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掌舵者：妥協與堅持

最近一年，央行牽頭的金融改革速度明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改革政策性銀行、鼓勵建立民營銀行、為互聯網金融立法、推動利率匯率改革……在急劇變化的全球金融市場上，中國央行越來越成為萬眾矚目焦點。

2015年8月25日黃昏，擠在地鐵里的下班族們帶著倦容刷著滿屏綠色，這一天，股市暴跌，重回“2000點”時代。六點二十分左右，一條新聞推送閃現在手機上：“央行宣布明起降息降準”，進一步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

在數月來的股市下跌當中，被股民稱為“央媽”的中國人民銀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今年來前後四次“雙降”，分別在4月、5月、6月和8月，每次都激起一輪公眾討論。

實際上，央行角色的凸顯是近十年來逐漸完成的過程。而這期間它的掌舵者是周小川——新中國成立以來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至今履職十三年。

最近一年，央行牽頭的金融改革速度明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改革政策性銀行、鼓勵建立民營銀行、為互聯網金融立法、推動利率匯率改革……這讓中國央行越來越成為全球焦點。

放錢，收錢，誰說了算？

除了部委之間的博弈，央行要面對的還有一個複雜的決策機制。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是北京金融大街由南至北的第一棟建築，形似一只側放的金元寶。在它的附近，有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有各大銀行、券商機構總部，也有財政部、發改委等國家部委。

與地理位置的關系相似，央行在行政結構上也深處這些機構當中，找尋自己的角色。央行作為金融領域政策牽頭人的定位，也大致僅形成於三年前。

2013年，延宕十年之久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重新啟動。8月20日，國務院批複中國人民銀行提交的《關於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工作方案的請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為成員單位，必要時可邀請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參加。

“由央行牽頭，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金融監管層之間的協調機制最早始於2000年。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後，央行、證監會和保監會中的央行一方換成了銀監會，央行自此退出監管協調機制。“以前講監管協調，好像是三會之間的事，跟央行關系不大。”上述央行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三個同屬正部級的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並不容易。2003年9月，第一次聯席會議召開，並明確例會每季度召開一次。不過，第二次例會召開已是次年3月。

2004年，“德隆事件”暴露的金融控股集團監管缺位，以及“銀證保”交叉性金融產品的大量湧現，使得此後統一金融監管的呼聲日漸高漲。2008年金融監管部際聯席會議再度重啟，卻再度無疾而終。

五年之後，伴隨金融協調機制的第三次重啟，在一行三會中“地位最高、資歷最老”的央行行長周小川被賦予了召集人的角色。在央行內部人士眼中，更深層的意味在於，央行至此確立了金融監管的主導權。

“如何實現監管協調，央行怎麽牽頭，很多事情要做，部門之間的博弈有很多。”上述央行官員說。

除此之外，央行要面對的，還有上下級的決策命令。

跟美聯儲等其他國家央行不同，中國央行是隸屬於國務院的部級單位。這意味著央行並沒有貨幣政策的最終決定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並非決策機構，而是“決策咨詢機構”。委員會的意見只作為建議，上呈國務院。

周小川也是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貨幣政策委員會由他以外14人組成，現任成員包括兩位央行副行長、一位央行行長助理、三位行業專家，以及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統計局局長、銀行業協會會長、“三會”（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主席各一人。

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這些重大決策，並非由央行一家拿意見，而是由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征求各部委意見。“具體的決策過程此一時彼一時，跟個人性格、魅力都有關系。”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說。

貨幣政策委員會每季度例會前，都會召開專家咨詢會。其他學者在媒體上發表的文章，也會被搜集過來作為資料。“決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多次參加專家咨詢會的滕泰說。

2010年上半年，央行曾三度調升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一位央行內部人士回憶，這三次動作都曾遭遇很大壓力。5月之後，更是“被壓住什麽也幹不了”。

其間，報送至周小川的央行報告，對通脹已持“非常鷹派”的觀點。上述人士回憶，“我們做通脹預期，告訴領導通脹壓力已經很大了，已經到4%、5%，而且可能還不止這個數。”

事實上，周小川本人對通脹也始終保有天然的敏感。他在2012年財新峰會上回顧貨幣政策十年的得失時說，“總體來講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還是普遍存在‘過熱沖動’，需要始終強調防範通脹。”

但在決策過程中，周小川並不是多數派。受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波及，2010年3、4月，外貿形勢疲軟，國際上出現經濟“二次探底”的聲音。上述央行內部人士稱，當時只有央行說形勢已經過熱，要收流動性，但很多部委都是在說“二次探底”，“很困難”、“喊著要繼續放（流動性）”。

直到10月，通脹跡象已經非常明顯，央行才得以出手加息。

公開數據顯示，2010年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量沖至近8萬億元，超出7.5萬億的信貸目標。而接下去的半年，CPI增幅超過7%，中國經濟自此進入已經滯後的“急剎車”通道，存款準備金率一度高達20%以上。2011年底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通縮跡象。

“表現糟糕，相當大的原因是決策機制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慶說，“像貨幣政策，那是很專業的決策，非要讓央行去說服外行來做決定。說服期很長，說服完了做決定還有很大的任意性，可以這個星期出臺，也可以下個星期、再過一個月出臺。政策的時效性就差了。”

獨立性，始終是個未解的心結。“在跟我們交流時，他們會很快提到他沒有獨立性。”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奧巴馬政府經濟複蘇顧問委員會成員馬丁·費爾德斯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能幹的都幹了”

“市場化原則”是始終的方向。

不過，在周小川能控制的範圍內，他總是改革堅定的推進者。

2015年8月11日上午，中國央行突然在外匯交易開盤前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較前一日下調1136個基點，相當於貶值1.86%。

這是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的最大降幅，市場觀察者在驚呼意外之余，更贊許此輪堪比2005年啟動浮動匯率機制的“匯改新政”，視為中國央行此舉“一石數鳥”，為人民幣納入SDR（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鋪平道路，為應對出口壓力與資本流出，乃至為美聯儲即將到來的加息“提前布局”的一系列政策考量下，所走出的一步“險棋”。

在這場驚心動魄的匯率改革背後，“周小川達到了漫長職業生涯的最高成就，此舉為人民幣的自由浮動、成為能夠挑戰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央行官員透露。

但這僅是周小川行長生涯中的一次改革，在他主政央行期間，金融領域大刀闊斧進行了諸多重大改革。

在央行行長的第一個任期內，2005年，周小川主導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雖然時至今日，關於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的選擇仍富爭議，但學界的共識是，商業銀行股改稱得上他過去十年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如果不是周小川帶動的對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造的舉措，那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的銀行業不可能有那麽大的能力去承受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經濟學家陳誌武說。

當時，赴央行履新不久的周小川提議，動用外匯儲備為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註資。動議之初，周圍尚有疑慮：到底外匯儲備註資行不行、合不合法？事後證明，這筆註資“效益非常好”。

“當年外儲註資，央行可幹可不幹。”央行一位司局級官員說，“但在他能控制的範圍之內，他就幹。”

十年之後，四家大型銀行悉數躋身世界前十大銀行之列。改革的接力棒傳遞到了政策性銀行手中。

與當年的商業銀行改革相比，政策性銀行的改革也許並不遜色。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家銀行的資產規模超過15萬億。這一數字與當年啟動改革時的四大行相當。

隨著金融改革的漸次推進，政策性銀行在2015年迎來改革的高峰。最近，周小川接受了幾家媒體的聯合訪問，透露了政策性銀行的改革思路，在周小川看來，資本約束是約束機制的核心，也是政策性銀行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如果我們能在已有的實踐基礎上，借鑒好的經驗，不斷動態改進，或許三家行的模式能成為中國特色道路中有光彩的一部分。”周小川公開表示。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也是周小川在行長任上十年心心念念的事。外界的普遍共識是，這一改革一直拖到2005年7月，推後太多。

2003年SARS爆發之前，吳敬璉、余永定在在國務院總理召開的會議上提出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一事。當時中國外匯儲備約4000億美元。到2005年人民幣與美元脫鉤時，外儲已上升至近1萬億美元。

“人民幣升值並不是央行不主張，而是國務院沒有能夠批準。”陳誌武說。2005年他參與了匯率問題的討論，發現“當時央行面臨的壓力比較大，國務院里面不同意見的人非常多，比如來自商務部的阻力”。

周小川則始終主張人民幣和美元脫鉤，加速人民幣匯率升值，防止中國過量積累外匯儲備。

“作為一個政府官員，能夠有這種主張，而且能夠說出這種主張，是難能可貴的。”余永定說。他曾於2004年受邀加入貨幣政策委員會。

回顧以往的改革，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評價，在周小川能夠控制範圍之內，他都推進改革，並且做得很大。“央行在現有體制下能幹的都幹了。”

1996年，中國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當時的計劃是，“基於國際經驗，爭取在五年左右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但此後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這一計劃擱置。

2008年12月12日，中國央行和韓國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提供的流動性支持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億韓元。這一舉動也被視為人民幣國際化在時隔多年後的破冰之舉。

當時，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韓國成為貶值最大、外匯儲備流失最快的經濟體。韓方提出要求，想跟人民幣進行貨幣互換，並希望將互換所得的人民幣用於貿易和投資，以緩解當時韓國美元吃緊的狀況。這種做法相當於“把韓幣押在你這，把人民幣提走”。這種形式在中國還未有先例。風險在於，一旦危機擴大，有可能韓方無法換回這筆韓幣，而且如果韓幣貶值，將會形成一筆損失。如果他們需要美元，還可以再用人民幣向中國央行購買。盡管中國外儲充足，但誰也無法預估這場金融危機所能造成的影響。一旦簽署協議，將會有很多央行提出相同要求，存在風險的控制問題。

“要不要幹，很大程度上看周小川的決心。關鍵時候，他向高層小範圍匯報的時候提出這個思路。當時領導層認可了這個方向。”參與此事的司局級官員回憶說。

於是，周小川給下面工作組的指令是：抓緊辦。

簽署文件到了國務院秘書局。一個新問題將之攔了下來：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之後，中國與韓國進行貿易結算時將可以使用人民幣或韓元，不必再使用美元作為交易的中介貨幣。但當時還壓根不允許在貿易中接受人民幣結算。所以，接受人民幣，算不算出口？有沒有退稅？

按道理，關於“出口退稅”的問題需要財政部、稅務總局會簽。“這怎麽可能來得及呢。後來我們工作組臨時決定，稅的事幹脆暫時不提，先同意互換的事。”上述官員說。

接下去的故事是，中韓貨幣互換，倒逼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出臺。國務院常務會議於2009年4月8日決定，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內四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三個月後，央行公布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意味著中國正式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人民幣國際化是先幹了中韓互換的事。”上述官員說，“如果當時沒有簽，後面也不會有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壓力了。”

此後，僅在一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規模就達到1000億美元。周小川在一篇文章中給出的一個明確的判斷是，“人民幣發展到大規模跨境使用時，必然會要求資本項目可兌換。”

當然，在文章中他筆調平穩，他說：“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我們要抓緊研究、認真落實和穩步推進。當然，也不必操之過急，這至少是一個中期計劃。”

與萬眾矚目的匯改相比，銀行間市場則是被大眾所忽略的另一個改革戰場。

2005年5月24日，央行發文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短期融資券。當年媒體報道稱，多年來央行一直對作為直接融資主要手段的企業債市場報以厚望，但當時的企業債發行審批制度遲遲難以讓這個融資工具發揮作用。急迫之下，央行不得不於2005年大力推動了企業短期融資券。

此後銀行間債券市場迅速擴容，陸續推出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債、超短融等品種。截至2012年，中國債券市場以3.81萬億美元的規模，成為亞洲第二大債券市場，而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占96%。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自2005年起步，如今存量規模已超過4萬億元，已遠超發改委治下發展了20多年規模只有2.5萬億元的企業債市場。

“央行給發改委上了很好的一課，完全按照市場化原則推動市場，真正解決非銀行融資體系的瓶頸現象。”夏斌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推動銀行間債市迅速發展的正是背後的市場機制。這個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已實現市場化，發行則采用註冊制，不再逐期審批；同時允許亞洲債券基金、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境外人民幣清算行三類機構參與市場。

“這是在央行貨幣政策總的決定權把握在國務院的大背景之下推出的。只有熟悉中國政府運作的遊戲規則，才可能做成。”陳誌武說。

雖然在歷次重大改革的推進中，在每個重要政策出臺的前後，央行和周小川的真實面目隱入了那個封閉、龐大的決策體系，外人幾乎無從一窺究竟。但，“市場化原則”是一個始終的方向。

進入國際俱樂部

一直保持跟國際的交往，跟著國際上的變化、經驗教訓。

一位80年代初曾在央行國際部門工作的學者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跟外國同行們交流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存在感，經濟尚未開放，人民幣也不重要，對世界金融沒有影響，所以沒人在意中國央行。中國的官員出去也“土”，除了衣著、談吐，更重要的是思想封閉保守。“在那個時期你很難想象到有後來這樣大的變化。”

他觀察，近三年來，在國外的主流媒體，如《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上，能夠頻繁看到中國的報道，特別是關於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周小川的。二十年，從默默無聞變得大受關註。

“以前的央行行長，不管你在國內當到什麽位置的官，但對外國人來說，你就是‘Nobody’（小人物）。現在不同了，周小川被稱為‘人民幣先生’，人民幣也成為了一種國際重要貨幣。這個時候做中國的央行行長跟從前的確是不一樣的。”他說。

這意味著中國央行真正走入了國際俱樂部。

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余波未平，全球金融體系重建的過程中也給中國金融市場重塑定位提供了契機。當年4月，G20倫敦峰會召開前的一周內，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連續登載三篇署名為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文章。

他在文中披露：峰會之前的準備，一方面力求客觀地分析危機產生的原因和背景，另一方面也感到應防止把金融危機的原因指向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國家。“因此，領導人責成財政部和人民銀行，要在G20峰會前發出一點聲音。”

他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將IMF的特別提款權（SDR）取代美元，發展為超主權儲備貨幣，徹底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張，被視為石破天驚的一呼。其一天後發表的文章，更直接駁斥美國關於中國高儲蓄率導致金融危機的觀點。

相比國內，周小川這一主張在國外引起震動更大。“很多學者借周小川這個東風參與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余永定說。

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授權建立了一個聯合國國際貨幣改革專家委員會，簡稱斯蒂格利茨委員會。余永定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還組織了聯合國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會，全世界各國使節都要出席。他說，“這就是中國的學者參加到實際的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的設計。

在發達國家，央行行長之間都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甚至私交。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見面沒有翻譯。“如果不會說英語，很多信息、表情和暗示是無法翻譯的，不能直接交流是不能當央行行長的。”余永定說，“周小川進了這個俱樂部，他可以和人家交流，許多想法互相溝通。這點非常重要。”

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回憶，周小川經常只帶一人出國參會，陪同的任務主要是負責聯絡。他帶的人數之少，在部委里很少見。“一般領導都會帶很多人。他之所以帶一個人，是因為他這樣級別的領導一個人去不合適。要不然他也就一個人去了。”而他去參會“確實自己去聽，去發言、交流”。

“他一直保持跟國際的交往，跟著國際上的變化、經驗教訓，這也是為什麽他的改革思路一直沒有磨滅。”該人士說。

“周小川的英語不算最好，但足以交流。”一位熟悉周小川的人說。據70年代初周小川在北京化工學院學習期間的老師回憶，他在二十多歲時英語就很好，擔任英語課代表，甚至對法語、日語、俄語均有涉獵。

在鮮有人會講英語的改革開放之初，周小川在此基礎上，仍舊有意識地訓練自己。1984年，一個由當時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國家科委組成的代表團到歐洲考察。在維也納時，缺一個英文翻譯。當時中國駐維也納大使找來了正在維也納做研究的周小川，請他幫助翻譯。

現任奧本海默基金公司董事總經理的李山泉當時還是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見周小川英文很好，便向他求教經驗。周小川回答說，“我也很累的，但我得天天練，我不練的話就退化了。”

“外圓內方”的技術官員

“小川最懂政治。”

央行的妥協與堅持，離不開周小川的主政藝術。

周小川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位博士行長，畢業於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系統工程專業。博士期間，他也密切關註著經濟領域的研究。1985年，獲得博士學位同時，他也與人合寫了論文《經濟增長模型的遞推規劃方法與最優平衡問題》。

他在2010年接受央視專訪時回顧：作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研究生，他所讀的系統工程專業鼻祖是錢學森。“錢老那時候鼓勵我們，我希望我們這個系統工程學科里邊，有一部分人搞經濟研究，他就說你去搞經濟研究。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有很多低效的環節，可能需要有非常徹底的、動大手術的改革，系統工程的人的思路就是強調最優化。那麽我們就要看到，計劃經濟當時的做法是否能實現優化，如果它不能，改革會轉移到什麽樣別的系統能夠實現。”

工程學的專業背景也形成著他思維方式的特點。在他2009年的一次央行總行機關學術會議講話上，就用了物理學或工程技術的角度來解釋金融系統出現危機的原因。

一位與他相熟的學者說：理工的教育對他的思維方式、思維能力是有重要影響的，所以後來成為經濟學家後，跟一般的政府官員相比，看問題比較有結構和邏輯。因此也能夠在現有的理論基礎上提出自己有新意的東西，有這樣的自信。

博士畢業後，周小川先在國家體改委工作，而後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1988年，在做助理期間，他寫文章探討外貿體制改革就集中探討了匯率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

文中他寫道，“我國的金融改革還沒有創造出有效控制信貸總規模和貨幣發行的總需求的控制手段， 所以容易傾向於使用控制機構（不準隨意成立金融機構）和控制業務範圍（業務範圍不允許擴大）的辦法。”當時的他恐怕難以想象，這會是14年後成為央行行長仍要面臨的主要困境，而他會是站在最前面解決這一困境的那個人。

自1991年，周小川43歲的那年起，他便一直穿梭於中國金融的頂層機構：歷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央行副行長、建行行長、證監會主席，直到2002年履職央行行長至今。

周小川執掌央行，最顯著的特征是更像經濟學家，而非官員。

八十年代，他從“改革中樞”體改委走出，從此身上流淌著改革的血液。

九十年代，他與吳敬璉、郭樹清、樓繼偉、李劍閣等合著《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被外界稱為“整體改革論者”。他的論文曾兩度獲孫冶方獎，這個獎的評選標準是“不尚空談、強調突破、堅持真理”。

在周小川的治下，央行成為部委中學術氛圍最濃、學養最深厚的地方。

“這個階段的中央銀行，實現了我年輕時候的夢想，是經濟學家待的地方，更多關註宏觀經濟，更多體現市場經濟。”夏斌說。

一位下屬評價，行長欣賞那些“能張羅事兒，能推進一些改革，臨門一腳能踢出去的”。

比起做學問，推進改革時更需要政治智慧。“小川最懂政治，知道怎麽在體制內跟人打交道，很註意分寸。”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說，“一件事，不會跟一個機構、一個領導硬頂，所謂喜怒不形於色。”

周小川主張漸進式的改革，多次在文章中提及“帕累托改進”，“改一部分獲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

“外圓內方。”夏斌評價。

這不僅是政治藝術，也被看做一種修養。

一位學者回憶，在國有銀行改革討論外匯註資時，他堅持反對和批評的意見，周小川一直微笑著聽完。會後，同行者認為他的意見太尖銳了。

周小川有自己的辦法團結國內外的經濟學家。比如在很多年里，他都會親手做電子賀卡，以自己拍攝的照片為背景，寫上祝福，用郵件發給這些人。

在本職工作以外，他愛好廣泛，而且大多玩得不錯。

1998年，在任建行行長期間，周與另一位作者合寫了一本《音樂劇之旅》，該書責任編輯說當時他也在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音樂劇的相關課程。

下屬透露，去國外參會之余，周小川最愛去兩個地方，一是如果能聽上一場歌劇，就很滿足了；二是逛電子產品店——他對新技術著迷，不看整機，而是仔細看零件，新東西。跟他一起開會的學者說，在外開會時，他看到人家的錄音設備，都會非常感興趣。

在體育運動中，周小川愛打網球，羽毛球也不錯，自稱只需要“國家隊讓四個球”。在央行內部的員工活動中，羽毛球比賽周小川會親自參加，打個開場過過癮。

2013年3月16日，周小川三度當選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如今67歲的他，在十三年時間里從行內到部委之間，從國內到國際，領導並伴隨著中國央行新角色的成形。

一位曾履職世界銀行的金融學家評價他，“中國金融發展的這一段歷史機遇正好被他趕上了，他趕上了好時候，同時他也無愧於這個機遇。”

（鄧瑾對本文亦有貢獻）

央行掌舵者：妥協與堅持

最近一年，央行牽頭的金融改革速度明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改革政策性銀行、鼓勵建立民營銀行、為互聯網金融立法、推動利率匯率改革……在急劇變化的全球金融市場上，中國央行越來越成為萬眾矚目焦點。

2015年8月25日黃昏，擠在地鐵里的下班族們帶著倦容刷著滿屏綠色，這一天，股市暴跌，重回“2000點”時代。六點二十分左右，一條新聞推送閃現在手機上：“央行宣布明起降息降準”，進一步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

在數月來的股市下跌當中，被股民稱為“央媽”的中國人民銀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今年來前後四次“雙降”，分別在4月、5月、6月和8月，每次都激起一輪公眾討論。

實際上，央行角色的凸顯是近十年來逐漸完成的過程。而這期間它的掌舵者是周小川——新中國成立以來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至今履職十三年。

最近一年，央行牽頭的金融改革速度明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改革政策性銀行、鼓勵建立民營銀行、為互聯網金融立法、推動利率匯率改革……這讓中國央行越來越成為全球焦點。

放錢，收錢，誰說了算？

除了部委之間的博弈，央行要面對的還有一個複雜的決策機制。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是北京金融大街由南至北的第一棟建築，形似一只側放的金元寶。在它的附近，有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有各大銀行、券商機構總部，也有財政部、發改委等國家部委。

與地理位置的關系相似，央行在行政結構上也深處這些機構當中，找尋自己的角色。央行作為金融領域政策牽頭人的定位，也大致僅形成於三年前。

2013年，延宕十年之久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重新啟動。8月20日，國務院批複中國人民銀行提交的《關於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工作方案的請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為成員單位，必要時可邀請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參加。

“由央行牽頭，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金融監管層之間的協調機制最早始於2000年。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後，央行、證監會和保監會中的央行一方換成了銀監會，央行自此退出監管協調機制。“以前講監管協調，好像是三會之間的事，跟央行關系不大。”上述央行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三個同屬正部級的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並不容易。2003年9月，第一次聯席會議召開，並明確例會每季度召開一次。不過，第二次例會召開已是次年3月。

2004年，“德隆事件”暴露的金融控股集團監管缺位，以及“銀證保”交叉性金融產品的大量湧現，使得此後統一金融監管的呼聲日漸高漲。2008年金融監管部際聯席會議再度重啟，卻再度無疾而終。

五年之後，伴隨金融協調機制的第三次重啟，在一行三會中“地位最高、資歷最老”的央行行長周小川被賦予了召集人的角色。在央行內部人士眼中，更深層的意味在於，央行至此確立了金融監管的主導權。

“如何實現監管協調，央行怎麽牽頭，很多事情要做，部門之間的博弈有很多。”上述央行官員說。

除此之外，央行要面對的，還有上下級的決策命令。

跟美聯儲等其他國家央行不同，中國央行是隸屬於國務院的部級單位。這意味著央行並沒有貨幣政策的最終決定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並非決策機構，而是“決策咨詢機構”。委員會的意見只作為建議，上呈國務院。

周小川也是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貨幣政策委員會由他以外14人組成，現任成員包括兩位央行副行長、一位央行行長助理、三位行業專家，以及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統計局局長、銀行業協會會長、“三會”（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主席各一人。

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這些重大決策，並非由央行一家拿意見，而是由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征求各部委意見。“具體的決策過程此一時彼一時，跟個人性格、魅力都有關系。”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說。

貨幣政策委員會每季度例會前，都會召開專家咨詢會。其他學者在媒體上發表的文章，也會被搜集過來作為資料。“決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多次參加專家咨詢會的滕泰說。

2010年上半年，央行曾三度調升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一位央行內部人士回憶，這三次動作都曾遭遇很大壓力。5月之後，更是“被壓住什麽也幹不了”。

其間，報送至周小川的央行報告，對通脹已持“非常鷹派”的觀點。上述人士回憶，“我們做通脹預期，告訴領導通脹壓力已經很大了，已經到4%、5%，而且可能還不止這個數。”

事實上，周小川本人對通脹也始終保有天然的敏感。他在2012年財新峰會上回顧貨幣政策十年的得失時說，“總體來講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還是普遍存在‘過熱沖動’，需要始終強調防範通脹。”

但在決策過程中，周小川並不是多數派。受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波及，2010年3、4月，外貿形勢疲軟，國際上出現經濟“二次探底”的聲音。上述央行內部人士稱，當時只有央行說形勢已經過熱，要收流動性，但很多部委都是在說“二次探底”，“很困難”、“喊著要繼續放（流動性）”。

直到10月，通脹跡象已經非常明顯，央行才得以出手加息。

公開數據顯示，2010年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量沖至近8萬億元，超出7.5萬億的信貸目標。而接下去的半年，CPI增幅超過7%，中國經濟自此進入已經滯後的“急剎車”通道，存款準備金率一度高達20%以上。2011年底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通縮跡象。

“表現糟糕，相當大的原因是決策機制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慶說，“像貨幣政策，那是很專業的決策，非要讓央行去說服外行來做決定。說服期很長，說服完了做決定還有很大的任意性，可以這個星期出臺，也可以下個星期、再過一個月出臺。政策的時效性就差了。”

獨立性，始終是個未解的心結。“在跟我們交流時，他們會很快提到他沒有獨立性。”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奧巴馬政府經濟複蘇顧問委員會成員馬丁·費爾德斯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能幹的都幹了”

“市場化原則”是始終的方向。

不過，在周小川能控制的範圍內，他總是改革堅定的推進者。

2015年8月11日上午，中國央行突然在外匯交易開盤前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較前一日下調1136個基點，相當於貶值1.86%。

這是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的最大降幅，市場觀察者在驚呼意外之余，更贊許此輪堪比2005年啟動浮動匯率機制的“匯改新政”，視為中國央行此舉“一石數鳥”，為人民幣納入SDR（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鋪平道路，為應對出口壓力與資本流出，乃至為美聯儲即將到來的加息“提前布局”的一系列政策考量下，所走出的一步“險棋”。

在這場驚心動魄的匯率改革背後，“周小川達到了漫長職業生涯的最高成就，此舉為人民幣的自由浮動、成為能夠挑戰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央行官員透露。

但這僅是周小川行長生涯中的一次改革，在他主政央行期間，金融領域大刀闊斧進行了諸多重大改革。

在央行行長的第一個任期內，2005年，周小川主導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雖然時至今日，關於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的選擇仍富爭議，但學界的共識是，商業銀行股改稱得上他過去十年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如果不是周小川帶動的對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造的舉措，那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的銀行業不可能有那麽大的能力去承受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經濟學家陳誌武說。

當時，赴央行履新不久的周小川提議，動用外匯儲備為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註資。動議之初，周圍尚有疑慮：到底外匯儲備註資行不行、合不合法？事後證明，這筆註資“效益非常好”。

“當年外儲註資，央行可幹可不幹。”央行一位司局級官員說，“但在他能控制的範圍之內，他就幹。”

十年之後，四家大型銀行悉數躋身世界前十大銀行之列。改革的接力棒傳遞到了政策性銀行手中。

與當年的商業銀行改革相比，政策性銀行的改革也許並不遜色。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家銀行的資產規模超過15萬億。這一數字與當年啟動改革時的四大行相當。

隨著金融改革的漸次推進，政策性銀行在2015年迎來改革的高峰。最近，周小川接受了幾家媒體的聯合訪問，透露了政策性銀行的改革思路，在周小川看來，資本約束是約束機制的核心，也是政策性銀行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如果我們能在已有的實踐基礎上，借鑒好的經驗，不斷動態改進，或許三家行的模式能成為中國特色道路中有光彩的一部分。”周小川公開表示。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也是周小川在行長任上十年心心念念的事。外界的普遍共識是，這一改革一直拖到2005年7月，推後太多。

2003年SARS爆發之前，吳敬璉、余永定在在國務院總理召開的會議上提出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一事。當時中國外匯儲備約4000億美元。到2005年人民幣與美元脫鉤時，外儲已上升至近1萬億美元。

“人民幣升值並不是央行不主張，而是國務院沒有能夠批準。”陳誌武說。2005年他參與了匯率問題的討論，發現“當時央行面臨的壓力比較大，國務院里面不同意見的人非常多，比如來自商務部的阻力”。

周小川則始終主張人民幣和美元脫鉤，加速人民幣匯率升值，防止中國過量積累外匯儲備。

“作為一個政府官員，能夠有這種主張，而且能夠說出這種主張，是難能可貴的。”余永定說。他曾於2004年受邀加入貨幣政策委員會。

回顧以往的改革，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評價，在周小川能夠控制範圍之內，他都推進改革，並且做得很大。“央行在現有體制下能幹的都幹了。”

1996年，中國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當時的計劃是，“基於國際經驗，爭取在五年左右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但此後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這一計劃擱置。

2008年12月12日，中國央行和韓國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提供的流動性支持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億韓元。這一舉動也被視為人民幣國際化在時隔多年後的破冰之舉。

當時，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韓國成為貶值最大、外匯儲備流失最快的經濟體。韓方提出要求，想跟人民幣進行貨幣互換，並希望將互換所得的人民幣用於貿易和投資，以緩解當時韓國美元吃緊的狀況。這種做法相當於“把韓幣押在你這，把人民幣提走”。這種形式在中國還未有先例。風險在於，一旦危機擴大，有可能韓方無法換回這筆韓幣，而且如果韓幣貶值，將會形成一筆損失。如果他們需要美元，還可以再用人民幣向中國央行購買。盡管中國外儲充足，但誰也無法預估這場金融危機所能造成的影響。一旦簽署協議，將會有很多央行提出相同要求，存在風險的控制問題。

“要不要幹，很大程度上看周小川的決心。關鍵時候，他向高層小範圍匯報的時候提出這個思路。當時領導層認可了這個方向。”參與此事的司局級官員回憶說。

於是，周小川給下面工作組的指令是：抓緊辦。

簽署文件到了國務院秘書局。一個新問題將之攔了下來：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之後，中國與韓國進行貿易結算時將可以使用人民幣或韓元，不必再使用美元作為交易的中介貨幣。但當時還壓根不允許在貿易中接受人民幣結算。所以，接受人民幣，算不算出口？有沒有退稅？

按道理，關於“出口退稅”的問題需要財政部、稅務總局會簽。“這怎麽可能來得及呢。後來我們工作組臨時決定，稅的事幹脆暫時不提，先同意互換的事。”上述官員說。

接下去的故事是，中韓貨幣互換，倒逼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出臺。國務院常務會議於2009年4月8日決定，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內四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三個月後，央行公布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意味著中國正式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人民幣國際化是先幹了中韓互換的事。”上述官員說，“如果當時沒有簽，後面也不會有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壓力了。”

此後，僅在一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規模就達到1000億美元。周小川在一篇文章中給出的一個明確的判斷是，“人民幣發展到大規模跨境使用時，必然會要求資本項目可兌換。”

當然，在文章中他筆調平穩，他說：“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我們要抓緊研究、認真落實和穩步推進。當然，也不必操之過急，這至少是一個中期計劃。”

與萬眾矚目的匯改相比，銀行間市場則是被大眾所忽略的另一個改革戰場。

2005年5月24日，央行發文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短期融資券。當年媒體報道稱，多年來央行一直對作為直接融資主要手段的企業債市場報以厚望，但當時的企業債發行審批制度遲遲難以讓這個融資工具發揮作用。急迫之下，央行不得不於2005年大力推動了企業短期融資券。

此後銀行間債券市場迅速擴容，陸續推出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債、超短融等品種。截至2012年，中國債券市場以3.81萬億美元的規模，成為亞洲第二大債券市場，而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占96%。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自2005年起步，如今存量規模已超過4萬億元，已遠超發改委治下發展了20多年規模只有2.5萬億元的企業債市場。

“央行給發改委上了很好的一課，完全按照市場化原則推動市場，真正解決非銀行融資體系的瓶頸現象。”夏斌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推動銀行間債市迅速發展的正是背後的市場機制。這個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已實現市場化，發行則采用註冊制，不再逐期審批；同時允許亞洲債券基金、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境外人民幣清算行三類機構參與市場。

“這是在央行貨幣政策總的決定權把握在國務院的大背景之下推出的。只有熟悉中國政府運作的遊戲規則，才可能做成。”陳誌武說。

雖然在歷次重大改革的推進中，在每個重要政策出臺的前後，央行和周小川的真實面目隱入了那個封閉、龐大的決策體系，外人幾乎無從一窺究竟。但，“市場化原則”是一個始終的方向。

進入國際俱樂部

一直保持跟國際的交往，跟著國際上的變化、經驗教訓。

一位80年代初曾在央行國際部門工作的學者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跟外國同行們交流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存在感，經濟尚未開放，人民幣也不重要，對世界金融沒有影響，所以沒人在意中國央行。中國的官員出去也“土”，除了衣著、談吐，更重要的是思想封閉保守。“在那個時期你很難想象到有後來這樣大的變化。”

他觀察，近三年來，在國外的主流媒體，如《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上，能夠頻繁看到中國的報道，特別是關於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周小川的。二十年，從默默無聞變得大受關註。

“以前的央行行長，不管你在國內當到什麽位置的官，但對外國人來說，你就是‘Nobody’（小人物）。現在不同了，周小川被稱為‘人民幣先生’，人民幣也成為了一種國際重要貨幣。這個時候做中國的央行行長跟從前的確是不一樣的。”他說。

這意味著中國央行真正走入了國際俱樂部。

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余波未平，全球金融體系重建的過程中也給中國金融市場重塑定位提供了契機。當年4月，G20倫敦峰會召開前的一周內，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連續登載三篇署名為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文章。

他在文中披露：峰會之前的準備，一方面力求客觀地分析危機產生的原因和背景，另一方面也感到應防止把金融危機的原因指向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國家。“因此，領導人責成財政部和人民銀行，要在G20峰會前發出一點聲音。”

他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將IMF的特別提款權（SDR）取代美元，發展為超主權儲備貨幣，徹底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張，被視為石破天驚的一呼。其一天後發表的文章，更直接駁斥美國關於中國高儲蓄率導致金融危機的觀點。

相比國內，周小川這一主張在國外引起震動更大。“很多學者借周小川這個東風參與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余永定說。

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授權建立了一個聯合國國際貨幣改革專家委員會，簡稱斯蒂格利茨委員會。余永定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還組織了聯合國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會，全世界各國使節都要出席。他說，“這就是中國的學者參加到實際的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的設計。

在發達國家，央行行長之間都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甚至私交。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見面沒有翻譯。“如果不會說英語，很多信息、表情和暗示是無法翻譯的，不能直接交流是不能當央行行長的。”余永定說，“周小川進了這個俱樂部，他可以和人家交流，許多想法互相溝通。這點非常重要。”

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回憶，周小川經常只帶一人出國參會，陪同的任務主要是負責聯絡。他帶的人數之少，在部委里很少見。“一般領導都會帶很多人。他之所以帶一個人，是因為他這樣級別的領導一個人去不合適。要不然他也就一個人去了。”而他去參會“確實自己去聽，去發言、交流”。

“他一直保持跟國際的交往，跟著國際上的變化、經驗教訓，這也是為什麽他的改革思路一直沒有磨滅。”該人士說。

“周小川的英語不算最好，但足以交流。”一位熟悉周小川的人說。據70年代初周小川在北京化工學院學習期間的老師回憶，他在二十多歲時英語就很好，擔任英語課代表，甚至對法語、日語、俄語均有涉獵。

在鮮有人會講英語的改革開放之初，周小川在此基礎上，仍舊有意識地訓練自己。1984年，一個由當時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國家科委組成的代表團到歐洲考察。在維也納時，缺一個英文翻譯。當時中國駐維也納大使找來了正在維也納做研究的周小川，請他幫助翻譯。

現任奧本海默基金公司董事總經理的李山泉當時還是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見周小川英文很好，便向他求教經驗。周小川回答說，“我也很累的，但我得天天練，我不練的話就退化了。”

“外圓內方”的技術官員

“小川最懂政治。”

央行的妥協與堅持，離不開周小川的主政藝術。

周小川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位博士行長，畢業於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系統工程專業。博士期間，他也密切關註著經濟領域的研究。1985年，獲得博士學位同時，他也與人合寫了論文《經濟增長模型的遞推規劃方法與最優平衡問題》。

他在2010年接受央視專訪時回顧：作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研究生，他所讀的系統工程專業鼻祖是錢學森。“錢老那時候鼓勵我們，我希望我們這個系統工程學科里邊，有一部分人搞經濟研究，他就說你去搞經濟研究。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有很多低效的環節，可能需要有非常徹底的、動大手術的改革，系統工程的人的思路就是強調最優化。那麽我們就要看到，計劃經濟當時的做法是否能實現優化，如果它不能，改革會轉移到什麽樣別的系統能夠實現。”

工程學的專業背景也形成著他思維方式的特點。在他2009年的一次央行總行機關學術會議講話上，就用了物理學或工程技術的角度來解釋金融系統出現危機的原因。

一位與他相熟的學者說：理工的教育對他的思維方式、思維能力是有重要影響的，所以後來成為經濟學家後，跟一般的政府官員相比，看問題比較有結構和邏輯。因此也能夠在現有的理論基礎上提出自己有新意的東西，有這樣的自信。

博士畢業後，周小川先在國家體改委工作，而後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1988年，在做助理期間，他寫文章探討外貿體制改革就集中探討了匯率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

文中他寫道，“我國的金融改革還沒有創造出有效控制信貸總規模和貨幣發行的總需求的控制手段， 所以容易傾向於使用控制機構（不準隨意成立金融機構）和控制業務範圍（業務範圍不允許擴大）的辦法。”當時的他恐怕難以想象，這會是14年後成為央行行長仍要面臨的主要困境，而他會是站在最前面解決這一困境的那個人。

自1991年，周小川43歲的那年起，他便一直穿梭於中國金融的頂層機構：歷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央行副行長、建行行長、證監會主席，直到2002年履職央行行長至今。

周小川執掌央行，最顯著的特征是更像經濟學家，而非官員。

八十年代，他從“改革中樞”體改委走出，從此身上流淌著改革的血液。

九十年代，他與吳敬璉、郭樹清、樓繼偉、李劍閣等合著《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被外界稱為“整體改革論者”。他的論文曾兩度獲孫冶方獎，這個獎的評選標準是“不尚空談、強調突破、堅持真理”。

在周小川的治下，央行成為部委中學術氛圍最濃、學養最深厚的地方。

“這個階段的中央銀行，實現了我年輕時候的夢想，是經濟學家待的地方，更多關註宏觀經濟，更多體現市場經濟。”夏斌說。

一位下屬評價，行長欣賞那些“能張羅事兒，能推進一些改革，臨門一腳能踢出去的”。

比起做學問，推進改革時更需要政治智慧。“小川最懂政治，知道怎麽在體制內跟人打交道，很註意分寸。”一位央行司局級官員說，“一件事，不會跟一個機構、一個領導硬頂，所謂喜怒不形於色。”

周小川主張漸進式的改革，多次在文章中提及“帕累托改進”，“改一部分獲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

“外圓內方。”夏斌評價。

這不僅是政治藝術，也被看做一種修養。

一位學者回憶，在國有銀行改革討論外匯註資時，他堅持反對和批評的意見，周小川一直微笑著聽完。會後，同行者認為他的意見太尖銳了。

周小川有自己的辦法團結國內外的經濟學家。比如在很多年里，他都會親手做電子賀卡，以自己拍攝的照片為背景，寫上祝福，用郵件發給這些人。

在本職工作以外，他愛好廣泛，而且大多玩得不錯。

1998年，在任建行行長期間，周與另一位作者合寫了一本《音樂劇之旅》，該書責任編輯說當時他也在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音樂劇的相關課程。

下屬透露，去國外參會之余，周小川最愛去兩個地方，一是如果能聽上一場歌劇，就很滿足了；二是逛電子產品店——他對新技術著迷，不看整機，而是仔細看零件，新東西。跟他一起開會的學者說，在外開會時，他看到人家的錄音設備，都會非常感興趣。

在體育運動中，周小川愛打網球，羽毛球也不錯，自稱只需要“國家隊讓四個球”。在央行內部的員工活動中，羽毛球比賽周小川會親自參加，打個開場過過癮。

2013年3月16日，周小川三度當選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如今67歲的他，在十三年時間里從行內到部委之間，從國內到國際，領導並伴隨著中國央行新角色的成形。

一位曾履職世界銀行的金融學家評價他，“中國金融發展的這一段歷史機遇正好被他趕上了，他趕上了好時候，同時他也無愧於這個機遇。”

（鄧瑾對本文亦有貢獻）

佳兆業重啟境外債務重組 “妥協”獲部分債權人認可

佳兆業重啟境外債務重組 “妥協”獲部分債權人認可

一財網 吳斯丹 2015-11-11 14:32:00

即便債務重組順利完成，佳兆業也依然要面臨年報難產的問題，而年報能否出具是佳兆業複牌的關鍵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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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郭德英：大股東告別酷派 是妥協還是成全？

郭德英低調但清晰地規劃了其淡出酷派（02369.HK）之路，隨著和樂視協議簽訂，這位曾經站在手機行業一線多年的風雲人物，終於接近於退居二線。

6月17日晚間，酷派(02369.HK)發布公告，稱獲大股東Data Dreamland和買方告知，Data Dreamland將出售11%股權給該買方。該協議實施後，郭德英家族持有的Data Dreamland將僅持有酷派9.23%股權，而該買方共持有28.9%酷派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

2015年6月28日，酷派與樂視旗下公司Leview Mobile HK Limited簽訂協議，向後者出售了18%股權，隨後郭德英辭去酷派總裁一職。郭德英目前仍擔任酷派董事長一職，而在最新協議實施，樂視成為酷派第一大股東後，郭德英已經不太可能繼續留在酷派，或繼續擔任擁有實權的職務。

從1993年辭去深圳大學的工作，正式下海創辦深圳宇龍計算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來，郭德英從事通信行業已超過20年，作為“中華酷聯”時期代表人物之一，也深度影響了國產手機的發展。

郭德英和運營商綁定，有評論稱之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不過，這一次綁定樂視、擁抱互聯網，能否讓酷派迎來新生也未可知。

郭德英

關鍵抉擇

酷派是宇龍通信的香港上市公司，最早從事BP機、編碼器、尋呼臺基站發射機、無線固話PDA等業務。2004年郭德英轉向手機領域，到2005年，手機收入已經成為酷派營收主要來源。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連累全球金融受到沖擊，在香港上市的酷派股價最低時跌到了一毛錢。但同時，2008年國內電信業第四次重組，從五家電信運營商變為三家運營商，郭德英在危機時大刀闊斧決定，為運營商生產定制手機，綁定運營商。此舉讓酷派成長為3G時代四大國產手機品牌“中華酷聯”之一。

在各種行業會議上，郭德英經常作為電信運營商產業鏈合作夥伴代表出現。

“記得2011年有一個也是全球前十強品牌，它要回來做國內品牌，它的創始人當時說OK，我要的商業模式就是像酷派那樣的，我也去跟運營商捆綁，這就是他當時跟我說的話。”第一手機界研究院院長孫燕飈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可見酷派模式當時對行業的影響。

轉眼到了2014年，電信行業再次進入改革政策密集推出期，其中，國資委要求運營商削減20%的營銷補貼，並且3年內連續降低。補貼削減及運營商的補貼方式調整，意味著手機廠商長期維持低毛利的硬件定制模式難以持續。

連鎖反應中，2014年酷派積壓了大量手機庫存，並被多位分析人士認為可能是酷派2015年營收出現超過40%大幅下滑的直接原因。“當年酷派一直在清庫存，我感覺它和運營商合作真的沒什麽希望了，整個市場都改變了。”手機中國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同樣是在行業變革關鍵時刻，郭德英再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2014年底，郭德英主導酷派根據渠道進行品牌和業務分拆，將酷派品牌分拆為面向運營商渠道的“酷派”、面向社會渠道的“ivvi”以及面向電商渠道的“大神”。

“ivvi雖然做得也不錯，但真的去追趕OPPO、vivo還是比較難。”王艷輝評價道。

郭德英對擁抱互聯網公司也投入了極大熱情。雖然出貨量巨大，但在傳統行業的酷派，手機毛利率長期維持在12%左右的水平，賺一分錢都不易。而一些同樣維持低毛利、擁有大量出貨量的互聯網手機企業，卻可輕松獲得數百億美元的高估值。

酷派的互聯網初戀——大神和360組建合資公司，但合作的結果算不上愉快。

“大神和360合作，其實當時雙方談的時候是美好的，就是說共同做一個品牌把事情做大。”王艷輝說，而酷派在投向樂視懷抱之前，也曾首先征求過360的意向，“郭德英想退出，也找過周鴻祎，但周鴻祎對酷派的控股權沒有興趣，他是想借助酷派的研發做自己的手機。郭德英後來找到賈躍亭，一拍即合。”

歷史何其相似，先有段永平退出，成就了OPPO、vivo。在新的關鍵時刻，傳統制造業出身的郭德英，先是大刀闊斧推動酷派向社會渠道轉型及綁定互聯網企業的改革，後是退出江湖，這一舉動或許更能幫助到酷派的轉型也未為可知。

非退不可？

“酷派就是郭總的孩子，是他親生的孩子。這個時候對方給出任何代價，都不能成為他賣出酷派百分之百的理由，應該說很多原因我們不得而知。”手機渠道商迪信通總裁金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這個品牌大家都做了這麽多年，我在這里面都待了差不多二十年了，所以肯定還是希望它做好的。”一位酷派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從酷派將18%股權賣給樂視起，郭德英應該說已經做了決定。因為他的股權也只有20%多一點，已經缺少掌控力了。通過公開市場上，樂視也有能力爭奪主導權。”王艷輝評價說。

關於郭德英向樂視讓出大股東地位，業內存在幾種觀點：

套現說：2015年7月20日，Data Dreamland與Leview Mobile HK Limited第一次股權交易完成，這次交易Data Dreamland以3.508港元/股出售780,380,000股酷派股份；2016年6月17日協議簽訂後，Leview Mobile HK Limited持有的股份將增至1,448,804,386股。通過這兩次股權出讓，郭德英家族可套現38億港元以上。

經過簡單計算，郭德英家族公司Data Dreamland，平均以超過2.6港元/股向樂視下屬公司出售了股權。去年宣布大神和360合資後，酷派股價大漲，一度達到接近每股3港元，而在經歷去年普遍的股市大劫難後，酷派股價回落到約每股1.5港元。從歷史股價波動情況來看，樂視開出的價格對郭德英家族吸引不可謂不大。

而經過股權轉讓，郭德英家族不僅手握數十億元現金，也不用再在12%左右低毛利的業務上投註太多精力。同時，樂視控制酷派以後，能否帶來賈躍亭口中的“跨界化反”資本增值效應，也猶未可知。畢竟，樂視並未全資收購郭德英家族股份，仍持有酷派9.23%股份的郭德英家族，未來也可能享受到綁定樂視、酷派獲得新生後的投資收益。

健康原因說：“（郭德英的）身體狀況我們比較確認，有萌生退意的感覺。”一位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關於郭德英身體狀況，過去一年業界的確有諸多傳聞。部分人士認為，郭德英身體狀況欠佳導致其整體操盤酷派較為困難，加上面臨行業形勢風雲突變、渠道改革如火如荼，內外交困、心力損耗較大。與其苦苦支撐，不如將機會留給後來者，既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酷派和樂視。

而對於郭德英身體狀況欠佳傳聞，也存在不同的說法。

“這個外界是猜測的，沒有這個說法的，”上述酷派高層回應說，“他只是說話嗓子有點啞，喉嚨有點發炎，不過沒有關系。”金鑫也表示，郭德英身體沒有問題，“我看他身體挺好的，挺健壯能喝酒。基本上在各種場合，運營商場合、新品發布會，他都親自去演講。”

2015年，或許是酷派在2008年之後最困難的一年。不過上述酷派高層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作為一個集團沒有出現那麽大的問題，畢竟去年和前年不太好，今年做得還可以。”因為向360出售大神品牌，放大了酷派2015年營收下降幅度，而在行業渠道變革方面，新的結構也漸趨穩定。

對於郭德英而言，或許最艱難時刻已經過去。

不過，酷派上述高層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郭德英淡出的主要原因，還在於對樂視模式的認可，“他看到了互聯網模式，也看到兩個企業具有比較強的互補性。實際上做了這麽久，還是希望重新回到增長。”

“走到今天為止，專靠做硬件發展不是很好，我們堅持做的話想出現大的增長不太現實，而依托互聯網帶來的新的商業模式，有望互補一下做得更好。”酷派上述高層解釋說。

事實上，酷派長期維持著高出貨量，但由於低毛利盈利較為困難。而樂視並不需要通過硬件盈利，而是通過“生態補貼硬件”方式，通過視頻等生態業務獲得互聯網收入。和樂視綁定後，酷派硬件無需考慮盈利，而樂視能迅速提高出貨量獲得更多互聯網用戶，同時獲得酷派的手機研發能力和供應鏈管理能力，補齊作為新進入廠商的短板。

“樂視成為酷派最大股東，未來將用生態模式全方位推動酷派的轉型和變革，一起邁入ET（Echo technology）時代。”這是收購Data Dreamland股權協議簽訂後，賈躍亭在個人微博上的表態。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也通過微信聯系郭德英，不過郭德英對此仍保持沈默。

郭氏印記

“被收購後，郭總會不會退出，確切的消息我還不知道。但如果退出，我覺得還是一個蠻可惜的事情，行業就會少了一個非常踏實、能幹，我覺得任何褒獎對他都不為過的領袖級人物，我覺得這的的確確是一個損失。”金鑫說。

“另外一個方面，也折射出手機行業競爭的殘酷，非常殘酷。像我們這個行業的，你說幹到七十、八十都不太現實。因為體力透支、精力透支、思想透支，這些會讓大家有時候真的非常辛苦。”金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感慨道。

郭德英經常出席各種行業論壇，但公開接受采訪的次數不多。2015年底，在迪信通宣布進軍海外戰略的一次會議上，郭德英和迪信通董事長劉東海一起接受了媒體采訪。在這次采訪中，郭德英反複表示，從手機設計、制造上，酷派產品並不輸給任何行業競爭者，但他也流露出，作為傳統制造業一員的不易和辛酸。

郭德英憂患意識強烈，去年7月酷派啟動內部合夥人機制的發布會上，他曾預言，未來5年之內全球手機市場將以中國手機品牌為主導，並預言在未來5年內，全球市場“能夠活下來並且活得很好的估計只有4~5家廠商”。

“十年前，有一次接受酷派邀請，我去他們公司做客，晚上他特意從香港趕回來和我見了一面，我當時印象蠻深刻的，他也多次提到當年的情景。從這點上，我感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老板，一個非常敬業的老板。”金鑫回憶道。

金鑫認為，正是因為郭德英的勤奮、敬業精神和對客戶的重視，帶領酷派成為了“中華酷聯”四大巨頭之一，從郭德英帶領酷派的經歷，也能看出他是一位積極求變和勇於面對現實的人。

“郭總經常身體力行，對工作要求非常高，不管在產品管理方面，還是對下屬方面要求都很高。”上述跟隨了郭德英多年的酷派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2000年後的中國手機行業發展歷史上，留下了郭德英的許多印跡。因為其堅持推動，雙SIM卡手機、大屏手機、雙系統手機等或多或少影響到了行業發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郭德英開創了中國的大屏手機。

對其同樣鮮明的和運營商綁定的色彩，外界評價不一。“酷派最大成功是和運營商捆綁，最大的錯誤也是和運營商捆綁。”孫燕飆說。

金鑫則認為，運營商補貼模式只是酷派乃至中國手機行業發展過程中的中間產物，“但必須承認的是，運營補貼時代真的已經結束了，所有事情都在回歸理性，回歸事物本質。”

郭德英同樣也是一個“鐵腕”人物。2010年，同洲電子進入手機行業，並挖走了酷派業務骨幹，酷派隨後起訴同洲電子“竊取商業機密”，事件中這幾名骨幹曾遭警方逮捕。

郭德英對下屬的有意培養也給外界留下深刻印象。“酷派以前管銷售的是李旺，管後臺生產的是李斌，郭總把兩個人位置互換，後來我也問他為什麽做出這個大的調整，他說，覺得自己這手下兩名大將，希望他們不要只熟悉一端，而是能夠全面地發展。”金鑫說。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郭德英成全了周鴻祎的手機夢想。360一直想做手機，但360的研發團隊事實上來自於和大神的合資。在雙方合作過程中，雖也有風格導致的摩擦產生，但郭德英最後放棄了對和360合作平臺的主導權，成全了周鴻祎。

“昨天(6月20日)他也提到，他本人還是會做一番新的事業，還會做一些新的事情出來，”上述酷派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跟著他幹了18年了，對他是了解的，他不可能做一些輕松的事情(指投資)。當然酷派這邊，他還是會花很多精力關註和支持，畢竟這麽多年的積累和個人感情還在這里。” 

微軟向老系統用戶妥協 將延長Win7/8對Skylake支持時間

微軟周四宣布，將再次延長對第六代英特爾處理器(Skylake處理器)Windows 7和Windows 8設備技術支持的時間。

微軟本周還宣布，將Windows 7的這一時間推遲一年半，至2020年1月14日，同時將Windows 8的這一時間推遲4年半，至2023年1月14日。這一計劃也適用於Windows Embedded 7、8和8.1。

此前，今年3月微軟曾表示，這些Windows操作系統技術支持結束的時間將為2018年7月17日。

微軟Windows商業規劃總監沙德·拉爾森表示：“企業客戶向Windows 10遷移的速度超過任何其他版本的Windows。與此同時，我們意識到，在某些情況下，客戶的一些系統需要更長的部署時間。我們聆聽了這樣的反饋意見， 因此今天公布了對第六代英特爾酷睿(Skylake)處理器新的支持策略。”

幾周前，微軟承認，無法實現此前在2到3年內將Windows 10安裝至10億臺設備中的目標。據微軟最近的統計數據顯示，Windows 10已安裝至超過3.5億臺設備。

另外，拉爾森還表示，未來的處理器，包括英特爾第七代Kaby Lake處理器和AMD第七代Bristol Ridge處理器，只會通過Windows 10去提供技術支持，而此前版本的Windows將不再提供支持。

董明珠《我是創始人》談壓力與創業 堅守自我決不妥協

黑馬哥 2016-11-14 18:21

日前，一則“董明珠卸任格力集團董事長”的新聞再次將董明珠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一時之間引發的諸多猜測也令其背負了不小的壓力。近日，卸任風波後的董明珠首度亮相海南生態軟件園《我是創始人》節目，雖未對卸任事件做出回應，但卻直面鏡頭與新一代創業者們分享了自己的作為公司領導者的心得與體會。

初入格力：敢於犧牲、勇於承擔

“沒有一個人的人生之路是平坦的。想要成為一名創始人則更要做出巨大的犧牲”董明珠在節目中這樣說，而她的成功正是源於這份“犧牲”與“承擔”。1990年，已經36歲的董明珠加入格力做了一名基層銷售員。不出兩年時間，她的銷售額就突破了1600萬元，占整個公司的1/8。簡單的數據背後，則是她為公司業務奔走犧牲掉的所有個人時間與利益。而隨後，面對公司骨幹員工的集體出走，董明珠也勇於承擔，扛住了壓力，帶領公司走出困境。

或許，對於創始人來說，“犧牲”與“承擔”不僅僅是壓力和挑戰，更是一種機遇，經歷過後方得成功。

深陷行業迷局：堅守自我、正確決策

無論是人生之路或是創業之路，都會面臨無數的抉擇時刻，而此刻的一念之差很可能會成為改變未來的轉折點。董明珠剛剛進入銷售行業時便遇到業內的不正之風，大部分銷售人員為了營業額無底線的服務客戶，她說：“這就是一個選擇的時刻。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有些人選擇了隨波逐流，而我們則堅守住了自我，用自己的方式創造營業額。其實不做錯誤選擇，也是對自己的一個挑戰。當然，只要在選擇時考慮別人、考慮共贏，這個選擇就不會錯。”

由此可見，“堅守自我”是創始人所需具備的重要核心能力，而在必要時刻做出正確的決斷也促進企業發展的關鍵。

不同崗位不同目標：制定策略、聚焦目標

設立有效目標是創業與人生的重要一環。作為員工或單獨個體時要有個人目標，而作為創始人或者領導者則應該為整個企業建立目標。正如剛入職格力的董明珠給自己擬定的目標是“全公司最好的銷售”，而六年後身為營銷部長的她已經為整個公司訂立的目標而奮戰沙場。但目標與策略的制定也要講求實際，董明珠表示：“不要強人所難，也不要強己所難。要根據自己的能力來制定目標，這樣才會有效。而一旦當你制定了目標，就堅決的去完成它。或許有人會質疑你，但請不要妥協，繼續努力並用最終的結果來告訴他：你並沒有錯，才是正確的做法。”

身居高位：擺正心態、直面壓力

市場走向千變莫測，格力行至今日也是幾經波折，無論是面對外企沖擊，或是電器市場的不景氣，作為企業領導者的董明珠都承受了不少壓力，不過她自己倒不這麽認為：“很多事情取決於你的心態，如果沒有好的心態一切都是壓力。錦上添花的人很多，但雪中送炭的人很少。經營企業難免遭遇困境，困境之中更要註重心態，永遠當一個施舍者，而非被施舍者。這樣才能讓企業更加良好的發展。”

作為創始人或企業領導者，所承受的責任與壓力自然過於常人，所以更需調整好自我心態直面壓力，給員工正確的引導，促進企業良性發展。

卸任之後，董明珠將不再擔任格力集團董事長，而是專註於格力電器擔任董事長兼總裁。不過，相信這樣一位優秀成功的女性領導者無論身處怎樣的崗位都會堅守自己，做正確的事。當然，在《我是創始人》的舞臺上，她也會率先垂範，以身作則，引導中國年輕一代的企業家們更好的發展、進步。

【視頻內容：http://v.qq.com/page/r/2/q/r0345srie2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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錘子再曝融資：用妥協換來的“起死回生”？

小堇 2016-11-24 15:16

本文系作者小堇對i黑馬投稿。

11月21日，有消息稱錘子科技將完成新一輪大約3億元的融資。融資消息及融資金額雖未得到官方證實，但早在今年7月份老羅在接受《財經》雜誌專訪時就曾表示，“這一輪融資快結束了，很順利”，這也從側面印證了錘子科技此次被曝融資成功的真實性。

無疑，這是錘子自M1系列暢銷、贖身阿里後的又一利好消息。錘子科技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非議中成長。被傳虧損、倒閉、賣身，錘子在漫長的產品叠代和融資歷程中，仿佛終於等來了一次“翻身”的機會，而付出的代價便是商業化的“妥協”。

情懷敗績連連，T系列面臨信任危機

想當年，還是著名“相聲演員”的老羅宣布要發布手機的時候，一幫擁躉可謂是歡呼雀躍。特別是拿著情懷開道，錘子還未發布就讓忠實的羅粉們把老羅推上了神壇。T1發布會上，老羅果然不負眾望，憑借著純熟的演講技巧，一部“東半球最好用的手機”應運而生，讓一眾粉絲激動不已。但在發布會後，在大家正翹首以待的時候迎接錘子手機的時候，錘子科技竟爆出產能不足的傳聞，T1根本無法量產。更有細心的錘粉發現，T1采用的CPU驍龍801落後了友商好幾條街，手機的握感更是厚重的可怕，一時間不少粉絲表示“粉轉黑”，標榜情懷的錘子手機第一次遭遇了如此大的信用危機。

熱愛折騰的老羅顯然不會因此放棄，時隔一年後錘子科技又推出了錘子T2。雖然在T2發布前夕，錘子代工廠中天信倒閉，在老羅聯合幾家公司墊付中天信欠薪後才搶救出第一批T2成品，但發布會上一句“以傲慢與偏執，回敬傲慢與偏見”的標語，仍然將“情懷”牌打得更加徹底。但顯然經過T1的教訓，用戶對於新品手機的熱情已不如以往。根據蘇寧易購一家旗艦店表示，當時一個月連一臺錘子T2都賣不出去，與錘子科技披露的銷量相去甚遠！同時，又是一幫細心的用戶發現，T2采用的驍龍808依然被友商甩在馬後。無指紋識別、無快充、無TypeC的配置硬傷，再加上疑似銷量作假，顯然錘子科技遭遇了沈重的“double kill”。

行業傳聞不斷，M系列發布不被看好

如今暢銷的M1，在發布時的情況也並不樂觀。就在大家以為老羅在家開開心心的準備M系列的開發的時候，卻不想錘子科技被意外曝光業績虧損。雖然，對於一個做“機”的企業來說，虧損並不是什麽大問題，但還是引起了業內人士對錘子科技現金流是否充裕的擔心。銷售低迷情況下，是否能快速回籠資金，已然是錘子科技不可避免的難題。

無獨有偶，7月12日網上瘋傳錘子CTO錢晨、設計總監羅子雄等一眾高管離職。盡管正投身VR產品開發的羅子雄予以否認，但錢晨離職已成既定事實。錘子官方說法是“退休”。老羅也曾在采訪時信心滿滿地表示，“錘子生產、供應鏈和研發人員規模正常，能夠和競爭對手在相同時期推出同等配置的產品，今年準備好這些，我們就差不多該爆發了。”但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難免會讓外界對錘子的新品發布持悲觀態度。

贖身阿里巴巴，妥協的M系列“委屈”滿滿

早在今年6月，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網站上顯示有錘子科技股權出質的登記。出質登記顯示，出質人為羅永浩，質權人為阿里巴巴(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具體股權數額為205.38176萬股。10月24日，根據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信息更改顯示，錘子科技創始人羅永浩此前質押劃給阿里的股份已被贖回。而此次的“贖身”恰恰發生在M系列發布後的第三天。

顯然，如今的M系列已經成為錘子科技史上最暢銷的手機，但是在M系列上卻再也看不到老羅一貫的偏執。雖然隱藏式光線、距離感應器以及無斷點邊框延續了T系列的設計特點，但一張“大眾臉”還是像極了大洋彼岸的iPhone。圓形的HOME鍵相比之前老羅引以為傲的三顆實體鍵，顯得平庸至極。此外，M系列的背面LOGO相比T系列明顯“內斂”了不少，不再那麽精致的設計讓M系列少了一絲品牌辨識度。在配置方面，M系列也開始向主流配置靠攏。搭載了完整的高通驍龍821處理器的M1，最高內存6G，性能已不再是錘子手機的短板。但是一向對友商跑分行為很是鄙夷的老羅，這次卻出乎意料的給M1跑了個分。這讓人不禁感嘆，在國產手機大拼參數的情況下，倔強的老羅也不能“免俗”。

也許只有Smartisan OS還在堅持著老羅的“情懷”。在如今盛行扁平化UI設計的大環境下，Smartisan OS 3.0依然堅持著擬物風格的設計。並且此次的新系統，錘子還加入了令人尖叫的One Step、Big Bang功能，創新了固有的信息交互模式。

有人說，M1的發布代表了老羅的妥協。越來越像蘋果的錘子，是否真像老羅所說的“外界看錘子好像內憂外患，但其實是錘子史上最好的時期“那樣，我們仍然不得而知。但有一樣是可以確定的，老羅所領銜的錘子開始變得更加看重商業和情懷的平衡性，變得更加”泯然眾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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