀行業協會和小微金融機構協會占大股建立起來的。CBC按商業化原則,由獨立的管理層運作。

賴金昌同時指出,百行征信未來成功的可能性主要取決於:1.良好的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場化原則運作;2.按國際上通行的征信概念和普遍實踐來發展業務,不搞征信擴大化;3.數據的質量(要求全面、準確、適當、及時)。數據質量由若幹因素決定,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良好的數據模板和數據字典,最好是一個經濟體中只存在一套共同的數據模板和數據字典,供各家征信機構執行。

賴金昌表示,規範中國的個人信貸市場除了發展正規的現代征信體系之外,還需要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發展收帳行業的規制、進一步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框架、建立全面的非存款類信貸機構(NDTL)規制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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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要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

日前,2018年人民銀行征信工作會議在深圳召開。會議強調,要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積極構建互聯網信用體系,合理引導市場化機構規範發展。

會議充分肯定了2017年征信工作取得的成績。過去一年,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加強我國征信業發展頂層設計,實施“政府+市場”雙輪驅動征信發展模式,批設首家市場化個人征信機構,牢牢守住征信信息安全防控底線,加快推進二代征信系統建設,進一步規範信用評級市場管理,持續擴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信用文化教育影響面,黨風廉政和征信幹部隊伍建設取得新進展。

會議強調,2018年征信工作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緊扣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與征信業發展的內在聯系,牢牢把握征信事業發展方向,開創征信管理履職新作為新氣象。

一是要持之以恒抓好征信信息風險防範工作,以零容忍態度嚴肅查處征信領域違法違規行為,更好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二是要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積極構建互聯網信用體系,合理引導市場化機構規範發展。

三是要更好發揮征信業“信號燈”和“安全閥”的作用,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提供有力支撐。

四是要樹立行為監管的理念,培育恪盡職守、敢於嚴管的監管文化,進一步提升征信監管效能。

五是要認真貫徹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狠抓黨風廉政和隊伍建設,加強工作本領和履職能力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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