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護私隱,雖這批受益人在招股書中有地址,但我沒有披露之,以免被他人查訪,對你們的不便,在此說聲對不起。)
(1)
鄭家華先生的文章我幾乎每篇都有看,其中一篇在智庫周刊(iMoney)的文章,我忘了是甚麼時候,他寫他其中的一個文章來源是來自別人的文章的錯處,今日我特意做個示範給他看看他自己文章的錯處。
今日,他在東方日報和太陽報以潛行空間為例,談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如何利用宣傳,把廣大投資者洗腦,使其誤估某些股票的價值,從而做出買賣動作,不知不覺就中計。
當中,他有一段文章,無意中寫了一些例子:
筆者早前就認識了替去年上市某消費概念股的夢境設計師,這位三十 歲剛出頭的會計小子,過了九月份禁售期後,便可以把為顧問得回來的億元市值股份套現。
根據小弟的估計,一般購股權都有一年的禁售期,故估計這家公司在2009年9月上市。但為審慎起見,我把去年接近全部關於消費的新股幾乎翻遍,但都沒有發現,但在2009年9月上市的公司,最少有兩家有此動作,包括華南城(1668)及中國利郎(1234)。
(2)
根據華南城的招股書,其購股權的行使價是「發售價50%」,購股獲益人如下圖,其中財務職位有兩位。以當年的發售價2.1元計算,購股權的行使價是1.05元,以現價1.21元計算,兩位分別獲益約597.6萬及199.2萬元,但這批股份可在本年9月30日後行使。
但據招股書高管一章顯示,超過40歲那位是先生,細於40歲那位是女士,但仍稱三十剛出頭小子,我真的找不到。
馮星航先生,44歲,首席財務總監。馮先生於2006 年7月加入本集團,負責制定企業財務策略、投資者關係及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管理。馮先生畢業於英國威爾斯大學,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
謝文瑜女士,38歲,副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謝女士於2008 年2月加入本集團。彼負責協助首席財務總監進行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管理。謝女士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取得財務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2)
再翻閱利郎(1234)的招股書,當中有多人受惠,當中只有一位屬於他稱的會計師,行使日期是上市一年後可行使30%,其餘70%則需分兩批在未來稍後時段行使,根據年報,這批股權行使價為3.12元,即全批購股權現時的價值約為240.2萬。
余致力先生,現年34歲,為本集團的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彼於審計、業務諮詢服務及財務管理方面累積逾10年經驗。.....彼於2001年10月20日成為美國會計師公會會員。
(3)
根據上市規則第15章稱:
15.02 所有認股權證於發行或授予之前,必須獲得本交易所批准;如屬可認購股本證券的認股權證,另須獲得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如該等認股權證是由董事根據股東按照《上市規則》第13.36(2)條授予的一般性授權發行的,則屬例外)。
15.03 為召開《上市規則》第15.02條規定的會議而寄予股東的通函或通告,至少須包括下列資
料:
(1) 行使認股權證而可予發行證券的最高限額;
(2) 認股權證的行使期及行使權開始生效的日期;
(3) 行使認股權證時應付的款項;
(4) 轉讓或轉傳認股權證的安排;
(5) 持有人在發行人清盤時的權利;
(6) 就發行人股本的變更而更改認購或購買證券的價格或數目的安排;
(7) 持有人參與發行人的分發及/或其他證券發售的權利(如有);及
(8) 認股權證任何其他重要條款的概要。
....
15.06 如發行或授予認股權證後條款有任何更改,須獲得本交易所批准,除非有關更改是按照該等認股權證的條款自動生效,則當別論。尤其在發行人建議更改認股權證行使期或行使價時,更應盡早諮詢本交易所。
可以證明,在某一家上市公司發行購股權予他的顧問,必須通報港交所及作出公告,可能是我眼花,又或是自己查找資料不足,否則根本不能脫離細心投資者的追蹤。
總結而言,在這些例子中,並無一位會計專才套現一個億元的紀錄,那為甚麼鄭先生會寫這些東西呢,總的來說,一是我看錯,一是他說錯。
延伸閱讀:
2009年上市公司列表:
http://www.hkexnews.hk/reports/newlisting/2009_C.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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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曝光的外資違規借券案,主管機關分析,該公司可能透過借券操作,將手上資產從公債換成美元、歐元。為了維持市場公平,主管機關應更加積極管理這塊總 額上千億元的市場。 撰文‧周岐原 六月二十七日,台股小跌三十二點,收在八五○○點。這個看似沒有任何異狀的交易日中,有一樁牽涉百億元股票的違規交易案,在台股市場悄悄發生。 十月五日,證交所宣布對柏克萊資本證券(簡稱柏克萊)處以暫停借券一個月的處分。原因是六月底時,該公司將借入的證券再行出借,違反相關規定。由於市場盛 傳,柏克萊利用這種先入後出、「當二房東」的手法,從中套利達數億元;再加上大盤在六月至九月期間,大幅下跌至七千點上下,償還成本降低,難免令投資人聯 想,柏克萊已經透過這個管道,狠狠賺了一票。 「柏克萊資本證券」,這個市場上鮮少聽聞的法人,究竟是何方神聖?該公司借券後再借出,又有什麼目的?根據本刊查詢,柏克萊並未在經濟部註冊公司登記,因 此可能是一家透過借券系統直接交易的外資機構。該公司寧願冒被裁罰的風險,也要轉借股票,背後的意圖其實是利用制度,玩一場「零成本的換匯交易」! 主權基金出借 可能演變成國際事件 國內的借券、融券制度規定不同,適用對象也不一樣。融券只有放空用途,也就是開立信用交易戶者,若認為股價未來會下跌,便可以透過融券賣出、日後回補的方 式以賺取價差;相對地,只適用於特定機構法人的借券制,用途就比較多元,除了可以賣出,還可以履行交易、償還證券。柏克萊就是在制度允許法人自由運用的範 圍之內,先借入台灣五十指數成分股,轉換成二十九.七五萬張的台灣五十ETF。 策略進行到此,柏克萊的手法和其他外資法人並無二致。但接下來,柏克萊開始一步一步地把其中十九.八六萬張台灣五十ETF,再借給另外五位借券人。 問題就出在這裡!證交所明文規定,「借入之證券不得再行出借」,柏克萊卻執意擅闖禁區。「真的很危險!萬一那五個(借券)人倒了呢?怎麼償還?」一位券商 高層分析,柏克萊此次等於把借券制度「當槓桿在操作」,把風險全集中在自己身上。 就制度而言,到期必須償還證券的借券人是柏克萊,但該公司又把借入證券總額的三分之二私下借出,這段違法的交易就無法被系統保障。萬一出現市場動盪的「黑 天鵝事件」,流落在外、總市值接近一百億元的十九.八六萬張台灣五十ETF,要如何進行清算、交割,恐怕將衍生相當大的爭議。 更令人捏把冷汗的是,本刊深入調查後赫然發現,這次將股票借予柏克萊的出借人,真實身分是某主權基金!由於證交所建立借券系統的原則之一,是透過議借方式 借券時,雙方須自行承擔風險,這一點,和交易所承擔風險的定價、競價模式十分不同。而主權基金又是代表國家、擁有大筆外匯存底的投資機構,在證交所沒有即 時發現、制止的情況下,若真有違約交易出現,很可能會讓台灣的資本市場,因為一筆交易而引發國際事件! 一場換匯交易 影響台灣百億市值股票 據了解,柏克萊被查出進行二階段交易後,主管機關將借入、借出的成本和收入相抵,發現並沒有如外傳的大幅獲利情況。因此研判,該公司的真實目的應該是轉換 資產。原來最初,柏克萊透過證交所借券系統交易時,是以公債等資產作為擔保品;但向五位借券人轉借時,對方提供給柏克萊的擔保品,已經成了美元、歐元等外 匯。也就是說,柏克萊把同樣一筆台灣五十ETF當作平台,透過借入、借出兩道程序轉換,將其資產由台灣公債轉成外匯現金。 「他有些資產沒有運用性,才會想到用公債當擔保品,借來ETF再轉出去,讓對方提供美元或歐元。」證交所內部分析,這次柏克萊的交易策略,焦點根本不在於 透過借貸費率的差額賺錢,反而是取得比公債更好用的外幣資產。 因為在匯率大幅波動情況下,將新台幣兌換成外幣,勢必要承受匯損風險,自行研判匯率的變化方向;相形之下,透過借券交易「繞一圈」換匯,雖然手續比較麻 煩,但是只要將借入、借出的費率打平,就算沒在轉借程序套利,柏克萊等於不花一毛錢,就能把資產轉為外匯,比直接換匯划算得多。不料因為行情重挫期間,數 十萬張台灣五十的流動,規模實在太過醒目,引起證交所警覺,終於讓整起事件曝光。 平心而論,柏克萊的舉動違反主管機關法令,遭到處分是理所當然。但是以裁罰程度來看,一筆影響一百億市值股票的違規交易,最後處分竟然只是暫停借券一個 月,難免予人「輕輕放下」的感受。 對照金管會持續收縮投顧老師解盤的言論權限,明確規定每次須分析六檔個股,證交所甚至將對相關標的做出警示,遊走借券規範灰色地帶的外資法人,似乎沒有相 對罰則作為嚇阻,這對目前餘額高達一七四五億元的借券市場而言,實在不是福音。畢竟借券制度是各國行之有年的制度,為了與國際進一步接軌,主管機關應該盡 速針對可能的漏洞做出處置,才能避免類似事件重演。 借券與融券大不同 借券 融券 適用對象 僅銀行、券商及外資等法人,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開立信用戶的自然人,或法人機構交易動機 可以為套利、避險,或交割履約等多種目的借券,不限於放空 看壞股票後市者,可先行融券放空,待股價下跌再回補,賺取資本利得 製表:葉揚甲 柏克萊借券遭罰,真正目的是將公債資產換成外匯! 提供台灣公債等資產,作為借入證券之擔保品;借入台灣50ETF29.75萬張 -0->柏克萊資本證券 -X->借出19.86萬張台灣50ETF給五位借券人;對方提供美元、歐元貨幣作為擔保品 |
2013-06-10 TCW | ||
有些人常質疑經濟學「人是理性的」,不過大部分質疑都沒弄清這個說法的意義。 人是理性或自私的,是指每個人會以最小代價達成最好結果。最小代價包括最小成本、最低價格,最好結果則包括最高收入、最大利益等。 人是理性的,不代表只關心自己。世界富豪比爾‧蓋茲(Bill Gates)成立慈善基金會,他考量的是以最小代價救最多人:若有兩個方法花一樣多錢,其中一個可救更多人,他就會選這個。雖然比爾‧蓋茲關心的不是自己,但他仍然是理性的。 其次,說人是理性的,不代表損人利己,有時利己的最好方式,反而是利他。如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我們之所以有麵包吃、有酒喝,不是出於麵包師或釀酒人的善心,而是出於他們自利。」若利他有助於利己,理性的人一樣會利他。 再者,人是理性的,不是說人只重視錢。例如水電工月薪遠超過大學生畢業起薪,然而大學生還是寧可做別行而不做水電。這是否意味大學生不理性?其實,工作除貨幣收入外,也包括尊嚴、名譽、體力辛苦程度等非貨幣收入,把貨幣收入與非貨幣收入加總,才是總收入。雖然水電工貨幣收入較高,但考量到非貨幣收入後,水電工總收入並未較高,他們就不想做,這仍然是理性的。 此外,「人是理性的」是假設,不能直接解釋現象。例如跳樓自殺,有人說這是理性的,這是直接用假設解釋行為,行為並未得到真正解釋。經濟學的解釋方法是:由局限條件的變化,推斷理性的人其行為會如何變化。 例如某人家庭美滿又有錢,他不會去跳樓。但若他家庭破碎又破產,那他就會跳樓。從家庭美滿到破碎,從富有到破產,都是局限條件變化,經濟學推斷他的行為將從不跳樓變成跳樓。因此說跳樓是理性的,乃是從「局限條件改變,理性個人選擇也會改變」來詮釋,而不是把跳樓行為直接冠上理性假設就草草了事。 此外,說人是理性的,就不能再說人是不理性的。例如當股市或房市一直漲,有些人說這是「不理性」。事實上不論股市或房市漲多高,都是理性的,進場去買房買股的人,都是預期會繼續漲才去買,若有人明知股票或房子將下跌還買,那才是「不理性」。 每個人做選擇,都一定是選他認為代價最小、結果最好的行為,這不表示他不會犯錯,事後在局外人看來,他的選擇也許錯了,但這並非他不理性,而是因為他無知:他若事先知道所有狀況,不會去選那代價較高的。因此經濟學裡沒有「非理性」這種東西,考量到所有局限條件,個人做出的必是理性選擇,這才是「人是理性的」真正意義。 |
科技擾亂甚至重塑了新聞業的商業模式,這事不再是什麼秘密。但是讓人困惑的是,這場混亂並沒有製造出新聞業的新霸主,卻反倒帶來了很多盧瑟。
快速回顧下:第一次打擊是類似CraigsList這樣的線上選擇奪取了報紙的傳統業務,這部分業務大概佔到了大報們50%的收入。接下來的打擊在於,讀者都去了網上,報紙們卻沒能將印刷廣告的錢引到數字廣告上去,如圖下圖顯示的一樣(圖表來自The Atlantic):
(圖表內容:報業的廣告量:印刷廣告的跌落,數字廣告的微弱增幅)
那麼結果就是,報業的僱員數量是這樣的走勢:
The Atlantic的編輯曾經說,「目前為止,我們這類雜誌還沒有一個(商業)模式是起效的。」 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的報告中說,全國的新聞類媒體厄運纏身前途灰暗,簡直就像在重現工業的衰退。
報紙的擁躉們正焦慮於:也許不久我們就能發現某個美國的城市並沒有它自己的城市小紙了。我們同情關切一個城市失去自己的報紙而遭受的現實打擊。但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更想知道為什麼佔有大市場的大報紙們沒能利用這些小報紙的鬥爭。
為了說明為什麼我們會期待這件事情,我們來看看科技如何改變音樂產業的。和報業一樣,線上銷售對音樂產業收入的衝擊是巨大的:從2000年到2010年,文檔分享和數字音樂貢獻了整個音樂產業一半的收入。
但是與此同時,線上產業在文件和排行榜的銷售將音樂家們造就成了頂級的富豪階層。拿音樂會門票收入來舉例,排名前1%的賺錢能手——例如Justin Timberlake、Rihanna等人,他們在門票收入中賺得的份額從1982年的26%提升到了2003年的56%。
(圖表內容:頂尖藝人門票收入份額的攀升,1982-2003。)
1981年經濟學家Sherwin Rosen提出的「巨星效應」理論通常可以用來解釋這種利潤的集中化。這個理論提出:在類似音樂產業這樣的行業中,消費者可以聯合起來享受同一個商品。(我買了Beatles的CD,我不會阻止你也來享受Beatles,同樣我們也可以一起去參加Beatles的演唱會。)在這種行業中,科技可以讓巨星們去服務於更廣的市場同時收入更多,然而這同時也搶佔了那些小演員丟失掉的客戶。
作家Eduardo Porter進一步解釋了音樂產業中的巨星效應:
「(巨星效應)完美地貼合了音樂產業——這個從1980年代開始遭受過數次科技衝擊的產業——的增長動因。首先,MTV將音樂帶上了電視。然後Napster將音樂帶上了互聯網。蘋果讓所有的粉絲們可以買下單首歌然後帶走它們。每一次突破都讓藝人們達成了更廣泛的粉絲基礎,於是指向了更廣泛的聽眾群、更大的份額的音樂會收入。「
新聞,和音樂一樣,也是可以聯合消費的。報紙的讀者群可以從一萬增加到千萬,而且作者們並不需要為讀者群擴大了1000倍而付出任何額外的工作。上一輩的新聞工作者其實已經掌握了輕鬆取得全球聽眾群體的能力。所以到底為啥現在最有才華和名望的一群新聞業者在扒垃圾?
排開印刷物的話,新聞業界在電視節目主持人中倒是出現了巨星效應,例如Anderson Cooper,他們的秀賺了超過一千萬美金。這還沒算上他們其它的收入來源。CNN的Fareed Zakaria,據傳言演講費已經高達每小時75000美金。
可是印刷物卻沒能將它的讀者群轉為收益。除了數得清的幾個特約作家能夠在報紙之外的地方依舊保持廣泛的知名度(例如紐約時報的Paul Krugman 和 Tom Friedman),很少有記者能夠擁有一流的辨識度。
特約作家成為最有名的一幫記者,這事完全毫無意義。他們的照片總是被印出來,他們用一種極具個人特色的方式寫作,報紙用他們的臉和觀點來打廣告。相比之下,記者們都用一種完全沒有特色的「這是新聞」的口吻寫作,這口吻倒是貼合了直到1920年記者才有署名權的事實。這也許符合報導著「客觀事實」的新聞記者們的客觀事實,但是卻對消費者們從主流媒體轉向博客瀏覽新聞一事毫無個人貢獻。
出版新聞是一項辛苦的工作。但凡是能在阿富汗政局中插科打諢講腐敗段子,或是能在美國大選裡插一段小說故事的人,都能成為巨星。沒有人想出賣新聞作為公共服務的理想,但是為了拯救這個行業,也許現在是時候讓頂級才能的記者們想辦法去賺到五位數的演講工資。
譯者的一些多餘的話:
可能屬於「站著說話不腰疼」,作為公關圈裡不太入流的一枚角色,我對媒體有著十分強烈的興趣,理想主義也好,虛榮情結也好,我認為能夠做一件影響很多人的事情,無論如何都是值得敬畏的擔當,其中的責任、角度、價值、態度、取捨、堅持……都是如同磁石吸引鐵屑一樣讓我滿懷尊重的行業元素。當然,我亦明白葉公好龍的含義,圍牆內外,總有不如人意的地方被遮蔽起來,空有貪羨,而缺客觀。伯通兄在公眾微信帳號(公眾微信號:weibanbao)上分享的那篇《媒體人,你為什麼還沒轉行》,也講出了媒體圈內的苦酸和浮躁,我在Priceo Nomics上看到這篇文章,亦覺天下偌大,相逢之處都是如此似曾相識,作者AlexMayyasi也是媒體中人,他在傳媒業變革更加劇烈和動盪的市場,傳回來同樣的訊號:媒體或許不會消亡,但是媒體上留給從業者的容量正在縮減,攜著去而不返的趨勢。但是理想,終不是壞事,收入很重要,可能也最重要,但總有些其他的東西,催人奮武。相比中國年過四十的媒體人大都轉到了一份坐辦公室的管理崗上,我在歐洲看到許多白髮蒼蒼卻仍以不遜於年輕人的身手掛著相機活躍在前線的記者,愈發敬佩。
我曾發過一條微博說,新聞業薪酬太低了,十幾年前南方週末記者的收入,也比現在大多數媒體主編高,而十多年物價漲多少?所以,我建議老總們,與其抱怨招不到高水平下屬,不如把薪水提高一倍,還招不到就調高兩倍,再招不到調高三倍,再招不到,清盤算了,你肯定有問題。這種說法禁不起推敲,只是表達一種情緒,但卻觸到同行敏感神經,引起共鳴——我很少聽到不抱怨薪酬的同行。第二天有朋友跟我說,她所在某著名媒體公司,工資奇低,但一有招聘消息,簡歷就多到爆棚,不乏國外名牌大學畢業生來應聘。後來,我在此基礎上又發了一條微博,但沒有點名字,很快,不同媒體的人紛紛認領,「普遍認為」在說自己。那幾天每遇朋友都會問,「你們那會給員工開高薪?」
但一個做銷售的朋友很不以為然,我解釋說,「做內容的工資太低,雖然剛入行時工資不低,但做幾年下去,同齡人工資都翻幾番了,編輯記者工資卻總保持穩定。」「不對,這是因為媒體和其他行業不同,比如銷售,入行越久客戶資源越多,業績越好,也可以說『水平』越高,哪像做內容的,越做水平越差,低到一定程度,就只能當主編,還指望人家給你高薪?」她把我說笑了,「也對哈,連我也能當主編,這行當真不咋地。」
她的觀點雖然極端,但有幾分道理,在中國從事新聞業,很需要激情,而激情又只屬於年輕人,上年紀激情自然少,激情少自然跑不動,跑不動自然沒好稿,60後搞不過 70後,70後正跟 80後較勁呢,90後上來了,為了保持收入和地位,大家就只能從級別和「位子」上找出路,只能爭當「職業主編」、「職業副主編」,好多曾經很優秀的記者,一經上位,業務能力就自由落體地般下降,只有兩個能力在漲,一是把關,二是搞人,給這樣的人高薪,天理不容。但也不是這麼簡單。如果薪水真是問題,其根源在於新聞媒體的定位,而不是一兩個老總是否慷慨。
表面上,報紙和雜誌都在市場上賣,和賣彩電賣服裝有本質上的一致,但事實上,報紙雜誌的生產和銷售又常常脫節,生產車間和銷售終端始終無法建立有效溝通。生產車間不能準確瞭解產品為什麼好賣,為什麼不好賣,只能以「同行怎麼說」,「網上反響多大」,「有多少轉載跟帖」,來描述自己的工作;銷售終端則常以自己理解做銷售:「我們是給中國 XXXX人看的」,「我們XXXX」時間長了,生產車間裡的人會看輕銷售,「做自己的稿,讓他們忽悠去吧」。你所在的媒體是不是這樣?
銷售信號沒有有效反饋給生產人員,所以生產車間很難定義員工「好」還是「不好」,是不是你需要的,也無法給員工一個合適的「價格」,長此以往,工資激勵信號在編輯團隊往往失靈(只有計件工資還保持著)。而以「文人」為代表的編輯部,往往對自己能力高度自信,然後對工資獎金普遍抱怨,抱怨時間長了,氛圍變了,各自為政了,看起來只有一個主編,事實上,很多媒體是由 N個主編在管生產,這樣的產品面目自然是模糊的,面目模糊的產品,自然賣不了好價錢,賣不了好價錢,自然沒錢提薪,而賣了好價錢,銷售部門又會抱怨,「我們把土豆賣出黃金價,還要給生產土豆的人高工資嗎?」所以,會出現 sales拿高薪和高佣金,內容生產者過著清貧的文青生活。
基於不同看法,會產生兩種模式,一種是內容過得去,把銷售和渠道做強,大家可以看到,機場、一線城市,有很多成功案例;一種是把產品做好,以好的產品去引領銷售和渠道,有收益再投入製作環節,讓優秀員工拿到有尊嚴的薪酬,再把產品搞得更好。如果是我的話,肯定選第二種。但坦率說,我也沒有找到秘訣,我只能說看到一些問題,如果我有機會做一家公司,會努力解決好這些問題。
據我所知,相當多的媒體生產車間,不怎麼講究效率。這裡說的效率不是指按期交稿,付印。我理解的效率是一個生產體系的良好運轉,比如先清晰描述產品特質,將這種特質分解到每個版塊和每個欄目,每個版塊和欄目都有清晰而可操作的描述,員工能按這些描述生產內容,主編——產品控制者,能準確判斷內容是否符合產品標準。這個時候,主編是要「獨裁」的。我曾開個玩笑,即使白痴當主編,哪怕按「白痴標準」製作雜誌,雜誌的面目也是清晰的,說不定好多白痴會來買雜誌。從概率上看,清晰的產品總要超過模糊的東西。所以,主編,哪怕是「白痴」主編,最重要的功能也是產品標準控制者。之後的工作才是獎懲,對「優勝者」以人為本,對平庸者予以提醒或淘汰。
基於此,媒體人要想獲得制度上的高薪酬,從根本上取決於所在媒體的市場化程度——既然你在市場中賣產品,就要按市場規玩遊戲。也可以說,未來,一個成功的媒體公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解決生產車間與銷售終端之間的溝通,誰能把兩者有效整合一起,誰就能讓自己的產品獲得更好市場份額。也不要用美國的市場來套中國市場,基於上述分析,中國媒體市場表面上群雄並起,事實上依然高度不充分競爭,空間還有很多。
最後,我不得不提一個人,就是我以前的老闆勘良先生,他在幾年內把《Vista看天下》打造成新聞時政雜誌中的NO.1,他最出色的工作之一,是將生產車間和銷售終端有機統和,在這一機制的幫助下,《看天下》成為新聞雜誌的標竿,在 10塊錢以上價格雜誌中,穩居市場銷售第一。這也是勘良先生對媒體業的貢獻之一。我有幸參與了這個模式的建立,如果說我對市場的感覺還算靈敏,也是在這個模式中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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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以「非理性市場」一說聞名,許多專家也常稱股市、房市是「非理性」,然而這些說法和經濟學是不相容的。 科學是從某些假設出發,以邏輯推理,一步步建構出能解釋事實的知識體系。「人是理性的」是經濟學的假設,意思是:當代價相同,人會選好處較大的;當好處相同,人會選代價較小的。 「理性」是經濟學的假設,它不能拿來直接解釋事實。張三破產跳樓,我們說他是理性的;李四破產卻活著,我們也說他是理性的。這就是拿假設直接解釋事實,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錯,這不是科學,而是「套套邏輯」。 說股價或房價是「非理性」,正是犯了「用假設解釋事實」的錯誤,這和用「人是理性的」來解釋人們是否跳樓一樣,股價大漲或大跌都可說是非理性,這也是套套邏輯。 經濟學百年來的知識體系,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這個假設上,要研究這門學科,須先承認這個假設,因為它是這門學科的根基,經濟學的所有知識體系都從此根基展開。 物理學同樣有一些假設,例如「物理定律不隨慣性坐標系不同而改變,」物理學的理論(如相對論)也是從此假設延伸出去。沒有人否定物理學的假設,還說自己是研究物理學的,然而有些人否定經濟學的假設,卻說自己研究經濟學,這實是咄咄怪事。 一些宣稱「人是非理性的」研究者認為,人有時是理性,有時是不理性的。這也是不可能錯的「套套邏輯」。再說,有何客觀標準可以判斷人什麼時候理性或不理性?經濟學家科斯(Ronald Coase)曾言:「模糊不清的概念,不可能清楚的被證明是錯的。」所謂「人有時理性,有時不理性。」正是如此。 要假設「人是非理性的」並無不可,研究者可以從這個假設出發,以邏輯推理建構出一套理論體系,屆時這套理論可叫「非理性經濟學」,而原本奠基於「人是理性的」假設的理論,就要改名叫「理性經濟學」了。 然而至今宣稱「人是非理性」的研究者,並未建構出一套可解釋事實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猜想,從「人是非理性的」這種假設,所推出的理論大概是長這樣: 預期股票將下跌,人們反而搶著買;薪水和努力程度無關,人們會更努力工作;糖的價格越高,人們會吃更多糖;收入相同時,廠商會選成本較高的方法而放棄成本較低的方法。 這些理論都建立在「代價相同時,人們會選好處少的;好處相同時,人們會選代價高的」這種「人是非理性的」假設上。只不過這種理論是否會被事實推翻呢?要期待「人是非理性的」能推出對事實有解釋力的理論,只怕還有長路要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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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求學:研究所放榜,三個裡面有兩個會是中國人?? 當二十多歲的台灣年輕人佔領立法院,香港年輕人在想些什麼? 黃永亮,典型的香港文青。這幾年,他對中國,從嘲笑到驚懼;對香港,從自信到懷疑;對台灣,他盼望還能保有一絲淨土。 他認為, 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給香港另一個更大的遊戲可玩,卻讓香港不適合生活。以下是他的第一人稱口述: 我是我家第三代香港人,意思是,我是香港人,我爸是香港人,我爺是香港人,可是他不是在香港出生。 小時候,大家對內地很恐懼,我真的會覺得從羅湖(香港與中國深圳交界地)出去,後面就有十個扒手跟著要偷你錢,大人都這樣跟你講。現在嘛,我和好幾個朋友還常去深圳吃火鍋咧,每個月兩、三次都會相約去深圳吃飯,再回來香港,好像過了十幾年,現在沒有那麼妖魔化,因為你見多了,有經濟上的來往,其實現在香港人回大陸很正常。 我記得,念中學的時候班上完全沒有內地生,進大學才開始有兩、三個。一開始他都會成為我們排擠的對象,笑他沒有文化啊,跟香港落差很大,譬如泡麵吃完一整個禮拜都不扔掉,光著腳在外面跑啊,現在想起來是有點看不起內地人,認為我們是majority(多數)。 現在要在香港念研究所幾乎不可能,如果研究所放榜,三個裡面有兩個會是內地生,我同學考中文所考了三年,第四年才考上。 他們來香港大學唸書的,每個都是狀元,分數我們完全追不上,我們怎麼跟他們競爭?學位本來就很少,你不再是majority了,香港高學歷市場被霸佔,很明顯是因為內地的關係。 大學畢業後,很多朋友想到大陸開店當老闆,炒房子,看好內地啊!我的大學同學在上海開咖啡店,但是,追求更大的市場,對香港年輕人真的是好處嗎?我不知道。如果它的好是要你離開你的城市,這是好處嗎?你有好處,你往外面走,那這個地方呢?這是個好的變化嗎? 我們不是自願去更大的市場發展,是被迫的。這地方已經不是原來那個面貌,所以我們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雖然找工作沒受影響,畢竟我們還算是學歷高,但是像餐廳推車的服務員,很多以前是四、五十歲的香港女工,現在全部變內地人,便利店、麥當勞也是,聽口音就知道,他們比較便宜啊,香港最基層員工至少要求一個月港幣八千到一萬元,大陸人可能五、六千也接受,當然請他們。 其實,比香港更能體會到CEPA影響的是澳門,澳門不是一個城市,如果說,澳門現在是內地人很大的一個賭場,那香港就變成一個shopping mall(購物中心),因為香港現在最大的經濟來源就是內地消費,小店都受不了租金倒閉了,這也是我覺得香港越來越不像以前的面貌,不適合生活的原因。 為什麼香港人要往外面跑?有人用過一個比喻,七○年代的香港就是剛剛開始玩的大富翁,只要願意投錢就可以霸佔一塊地盤,我們這個八○後、九○後出生的香港人,已經是玩到一半的大富翁,踩到每一格都要付很高的租金,你沒辦法展開自己的事業。 其實,也可以說CEPA帶給香港人一個機會,這個大富翁遊戲已經玩得差不多了,你就看到一個更大的遊戲可以玩。 小時候覺得,政府說一國兩制、回歸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好像滿久的,沒關係啦!可是,當我一覺得有變化的時候,馬上就覺得不需要等到五十年,現在回歸不到二十年耶,變化超級大,這應該是九七的時候完全沒想到的。 我很難講出口,跟你說香港哪裡好,可能也是因為沒有歸屬感。台灣人有一種感覺,好像自己小孩即使再差,也還是自己的小孩,但是香港人不會,你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對!什麼都沒有只剩下錢,對!香港人對香港的愛,遠遠不及台灣人對台灣的愛。 很多人都會說,今天香港、明天台灣,但我覺得香港跟台灣不一樣,香港沒有軍隊、沒有錢、沒有籌碼,CEPA沒有談判餘地,憑什麼跟中國反抗?但台灣有優勢,政治上很多條件是香港沒有的,也比較多元化,有抗爭的機會,台灣如果變成下一個香港,就是因為台灣不爭氣,自毀長城吧! 看未來:不要想再窩在香港一輩子吧! 同樣的問題,對於只有中學畢業的黃敬倫來說,似乎顯得太遙遠。在巴士站擔任維修技師的他,隱隱覺得吃飯越來越貴,卻不知所以然,只覺得香港的未來會更加悲觀。以下是他的說法: 你問我開放有什麼好處跟壞處?嗯……(沉思十秒),好處我一時間還真的想不太到,可能整體經濟有變好吧! 但是我們從事製造業、工業,薪水沒有太大幫助,還是一直追不上物價,十年前我吃一份早餐只要港幣二十元,現在隨便都要二十七元、快三十元,晚餐只點一份肉、一盤廣東小菜配飯,都要五十多元,以前不用四十元……(編按:港幣一元兌換新台幣三.九一九元)。 這一行工資滿低的,八年前,我從政府辦的職業學校畢業,開始到現在的公司當學徒,一個月才領四千多港幣,當了三年,薪水升到九千多元,現在超過一萬,比我資深五、六年的同事,最多也才拿一萬五、六千元。還好我在巴士公司工作,搭公車免錢,住在政府蓋的房子,一個月租一間兩百多呎(約五.六坪)的房間,租金才一千三百元,算很便宜了。不然物價一直漲,每個月生活費扣一扣,頂多存一千元差不多,跟我同樣年齡的朋友幾乎都和雙親一起住,現在香港的房子太貴了,沒聽說有同事已經買房子的。 雖然我身邊沒有大陸同事,但補日文的補習班有一位大陸同學,比我還小十幾歲,一個人來香港唸書,住在叔叔的家裡,爸媽都還留在大陸,他唸書也是很認真,比我們還努力學習。 我有中學同學也回上海了,因為他們老家就在那裡,只是先來香港住一陣子,他覺得大陸的機會比較多,即使當銷售員也比待在香港好。不過,我自己是不太想過去,常看到電視上有很多大陸的負面新聞,那邊的人感覺比較複雜……。 香港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感覺是越來越糟,尤其是政治和新聞自由方面,之前《明報》總編輯不是被襲擊嗎?很surprise(驚訝),以前根本不可能想像這種事發生,我們這一代該怎麼辦?嗯……(沉默一分鐘),不要想再窩在香港一輩子吧!我是這樣覺得,滿悲觀的,可能去台灣會好一點,至少可以選自己的總統,有機會我也想去台灣玩,可是哪裡來的錢啊(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