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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ystia Freeland是路透專欄作者，本文僅代表其個人觀點。)
路透1月17日電---瑞典經濟學家Anders Aslund曾致力於研究前蘇聯領導人，並為他們擔任顧問，他在2004年底烏克蘭「橙色革命」巔峰時訪問基輔，回到他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後，他卻給出了一個令人有點意外的觀點。
當時多數報導將「橙色革命」描述為烏克蘭西部民眾反抗政府親俄羅斯立場，或者是理想主義的學生不願忍受政治壓迫。
這兩種看法都沒錯，但Aslund給出了第三種角度。
他告訴我，「橙色革命」是百萬富翁與億萬富豪之間的一場對抗。當時烏克蘭的「裙帶資本主義」對一小撮人脈廣的寡頭極其有利，卻損及正在崛起的商界精英，後者終於忍無可忍地抗爭，要求更公平的遊戲規則。
而過去12個月中，我們看到百萬富翁與億萬富豪的對抗在世界各地鋪開。埃及解放廣場的騷亂就是個例子，其組織者包括谷歌駐迪拜高管Wael Ghonim，這場抗議活動也迅速贏得了該國軍界精英的支持。
印度也上演了類似的一幕，社會活動家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領導的反腐絕食抗議活動，被譽為印度城市中產階級政治上的覺醒。
而12月莫斯科的反普京抗議活動也差不多，這場抗議活動的催化劑是一名律師博主，並吸引了許多身穿皮衣的專業人士走上街頭，因此有「貂皮革命」之稱。
在美國，「佔領華爾街」有點不同，看起來是99%普羅大眾與1%富人的對立。但如果深入看數據，你會發現在這1%的富人內部，其實有更巨大的分化。
占人數0.1%的巨富將另外0.9%的「小富」遠遠甩在了後頭，這種分化表現在文化層面，也表現在經濟層面，而一旦演變到政治層面，就可能改變這場全國性運動的格局。
眼下公眾關於收入不平等的辯論，還沒太涉及這1%富人內部的分化，這也許是由於在眼下失業率接近9%、中產階級家庭備受衝擊的情況下，實在不是討論金字塔頂1%富人內部分級的好時機。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重點研究全球收入分配，他在新書《有產與無產》（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中寫道，研究貧困要取得資金贊助，比研究收入不平等要容易得多。
Milanovic指出，這是由於富人並不熱衷關於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事實上，華盛頓一家知名智庫的負責人曾經告訴他，該智庫董事會幾乎不可能資助主題涉及收入或財富不均的研究。
確實，他們願意資助關於消除貧困的研究，但不平等則是另一回事了。為什麼呢？因為表現出對貧困問題的關注，可以打造非常正面的形象：「我」願意花自己的錢去幫助他們。但關於貧富不均是另一回事。每提到這個，等於在提醒別人「我」的收入是否恰當或合法。
在1%的富人內部，對財富不同等級其實非常敏感，簡直堪比印度媒人對社會等級區分的敏感程度。拜曼哈頓聯邦檢察當局的竊聽服務所賜，公眾近期聽到富人之間的一次對話，瞭解到富人內部一些分化。
這是對沖基金投資者Raj Rajaratnam與當時麥肯錫合夥人Anil Kumar之間的一次對話，當時兩人在談論他們共同的朋友--Rajat Gupta，麥肯錫前董事總經理。Rajaratnam後來因內幕交易獲罪。
這次對話是在2008年8月，當時Gupta考慮離開高盛董事會、擬擔任私募基金集團KKR顧問。
當時Rajaratnam對Kumar說：「我覺得他是想進那個圈子，那是10億美元富豪的圈子，對吧？而高盛就像是數億身家富豪的圈子，你說呢？」
私 服基金業億萬富豪Pete Peterson的女兒Holly Peterson也談到過富人階層內部的衝突。她對我說道：「我覺得，收入500-1000萬美元的人，肯定不覺得自己掙錢夠多了。能有私人飛機不是很好 嗎？就算每年掙個500萬美元，總還是有許多求之而不得的。富人中的較低階層，他們給自己設定的生活方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他們幾乎刷爆信用卡，這點跟收 入10萬美元的中產階級沒啥差別。他們不覺得自己富有，他們總想跟揮金如土的人比，有許多事求之而不得，於是他們覺得自己貧困，這種想法實在荒誕又讓人不 齒，但這就是事實。」
雖然富人內部的不安全感和嫉妒心已經昭然若揭，但想要更好地瞭解富人階層內部真實情況，還是得看看數字。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Brian Bell和John van Reenan對英國巨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發現，富人階層內部的財富分配不平衡，與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失衡一樣嚴重。
1998年時，佔全社會1%的富人中，其中頂尖的2%富豪佔了富人階層薪資收入的11%，2008年時比例上升至13%。而在金融家階層內部，富者愈富的傾向更為突出。
美國政治學家Jeffrey Winters設計出另一種途徑，來權衡「小富」與「大富」之間的差別。他設計的「物質力量指數」（Material Power Index，MPI）衡量美國收入榜前10%的人，收入相對其他90%人平均收入的倍數。
該指數顯示，如同爬山時越到頂部坡度越陡，美國人收入極化的趨勢，越到富人階層就越明顯。收入前10%的階層MPI是4倍。而1%的階層MPI則是15倍。如果再看看金字塔頂的0.1%，該指數則高達124倍。Winters認為，這就是「小富」與「大富」的界限。
他談到0.1%的巨富時說：「2007年，平均年收入達到400萬美元以上的人，有15萬人。這就是巨富的門檻。」
Winters 對上個世紀美國稅收政策的研究發現，1913年美國開始徵收聯邦所得稅時，針對的主要是佔0.1%的超級富豪。但此後100年，情況發生變化。眼下，在占 人口1%的富人階層內，你越富有，實際稅率反而越低。以2009年為例，1%的富人階層所得稅率超過23%；但0.1%的超級富豪稅率約為21%；名列前 400的頂級富豪稅率則不足17%。
「小富」與「大富」之間的鴻溝，可能產生嚴重的政治後果。
就算是在美國，也只有412個身家超10億美元的富豪，0.1%的階層有134,888個納稅人。1%的範圍自然大多了，有多達749,375人。1%的人平均年收入486,395美元，其實也不比10%的階層平均年收入128,560高出太多。
這1%中的「小富」階層，從財政上來說對美國至關重要，政治上也是如此。如果喪失了這些人的支持，精英分子就會淪入孤立的境地。
歷史上看，美國「小富」階層以往覺得自己與「大富」差不多，相差的無非就是一個宏大的想法或重要的職位而已。
但眼下有些跡象表明，「小富「開始質疑「大富」享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跡象之一是，「裙帶資本主義」不僅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目標，也成了「茶黨」中堅分子佩林（Sarah Palin）和保守派知名人物瑞恩（Paul Ryan）的靶子。
「小富」與「大富」逐步出現的分裂，其潛在影響力可能遠超過「佔領華爾街」運動。我們都知道左派向來對金融業是持懷疑態度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現在就連華爾街人士也對自己的老闆持懷疑態度。
我們不妨來看看，當許多華爾街高管抱怨稱自己被醜化形象時，投資顧問Joshua Brown是怎麼看的吧。
他 在博客上回應道：「事實上，我們絕不像你們這些富人以為的那麼仇富，我們熱愛富人。我們熱愛他們的成功故事。按照美國人的特點，我們會以為我們都能沿著精 英的足跡前進，雖然只有極少的人能走到這步。所以說，我們不仇富。我們痛恨的是掠奪者。美國痛恨不合理的特權、痛恨不公平的競爭和永遠沒有破產威脅的裙帶 資本主義，痛恨犧牲多數人利益、成全少數人私利的規則變化，痛恨那些被救援、面臨帶來的後果卻沒有絲毫愧意和歉疚的人。」
在民粹主義時代，如果所有百萬富翁都認為有朝一日也能變身億萬富豪，那麼億萬富豪就能高枕無憂。倘若這個信念轟然倒塌，「小富」與「大富」的戰爭可能後果嚴重。（完）
編譯：朱淑珍 發稿：王燕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