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保險與合作社撐起美國農業強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5786.html
農業保險與合作社撐起美國農業強國
一財網 邵海鵬 2015-11-23 20:14:00
羅素說,現在美國農民基本都不靠政府補貼,更依賴商業性保險。這跟買車要買車險一樣。
今年57歲的羅尼·羅素(Ronnie Russell)是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名農場主,同時也是密蘇里州大豆協會董事會成員。他擁有1500英畝(1英畝約合0.4公頃)的家庭農場,不但種有大豆、玉米、小麥,還養了一些肉牛。這些土地一半屬於自己,另一半是從其他農民那里租來的。
羅素說,現在美國農民基本都不靠政府補貼,更依賴商業性保險。這跟買車要買車險一樣。
美國之所以成為農業強國,補貼、保險、合作社等一系列農業政策都起著重要作用。隨著新農業法案簽署生效,聯邦政府對農業的支持手段作出了重大調整,市場化趨勢更加明顯,比如直接幹預市場、扭曲價格的直接支付(DP)、反周期補貼(CCPS)和平均作物收入選擇補貼等項目被取消,同時加大了農業保險的支持力度和覆蓋範圍。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跟隨美國大豆協會組織的作物考察團到美國堪薩斯州、密蘇里州、北達科他州實地訪問農場主,深入田間進行作物考察,跟州立大豆協會負責人、州立大學教授就美國農業補貼、合作社等進行了深入探討。
更加市場化的農業法案
“現在農民的補貼非常少。”執教於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高級農業經濟學家傑·奧尼爾(Jay O’Neil)說。在他觀察,農業補貼占農場主的收入比例取決於實際情況,如果非要提供數據,最好的估計是不到5%,也可能2%。“但這不是官方的數據。”
對美國農場主來說,現在僅存的補貼是作物保險。奧尼爾說,農戶為作物購買保險時,政府會為其支付相應比例的保費。一般來說,很大比例的農民會有好的收成。所以到了豐收的季節,詢問他們獲得多少補貼,他們會回答沒有。
美國農業法案是農業補貼制度化的主要形式。從1933年第一個農業法案實施以來,美國國會一般每5年左右會制定一個農業法案,並經總統簽署後正式生效。最新的農業法案是,2014年2月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2014年新農業法案》。這是美國歷史上第16個農業法案。
外界對新法案給予積極評價。除了以上取消、加大的款項之外,法案還另外設立價格損失保險計劃 (PLC)和農業風險保障計劃(ARC)兩個項目,這屬於與生產不掛鉤的補貼形式。
上海匯易咨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首席咨詢師李強稱,這表明美國農業支持手段出現由黃箱政策向綠箱政策轉變的趨勢。可以說,美國現在是運用現代金融保險的“間接”方法,代替了過去傳統商品市場補貼的“直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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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箱政策是指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幹預和補貼,包括對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的補貼,對農產品營銷貸款的補貼等。這些措施對農產品貿易產生扭曲,成員方必須承擔約束和削減義務。綠箱政策是指政府通過服務計劃,提供沒有或僅有最微小的貿易扭曲作用的農業支持補貼。
根據WTO農業協議,在各國國內農業支持手段中,黃箱政策有可能產生貿易扭曲,綠箱政策則不會。
另外,削減占農業法案支出比重最大(約為75%)的“補充營養支持計劃”的項目和其他營養計劃金額。還有,新法案還決定取消每年50億美元的直接支付補貼項目,這讓美國政府的農業支持預算表現出穩中有降的趨勢。
因此,相對於歐洲多國以及東亞的日韓等國家的高補貼,美國取消了絕大部分的補貼。美國為什麽取消補貼,是否因為財政缺乏資金?
對此問題,奧尼爾說,美國農民非常享受現在的自由,自己決定種植任何想要種植的產品,不被約束,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好處。“對農民來說,在更具市場導向的道路上農場經營才是健康的。”
奧尼爾說,新農業法案的頒布,農業保險成為農民規避風險的援助手段。如果農民選擇購買保險,政府會承擔約65%的保費,農民只需要支付35%即可。選擇權在農民手中。大部分農民選擇保險,但也有小部分農民不願意辦理保險。
羅素稱,保險公司會先統計這一片農場近年來的平均產量,根據保產量的相應比例,投保60%、70%,甚至80%,然後計算保費。投保的比例越高,相應的費用也越高。政府會負責為基本比例的產量提供補貼,超出比例就會減少甚至不提供。
不過,在北達科他州,運營著2300英畝家庭農場的傑·邁耶斯(Jay Myers)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即使拿到保險,相對於損失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邁耶斯說,在農業保險方面補貼部分保費之外,如果價格低到目標價格,政府會按照差價給予現金補貼。政府會事先核定過去五年農場的平均產量,然後乘上差價給予農場主補貼。但前提條件是賣價(市場價格)要低於目標價。
他解釋說,這是農業安全網,是為了讓農業生產能夠繼續,但是目標價格都是低於生產成本的。在這個情況下,農民是要賠錢的,只相當於得到低保補助。雖然農民有種植的自由,但有些作物可以直接賣出高價,也就變相激勵農民種植這些作物。
在美國,也走過一段保產量的道路。谷賤傷農,農民收入仍然沒有辦法得到保障。於是,政策取向開始由保產量逐漸過渡到保收入。
李強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我國相關管理部門仍堅持認為農民收入高低與政府財政“給予”的力度緊密相關。其實,我們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不需要財政持續的巨大投入,農產品市場價格也可以做到更加平穩,農民收入水平也可以更加穩定和合理。
今年8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於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就提到,鼓勵商業保險機構開發適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需求的多檔次、高保障保險產品,探索開展產值保險、目標價格保險等試點。
農業合作社的效率與挑戰
除了順應市場變化而不斷調整的農業補貼、農業保險,美國農業合作社強大的服務功能和龐大的規模也支撐著美國農業的發展。
合作社最初是怎麽成立的?北達科他州大學葛瑞格·麥基(Greg McKee)博士說,可能是大家聚在一起喝咖啡的時候討論出來的。如果合作,大家在買生產資料的時候有更多的議價權,賣糧食的時候也會有更多的信息來源,沒準價格可以賣得更高。於是,大家就開始進行合作社的運營。
美國農業以家庭農場經營為主,家庭農場在美國占90%左右。社員組建合作社可以得到如供應農資、銷售產品等其他服務。起初,按照服務功能分為銷售合作社、供應合作社、服務合作社三類。現在多為綜合性的合作社,同時經營這些服務項目。美國跨區域合作社的主要特點是跨區域合作與聯合,以共同銷售為主。
發表於2013年1期《世界農業》的論文《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的成功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分析稱,由合作社加工的農產品占總量的80%,農民所使用的化肥和農藥中44%來源於合作社,另外農民得到的貸款中也有40%來源於合作社。美國現有農業合作社4000多個,擁有300多萬社員(很多社員同時加入幾個合作社),年營業額達l000多億美元,凈利潤達20多億美元,已成為美國農業的一個重要經濟實體。
北達科他州科爾法克斯縣(Colfax)的農場主保羅·庫默(Paul Kummer)是CHS合作社在當地的董事會成員。CHS合作社是美國最大的會員所有制合作社,也是美國最大的生產商合作社,旗下擁有1100個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合作社、75000個生產商。截至2014 年8 月31 日財年,CHS合作社凈收入427億美元,凈收益11億美元。根據2014 財年收益,2015 財年CHS合作社返還給股東的現金收益為5.18億美元。
麥基說,合作社與公司的作用是相同的,由於合作社要與社員分配利益,所以從長期來看,合作社的效率要好一些。而且,合作社有議價功能,可以要求其他公司提供更好的價格。農民也願意通過合作社銷售經營。
庫默說,CHS合作社有低息、無息的專項貸款計劃,每個農戶可以貸款25萬美元。不過,這是化肥專項貸款資金。此外,合作社有評分制度。社員能否有資格貸到款需要根據社員購買使用本合作社的化肥數量來衡量。
這種貸款對小規模的農場來說,可以緩解燃眉之急。但是,大規模的農場仍需要到銀行去貸款。庫默說,這些貸款只要到期前償還就可以了。“當然也有風險管理的。要求參加這些貸款計劃的農民都去參加作物保險,如果有災年損失,作物保險會覆蓋這部分費用。”
CHS是美國全國性的合作社。庫默說,全國範圍的合作社還有信用貸款部分,不設置上限,而且一旦取得貸款就可以用於任何方面的農業生產。
對於是否可以跨州開辦合作社,麥基稱,只要經營符合州當地的法律要求就可以。
不過,目前,合作社也面臨兩方面挑戰。
一是資金來源,合作社無法從社員那邊得到足夠的資金。麥基說,農場主需要一定的資金投資自己的農場。合作社本身是用多少返還多少,還必須投入生產資金、生產資料。
第二個挑戰是董事會決策速度。環節很多,所以,速度會相對較慢。
此外,有一個關於未來的挑戰。麥基說,目前這一代農民對加入合作社沒有任何猶豫,但下一代農民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所以,教授們正在抓緊為下一代農民做培訓工作。
編輯:楊誌
農業保險與合作社撐起美國農業強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5786.html
農業保險與合作社撐起美國農業強國
一財網 邵海鵬 2015-11-23 20:14:00
羅素說,現在美國農民基本都不靠政府補貼,更依賴商業性保險。這跟買車要買車險一樣。
今年57歲的羅尼·羅素(Ronnie Russell)是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名農場主,同時也是密蘇里州大豆協會董事會成員。他擁有1500英畝(1英畝約合0.4公頃)的家庭農場,不但種有大豆、玉米、小麥,還養了一些肉牛。這些土地一半屬於自己,另一半是從其他農民那里租來的。
羅素說,現在美國農民基本都不靠政府補貼,更依賴商業性保險。這跟買車要買車險一樣。
美國之所以成為農業強國,補貼、保險、合作社等一系列農業政策都起著重要作用。隨著新農業法案簽署生效,聯邦政府對農業的支持手段作出了重大調整,市場化趨勢更加明顯,比如直接幹預市場、扭曲價格的直接支付(DP)、反周期補貼(CCPS)和平均作物收入選擇補貼等項目被取消,同時加大了農業保險的支持力度和覆蓋範圍。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跟隨美國大豆協會組織的作物考察團到美國堪薩斯州、密蘇里州、北達科他州實地訪問農場主,深入田間進行作物考察,跟州立大豆協會負責人、州立大學教授就美國農業補貼、合作社等進行了深入探討。
更加市場化的農業法案
“現在農民的補貼非常少。”執教於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高級農業經濟學家傑·奧尼爾(Jay O’Neil)說。在他觀察,農業補貼占農場主的收入比例取決於實際情況,如果非要提供數據,最好的估計是不到5%,也可能2%。“但這不是官方的數據。”
對美國農場主來說,現在僅存的補貼是作物保險。奧尼爾說,農戶為作物購買保險時,政府會為其支付相應比例的保費。一般來說,很大比例的農民會有好的收成。所以到了豐收的季節,詢問他們獲得多少補貼,他們會回答沒有。
美國農業法案是農業補貼制度化的主要形式。從1933年第一個農業法案實施以來,美國國會一般每5年左右會制定一個農業法案,並經總統簽署後正式生效。最新的農業法案是,2014年2月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2014年新農業法案》。這是美國歷史上第16個農業法案。
外界對新法案給予積極評價。除了以上取消、加大的款項之外,法案還另外設立價格損失保險計劃 (PLC)和農業風險保障計劃(ARC)兩個項目,這屬於與生產不掛鉤的補貼形式。
上海匯易咨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首席咨詢師李強稱,這表明美國農業支持手段出現由黃箱政策向綠箱政策轉變的趨勢。可以說,美國現在是運用現代金融保險的“間接”方法,代替了過去傳統商品市場補貼的“直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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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箱政策是指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幹預和補貼,包括對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的補貼,對農產品營銷貸款的補貼等。這些措施對農產品貿易產生扭曲,成員方必須承擔約束和削減義務。綠箱政策是指政府通過服務計劃,提供沒有或僅有最微小的貿易扭曲作用的農業支持補貼。
根據WTO農業協議,在各國國內農業支持手段中,黃箱政策有可能產生貿易扭曲,綠箱政策則不會。
另外,削減占農業法案支出比重最大(約為75%)的“補充營養支持計劃”的項目和其他營養計劃金額。還有,新法案還決定取消每年50億美元的直接支付補貼項目,這讓美國政府的農業支持預算表現出穩中有降的趨勢。
因此,相對於歐洲多國以及東亞的日韓等國家的高補貼,美國取消了絕大部分的補貼。美國為什麽取消補貼,是否因為財政缺乏資金?
對此問題,奧尼爾說,美國農民非常享受現在的自由,自己決定種植任何想要種植的產品,不被約束,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好處。“對農民來說,在更具市場導向的道路上農場經營才是健康的。”
奧尼爾說,新農業法案的頒布,農業保險成為農民規避風險的援助手段。如果農民選擇購買保險,政府會承擔約65%的保費,農民只需要支付35%即可。選擇權在農民手中。大部分農民選擇保險,但也有小部分農民不願意辦理保險。
羅素稱,保險公司會先統計這一片農場近年來的平均產量,根據保產量的相應比例,投保60%、70%,甚至80%,然後計算保費。投保的比例越高,相應的費用也越高。政府會負責為基本比例的產量提供補貼,超出比例就會減少甚至不提供。
不過,在北達科他州,運營著2300英畝家庭農場的傑·邁耶斯(Jay Myers)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即使拿到保險,相對於損失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邁耶斯說,在農業保險方面補貼部分保費之外,如果價格低到目標價格,政府會按照差價給予現金補貼。政府會事先核定過去五年農場的平均產量,然後乘上差價給予農場主補貼。但前提條件是賣價(市場價格)要低於目標價。
他解釋說,這是農業安全網,是為了讓農業生產能夠繼續,但是目標價格都是低於生產成本的。在這個情況下,農民是要賠錢的,只相當於得到低保補助。雖然農民有種植的自由,但有些作物可以直接賣出高價,也就變相激勵農民種植這些作物。
在美國,也走過一段保產量的道路。谷賤傷農,農民收入仍然沒有辦法得到保障。於是,政策取向開始由保產量逐漸過渡到保收入。
李強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我國相關管理部門仍堅持認為農民收入高低與政府財政“給予”的力度緊密相關。其實,我們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不需要財政持續的巨大投入,農產品市場價格也可以做到更加平穩,農民收入水平也可以更加穩定和合理。
今年8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於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就提到,鼓勵商業保險機構開發適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需求的多檔次、高保障保險產品,探索開展產值保險、目標價格保險等試點。
農業合作社的效率與挑戰
除了順應市場變化而不斷調整的農業補貼、農業保險,美國農業合作社強大的服務功能和龐大的規模也支撐著美國農業的發展。
合作社最初是怎麽成立的?北達科他州大學葛瑞格·麥基(Greg McKee)博士說,可能是大家聚在一起喝咖啡的時候討論出來的。如果合作,大家在買生產資料的時候有更多的議價權,賣糧食的時候也會有更多的信息來源,沒準價格可以賣得更高。於是,大家就開始進行合作社的運營。
美國農業以家庭農場經營為主,家庭農場在美國占90%左右。社員組建合作社可以得到如供應農資、銷售產品等其他服務。起初,按照服務功能分為銷售合作社、供應合作社、服務合作社三類。現在多為綜合性的合作社,同時經營這些服務項目。美國跨區域合作社的主要特點是跨區域合作與聯合,以共同銷售為主。
發表於2013年1期《世界農業》的論文《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的成功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分析稱,由合作社加工的農產品占總量的80%,農民所使用的化肥和農藥中44%來源於合作社,另外農民得到的貸款中也有40%來源於合作社。美國現有農業合作社4000多個,擁有300多萬社員(很多社員同時加入幾個合作社),年營業額達l000多億美元,凈利潤達20多億美元,已成為美國農業的一個重要經濟實體。
北達科他州科爾法克斯縣(Colfax)的農場主保羅·庫默(Paul Kummer)是CHS合作社在當地的董事會成員。CHS合作社是美國最大的會員所有制合作社,也是美國最大的生產商合作社,旗下擁有1100個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合作社、75000個生產商。截至2014 年8 月31 日財年,CHS合作社凈收入427億美元,凈收益11億美元。根據2014 財年收益,2015 財年CHS合作社返還給股東的現金收益為5.18億美元。
麥基說,合作社與公司的作用是相同的,由於合作社要與社員分配利益,所以從長期來看,合作社的效率要好一些。而且,合作社有議價功能,可以要求其他公司提供更好的價格。農民也願意通過合作社銷售經營。
庫默說,CHS合作社有低息、無息的專項貸款計劃,每個農戶可以貸款25萬美元。不過,這是化肥專項貸款資金。此外,合作社有評分制度。社員能否有資格貸到款需要根據社員購買使用本合作社的化肥數量來衡量。
這種貸款對小規模的農場來說,可以緩解燃眉之急。但是,大規模的農場仍需要到銀行去貸款。庫默說,這些貸款只要到期前償還就可以了。“當然也有風險管理的。要求參加這些貸款計劃的農民都去參加作物保險,如果有災年損失,作物保險會覆蓋這部分費用。”
CHS是美國全國性的合作社。庫默說,全國範圍的合作社還有信用貸款部分,不設置上限,而且一旦取得貸款就可以用於任何方面的農業生產。
對於是否可以跨州開辦合作社,麥基稱,只要經營符合州當地的法律要求就可以。
不過,目前,合作社也面臨兩方面挑戰。
一是資金來源,合作社無法從社員那邊得到足夠的資金。麥基說,農場主需要一定的資金投資自己的農場。合作社本身是用多少返還多少,還必須投入生產資金、生產資料。
第二個挑戰是董事會決策速度。環節很多,所以,速度會相對較慢。
此外,有一個關於未來的挑戰。麥基說,目前這一代農民對加入合作社沒有任何猶豫,但下一代農民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所以,教授們正在抓緊為下一代農民做培訓工作。
編輯:楊誌
“五證合一”明起全國實施 適用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
“五證合一、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將從10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施,以進一步壓減企業準入環節,提高審批效率,激發市場活力和創造力。
今年6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推進“五證合一、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的通知》,並確定從今年10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正式實施“五證合一、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
工商總局企業註冊局局長周石平30日對記者表示,截至目前,浙江、湖南、河北等19個省區市已提前實施改革,改革進展順利,市場反映良好;另外12個省區市準備工作也已經全部就緒,將按時於10月1日開始實施改革。
按照李克強總理的指示,我國去年全面實施“三證合一”(營業執照、組織代碼證、稅務登記證)改革,針對百姓投資創業面臨的難點問題,減少百姓辦事環節,減少創辦企業成本,提高服務效率。
周石平介紹,實行“三證合一”後,企業登記時間從一個月縮短到幾天,投資辦企業的效率大幅度提升。“這兩年,我國營商便利程度在全球排名每年都提高6個位次,營商環境不斷改善。”
工商總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從去年10月“三證合一”改革到今年上半年,商事制度改革與其他創業創新政策形成疊加效應,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日益突出。新設企業保持旺盛增長勢頭,今年上半年,全國平均每天新登記市場主體4萬戶,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4萬戶。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眾創空間、創客工場以及“互聯網+”等新經濟快速發展,為新常態下的結構轉換提供了新的動力。
從地方實踐來看,“五證合一、一照一碼”改革成效明顯。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浙江省已核發“五證合一、一照一碼”營業執照26.9萬張、長沙市已發放12.69萬張、陜西省已發放2.44萬張、福建省已發放9802張、內蒙古已發放1172張、甘肅省已發放3127張。
“五證合一、一照一碼”改革有效提高了行政效率,減少了重複行政行為,節約了行政成本。以深圳為例,深圳國稅部門受理窗口由200個減少到7個,受理人員由200人減少到27人;采用電子檔案每年節省紙張2800萬張,節省檔案庫房700平米。
以浙江省為例,實施“五證合一”登記改革以來,浙江省新設立企業26.9萬戶,同比增長12.3%,平均每個工作日新登記1067戶,並呈現逐月上升的趨勢,累計為企業減免原組織機構代碼證及其他辦證費用2420.7萬元(按新設企業每戶90元計),平均每家企業節省辦證時間約20個工作日。
周石平介紹,實施“五證合一”後,人力社保部門和統計部門通過信息共享實現全覆蓋,進一步抓實了數據源頭,為推進全民參保、提升統計精度、開展大數據監管與服務等工作夯實了基礎。
北京市將未按時足額繳費、成立30日內未參保企業信息納入信用公示範疇,進一步強化了信用約束的作用,對推進企業社保登記全覆蓋,對完善社保信息采集、維護勞工權益將發揮積極促進作用,對深入推廣北京市“互聯網+政務服務”,為企業後續辦理稅務申報、社保繳費、公積金交存等也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周石平同時表示,目前我國營商便利程度在全球排名仍處中遊,在189個經濟體排名中列第84位,從國際高標準來看,我國開辦企業時間仍有壓縮空間。
“通過推進‘五證合一’改革,進一步壓減準入環節,提高審批效率,壓縮開辦企業的時間,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周石平介紹,“五證合一”就是在“三證合一”基礎上,把社會保險登記證、統計登記證也整合進來,實現“五證合一、一照一碼”。
周石平表示,“五證合一、一照一碼”改革是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舉措,是擴大“三證合一”改革效應、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是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創造力、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推進部門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的重要舉措。
他說,“五證合一”改革在“三證合一”的基礎上將企業登記數據的共享範圍進一步擴大到社會保障和統計部門,通過明確信息共享項目,運用信息化手段實現共享,逐步建立起互信互助的工作機制。隨著“三證合一”、“五證合一”改革的實施和深入開展,政府部門間各自獨立的“信息孤島”將會逐步被“信息共享”、“業務協同”的新格局所取代。
“不再要求企業重複提交材料,從而推進政府部門公共服務的相互銜接,變‘群眾奔波’為‘信息跑腿’,變‘群眾來回跑’為‘部門協同辦’,通過‘數據網上行’真正做到讓‘企業少跑路’,為公眾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周石平說。
30日上午,北京市工商局有關負責人也對記者表示,北京市已於9月27日向8家企業發放了首批“五證合一”營業執照。“此次‘五證合一’改革,全市已經換發‘一照一碼’營業執照的近70萬戶市場主體,按照規定無需重新換發營業執照,視同‘五證合一’。”
這位負責人表示,依托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網,北京將持續加強部門信息共享,建立對失信市場主體的聯合懲戒機制,同時加大信息公示力度,加強對失信主體的社會懲戒。
給它一個億也不要!蒜鄉農村合作社熱衷議價成“鴨大王”
“今年年初,我們對合作社社員進行了年度分紅,分紅(紅息)的比例是12.8%。也就是一分多一點(月息)。”日前,山東省金鄉縣京信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楊建強帶著第一財經記者,邊參觀他的冷庫邊介紹去年合作社的“業績”。
冷庫很重要。在金鄉這個全球性的大蒜之鄉,衡量一個人的經濟實力,不是看你有多少銀行存款,而是看你有多少“洞”。“洞”是當地人對冷庫的稱呼,一“洞”的存儲量大概在700~1000噸。
楊建強現在有6個“洞”,他未來的計劃是擴展到12個“洞”。
對楊建強來說,“洞”已經不是衡量他財富的坐標,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的平臺。
這是因為,他的“洞”可以提供給京信合作社的社員存儲農產品,比如大蒜、冬桃等。這就像一條紐帶,將他的合作社和作為社員的農民聯系在了一起。

“入社滿一年而沒有給合作社帶來實體業務的,下一步我們將逐步勸退。”楊建強告訴記者,“如果入社僅是為了分紅,那我們不歡迎。”
在楊建強看來,沒有實體做支撐的農村合作金融是沒有前途的。按照他的話說,農村合作社如果將錢借給人去建房子,那它必“死”無疑。
合作社的“議價權”
“在金鄉縣,你看到的10個鴨棚,其中7個到8個是‘我的’。”楊建強說。他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在金鄉縣發展了500多個養鴨戶。
最多的時候,楊建強合作社下面的養鴨戶每月可以出棚100多萬只鴨子。後來因為環保原因,很多不達標的養鴨棚關掉了。但即使如此,每月仍可以出棚50多萬只鴨子。
說這個話的時候,楊建強顯得頗為興奮。因為冬天即將過去,很快春暖花開,而此時正是養殖肉鴨收益最高的時候。
一般情況下,一只肉鴨的養殖期在39天,有的更低,只需要29天。養殖期29天的,基本是拿去做烤鴨了。冬天和夏天,因鴨舍增溫或降溫需要用電,加上鴨子這段時期不大長肉,每只鴨子養殖戶的收益是2元左右。而到了溫度適宜時,一只鴨子的收益最高可以到3.7元。
春天要來了,楊建強的“鴨事業”群體又可以增加不少。

一個鴨棚的養殖量大概是6000只,一個農戶至少有2個鴨棚——因為一個鴨棚同樣需要兩個人照看,達不到規模效益。即使鴨棚不能“滿負荷”生產,對農民帶來的收益也是可觀的。
“每年每棚可出肉鴨7~10茬,每個棚利潤在8萬~10萬元。”楊建強介紹說。
養殖戶想養鴨卻沒有本錢,楊建強的合作社會提供資金,月息是6厘,算起來年息是7%左右。
“大銀行對這些業務看不上眼。即使是一些小的金融機構,對此類貸款的月息也會到一分以上。算起來,年息大致在12%。”楊建強介紹說。
借助農村合作社這個平臺“綁定”一個群體,比如養鴨群體,通過群體的規模效應,黏牢這個群體,進而通過增值服務取得收益。這是楊建強合作社的運作模式。
500多個鴨子養殖戶,都集中在合作社這個平臺上,合作社除了提供技術服務之外,還統一提供飼料和防疫藥品。就是因為這一點,楊建強取得了“議價權”。
“我的規模大、用量多,在一定程度上供應商在價格上就需要和我商量了。比如藥品,我不是貨到付款,而是你先給我交押金。現在有5個藥廠給我供貨,我要求每個藥廠先拿20萬元放在我這里,藥品出了問題,先拿這筆錢補償給養殖戶。藥品我是一個月給廠家結一次賬。這樣,藥廠的資金反而沈澱到我的合作社來了。”楊建強告訴記者。
“開始時,老百姓養鴨子用藥是我墊付的,占了不少成本。後來量上來了,我就可以跟藥廠談價格了。”
同樣的模式楊建強複制到桃的種植和辣椒的種植上。
楊建強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在全縣推廣栽培“京信紅”富硒晚秋桃和“京信紅”朝天椒。現在已在全縣推廣桃樹5000多畝、辣椒30000多畝。
對桃樹和辣椒等的農資供應同樣集中在楊建強的合作社。根據金鄉縣政府提供的資料,去年,楊建強的合作社平均每袋化肥比市場價便宜15~20元,累計供應6000噸,社員節約生產成本210余萬元;按承諾高於市場價0.2元/斤回收社員農戶辣椒1800余噸,社員增收72余萬元;高於市場價0.1元/斤回收成員農戶大蒜3500噸,社員增收70余萬元。合作社通過開展農資供應、農產品收購、肉鴨養殖,全年盈利760余萬元。
楊建強供應的農資為什麽便宜呢?他告訴記者,合作社有30多輛車,負責農資的配送。合作社有一個系統,統計農戶的農資需要量,一個村,或者加上附近村的合作社社員,如果農資需求量到了一車,他就從農資生產廠家直接拉貨送到農戶手中了。這中間少了很多中間環節,農資的價格自然便宜不少。
“有了平臺,才有規模;有了規模,才有議價權。”楊建強認為他的合作社模式對改變農民的弱勢地位有所幫助。
合作社的收益渠道
去年,楊建強的合作社實現利潤1180萬元,今年他的計劃是實現利潤2000萬元。
這個利潤,當然不全是合作社本金創造的利潤。楊建強介紹說,農民入社每戶的資金在200~2000元之間。從合作社成立開始,共計吸收了2000萬元的資金。
這個利潤,是楊建強運用合作社這個紐帶創造的利潤。倉儲物流260萬,大蒜配資500萬,生資植保600萬,生態養殖100萬,電子商務30萬,信用互助10萬,桃果、蒲公英回收200萬,政策扶持300萬:2017年合計2000萬元。
其中可以看出,信用互助的收益是最低的,只有10萬元,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符合農村合作金融微利運行的政策要求。
“信用互助微利定位,不以盈利為目的,作為擴大產業項目規模經營的有效資金供給渠道,解決部分社員項目的融資難問題。計劃2017年為300戶困難社員解決創業資金難題。每戶3萬~5萬元,合作社只收取服務費300~500元。”楊建強說。
這是京信合作社今年在解決困難社員方面的計劃。這與從合作社借款、月息6厘的群體還是有所不同。
主要的收入來自合作社這個平臺之上的“增值服務”。具體來看,最大的一筆利潤收入是生資植保。楊建強又細算了賬目:“我社現有社員2.6萬多戶,金鄉總計耕地面積80萬畝。我社現在總計半托管社員農戶土地12.6萬多畝。對成員農戶施行五統一的管理辦法:統一種子、統一技術、統一使用化肥農藥、統一管理、統一銷售。種植的各個環節我社均高度參與。春季追肥收益10元/畝×12萬畝=120萬元;夏季飛防植保收益20元/畝×6萬畝=120萬元;秋種底肥收益30元/畝×12萬=360萬元。”
排在第二位的是大蒜配資。這一點與金鄉縣是全國最大的大蒜集散地密切相關。這也是楊建強首先帶領記者參觀他的“洞”的原因。

楊建強介紹說,金鄉為全國大蒜交易市場,客戶眾多。合作社在金鄉縣各鄉鎮共有冷藏庫16余座,共計12000噸儲存量。通過為信譽較好的客戶提供50%~70%的大蒜收儲資金,配資規模達到4800萬元,收取一定的服務費。
“客戶的大蒜儲存在我社自有冷庫中,倉儲費用和服務費用為共同收益。而且沒有風險,如果價格較低時候,我社可自行出售貨物以確保資金安全。倉儲費300元/噸×12000噸=360萬元;大蒜配資服務費:貨幣差額收益60元/萬-月×4800萬×6個月=172.8萬元。”
這里有一個類似“強行平倉”機制。在金鄉縣的大蒜收儲環節上,金融機構也有類似的機制。你要存儲大蒜,金融機構可以給你五成的配資,但大蒜是作為抵押物的。大蒜價格漲了,皆大歡喜;如果跌到一定價位,金融機構會出賣大蒜,斬倉止損。
另外的一塊大頭是政府補助資金。這一塊是300萬元。“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和縣里的發展規劃,爭取政策扶持資金,建設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現代農業示範園區。”
給一個億也不能要
雞年春節剛過,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共提出6個方面33條舉措。其中一大舉措便是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積極探索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有效途徑,穩妥開展農民合作社內部資金互助試點,落實地方政府監管責任。
新型農村合作金融改革,山東是全國範圍內唯一的試點省份。
農村合作金融的實質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2015年年初國務院批複山東省的“試點方案”規定得很明確,其原則包括:堅持服務“三農”本質要求,著力解決農民生產經營活動中“小額、分散”的資金需求,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堅持社員制、封閉性原則,不吸儲放貸,不支付固定回報,不對外投資,不以盈利為目的;堅持社員自願,互助合作,風險自擔;堅持立足農村社區,社員管理,民主決策,公開透明。
但農村合作金融也蘊藏著很大風險。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曙光曾在《第一財經日報》撰文,提示農村信用合作的7大風險:第一,社會資本的逐利動機強烈,扭曲其合作金融的初衷和宗旨,使得資金互助不是為農民服務,而是為投機資本服務;第二,有些合作社治理結構不規範,影響到信用合作的效率和決策的穩健性;第三,有些合作社基本以信用合作為唯一業務,其信用合作的產業基礎不牢固;第四,風險防範機制和內部流程不完善不規範,隱含著大量操作風險;第五,農民對金融業務不熟悉,導致操作風險;第六,農民信用合作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隨著合作金融規模擴大而增大;第七,某些地區地方政府存在過度介入行為,極大地影響了農民信用合作的信貸質量。
楊建強是一個心里“很有數”的人,他也不貪心。他說,如果放開社員的入社資格,現在籌集的資金就不是2000萬元,而是一個億以上了。但這些資金如果真的都入了社,也是很燙手的。
楊建強在合作社內部成立了“保險公司”。養殖業的風險很大,一場動植物病害下來,養殖戶可能血本無歸。楊建強曾以合作社名義到保險公司申請入保,但保險公司拒之門外。於是,楊建強想了一個辦法:養殖戶每只鴨子提2分錢,合作社負擔3分錢,收購鴨子的公司承擔5分錢。這樣,每只鴨子就有1毛錢的保險基金了。現在,已經歸集到40多萬元的基金,萬一養殖戶發生重大損失,符合條件的養殖戶是可以通過這筆基金渡過難關的。
采訪中,楊建強告訴記者,合作社對社員發放借款,是有嚴格程序的。其中,有不良嗜好的沒有借款資格。
楊建強的合作社嚴格規定了互助金的“5個不借”:借款人及擔保人的信用償還能力有問題的、有不良嗜好的、家庭不完整的、年齡超過55歲的、在銀行有不良信用記錄等情況,都不予以借款。
楊建強說,這些規矩都是他自己琢磨出來的。他深知基層農村的人員構成,有的人就是“二流子”,有了錢就去喝酒、賭博。這樣人具有很大風險,所以他特別強調了有不良嗜好的人不能入社,更不能從合作社借款。
來看一下楊建強合作社的風控機制:嚴格執行信用互助業務“借前調查、借中審查、借後跟蹤”的流程環節。在互助金發放前、中、後皆制定了嚴格的流程和書面材料,即事前申請、調查,事中錄音錄像、面談、面簽、會審,事後跟蹤服務。借款的錄音、視頻、照片等影像資料齊全。
此外,請法律專家完善、規範信用互助金發放合同,完善手續;每筆信用互助金采取一戶兩保制,即一戶社員需要資金,需要另外兩戶社員提供擔保,確保互助金的安全性。
所有投放的信用互助金按每筆70元保費,最高保額5萬元,都繳納了商業保險,確保互助金的安全;成立風險基金,保障社員利益,通過主營的養殖業務中間產生的服務費,提取了一部分資金作為風險金。
在采訪中,第一財經記者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農村合作金融是農民“聯合自治”的一個平臺,而不是利用合作金融這個渠道去圈錢、去賺錢。

“我看中的是合作社這個平臺。說實話,我現在並不缺少資金,我有好幾個‘洞’呢。但我覺得合作社這個事兒有意義。最簡單的例子,農民之間的借貸,有兩種情況:一是高利貸,二是礙於面子不收利息。通過合作社這種方式,該收的利息就收啊。”楊建強總結道:“這對民間借貸其實是一種規範。”
“我現在最大的收獲是,通過信用合作的開展,拉近了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關系,帶動了合作社其他業務的蓬勃開展。通過合作社的規範,也帶動了我們自身的規範,從業務到管理都上了一個層次。這對企業自身來說是很受益的。”楊建強最後說,“一年一兩千萬元的利潤,對大企業是九牛一毛,但對我們這麽一個農村合作社來說,大家都很興奮,都很有滿足感。”
公務員合作社重建
1 :
GS(14)@2013-02-04 23:10:55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30204/news/ec_gcb2.htm
【明報專訊】公務員建屋合作社部分業主上周建議政府提供免補地價優惠,重建合作社的樓宇,但發展局長陳茂波稱,合作社業主過去已享受低地價優惠,政府要考慮是否有足夠公眾利益理據,支持政府運用公帑補貼業主,但當局會持開放態度,與相關業主溝通。
未打算設先導計劃
陳茂波昨在網誌《局長隨筆》中提到,市建局現階段沒打算為公務員合作社樓宇重建設先導計劃,又強調政府與市建局看待公務員合作社及其他業主,一視同仁,業主可自行與發展商商討重建,當中11個合作社轄下樓宇已重建,包括港島西區寶翠園。
至於公務員合作社居民認為維修資助不足,陳茂波說,他們可向政府、房協及市建局申請資助及技術支援。另外,他指不少業主希望繼續居住安享晚年,但公務員合作社申訴大會召集人黃伯仁反駁,住在樓齡50年及沒電梯樓宇內的退休公務員,大部分渴望重建,又指現補地價條款不合理,否則所有合作社已重建。
2 :
GS(14)@2013-02-05 00:50:32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30204/18156235
【直擊公務員爛樓】
【本報訊】港九市區餘下227個公務員建屋合作社重建受縛,業主、發展商及政府三方角力。重建這批位處黃金地段的公務員樓,既要補地價,又要補高空,發展商嫌無肉食拒重建。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態度強硬,講明這些前公務員過去已享受低地價優惠,免補價冇得傾,令到原本可釋放的5,000個公務員單位,或重建成的20,000個500方呎單位變成遠水,不能救近火。
記者:陳家雄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官網「局長隨筆」表示,對於有人建議就公務員樓重建的補地價給予優惠,甚至免補地價,「業主已在過去享受到低地價優惠,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公眾利益理據去支持政府再用公帑補貼他們呢?」發展局表示會繼續同各持份者溝通和探討。
公務員合作社申訴大會召集人黃伯仁隨後即刻逐點反駁,強調公務員合作社計劃不是享受,而是綑綁式,「公務員一定要工作至正常退休年齡才可以在退休後擁有居住權,我是用一生全部工作歲月換回來的,並非政府恩賜。」
陳茂波說,在市區重建的問題上,政府和市建局對待業主是一視同仁,很多合作社樓宇位置優越而且環境寬敞,不少退休長者都希望繼續居住,所以社會要先弄清楚,有哪一些長者真正希望搬離單位、是甚麼原因、以及重建是否最好的辦法。黃氏反擊指住在50年樓齡而無電梯的絕大部份退休公務員或配偶非常渴望重建,否則沒有這麼多空置單位。並認為政府已免去二手居屋補價,質疑這是一視同仁嗎,隔空動火、態度強硬。
50年舊樓 天花滲水剝落
現時公務員樓樓齡逾50年,日久失修問題嚴重,黃伯仁上周帶同記者參觀長沙灣順寧道的公務員樓。其中一位業主蘇先生是退休懲教署職員,居於頂樓,三年前才花七萬元維修,但單位天花漏水問題仍舊,進入睡房,對正床頭的天花掛置膠袋,「係我自製嘅引水道呀!就算唔落雨,嗰日好潮濕,天花都有水滴落嚟,滴到張床濕晒!你睇,今日咁乾爽,天花仲見到水痕。」他怒氣沖沖說:「呢啲鹹水樓,根本點整都整唔到。」另一位業主曾先生是退休前市政局職員,居於順寧道363號5樓,睡房天花露出鋼筋,「有一日,我同太太瞓緊覺,突然天花成幅石屎跌下來,好彩我瞓一邊,太太瞓另一邊,石屎只係壓中我膊頭,如果唔係,我o依家唔會同你講嘢!」
發展商嫌太貴唔吼
其實該幢公務員樓已分契,曾委聘測量師向39間發展商招標重建,但結果無人問津。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表示,公務員樓不是一般細單位,普遍1,000至2,000方呎,「業主除了想樓換樓,還想換了層樓後,有些餘錢,但發展商無可能offer比市價高兩、三倍的價錢!」梁志堅又說:「重建公務員樓要補兩個地價,一個是贖契,另一個是補地積比,因為公務員樓地積比一般是兩至三倍,現時地積比普遍八倍,發展商要補回多了五倍地積比,令到發展成本高昂,「又要解決業主,又要補兩個地價,所以好多發展商寧願收購唐樓,都唔去收公務員樓。」另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認同看補地價多少才知道是否可行(收購重建),似乎三方面若未能就如何補地價計算有新突破,這兩萬伙潛在供應只是得個講字。
公務員樓始於1952年
【話你知】
公務員樓,即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始於1952年,屬公務員房屋福利,公務員可自組合作社,政府以市值三分之一的特惠地價批地建屋,讓公務員以合作社形式建屋,並可獲政府貸款支付地價及建築費,為期20年。至1980年代終止,期間先後成立238個合作社,目前有177個已分契,61個未分契。在已分契中,13個已補地價,其中11幢已重建,如西環寶翠園、紅磡漆咸大廈重建為「昇御門」。
以長沙灣順寧道為例,當時地價連建築費約50萬元,由20社員承擔,每人承擔2.5萬元,其中一名業主指,當時月薪260元,樓價等於十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他又稱,社員要做到退休,先可以繼續居住公務員樓,若中途離職、辭退、提早退休等,公務員樓必須歸還,由其他公務員入住。
3 :
GS(14)@2013-02-05 00:50:48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30204/18156236
【如何計價】
公務員樓業主、發展商、政府三方的角力點在於補地價問題,若補地價,業主除換不到同等質素的樓宇,發展商也因無利可圖,拒絕重建。但若免補地價,變相用公帑資助已受惠的前公務員,究竟補地價有幾高呢?
兩個補價 地價加地積比
中原測量師行執行董事張競達表示,重建公務員樓涉及有兩個補價,第一個是補地價,如居屋般,按公務員合作社當年普遍以三分一地價買地,其補地價就是三分之二。第二個補價是補高空(或補地積比),假如該幢重建公務員樓的地積比是三倍,而現時地積比是六倍,發展商就需要補回這多出三倍的可建樓面面積。
張續稱,按他理解首先要用同區新樓呎價做指標,假設佐敦區的一幢公務員樓地盤面積一萬方呎,地積比是三倍,樓面面積三萬方呎;重建的話,地積比可提升至六倍,樓面面積將是六萬方呎。
假如補價時同區新盤是九龍站凱旋門,當時建築呎價為一萬元,以此推算,發展商需補回增加了的三倍地積比(即三萬方呎樓面面積),即補價三億元,這三億元還未計算補地價。
至於為何當年寶翠園可成功被重建,張說:「冇話做唔到㗎!純粹係錢嘅問題,發展商計掂條數,肯用幾多錢,而業主又想收幾多,兩者傾得掂數就行得通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