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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賭場巨擘金沙集團砸重資打造的金沙城中心，四月在澳門開幕。三年來，金沙集團搭上亞洲消費力成長，才走出金融海嘯谷底，讓獲利逐漸回溫，這次，瞄準中 國遊客的金沙城中心，能否再下一城，值得觀察。

撰文‧葉揚甲

四月十一日，籌備十年、耗資八十億美元的金沙城中心（Sands Cotai Central）正式開幕，這是金沙集團（Las Vegas Sands）的重要里程碑。位於澳門路氹金光大道的金沙城中心，同時引進康萊德、假日及喜來登三大知名酒店品牌，總占地逾三萬坪的規模，不僅笑傲澳門，更 是全球最大的娛樂度假村。

在金沙城中心的開幕儀式上，金沙集團主席蕭登．艾德森（Sheldon Adelson）與貴賓剪綵時興奮地表示：「金沙城中心的揭幕，終於實現當初金沙在澳門所勾勒出的面貌。」從最初一片沙泥的填海造地，發展到目前旅客絡繹 不絕的盛況，「一切均源於沒有人相信的願景。」砸重金 打造財神爺吸陸客艾德森頗有感觸的一席話，點出金沙城中心在集團策略布局上的重要性。從開幕當天，短短六小時內就吸引八萬四千人入場，即可看出亞洲市場的 潛力。

的確，從金沙城中心的許多設計，都透露出這家「純」美式企業對東方市場的強烈企圖。其中，最令華人感到親切的，當屬位於金沙城中心御桃源，一尊高達十六 呎、重達五千五百磅，以富有光澤的銅及二十四Ｋ燙金箔面製作而成的巨型財神雕像。

這尊財神爺，是由中國雕塑家孫家彬親自設計，他的作品以「毛澤東主席」漢白玉紀念像最為知名，其在中國雕塑界的地位可想而知。孫家彬此次親赴澳門創作，意 義非凡，對大陸旅客儼然有股無形的號召力。

除此之外，康萊德酒店的設計更具東方神韻。澳門康萊德外觀以富有中國象徵的喜馬拉雅式風格為創作靈感，融合東方元素與現代化的設計，展現出獨一無二的風 格。酒店內的娛樂場更直接以「喜雅」為名，處處可見金沙為求吸引中國旅客，刻意塑造出的客製化環境。

事實上，自「九九回歸」後，長期受到葡式文化薰陶的澳門，隨著時間的推移，正逐漸與中國文化摻揉在一塊。現在到澳門，擁有葡萄牙記憶的，似乎只徒留下教堂 與美食。這種感覺就像，雖然每天有數以萬計的大陸遊客熙來攘往於最負盛名的地標大三巴周遭，但這股熱鬧，反而更顯大三巴牌坊的孤獨。

如今，在澳門賭場內，撲克牌桌旁吆喝的，轉輪盤前圍觀的，或在吃角子老虎機座位上拉霸的，還有絡繹不絕一車車被載來酒店，清一色幾乎全是操著內地口音、吐 著菸圈的中國旅客，陸客幾乎成了澳門的新風貌。

澳門，這座極盡奢華紙醉金迷，卻同時擁有讓人一夕致富能力的城市，將不斷吸引中國日益強大的旅客前來消費與尋夢。

大陸遊客對澳門經濟的貢獻確實不容置喙。根據澳門統計局統計，二月入境澳門旅客的二一三萬人次中，就有高達約六○％一二八萬人次來自於中國，這個數字，是 十年前三十萬人次的四倍之多。

相較之下，其他地區赴澳的觀光客人次，長年增減變動不大，換句話說，未來哪家企業有能力承接最多的「中國訂單」，擴大博彩市占率，就有機會成為這場賽局中 的最大贏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一五年前，金沙城中心是澳門唯一新建的酒店，提供五千八百間客、套房，市占率預期將衝破二○％。然而，在這榮景的背後，卻是一波三 折。

陷危機 從亞洲市場逆轉勝三年多前，金沙集團雖貴為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場巨擘，仍不敵金融海嘯威力，大舉融資擴張的旗下物業現金短缺，導致集團陷入泥淖，股價從○七 年高峰一四八美元狂瀉，○九年三月剩不到二美元，險些陰溝翻船。

當所有人看衰的同時，金沙獲利逐漸回溫，近來股價屢創金融海嘯後新高逾六十美元，市值更衝上四百億美元，金沙逆轉勝的關鍵，在於亞洲市場的成長，尤其遠在 東半球的金沙中國，更是名副其實的「大金雞」。

在亞洲市場的這一搏，金沙集團賭對了。在香港掛牌的金沙中國，○九到一一年，獲利從二．二億美元到十一．三億美元，三年即成長超過五倍，亞洲博弈商機由此 可見。

目前賭王何鴻燊的澳博控股，在澳門博彩市占率二七．七％，居龍頭寶座，緊追在後的則是金沙中國，市占率為一八．七％，雖然市占率有些差距，但市場賦予前者 的本益比僅十七倍，後者則高達二十八倍，兩相比較，透露出市場對金沙中國的高度期待。

艾德森指出，博彩並非這次要強調的重點，而是將金沙城中心打造成全亞洲的會議中心，才是金沙渴望達陣的里程碑，「當然，如果大中華市場持續穩定增長，將能 更順利推動金沙的營運動能。」

金沙中國

成立時間：2009年

業務：澳門最大綜合度假村經營商，集合多樣化休閒、商業設施及客運業務，主收入為博彩項目主要物業：澳門威尼斯人、澳門百利宮、澳門金沙及金沙城中心

掛牌地：香港交易所

市值：2500億港幣 （約9500億新台幣）

近三年財報：

年份 2009 2010 2011 營收(億美元) 33.0 41.4 48.8 淨利(億美元) 2.2 6.7 11.3 EPS(港幣) 0.26 0.64 1.09

◎ 本刊記者 覃敏 文

王長田

48歲，遼寧大連人。1984年考入複旦大學新聞系；1988年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 1990年加入《中華工商時報》 ，後任市場新聞部副主任； 1995年進入北京電視台，創辦《北京特快》 ，後任欄目總策劃； 1998 年創辦“北京光線電視策劃研究中心” ，即後來的光線傳媒，目前市值180億元。

自1998年 創 辦 北 京 光 線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光線傳媒）以來，這應該是王長田最舒心的時刻。光線傳媒的名字如今與多部熱賣電影聯繫在一起：從去年年底票房突破12億元的《泰囧》 ，到投資5000萬元、票房超過7億元的《致青春》 ，再到新近斬獲5億多元票房的《中國合伙人》 ，每一部都羨煞同行。

作為這些電影的出品人或發行人，光線傳媒的股價一路高漲，其市值已由2012年底的46億元激增至目前的180億元，增幅高達290%，一度超過老牌影視公司華誼兄弟。

今年48歲的王長田當年踩著制播分離的鼓點下海創業，從電視做到電影，在高管制的文化產業掙扎求存，一路磕磕絆絆走到今天才算真正揚眉吐氣。員工們形容這位過去總是“低頭走路、表情嚴肅，仿佛在想心事”的老闆，現在“腳步輕快，笑容也比以前多了起來” 。 “這是一種被肯定的感覺。 ”王長田說。

“堅持”是王長田的朋友們評價他時使用得最多的詞匯。而王長田自己說，他是一顆主動行走的種子，覺得某個地方合適就待一段時間，不合適了就再去尋找新的地方接著生長，既妥協又不妥協，只是從不委屈自己。

“沒有足夠理由說服我，

就照我的做”

即使在電影行業，光線傳媒也苦熬了六年。

王長田做電影從發行切入，一開始和博納聯合發行《傷城》 。

後來投資電影，主要與香港的導演、演員合作，但《蝴蝶飛》 《深海尋人》 《精武風雲》 《阿童木》等都在票房上敗北。好在光線傳 媒每次投資前都或者簽了保護協議，或者設定了1000萬元的投資底限，這些電影沒讓光線傳媒賺到錢，但也沒有造成太大虧損，直到命運在2012年初的一個午後被改寫。

那天， 《人在囧途》的主演徐錚走進了王長田的辦公室。他想導演一部公路喜劇片，抱著寫了好幾個月的劇本四處尋找投資人，但沒人敢投一個演員改行的新導演。

坐在靠窗的小沙發上，徐錚連說帶 比劃地介紹劇情。王長田被逗樂了，半小時內決定投資。

“在這之前，我和徐錚沒有接觸，但是他講的故事非常到位。另外，徐錚經常上光線傳媒的娛樂節目，我知道他在《人在囧途》做過現場導演，人也靠譜。投資至少不會賠錢。 ”王長田說。

於是，2012年底，光線傳媒有了一部將國產電影票房推到歷史新高的代表作《泰囧》 。五個月後，王長田扶持的另一名新導演趙薇，為光線傳媒帶來了又一部小投資、大票房的《致青春》 。

光線傳媒扶持的五位新導演，用他們的處女作給公司帶來超過23億元的票房。王長田還計劃繼續投資演員出身的鄧超等新導演。

“我不能保證未來我的每部電影都不虧錢，但我的方向是對的。 ”王長田將電影業務的突破歸功于2011年重新確立的新思路： “扶持新導演、注重商業類型片、提高製作標準、嘗試系列片、完善發行體系。 ”他總結說， “2011年以前，國內大導演被幾大影視公司瓜分。光線傳媒過度依賴香港導演，不接地氣。 ”現在，電影業務已經成為光線傳媒最重頭的業務，可以調動全公司所有的資源。但公司很多人知道，如果不是王長田的堅持，光線傳媒的電影業務可能早就撤攤了。因為業績差，電影業務部的人一度在公司抬不起頭，時不時會有高管抱怨為什麼要用別的業務利潤來投電影。但王長田看到國內電影收入每年以30% 的速度增長，而且電影有助于提升品牌， “只是我們積累不夠” 。

王長田堅持學習國際傳媒巨頭以發行為核心的電影運作模式，決心啓動電影駐地發行網。 “以前做發行，幾個人在總部直接與院線對接，利用全國性媒體一覆蓋，就等著收錢。現在全國有3400多家影院、15000塊屏幕，多數影院並不按院線指令排片，各地區也有自己獨特的強勢媒體，需要建立電影駐地發行網。 ”管理層對此意見分歧，好幾次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一些高管擔心，自建電影駐地發行網會觸怒院線，光線傳 媒這麼幹不合行規，只有執行副總裁李曉萍力挺。 “如果沒有足夠理由說服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王長田說。

在王長田的堅持下，光線傳媒搭建了一張覆蓋全國70多個熱點票房地區的電影駐地發行網，每日派專人與當地院線、媒體溝通。據公司估計，電影駐地發行網能比傳統模式提高大約30%-40% 的票房。

王長田還堅持自己做預告片、海報和發佈會，一來省錢，二來溝通效率高，有問題馬上就能修改。藝恩咨詢分析師彭侃認為，某種程度上，光線傳媒在發行、推廣及宣傳上的實力幫助《泰囧》獲得了高票房，而《泰囧》的高票房又拉升了光線傳媒的印象分，以致于後來《中國合伙人》看中光線傳媒的發行實力主動找上門。

逼出來的電影之路

王長田成立光線傳媒之初，沒想做電影。

他當時剛從北京電視台離職，一心想做文化娛樂節目。

1998年，制播分離的改革在電視行業醞釀，一批民營電視節目製作公司蠢蠢欲動。王長田感覺機會來了。他拉著中央台兩位記者以及《中華工商時報》的兩位老同事，湊了10萬元，正式註冊成立“北京光線電視策劃研究中心” 。

公司剛成立，維持生計要緊，顧不上做娛樂節目。五個合伙人四處去拉項目，給電視台提供策劃案和小專題片，“最高一個策劃案兩萬塊錢，大多是免費的” 。好不容易，他們拉到一家快速消費品企業價值一兩百萬元的廣告片大單。但利益分配出現分歧。1999年初，其中兩名合伙人帶著這筆大單的全部收益離開。而王長田則和另外兩名合伙人帶著剩下的10萬元將公司搬到了北京萬壽寺北里的一間民居——嘉德樓。

在嘉德樓里，王長田下決心做《中國娛樂報道》 （後改名為《娛樂現場》 ） 。

為了讓節目落地，他先後找了北京、上海、廣州三家電視台和鳳凰衛視、中央電視台談，希望用節目換貼片廣告，未果。無奈，王長田決定先自己籌錢做出樣片再賣。這直接導致又一名合伙人離開。 “他覺得用自己的錢做項目風險太大。 ”王長田說。

王長田找親戚朋友借了幾十萬元做樣片。這相當冒險，但王長田說， “我就是想做成這件事” 。1999年3月， 《中國娛樂報道》正式開拍，娛樂資源、經費都有限，就找一些容易採訪的新人來拍，做北漂藝人的專題。 “他很重視這個節目，很多稿子都是親手改的，連看片會的標語‘我們瞭解娛樂界’都是他想出來的。 ”公司執行副總裁李德來回憶稱。

樣片做出來後，王長田在梅地亞中心舉行看片會，邀請各大媒體、電視圈內人士參加。王長田還帶著發行總監鄭 瓊一家一家電視台談購片。 “之前，我們很少和地方電視台打交道，現在要一個台一個台地打電話介紹片子，有時還 專程跑到外地談。我的發行總監繞著圈子去結識電視台的人，知道一個來北京出差就立馬殺過去。 ”他回憶說。

第一個開播《中國娛樂報道》的是湖南電視台。李德來分析，一來以前王長田在北京電視台時，當時湖南台台長歐陽長林找過王長田談合作，兩人比較熟；二來湖南電視台比較開放，娛樂立台，需要這樣的節目。

1999年6月， 《中國娛樂報道》獲得20多家電視台簽約。 “很快，40個台、80個台，一下就超過了100個台。 ”王長田說， “開局還不錯，不像外面說得那麼難。 ”光線傳媒依靠《中國娛樂報道》在業內站穩腳跟。與此同時，國務院辦公廳于1999年11月轉發第82號文件，釋放“制播分離”信號，業內一下湧出上千家節目製作公司。各地電視台激烈競爭，外購節目需求加大，光線傳媒和節目製作行業一起進入黃金期。

2003年後，電視人出來辦製作公司的越來越多，加上外資機構進入，同時國內有線台和無線台合併，渠道驟減，對節目的需求減少，民營製作公司紛紛 倒閉，光線傳媒也遭遇寒冬。 《娛樂現 場》2004年底被調整出北京電視台，翌年公司收入大幅下滑。

王長田此時意識到沒有自己的播出渠道的痛苦，他想到了互聯網。光線傳 媒曾參照 My Space 的模式做過網站，沒什麼影響。王長田找到在複旦新聞系的老同學——時任新浪網CFO 曹國偉，私下商量把光線傳媒的內容拿到新浪網播出，新浪網入股光線傳媒。這事一度在業界被傳得沸沸揚揚，但後來仍不了了之。2005年、2006年，整個電視節目製作行業跌至穀底，再做下去看不到未來。身處其中的王長田憂心忡忡，四處尋找出路。其間，光線傳媒做過活動，做電視劇，甚至還投資過民辦大學。最終，他將重點逐步轉移到了電影，覺得這是他能駕馭的東西。

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做電影，王長田始終堅持的只有一條，就是在中國傳媒市場並不完全開放，渠道的利益不允許民營資本擁有甚至是分享，民營資本只能走“傳媒+娛樂”的路。

夢想改變娛樂業的人

做電影是被逼出來的。嚴格說起來，下海創業也是逼出來的選擇。

在王長田前33年的人生里，他一直努力成為一名好記者。直到現在，他也認為自己骨子裡還是傳媒人，想要影響社會，改變世界。只不過，現在他要改變的是娛樂業。當然，換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個性使然。 “我是個不安分的人受不了約束和壓抑。 ”王長田說。

上世紀90年代，王長田曾是《中華工商時報》最優秀的記者之一。他當時的領導評價他“很有想法，行事又果斷” ，會根據行業不同制定詳細的報道計劃，而其寫作手法與現在的調查報道深度報道類似，報道頗有影響力。但王長田有自己的苦惱。做記者時間長了報道有禁區，他逐漸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度為排解心中積郁在家打起了麻將，看武俠小說。有段時間還跑回東北做生意。

1995年，王長田轉投北京電視台他的同事理解為，他只是想尋求新的突破， “當時，電視對傳統紙媒造成很大衝擊。而且，他不願意做重複的東西”王長田將紙媒評論、調查等手法融入電視，很快就打造了一檔風靡北京城的大衆經濟節目《北京特快》 。他感覺自己能做出更多影響社會的東西來。但問題 很快來了。最初是報人與傳統電視人在新聞思維、操作手法上的差異，這進一步造成了人際關係緊張。

然後是電視台體制問題。王長田起初只是北京電視台的外聘員工，外聘人員在台里只能算二等公民。後來《北京特快》火了之後，王長田才成為北京電視台的正式員工。

1998年5月，因為一個敏感報道推出後影響太大，台里停了王長田的職，要求他寫檢查。王長田拒絕，選擇離開。

“當時態度好一點，可能結果會不一樣，但最終還是會走，因為我很難接受電視台那麼強的約束。像我這樣的個性，還是做現在的事比較對胃口。 ”幾經波折，轉身進入娛樂業的王長田如今擁有了更多的財富和名聲，但他仍對那些堅守理想的記者心存敬意，在他看來，媒體人的使命、責任在任何時代和環境下都不會改變。

在某種程度上，他將自己現在做的事視為生產影響人們精神的產品，與最初做記者時“影響社會”的初衷一樣，只是採用了更迂迴的方式。至於財富，是一種肯定，也“能夠讓我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影響行業規則，包括制定新的標準” 。他這一路走來，雖然在創業中刻意繞開了在傳媒行業管制最嚴厲的領域，仍然遭遇了各種管制與壟斷帶來的阻礙與艱辛。他說自己早忘了細節， “體制的問題不是某個局部的小問題，是整個狀態和土壤” 。

但體制之上，他仍有自己的堅持，他仍像當初在複旦大學讀新聞時一樣希望改變社會，突破體制與現實的種種束縛。

他現在的理想，是將光線傳媒打造成一個有夢想的傳媒娛樂公司。通過光線傳媒，讓中國的娛樂產業更專業化、多元化，成為一個受尊重的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