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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家擇偶與婚姻的時代印記 東方愚

http://www.dongfangyu.org/?p=4766

文/東方愚

這些年我採訪過數十位形形色色的企業家。很多次，聊到痛快處時，我都會問對方幾句有關「後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處，事業與家庭平衡之道，諸如此 類。我問這些一是為了調節氣氛，二是我信奉「屁股決定腦袋，後院制約前台」。有一次，我去採訪美邦服飾董事長周成建。聊他在溫州創業的經歷，聊企業搬到上 海灘後一些光怪陸離的事；終於，嚮往常一樣，我看到其中一會兒他有些倦意，身體開始往椅背躺靠，我問道，周老闆，你現在的太太是第三任吧，你和前兩任太太 離婚，分別是什麼原因呢？

「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吃驚地看著我，「老弟…這個也要採訪啊？！」我完全預料也能夠理解他的反應，那個時候，當年的「鋼鐵首富」杜雙華和妻 子宋雅紅離奇的「離婚風波」鬧得沸沸揚揚，土豆網CEO王微和妻子楊蕾分道揚鑣後又對簿公堂，創投界名人王功權和知音王琴私奔更是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熱議的 話題，我卻問起周成建的三次婚姻，他自然會警惕起來。

我告訴他我是財經記者，不是娛樂記者；我還告訴他，我只是想從歷任太太在其創業和登上「服裝首富」寶座過程中分別扮演的角色，來看一家企業及掌門人管理風格和性格的嬗變。他還是有些將信將疑，但我覺察到他有表達欲，並在醞釀中，於是我準備洗耳恭聽。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30多年…」這下輪到我吃驚了。如此恢宏的開場白來回答和前兩任太太分手的原因，我一開始以為聽錯了， 「…企業家們的生長和崛起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周成建接著說，「第一個階段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鄉鎮企業中思維敏捷、勤奮能幹的骨幹成為 第一代企業家的種子；第二階段民營經濟野蠻生長的1990年代，第三個階段是2000年之後，企業家群體真正走到歷史舞台中央並擔當起重要角色。這三代人 或三個階段，中國商人們的婚姻特徵各有千秋。」

我聽到一半的時候明白了周成建為何選擇這樣一種方式來解讀婚姻。2002年他將企業從溫州搬到上海時，就下決定慢慢褪去身上的草莽氣。這雖不是一蹴 而就的事，但他在大小場合都會以一種非同往常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有時候聽起來會有些刻意，但這正是他以及許多類似商人的可愛之處。就像這一次，他的 「中國企業家婚姻三段論」，確實很有見的，引人思考。

如他所言的第一代企業家，代表人物有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聯想集團前董事長柳傳志以及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等。這是一幫 「40後」，除了柳傳志卸任又復出直到後來真正退休外，其餘幾位現在仍活躍在商業舞台上。他們大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結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陳紅花嫁人的唯一要求是「對方必須是共產黨員」，沈文榮符合條件，一切都是那麼地水到渠成。宗慶後與妻子施幼珍、柳傳志和妻子龔國興、曹德旺和妻子 陳鳳英的結合，一樣帶有契合那個年代的鮮明的印記。在一個政治語境令人有些窒息的時代裡，人們的婚姻有時「快捷」到今天我們看來不可思議的程度。但這樣的 婚姻卻相對穩固。2009年11月，柳傳志夫婦回到海南白藤農場，這是他們當年下放和結合的地方，兩人憶起當年，百感交集。柳傳志後來說當年的繁重勞動是 「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語中甚至偶爾會來一句國罵，來調侃一個特殊年代裡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這樣的一個場景令人感慨。

有人會說，這一代人只有婚姻沒有愛情。這確實是個值得討論的命題。發生在曹德旺身上的一樁事能夠拋磚引玉。曹德旺結婚時妻子陳巧鳳家底還算殷實，他 卻是個窮小子，他在進入玻璃行業之前做過其它行當的小買賣，都是岳父岳母提供的本錢。後來曹德旺進入當地的玻璃廠（福耀集團前身），幾年後，大約是 1980年代中期成為一名「幹部」時，認識了一位小他十歲的甚為聰穎的姑娘，兩個人相見恨晚，很快有了感情，於是要不要與妻子離婚，成為擺在曹德旺面前的 一個難題。

他最後的選擇是回到妻子身邊——儘管這中間有些基於「不能忘恩負義」之道義的成份（這也是那代人的宿命）。值得一提的是他當時的一項「壯舉」——做問卷調查，調查了數十位當地包括工人、醫生、公務員和農民，核心問題是：你的婚姻幸福嗎？

問卷調查的結果令曹德旺既悵然又釋然。悵然的是，收集來的超過半數的婚姻樣本，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換句話說，沒有人的婚姻是百分百幸福的，男女雙方要做的就是磨合、溝通甚至委曲求全；令他釋然的則是，誰又能保證第二段婚姻就一定沒有瑕疵呢？

2009年3月初，我到曹德旺家中採訪他，當我看到陳鳳英從樓上走下來的時候，我彷彿看到了當年令曹德旺糾結的那個她。我「冒昧」地問起曹德旺當年妻子知道他有外遇時的表現，「她很平靜，」曹德旺說，「是走是留讓我自己決定。」

和上述「40後」企業家們相比，萬科董事長王石、新希望董事長劉永好、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前華遠 集團董事長任志強等「50後」們大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結婚，他們的婚姻有沿襲媒妁之言的，但更多人開始打破藩籬，尋找婚姻自由。從另一層面而言，他們的 學識與個人經歷，也為他們的行動奠定了基礎。譬如黃宏生妻子林衛平是他在華南理工大學的同班同學（李東生也是他們的同學），劉永好是在四川機械工業學校當 老師時，和校醫李巍結婚的。

「50後」們在婚姻出現裂痕時，會比曹德旺們更有勇氣去突破一些宿命的東西——儘管其新選擇仍有屬於他們那個年代的侷限性。任志強的第二任妻子是位 天主教徒，他說這樣的伴侶讓他的婚姻更穩固，也讓他更心安。張茵20歲出頭就結婚並生有一子，但她和丈夫間的摩擦不斷，加上其生性要強，兩人的矛盾愈加明 顯，婚姻隨即宣告結束。在香港創業過程中張茵遇到她的第二任即現在的丈夫劉名中，巴西籍台灣人，是一位牙醫。兩人日久生情，後來走到一起並生有一子。劉名 中雖然和張茵的性格也大不相同，前者內向沉穩，後者富有激情，但兩人彼此寬容，找到了一個平衡點；2006年張茵成為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女首富」，作為 玖久紙業副董事長的劉名中功不可沒。我採訪張茵時，她對2008年自己及企業遭遇系列危機時丈夫的幫助和撫慰之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李東生和第二任即現在的太太魏雪之結合是2006年了。當年TCL業績大俯衝，李氏新婚似乎是為沖喜而來。李東生套現TCL股票金額逾億元，只為補 償前妻洪燕芬。婚後李魏二人的恩愛許多人都曾目睹。2009年一次我與他們一起午餐，彼時李東生剛陪國家領導人出訪回來，魏東當著眾人的面給李東生加菜， 並再次叮囑他出差在外再忙也要堅持在酒店裡游泳放鬆。我真切地能感受到李東生，這位事業大起大落的商業領袖，在找到自己稱心如意另一半時的那種欣慰和滿足 感。

和「50後」們相比， 「60後」企業家們大都在1990年代結婚，他們擇偶的明顯特徵之一是，尋找事業上的伴侶。杜鵑和黃光裕結婚了，一個是銀行的放貸員，一個是創業男，業務 合作使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並共同締造出一個「國美帝國」；張瑛和杭州師範學院的馬老師——馬云結婚了，她後來亦成為阿里巴巴最初創業團隊「十八羅漢」的 成員，談劍和復旦大學的師兄郭廣昌結婚了，人如其名，她同樣成為了復星初創「四劍客」成員，海歸的俞渝和李國慶結婚了，他們一起創辦了噹噹網並做起「聯合 總裁」；海歸的張欣和潘石屹結婚了，儘管小潘已經離過兩次婚，「萬通六君子」的創業宣言使她「顧不了那麼多了」，兩個後來創業了SOHO中國……
事業夥伴型的婚姻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在共同的創業願景和改變人生的決心之驅動下，雪球容易越滾越大。杜鵑的機智和善於待人接物，彌補了黃光裕溫吞與生性多疑的性格缺陷，黃光裕鋃鐺入獄後，杜鵑在之後國美控股權之戰的每一人會合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屬黃氏之幸。

「60後」們通常希望事業和婚姻雙豐收，在做出權衡時也更果敢、犀利。馬云在事業如日中天時令讓妻子張瑛退居幕後；郭廣昌與談劍離異後，與另一位師 妹、上海電視台主持人王津元結合。不過談並沒有離開復星，她現在的身份是復星集團監事長、星之健身俱樂部董事長。離異後仍默契有加，這是中國商業史上少有 的婚變樣本。

不是所有的同齡人都能像馬云和郭廣昌一樣「灑脫」。「利益共同體」的夫妻間一旦產生裂痕，但又必須繼續「共同」著，尷尬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李國 慶和俞渝、潘石屹和張欣，均屬這種類型。為了噹噹網上市，罅隙多多的李國慶和俞渝只能假裝如當年志同道合一般；SOHO中國內部都在談論企業「姓潘」還是 「姓張」（當然，英國回來的張欣隨夫姓，法律文件上名為潘張欣）以及站隊事宜了，潘石屹和張欣對外只能假裝若無其事，潘石屹按捺不住，發出「新秩序的建立 需要磋商文化」的感慨，瞭解他們夫妻者知道話中有話。

作為商業舞台上主角的「60後」們正在老去，現在「70後」正在成為主力，「80後」企業家們也在冉冉升起。這兩個群體大都在2000年之後結婚。其擇偶特徵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託。分眾傳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陳玉佳（鳳凰衛視主持人）便是此種類型。

當然。江陳二人走在一起時，也恰逢分眾傳媒業績一洩千里，江南春之前狂妄、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企業瘋狂併購的舉措導致了這一切。不過新婚之後，先前那 個江南春不見了，「新的」江南春沉穩、老道、幽默、享受生活，他開始反思分眾的商業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我終於找到了原點。」他也曾想把分眾賣給新 浪，自己徹底「歇一歇」，結果未能如願，只好從新趕路。

50後的李東生和郭台銘，在尋找新的伴侶時，何嘗不是持上述標準呢。李東生和魏雪現在他們二人經常在微博上「明送秋波」，「夫人的幸福才是先生最大的成就感。」李東生說。而郭台銘和身為舞蹈老師的嬌妻曾馨瑩，一樣各得其所，恩愛有加。

「80後」企業家們的婚姻似乎現在討論為時尚早。一來現今仍單身者眾多，二來能夠真正稱得上企業家的「80後」還是一個小群體。那些個富二代們，雖 然羽翼正豐滿起來，但在他們父輩們真正退居幕後之前，他們能否自成體系並具有駕馭一艘大船的能力，尚是個未知數。值得一提的是海鑫鋼鐵董事長李兆會，十年 前他父親李海倉被人槍殺，在澳洲留學的他回國，被迫挑起這家山西最大民營企業的重擔，雖有爺爺指點迷津和叔輩幫助，但海鑫能夠幾年內業績翻番，李兆會的成 熟速度之快超出外界想像。三年前我曾在山西和李家人喝過一次酒，李兆會的六叔、海鑫鋼鐵總經理李文傑對李兆會的能力讚不絕口，特別提及儘管全球金融危機， 李兆會仍然在證券市場斬獲頗豐。李兆會的太太是演員車曉，即電影《非誠勿擾》裡扮演「一年一次」的那個性冷淡女。

言歸正傳。周成建用大時代下企業家擇偶和婚姻的變遷，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的三次婚姻分別對應了三個階段的特徵（媒妁之 言、事業夥伴和精神寄託），時代變化太快了，我沒那麼大的胸懷（從一而終）。」他說這句話的那一刻，我覺得他夠坦誠， 不過，他還是擔心我對他結過三次婚產生某種聯想，於是隨即向我補充道：「我現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給我很大的啟發，同時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覺得現在自己很幸 福。」

「長青」的印記

楊崑山一做四十年 當上ＳＧＳ百年首位華人總裁 從公共工程至食安 讓全民安心的印記

【短劄】日本印記三則

日本第二名的釘子戶

這間雜貨店是富士山下最牛釘子戶，店主老太太的家把進景區的路擋了，要她拆，她擺了個小鋪子，其實也賺不了幾個錢，可她樂意，無論如何橫豎就是不讓拆。政府沒辦法，只好從她鋪子左側那條小路借道過去，車是進不去了，所有遊客只好下來走，也只能走一個，走兩個人一個就得側身。此戶是全日本最著名釘子戶第二名。第一名是成田機場那個。像老太太這樣仍在工作的日本老人大有人在。開出租車和旅遊大巴的很多都是老年人，下行李還飛快。導遊說，有一回一個75歲的老司機開車，連開兩天，一次連續五小時，他怕老人睡著，一直跟他嘮嗑，嘮到他煩了，說：小夥子，你別擔心，我不會睡著的，因為這是我的工作。……啊啊，不服老。

細節管理堪稱一絕

垃圾分類管理近乎苛刻，所以到處纖塵不染。公共政策除了執行力（制定極其嚴苛的法律處罰）也需要公民意識配合。在日本必須自行垃圾分類後交付（有的車上直接粉碎），否則放回你家門口。有些規定細致到：某些垃圾必須晚九點交付，因為九點前烏鴉尚未歸巢怕烏鴉叼。我們的導遊小夥的日本準嶽父到他家樓下，見打回的垃圾是女婿的，就拎上樓重新分類，從下午等到晚上九點交給垃圾車，把他痛罵一頓。除了幹凈和有秩序之外，日本人註重小處的方便：洗手間說明清晰，還有供母子一起方便用的大小馬桶；男小便池旁設傘鉤；床頭櫃旁有小電筒；賓館兩三階臺階就有行李道；小飯館坐椅旁有放包包的小筐。把小日子管理得舒舒服服的。

食品安全“不近人情”

一個在日本打工的中國東北小夥親身經歷，他去便當廠工作，就是生產快餐的工廠，全身消毒，換上工作服，要舉著雙手進操作間，跟手術大夫進手術室一樣。如果分揀菜品中不慎手碰了眼睛或臉，第一次批評教育，馬上重新消毒換工作服再工作；第二次再犯，嚴重警告；第三次開除。臉上再癢也只能用別的方法解決。小夥不慎碰了兩回，實在幹不下去了，就故意碰了第三下。開除。北海道某牛奶品牌只因為把賞味期15日誤寫成16日，結果就此完蛋，品牌信譽一落千丈，完全賣不動了。只好買一送一，日本人還是不買賬，只有中國留學生去揀便宜。最後這家牛奶品牌因為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幾乎倒閉，只能在北海道地區賣賣。

專訪周強武：G20杭州峰會 中國留下深刻印記

西子湖畔的杭州已經進入G20時間。中國擔任主席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於9月4日下午在杭州開幕。

各方期待中國作為主席國舉辦G20杭州峰會將為全球經濟增長和G20機制本身留下什麽?為此，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主任周強武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杭州峰會將為G20留下深刻的中國印記。

“2008年以來G20的歷次峰會，中國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但還沒有哪一次G20峰會能夠像中國作為主席國(舉辦的杭州峰會)這樣，中國在G20議程設定上，在推動改革上，起到這麽重要的作用，留下這麽深的印記。”周強武說。

今年G20杭州峰會的主題是“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具體包括，“創新的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發展”四大主題。

談到G20杭州峰會眾多成果，周強武認為，今年中國作為主席國的G20財金渠道的最大亮點是結構性改革，第二個亮點是投資與基礎設施。而過剩產能問題可能成為核心議題外的一個略有爭議，同時充滿博弈的關註點。

上海、華盛頓、成都，周強武全程參與了今年中國作為主席國舉辦的歷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親歷了結構性改革量化方案的提出與推動的全過程。

在今年2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上海會議的公報中，各方同意各自以及共同使用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所有政策工具來增強信心，維護和增進複蘇。

周強武告訴本報記者，杭州峰會將通過提出結構性改革的“九大優先領域、48項指導性原則和12大指標體系”的量化儀表盤來衡量問診G20各國的結構性改革進展與問題。

周強武指出，明年擔任G20峰會主席國的德國同樣將結構性改革作為核心議題之一，他期待能進一步優化相關指標和評估體系。

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主任周強武

周強武認為，作為主席國，在籌備G20峰會的這一年中，中國較好地協調了4組關系，一是G20下的中美協調;二是三駕馬車的協調，即中國與上任主席國土耳其、下任主席國德國的關系;三是與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多邊機構的協調;四是中國作為主席國自身與G20各方的協調。

同樣歷經多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周強武，談到G20中的“G2”(中美)時說，“從2月份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的上海會議開始，中美協調為今年G20財金渠道的成果奠定了一個最堅實的基礎。”

周強武告訴本報記者，如果沒有中美的協調，G20幾乎就不可能升格為峰會。2008年G20形成峰會機制以來，盡管中美在歷次峰會中，有一些不同，但還是以協調為主。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就是今年中國接過G20主席國地位以後中美間的協調。

談到G20的未來，周強武認為，短期應該關註G20杭州峰會成果下一步的具體落實、“中國印記”議題的連續性;中長期來說，G20機制應該更聚焦，更專註，避免過度泛化。

對於中國在G20中的作用，周強武認為，中國現在是東道國，明年是三駕馬車成員，未來中國在G20當中都是作為最重要的一方。

“中國在議程設定上，不僅要保持和落實杭州峰會成果，而且還要在未來發出更有力的聲音。過去這幾年力量比較大，今年主席國的印記很深，將來同樣值得期待。”

結構性改革是當之無愧的亮點

第一財經：在您看來，G20杭州峰會最應該聚焦的亮點是什麽?

周強武：我認為今年G20杭州峰會當仁不讓的最大亮點是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在中國力推下，G20在加強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明確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形成了一套衡量改革進展和成效的指標體系。這一頂層設計將在峰會上獲得通過。

這對全球經濟中長期增長將是濃重的一筆。也許眼下看不出其效果，但三年五年，只要結構性改革衡量體系被傳承下去，並不斷實現優化，這將對全球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治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到現在快8年了，世界經濟仍未真正起色，一個側面能說明G20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G20確保了世界經濟沒有更壞，但如何使其更好仍缺乏手段和約束力。G20應該更有效地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更有力地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實際上每年都會討論結構性改革，遺憾的是G20結構性改革過去更多是定性分析，缺少定量推動。

中國作為主席國的亮點在於，把過去四五年來G20討論的結構性問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采用新的方法來推動。實際上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這個帶有明顯中國印記的解決方案將是杭州峰會一個重要的成果。

第一財經：結構性改革的量化指標體系具體是怎樣的?

周強武：所提出的九大優先領域，48條指導性原則和12項指標體系已經使深化結構性改革(方案)固化出來，未來G20各方結構性改革進展將做成一個儀表盤(dashboard)。值得註意的是，根據成都G20財長會，各方同意根據指標體系每兩年就改革的進展進行一次評估，並且評估結果將納入到G20問責體系中。這本身對G20各國的結構性改革將是一種牽引和一種壓力。

12項指標體系中包含勞動生產率、就業率、收入差距(基尼系數)以及公共投資占比等構成了相對核心的指標。經過各方充分討論後，除這四大指標外，最終確立了涉及投資貿易、創業、研發投入等方面的12個指標。未來，各個國家可以從12個里面自選7項指標。這些指標的制定以及量化體系的搭建是中外專家共同合作的成果，其中，經合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財經：如果依據上述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儀表盤來評估，各國的結構性改革將呈現出怎樣的差異?最終的約束力又如何體現?

周強武：這個結構性量化儀表盤是7項指標體系，最終拿出來的“成績單”很難預測。

一定要比較的話，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某些指標的起點得分可能會比新興市場國家好看一點。比如，歐洲、日本等國家，由於社會保障很好，收入差距這項指標起點數據就會更好些。不過美國和歐洲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且很難推動和有起色。

在中國大力推動下，G20並非想制定一套指標來壓低一些國家，擡高另一些國家。若推出儀表盤，中國自身的起點指標數字未必很好，會有高有低，例如以收入差距為例，數據就會比較低。所以拿出這套改革設計，中國作為主席國，是站在一個推動世界經濟中長期向好的高度來看這個問題的。之所以是結構性問題，都是些各國難以解決的頑疾，但只有推動這些結構性頑疾的解決，世界經濟才能真正向好。

中國領頭推動深化結構性改革，表現出作為主席國應有的責任和擔當，也表現出中國自身能直面問題。事實上，在推動G20的結構改革的同時，中國國內正面臨供給側結構改革、財稅改革、去產能等領域改革深水區任務，這些改革可以與G20結構性改革一起，形成合力，全力推進我們自身各項改革。

第一財經：未來結構性改革會失去當下在杭州峰會中的地位嗎?

周強武：據我了解，第一，下一屆主席國德國對G20結構性改革是非常支持的。德國長期以來一直重視結構性改革，這也是德國經濟為何一直能保持韌性的主要原因。我個人覺得，德國接過G20主席國位置以後，將在現有共識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改革。希望德國能進一步完善現有的指標體系，包括能簡化指標體系，甚至加權做出一個結構性改革的衡量指數，這將會更直觀，更具可比性。

第二，G20各方一致同意“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將此寫入正式公告當中，要把結構性改革每兩年進行一次審議，並將審議納入G20的問責報告體系當中。

第三，全球經濟形勢會讓人們越來越關註結構性改革。在可見的未來，兩三年里或更長，全球經濟都有很大的下行壓力和不確定性。越是這樣，G20機制就越顯重要，相關的議題就會繼續推進。

有這樣機制的保障，我們應該對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有信心，會在下一任以及下幾任主席國當中，把結構性改革不斷引向深入，而且會在指標體系的建立和儀表盤的可對比性、可監測性方面做得更清晰。

G20原本是一個全球危機應對的機制。如果一旦遇到國際經濟重大問題，比如黑天鵝事件，G20峰會的風向標都有立刻發生轉變的可能。但是G20正在由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機制轉變，這種轉變將十分有利於推動結構性改革。下屆主席國德國明確支持這一議程，前景很好。同時，作為G20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今後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覷。中德等國一起協同，將能有效保證G20有關結構性改革的勢頭。

建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

第一財經：您認為今年峰會還有哪些亮點?

周強武：我認為第二個亮點是基礎設施投資和互聯互通建設。全球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要想中長期進行發展，全球互聯互通能夠為未來長期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因此要加強基礎設施的投入，其中包含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括美國都有這樣的需求，美國的基礎設施多建於上世紀50年代，目前已嚴重老化。

具體包含三個方面。第一，要體現多邊開發機構核心作用，世界銀行等11家多邊開發機構共同發表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各自通過優化資產負債表等措施，宣布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的量化目標，並加強新老多邊開發機構的合作。

世界銀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FC)、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等機構都承諾在未來三到五年加大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幅或占總投資規模的比例。

第二，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以加強全球和區域主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整體合作與協調，加強基礎設施信息分享和溝通。世界銀行將作為聯盟秘書處具體負責該項成果的後續落實工作。

第三，鼓勵多邊開發機構、機構投資者和私人部門協同構建基礎設施投資多元資金機制和渠道。多邊開發機構資金的引導性很強，其一元錢可能帶動投資3~5元錢，這些引導性的力量可以撬動機構投資者和私營部門的資金進入基礎設施。

中國這些倡議得到多邊開發機構的積極響應和G20各方的支持，將成為杭州峰會的重要成果。下任主席國德國將繼續推動多邊開發機構調動私人部門投資這一重要議題。

可以說，加大對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G20各方共識，這恰好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所在。

G20與“G2”

第一財經：您認為美國在本屆G20杭州峰會上最感興趣的是什麽話題?

周強武：過剩產能問題是美國一直熱衷的議題。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就此已展開了討論，並形成了一定共識。中美雙方在G20杭州峰會前一直保持溝通和協商，過剩產能問題是討論的一個重點。

中方觀點在中美雙邊場合和G20多邊場合已表達得非常清楚，產能過剩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尋求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在今年G20貿易部長和財長層面都進行了較充分的討論，達成了共識，並反映在有關公報中。若杭州峰會繼續討論這一議題，取決於各方的意願和各方的共同努力。能否在已有的共識基礎上形成新的成果，值得觀察。

我認為，過剩產能是個結構性問題，也確實需要加以認真對待。但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各方需耐心和智慧，而不是相互抱怨和指責。中國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已表現出了壯士斷腕的決心，拿出了具體的方案。中國的做法應該得到G20各方包括美方的充分肯定。

第一財經：您如何評價中美在G20機制下的協調?特別是中國擔任主席國的杭州峰會?

周強武：坦率地講，依我看，如果沒有中美的協調，G20幾乎就不可能形成峰會機制，這個大家在閱讀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自傳里面已經寫得非常清晰。當時美國提議將G20升格為峰會的時候，中方給予了關鍵支持。如果沒有中美在G20的合作，像2010年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和國際貨幣基金份額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得以實現。

在G20於2008年升格為峰會以來，中美在歷次峰會中，有分歧，但總體上協調的勢頭和力度不斷得到提升。今年中國接過G20主席國後，中美在雙邊和多邊層面都加強了溝通和協調。

以今年2月份上海財長會為例，此次財長會首次確立了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各方首次承諾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同意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討論溝通，從而穩定了市場預期。G20上海財長會成功舉辦為G20財金渠道甚至是峰會成果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這得益於G20各方的合作，也得益於中美在會前會中進行的大量充分和有效的政策溝通和協調。

接下來，杭州峰會的大量成果，如果要得以順利落實的話，還需要中美加大協調，包括進入到德國周期以後。

總體看，在G20機制下，中美協調並非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若沒有中美協調，G20將更糟，其有效性將更打折扣。

世界期待中國方案

第一財經：您如何看待未來杭州峰會後中國在G20中的作用與角色?

周強武：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G20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G20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成員國也真心希望中國為完善包括G20在內的全球治理體系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願同G20各方一道，為推動杭州峰會成果的落實，為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繼續貢獻中國的智慧。

第一財經：您認為G20應該擴大合作領域還是更加聚焦?

周強武：G20這個機制實際上在我看來還是應該更聚焦。

在全球層面，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國際貿易組織(WTO)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發揮著不同作用。G20是一個負責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論壇，不是萬能的，也不是萬向的;在其還遠未機制化的情況下，G20討論的議題應更聚焦，G20及其他全球多邊機制應各司其職，同時又要相互配合，相互倚重，各方今後應探討如何加強G20政策的執行力和有效性。

第一財經：您認為哪些問題是必須要通過G20來洽談完成的?

周強武：G20峰會機制是雙軌制，即協調人渠道和財金渠道。協調人渠道主要是從政治上為峰會協調和鎖定成果，包括協調和統領各專業部長會議對相關問題的討論，進一步豐富峰會成果。

但G20峰會主要成果還是出自財金渠道關註的問題，包括：如何把脈全球經濟形勢，如何把控短期風險，如何應對中長期挑戰，通過加強宏觀層面的政策協調，綜合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各種政策工具，促進經濟增長。當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稅收合作等也是重要議題。

此外，金融監管改革和國際金融架構改革是另外兩個重點領域。

近年來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果，全球金融體系穩健性不斷增強。但是，全球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還需加強，包括需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優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工具。

我們一直都在呼籲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認為，G20就是討論這一問題最好的場合。未來，各方要花大氣力，推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一階段的改革，讓發展中國家真正能享有平等的聲音和權益。這個改革有難度，需逐步推進。

北京遇上西雅圖 中國數字閱讀革新下的Kindle印記 | 商業觀察

上周一個難得的晴好天氣，在位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附近的全球第一家亞馬遜線下書店Amazon Books，中國顧客盛勇正向同行的朋友推薦一款最新版的Kindle電子書，他已經至少買了4款Kindle，從2010年買第一款初級版，到暢銷版本Paperwhite，再到後來的Voyage和Oasis版本。

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將紙質書束之高閣，只在作為“大部頭”收藏時才會入手，日常則轉為用電子閱讀器和手機看書。便攜、便宜等優點改變了傳統閱讀方式，就像從PC到移動互聯網的變革那樣。

Kindle花了3年多時間(在去年下半年)將中國市場的銷量做到了全球第一，每年銷售百萬級。在“中國人普遍不讀書”的刻板印象下，這個成績的確讓人有些驚訝，背後並不只是中國人口基數大這個紅利因素在發揮作用，邏輯可以先從亞馬遜的書店說起。

華盛頓大學旁邊的這家Amazon Books存放有6000多本書，從商業、小說到美食和兒童繪本，每本書都是封面朝前擺放，不同於通常的書脊面對讀者。書目下方對應的是由亞馬遜線上用戶貢獻的一則書評。用app掃描書的封面或條碼可以查看網上書店的詳情，幾乎店里的每一本書都有Kindle版。

盛勇拿綁定了美國Prime(亞馬遜會員服務)賬號的信用卡付款時，系統自動識別出這張卡背後的會員權益，打了折。如果不是Prime會員，在店里買書與亞馬遜上同價。據現場收銀員估算，大約有20%的顧客會用手機里的亞馬遜app賬戶付款。

據書店一位媒介負責人Deborah Bass女士介紹，書目的選擇主要根據亞馬遜後臺的用戶大數據，並結合書商的數據。像這樣的店全美已開了6家，並在加速擴張中。大數據的優勢是可以細化到一個城市的閱讀偏好，比如西雅圖人喜歡看的書和紐約人就不一樣。

從1995年起家時的在線書城形態，到後來的Kindle閱讀器，再到2015年年底開出第一家線下書店，對和圖書有深厚淵源的亞馬遜而言，好像是一個輪回。早年貝索斯創立在線商城，與星巴克創始人舒爾茨談合作，想將亞馬遜的廣告與書目信息放在星巴克收銀臺旁邊做展示，舒爾茨曾對貝索斯說：“沒有實體店將阻礙你們未來的發展。”如今，從實體書店Amazon Books到人工智能超市Amazon Go，線上起家的亞馬遜的確在向線下擴張，只不過用的是一種與傳統零售截然不同的方式。

2007年推出的Kindle就像是線上線下這兩端的一個中間體，用戶在線付費後將電子書下載到閱讀器里，內容可以在Kindle和Kindle手機客戶端上共享閱讀進度。在線購買，線下消費。

當來自北京的盛勇在西雅圖Amazon Books為同伴推薦Kindle時，位於北京美術館東街的三聯書店正通宵營業。在這個讀書越來越成為奢侈品的浮躁年代，這家裝修陳舊的老書店似乎是堅守讀書人情懷的最後的實體象征符號。

與美國經常能看到地鐵、公交里手拿紙質書的乘客不同，中國人更喜歡手機不離手地刷朋友圈，或在頭條、網絡文學里打發時間。掌閱、QQ閱讀、網易雲閱讀等移動端app培養了中國年輕人的數字閱讀習慣，這種閱讀是碎片化的、偏娛樂消遣的，真正的嚴肅閱讀則羞澀地隱藏在公眾視線背後。

Kindle在2013年正式入華銷售時，中國市場已經被各種款式的國產和日本電子閱讀器，以及網絡文學內容占據。當時匹配Kindle的電子書目只有1萬本左右，內容上沒有優勢，Kindle先是靠硬件在同類產品中取勝，憑借亞馬遜的品牌背書和客服體驗在用戶端建立信任，再一步步擴充內容規模。盡管Kindle與QQ閱讀存在一定的競爭空間，但兩個陣營的用戶交集並不算大。亞馬遜中國總裁、將Kindle帶入中國的張文翊向筆者給出的中國Kindle用戶畫像顯示，男性用戶比例更高，且整體更偏年輕化，這與美國市場截然不同，美國70%是女性用戶，且整體年齡偏大。她曾針對中國女性用戶的偏好創新地推出了一款白色Kindle，並將它推向全球市場。

筆者問過多位中國Kindle愛好者為什麽不再讀帶有墨香的紙質書，回答基本一致：紙質書太重，(中國書籍從紙張選擇到裝幀繁複上都比美國書厚重)，路上讀不方便，搬家時更抓狂，現在Kindle版的中文書目越來越多，閱讀器的體驗也更趨於紙張。

用戶市場之外，出版社也在轉變思路。亞馬遜早年在線賣書時，曾一度與美國幾大出版商關系緊張，後者認為亞馬遜搶了自己的生意。隨著數字閱讀時代的到來，傳統書商看清了市場變化，或自建電子書體系，或把這項工作交給亞馬遜。電子書與紙質書更趨向於互補而非抵消關系。趨勢之下，中國出版社也在持續接納電子版權，選擇以同步推出紙書和電子書的方式出版新書的比例正在提升。

內容生態里的勝者將最終贏得讀者，但Kindle也遇到一些新的難題。比如年輕一代中國作者的版權意識更先進，一些人喜歡將紙質書版權、電子書版權，甚至包括影視作品改編權分散授權到不同的籃子里，這意味著Kindle在擴充中文書目的過程中需要走更多的路。

作為一個特殊的閱讀群體，中國讀者對Kindle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有聲讀物。被喜馬拉雅等有聲app培養的中國讀者希望Kindle幫他們讀書，這樣就能在更多場景下解放雙手與眼睛，比如開車時。坐擁全球第一大市場，Kindle中國團隊沒理由不做本土化匹配。時下熱門的《人民的名義》火速上線了Kindle版，網絡文學《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出現在Kindle書庫里。文化差異對硬件的影響很小，而內容生態構建需要更多本地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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