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荣智健遭遇问责风暴

湘江治汙，問責如何真刀真槍 ——對話湖南省環保廳廳長劉堯臣 廳長時間

幾年前湖南省開展土壤汙染普查，結果顯示（重金屬）超標率確實較高，但主要是輕微汙染，重度汙染占總數的2.2%，當然這也不低了。

環境事件的調查，要對汙染產生的歷史過程進行追溯調查，凡是十八大召開後因嚴重失職、瀆職造成環境汙染問題的，不管人調到哪里、不管是不是離退休，都要問責。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有著體制上的優勢，我們的政府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很強。但一條近千公里的河流的治理，沒有二三十年恐怕也是不行的。

湘江重金屬汙染問題始終是公眾和媒體關註的焦點，尤其是2013年5月廣州鎘米風波源頭指向湖南等地之後。

甩掉這頂沈重的“重金屬”帽子，告別湘江汙染，是湖南幾屆政府努力的主要目標之一。目前，湘江治理被確定為省政府“一號重點工程”，試圖用這根政治上的“指揮棒”指導和敦促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相互協作，一起攻克難關。

如何讓環境治理工程不走過場，怎樣讓相關幹部不掉以輕心，有4年安監局局長工作經歷的湖南省環保廳廳長劉堯臣說，要用責任制度體系建設推動湘江環境治理。“就算GDP再大，那是不能算小康達標的。”

為何敢說不嚴重

環保如何不單打獨鬥

問責制度如何落地

湘江水質何時變好

如何讓馬化騰幫你打工？——土鱉問責投資五步法

浙江首家“行政問責中心” 被指“問責官員不力”

浙江首家“行政問責中心” 被指“問責官員不力”

第一財經日報 王培霖 2015-06-26 06:00:00

近日，問責中心遭遇成立以來的“尷尬”，由於在接到當地民營企業的舉報材料之後遲遲未有進展，被寧波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告上法庭。

浙江省奉化市成立了該市行政執法問責中心，稱要給行政權力的執行裝上“高清探頭”。作為該省首家行政執法問責中心，這一舉措被本地的媒體報道稱為一個創舉。

近日，問責中心遭遇成立以來的“尷尬”，由於在接到當地民營企業的舉報材料之後遲遲未有進展，被寧波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告上法庭。

“問責”創舉：設立專門機構

2014年，奉化市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了一個“行政執法問責中心”，該中心由當地監察局局長“掛帥”，主要職責就是受理、調查問責案件。

這一創舉經由當地媒體報道，在社會上得到了許多肯定。

當地媒體報道稱，行政執法問責中心由當地監察局局長“掛帥”，主要職責就是受理、調查問責案件。對群眾關心的重大問責案件實行“開門問責”，向社會公開答複。最終的問責結果，依據案情性質及情節輕重，追究有關領導責任，最高免職直至移交司法機關。

據悉，該問責中心日常工作由奉化市紀委監察局負責，掛行政執法問責中心牌子，負責人由監察局局長兼任，工作人員從相關單位抽調，實行集中辦公;同時，會同檢察院、組織部、宣傳部、法制辦、公安局、審計局、安監局、信訪局、民情會辦中心、行政執法中心等單位，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共同研究解決問責案件。

媒體報道稱，自該中心試運行以來，調查了寧波平青牧業有限公司非法排汙、蕭王廟街道原西江村違章建築、縣江源頭汙染等案件，並有10余名政府工作人員被問責，推動了當地部門執法規範化。被媒體曝光的違法排汙事件，經問責中心聯合調查，該環保局4名執法人員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另有7名領導幹部和執法人員被問責和作黨政紀處理。

2005年8月，寧波奉化市一廣告公司設置在高速公路沿線奉化段的一處高架廣告設施遭奉化市城管局強拆，之後又對該公司追加了行政處罰決定書，要求該公司自行拆除整個設施。由此引發了長達10年的訴訟和“追責”。圖片為當事人事發當時自行拍攝。

民企要求問責當事官員

寧波一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童海嘯決定，試試能否“問責”。

2014年9月13日，童海嘯稱，向奉化市監察局局長兼問責中心主任何暉當面提交了相關問責處理的投訴函，要求對李某等9名政府官員進行專項督查和問責處理。

童海嘯的投訴緣由是10年前發生的廣告設施強拆案。根據童海嘯的描述，2005年8月，其公司設置在高速公路沿線奉化段的一處高架廣告設施被奉化市城管局強拆，之後又對該公司追加了行政處罰決定書，要求該公司自行拆除整個設施。緊接著，當地對此事件進行了跟蹤報道，報道稱企業違法。廣告公司認為，自己已經履行了包括報批的所有法定義務和手續，因此質疑政府方所實施的一系列行政行為違法。

隨後，該公司先後把奉化市城管局、規劃局、工商局等多家單位告上法庭。雖然此後公司對城管局一案取得了勝訴，但是為了取得對方的道歉、賠償，以及涉案官員的責任問題，公司方面多次提起訴訟。“我們先後打了40多場官司。”童海嘯說。

童海嘯在得知奉化市成立了一個行政執法問責中心，對照該中心的工作職責和問責辦法、規定，就於2014年9月3日準備了材料親自送到局長兼中心主任何暉手中，要求對9名公職人員進行督查問責。

企業狀告監察局

童海嘯稱，廣告公司在向該中心送達投訴材料後，對方或保持沈默狀態，或以其他借口推而不理。同年11月19日，廣告公司只好向該中心郵發了《催辦函》，指出問責中心的行為與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和其問責職能完全相悖，要求及時履職並函告問責結果。

然而，“催辦”之後，監察局和該中心仍然沒有反應。廣告公司只能向上級機關寧波市監察局等部門反映該中心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

童海嘯決意起訴。2015年2月4日，廣告公司向奉化市法院郵送了包括眾多證據在內的行政起訴材料，狀告奉化市監察局，要求法院判決該局行政不作為的行為違法，並判令被告履行對李某等9名涉案人員進行問責的法定職責。

“奉化市監察局有其法定職責，而且專門成立了行政執法問責中心，他們應當依法履行職責，接受公眾的監督，而不是由其‘任性’地選擇作為或者不作為。在《行政許可法》第7章中，就專門規定了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應當由上級行政機關或者監察機關進行查處的法律責任。”童海嘯認為。

同年2月15日，奉化市法院發出《不予立案釋明通知書》，將起訴材料全部退回廣告公司。

但童海嘯不服。隨後，廣告公司收到奉化市法院作出的一份《行政裁定書》，仍不受理他們對奉化市監察局的起訴。

之後，廣告公司向寧波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並於今年的5月22日收到寧波市中院作出的相關《行政裁定書》。該裁定認為，舉報事項系要求監察機關對涉案公務人員進行問責處理未對上訴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不屬於行政訴訟受案範圍，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廣告公司堅持向浙江省高院申請再審。目前，童海嘯和廣告公司暫未收到該院書面的立案通知。

“官員問責”的脈絡

 

所謂的問責是指問責主體對其管轄範圍內各級組織和成員承擔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實施並要求其承擔錯誤行為後果的一種責任追究制度。

隨著“依法治國”理念的不斷深入，公民對政府行政行為是否合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以，許多人對已經明確的錯誤行政行為不願意“網開一面，息事寧人”，而類似的官員行政問責案例在全國頻頻發生。但是，無論是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還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對目前中國的問責制度了解甚少。

學界的普遍共識認為，我國目前問責制度包括同體問責和異體問責。所謂同體問責是指執政黨內部對其黨員領導幹部的問責，或者行政系統對其行政官員的問責。異體問責，主要是指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檢察院以及社會輿論監督對政府行政機關的監督問責。

“問”什麽樣的責任?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鄒榮教授認為，“問責”無論是對機構，還是“官員”，都是體現我們黨和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本意，也是現在針對熱點事件回應而“平民憤”的一種主要方式。

鄒榮教授從“問責”的依據對此加以了分析。他說，“問責”是違反某種規則以後的一種懲罰措施。

由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國家權力的過程中，其本身對工作存有紀律規範，而且對後果也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此責任表現的樣態非常多，但總體而言，主要有“紀律責任”和“法律責任”兩種形式。

“‘紀律責任’多為‘黨內問責’的形式，黨內問責，就是違反黨紀的相應處罰形式的一種。這不僅由《公務員法》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行為規範作出了嚴格的規定，而且法律也有相應的約束條款，一旦違法，必須要承擔相應的處罰。

至於“法律責任”，則針對的是具體責任人和行政機關，以兩者管理不善為主要追求對象。

在此，鄒榮提出了應該采取“首長負責制”。否則，“官員問責”容易流於形式。

誰來承擔責任，集體還是首長?

鄒榮認為，因為政府部門在重大事項上均采取“集體討論制”，這是避免“獨斷專行”，對決策等權力進行制衡的主要方式和程序。

“但可以預見的後果是，重大事項通過班子決議、公開實施後，一旦引發嚴重的責任後果和不良的社會影響，誰來承擔責任?”鄒榮稱，問責的對象應該是“首長”。

“如果不是問責首長，那就是集體承擔責任，這對於問責制度而言就變成了沒有責任擔當的對象。”鄒榮稱，當今，許多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首長為了規避責任，所有問題都采取集體討論的方式，以為這樣就沒有責任主體，出了事情也不需要擔當責任。

鄒榮教授表示，行政機關是行政首長負責制，所謂首長負責制就是行政首長對本機關的行政行為承擔後果。他設想的“首長問責制”應該在事情調查屬實後，根據法律規定啟動罷免程序，後果造成損失，則可以啟動“國家賠償”程序，後果觸犯刑法，應該追究法律責任，涉嫌瀆職、濫用職權的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鄒榮稱，根據公開的媒體報道，他目前沒有發現有相關類似的“首長問責制”有關的案例近期出現。

那麽一旦需要問責，由誰來追求當事官員的責任呢?

究竟由誰來問責?

在由哪個部門或者組織來追求“問責官員”的主體性上，鄒榮認為，監察機關、人大都可以根據不同的法律情形來擔當起追究的責任，前者不應該與所要追究的對象同一級別，而人大則根據當時任免的程序加以啟動。

鄒榮指出，黨紀追究和法律追究都非常重要，不同情形采取一種或多種形式。

其實，在政府部門中，某一錯誤的行政行為，並不完全是出於基層機關具體的辦案人員，他們往往是受到上級部門的影響。如童海嘯的T形廣告牌如未經土地部門同意，就應當由土地主管部門進行處罰，而本案中，城管部門卻依據市政府的文件對童海嘯的廣告牌進行了強拆。由此，童海嘯要求對城管部門進行問責時卻遇上了尷尬，因為行政部門並不算是隨意行政，而是執行了上級的意圖。那麽是否該對城管部門的上級部門進行問責?華東政法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遊偉認為，沒有規範的法律文書，這種問責其實只是一紙空文。

遊偉認為，本案對於當前的依法行政來說具有一定的啟示。對像童海嘯這樣的普通公民來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依法維權，這體現了當下法治進程的進步，老百姓不僅敢於民告官，甚至還要“落井下石”，在司法判決勝訴之後，還要追究官員的責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公民法制意識的提高。面對這樣的進步對政府行政機關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考驗。

遊偉說，首先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急需提高，以往的拍腦袋做決定的習慣應當改變，尤其是長官意誌，上級領導隨意發號施令容易引出麻煩。比如同樣是一種行政審批許可，不同的行政執法主體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一塊廣告牌的豎立可能會涉及，工商、土地、城管等部門，各個部門都要按照自己的職權範圍依法行政，一旦超越權限就可能成為違法行政。

至於奉化市“行政問責中心”的設立，鄒榮的觀點卻是其設立的初衷應該是件好事情，並且涉及到多個部門。但該中心是否能有效運作，鄒榮認為，如果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僅僅是“協調性的機制”，他並不看好“行政問責中心”的運作及其效果。

鄒榮認為，如果這一問責中心不是“行政主體”，那麽後果很可能問不了責。“請問，誰來質問行政機關呢?”鄒榮問。

誰來監督問責的過程?

當公民在同體問責監督受到阻礙時，是否可以尋求異體問責。也就是說通過行政監督途徑以外的方法來進行監督呢?

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浦興祖認為，廣義上的行政問責的渠道在我國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人大的問責。在我國，人大問責實行憲法賦予的權力，我國憲法第三條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同時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等法律也規定了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質詢權、特定問題調查權、罷免權等。但是，現行的法律只規定了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的性質、對象和監督的形式，但對監督的內容、手段、程序與效力缺少具體的規定。

浦興祖表示，目前，我國唯一的具體規定了哪些行為需要問責的法律文件便是200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詹佳駿）

1 2 3 4

編輯：一財小編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 評論0
• 贊0

一財工作坊

禪宗七祖 專欄作家	柏羽 時尚人士	林采宜 經濟學家
社論 專欄作家	一財日日談 專欄作家	王子約 媒體人

問責“兩個責任”，定義“好官”新標準 光自己幹凈還不行

“這個（李慶貴）免職被央視報道，是一個信號——這類問責以後可能是常態了。”

“我過去心里頭覺得，所謂黨風廉政教育的‘主體責任’，就是我作為一把手要帶好頭，召開會議布置強調。”

追究兩個責任，漸成官場問責的新動向，但執行的自由裁量空間極大，各地紀檢部門問責的標準和結果大不相同。

對於地方黨政官員來說，現在光“出淤泥而不染”並不夠。越來越多官場案例顯示，自己幹凈而同僚有汙，也會被追責。

河南省新鄉市原市委書記李慶貴，因手下三名廳官落馬而被免職，讓這一官場新規引起輿論關註。在湖北等地，官員因在黨風廉政建設上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而受處分，已在17個地市州大範圍踐行，並從黨委一把手擴展到黨政一把手。一些部門主官因別人的錯而被問責，相關部門的紀檢官員也受到連帶問責。

所謂“兩個責任”，即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這一新規提出了新的“好官”標準——自己幹凈，同僚也要幹凈。今年以來，地方對新規落實情況開始進行問責，新規能否有效約束一把手，紀委官員的權力如何得到有效監督，尚待實踐檢驗。

處分上了《新聞聯播》

2015年9月6日，央視新聞聯播播出了河南省新鄉原市委書記李慶貴被黨內嚴重警告並免職的消息。河南省委通報稱，李慶貴被處分不是因為他被發現貪腐或其他違法違紀行為，而是他手下三名廳官出了事。

這並不是新消息。6月下旬南方周末記者即獲知：李慶貴被免職，與其擔任新鄉市委書記期間市級領導班子成員接連發生腐敗案件有關。

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新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務副市長賈全明，新鄉市委原常委、市委政法委原書記、市公安局原局長孟鋼，新鄉市政府原副市長崔學勇等3名廳官相繼被河南省紀委查處。

“李慶貴同誌作為新鄉市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對主體責任認識模糊、工作領導不力、責任落實不到位，對班子成員疏於教育、管理和監督，用人嚴重失察失誤，面對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不堅持原則、不敢鬥爭，對連續發生的3名廳級領導幹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負有主要領導責任。”河南省委通報說。

“這是遲早的事，只不過看誰是第一個撞槍口的。”湖北某縣級市紀委常務副書記王達閣（化名）說，中紀委最近正在找這類“監督責任缺失的典型”，李慶貴成為了這個典型。

“這3起案件涉案金額特別巨大，社會影響特別惡劣，且違紀違法行為主要發生在李慶貴同誌擔任新鄉市委書記期間。河南省委研究決定，給予李慶貴同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免去其領導職務。”河南官方通報說。

9月9日，河南省紀委一名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今年2月，即將年滿60歲的李慶貴已經離開了擔任近5年的新鄉市委書記崗位，被調任省直管縣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與外界理解的不同，河南官場的信息是：班子成員出問題，市委書記雖然已經調任其他崗位，仍會被追究責任。

不過，南方周末記者檢索官方簡歷發現，李慶貴1955年9月出生，被通報時已經年近60歲。按官方規定，正廳級官員年滿60歲就要退休。這意味著，李慶貴在9月本就該離開“領導崗位”。李慶貴退休後如不涉其他貪腐，將享受退休廳官的一切待遇。但處分通報對外傳達的問責信號，已足夠強烈。

“省管幹部， 我怎麽監督”

按官方說法，李慶貴作為黨委書記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不到位，王炳奇作為新鄉市紀委書記落實監督責任不到位，主體責任與監督責任，被官方稱為“兩個責任”。

河南省紀委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今年1月22日，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提出將今年確定為該省的“主體責任落實年”，各級黨委（黨組）書記作為第一責任人，對於班子成員和下屬的不正當行為絕對不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這種因下屬落馬而被問責的情況，在河南官場過去並不多見。例如在河南洛陽，同樣有2名廳官短期內相繼落馬，洛陽並無官員因此被追責。

2014年5月，洛陽市委常委、秘書長譚建忠落馬，當年8月，副市長郭宜品畏罪潛逃，10月在長沙被抓獲。南方周末記者在洛陽調查時被告知，兩名官員都是帶病提拔不久就落馬，譚建忠2014年2月被提拔為洛陽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任新職僅3個月，郭宜品2014年4月才被提拔為副市長，任新職僅4個月。

“在執行政治紀律落實‘兩個責任’方面，市委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還不夠到位，市紀委監督責任落實不夠有力。”河南省委第八巡視組公開通報在洛陽的巡視結果時還指出了“帶病提拔”的問題。

此一時彼一時，洛陽市委和市紀委至今沒有官員因此被處分問責，而問題極為類似的新鄉卻有市委書記和市紀委書記兩名大員受到處分。

山西一名地級市市委書記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過去“兩個責任”並不被官場和官員們重視，也沒有官員因為“兩個責任”落實不到位而被追責。

“我過去心里頭覺得，所謂黨風廉政教育的‘主體責任’，就是我作為一把手要帶好頭，召開會議布置強調。”他說。

這名市委書記過去一直有個困惑：“縣委書記和班子成員都是省管幹部，是省委選拔考察任命的幹部，我怎麽監督他們？他們怎麽樣我怎麽會知道？”由於缺乏監督，這名市委書記轄區多名縣委書記和廳官落馬。2014年，該市市長也落馬了。

2014年10月，山西省紀委書記黃曉薇與他進行了一次談話。現場，黃曉薇當眾指出他對“主體責任”的認識有偏差，“不了解身邊的幹部，就是主體責任不到位。”

認識到自己過去主體責任履行不夠後，這名市委書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很痛心，如果我早點認識到問題，可能挽救很多幹部。”

河南省紀委一名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河南省委常委、紀委書記尹晉華在內部會議上要求各級 “一把手”要像啄木鳥那樣，發現蟲子就及時啄出來，治“病樹”、正“歪樹”，否則就是失職。

9月6日晚，王達閣在《新聞聯播》看到了李慶貴被免的消息。他立即意識到，“這個免職被央視報道，就是一個信號——這類問責以後可能是常態了。”

“好官”新常態

點開湖北省紀委的官方網站，“監督曝光”欄目中隔三差五就有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典型案件的通報。

2014年10月29日，湖北省紀委第一次發布了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案件通報。湖北省宜城市招商局司機公車私用發生事故致1死6傷，該局局長梁雲峰、分管副局長袁江，落實主體責任不力分別被處以黨內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湖北省襄陽市襄城區經信局違規發放各項津補貼、獎金約13萬元，局長王智勇被黨內嚴重警告……

南方周末記者統計發現，此後截至2015年9月4日，湖北省紀委又至少20次通報問責“兩個責任”落實不力的典型案件。

在湖北，公車私用、辦公室超標、亂發津補貼、官員大擺宴席、工作日午餐喝酒、工作時間公務員脫崗等行為，過去不處分或者只處分當事官員而不追究其上級，現在都開始追究上級官員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目前，湖北至少有29名各級官員因“兩個責任”落實不力被免職。湖北省紀委官方數據稱，上半年督促“兩個責任”落實問責340人。

湖北成為追究主體責任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廳級官員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被免職的案例也已出現。7月7日，湖北省紀委通報稱，4月至5月，湖北省抽查發現全省地稅系統領導班子成員辦公用房面積超標問題突出，超標率超過60%。

“湖北省地稅局有的班子成員辦公室，有100多平米。”9月8日，湖北省一名副廳級紀檢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該省地稅系統還存在違規修建辦公樓、違規配備公車、違規發放津貼補貼等問題。

6月，湖北省地稅局黨組書記、局長許建國因承擔落實主體責任不力的責任被免職。該局紀檢組長許國勇，承擔落實監督責任不力的責任，被免職。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包括湖北、河南在內，目前已有19個省市區相繼有官員因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履行不力被免職。

8月21日，廣東省紀委通報，2014年10月至11月期間，韶關市始興縣人民法院以外出“學習培訓”為名，公款組織部分黨員幹部分批到雲南、江西、福建、廣西等地旅遊，該院黨組書記、院長黃明履行主體責任不力，連同其本人其它嚴重違紀問題，受到開除黨籍和行政撤職處分。

河南省紀委介紹，僅今年一季度該省就有217名黨政領導幹部因履行主體責任不力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處分標準不一

追究“兩個責任”，漸成官場問責的新動向，但執行的自由裁量空間極大，各地紀檢部門問責的標準和結果大不相同。

8月23日，湖北省紀委官網發布的《宜昌市通報5起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典型案件》中，宜昌市供銷社及所屬單位多名幹部職工涉嫌違紀違法被立案調查，該供銷社紀委書記徐建華落實監督責任不力被免職處理。宜昌下轄的長陽縣國資局所監管的多名企業負責人涉嫌違紀違法被立案調查，被免職的卻是該局局長鄭東華。

出現同樣的問題，不僅被處理的官員不一樣，處理結果也五花八門。南方周末記者統計發現，對於濫發津補貼這一問題，湖北各地處理的結果分別有誡勉談話、在紀委全會上檢討、黨內警告、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警告、開除黨籍和免職等。

省與省之間，標準與結果也不一樣。湖南省紀委4月17日通報，2014年12月，株洲市天元區委常委、組織部長童舉綱率下屬宴請株洲市食品藥品監管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石強，石強等人花費公款3775元，石強、童舉綱被黨內警告。貴州省紀委8月13日通報，2013年12月2日，七星關區工能局副局長傅紹友等一行6人宴請有關單位人員公款報銷1916元。局長吳豐柏、常務副局長傅紹友分別受到黨內警告、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傅被免去常務副局長職務。

同樣是公款吃喝，湖南是宴請官員和被宴請官員都被黨內警告，貴州是做東的官員被問責，被宴請者沒有被問責。

“河南省委對新鄉問題的通報也透露出未來的趨勢：越往後越嚴、處理越重，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河南省紀委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南方周末記者搜集的案例顯示，已有大量紀檢官員因監督不力被問責。在湖北十堰的竹山縣，縣工商局黨委書記、局長劉繼宏喬遷新居、為其母治喪期間收受親戚以外人員禮金，該局紀委書記黃超因監督責任落實不力，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與新鄉原市委書記李慶貴一起被追責的還有新鄉市原紀委書記王炳奇。河南官方通報稱：新鄉市紀委監督嚴重失責失職。對新鄉市紀委通報批評，並責令其作出檢查，市紀委原書記王炳奇已被免去職務，決定對其誡勉談話並責令其作出深刻檢查，另行安排工作。

湖北一名紀檢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紀檢組長監督一把手和本單位領導幹部不力被處分，實際上給了紀檢幹部進行更大範圍、更高層次監督的一把“尚方寶劍”，如監督同級黨委的一把手，“過去不敢監督，現在出事後要承擔監督不力的責任。”

一名處級官員也向南方周末記者擔憂：對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責任追究，自由裁量空間太大，權力又集中在紀檢部門手中。如何對手持“尚方寶劍”的紀檢官員進行有效監督，將成為新的難題。

留守兒童、婦女、老人全國摸底首次啟動 底數排查強調“屬地責任”，不作為要被問責

留守兒童張紹蓮和弟弟張紹傑，放學以後喜歡坐在家的院墻上看書、曬太陽。（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南方周末從民政部獲悉，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日前印發《關於開展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已於2016年3月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摸底工作截至2016年7月底。

這是我國首次對農村留守兒童開展摸底排查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從《通知》相關表述發現，明確縣級人民政府要落實國務院《意見》要求，切實承擔屬地責任，也就意味著，在排查工作若有不作為等情況，相關地方政府負責人將被問責。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認為，根據官方對留守兒童的重新定義以及摸查口徑設定，本次排查最終數據將與過去討論的農村留守兒童數據或有巨大差異。

明確摸底排查口徑

南方周末記者從民政部社會事務司了解到，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規模一直沒有準確數據，目前專家學者和新聞報道都是引用全國婦聯2013年研究報告中的估算數據。據該報告，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已達6102.55萬,占全國兒童的21.88%。

本次排查工作明確要全面、清晰地掌握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規模、分布區域、結構狀況，及時掌握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組成、生活照料、教育就學等基本信息，建立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庫，並健全信息報送機制，為細化完善關愛保護政策措施，加強關愛服務力量調配和資源整合提供基礎數據支持。

《通知》明確，摸底排查對象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無法與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滿十六周歲農村戶籍未成年人。

排查內容包括農村留守兒童出生日期、性別、民族、就學、戶口登記、公民身份號碼、身體狀況、居住地址、寄宿情況等基本信息，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情況、父母務工地點、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受委托監護人基本情況、村（居）民委員會聯系人和本行政區域農村戶籍人口中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數量。

《通知》中明確“無監護能力”，是指留守在家的父親或母親因重病、重殘等原因喪失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農村留守兒童年齡計算時間截止為2016年7月31日。

首次摸底留守老人、婦女情況

《通知》規定，摸底排查工作以縣（市、區、旗）為基礎，縣級民政部門牽頭負責，同級教育部門、公安機關協助配合。

縣級民政部門指導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全面開展摸底排查工作，督促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指導村（居）民委員會開展摸底排查並及時接收匯總摸底排查信息，建立詳實完備、動態更新的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庫。

縣級教育部門和中小學校、幼兒園按照摸底排查口徑，提供在校在園農村留守兒童有關信息、數據。

縣級公安機關及派出機構對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匯總提供的農村留守兒童排查資料，核實戶口登記和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數量等信息。

《通知》明確縣級人民政府要落實國務院《意見》要求，切實承擔屬地責任，建立本鄉鎮（街道）農村留守兒童基本信息庫，並及時報送進展情況和信息。

通過層級負責人簽字確保數據真實可靠。

《通知》強調，總匯表將由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縣級民政部門、省級民政部門層級報送負責人一一簽字確認，後報送至民政部。

另外，《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門同步部署開展農村留守婦女、老人摸底排查工作，掌握農村留守婦女、老人數量規模、分布區域等基本情況。

專家：總體想法很好，但落地有難度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於2004年起開始研究中國農村留守人口問題，研究領域包括勞動力流動與留守人口、農村教育與社會問題等。

他對此次摸底排查持肯定態度，“過去沒有真正統計過留守兒童的數量，這次總體想法很好，但現實落實起來有難度。”

他表示，農村留守兒童數據具有流動不斷變化的特點，這給摸底排查工作帶來了難度。

其次，他認為“如何獲得準確的數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葉敬忠調研發現，一般情況下，摸查工作落實到農村，“村幹部、會計或文書（大致）填一下資料，很難要求他們每村每戶調研，（導致）誤差會特別大。”

同時，根據摸底排查口徑看，“這次排查的只是留守兒童中的一部分，也是最需要關註的一部分。”

葉敬忠說，學術上認為“父母一方或者雙方在外打工，交由別人監護的都是留守兒童。”

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於留守兒童的定義：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這次排查的只是父母雙方都外出的，跟過去討論的數據將有巨大的差異。”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段成榮同樣認為此次摸底排查“很有必要”，但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考量決策者的“嚴密組織能力”，建議在開展中，要將摸底排查口徑“落實到位，劃分清晰”。

王岐山談“問責條例”：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誌座談會，並到遼寧省召開座談會，就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他強調，對黨忠誠最終要體現到擔當上。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籠子，制定條例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認識、釋放失責必問強烈信號的過程，各級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和黨的工作部門要從自身做起，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王岐山指出，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對人民的莊嚴承諾，責任重如泰山。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把對黨的領導幹部的要求凝練為忠誠幹凈擔當。堅持黨的領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都是有責任的!實踐證明，哪個地區、部門有一個敢於擔當、勇於負責的黨組織，黨的領導、黨的建設、管黨治黨就會堅強有力，就能聯系本地區本部門實際，真正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要把權力與責任、義務與擔當對應起來，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王岐山強調，言行一致最終要體現於行，實現歷史使命、體現黨的宗旨均必須有擔當的作為。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根本原因在於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管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發現問題就要對癥下藥、標本兼治，加強制度建設就是治本。制定問責條例就是要把利劍高懸起來，告誡和警示全黨，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領導幹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各級黨組織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向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擔當精神看齊，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

王岐山指出，制定問責條例要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黨章、聚焦政治責任，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開展問責。要抓住“關鍵少數”，直指壓力傳導不下去這個突出問題，讓從嚴治黨嚴起來實起來。制度創新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不能貪大求全，否則就突出不了重點，把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淹沒在大量文字之中。要抓住現階段的主要問題，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只要方向正確，邁出一步就是勝利。

王岐山強調，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執行制度關鍵在人。黨的領導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領”就是率先垂範、引領示範，“導”就是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問責條例能否起作用，關鍵在於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敢不敢較真、有沒有戰鬥性。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只有進行時。要把自己擺進去，緊密聯系思想和工作實際，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認真勁兒，踏石留印、抓鐵有痕，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

遼寧省委、省紀委和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省高級人民法院、省人民檢察院黨組負責同誌參加座談。

國辦專項督查31省份不動產登記 明年出問責名單

2016年是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在基層落地關鍵一年，按照工作安排，要力爭年底前所有市縣頒發新證、停發舊證。如何確保這一艱巨任務如期完成?

主導全國不動產統一登記工作的國土資源部今年5月份曾披露，全國已有26個省份的83個地市、525個縣區頒發新證，停發舊證，分別占比24.8%、18.4%，全國累計頒發不動產權證書202萬本、不動產權屬證明200萬份。

這個進度顯然不能讓中央滿意。為推動基層的不動產登記盡快落地，國務院辦公廳已經著手部署專項督查。督查的目的是：確保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在基層落地實施，2016年年底前所有市縣頒發新證、停發舊證。

明年將提出問責名單

國土部近日發布消息稱，實施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已納入國務院辦公廳年度專項督查臺賬，明確由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協調，國土部具體組織實施，各督查組具體實施監督檢查，國土部相關司局和單位參與配合。

專項督查的對象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重點是市縣級人民政府推動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落地實施情況。專項督查結果報國務院，同時向省級人民政府反饋，工作進展緩慢的地區將予以公開通報或約談問責。

國土部部長姜大明今年年初曾表示，2016年要重點抓好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在基層落地，力爭年底前所有市縣頒發新證、停發舊證，2017年實現登記機構、登記簿證、登記依據和信息平臺“四統一”。加快推進農村房地一體的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確權登記。

此次督查的範圍是：31個省(區、市)的所有市縣。督查重點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各級不動產登記工作計劃推進和出臺文件情況，重點督查工作計劃是否有效落實、出臺文件是否依法依規;二是市縣不動產登記制度落地實施情況，重點督查機構建設是否到位、資料移交是否到位、資金保障是否到位。

在此基礎上，對尚未實施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的地方，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推進工作的意見建議，推動地方做好各項基礎準備工作，依法依規開展不動產登記，以2016年12月31日為時間節點，力爭實現所有市縣頒發新證、停發舊證。

根據《方案》排定的“時間表”，今年7月至9月為地方自查階段，要求省級自查報告經派駐地方的國家土地督查局審核後於9月底前報部;10月至12月為督查實施階段，期間，國土部將會同有關部門組成若幹督查組，對工作進展緩慢或工作難度較大的省份開展重點督查，2017年1月10日前，督查組提出工作不力或不作為地區清單和建議問責名單。2017年1月15日前，形成專項督查情況報告按程序報送國務院，同時抄送省級人民政府。

市縣一級始終是難點

自中央政府2013開始提出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以來，外界便給予極大關註，並賦予其反腐和打壓房價的功能。

現任國土部不動產登記局局長冷宏誌曾表示，這些與不動產統一登記並沒有直接關系。反腐由專門機構組織調查，不動產在原來的登記機關同樣有登記，並不是有了不動產統一登記就是反腐。房價上漲和下跌，原因在於供求關系的轉變和經濟形勢的變化，而不是因為不動產統一登記。征稅屬於國家財稅政策，什麽稅該征不該征，由國家制定和頒布，跟不動產統一登記沒有必然聯系。

作為不動產統一登記的主導機構——國土部也確定了不動產統一登記“時間表”，從2014年開始，力爭1年內基本完成各級職責整合和基礎制度建設;2年內逐步銜接過渡，統一規範實施;3年內全面建立並完善各項制度;4年內建立有效運行的不動產登記信息管理基礎平臺。

不過，此後的執行過程並分一帆風順，不動產統一登記工作在市縣一級的落地始終是個難題和重點。

2015年，因為進展一度十分緩慢，縣級不動產登記職責機構整合工作就曾成為國土部頭疼的大難題。為推進地方不動產登記機構和職責整合，國土部在2015年第四季度在全國開展地方不動產登記職責機構整合情況專項督察。

也有地方的進度較為迅速。廣東已經宣布，今年6月底前全省所有市、縣(市、區)將力爭全面頒發不動產登記新證、停發舊證。

截至2015年10月14日，廣東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及順德區、118個縣(市、區)全部完成不動產登記職責整合工作;截至2016年6月17日，廣州、深圳等14個地級市本級和62個縣(市、區)已先後頒發新版不動產權證書，共頒發不動產權證書、證明達170多萬余本，位居全國前列。

王岐山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

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習近平總書記把對黨員領導幹部的要求凝練為6個字：忠誠幹凈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緊緊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權力與義務、責任與擔當對應統一起來，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黨中央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全面從嚴治黨、依規治黨重要的制度籠子。執行好問責條例，對於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具有重大政治意義。

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必須強化責任擔當。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體現在黨自身就是理想信念宗旨的堅定性;體現在治國理政就是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科學性、實踐性。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關乎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必須不折不扣、堅定不移，決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和動搖。中央巡視省區市、中央部委和中央企事業單位黨組織，發現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堅決、不全面、不到位，以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方式應對。有的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更有甚者索性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變成標語和口號、不貫徹不落實，有的貫徹執行不力，有的在貫徹中走樣。群眾聽到黨中央為民務實的政策無不為之高興，但由於有的領導幹部不擔當不盡責，致使黨的好政策得不到落實，人民群眾就沒有獲得感。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僅要聽表態、更要見行動，看是否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實際緊密聯系起來，實事求是、求真務實，見諸行動、落到實處。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持問題導向，以強有力的問責督促責任落實，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確保中央政令暢通。

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應有之義和重要保證。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之所以產生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問題，歸其根本在於一些黨的領導幹部沒有正確認識權力與責任的關系，把兩者分離開來，甚至只想要權力、不願擔責任。一些黨組織黨內政治生活失去原則性和戰鬥性，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願得罪人，基本不開展批評，即便批評也是抽象空洞的，包裝了再包裝，致使批評失去了鋒芒，成為無的放矢。對共產黨人來說，沒有離開責任的權力，黨和人民賦予權力時，更是壓上了責任，就要有與之相匹配的責任擔當。我們黨95年的歷史證明，擔當精神是共產黨人的魂，是脊梁精神。革命戰爭年代，擔當就是為民族獨立和解放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在所不辭;在今天，擔當就是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標，對黨和人民負責、為黨和人民擔責。立足當前，制定問責條例就是要釋放強烈政治信號：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要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

強化政治責任，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失職失責、管黨治黨不嚴，損害黨的形象，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妨礙黨的政治綱領和執政使命的實現，就要追究其在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中的領導責任。現行黨內法規中有100多部包含問責內容，但是對事故事件的黨政問責規定多，對黨的建設缺失、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力的問責規定少。問責條例把黨章規定細化具體化，對現行黨內法規中的問責內容進行梳理、提煉、歸納、總結，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等方面概括問責事項，明確提出與黨的領導對應的政治責任，目的是使領導幹部警醒起來，履好職盡好責，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

突出主體責任，聚焦“關鍵少數”。領導本身就包含著管理和監督，分工負責就要有問責。條例把問責的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既包括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包括組織、宣傳等黨的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責任、層層傳導壓力。實踐證明，哪個地區或部門有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勇於負責的領導班子特別是一把手，黨的領導就堅強有力，就能聯系實際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到實處。問責條例突出問責重點，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範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體現了權力與責任對等，為各級黨組織強化問責提供基本遵循。

突出黨規特色，喚醒黨的意識。問責條例是第一部規範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借鑒了制定廉潔自律準則的好經驗，高度凝練、簡便易行;實現紀法分開，運用黨言黨語，突出黨內規則特色，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創造了多種責任追究的方式方法。問責條例總結歷史和實踐經驗，對現行各類規定中10多種問責方式進行整合規範，規定對黨組織問責采取檢查、通報、改組等方式;對黨的領導幹部問責采取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等多種方式。無論是日常的批評提醒，還是給予紀律處分，都體現著黨組織的政治堅定性，檢驗著把握政策的水平，最終目的是讓黨的領導幹部受到警示，增強擔當精神，肩負起管黨治黨責任，自覺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下去。

制定規則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新實踐的開啟。制度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要把握現階段的形勢、任務和挑戰，找準正確方向，抓住主要矛盾，使實踐探索與制定規則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制定問責條例的方向，就是重點解決不擔當、亂擔當問題，把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傳導下去。任何一項制度都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不能把亟待破解的難題淹沒在大量制度條文中，也不能把重要的政治信號變成學術研討，導致制度遲遲出不了臺、貽誤了時機。要重視制度建設，但也要避免落入“制度陷阱”。制度只有與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斷與時俱進，其所蘊含的力量才能充分釋放。問責條例兼顧必要和可行，做不到的寧可不寫，寫上的就要管用，保證制度的有效性、可執行性。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制度的生命在於執行，執行制度關鍵在人。各級黨組織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向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擔當精神看齊，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黨章黨規黨紀是面向全黨的，上至中央、下至基層，各級黨組織都必須貫徹執行。各級黨委尤其是主要負責人要聯系實際、從自身做起，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手電筒對著自己照，不能只對著下級說事。一個案例勝過一打綱領，實踐中勇於擔當是第一位的。要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認真勁兒，敢於較真碰硬，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從嚴治黨責任落實不到位的，不能有效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損害的，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力、“四風”問題仍然突出的，對巡視發現的問題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對腐敗問題嚴重、不作為亂作為、群眾反映強烈的，都要嚴肅問責，一級抓一級，增強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

紀委要把自己的職責擺進去。檢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行情況，是黨章規定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主要任務之一。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把黨章賦予紀委的職責概括為監督執紀問責，這六個字是紀委職責所在、使命所然，失職失責更要嚴肅問責。對紀檢機關監督責任缺失、“探頭”作用沒有發揮，能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該去問責而不問責的;對紀檢幹部嚴重違紀、造成惡劣影響的，就要問紀委書記(紀檢組組長)的責。要制定有效管用、便於操作的實施細則和配套措施，責任追究情況要定期報告，典型問題要公開曝光，讓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教育作用。中央紀委和省級紀委每年都要盤點問責情況，決不能將制度束之高閣。

不忘初心、繼續前進，這昭示著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只有進行時。要踏石留印、抓鐵有痕，在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真正使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為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堅強保證。

(原標題：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

山西：董事違規使用公車 董事長紀檢書記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被問責

日前公布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規定中，不僅把責任落實到黨委(黨組)和紀委(紀檢組)，而且還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要求問責決定作出後，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幹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並督促執行；規定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備案……這一系列條文，在細化責任、做好銜接、確保問責時效性等方面下足功夫，為問責工作的有序推進打下了制度基礎。

近日，山西省紀委就向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了4起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典型問題。這4起典型問題是：

1.山西能源交通投資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兼物產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榮建民，黨委委員、紀委書記、董事趙鐵貴因下屬三個公司發生嚴重違紀問題被問責。

2016年2至5月，物產集團民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紀委書記、總會計師等6人，進出口公司原總經理等4人，木材公司原總經理，共11人分別因挪用公款、給企業造成重大損失等原因受到黨政紀處分。2016年5月，因履行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榮建民和趙鐵貴均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2.運城市公安局調研員張立強因原單位人員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問責。

2013年至2015年間，臨猗縣公安局法制室原主任陸某以各種名義向本局部分民警和有關社會人員借款300余萬元，大部分借款期滿未還;2015年1月起，陸某未繳納黨費、未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且無法聯系。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有關規定，2015年11月16日陸某被所在黨支部除名;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有關規定，2015年12月1日陸某被開除公職。目前，公安機關正在對陸某詐騙案立案偵查。2016年5月，因履行主體責任不力，運城市公安局調研員、時任臨猗縣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張立強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3.石樓縣衛計局局長溫建宏等人因下屬單位長期違規使用辦公用房問題被問責。

石樓縣衛計局下屬羅村鎮衛生院先後兩任院長劉某、梁某長期超標準使用辦公用房。劉某、梁某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2016年5月，因履行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石樓縣衛生系統黨總支書記、原衛生局局長史建平，衛計局局長溫建宏和紀檢組長王文珍均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4.山西煤炭運銷集團益德煤業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董事長路慶威，紀檢書記王旭亮因單位人員違規使用公車問題被問責。

2016年元旦期間，經路慶威同意，該公司董事杜某駕駛公車回鄉過節並報銷相關費用共計4000元。杜某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並退賠公車私用全部費用。2016年3月，因履行主體責任不力，路慶威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因履行監督責任不力，王旭亮被誡勉談話。

通報要求，全省各級黨組織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向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看齊，較真碰硬，切實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用實際行動詮釋對黨忠誠。各級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負責人要強化對黨員幹部的日常管理，抓早抓小、動輒則咎，對各種歪風邪氣要敢抓敢管、堅決抵制，切實維護黨規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真正把紀律立起來、嚴起來。要認真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堅持“一案雙查”，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通過問責倒逼責任落實，使管黨治黨真正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綜合自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